作者：余光中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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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试读：
简介
余光中在生命里从容難的诗人
在时光中畅快漂泊的旅客
余光中先生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还曾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是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和优秀翻译家。第一章南半球的冬天
你是旅客，短暂也是永久的,血肉之身也是形而上的。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似乎可以想一想灵魂的问题,而且似乎会有答案。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人霏霏令人更想人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巳不再，牧童遥指巳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巳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人“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雳，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人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人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两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粼粼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层层，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人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嗽嗽，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減，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1974年春分之夜望乡的牧神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一直拖到感恩节，还不落雪。事后大家都说，那年的冬季，也不像往年那么长，那么严厉。雪是下了，但不像那么深，那么频。幸好圣诞节的一场还积得够厚，否则圣诞老人就显得狼狈失措了。
那年的秋季，我刚刚结束了一年浪游式的讲学，告别了第三十三张席梦思，回到密歇根来定居。许多好朋友都在美国，但黄用和华苓在爱奥华，梨华远在纽约，一个长途电话能令人破产。咪咪手续未备，还阻隔半个大陆加一个海加一个海关。航空邮简是一种迟缓的箭，射到对海，火早巳熄了，余烬显得特别冷。
那年的秋季，显得特别长。草，在渐渐寒冷的天气里，久久不枯。空气又干，又爽，又脆。站在下风的地方，可以嗅出树叶，满林子树叶散播的死讯，以及整个中西部成熟后的体香。中西部的秋季，是一场弥月不熄的野火，从浅黄到血红到暗赭到郁沉沉的浓栗，从爱奥华一直烧到俄亥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维持好几十郡的灿烂。云罗张在特别洁净的蓝虚蓝无上，白得特别惹眼。谁要用剪刀去剪，一定装满好几箩筐。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像一段雏形的永恒。我几乎以为，站在四围的秋色里，那种圆溜溜的成熟感，会永远悬在那里，不坠下来。终于一切瓜一切果都过肥过重了，从腴沃中升起来的仍垂向腴沃。每到黄昏，太阳也垂垂落向南瓜田里，红橙橙的，一只熟得不能再熟下去的，特大号的南瓜。日子就像这样过去。晴天之后仍然是晴天之后仍然是完整无憾饱满得不能再饱满的晴天，敲上去会敲出音乐来的稀金属的晴天。就这样微酩地饮着清醒的秋季，好怎么不好，就是太寂寞了。在西密歇根大学，开了三门课，我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写信。但更多的时间，我用来幻想，而且回忆，回忆在有一个岛上做过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情，一直到半夜，到半夜以后。有些事情，曾经恨过的，再恨一次；曾经恋过的，再恋一次；有些无聊，甚至再无聊一次。一切都离我很久，很远。我不知道，我的寂寞应该以时间或空间为半径。就这样，我独自坐到午夜以后，看窗外的夜比《圣经·旧约》更黑，万籁俱死之中，听两颊的胡髭无赖地长着，应和着腕表巡回的秒针。
这样说，你就明白了。那年的秋季特别长。我不过是个客座教授，悠悠荡荡的，无挂无牵。我的生活就像一部翻译小说，情节不多，气氛很浓；也有其现实的一面，但那是异国的现实，不算数的。例如汽车保险到期了，明天要记得打电话给那家保险公司；公寓的邮差怪可亲的，圣诞节要不要送他件小礼品等等。究竟只是一部翻译小说，气氛再浓，只能当作一场逼真的梦罢了。而尤其可笑的是，读来读去，连一个女主角也不见。男主角又如此的无味。这部恶汉体的(picaresque)小说，应该是没有销路的。不成其为配角的配角，倒有几位。劳悌芬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我教过的一百六十几个美国大孩子之中，劳悌芬和其他少数几位，大概会长久留在我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巧合。有一个黑发的东方人，去到密歇根，恰巧会到那一个大学。恰巧那一年，有一个金发的美国青年，也在那大学里。恰巧金发选了黑发的课，恰巧谁也不讨厌谁，于是金发出现在那部翻译小说里。
那年的秋季，本来应该更长更长的。是劳悌芬，使它显得不那样长。劳悌芬，是我给金发取的中文名字。他的本名是 Stephen Cloud。一个姓云的人，应该是洒脱的。劳悌芬倒不怎么洒脱。他毋宁是有些腼腆的，不像班上其他的男孩，爱逗着女同学说笑。他也爱笑，但大半是坐在后排，大家都笑时他也参加笑，会笑得有些脸红。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戴隐形眼镜的。
同时，秋季愈益深了。女学生们开始穿大衣来教室。上课的时候，掌大的枫树落叶，会簌簌叩打大幅的玻璃窗。我仍记得，那天早晨刚落过霜，我正讲到杜甫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忽然瞥见红叶黄叶之上，联邦的星条旗扬在猎猎的风中，一种摧心折骨的无边秋感，自头盖骨一直麻到十个指尖。有三四秒钟我说不出话来。但脸上的颜色一定泄漏了什么。下了课，劳悌芬走过来，问我周末有没有约会。当我的回答是否定时，他说：“我家在农场上，此地南去四十多英里。星期天就是万圣节了。如果你有兴致，我想请你去住两三天。”
所以三天后，我就坐在他西德产的小汽车右座，向南方出发了。10月底的一个半下午，小阳春停在最美的焦距上，湿度至小，能见度至大，风景呈现最清晰的轮廓。出了卡拉马如(Kalamazoo)，密歇根南部的大平原抚得好空好阔，浩浩乎如一片陆海，偶然的农庄和丛树散布如列屿。在这样响当当的晴朗里，这样高速这样平稳地驰骋，令人幻觉是在驾驶游艇。一切都退得很远，腾出最开敞的空间，让你回旋。秋，确是奇妙的季节。每个人都幻觉自己像两万英尺高的卷云那么轻，一大张卷云卷起来称一称也不过几磅。又像空气那么透明，连忧愁也是薄薄的，用裁纸刀这么一裁就裁开了。公路，像一条有魔术的白地毡，在车头前面不断舒展，同时在车尾不断卷起。
如是卷了二十几英里，西德的小车在一面小湖旁停了下来。密歇根原是千湖之州，五大湖之间尚有无数小泽。像其他的小泽一样，面前的这个湖蓝得染人肝肺。立在湖边，对着满满的湖水，似乎有一只幻异的蓝眼瞳在施术催眠，令人意识到一种不安的美。所以说秋是难解的。秋是一种不可置信而居然延长了这么久的奇迹，总令人觉得有点不安。就像此刻，秋色四面，上面是土耳其玉的天穹，下面是普鲁士蓝的清澄，风起时，满枫林的叶子滚动香熟的灿阳，仿佛打翻了一匣子的玛瑙。莫奈和西斯莱死了，印象主义的画面永生。
这只是刹那的感觉罢了。下一刻，我发现劳悌芬在喊我。他站在一株大黑橡下面。赤揭如焦的橡叶丛底，露出一间白漆木板钉成的小屋。走进去，才发现是一爿小杂货店。陈设古朴可笑，饶有殖民时期风味。西洋杉铺成的地板，走过时乳乳有声。这种小铺子在城市里是巳经绝迹了。店主是一个满脸斑点的胖妇人。劳悌芬向她买了十几根红白相间的竿竿糖，满意地和我走出店来。
橡叶萧萧，风中甚有寒意。我们赶回车上，重新上路。劳悌芬把糖袋子递过来，任我抽了两根。糖味不太甜，有点薄荷在里面，嚼起来倒也津津可口。劳悌芬解释说：“你知道，老太婆那家小店，开了十几年了，生意不好，也不关门。读初中起，我就认得她了，也不觉得她的糖有什么好吃。后来去卡拉马如上大学，每次回家，一定找她聊天，同时买点糖吃，让她高兴高兴。现在居然成了习惯，每到周末，就想起薄荷糖来了。”“是蛮好吃。再给我一根。你也是，别的男孩子一到周末就约chic去了，你倒去看祖母。”
劳悌芬红着脸傻笑。过了一会，他说：“女孩子麻烦。她们喝酒，还做好多别的事。”“我们班上的好像都很乖。例如路丝——”“啰，满嘴的存在主义什么的，好烦。还不如那个老婆婆坦白！”“你不像其他的美国男孩子。”
劳悌芬耸耸肩，接着又傻笑起来。一辆货车挡在前面，他一踩油门，超了过去。把一袋糖吃光，就到了劳悌芬的家了。太阳巳经偏西。夕照正当红漆的仓库，特别显得明艳映颊。劳悌芬把车停在两层的木屋前和他父亲的旅行车并列在一起。一个丰硕的妇人从屋里探头出来，大呼说：“Steve！我晓得是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风好冷，快进来吧！”
劳悌芬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和弟弟侯伯(Herbert)。终于大家在晚餐桌边坐定。这才发现，他的父亲不过五十岁，巳然满头白发，可是白得整齐而洁净，反而为他清瘦的面容增添光辉。侯伯是一个很漂亮的，伶手俐脚的小伙子。但形成晚餐桌上暖洋洋的气氛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胸脯宽阔，眸光亲切的妇人，笑起来时，启露白而齐的齿光，映得满座粲然。她一直忙着传递盘碟。看见我饮牛奶时狐疑的脸色，她说：“味道有点怪，是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母牛挤的奶，原奶，和超级市场上买到的不同。等会你再尝尝我们自己的榨苹果汁看。”“你们好像不喝酒。”我说。“爸爸不要我们喝，”劳悌芬看了父亲一眼，“我们只喝牛奶。”“我们是清教徒，”他父亲眯着眼睛说，“不喝酒，不抽烟。从我的祖父起就是这样子。”
接着他母亲站起来，移走满桌子残肴，为大家端来一碟碟南瓜饼。“Steve，他母亲说，“明天晚上汤普森家的孩子们说了要来闹节的。“不招待，就作怪。余先生听说过吧？糖倒是准备了好几包。就缺一盏南瓜灯。地下室有三四只空南瓜，你等会去挑一只雕一雕。我要去挤牛奶了。”
等他父亲也吃罢南瓜饼，起身去牛栏里帮他母亲挤奶时，劳悌芬便到地下室去。不久，他捧了一只脸盆大小的空干南瓜来，开始雕起假面来。他在上端先开了两只菱形的眼睛，再向中部挖出一只鼻子，最后，又挖了一张新月形的阔嘴，嘴角向上。接着他把假面推到我的面前，问我像不像。相了一会，我说：“嘴好像太小了。”
于是他又把嘴向两边开得更大。然后他说：“我们把它放到外面去吧。”
我们推门出去。他把南瓜脸放在走廊的地板上，从夹克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截白蜡烛，塞到蒂眼里，企图把它燃起。风又急又冷，一吹，就熄了。徒然试了几次，他说：“算了，明晚再点吧。我们早点睡。明天还要去打野兔子呢。”
第二天下午，我们果然背着猎枪，去打猎了。这在我说来，是有点滑稽的。我从来没有打猎的经验。军训课上，是射过几发子弹，但距离红心不晓得有好远。劳悌芬却兴致勃勃，坚持要去。“上个周末没有回家。再上个周末，帮爸爸驾收割机收黄豆。一直没有机会到后面的林子里去。”
劳悌芬穿了一件粗帆布的宽大夹克，长及膝盖，阔腰带一束，显得五英尺十英寸上下的身材，分外英挺。他把较旧式的一把猎枪递给我，说：“就凑合着用一下吧。1958年出品，本来是我弟弟用的。”看见我犹豫的脸色，他笑笑说：“放松一点。只要不向我身上打就行。很有趣的，你不妨试试看。”
我原有一肚子的话要问他。可是他巳经领先向屋后的橡树林欣然出发了。我端着枪跟上去。两人绕过黄白相间的耿西牛群的牧地，走上了小木桥彼端的小土径，在犹青的乱草丛中蜿蜒而行。天气依然爽朗朗地晴。风巳转弱，阳光不转瞬地凝视着平野，但空气拂在肌肤上，依然冷得人神志清醒，反应敏锐。舞了一天一夜的斑斓树叶，都悬在空际，浴在阳光金黄的好脾气中。这样美好而完整的静谧，用一发猎枪子弹给炸碎了，岂不是可惜。“一只野兔也不见呢。”我说。“别慌。到前面的橡树丛里去等等看。”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努力向野草丛中搜索，企图在劳悌芬之前发现什么风吹草动；如此，我虽未必能打中什么，至少可以提醒我的同伴。这样想着，我就紧紧追上了劳悌芬。蓦地，我的猎伴举起枪来，接着耳边炸开了一声脆而短的骤响。一样毛茸茸的灰黄的物体从十几码外的黑橡树上坠了下来。“打中了！打中了！”劳悌芬向那边奔过去。“是什么？”我追过去。
等到我赶上他时，他正挥着枪柄在追打什么。然后我发现草坡下，劳悌芬脚边的一个橡树窟窿里，一只松鼠尚在抽搐。不到半分钟，它就完全静止了。“死了。”劳悌芬说。“可怜的小家伙。”我摇摇头。我一向喜欢松鼠。以前在爱奥华念书的时候，我常爱从红砖的古楼上，俯瞰这些长尾多毛的小动物，在修得平整的草地上嬉戏。我尤其爱看它们躬身而立，捧食松果的样子。劳悌芬捡起松鼠。它的右腿渗出血来，修长的尾巴垂着死亡。劳悌芬拉起一把草，把血斑拭去说：“它掉下来，带着伤，想逃到树洞里去躲起来。这小东西好聪明。带回去给我父亲剥皮也好。”
他把死松鼠放进夹克的大口袋里，重新端起了枪。“我们去那边的树林子里再找找看。”他指着半英里外的一片赤金和鲜黄。想起还没有庆贺猎人，我说：“好准的枪法，刚才！根本没有看见你瞄准，怎么它就掉下来了。”“我爱玩枪。在学校里，我还是预备军官训练队的上校呢。每年冬季，我都带侯伯去北部的半岛打鹿。这一向眼睛差了。隐形眼镜还没有戴惯。”
这才注意到劳悌芬的眸子是灰蒙蒙的，中间透出淡绿色的光泽。我们越过十二号公路。岑寂的秋色里，去芝加哥的车辆迅疾地扫过，曳着轮胎磨地的咝咝，和掠过你身边时的风声。一辆农场的拖拉机，滚着齿槽深凹的大轮子，施施然辗过，车尾扬着一面小红旗。劳悌芬对车上的老叟挥挥手。“是汤普森家的丈人。”他说。“车上插面红旗子干吗？”“哦，是州公路局规定的。农场上的拖拉机之类，在公路上穿来穿去，开得太慢，怕普通车辆从后面撞上去。挂一面红旗，老远就看见了。”
说着，我们一脚高一脚低走进了好大一片刚收割过的田地。阡陌间歪歪斜斜地还留着一行行的残梗，零零星星的豆粒，落在干燥的土块里。劳悌芬随手折起一片豆荚，把荚剥开。淡黄的豆粒滚人了他的掌心。“这是汤普森家的黄豆田。尝尝看，很香的。”
我接过他手中的豆子，开始尝起来。他折了更多的豆荚，一片一片地剥着。两人把嚼不碎的豆子吐出来。无意间，我哼起“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嘿，那是什么？”劳悌芬笑起来。“二次大战时大家都唱的一首歌……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子。”说着，我的鼻子酸了起来。两人走出了大豆田，又越过一片尚未收割的玉蜀黍。劳悌芬停下来，笑得很神秘。过了一会，他说:“你听听看，看能听见什么。”
我当真听了一会。什么也没有听见。风巳经很微。偶尔，玉蜀黍的干穗谷和邻株磨出一丝窸窣。劳悌芬的浅灰绿瞳子向我发出问询。
我茫然摇摇头。
他又阔笑起来。“玉米田，多耳朵。有秘密，莫要说。”
我也笑起来。“这是双关语，”他笑道，“我们英语管玉米穗叫耳朵。好多笑话都从它编起。”
接着两人又默然了。经他一说，果然觉得玉蜀黍秆上挂满了耳朵。成千的耳朵都在倾听，但下午的遗忘覆盖一切，什么也听不见。一枚硬壳果从树上跌下来，两人吓了一跳。劳悌芬俯身拾起来，黑褐色的硬壳巳经干裂。“是山胡桃呢。”他说。
我们继续向前走。杂树林子巳经在面前。不久，我们发现自己巳在树丛中了。厚厚的一层落叶铺在我们脚下。卵形而有齿边的是桦，瘦而多棱的是枫，橡叶则圆长而轮廓丰满。我们踏着千叶万叶巳腐的，将腐的，干脆欲裂的秋季向更深处走去，听非常过瘾也非常伤心的枯枝在我们体重下折断的声音。我们似乎践在暴露的秋筋秋脉上。秋日下午那安静的肃杀中，似乎，有一些什么在我们里面死去。最后，我们在一截断树干边坐下来。一截合抱的黑橡树干，横在枯枝败叶层层交叠的地面，龟裂的老皮形成阴郁的图案，记录霜的齿印，雨的泪痕。黑眼眶的树洞里，覆盖着红叶和黄叶，有的仍有潮意。
两人靠着断干斜卧下来，猎枪搁在断柯的杈丫上。树影重重叠叠覆在我们上面，蔽住更上面的蓝穹。落下来的锈红蚀褐巳经很多，但仍有很多的病叶，弥留在枝柯上面，犹堪支撑一座两丈多高的镶黄嵌赤的圆顶。无风的林间，不时有一张叶子飘飘荡荡地坠下。而地面，纵横的枝叶间，会传来一声不甚可解的窸窣，说不出是足拨的或是腹游的路过。“你看，那是什么？”我转向劳悌芬。他顺着我指点的方向看去。那是几棵银桦树间一片凹下去的地面，里面的桦叶都压得很平。“好大的坑。”我说。“是鹿，”他说，“昨夜大概有鹿来睡过。这一带有鹿。如果你住在湖边，就会看见它们结队去喝水。”
接着他躺了下来，枕在黑皮的树干上，穿着方头皮靴的脚交叠在一起。他仰面凝视叶隙透进来的碎蓝色。如是仰视着，他的脸上覆盖着纷沓而游移的叶影，红的朦胧叠着黄的模糊。他的鼻梁投影在一边的面颊上，因为太阳巳沉向西南方，被桦树的白干分割着的西南方，牵着一线金熔熔的地平。他的阔胸脯微微地起伏。“Steve，你的家园多安静可爱。我真羡慕你。”
仰着的脸上漾开了笑容。不久，笑容静止下来。“是很可爱啊，但不会永远如此。我可能给征到越南去。”“那样，你去不去呢？”我说。“如果征到我，就必须去。”“你——怕不怕？”“哦，还没有想过。美国的公路上，一年也要死五万人呢。我怕不怕？好多人赶着结婚。我同样地怕结婚。年纪轻轻的，就认定一个女孩，好没意思。”“你没有女朋友吗？”我问。“没有认真的。”
我茫然了。躺在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躯体，结实，美好，充溢的生命一直到指尖和趾尖。就是这样的一个躯体，没有爱过，也未被爱过，未被情欲燃烧过的一截空白。有一个东方人是他的朋友。冥冥中，在一个遥远的战场上，将有更多的东方人等着做他的仇敌。一个遥远的战场，那里的树和云从未听说过密歇根。
这样想着，忽然发现天色巳经晚了。金黄的夕暮淹没了林外的平芜。乌鸦叫得原野加倍地空旷。有谁在附近焚烧落叶，空中漫起灰白的烟来，嗅得出一种好闻的焦味。“我们回去吃晚饭吧。”劳悌芬说。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似乎，万圣节来得也特别迟。但到了万圣节，白昼巳经很短了。太阳一下去，天很快就黑了，比圣经的封面还黑。吃过晚饭，劳悌芬问我累不累。“不累。一点儿也不累。从来没有像这样好兴致。”“我们开车去附近逛逛去。”“好啊——今晚不是万圣节前夕吗？你怕不怕？”“怕什么？”劳悌芬笑起来。“我们可以捉两个女巫回来。”“对！捉回来，要她们表演怎样骑扫帚！”
全家人都哄笑起来。劳悌芬和我穿上厚毛衫与夹克。推门出去，在寒战的星光下，我们钻进西德的小车。车内好冷，皮垫子冰人臀股，一切金属品都冰人肘臂。立刻，车窗上就呵了一层翳翳的雾气。车子上了十二号公路，速度骤增，成排的榆树向两侧急急闪避，白脚的树干反映着首灯的光，但榆树的巷子外，南密歇根的平原罩在一件神秘的黑巫衣里。劳悌芬开了暖气。不久，我的膝头便感到暖烘烘了。“今晚开车特别要小心，”劳悌芬说，“有些小孩子会结队到邻近的村庄去捣蛋。小孩子边走边说笑，在公路边上，很容易发生车祸。今年，警察局在报上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穿深色的衣服。”“你小时候有没有闹过节呢？”“怎么没有？我跟侯伯闹了好几年。”“怎么一个捣蛋法？”“哦，不给糖吃的话，就用烂泥糊在人家门口。或在窗子上画个鬼，或者用粉笔在汽车上涂些脏话。”“倒是满有意思的。“现在渐渐不作兴这样了。父亲总说，他们小时候闹得比我们还凶。”
说着，车巳上了跨越大税路的陆桥。桥下的车辆四巷来去地疾驶着，首灯闪动长长的光芒，向芝加哥，向陀里多。“是印第安纳的超级税道。我家离州界只有七英里。”“我知道。我在这条路上开过两次的。”“今晚巳经到过印第安纳了。我们回去吧。”
说着，劳悌芬把车子转进一条小支道，绕路回去。“走这条路好些，”他说。“可以看看人家的节景。”
果然远处闪着几星灯火。驶近时，才发现是十几户人家。走廊的白漆栏杆上，皆供着点燃的南瓜灯，南瓜如面，几何形的眼鼻展览着布拉克和毕加索，说不清是恐怖还是滑稽。有的廊上，悬着骑帚巫的怪异剪纸。打扮得更怪异的孩子们，正在拉人家的门铃。灯火自楼房的窗户透出来，映出洁白的窗帷。
接着劳悌芬放松了油门。路的右侧隐约显出几个矮小的人影。然后我们看出，一个是王，戴着金黄的皇冠，持着权杖，披着黑色的大氅。一个是后，戴着银色的后冕，曳着浅紫色的衣裳。后面一个武士，手执斧钺，不过四五岁的样子。我们缓缓前行，等小小的朝廷越过马路。不晓得为什么，武士忽然哭了起来。国王劝他不听，气得骂起来。还是好心的皇后把他牵了过去。
劳悌芬和我都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劳悌芬哼起“出埃及”中的一首歌，低沉之中带点凄婉。我一面听，一面数路旁的南瓜灯。最后劳悌芬说：“那一盏是我们家的南瓜灯了。”
我们把车停在铁丝网成的玉蜀黍圆仓前面。劳悌芬的母亲应铃来开门。我们进了木屋，一下子，便把夜的黑和冷和神秘全关在门外了。“汤普森家的孩子们刚来过，”他的妈妈说，“爱弟装亚述王，简妮装贵妮薇儿，佛莱德跟在后面，什么也不像，连‘不招待，就作怪’都说不清楚。”“表演些什么？”劳悌芬笑笑说。“简妮唱了一首歌。佛莱德什么都不会，硬给哥哥按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汤姆怎么没来？”“汤姆吗？汤姆说他巳经大了，不搞这一套了。”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似乎可以那样一直延续下去。那一夜，我睡在劳悌芬家楼上，想到很多事情。南密歇根的原野向远方无限地伸长，伸进不可思议的黑色的遗忘里。地上，有零零落落的南瓜灯。天上，秋夜的星座在人家的屋顶上，电视的天线上，在光年外排列百年前千年前第一个万圣节前就是那样的阵图。我想得很多，很乱，很不连贯。高粱肥。大豆香。从越战想到韩战想到八年的抗战。想冬天就要来了空中嗅得出雪来今年的冬天我仍将每早冷醒在单人床上。大豆香。想大豆在密歇根香着在印第安纳在俄亥俄香着的大豆在另一个大陆有没有在香着？劳悌芬是个好男孩我从来没有过弟弟。这部翻译小说，愈写愈长愈没有情节而且男主角愈益无趣，虽然气氛还算逼真。南瓜饼是好吃的，比苹果饼好吃些。高粱肥。大豆香。大豆香后又怎么样？我实在再也吟不下去了。我的床向秋夜的星空升起，升起。大豆香的下一句是什么？
那年的秋季特别长，所以说，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那些尚未收割的高粱，全失眠了。这么说，你就完全明白了，不是吗？那年的秋季特别长。——1966年10月24日追忆众岳峥峥
没有人不知道玉山是台湾的最高峰，但是很少人知道，在东亚的赫赫高峰之中，它也是出类拔萃。北起堪察加半岛，南迄婆罗洲，纵跨五十度的北纬，其间没有一座山能与玉山比高。至于对岸的大陆，所谓中原，把五岳都包括在内，也没有一座峰头不向玉山低头。登泰山而小天下吗？东岳名气虽大，其实海拔只有一千五百三十二公尺，比起玉山主峰的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来，高不及腰。一直要往西去，到秦岭和大雪山那一带，才有更峻更峭的绝顶能超过台湾的屋脊。所以，拿一把大圆规，以玉山为圆心，画一个直径三千公里的巨圆，玉山真可以左顾右盼，唯我独尊。古人无论如何登高作赋，都比不上我们在玉山这么高瞻远瞩。
也不仅玉山的主峰是如此。玉山国家公园之内，顾盼自雄的嵯峨高峰，在三千公尺以上的，不下三十座。三分之二的地区，也都在两千公尺以上，但是境之东南，像拉库拉库溪的低谷，海拔只有三百公尺，所以海拔高差多达三千六百公尺。其结果，当然是温差悬殊，真的是“一日之内，而气候不齐”。也因此，热带边缘的北回归线虽然切过了这国家公园，境内却依地势的高低分成热带、温带、寒带。峰回路转，愈向上走山风就愈凉、愈冷，终于到了不胜其寒的高处。登山的人忽然解脱了下面的炎暑，只觉得此身巳“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在纬度上要向北方飞几千里才有的气候，在海拔上只要几里路就可以抵达，水平之远变成垂直之近。
以财富自满的国人，在低头数钱之余，不妨举头遥望高洁的玉山，瞻仰那一座座、一簇簇的雄伟与神奇，清凉与肃静。那上面的世界，从热带雨林到寒带森林，从芒草到地衣，从孟宗竹到红桧到铁杉、云杉、冷杉，一直到风雪无阻的圆柏，在文明步步逼迫，自然节节败退的今日，巳经是神所恩赐的最后宝库了。至于动物的世界，更是蝶翼翩翩、虫鸣唧唧、鸟声满山、兽踪遍地，令人庆幸我们终于为这些真正的“原住民”，保留了十万公顷的这一片余地。根据玉山公园管理处出版丛书的统计，境内的植物有八十六种，哺乳类的动物、禽鸟、蝴蝶的种类之多，依次为三十、一百二十五、四十五。登玉山，真正当得起王羲之所说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王羲之兰亭之会，早在1600年前，那时既无人口压力，更无环境污染，诚然是赏心乐事。今日轮到我们来上玉山，仰视宇宙，却恐其日促，俯察品类，却忧其日减。臭氧层的破洞女娲会来补吗？三峡一炸，云里雨里的女神要何处去栖身？珍禽异兽，在象牙犀角、貂皮鹿茸的婪求之下，不正加速地灭族灭种吗？台湾的美丽山水，繁茂生物，也都面临滥垦滥伐、滥捕滥采，简而言之，都遭到贪婪求利而罔顾生态，更不恤后人的空前大劫。
今日的游客上玉山，谦逊而能反省的，当会心怀感激，领悟宇宙之大是人人所同有，非一己所能私，品类之盛是人与万物所共荣，非人类所独享。人既自认为万物之灵，又好登高望远，就应该真正地高瞻远瞩，负起宇宙的责任，善待万物，善惜神恩，不能像败家子那样挥霍祖产，留一片荒芜与灾害给后人。其实，如果国人不及时大彻大悟，那污染与破坏的后遗症，根本不必等到未来，巳可及身而验。
六月底和钟玲、庆华重上玉山，拜谒山神，盛夏之际得凌尘嚣享三日之宁静清凉。久矣未曾如此觉宇宙之无穷、生命之尊贵、岁月之从容。在塔塔加游客中心看幻灯简介时，解说员提起，曾有游客感到美中不足，建议何不在山上增设云霄飞车之类的娱乐。面对开天辟地鬼斧神工的玉山诸峰与中央山脉，不知瞻仰膜拜，竟想以俗人的嚣张与轻狂来冒犯山颜林貌，简直是亵渎神明。
国家公园之设，不在提供低俗的娱乐，作都市文明的附庸，而在提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胸襟。登山而损及草木鸟兽，巳经不仁。临水而污染清澈，甚或任驶快艇而危及泳客，巳经不智，不仁不智之徒，不配进国家公园。在仁者、智者的心目中，玉山公园不但是一座体育馆，供好动的人登临攀越，饱饮森林的芬多精，也是一座具体而大的户外博物馆，供好奇的人亲近万物，从容地认识这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而对于爱美的人，它更是矗立天地之间的一簇簇、一盘盘神奇的雕塑，但人为的雕塑哪有云海的变幻、日月的轮回？对于虔敬的人，它就是一座尊贵而壮丽的大教堂，青穹浩浩，众岳峥峥，不由人不跪下来祷念造物之伟大，神迹之永恒。——1992年7月山色满城1
第一次看见开普敦，是在明信片上。吸住我惊异的眼光的，不是海蓝镶边的城市，而是她后面，不，上面的那一列山。因为那山势太阳刚，太奇特了，镇得下面的海市觳觫匍匐，罗拜了一地。那山势，密实而高，厚积而重，全由赤露的盘石叠成，才是风景的主体。开普敦不过是他脚下的前景，他，却非开普敦的背景。
再看见开普敦，巳经身在非洲了。一出马朗机场，那山势苍郁就巳斜迤在望。高速道上，车流很畅，那石体的轮廓一路向我们展开，到得市中心，一组山势，终于正对着我们：居中而较远、顶平而延长，有如天造的石城者，是桌山(TableMountain);耸于其左前方、地势较近、主峰峭拔而棱骨高傲者，是魔鬼峰(Devil's Peak);升于其右前方、坡势较缓、山也较低、峰头却不失其轩昂者，是狮子头(Lion's Head)。三位一体，就这么主宰了开普敦的天地，几乎不留什么余地，我们车行虽速，也只是绕着坡底打转而已。
不久我们的车道左转，沿着狮子的左坡驶行。狮首在前昂起，近逼着我们的是狮臀，叫信号山(Signal Hill)，海拔三百五十公尺。狮首则高六百六十九公尺，当然也不算高。但是高度可分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高度属于科学，无可争论：相对高度却属于感觉，甚至幻觉。山要感觉其高，周围必须平坦低下，才显得其孤绝独尊。如果旁边尽是连峰叠嶂，要出人头地，就太难了。所以最理想的立场便是海边，好教每一寸的海拔都不白拔。开普敦的山势显得如此顶天立地，正由于大西洋来捧场。
从狮臀曲折西南行，也有两公里多路，才到狮首坡下。左转东行，再一公里半，高松阴下，停了一排车，爬满青藤的方方石屋，就是缆车站了。
我们满怀兴奋，排队人站，等在陡斜的小月台上。仰望中，衬着千层横积的粗大方石，灰沉沉的背景上，近顶处的一个小红点飘飘而下，渐可辨认。五分钟后，红顶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中山大学访非交流团的二十位师生，和其他四五位乘客都跨了上去。
由于仰度太高，对山的一面尽是峥峥石颜，却难见其巅，有如面壁。所以最好的景观是对海的一面。才一起步，我们这辆小缆车巳将山道与车站轻轻推开，把自己交托给四点六五厘米粗的钢缆，悠悠惚惚，凌虚而起。桌山嶙峋突兀的绝壁变成一棱棱惊险的悬崖，从背后扑来我们脚边，一转眼，又纷纷向坡底退下。而远处，开普敦平坦的市区正为我们的方便渐渐倾侧过来，更远处的桌湾(Table Bay)与湾外渺漫的大西洋，也一起牵带来了。整个世界为一辆小缆车回过脸来。再看狮子头时，巳经俯首在我们脚底，露出背后更开阔的大西洋水域。
桌山的缆车自1929年启用以来，每年平均载客二十九万人，从无意外。从山下到山顶，两站之间完全悬空曳吊，中途没有任何支柱，这么长而陡的单吊(singIe span)工程由挪威工程师史从索(Trygve Str6msoe)设计，为世界之首创。全程一千二百二十公尺，六分钟就到了山顶站。
开普敦的屋宇，不论高低远近，都像拜山教徒一般，伏了一地，从桌湾的码头和西北方的大西洋岸，一直罗拜到桌山脚下。但桌山毕竟通体岩壁，太陡峻了，开普敦爬不上来，只好向坡势较缓的狮山那边围了过去。俯视之中，除了正对着邓肯码头，沿着阿德里(Adderley)与雅士道(Heerengracht)那一带的摩天楼簇之外，就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说来，开普敦的高厦实在不多。当然不是因为盖不起，而是因为地大，向东，向南，一直到福尔斯湾岸尽是平原，根本无须向空发展。
开普敦在南非有“母城”(Mother City)之称，而桌山的绰号是“白发老父”(Grey Father)。这花岗石为骨，沙岩为肌的老父，地质的年龄巳高达三亿五千万岁，但是南非各城之母迄今不过三百多岁，也可见神工之长，人工之短。
雅士道的广场上有一座铜像，阔边毡帽盖着披肩长发，右手扶剑支地。有铜牌告诉我们，说是纪念荷兰人范里贝克(Van Riebeek)于1652年4月6日建立开普敦城。当年从荷兰航行到非洲南岸，要足足四个月。他领了三船人从1651年圣诞前夕起锚，才三个半月便在桌湾落锚。第二天他便在桌湾上岸，选择建堡与垦种的地点。在他经营之后，远航过路的水手终于能在此地补给休憩，开普敦也成了“海上客栈”。范里贝克领辖这片新辟地，凡十年之久，才奉调远去爪哇，后来死在东方，官至印度评议会秘书。他自觉位不够高，不甚得志，身后却被尊为开普敦开埠之父，甚至印上南非的大小四色钞票，成为南非钱上唯一的人头。
十八世纪初年，脚下这母城经过半世纪的经营，还只有两百户人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曾拟攻占，却被法国捷取，与荷兰共守。1795年，陷于英军，八年后，被荷兰夺回。1806年，再被英军所占。十四年后，四千名英国人更移民来此，逼得范里贝克当年带来的荷裔，所谓布尔人(Boer)者，纷纷退人内地，终于激起1880年及1899年至1902年的两次英荷战争(Anglo-Boer War)，简称布尔战争，又称南非战争。结果是布尔人战败，在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1961年，经全国白人投票复决，仅以百分之五十二的多数决定改制为南非共和国，并且脱离大英联邦。
这种英荷对立的历史背景，一直保留到今日。例如英文与荷文(Afrikaans即南非荷裔使用的本地化了的变体荷文）并为南非的公用文字：四百五十万白人里，用英文的有一百七十万人，用荷文的有二百六十万。在印度后裔的八十万所谓亚洲人中，说英语的占了六十万。南非所谓的有色人种(The Coloureds)并不包括印度人及黑人，而是专指异族通婚的混血种，所混之血则来自早期的土人哈腾塔次(Hottentots)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输人的奴工、再加上早期的白人移民与后期的黑人。有色人种多达二百六十万人，其中说荷语的占二百二十多万，而说英语的只有二十八万。南非的二十一所大学里，教学所用的语文也颇分歧。例如创校已有七十三年的开普敦大学，就是用英语教学，而我们中山大学的姐妹校斯泰伦巴希大学(Stellenbosch)，则使用南非荷语。
政治上也是如此。荷裔开发的北方二省，一名奥兰治自由邦(零range Free State)，一名德兰士瓦(Transvaal)，两省之名都与布尔人北迁所渡之河有关。奥兰治乃南非最长之河，横越北境而西注大西洋；越河而得自由。瓦尔(Vaal)为其主要支流：德兰士瓦，意即瓦尔对岸，也是北渡心态。
甚至首都也有两个：德兰士瓦的省会比勒陀利亚(Pretoria)是行政首都，好望角的省会开普敦则是立法首都。一北一南，也是白人间的一种平衡。2
我们走到缆车站后面的小餐馆去，等吃午餐。那店的三角墙用干洁的花岗石砌成，白里带赭，还竖着一支烟囱，店名叫做鹰巢。我们索性坐到店外的露天阳台上去，虽然风大了一点，阳光却颇旺盛，海气吹袭，令人开胃。我坐得最近石栏，灰黑的石面布满花花的白苔，朝外一望，才明白为什么要叫鹰巢了。原来整个店就岌岌可危地栖在桌山西台的悬崖边上，不安的目光失足一般，顺着砂岩最西端的陡坡一路落啊落下去，一直落到大西洋岸的克利夫敦镇，被一片暖红的屋顶和前仆后继的白浪所托住。再向南看去，尽管天色晴明，只见山海相缪，峰峦交错，蜿蜒南去的大半岛节外生枝，又不知伸出多少小半岛和海岬，彼此相掩，岂是一望能尽？毕竟，我只是危栖在鹰巢上而不是鹰，否则将腾身而起，鼓翅而飞，而逐“飞行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之怨魂于长风与远浪之间。“你的咖喔牛肉来了。”淡巧克力肤色的女侍端来了热腾腾的午餐。
大家也真饿了，便大嚼起来。坐在这么岌岌而高的露台上，在四围的山色与海气之中，虽然吃的是馆店的菜，却有野餐的豪兴。这是南半球盛夏的午晴时光，太阳照在身上，温暖而不燠燥，不过摄氏二十五六度的光景。风拂在脸上，清劲而脆爽，令人飘然欲举，有远扬之意。这感觉，满山的高松和银树(Silver tree)似乎都同意。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两只燕八哥，黑羽像缎一般亮，径自停在我肘边的宽石栏上，啄起面包屑来。3“你看，山顶在起云了。”我存指着远处说。
这时正是黄昏，我们巳经回到旅馆。房间在27楼，巨幅的玻璃长窗正对着的，仍是那天荒地老永不磨灭的桌山。那山的庞沛体魄，密实肌理，从平地无端端地崛起，到了半空又无端端地向横里一切，削成一片三公里长的平台，把南天郑重顶住，尽管远在五公里外，仍然把我的窗子整个填满。要是我离窗稍远，就只见山色，不见天色了。
我们在开普敦住了三天，最令我心动而目随的，就是这屏山。虽然绝对的海拔只有一千零八十七公尺，却因凭空涌起，一无依傍，而东西横行的山势端端正正地对着下面蜷伏的海城，具有独当一面之尊，更因魔鬼峰盘踞在右，狮头山镇守在左，倍增气势。最壮人心目的，当然还是桌山的大平顶，那奇特的轮廓与任何名山不相同，令人一瞥不忘。那形象，一切过路的水手在两百公里外都能眺见。
熟悉开普敦的人都认为：没有桌山就没有开普敦，他矗立在海天之间，若一道神造的巨石屏风，为脚底这小婴城挡住两大洋的风雨。中国人把山的北面叫作山阴，开普敦在南半球，纬度相当于徐州与西安，日照的关系却正好倒过来，等于在山之阳，有这座巨壁来蔽风留日，气候自然大不相同。他俯庇着开普敦，太显赫，太重要了，绝非什么background，而是一大presence，抬头，永在那上面，实为一大君临，一大父佑。他矗起在半空，领受开普敦人的瞻仰崇拜，每年且以两名山难者来祭山，简直成了一尊图腾，啊不，一尊爱康。若说开普敦是七海投宿的客栈，那桌山，正是无人不识的顶天店招。
八亿年前，桌山的前身原为海底的层层页岩，由远古大陆的原始河水冲人海中，沉淀累积而成。两亿年后，其中侵人花岗岩火热的熔浆，包藏不住，天长地久的层积便涌出海来。历经多次的地质变动，一亿八千万年以前，叫作冈瓦纳(Gondwanaland)的超级大陆，发生板块移动，或许就是南美洲与非洲砉砉分裂吧，桌山的前世因地壳变形弯曲，升出海面六公里之高，而表面也裂了开来，经过气候的侵蚀，变成了今日东西台之间的峭峡 (Platteclip Gorge)。
比起这些太古史来，范里贝克三百年前在山脚建城，简直像是新闻了。人类对这尊石神一般的父山，破坏之剧不下于万古的风雨。锡矿与金矿曾在山上开采。为了建五座水坝并通缆车，也多次炸山。而损害尤烈的，是五十年来一直难以控制的频仍山火。尽管如此，桌山上能开的花，包括紫红的蒂莎(disa)、艳红的火石南(fire heath)，和号称南非国花而状在昙花与葵花之间的千面花(protea)，品种多达一千五百以上，据说比英伦三岛还要繁富。我国古代崇拜名山，帝王时常登山祭天祀地，谓之封禅。南非的古迹委员会(Historical Monuments Commission)也在1957年尊封此山为自然古迹(natural monument)。“你看哪，云愈来愈多了！”我存在窗口兴奋地叫我。“赶快准备相机！”我也叫起来。
轻纱薄罗似的白云，原来在山头窥探的，此刻旺盛起来，纷从山后冉冉上升。大股的云潮从桌山和魔鬼峰的连肩凹处沸沸扬扬地汹涌而来。几分钟后，来势更猛，有如决堤一般。大举来犯的云阵，翻翻滚滚，一下子就淹没了整座桌山的平顶。可以想见，在这晴艳艳的黄昏，开普敦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南天仰望。“这就是有名的铺桌布了，”我说。“真是一大奇景。普通的云海哪有这种动态？简直像山背后有一只大香炉！”“而且有仙人在掮烟，”我笑说，“真正的大香炉其实是印度洋。”“印度洋？”我存笑问。“对啊，这种铺桌布的景象要凑合许多条件，才能形成。”说着，我把海岬半岛的地图向她摊开。“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南半球三十五度到四十度的纬度之间，以反时钟的方向吹着强烈的东南风。在非洲南端，这东南风就是从印度洋吹向南非的东南海岸。可是南非的山脉沿海不断，东南风受阻，一路向西寻找缺口，到了开普敦东南方，终于绕过跟好望角隔海相对的汉克立普角，浩浩荡荡刮进了福尔斯湾——”“福尔斯湾在哪里？”她问。“这里，”我指着好望角右边那一片亮蓝。“风到此地，湿度大增。再向西北吹，越过半岛东北部一带的平原，又被阻于桌山系列，只好沿着南边的坡势上升。升到山顶，空气骤然变冷，印度洋又暖又潮的水气收缩成大团大团的白云，一下子就把山头罩住了。”“为什么偏偏罩在这桌山头上呢？”她转向长窗，乘云势正盛，拍起幻灯片来。“因为桌山是东西行，正好垂直当风。要是南北行，就聚不了风了，加以山形如壁，横长三公里多，偏偏又是平顶，所以就铺起桌布来了。”“而且布边还垂挂下来，真有意思。”她停下相机，若有所思。“那又为什么不像瀑布，一路泻下山来呢？你看，还没到半坡，就不再往下垂了。”“风起云涌，是因为碰上山顶的冷空气。你知道，海拔每升高一千英尺，气温就下降！”“四度吧？”她说。“——下降华氏五度半。相反地，云下降到半山，气温升高，就化掉了。所以，桌布不掉下来。”“今天我们在山顶午餐，风倒不怎么大。”她放下相机说。“据说上午风势暂歇，猛吹，是在下午。开普敦名列世界三大风城，反而冬天风小，夏天风大。夏天的东南风发起狠来，可以猛到时速120公里，简直像高速路上开车一样了。从十月到三月，是此地的风季。本地人据说都怕吹这狂放的东南风，叫它south-easter，但是另一方面，又叫它做Cape Doctor——”“海岬医生？什么意思？”“因为风大，又常起风，蚊蚋苍蝇之类都给吹跑了，乌烟捧气也全给驱散。所以开普敦的空气十分干净。”“又能变化风景，又能促进健康，太妙了，”她高兴地说。“真是名副其实的“风景”了，”我笑指桌山，“你看，桌布既然铺好，我们也该下楼去吃晚饭了吧。”
饭后，回到27楼的房间，两人同时一声惊诧。
长窗外壮观的夜景，与刚才黄昏的风景，简直是两个世界。下面的千街万户，灯火灿明错密，一大盘珍珠里闪着多少冷翡翠、热玛瑙，啊，看得人眼花。上面，啊，那横陈数里一览难尽的幻象，深沉的黛绿上间或泛着虚青。有一种磷光幽昧的感觉，美得诡秘，隐隐然令人不安。像一幅宏大得不可能的壁画，又像是天地间悬着的一幅巨毯，下临无地，祟现在半空，跟下面的灯火繁华之间隔着渊面，一片黑暗，全脱了节。
我们把房里的灯全熄掉，惊愕无言地立在窗口，做一场瞠目的壮丽梦魇。非洲之夜就是这样的么？等到眼睛定下神来，习于窗外的天地，乃发现山腰有好几盏强光的脚灯，五盏吧，正背着城市，举目向上炯炯地探照。光的效果异常可惊，因为所有的悬崖突壁都向更高处的岩面投影，愈显得夸大而曳长。就这么一路错叠上去，愈高愈暗，要注目细察，才认出朦胧的平顶如何与夜天相接，而平顶的极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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