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庆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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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试读：

2017年，是华东政法大学65华诞。65年来，华政人秉持着“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学校始终坚持将学术研究与育人、育德相结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一代代华政学子自强不息，青蓝相接，成为社会的中坚、事业的巨擘、国家的栋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65年栉风沐雨，华政洗尽铅华，砥砺前行。1952年，华政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经65年的沧桑变革与辛勤耕耘，华政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科研事业蒸蒸日上，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步步登高，国际交流与社会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国家级项目、高质量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长居全国政法院校前列，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秉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形成“三全育人”的培养管理格局，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65周年校庆既是华东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当前华政正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度聚焦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紧紧围绕学校综合改革“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基础、深化特色、提升实力。同时，华政正着力推进“两院两部一市”共建项目，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65周年校庆既是对辉煌历史的回望、检阅，也是对崭新篇章的伏笔、铺陈。在饱览华政园风姿绰约、恢弘大气景观的同时，我们始终不会忘却风雨兼程、踏实肯干的“帐篷精神”。近些年来，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课题立项数持续名列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核心期刊发文量多年位居前茅。据中国法学创新网发布的最新法学各学科的十强排名，学校在法理学和国际法学两个领域排名居全国第一。当然我们深知，办学治校犹如逆水行舟，机遇与挑战并存，雄关漫道，吾辈唯有勠力同心。

为迎接65周年校庆，进一步提升华政的学术影响力、贡献力，学校研究决定启动65周年校庆文丛出版工作，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学术成果，集结成书出版。文丛不仅囊括了近年来华政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包含了华政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集。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华政65华诞的献礼，也是向广大教职员工长期以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致敬。

65芳华，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似惊鸿一瞥，更如流风回雪。衷心祝愿华政铸就更灿烂的辉煌，衷心希望华政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编委会2017年7月导论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能源是人类社会维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基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迄今，人类社会的能源应用形式和规模在不断变化，火的使用、蒸汽机的发明、电能和核能的应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直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人类从柴薪时代缓慢进入煤炭时代，从石油时代迅速发展到核能时代，每一次能源利用种类、方式、规模的改变和扩大，都会带来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改变。

由于能源对于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能源不仅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主要内容，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矛盾焦点，是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因素。当前世界能源主要来自石油、煤炭、天然气、水电和核电，其中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3种化石能源矿产占了全部能源来源的85%左右。由于地壳运动的不均衡，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能源资源在品种上、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尽相同，世界各地能源资源赋存呈现非均衡格局。各国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必须使用各种手段确保能源的稳定、充足供应，“石油将不再是一种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贸易商品，而将成为这个星球上首要的战略资源”。作为战略资源，能源具有供给稀缺性、开发或获得的高成本、广泛的渗透性、影响的普遍性和深远性。“石油提供了对外政策、国际经济考虑、国家安全以及公司利益的汇合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许多工业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威胁到了国内政治稳定，导致西方联盟的公开分裂，促使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能源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能源，特别是石油，第一次成为公众和政府议事日程里的一项关键的和优先考虑的事务。”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数千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能源不仅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特别是主要的能源——石油，更是焦点中的焦点。正如丹尼尔·耶金所指出的，“自20世纪初期以来，石油就一直与各国的安全、权力和地位交织在一起”。

能源安全是一个现代社会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充实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西方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国际能源署（IEA）正式倡导了以确保石油供应稳定和价格合理为核心的能源安全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运动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质量清洁、数量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供给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因此，以供应和价格为主要出发点的传统能源安全逐渐向综合能源安全转变，能源安全被不断赋予许多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新内涵。在理论上，能源安全是由感知、认识、状态、问题、能力、对策等元素所构成的综合概念。在实践中，能源安全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供应持续、数量充足、价格合理和品质清洁，能源安全是从时间、数量、价格、品质四个方向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并消除能源威胁与风险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赋存和经济发展的错位，石油贸易成为满足各国能源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石油安全成为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具有弱地缘政治属性，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化解能源安全冲突的重要路径。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各国纷纷制定能源战略。所谓能源战略是各国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发展的整体布局和长远规划。由于各国纷纷从供应、运输、价格、生态等多个维度开源节流、节能增效，单纯确保能源供应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战略与促进能源发展的战略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此外，各国还纷纷通过能源外交来推进国际能源战略。所谓能源外交是指主权国家政府部门、能源组织、能源企业等主体，为保障能源安全和维护能源利益，围绕本国能源战略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能源安全从单向安全转向双向安全，从对抗安全转向合作安全，从国家安全转向国际安全，合作共赢是保障能源安全的最佳路径。因此，推进能源合作便成为各国能源外交的重要使命。能源合作主要指世界上不同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企业等行为体，在能源领域所进行的政治对话、经济协作和技术交流等活动。

1949年以来的中美能源合作实际上始于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此后成为两国政府共同推动的重要合作领域。能源合作不仅是中美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对话的重要议题，也是两国企业展开广泛合作的关键领域。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中国，两国对在核能、煤炭、可再生能源、水电等领域的可能合作进行了初步探讨。1979年1月，中美签署《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正式拉开中美科技合作的序幕。根据该协定，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陆续推动了34个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开启了包括核安全、能源效率等30多个科技领域的合作。

中美建交后的十年间，中美能源合作顺利进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能源形势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能源安全成为各国认真应对的优先政治议题。第二，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虽然中美结盟最初主要源自应对苏联威胁的外部需求，但是中美经贸往来成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双重驱动机制自然而然推动了中美能源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三，从中国能源需求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急需资金和技术，而引入美国资金和技术正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愿意购买美国的核电设备，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优惠贷款。第四，从美国政策目标来看，美国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出口控制。

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这十年的时间内，中美双方不断推进能源领域的广泛合作，两国政府签订了大量协议。1979年中美签署了《双边能源协议谅解备忘录》和19个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化石能源、聚变能源、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平核能技术、能源信息交流和气候变化等。中美在1985年签订的《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一再展期，陆陆续续签署了多个附件。1979年中美签署了《水力发电和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1983年中美签订《核物理和磁聚变协议》，1985年两国又签订了《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根据中美两国能源领域的系列协议，中美两国企业联合建设了多个大型项目。

中美建交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保障了中美能源合作的顺利推进，中美能源合作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中美能源合作主要是政府之间的合作，企业参与中美能源合作受到政府外交关系的推动。第二，两国政府在促进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源合作的战略考量超过了经济利益考量。第三，这一时期中美能源合作尚属于起步阶段，项目有限，规模较小。能源合作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也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程，能源合作更多是从属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战略平衡的次合作领域。

1989年以来，中美能源合作受到了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导致很多协议与合作不能执行。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推动了两国全面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而能源合作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以下因素推动了中美能源合作进程。第一，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中美经济贸易依存加深。第二，随着中国能源消费持续上升和石油进口不断增加，中美能源合作的互补性不断凸显，中美能源合作的内部动力不断增强。第三，中国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和市场，实现能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了机遇。

20世纪90年代，中美能源合作领域和合作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中美相继签订了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1991年获得展期，继续为中美能源合作确立了基本框架。中国国家科委和美国能源部在1994年签署了《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的两个新附件。中国国家计委与美国能源部在1995年签署了《双边能源咨询谅解备忘录》。1995～1996年，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多个部委签订了《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以及系列附件。1997年，中国国家计委与美国能源部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次年，中国国家计委与美国能源部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合作协定》。从宏观环境来看，中美签署的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为深化中美能源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保障。

20世纪90年代，中美能源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成果。第一，中美能源合作成为中美科技合作的重要领域，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项目合作不断扩展。第二，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开始对话与合作，启动了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分布的勘测和对美国在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第三，中美化石能源领域的能源项目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允许美国企业等外国企业开发塔里木油田。第四，中美电力、水利、核电等方面的能源合作取得新的突破。1998年，克林顿政府同意批准西屋公司（WEC）、ABB集团以及通用电器公司等将向中国出售成套核电站设备，中国国家原子公司与美国西屋公司决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加强合作。

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能源合作有几个特点。第一，中美初步建立了一些能源合作机制。除了在1992年成立的中美商业和贸易联合委员会促进能源贸易与投资合作之外，1997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成立中美石油天然气工业论坛（OGIF）以推进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截至2016年已经举办了16届。第二，中美能源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石能源领域合作不断加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第三，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中美能源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美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不时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例如1992年，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科委签署涉及金额达180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合作执行协定》，但最终未获国会通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上升，各国能源竞争日趋激烈。围绕能源资源的利用、控制和争夺，主要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针对能源资源布局、能源技术研发、能源战略通道、能源合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包括政治、安全、利益、外交等措施在内的大国外交博弈。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寻求有效的中美能源合作机制，确保能源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的经济繁荣和长治久安，而且对大国关系走向，乃至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演变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2012年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力推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美国各界对其内涵与路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都认可21世纪的中美关系应该避免重蹈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各国带来了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是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的重要推动力，非传统安全治理可以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和增长点。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和焦点议题，能源安全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第一，能源安全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考验的新议题。作为战略性资源，争夺能源产地和控制能源通道，历来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议程。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来看，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枢纽国家。美国霸权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和控制，美国霸权体系的调整也源自对能源安全形势的认知和评估。从现实来看，美国的能源出口能力、能源消费方式实际上左右着全球能源体系的运转，美国能源安全战略影响着世界能源格局的稳定与变迁。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能源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能源安全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能源安全理念、方式和利益的不同，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难免会发生摩擦和冲突，进而影响中美整体关系的健康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能源安全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能源公司开始进入美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的传统势力范围，引发美国的警惕和防范。2005年左右，警惕中国“锁定”全球能源资源的“中美能源冲突”论甚嚣尘上。中美在能源地缘政治上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但在经济高度依存的态势下，一国的繁荣离不开另一国的发展，彼此都难以承受发生严重冲突的代价。美国对中国在全球的能源投资充满警惕，对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的并购高度防范，屡屡制造困难和障碍。中美能源政策认知一度陷入了“负面认知循环”的危险，双方互信赤字不断扩大。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在能源安全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两国的共同利益也相互交融。如何化解和超越能源安全冲突给中美关系造成的障碍，成为中美面临的新议题。

第二，能源安全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中美两个大国在能源安全战略上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也存在值得挖掘的能源合作潜力，这是决定中美两国如何积极互动的基本条件。事实上，在能源进口与价格、能源开发与运输、能源投资与运营等领域，中美两国既面临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能源利益冲突，也存在立足长远、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空间，能源安全可以创造中美新的利益汇合点。客观而言，在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和国际危机日益增多的时代，中美两国需要立足自身能源利益，结合国际能源形势，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通过构建和参与双边、区域、全球的合作机制，结成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能源安全共同体，从而丰富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推进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因此，由于中美存在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以合作解决中美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基本共识。2009年美国已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成品油生产国。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信息署等各类能源机构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沙特阿拉伯而成为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国，在2030年左右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地区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地区。按照英国石油公司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自2009年起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2014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23%和世界增量的61%。从中美两国的能源定位来看，美国因为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大量开发，未来有可能成为最大能源生产国，而中国已经是最大能源消费国，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会从凸显竞争的对手转变为侧重合作的伙伴。中美能源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合作的领域需要不断拓展。中国过于倚重煤炭等化石能源，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2014年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煤炭总产量的46.9%。从2014年各类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来看，煤炭为66%，创历史新低；石油17.5%，是1991年以来最低值；天然气为5.6%；非化石能源为10.9%。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和提高环境质量，中国需要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煤炭的使用，增加天然气的消费。由于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产量的激增，开始向亚洲出口石油和天然气。2016年5月，茂名石化采购的第一船4.2万吨美国美湾高硫混合原油抵达湛江港，拉开了美国原油输入中国的序幕。2016年8月，第一批来自美国大陆的液态天然气从墨西哥湾的萨宾帕斯出口站运抵中国盐田港，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按照长期合同出资购买。美国开始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使我国的进口来源进一步丰富，有助于减轻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从长远来看，中美在能源供需上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两国都有巨大的能源投资需求，如何进一步加强联合投资，超越零和竞争，推动利益协调，减少政治风险，共同促进能源安全，是中美有待探索的新领域。如何进一步加强能源数据、法律法规、政策的协调和技术交流，是防止能源供应中断和缓解能源安全冲击的重要环节。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如何加强中美在多边合作机制下的磋商与协调，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进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途径。中美能源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实现中美经济贸易领域的互利共赢，也能增进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互信，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动力。

第三，能源安全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长期稳定的新基石。美国既要保障自己的能源供需，也要保障盟国的能源供需；既要以能源安全为契机实现地缘政治渗透，也要以能源安全为工具撬动全球战略竞争。中国既要以能源安全为基础顺利推进国家能源转型，又要以能源安全为平台参与全球治理；既要以能源安全为渠道加强国际合作，又要以能源安全为抓手塑造全球新秩序。中美两国在战略思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侧重在规划中美关系基本框架基础上推进具体合作，而美国则更注重通过务实合作来构筑双边关系基础。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消极防范型关系，而是积极经营型关系。在能源安全领域，竞争、冲突与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能源安全是中美关系中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议题，如果能够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能源安全上的防范与冲突，还可以实现功能性溢出，对处理中美关系其他领域的矛盾提供经验和借鉴。战略互信既是国际关系积极互动的结果，也是未来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有学者指出：“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而在某一功能领域进行的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由是观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该课题的深入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看，从能源安全领域切入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战略守成国家与战略崛起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共赢规律的认识。从实践上看，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功能性领域，化解中美能源安全冲突与摩擦，可以增进中美能源安全共识与互信，为中美关系良性互动提供启示与借鉴。二 相关研究的现状述评

关于中美能源安全关系，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能源需求数量和石油进口，将冲击国际石油价格和能源市场的稳定；中国采取怎样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也将深度影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西方学界对中国能源战略与能源政策的态度立场鲜明，坚持“中国能源威胁论”者担忧中国的石油需求不但推高油价，而且通过重商主义的能源外交与一些反美能源出口国家结成联盟，为保障运输通道增强海军实力和因领海资源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坚持“中国能源整合论”者相信中国的能源需求会促使中国加快国内能源战略的转型，并希求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来确保能源供应，中国会在开发石油资源、稳定市场价格、保护运输通道、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寻求国际合作。从政策实践来看，由于美国内部的严重分歧，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长远发展而制定的积极主动的能源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与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研究成果虽然略显单薄，但随着中美能源合作的深入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从研究成果来看，吴磊的《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肖炼的《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及对策》、周运亨的《中国能源安全中的美国因素》等著作，从中美能源合作的整体性、系统性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张利军的《中美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商与合作》对与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动因和目标进行了阐述，对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框架与对策进行了专门分析。周琪等著的《美国能源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王波的《美国石油政策研究》、潜旭明的《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等著作，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发展演变、国际能源战略的调整历程、对外能源战略全球布局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舒先林的《美国中东石油战略研究》、徐洪峰、李林河的《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等著作，对美国对中东和中亚的能源外交进行了重点研究。阎政的《美国核法律与国家能源政策》、赵庆寺的《美国能源法律政策与能源安全》等著作，从能源法律政策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制度保障。赵庆寺的《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李若晶的《失衡的依赖：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1945～1975）》等著作，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美国石油外交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学者对中美能源安全关系做了三方面的探索。一是批判“中国能源威胁论”，马凯、赵宏图、余建华、李向阳、林伯强、吴磊、查道炯等提出，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占世界比重很小，构不成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能源开发增加了世界能源供应。二是针对美国的全球石油控制和国内能源发展战略，特别是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分析美国因素对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冲击。例如吴磊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以反恐为名的石油争夺，夏立平认为美国的石油需求推高了世界油价并造成了供应紧张，张文木提出发展海权保卫海上石油生命线，崔立如认为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前景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产油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影响力，增加了美国的能源权力。三是针对中美在能源安全上的共同利益需求，赵宏图、吴磊、周琪、周运亨、夏立平、张文木、肖炼、查道炯、杨泽伟、管清友、舒先林、许勤华等学者指出，中美两国在可靠的廉价能源供应、安全的海上通道以及新能源的技术交流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丰富，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从研究的立场来说，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为什么”要遵循西方的规则，对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充满怀疑和忧虑。国内也有学者从现实主义观念出发，对美国保守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异常敏感，这种偏见和误解往往阻碍了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宏观分析多于微观分析。就研究的内容来看，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论述中美各自能源外交政策和中美能源地缘政治互动层面，对中美能源合作的宏观层面阐述较多，但对能源安全在中美总体关系中的地位与影响缺少清晰界定，对中美能源合作的国内根源与组织机制缺少重点分析，对中美能源安全博弈机理与利益均衡缺少深入探讨，目前尚未形成对中美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机制的总体性认知，在能源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机制构建上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本研究采用国际关系的一般研究方法，主要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概念框架，同时辅以政治学、博弈论等研究范式和工具，对中美能源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和约束因素展开分析，论证中美围绕能源安全问题在国际合作中的复杂性博弈过程。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国际合作是有效治理国际能源安全领域博弈困境的最优制度选择，必须通过加大政府、企业等各个层次的能源合作与交流，加快中美共赢性博弈的规则制定和制度构建，确保共赢性博弈在多边能源合作体制中实现的内生条件，深化中美能源安全领域的双层博弈，塑造中国能源安全国际化战略的良好国际制度环境，为中美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客观条件，使中美能源领域的合作在结构与功能上向中美关系一般性领域溢出，实现中美关系在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双重驱动下的良性互动。

本研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本研究构建了中美能源安全在全球、地区、双边、国内外互动层面的分析框架，既分析了中美在资源开发、运输通道、市场稳定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也探究了全球、国家、市场、企业等变量对能源合作的限制和约束，这是对中美能源安全合作深层动因、战略约束和制度设计的一次多维度研究。第二，从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把中美在能源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冲突置于全球能源安全一体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对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性质的能源安全问题，笔者力图通过共赢性博弈的国际合作机制，突破中美能源安全的博弈困境，这是对以竞争为主的传统安全转向以合作为主的非传统安全的一次实证分析，也是对中美安全战略约束下一般问题领域合作机制如何扩展到中美全方位合作机制的一次理论探索。四 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

本研究立足于能源安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重塑，遵从以下逻辑思路展开论证。首先，对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动因进行阐释，并用博弈理论分析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互动方式，揭示内外变量对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其次，对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形式和收益进行分析，揭示中美共赢性博弈的形式和路径。最后，提出中国应该参与制定的中美能源安全博弈规则，并指明中国改变博弈力量结构的能源安全政策。

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在导论部分，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背景、思路与特点，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述评，提出研究的创新、突破与意义，阐明研究的方法、体系与结构。

第一章，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博弈路径。

本章首先阐述了美国全球霸权体系中能源安全的地位，说明了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联系，明确了中美能源安全战略的利益诉求；其次，通过国际能源安全博弈的内涵，阐述了中美能源安全的博弈性质，对能源安全领域博弈的内在结构、均衡机理、博弈困局和次优选择等进行理论分析，寻找中美能源安全博弈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提出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优化路径。

第二章，中美能源安全互动的背景与环境。

本章考察了中美面临的世界能源安全格局，厘清了中美面临的世界能源安全趋势，强调指出中美在能源安全领域的互动受到中美整体关系的约束，揭示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战略环境。

第三章，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调整与影响。

本章考察了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图，主要分析了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调整的具体举措，重点分析了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实施的主要成效与影响深远，最后分析了美国能源政策转向的前景。

第四章，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转型与创新。

本章首先简要描述了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发展演变，明确了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阐明了新时期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转型，并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原则和策略。

第五章，中美双边能源合作的形成与发展。

本章简要叙述了中美能源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背景，主要分析了中美能源安全对话机制的基本类型，专门阐述了中美能源安全对话机制的主要特点，特别提出了中美能源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意义，重点指明了中美能源安全对话机制的改进方向。

第六章，中美在多边层面上能源合作的深化与拓展。

本章首先分析了美国构建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布局，其次考察了中国参与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现状，重点研究了中美在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中的竞争与合作，最后提出了中国优化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具体路径。

第七章，中美能源安全观念的分歧与差异。

本章主要研究了中美在能源安全上的观念分歧，论述了中美在能源战略上的冲突风险，详细分析了中美对于能源市场的误读或偏见，揭示了中美在能源外交上的认知差异。

第八章，中美能源安全利益的互补与共赢。

本章重在揭示，中美两国在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保持海上能源通道的畅通、协同推进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协调四个方面，面临共同挑战，存在互补利益，这是决定中美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内生变量，而应对这些挑战应该成为中美能源安全博弈的公共产品。

第九章，中美能源地缘政治的交锋与角逐。

本章分析了亚太能源安全形势与中美战略互动，考察了中美在中东的能源竞争与合作，阐释了中亚能源形势与中美能源安全战略的关系，论述了中美在非洲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交锋，研究了中国与拉美能源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从而对中美能源博弈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论部分，主要论证了推进中美能源安全共赢性博弈的策略选择，阐明中国适应和塑造中美能源博弈均衡的优化路径，提出了深化对美能源外交的对策建议。图0-1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图第一章中美能源安全关系的博弈路径

能源问题是关系各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议题，各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种手段力图保障能源安全。同时，能源也是少数国家政治遏制和经济制裁的重要工具。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围绕能源的开发、运输和消费，不同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合作，甚至走向冲突与战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一 能源安全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能源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手段。无论是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构建或者是护持，都离不开对能源资源的控制。1.美国霸权地位的战略基础

美国历届政府所关注的国家安全重点往往因时而变，能源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石油安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地位凸显，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引起美国的重视。《美国国家安全法》（1947年）主要涉及的是指军事安全，其中对于能源安全仅仅做了“使政府在战时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与工业资源，供军用和民用”的简单规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能源安全才真正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从尼克松政府开始，此后历届政府都把确保能源安全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美国通过控制全球能源资源进而控制他国经济命脉和外交政策，并以多边主义构建了一个整合西方盟国的国际能源体系和能源安全机制，这已经成为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美国的国家利益》（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中指出，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的活力和稳定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进一步指出，战后美国构筑了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霸权体系，建立了稳定的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廉价的石油贸易体系这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而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控制石油是维系霸权稳定的重要支配手段。

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波斯湾石油通道安全和石油价格合理在美国国家利益排序中属于高度重要的利益。为此，美国绝不允许海湾大国支配或域外势力干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美国来说，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石油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不仅有利于加强盟国之间的合作，也便于应对美国面临的复杂挑战，尤其是在战略资源争夺中，获得充足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安全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目标、手段紧密相关，能源安全目标与地缘政治、能源商业利益、推广民主和人权等多重目标结合在一起。在美国的霸权战略下，美国能源安全实践难免在上述多重目标的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上顾此失彼，甚至抵牾矛盾，难以做到相互倚重，这也决定了美国以霸权战略求能源安全和以能源安全战略支撑霸权地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美国地缘战略的基本依据

能源安全不仅依赖于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也取决于运输线路的安全性，这使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与地缘政治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控制世界主要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是美国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目标，这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战略布局需要紧密围绕这一重要目标而展开。

传统的世界能源运输路线图是以波斯湾为中心，从波斯湾经大西洋或太平洋到达欧洲、亚太和北美等石油消费国。为了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石油供应，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在确保中东石油以合理价格保持充足稳定的供应。在世界石油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美国通过海湾战争将波斯湾石油置于美国霸权的控制之下，从而再次获得了全球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里海—中亚国家、非洲和拉美地区和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不断开发，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呈现从中心到外围的多元化格局。美国通过强化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巩固非洲和拉美的石油利益、加入中亚油气开发等手段，抢占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战略支点，进而主导和控制国际能源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虽然都打着“反恐”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旗号，但这两场战争背后隐藏的深刻的石油安全意图昭然若揭。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巩固了在中东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加强了对可能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的波斯湾石油的控制力。美国通过支持里海—中亚国家修建绕开俄罗斯的多条油气关系，也成功左右了里海—中亚国家油气外运的方向。美国减少从动荡不安的中东进口石油，扩大了从非洲、美洲的石油进口，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格局不断优化。美国在亚丁湾、阿曼湾等海上航路上，在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能源贸易和运输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支点附近，布置了大量海空力量保卫海上能源战略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有时难以兼顾能源安全目标，甚至牺牲能源安全。正如法国学者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论述所指出的：“在华盛顿主宰美国事务的部分政治家眼里，石油是与国防同等敏感的要害领域。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指导下，一些本该主宰石油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和财政因素，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由是观之，美国在全球地缘战略中，能源安全目标面临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难免会使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进退失据。3.美国经济繁荣稳定的保障

能源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资源，经济繁荣离不开充足、廉价、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一旦发生能源中断，不仅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受到威胁，而且会影响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西方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滞涨状态，许多石油消费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繁荣牢牢建立在廉价能源的基础上，提高能源价格势必将损及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不惜投巨资研究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力图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清洁、廉价的能源。4.美国联盟体系的关键纽带

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与西方盟国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能否处于安全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取决于我们同盟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是否持久”。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相结合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地跨欧亚、辐射全球的能源安全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全球联盟战略。美国及其盟国长期面临共同的能源威胁，而美国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供应和保护能力。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石油生产国之所以能够打击像美国这样的消费国，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中断其石油供应，而且因为他们能够运用使美国的主要盟国如联邦德国和日本屈服的方法间接打击美国”。美国能源部向里根总统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强调指出：“由于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美国的能源安全同其盟国的以及贸易伙伴的能源安全是分不开的。即便一个从未向美国出口石油的产油国停止供应石油，对美国也会产生影响，因为石油市场会把别处供应的石油不销往美国，而销往缺少或根本得不到供应的国家。……此外，在全世界会出现普遍的油价上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受到影响。因此，只要自由世界中其他国家受到供应中断的威胁，美国也就面临危险。”在维护能源安全上，美国与盟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在美国的倡议下，西方国家通过成立国际能源署建立了能源安全合作机制，并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形式加强了盟国间的能源政策协调。

近年来，美国利用页岩油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生产大国优势，开始帮助盟国应对能源危机。自2011年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日本政府因核电站停运深陷能源短缺困境，国内要求进口美国天然气的呼声日趋高涨。2013年5月，美国能源部批准了向日本中部电力和大阪天然气等企业出口天然气的计划；2013年9月和11月，能源部又相继通过了对住友商事和东芝的天然气出口计划；2014年2月，美国能源部又同意对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以及日本邮船等相关企业的出口天然气。2017年2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满载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轮船停靠在日本海沿岸，这是首批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2017年年初，日本公用事业公司已签署合约，2020年前购买总计140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约占同期美国预计出口总量的1/5，从而使日本成为美国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自2013年年底开始发酵的乌克兰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俄欧对立，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俄罗斯供应了欧盟30%的天然气需求，半数以上依赖乌克兰境内的管道运输。为了使欧洲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3月份宣布，美国准备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2016年4月，美国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抵达葡萄牙南部的锡尼什港口。

与此同时，由于盟国的能源安全依靠美国的保护，美国由此取得了支配和控制其盟国的非对称权力，由此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影响盟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与盟国在能源安全利益上并非完全一致，分歧在所难免。当出现分歧时，美国通常会发动强势外交，要求盟国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例如，美国曾要求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让该国的帝国石油公司（Inpex Corp）最终退出了伊朗最大的陆上油田阿扎德干油田项目。从长期来看，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在能源安全上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合作一般不会一帆风顺，这将会成为美国与盟国关系不断出现摩擦和冲突的重要根源。5.美国遏制对手的重要工具

石油进口国的供应安全和石油生产国的出口安全都曾被美国用作遏制对手的工具。美国学者彼得·施魏策尔在其《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披露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石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书中透露，针对苏联对石油出口的严重依赖，美国推动沙特阿拉伯不断增产，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减少苏联的外汇收入。美国同时还迫使欧洲国家禁止贷款和出口运输油气的钢管给苏联，阻碍苏联提供油气生产和出口能力，苏联最终陷入经济困境而陷入解体的命运。为了打击敌对国家的经济，美国长期对古巴、伊朗以及利比亚等国进行制裁。作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界的怀疑和防范。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和能源安全战略引发了美国的焦虑和不安。美国一方面炒作“中国能源威胁论”，另一方面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全球重要能源产区，挤压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空间。2005年6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要约价185亿美元的全现金要约收购优尼科公司。虽然中海油做了大量的公关工作，在美国警惕“中国能源威胁论”的舆论围剿下，最终还是败给了出价171亿美元的雪佛龙。二 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由于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逐步增加，能否保障充足、稳定、清洁的能源供应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安全逐步上升成为中国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源战略正面临着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约束和限制，面临着现代能源转型的挑战和压力。1.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要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安全观已经从以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为基本考虑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发展为全球化时代动态和立体的综合安全观。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减缓，经济安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中国超越“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以国家面临的各种威胁来确定国家安全，主要源于对全球化时代我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复杂形势的认知和研判。中国官方在公开文件中最早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是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3处提到“国家安全”，并首次提到“国家经济安全”，这表明一种与传统安全观迥然不同的安全认知已经出现。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2002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同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中国官方最终形成了系统全面的非传统安全观。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指出，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全球化，安全领域不断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环境、科技、文化等领域扩展。该文件提出要加强对话与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由此正式形成了我国“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际安全观。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基本形成了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政治，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性国家安全观。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首次系统提出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大国11种不同的安全领域。

在实践中，包括能源在内的矿产资源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地位。能源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日益成为当前国家安全战略中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当前，能源资源已成为我国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众多新挑战。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能源保障程度看，我国能源禀赋不高，需求增长旺盛，供求矛盾日益加剧，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此外，中国能源管理机构分分合合、不断调整，缺乏有效的能源安全管理体制，难以出台统一协调的能源战略和政策措施，存在能源安全规划与管理的制度性缺陷。面对来自多个方向、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挑战，必须着眼于今后中长期国内外环境的可能变化，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应对举措。2.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

随着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安全的内涵大大拓展，不仅仅要求能确保经济发展的充足、稳定的能源供给，也要求能源发展方式的清洁、可持续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中存在严重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亟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对于我国而言，要想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防止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更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推动能源技术的革新来带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制定中国特色的新型能源战略。一是要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二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进而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均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能源消费总量注定还会持续增加，保障能源安全任务将更加艰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由“变革”到“革命”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也体现了中央对能源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国家能源战略思维的新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需要建立全社会节能的长效机制，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蓝图，提出了“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重大部署，为进一步推进能源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也对低碳清洁能源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3.加强国际合作的关键领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商品、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能源供给和能源价格赋予了更多新内涵，一国的能源安全已经和全球能源市场的供需紧密相连，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从全球能源资源的分布来看，能源资源自然赋存极不均衡。从当前的能源供需来看，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制约。随着我国石油、天然气等消费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

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坚持国际能源主权、共同开发、安全至上、清洁利用、机制保障的原则，注重合作主体的多层次、合作对象的多元化、合作模式的多样化。在战略定位上，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积极推动国际能源互利合作，要求尽快融入现有国际能源秩序，尽力谋求制定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能源规则，确保中国能源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进口能源增长迅速，大大缓解了我国的能源供需紧张的矛盾。就投资而言，能源和资源类投资一直是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模式。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能源和资源类并购案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3年2月，斥资151亿美元完成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交易，成为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4.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

随着能源作为战略资源地位的凸显，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能源出口国还是能源进口国，都把维护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在国际体系中，各国能源资源状况是全球财富和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要素。能源出口国的资源储量和出口能力，不仅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也为利用这个战略杠杆撬动其他战略利益提供了战略支点。能源进口国为了确保能源安全，不仅要向出口国支付巨额外汇，也需要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抑或交换。各国能源安全战略密切互动，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也是导致国际冲突、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因素。

能源安全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而保障充足、稳定、廉价、清洁的能源供给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前提。能源安全不仅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随着能源市场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能源领域的摩擦与冲突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国际对话、磋商和协调日益活跃。由于我国资源“走出去”战略实施较晚，留给我国可以介入和利用的能源空间已十分有限，基本上属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敏感，甚至危险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能源不安全的形势。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能源安全很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领域。事实上，西方国家一直在资源开发、企业并购、低碳技术等领域对我国采取遏制措施，我国利用境外能源资源的国际环境局部趋于恶化。再者，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使得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面临更多风险。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建立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国能源外交立足于自身实力，统筹国内与国际、地区与全球、双边与多边、议程与领域，深化国际能源合作，加强国际能源协调，尽可能地化解风险和消除威胁，为中国维护能源安全、推进能源国际战略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5.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

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在没有中央权威干预的情况下，由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公民运动等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方式，以国际规范、国际制度所形成的框架为基础而进行的全球合作。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而不是政府权威为基础，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坚持合作方式的协商民主。从国际实践来看，全球治理的议题不断扩展，功能领域不断深化。目前，世界能源体系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合理加快油气资源开发，如何培育有序竞争的能源市场，如何促进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如何构建全球能源安全预警体系，如何加快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等。事实上，由于产油国与消费国、消费国与消费国之间存在太多的认知差异，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油气供应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在支持新的绿色技术方面，也缺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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