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诺美·普林斯（Nomi Prins）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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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权力：银行家创造的国际货币格局试读：
赞誉
普林斯集现实世界的专业知识、学术方法和出色的写作风格于一身，这样的人才极为罕见。在《金融的权力》一书中，她撇开那些令人厌烦的关于央行印钞的抱怨，指出中央银行家对市场的操纵远比“宽松的货币政策”之类的标签所能传达的更为复杂和普遍。这是储户、学生、记者和公职人员必读的一本书。——詹姆斯·里卡兹（James Rickards）畅销书Currency Wars和The Death of Money作者
2008年经济崩溃后，央行创造了21万亿美元的资金，以抵御全球经济萧条。但谁得到了这些新的钱？它是如何被使用的？在环游世界寻找答案后，思想深邃的普林斯揭示了惊人的真相，通过朴实的语言，她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可怕的事实。——戴维·凯伊·庄士敦（David Cay Johnston）It’s Even Worse Than You Think作者
普林斯已成为对裙带主义及其对穷人和劳动人民持续压迫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这是一本金融精英不想让你读的书。——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奥斯卡奖提名人、畅销书《黑水》作者、The Intercept联合创始人
看看21世纪的金融界权贵。普林斯的深入报道探讨了央行官员的政治欲望如何取代其维护经济的职责。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央行官员将更加绝望，希望更多的串谋能挽救局面。读这本书是为了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并充分理解等待的危险。——丹尼尔·迪马蒂诺·布斯（Danielle DiMartino Booth）Fed Up作者、美联储前顾问
美国没有金融媒体，但有更好的记者——诺美·普林斯。阅读这本书，了解央行对世界经济的阴谋。——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华尔街日报》前主编、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
以美联储为首的中央银行对私人银行来说，就是阿片类药物，使其沉迷于不计后果地使用别人的钱。普林斯从她此前在华尔街公司的工作经验和其目前对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出，“我们将走向另一个史诗般的秋天”。纳税人、工人和消费者将遭受另一次救助，所有这些人都应好好地阅读这本清晰、简洁、有吸引力的书。——拉尔夫·纳德（Nalph Nader）
比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还可怕。来自高盛集团的难民普林斯讲述了她的银行同僚以及他们在控制世界各国央行印钞机器时，滥用可怕的超级权力的真相。令人惊讶的是，她深入这些权力密室中，生动地讲述了关于全球金融的血腥、钻石般真正迷人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她揭露银行业大权在握的残酷和贪婪，其为了取悦市场而使希腊“窒息”。——格雷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作者
引人入胜……对最高层级别的揭露，一次全面而广泛的尝试，试图拉开帷幕，揭开那些真正控制着世界局势发展的人的面纱……在这份全面的、令人着迷的起诉书中，普林斯描绘了央行及其近年来所采取的肆无忌惮的手段，并且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她的同龄人中，普林斯能够成为罕见的权威作家，毋庸置疑，她是无与伦比的。——亚伦·休伊（Aaron W.Hughey） Bowling Green Daily News
一次深度、彻底的挖掘……普林斯以财经媒体视角和学术推理方式曝光了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中所有的交易和阴谋……普林斯在“造币人”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所有确凿的证据。——黑兹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 Seeking Alpha
毫不退缩，令人不安的曝光……值得所有人认真阅读，以了解上次崩盘的根源，并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出版商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这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警告，可能会让读者担心他们资产的安全性，如果不是对短期未来担忧的话。——《科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s）
普林斯为防止当前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崩溃提供了实用的和战术性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对央行业务的深入研究，适合金融、银行和经济领域的人士阅读。——《书单》 （Booklist）
重要人物
Agustin Carstens 阿古斯丁·卡斯滕斯 2010年～2017年10月担任墨西哥银行（墨西哥央行）行长。2006年12月～2009年12月，担任墨西哥财政部部长。2003～2006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曾与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2017年10月至今，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行长一职。
Alexandre Tombini 亚历山大·通比尼 在罗塞夫政府期间曾担任巴西央行（BCB）行长。他是一名经济学家，在担任巴塞尔银行行长期间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其巴西央行行长的任期内与几位财政部部长产生了摩擦。
Axel Weber 阿克赛尔·韦伯 2004年4月～2011年4月担任德国央行行长，并于任期结束的前一年辞职。他于2004年当选为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
Ben S.Bernanke（“Helicopter Ben”） 本·伯南克（绰号“直升机本”） 接替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理事会主席，任期为2006年～2014年2月。他负责领导美联储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Christine Lagarde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2011年7月战胜了时任墨西哥央行行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获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19年9月离任。在这之前，拉加德自2005年以来一直为法国政府工作，担任法国农业和渔业部部长、财政和经济部部长。2011年法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的轮值主席国时，她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Dilma Rousseff 迪尔玛·罗塞夫 2011～2016年（2014年连任）担任巴西总统，她在非常规弹劾过程中被免职。2003～2005年，她在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政府中担任矿业和能源部部长，2005～2010年任巴西办公厅主任。在此期间，她还担任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
Dominique Strauss-Kahn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法国社会党政治家。2007年11月～2011年5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后因性侵指控辞职。1997～1999年担任法国财政和经济部部长。在他任期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让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替代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一种可能的办法。
Enrique Pena Nieto 恩里克·培尼亚·涅托 2012年12月至今，担任墨西哥总统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员。
Guido Mantega 吉多·曼特加 发明了“货币战争”（currency wars）一词。他是巴西卢拉第二届政府和罗塞夫第一届政府最具争议的财政部部长。他被认为应该对在国际市场中巴西的资产和商品价格飞涨与巴西经济下滑负责。
Guillermo Ortiz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 1998～2009年任墨西哥央行行长。1994～1997年担任塞迪略政府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部长。他于2009年3月～2009年12月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主席，2008年至今一直担任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全球化和货币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
Haruhiko Kuroda 黑田东彦 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第31任行长；2013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职务。在此之前，他于2005年2月～2013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是实施安倍首相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日本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区间。
Henrique Meirelles 亨里克·梅雷莱斯 2003～2011年担任巴西央行行长。自2016年5月以来，他一直担任特梅尔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拥有圣保罗大学土木工程学位。在执掌巴西中央银行（BCB）之前，他曾在美国担任波士顿舰队银行（前波士顿银行）公司和全球银行的总裁。
Henry M.Paulson 亨利·保尔森 美国第74任财政部部长，任期为2006年7月～2009年1月。在此之前，保尔森曾在1999～2006年担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离开财政部后，保尔森成立了保尔森研究所，以促进中美之间的可持续增长合作倡议。
Ilan Goldfajn 伊兰·戈德法恩 现任巴西特梅尔临时政府央行行长。他于1996～199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2000～2003年担任巴西央行行长。他曾是巴西最大的私人银行——国际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Jacob（Jack）Lew 雅各布（杰克）·卢 2013年2月～2017年1月取代蒂姆·盖特纳担任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在此之前，卢曾在2012～2013年担任白宫幕僚长。他是民主党的一员，曾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任职。
Janet Yellen 珍妮特·耶伦 自2014年2月起担任美联储第15任主席，任期4年。2010～2014年，耶伦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自2014年起，她接任本·伯南克的美联储主席一职。在此之前，她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美国华尔街认为耶伦是“鸽派”，她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本·伯南克的货币政策。
Jean-Claude Trichet 让-克罗德·特里谢 2003年11月～2011年10月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在此之前，他担任法国财政部部长6年，并在1993～2003年担任法国银行（法国央行）行长10年。
Joaquim Levy 若阿金·莱维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海军工程师。在卢拉政府期间，他曾任巴西财政部部长，并于2015年担任罗塞夫政府财政部长。在2014年年底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之前，他曾担任巴西第二大商业银行布拉德斯科银行董事。辞去罗塞夫政府财政部部长之后，他在世界银行担任财务总监。
Lou Jiwei 楼继伟 2013年3月～2016年11月7日任中国财政部部长。他曾担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负责管理部分中国外汇储备的财富基金。
Lucas Papademos 卢卡斯·帕帕季莫斯 1994～2002年担任希腊央行行长，2010年担任欧洲央行副行长。2011年，在希腊债务危机期间，帕帕季莫斯接任希腊总理一职。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2003～2011年担任巴西总统（2006年连任）。他是左派劳工党的创始人。2016年年初，在罗塞夫政府结束时，他临时担任了共和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他因涉嫌“洗车行动”中的几项腐败指控而被定罪和判刑。
Mario Draghi（“Super Mario”） 马里奥·德拉吉（绰号“超级马里奥”） 从2011年11月起，他接替让-克罗德·特里谢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于2005年12月～2011年担任意大利银行行长，2002～2005年担任高盛国际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后，欧洲央行开始实施零利率和负利率以及主要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欧洲尚未显示出任何真正复苏的迹象，所以德拉吉的政策效果仍待检验。
Mark Carney 马克·卡尼 2013年7月至今担任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2008年2月～2013年6月，担任加拿大银行行长。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东京为高盛集团工作了13年。
Masaaki Shirakawa 白川方明 2008年4月～2013年3月接替福井俊彦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在白川方明任期内，日本央行重新启动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该政策在2001～2006年被日本最先采用。
Michel Temer 米歇尔·特梅尔 自2016年5月起罗塞夫被免职后，担任巴西代理总统。此前，他曾在罗塞夫的两届任期内担任巴西副总统。他是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名誉主席。
Shinzo Abe 安倍晋三 自2012年12月至今担任日本首相。他曾于2006～200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但因健康问题辞职。在那之后，日本政坛先后更换了5位首相，没有一位首相的执政时间超过16个月。安倍晋三在第二个首相任期决定把经济政策作为优先事项。他的经济战略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包括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旨在进行长期投资的结构性改革。
Shoichi Nakagawa 中川昭一 2008年9月～2009年2月担任日本财务大臣，2009年10月去世。
TarōAsō 麻生太郎 2012年12月至今担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2008年9月～2009年9月，他曾担任日本首相。
Timothy F.Geithner 蒂莫西·盖纳 2009年1月～2013年1月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2003～2009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Toshihiko Fukui 福井俊彦 2003～2008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在日本央行工作了40年。
Vitor Constancio 维克托·康斯坦西奥 2010年至今担任欧洲央行副行长。他于1985～1986年和2000～2010年担任葡萄牙银行行长。
Wolfgang Schauble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保守派政治家，隶属于默克尔的政党。2009年～2017年10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部长。2005～2009年担任德国联邦内政部部长。朔伊布勒是德国国内欧盟的有力捍卫者。
Yi Gang 易纲 2018年3月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7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自1997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以来，他曾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在1997～2002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2009年～2016年1月，他曾担任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86～1994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Zhou Xiaochuan 周小川 2002～2018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周小川发表了题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讲，质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他敦促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
序言
为了写这本书，我开始了一次全球探险。我到过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阿雷格里港、北京、上海、东京、伦敦、柏林以及美国各地的许多城市。我曾乘坐高铁穿越中国的农村，亲眼看见了巴西的反弹劾示威，与墨西哥各地的学生、农民和小企业主一起喝咖啡，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和大厅之间穿梭。
在旅途中，我回到了中国。第一次到中国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银行从业者，为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工作。这家银行现在已经破产。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金融工具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在当时，金融的角色日新月异。全球经济的性质以及银行家加诸于上的风险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不断的交易与下注中，全球经济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正在研究期货和期权，我的硕士课程刚刚结束，即将开始统计学的博士课程。我对分析学（金融工具背后的数学）秉持一种纯粹的态度，与其他推销金融产品的同事的傲慢、推销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会和共事的销售人员争论，特别是关于数字的问题，以及新的分析方法是谁的功劳的问题。抢功劳，不管是不是你的，都是在华尔街生存的关键。对于这个，我从来不擅长。
为了平息争吵，管理层决定让我和那个推销员进行一次亚洲各地的公路之旅。如果我们不互相残杀，那么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就会售出一些产品，或者至少会开发新客户。我负责解释算法，销售人员负责销售产品。他是个狂热的人，但最终，在经历了司机带着我们逆行冲向菲律宾机场等各种各样的濒死瞬间之后，我们之间达成了休战共识，还在亚洲为雷曼兄弟做成了几笔生意。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试图向中国人出售的“产品”，就像其他许多产品一样，是建立在财政和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储备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央行都要多。我们向他们介绍的其中一种产品叫作“泰德价差”。我们卖给他们美国国债，他们则卖空或返销交易所交易的期货，从而锁定所谓的欧元-美元（或泰德）价差。它本应代表市场对美国政府信贷的完整性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由大型银行财团设定的利率）的看法。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被大银行恶意操纵。
雷曼兄弟从出售债券和期货中获利。泰德价差是一种基本的产品，但它的机制与即将出现的更复杂的产品大体相同。从央行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简单的时期。央行对市场和经济的权利受到牵制。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我会在接下来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各国央行合作，并对其进行分析。
在那次旅行后不久，我离开了雷曼兄弟，在伦敦贝尔斯登任职，在那里我创建了金融分析部。在这期间，欧元作为欧元区的官方货币首次亮相，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林顿被弹劾，禁止银行存款被用来资助大银行投机活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任何实体的投资组合都可以购买越来越复杂的衍生产品，只要它们拥有足够的现金或贷款，即使贷款由衍生产品的卖家提供。
2000年，我回到纽约，在高盛集团任总经理，负责对信贷衍生产品这种快速发展的产品进行分析。我手下还有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追踪特别为主要金融客户和公司量身定做的华而不实的“白象”交易。公司内部对跟进这种业务的压力很大。随着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利润越来越高，华尔街对客户风险的关注却越来越少了。一位高级经理建议，如果我想在高盛集团出人头地，我必须将高层管理人员发展成为我的客户，这比关注外部客户更为重要。那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尽管高盛集团、华尔街以及整个企业界内部的政治斗争源源不断，但这么直言不讳地把这层意思说出来，我还是顿时感到一股凉意。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那个建议也是一个友好的建议，只是让我觉得不舒服。
不久之后，美国陷入了“9·11”事件的阴影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段时间的故事，当时我们在哪里，有什么感受以及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我来说，那些从华尔街离开向百老汇走去，空气中弥漫着双子塔碎片以及刺鼻烟雾的紧张时刻，是让我离开高盛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因为生命太短暂，也许是出于对世界公民受到银行系统的附带损害进而受其限制这种现状的厌恶，从那以后，我一直致力于揭露金钱和权力的关系，并解读政府与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公民的影响。
2004年，在我的第一本书《金钱太保》（Other People’s Money：The Corporate Mugging of America）中，我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联盟。在那本书中，我警告说，信贷衍生产品会带来灾难，但是银行业和商业媒体不以为然。尽管其他分析师最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我是第一批对这场危机发生的事件、原因以及形式进行分析的“内部人士”之一。1999年美国两党通过决议废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后发生的事情难以避免。我写道，只要人们的存款仍然被当作鲁莽投机活动的炮灰，世界就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几年后，美国经济崩溃，摧毁了全球的市场和经济。一些人说，银行不应该受到责备，那些无力支付抵押贷款的人才应该受到责备。但如果你自己算一下，知道银行是如何创造和出售抵押贷款的，那就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了。
在我的那本书出版3年后，金融危机开始了，到了2008年进一步恶化，因此我的下一本书——《掠夺成性》（It Takes a Pillage：Behind the Bonuses，Bailouts，and Blackroom Deals from Washington to Wall Street）面世。这本书深入揭露了华尔街的心理，揭示了金融体系结构如何依赖于那些不管赌注有多少都疯狂涌向下一个大赌注的交易员。此外，同样的人和家庭不断涌现，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不断循环往复。他们凭借地位、私人资金和公职对经济施加影响，废除阻碍他们的法律，寻找漏洞。私人银行将市场操纵正常化。央行把它变成了一种毫无限制的艺术。
通过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大银行凭借与政府强大的个人和传统关系，以及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支持，蓬勃发展起来。它们的血缘和家族关系跨越了一个世纪。在《献金政治》（All the Presidents’Bankers：The Hidden Alliances that Drive American [1]Power）一书中，我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为了写这本书，我走遍了全美各地的总统图书馆。我仔细查阅了各种文件，有的文件已有几十年无人问津，还有的文件根本没有人翻阅过，这些文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关系，很重要。
央行官员是否宣称支持或反对彼此的立场非常重要。在本书中，[2]我揭露了这些国际关系以及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其他央行的官员的权力，这些央行通过造币，以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银行活动提供资金。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幻想家创造了货币，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性质，并策划了一场事实上使最强大的银行和央行行长能够管理世界的盗窃案。
2015年6月，我应邀向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因为我一直直言不讳地给最近的央行政策贴上“疯狂”的标签，所以起初我以为他们把邀请对象弄错了，甚至还问了向我发出邀请的美联储办公室。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期待你的发言。”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的会议室陈设考究、历史悠久。货币政策就是在这里制定的。在这里将举行一场为期3天的全球会议。在开幕式上，我将在满堂的国家央行行长面前发表讲话。董事会位于楼上，下面是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的肖像。他协助指导了威尔逊总统提出的联邦储备系统提案，最终在华盛顿通过了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1919年，格拉斯接替威廉·G.麦卡杜（William G.McAdoo）出任威尔逊的财政部部长。格拉斯肖像注视着中庭。那天上午，我们在中庭拍摄了集体照片，以纪念这一时刻。这些来自同一机构的央行行长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以及世界各地其他跨国央行会议上定期会晤。主持人把我安排在前排。
时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宣布会议开幕，她在发言中表示银行体系有所好转，但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随后，一位助理财政部部长发表讲话，大肆吹捧奥巴马政府在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法案就差没有把银行拆散了）应对金融风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西奥多·麦卡里克主教（Cardinal Theodore McCarrick）刚刚与教皇举行过会面，他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穷人。
然后就该我上场了。我解释了为什么通过支持劣迹斑斑的私人银行系统难以保障金融或经济的稳定。“你有能力做得更好。”我告诉央行行长。但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意愿吗？”因为最初作为“紧急”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已经演变成一种持续的规范，并引发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动荡。
自那次会议召开以来，多位全球央行行长（包括来自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央行行长）私下里感谢我的诚实。然而，他们的政策几乎没有改变。没有人出台重大监管措施来解决上一次金融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银行和市场一直受到量化宽松与造币政策的补贴。央行合谋造币，认为这样对全球经济有利，并没有去实现真实的、长期的、有形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也没有要求受益最大的大型银行提供任何回报。
无论广大民众是否知道这一点，最精英央行之间的这种串谋已经猖獗且深入。更糟糕的是，央行行长的政策没有退路，也没有伟大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一再说出他们会这么做的话。这就像把一个巨大的雪球推到悬崖的边缘，希望悬崖会在雪球坠落并摧毁万物之前变成山谷。
这意味着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史诗般壮烈的经济大萧条。问题不在于萧条会不会到来，而是什么时候到来。[1] 本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译者注[2] 欧洲央行（ECB）的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其职责和结构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式，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译者注
引言
美联储没有责任，也不应当保护借贷者和投资者免于承担自己决策的后果。——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07年）
发生在2007～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由宽松的银行监管体系所造成的，在该体系下权力集中在少数监管者手中。自金融危机以来，G7成员国的央行通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QE），向私有银行注入了大量的资金。“量化宽松”是个蓄意复杂化的词汇，其实质是指，通过购买债券或者证券（股票），央行创造大量货币，并将其投放到银行和金融市场中。该政策的结果是增加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借款的成本，更倾向于支持大银行和大企业），刺激证券升值。这种整体相互依存的循环就是我所称的“造币”（conjured-money）计划，在此过程中，货币的成本变得极为低廉。
在大量廉价资本涌入市场的同时，投机行为肆虐，就好比人人都用其他人的钱去赌博的话，全球赌场将会热闹非凡。然而银行放贷规模并没有增长，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和生活品质也没得到提升。相反，通过对银行与市场的人为刺激，中央银行家创造了大量的资产泡沫。当这些资产泡沫破灭之时，世界脆弱的金融体系与受此影响的经济可能陷入萧条。这就是为何主要国家的央行如此急于串通一气。
美联储使大银行变得“大而不倒”是个灾难性的错误，而且理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然而美联储恰恰成为银行合并的主导者，而且从没见过其对哪些银行的合并说不。自1933年以来，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阻止银行“大而不倒”就已经存在。随着1929年美国经济大崩盘，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禁止银行使用联邦保险客户存款，作为大规模投机和资产创造的担保资金。此前实行类似操作的银行，如商业银行以及投资银行，只能选择其一，要么从事储蓄与贷款，要么从事创造证券和并购公司以及投机。受此限制，原来的大银行变得小了，美联储援助大银行更是无从谈起。但是1999年克林顿总统时期，该法案被废止。其结果是，银行间出现并购狂欢，规模大的银行吞并了规模小的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长与监管的放松给予了银行信心和动力进行风险更大的操作。最终，美国的银行规模变得十分庞大且复杂，以至于可以创造有毒资产，同时也能为其顾客购买这些产品提供资金。
以上就解释了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长达10年，且需要多家央行出手遏制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大银行能够买进抵押债权，将其变成更为复杂的证券，再销售给包括养老基金、社区和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全球客户，或者把大规模的资金借给投行和并购基金来从事有毒证券的交易。所有这些操作确实在美联储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这些大银行创造和销售的大规模杠杆债券（即用大量的借贷资金对赌）给世界带来了极其严重的风险。危机开始后的8年，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国六大银行总共持有超过43%的储蓄、84%的资产，且现金规模是之前的3倍。如果说这些大银行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现在美联储默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就相当于把这些银行再次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提高了1倍。
但是在银行危险的时刻，美联储实施了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其滥发的货币的全球性政策。廉价货币涌入市场导致政府后续发行了数万亿美元债务，将全球债务水平推高至325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国内生1产总值（GDP）的3倍。到2017年中期，通过量化宽松（QE）计划，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三家央行（G3）持有的总资产已经高2达13.5万亿美元，相当于经过汇率调整的全球GDP总量的17%。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多轮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战略的支持，这三家央行的领导人向全球鼓吹该战略可以帮助全球经济复苏的理念。这种论调完全背离事实。没有直接的渠道、法律和要求将美联储发行的廉价货币转给真正需要支持的人们。这是因为在实体经济中，借贷和后续的投资来自私有银行，而非直接来自央行。这是货币体系建立的方式。私有银行没有责任用这些廉价的货币去做任何它们不想做的事情。
美国、欧洲、日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较早地意识到如果在自己国内不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而是单纯地调整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就不会有效。他们必须运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且随后不得不串通一气，向全球兜售其政策。他们谋划并将货币注入各自的银行系统。
特别是，这些央行没有要求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等全球最大的私有银行将增加对普通大众经济贷款作为吸收其发行的廉价货币的条件。相反，大银行囤积了这些现金。它们与美联储串谋，通过将债券作为“超额储备”（这些储备更多的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非普遍的监管要求），隐藏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之中。此外，根据《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规定，美联储因超额储备每年还要向这些银行支付0.25%的利率。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很容易获得廉价的资金，来增加对衍生证券产品和其他复杂证券的投机。在美联储的放纵之下，它们光明正大地通过此种手段回购其股票，因此可以有效操纵股市。随后，这些银行减少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发展潜力。
金融系统如此高度依赖“造币+资本”的风险表现为：当美国、欧洲、日本的中央银行家不再增发货币时，金融市场可能进入震荡状态，市场也许会崩溃，信贷市场失灵与新的危机将出现。这些央行无论是调整政策还是不做任何改变，都使本国经济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美国、欧洲、日本的央行没有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计划，而是继续错误地实施上述政策。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表明：当两个物体互相作用时，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力，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虽然这一原理不能线性地说明货币与政治的关联，但是如果将货币与政治交叉起来，该原理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要想抓住货币和政治的真谛就必须厘清两者的关系，糅合地域，压缩时间。
在面临实体经济冲击的严峻现实之后，事实上货币体系可能再也难以真正地恢复到此前的状态，而是会演变成某种新的体系。本书描绘了全球金融精英央行行长的权力崛起与互动关系，以及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本书讲述了这些官员如何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制度。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串谋降低货币的成本。这些央行滥发的货币并非来自税收、收益、利润和经济增长。依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美联储可以通过行使紧急权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遏制危机。至少白纸黑字，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任期内，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在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之后，1913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弗吉尼亚州众议员格拉斯精心策划的关于建立美联储的法案。早在数年之前，在罗得岛州共和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前领袖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努力之下，美国就着手准备建立央行体系。奥尔德里奇在佐治亚州杰基尔岛的俱乐部秘密召集了一批精选的私人银行家，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批人，在一起设计代表其利益的美国央行体系。他们提议成立央行，原因如下，第一，在爆发金融危机时（比如1907年的美国大恐慌）可以支持私人银行，美联储成为私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或者在信贷紧缩时，通过造币来增加流动性；3第二，美联储的任务是通过制定货币政策或者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持物价稳定，降低通货膨胀，保障充分就业。
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到2008年年底，美联储经过超速发展，被塑造成为美国的次超级强权角色。美联储在全球央行等级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其他国家央行中有着一系列的影响力。
美联储和全球的其他央行唯一能保持货币流入银行系统的方式是获得全球盟友的帮助。因此，美联储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其战略。于是各国央行均被卷入其中，并且彼此相互依赖。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率、汇率变动和债务创造与美国银行体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拯救”后者意味着要与前者联系在一起。G7主要央行追随美联储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地缘政治和恐惧。它们担心，如果不按照美联储的指令行事，就会出现更严重、更持久的流动性危机。
央行官员通过直接设定利率水平来确定货币的价值，以购买债券的方式进行额外的调整。他们购买的债券越多，利率就能保持得越低，因为他们创造了市场对债券的需求，从而推高了债券价格，而债券价格的本质就是压低利率。他们通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买卖债券，来影响或试图影响货币的价值。这些银行家一般在国内以及全球货币体系网络的世界舞台上，担任各种各样的公共与私人职务。转型中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从金融危机肆虐的重创中脱身以后，发展中国家开始挑战美国和欧洲主导国际货币政策的现状。它们形成了新的经济、贸易和外交联盟，以此来寻求规避美联储和美元的负面影响。这些政策与历史上的货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该体系主导着市场和地缘政治。1944年，利己的金融领袖聚集在布雷顿森林，制定了以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和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当欧洲重建其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时，美国发挥了其超级大国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则黯然失色。
以同样的利己方式解决问题，在21世纪就引发了一场世界金融大战。“造币”就是可供选择的武器。滥发的货币开始用于救援私人银行系统和购买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及股票。通过提供保持资金流动的“润滑剂”，央行官员取代了政府——他们决定了货币的成本，提供了流动性可持续的信心，世界成了他们的战场。
从表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世界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金融援助）建立的国际组织。但是，在实践中，双方加强了美欧联盟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近期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加支持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有所增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的思考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世界将逐渐分化为依赖美联储政策的国家和被美联储政策伤害的国家。各国央行领导人的聚会与会议将成为针对正在孕育的系统性风险、低增长和贫困而展开批评的焦点与平台。
全球金融体系精英聚集在新潮时髦的地方。他们有彼此的联系方式，并且倾向于避免成为一般的普通人（有些人几十年来没有开过自己的车）。在实践中，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运作，以持续增加和保持其权力。这些非民主的私人与公共银行机构和个体领导人的现代影响力超过了政府，成为市场和资本流动不可或缺的背后力量。他们的影响力似乎是其在银行和市场的磨合中发挥“润滑”作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追踪其资金和权力联盟的来源，我发现了更引人注目的故事，其中之一是串谋、强迫合作，以及正在改变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等级制度。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美国金融体系崩溃了，国际货币体系被破坏了，“演进中的灾难”还不清楚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央行行长并非都由选民选举，却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他们实施货币政策，推动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某种程度上是人为设定的）通货膨胀稳定。自金融危机以来，他们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性政策。
在危机爆发前，各国央行行长对其应承担的包括银行风险和欺诈的监管职责严重失职。为了尽量减少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对其管理的最大的银行和市场实施非常规的货币干预政策。这种干预一开始是美联储以注入流动性的形式对最大的银行开展救援行动，随后成为全球性的救助政策。
随后这些政策导致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其在国际金融等级体系中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中国和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不想成为美国所引发的另一场危机的受害者，并逐渐认识到对美元的依赖使其身处险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开始转而寻求中国的支持，在维持国际贸易的同时，分散来自美国的风险敞口。
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长期利率稳4健”为目标，来制定利率和信贷政策。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对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来说依然如同是灵丹妙药。这种开始时被美联储自我形容为“紧急措施”的政策随后便成为新常[1]态。和弗兰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一样，美联储创造的某些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所能理解的范围。
这种非常规的政策滋养着华尔街。全球的外国资本像一条在寻找猎物的、贪婪的蛇在华尔街附近徘徊。投机、短期利润和央行所允许的全球合作，以及最终难以持续的市场，所有这些造成了经济稳定的假象。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部分央行的官员变成了新的权力掮客阶层。他们通过干预手段使市场得以维持的行为，粗暴地践踏了自由市场的理念。主要央行重新确立了国际金融秩序中的权力平衡。在发达国家中，央行官员发动了一场金融战争，并借此支持本国政府，暗中强迫弱小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提倡国人过节俭朴素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的政府债务从2007年的约9万亿美元增5至2015年的2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两番，由40%上升到105%。美联储持有相当于其资产负债表中“储备”近1/3的政府债务。这些债务实际上是由美国财政部创造的，然后由大银行购买，之后又存储在美联储，并获取利息。这些政策并没有支持实体经济或经济的基本面。可以说，没有坚实的基本面，就没有稳固的经济。
有些东西一定会土崩瓦解——那就是人们的耐心。美联储通过创造货币，在影响力和权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促进了选民偏好的重大转变，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带来金融安全和经济繁荣。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维护全球主义的力量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自二战后，超级大国重组联合以及建立新的联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活跃起来。美联储的滥发货币战略使其他国家的央行在合伙串谋与独自遭受负面影响之间做出抉择。权力的游戏
传统上，在经济恐慌或战争之后的紧急情况下，央行持有储备，设定利率，拨出资金来缓和或重组世界秩序。最近，央行的职责是保障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影响所有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类似的货币寡头的运作，超出了民主规范和限制，成为民主规则的对立面。
与2008年之前相比，金融危机之后央行官员的权力范围以及他们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程度及其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此前，货币的价值从未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低廉状态，央行从未如此大规模地“造币”，某些优秀的央行行长从未试图控制其他国家，即便是个别中央银行家试图在货币和经济上主导世界，并且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金融的主宰者是华尔街，21世纪则属于央行。从历史上看，经济泡沫最后都走向了破裂。央行通过“造币”专门为银行和市场提供大量廉价资本，带来了经济泡沫。尽管美联储暗示其将在2017年年中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美联储“缩表”的数字非同寻常，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促进利率的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世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成本上升，可能会削弱以美元借款的新兴市场的偿债能力，引发公司债务违约，为维持生存，导致公司大规模裁员或降低工资。
少数央行官员控制着数十亿人的命运。“造币”越多，央行官员的权力就越大。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等G7央行行长都试图通过前所未有的干预货币手段来救援其国内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
这种形势掩盖了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的综合网络。隐藏在他们行动背后的是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转变。美联储和其盟友的权力的崛起，诱发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墨西哥和巴西等不稳定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等非G7央行权力的增加。未经选举的权力
无论是公共职位还是私人职位，央行行长通常由政府部门或官员任命。在美国，美联储主席一职有着公共选择的假象，因为该职务的任命需要国会投票表决。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会没有否决过任何一位由总统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为了保障自身工作的安全，美联储主席可以选择与总统的意见保持一致，但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决定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没有透明度，事后也没有问责制。
在巴西和墨西哥等国，通常由总统或财政部部长任命央行行长。尽管某些国家的总统强调本国央行的独立性，但央行行长选择的政策色彩极其浓厚。在塑造货币政策的多边银行和发展银行的情况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或“央行的央行”）等的领导人都是由这些机构的成员国遴选的。因此，他们由成员负责遴选和任命，这些机构是轮流坐庄制的、排外的俱乐部。提供美元，增加不平等
从2008年开始，美联储通过与加拿大银行（央行）、英格兰银行（央行）、日本银行（央行）、丹麦国家银行（央行）、欧洲央行、挪威银行（央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瑞典银行（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央行）之间增至3倍的外汇互换额度向国际市场提供美元流动资产，这一规模从2900亿美元增至6200亿美元。这就是等同于“赌场”的央行，它们为赌客提供额外的几乎零成本的资金，所以它们可以继续下注，直到其一连串的坏运气消散殆尽。[2]
随着二战后其他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美元疲软，地位受到冲击，20世纪60年代央行首次使用了精心策划的被称为“货币互换”的救助政策。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提供了2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目的是向外国银行提供美元，以便于其与美国的银行进行贸易和金融交易。这一规模相当于2008年美联储提供的外汇互换的1/4。货币互换并不是央行政策菜单上唯一可以提供资金的方式，也不足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市场急需更多的美元。
到了2008年9月30日，市场已经吞噬掉了这些货币互换额度，推动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回到了巅峰。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银行及其监管机构——美联储的失职造成的。然而，自1971年废除金本位制，美元“浮动”之后，美元表现出了最急剧的升值。这是由于美联储精心准备了足够多的美元来维持系统运转，但还不足以降低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美联储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毒贩”，使它的顾客总是想要更多的一些美元。
美元升值的传统原因是：美元是一种“避险”货币，当押注美元走软时，交易员会“平仓”美元，退出美元市场，此时美元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美联储的政策。
从2012年开始，美联储仅仅释放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信号，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联储提供了从通货膨胀率到失业率一系列的基准指标，作为收紧利率政策的必要条件，但其担心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因此，美联储的目标一直不稳定，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公民的个人财务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相反，2008年之后，大部分人的工资停滞不前。2012～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增速从2.5%放缓至1.7%；G20中的发达国家，则由0.2%上升到1.7%，但这些国家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都进入了其国内收入前10%的人的口袋中。
尽管各国央行声称通过实施各种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16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宣布，尽管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已经迅速反弹，但长期失业、低收入的工作以及更大的失业风险从不同程度上打击着低收入家庭。根据OECD对35个成员国的研究：“到了2013～2014年，底层人群的收入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上层和中等人群的收入已经恢6复了很多。”
自2009年以来，从巴西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深陷金融危机、苦苦支撑的发达国家的央行领导人警告公众，政府债务创造的周期和央行持有的央行债务所带来的是虚假安全感。2014年6月29日，西班牙央行行长、国际清算银行行长海梅·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指出：“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无法支撑信心，超低利率的政策也难以长期存在。低利率必然会增加冒险行为，但这并不会明显地变成生产性投资……如果持续时间过长，超低利率可能会证明并加强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平衡状态——高负债、低利率和乏力的增长。”7
1931年大萧条时期，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成立。此时人们对银行失去了信心，开始担忧银行及时兑现的能力。国际清算银行被置于世界各国央行之上，监控全球央行的行为，以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国际协调。在实践中，由于所有的央行精英都参与其中，因此国际清算银行不只是监管机构，还是全球央行俱乐部。即便是国际清算银行也以诡异的讽刺，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将零利率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灵丹妙药”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用它的话来说：“在全球范围内，利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低……如此低的利率是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显著特征。”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的结论中没有提到任何此类观点。它宣告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全球金融市场仍依赖央行的政策。”“依赖”是一个措辞强烈的词汇。然而更准确地描述当下情形的方式已经出现，全球最大的几家央行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宰。“造币”是唯一蓄意支撑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政策。国际清算银行称：“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与债券投资者将美国以外的非银8行借款人的美元信贷规模，从6万亿美元增加到9万亿美元。”
美联储对市场反应迟钝，且经常临时性地发布信息，释放不同的声明来戏弄或测试市场，从而加剧了市场对廉价美元的依赖。它的行为就像一支入侵的军队：它与盟友勾结，但没有留给盟友反对其命令的选择。
央行、主要政府和私有银行之间的共生关系已不再是新鲜事。最新的情况是，美联储与其他西方国家串谋实施的零利率货币政策的利率首次上调，随后相对于东方国家央行领导人的国际地位，西方国家的有所削弱。美联储最重要的举措，让美国出现了丧失其政治超级大国地位的意外后果。如果美联储加息加得过高或过快，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最终证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稳定方面效果不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联储的政策一直持谨慎态度，没有太公然批评。到了2015年年中，面对美联储加息的威胁和破坏性已经削弱了新兴市场的货币与潜在的债务支付能力，时机已经来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对于批评美联储政策变得信心十足。她警告美国和全世界美联储的廉价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指出如果美联储加息过快或加息过度，可能引发一系列的9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政府及其央行合作，将人民币纳入“IMF货币”或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之中，表明该组织对崛起的中国权力和全球货币体系从美元中心走向多元化的支持。
与此同时，自1999年成立以来，G20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相对沉寂，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一年里，该组织的国际地位提升了。2016年，由20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论坛首次在中国召开。此举提升了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再次确定其作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外交竞争者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预示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
在本书中我所探索的这些国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政治金融转变的主要枢纽。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紧张，对独立的渴望也日益高涨。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它正在加深与中国的联系，但也在努力应对其以美国为中心的趋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提升了其在全球的外交和贸易权力。日本处在它的美国盟友、带来新机遇的欧洲以及它的前对手中国的十字路口上。对欧洲而言，某些精英领导人接受了美国支持的货币政策，但由此产生的内部政治经济动荡将撕裂其结构。这些国家成为对各国央行行长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串谋”行为进行研究的案例。墨西哥
金融危机和美联储对其的反应给墨西哥提出了一个国内难题。墨西哥央行必须决定是否以及何时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从表面上看，作为美国南方邻居的墨西哥因为与美国密切的贸易关系而没有其他的选择。时任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Guillermo Ortiz）和阿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由于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使墨西哥央行在全球处于良好的地位。然而，墨西哥也被卷入了追随美联储或者是寻求满足国内经济需求的旋涡中。
两人都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国银行体系对世界施加的风险持批评态度。卡斯滕斯与法国的拉加德一起被提名为世界第二重要的央行行长，即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卡斯滕斯落选了，因为他的美国盟友不支持他。这一决定可能改变了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关系的性质。第1章探讨了墨西哥在对美国忠诚与寻求独立之间，与美国关系的裂痕日益加深。特朗普与墨西哥的敌对关系不仅影响两国的经济，也影响两国央行的政策协调。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卡斯滕斯辞去了央行行长的职务，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国际化的平台，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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