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与怀念：杨克离休后部分文稿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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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与怀念：杨克离休后部分文稿集试读：

文前彩插

前言——留住历史

杨克同志是我很熟悉和很敬重的老同志、老领导。最近，93岁高龄的杨克同志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了《纪念与怀念》这本文稿送我，嘱我看看。我看后很感动。借杨克同志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写点感受，以表达我对杨克同志的敬意。

杨克同志1919年出生。1937年3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做过多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中央调杨克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院党委常委，以后担任院纪委书记等职。杨克同志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尽心尽力，作出过重要贡献。1988年离休后，杨克同志又笔耕不辍。杨克同志写的文章，有几篇让我先读提出意见，这使我早早从中获益，这就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纪念与怀念》。

每个老人都是一本书。杨克同志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杨克同志这一代老人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途上历尽艰辛，经受各种磨难和严峻的考验。在确定共产主义信仰后，他们就把苦难当做必然，为辉煌甘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斗争历程锻造了他们坚定清醒、豁达乐观、处变不惊、奋发前进的理想信念和优秀品质，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各家的“小皇帝”“小公主”很难想象革命前辈的艰苦卓绝，但是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境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辛努力。因此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很有必要。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示弱，认清形势，把握机遇，接受挑战，埋头实干，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非常敬佩像杨克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诞生立下汗马功劳；在和平年代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在艰难困苦中无私奉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进入暮年，但始终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忧党忧国忧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第一部分重要年代纪念文稿三大法宝 永放光芒——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

采用多种形式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夺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在是来之不易。

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39年，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牢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是怎样取得的。这里根据我参加革命和入党近70年的部分亲历，谈谈有关三大法宝的一些情况和体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救国，是全国各族广大爱国民众的一致强烈要求。1936年，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积极响应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坚决勇敢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广大青年学生为纪念北平学生“12·9”爱国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对“双12”（12月12日）兵谏、抓蒋介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时，我在西安师范学校读书，是一个爱国救亡的积极分子。亲身参加了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2月9日，在中共西北特支指导下，由西安学联组织指挥，西安青年学生两万多人举行集会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向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和西北“剿匪”司令部请愿未获什么结果的情况下，广大群众不甘心散会回校，不顾饥饿，不怕危险，一致主张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当时蒋住在那里部署“剿共”）。为了防止当局的阻拦冲击，游行队伍安排东北大学为先锋，西安高中为后卫，西安师范居中，以保持强有力的阵容。蒋介石闻讯后，即责令张学良制止，如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已派中央宪兵二团在去临潼的要道灞桥等处布置了几道防线，架起机枪，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安市以东十里铺时，张学良将军驱车赶到，他听到学生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高唱救亡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愿为抗日而死”时，深受感动，热泪盈眶，站在路边土坎上向学生们讲话。西师学生队伍居中，距张将军最近，只有两三米，听得最清楚。他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主要内容是：“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比你们还强烈。祖宗坟茔在东北，我无时不挂念抗日复土，一息尚存，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疆场。请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一定转交委员长。请大家放心，一周之内我将以事实回答大家。”由于张将军态度诚恳，同学们的请愿目的已达到，游行队伍遂返回西安，到校时已是深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介石实行震惊中外的兵谏，我们万分高兴，立即上街进行宣传张、杨八大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16日，西安召开十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拥护张、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张、杨两将军参加，张将军在大会上讲话说：“因为纪念‘12·9’学生救亡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使学生和一切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他们。而他（蒋）却说：‘对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谈的。格杀勿论’。”张将军接着讲：“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我才同杨（虎城）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12月12日’的事变。”这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日的一个导火线。西安学运促发了西安事变。据事后了解，蒋介石当时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就要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出陕西和甘肃，开到安徽、福建去，以便异地削弱、甚至消灭异己势力。

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应邀立即派周恩来副主席率团赶赴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实现了停止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救亡创造了条件，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始终紧紧掌握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仍然十分重视统战工作。武装斗争，是坚持抗战、夺取全国胜利的又一个重要法宝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力量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势力。

为了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红军被改编更名为八路军、新四军。但保持了它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坚持独立自主作战；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为主结合运动战）；坚持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积极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开展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抗战，我们的武装力量由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扩大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多万人。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人左右。这是我们能够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力量。

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常常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前边打虎，后边防狼。一面主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面还要对付反共顽固分子从背后的袭击。我们先后打退了三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根据地，同时也受到不小的损失（如：最大的损失——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近万人）。在摩擦自卫战中，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力争共同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同特点。

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就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八百万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反动军队；就不可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难于保卫国家进行和平建设。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宝

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建设新中国，是夺取胜利的第三个法宝，也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法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步总结了过去党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对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清理、分析，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提高了全党高、中级干部的认识，逐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英明，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到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整风学习，深受教育。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共23个），联系工作、思想、作风实际，自我检查，互相批评帮助，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使广大党员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对整风与审干抢救要加以区别）。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通过这次整风，统一和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既为召开党的七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纪念建党85周年，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使之永放光芒；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要时刻警惕国外反动势力妄图亡我的狼子野心。

弱国无外交。有国无防，无异于开门揖盗，束手待毙。有些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别有用心的强盗逻辑。我们应当理直气壮的对待。对美国独霸世界的战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对“台独”分裂势力，我们应当高度警惕，不可存有任何幻想。

我们还要警惕有些人采用各种方式丑化共产党、削弱党、分化党，企图取消党对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只要我们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党员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防止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背离大方向；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坚强的国防和强大的现代化人民武装，而不是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地发展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现代化，民富国强，而不是两极分化，更不能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日益巩固，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此稿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征文、评奖稿，获一等奖）为庆祝建党八十五周年题写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九进八出”秦岭商洛山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在是来之不易。

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39年，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深刻认识“三大法宝”的重要意义和宝贵经验，让“三大法宝”永放光芒。

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从1928年到1948年，20年内曾多次进出秦岭商洛山区，人们常说是“九进八出”，长期坚持斗争，直到1949年商洛地区全部解放。为了纪念长期坚持斗争、缅怀在斗争中壮烈献身的4000多位勇士和战友，为了对广大劳苦群众支援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感激之情，在建党9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我过去在地下党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多年，对商洛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有所了解；从1946年到1949年，我在商洛地区亲自参加了当地的武装斗争，而当时商洛地委、军分区的领导同志都先后去世，我是迄今唯一健在的幸存者，虽已到耄耋之年，90多岁，力不从心，但记述这段历史，是我不可推却的责任。经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反复回忆，着重撰写四个时期的斗争情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25军和红74师在秦岭山区以商洛为中心进行的两年多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委领导的商洛地下党进行的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北路部队到陕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大反攻时陈赓谢富治兵团一部分进入陕南商洛地区坚持敌后斗争，创建根据地，直到全地区人民群众获得解放。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从1928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有五次进出秦岭商洛山区，有的时间较短，遭受挫折失败，如1928年春渭华起义部队，在渭南华县地区失败后，6月转移到秦岭蓝田县许家庙和洛南县两岔河、保安山区，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在激战中起义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等英勇牺牲；由许权中率领的另一部分起义部队，为了隐蔽和保存力量，取消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又如1933年红26军南下损失惨重，一部分进入秦岭山区分散活动，一部分化装返回照金根据地，参加重新组建的红26军。红三军团也曾到过陕南地区，时间都比较短。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率领下，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经过一千八百余里长征，粉碎了敌人重兵层层围追堵截，到达了陕南商洛地区，由于山大，人烟稀少，加之敌人继续围堵，未能在商洛山区站住脚，而沿秦岭西进，沿途撒播革命种子，扩大革命影响，由汉中转入川陕巴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4年重新组建的红25军，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留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又可引走敌人主力，使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红25军冲破敌人4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越过平汉铁路西进，经过几次恶战，进入伏牛山区，又机动巧妙地进入陕南洛南三要司和庾家河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敌人乘我红25军入陕立足未稳之机，在三要司和庾家河向我进攻，经过两次恶战，粉碎了敌人进攻，取得两战皆捷，开始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三要司同敌陕军冯钦部的战斗中，全歼守敌一个营。在庾家河反击战斗中，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打垮敌人，击毙击伤敌兵800余人。我军也伤亡200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在激烈争夺阵地战斗中身负重伤。由军政委吴焕先指挥近3000名指战员夺得战斗的完全胜利。

鄂豫陕省委成立，即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议认为，这个三省边界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山峰悬崖，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个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明朝末年李自成曾在此屯兵养马积蓄力量，然后东出中原，攻陷北京。同时，这里封建恶霸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苛捐杂税，高利盘剥，抓丁派夫，兵灾匪患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强烈要求反抗，自发的抗捐抗粮抗抓丁斗争，此起彼伏。如大刀会、红枪会和抗粮抗捐军的兴起，都是我军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庾家河会议决定，建立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向东南西地区发展，横扫地方反动民团，摧毁反动地方政府，组建游击队和革命政权。首先在丹江以南的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四县的边区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接着又开辟了商县、山阳、镇安、蓝田、柞水北部五县边区根据地。以后又西进到宁陕、佛坪、洋县地区，建立了洋县华阳游击根据地，红25军主力1935年7月离开陕南前，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三个特委，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革命政权，根据地人口近50万人，组建了7个游击师、4个游击队的地方武装，共约2000多人，红25军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在秦岭商洛山区，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打了几个大胜仗，尤其是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人一个旅，击毙击伤加俘虏有1700多人，敌旅长唐嗣桐被生俘。沉重打击了敌人，使敌人宣告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的妄想破产。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红25军主力沿秦岭西进北上，实行战略转移，离开陕南打到陕甘等地区，同陕甘红军汇合。领导红25军的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1935年5月9日在龙驹寨积劳成疾，不久病逝。代理省委书记和原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于1935年8月21日在北进到甘肃泾川县战斗中光荣牺牲。

红25军主力北上后，留在陕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从1935年7月到1936年底，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首先统一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将三个特委组合成一个鄂豫陕特委，由郑位三任书记；将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组建成红74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辖有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全部兵力近700人。1935年于陕南前排右起：徐海东、郑位三后排右起：陈先瑞、程子华、李隆贵

红74师在鄂豫陕特委领导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共歼敌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械3000余件，以及大量弹药和各种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部队物资和经费的困难。同时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团的兵力，配合了陕北根据地的斗争和主力红军的长征。1935年秋红74师在宁陕县龙王沟三圣宫墙壁上写的标语（中共安康地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红25军主力西进北上后，鄂豫陕边区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敌人调集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实施划区“围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和“各个击破”的办法，完全消灭我武装力量，彻底摧毁我革命根据地。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镇安县米粮川的一条30多里长的川道，房屋大部被烧，群众财物被抢劫一空。袁家沟口地区，敌人视为“红窝子”，叫嚣要“掘地三尺”，把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斩尽杀绝，彻底摧毁。根据地人民大量逃亡，大批被杀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极端惨痛之中。同时，在敌人重兵分割围攻下，我游击武装有的被打散，有的叛变，有的损失很大，各根据地之间失去联系，不能协同对敌斗争。在这种生死存亡的严重情况下，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党和武装，集中部队，加强整训，提高斗志，灵活机动地进行斗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打破了敌人的围攻，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李涛同志到商洛地区，传达中央指示，要红74师暂不行动，进行整编，成立军委会，由郑位三、李涛分任正副主席；对外改编称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辖四个团，共1700余人，经过半年多的整训，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同时在驻防的镇安、柞水、宁陕和长安南乡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吸收抗日救国积极分子参军，离开陕南开赴三原时，部队扩大到2100余人。为了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抵抗蒋军向西安的进攻，根据同张（学良）、杨（虎城）三方协议，红15军团（主力为原红25军）一同开赴商洛地区，在商县同红74师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对74师独立地胜利坚持鄂豫陕边区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高度的评价。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红15军团即开回三原地区。这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五次进出秦岭商洛地区。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赵凌云 摄）

红25军和红74师能够在秦岭商洛地区独立地坚持两年多的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是极不平凡的，也是来之不易的。他们的斗争经验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首先，是鄂豫陕省委和特委的团结战斗、坚强领导的结果。在长期同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方针和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党委提出“留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的口号，坚定了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坚持斗争的决心，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是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强大敌人的根本保证。其次，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神出鬼没地转战于鄂豫陕边区的广大地区；以游击战为主，必要时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多次围攻“清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再次，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游击武装和基层政权，是红军能够立足生存的基础。广大群众把红军看做是自己的子弟兵，给红军送信、带路、掩护和抢救伤病员，从各方面支援红军；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曾将缴获的一部分粮食和财物分给群众，拿出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群众。许多群众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军民鱼水情深，根据地有的群众曾将红军烈士在自己家中堂屋设牌位悼念，上写“供奉红军老祖之灵”。敌人不准群众到红军烈士墓前悼念，潘家河一带群众在自己家里供奉的“红军老祖”牌位（旬阳县文化馆供稿）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商洛地下党进行了反抗国民党顽固势力镇压抗日救国运动、屠杀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

1937年冬，省委派王伯栋同志回本地开展工作。伯栋同志是龙驹寨人，老红军，西安事变后，曾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工作，后为115师留守处地方科科长，为省委做地方工作。王伯栋到商洛后，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广泛争取团结进步知识青年、爱国人士和地方军人，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队），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吸收巩德芳、薛兴军等20多名党员。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商洛工委，王伯栋任书记。王在当地以联合保安副大队长的身份作掩护，掌握了一个联保的权力，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国民党商洛专员温良儒多方拉拢收买王伯栋，均被拒绝，并与之进行说理斗争。1938年7月25日，正当省委调王回机关时，温良儒指使保安中队长冯麟生等将王伯栋同志杀害。省委于8月1日在驻地云阳镇举行了追悼大会。伯栋同志对党忠诚，坚强勇敢，为革命事业变卖家产，动员他三个弟弟参军，两个遭敌捕押杀害。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1942年，商县地下党组织又遭受严重破坏，中心县委书记王连成等14位同志被捕，关押在商县监狱，严刑拷打，杠子压、烙铁烙，多次被打得昏死后又用冷水泼醒。王连成和巩德胜、周宝航等同志坚贞不屈，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为革命而死，死也值得。”1943年6月26日，敌人以“土匪”名义杀害了王连成和巩德胜同志。就义前他们高唱《国际歌》，怒斥敌人：“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共产党人，那些残害百姓、杀害共产党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土匪。”王连成、巩德胜等同志保持了革命气节，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秘密，同时激励着商洛地区党员群众对敌进行武装斗争。斗争虽时起时伏，但斗争从未中断。

商县国民党专员温良儒加紧反共，指使商县茶房联合常备队长谢孝廉监视和处决共产党员巩德胜和雷振杰同志（巩时任常备队副队长，雷为商洛工委军事委员）。我们获知敌人当天就要下毒手的情况后，巩德芳同志当即决定，进行“茶房反击”。交代在常备队的党员陈效真、张德胜、李庆华等作好准备，在巩德芳的亲自指挥下，将谢孝廉击毙，把部队拉出，树起了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并同反共顽固分子进行了多次战斗。

为了保存和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党组织决定：将巩德芳、薛兴军等近百名骨干，从1942年7月起，先后调进陕甘宁边区关中马栏镇。一方面参加大生产运动，开办“德记店”，巩德芳、薛兴军分任正副经理；一面搞生产，一方面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以后编入教导团，着重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这批骨干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积极反共，准备发动内战，我党也加强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先后从马栏镇派田申荣、蔡兴运、巩德芳、薛兴军等近百人回商洛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巩德芳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争取了丹江南北反对国民党的所谓非法武装（国民党把他们叫“土匪”）参加游击队，其中有张奎、谭道鹏和姚吉齐、刘文哲等十多人，使游击队迅速壮大。为了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1946年4月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工委又派王力等去商洛，成立陕南工委和陕南游击指挥部，王力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巩德芳、薛兴军分任正副指挥。游击队编为5个大队，共有1000余人，活动在商洛广大地区，并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建立了两块游击根据地，为迎接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6次进出秦岭商洛地区。三

解放战争爆发后，我中原军区6万军队，在中原局、中原军区李先念司令员、郑位三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指挥下，冲破了敌人30万大军的围攻，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英勇的中原解放军，从1946年6月26日起，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分路突围。中原局和军区领导同志亲自率领的主力北路部队（即第二纵队）一万余人，出其不意地神速突破敌人视为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重重防线，越过平汉铁路线，横扫豫西平原，跨过唐河、白河，渡过洪水激流的丹江，向陕南进军。

敌人约有10万之众，前堵后追我军，在鄂豫陕交界的军事要道荆紫关、南化唐、鲍鱼岭、玉皇顶、东赵川等险要山隘关口，设置重兵防堵我军西进入陕。王震和李先念等同志先后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下命令：一定要抢占山头要地，杀出一条通路，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要控制住阵地，保证领导机关突出重围。我13旅37团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反复冲杀，挥舞大刀，决一死战，终于将敌人击溃，夺取了南化唐的制高点玉皇顶及其周围险要山地。在东赵川战斗中，我15旅45团一个营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大于数倍和反扑五六次之敌，白刃肉搏，保证了军区领导机关的安全通过，在激烈艰苦的战斗中，我45团付出了重大代价，团长汪世才同志壮烈牺牲。在距玉皇顶不远的鲍鱼岭山上，敌人先我占据高地并修筑工事，因敌人众多，我方又无火炮支援，屡攻不下，我359旅在王震同志指挥下，郭鹏旅长、王恩茂政委把身边的警卫员、司号员、饲养员等勤杂人员，统统组织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迅速突出重围。我719团团长颜龙斌身负重伤，左臂被打断，作了断臂截肢手术后，忍着剧痛，捂着断臂，坚持指挥战斗，打垮敌人后，终因伤口恶化而光荣牺牲。同志们都极为悲痛，誓死打垮敌人，为颜龙斌等烈士报仇雪恨。王震同志更是满怀悲痛，深情赞誉颜团长是位“天不怕，地不怕，敌人遇到他就发抖”的英雄。此后，359旅在王震同志指挥下，沿着秦岭西进，曾一度打下镇安县城。这是我北路突围部队第一次解放的陕南一个县城。原拟根据中央的部署，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后因敌人围追堵截，部队不易分散活动，站不住脚，中央同意这支部队返回陕甘宁边区，同时也牵制了大批敌军，为后续部队减轻了负担，便于在陕南创建根据地。

我中原北路部队进入陕南秦岭山区后，除了日夜兼程，连续作战，打击追堵围歼之敌外，又处在崇山峻岭，地瘠民贫，人烟稀少，供给极度困难，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经常以野菜野果和尚未成熟的包谷、洋芋充饥，在野外荒山露营，眼肿脚烂，胃病疟疾，普遍拉稀，病员和掉队的日益增多，又无条件医治和安置，遇到了人间罕见的困难，有的老红军说，这种艰苦情景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根据中央的指示，北路部队积极寻找陕南游击队；陕南游击队指挥部也按照中共陕西省工委的通知，派出多支游击队设法同突围部队接头。7月29日和8月2日，在丹江南北山区游击队根据地，中原局领导李先念、任志斌等同志，先后会见了中共商洛工委书记、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王力和游击队指挥部司令巩德芳，同时也会见了中央西北局派去的刘庚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汇报了陕南敌我的情况，商讨了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在先念同志主持下，确定以商洛为中心划分地区，先后建立了五个军分区，确定了各军分区主要领导人，将主力部队分散与游击队合编，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既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又在外线牵制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之敌，并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

主力部队同游击队会合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9月24日，在今丹凤县大峪沟乡封地沟召开了鄂豫陕边区党委、军区成立大会，团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边区党委、军区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文建武任司令员，汪峰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先瑞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方正平任副政委，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先念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及陕南的形势，强调指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及有利条件，特别指出这里有地下党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中央派来的一批干部，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广大贫苦群众，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群众，野战军和游击队结合在一起，就如鱼得水，任何情况下也是打不垮的。先念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了巩德芳和游击队的作用，说：巩司令是游击队的英雄，农民群众的领袖，敌人再多他也不怕，敌人来的多，他就跑了；敌人少或不防备时，他就袭击敌人，中原部队同游击队在一起，就如虎添翼，肯定能取得胜利。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充满了战斗的信心和团结的气氛。

到陕南后的8、9、10三个月内，我军积极反击敌人“清剿”，进行较大战斗20多次，毙伤俘敌团长以下150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我军也有不少伤亡，一军分区副政委、地委副书记胡达明同志即在遭遇战中阵亡。我同达明同志相识相处多年，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干部，负伤后他让警卫员赶快上山随部队走，不要背扶他。他吃掉了携带的机要文件，光荣牺牲。在反击敌人“清剿”的同时，我们从豫陕边到秦岭西端，组建了14个县政权，210多个乡政府，地方武装发展到4000多人，游击区共有人口200万左右，初步形成了根据地。部队的吃粮穿衣等给养也得到了基本解决，大批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000人左右）得到妥善安置和休养治疗，有好多人很快就康复归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曾多次通报表扬。

中共陕西省工委，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除了抽调大批干部配合边区部队，出击西府地区，打击牵制敌人，迎接突围的王震部队外，还选调了边区各部门各地区工作的陕南籍干部，派往陕南，配合中原北路部队创建根据地。巩德芳部近百人，最早离开陕北到商洛地区打游击，王力和薛兴军等同志在中原部队突围入陕之前，已到达商洛，统一和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紧接着，中央派汪锋同胡达明等一批干部去陕南，组建鄂豫陕党委、军区及政府，全面展开根据地创建工作。先后共抽派了几百人，化装通过边区封锁线，通过国民党关中白色统治区，大部分进入陕南工作。我当时在陕西省工委任组织科长，具体参加了选调干部、介绍情况、交代接头等等具体工作，省工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邵武轩、交通科科长梁浮（即孙生贤）等同志都为这一工作服务。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及王俊、王剑人等领导同志亲自审定重要事项，同派出的主要干部谈话交代任务，力争既快速又稳妥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到10月初，绝大部分干部派走之后，省工委让我同王杰离开边区马栏镇去陕南。在渭南蓝田边界的厚子镇地区同我军接上头后，即遇敌人“清剿”。当时我任五分区地委组织部长，同部队日夜行军作战，辗转于陕南豫西五个军分区。在五个多月的艰险战斗岁月里，部队生病减员不断增加，我几次发高烧，三个警卫员先后因病掉队，我仍携带一支手枪坚持随部队行动，病情稍有好转，即尽力筹粮借款，照顾伤病员，终于随第二纵队抢渡过了黄河。

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陕西党组织和陕南游击队，不仅要选派大批干部进入陕南参与创建根据地，还要负责保护中原局领导同志的安全和健康，将他们护送到陕甘宁边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形势已很紧张，敌人在陕南疯狂进行“清剿”，秦岭各个山口被封锁的水泄不通；渭河南北都布置了封锁线，边区周围碉堡林立，封锁的更加严密。如何保证安全又万无一失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陕西党的领导同志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反复思考，仔细调研，周密部署，精心选派执行这一任务的干部和交通员，组织沿途六七个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掩护，确保他们安全通过。经过长途突围行军作战，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领导同志都身患重病，行走困难。中原局领导商定，先让郑位三、陈少敏同志休养治病，游击队将他们安排在可靠的群众家中。七月下旬又将他们转移到地下党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地处西荆公路要道麻街镇，距商县县城仅20华里，敌人来往频繁，镇上还驻有敌人一个连队的正规军。交通站长李世华，是陕西省工委派出的党员，经过多方活动，取得了敌陕西省第四区清剿指挥部参议和保安团第三营营长职务，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该部发展了十来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李世华任支部书记，以后又派李彦（省工委保卫队长）任副支部书记，加强交通站工作。郑位三和陈少敏等同志在该站住了40多天，以后由交通员送进边区。这个交通站先后住过我们的干部四五十人，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李世华同志1948年率部300多人起义，编为我军商县支队，任支队长）。李先念同志目标更大，敌人曾悬赏30万大洋通缉他。他身体虚弱，在陕南带病坚持工作和指挥作战，几次通过封锁线到南北二山、过丹江时，都由游击队用担架抬送。保证将他安全地送出陕南返回边区延安的任务更加艰险，陕西党组织选派了坚强机智的县委书记卫平（即尹省三）等一批干部护送，沿途由最可靠、群众基础最好、又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党组织负责保护。当行至栎阳镇（属临潼县）时，先念同志胃病复发，病重难行，经过吃药治疗，休养了十几天才离开该地。这个地区地下党基础好，每日每夜都有党员配合群众在附近村庄警戒，白天携短枪，夜里加上长枪，以在地里“拾棉花”或走街串村“贩卖”货物，明暗警戒，保卫先念同志的绝对安全。先念同志曾多次讲过，“陕西的地下党是个好党，陕西的群众好，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前我曾两次通过陕西国统区，走的那条路线，说是白区，实际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和好多同志都是从那条路走过的。康生等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假党’、‘红旗党’，是极其荒谬的。”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人民日报》1996年6月24日曾有专文报道。鄂豫陕边区部队经过几个月的作战和创建根据地，吸引了大批敌军对边区围剿。起初军区拟集中主力部队，组成野战军，转入豫西外线机动作战，打击和引出敌人，后因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破坏，主力部队难以西返活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报经中央批准，边区主力部队约7000人分两批，于1947年二三月间先后北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休整。同时成立陕南工委和指挥部，领导各分区留下约1000多人的游击队和干部，坚持斗争。陕南工委由刘庚、王力任正副书记（刘庚因故随主力北渡黄河），巩德芳、薛兴军任正副司令员。由于敌情严重，时间紧迫，又要绝对保守军事行动意图的机密，工委和指挥部领导同志未能集中研究部署如何坚持斗争，同几个分区留下的领导同志也没有联系上，如三分区司令员周光策同志追赶不上主力部队，由豫西又返回商洛根据地，坚持了一段斗争后分散离开三分区回到鄂豫皖老区被敌人杀害。薛兴军同志化装出南山到渭北隐蔽。巩德芳、王力等同志率队在商洛坚持斗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先后积劳成疾，德芳同志不幸病逝。他一家八口人中有六人被敌人杀害，满门英烈。敌人还惨无人道的将他的尸体挖出，割下头颅悬挂在商县西城门示众。德芳同志的革命精神，商洛人民永远怀念，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李先念同志1983年在《纪念巩德芳同志》一文中，深情地缅怀巩德芳同志，说：“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以上是我军第七次进出陕南秦岭商洛山区。四

我军第八和第九次进入陕南秦岭商洛山区，是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按照中央的部署，陈赓、谢富治兵团8万大军，由晋南强渡黄河，乘豫西地区敌人比较空虚之机，打到外线，配合挺进到大别山的刘邓部队和西北野战军，既牵制消灭敌人，又创建豫西、陕南、鄂西北根据地，中央和前委命令四纵12旅、西北民主联军38军之17师和教导团于9月迅速进入这些地区。前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南工委，由刘庚任书记，孙光、杨克为委员，将西北民主联军38军教导团一分为二，把原陕南籍战士干部组成独立团（共5个连500余人），由郝世英任团长，杨克任政委，刘兆英任副团长，在陕南工委和孙光同志的指挥下，由灵宝进入洛南，在龙驹寨地区同12旅、17师和王力同志带领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四路会师，各部队首长在商洛镇开会商谈作战与创建根据地的部署，确定以丹江、西（安）荆（紫荆关）公路为界，以南至鄂西北两郧地区为12旅活动地区，以北七个县为17师和独立团活动地区。以后分别成立二分区（后叫商洛分区）、四分区（后叫两郧分区）。前委任命孙光为二分区司令员，薛兴军为副司令员，王力为地委书记兼政委；任命刘金轩为四分区司令员，李耀为四地委书记兼政委，张明任副政委；两专区专员分别为王杰、张明。从1947年9月到1949年11月，两年多时间，我军在敌后站住了脚，建立了根据地，吸引了胡宗南和刘峙10万以上的兵力，配合西北和中原战场打击敌人，使这一地区广大人民脱离了苦海，得到解放，当家作主。在这一时期的1948年初，17师和陕南独立团曾一度避敌正规军进攻，转移到鲁山地区休整和剿匪；商洛武工队仍在原地坚持斗争。同年5月参加前委部署的皖西战役，又西进到商洛地区，这是我军一次短时间的“九进八出”。

我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后，一面积极作战，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组建县区乡政权。12旅在丹江以南先后解放了山阳、镇安、郧西和郧阳四座县城，成立了六个县级政权，形成以两郧为中心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1948年夏，陕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成立，驻在郧阳城内（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委张邦英、汪锋，副司令员陈先瑞、副政委李耀、行署主任时逸之）。商洛分区部队进入该地区后，陕南工委（后为二地委）即从独立团抽出一部分干部战士，同坚持斗争的蔡兴运、田申荣等游击队，先后组建三个武工队，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老根据地。为了集中一定力量打击敌保安团队和乡公所，将第二武工队撤回分区，将一、三两个武工队合并，叫商洛武工队。队长蔡兴运，政委陈效真。他们近百人的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在敌后异常艰险的环境中，不怕困难，不顾危险，战胜了敌人优势兵力多次反复的进攻清剿，常常白天隐蔽在大山森林中，有时夜间也露宿在高山树林里，吃饭更为困难，整天吃不到一顿热饭是常有的情况。武工队不仅没有被削弱，还发展壮大，由近百人的武工队发展到近千人的商洛支队（后改称洛南支队、独立六团），在丹江以北创建了七个区政权，开辟了大片游击区，到1949年5月，他们首先解放了洛南县城。商洛武工队不愧是敌后坚持武装斗争的典范。他们的事迹受到陕南区党委、军区的高度评价和奖励，《陕南新闻》（后改为《陕南日报》）整版作了长篇报道。

商洛分区的两个主力团（四、五团），主动灵活地打击歼灭敌保安团队和乡公所，对敌正规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洛南县解放后，抓紧时机乘胜追穷寇，一直到1949年六七月，解放了洛南、商县、山阳、商南、丹凤等五县城，歼灭了大批逃跑敌人，到11月解放了镇安、柞水和宁陕。打通了同西安的通道，与大关中连成一片。这次我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之所以能够站住脚，开辟大片根据地，解放全地区，是同全国全面战争胜利的形势分不开的，是陕南的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定决心，以“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是毛主席给陈赓同志讲的故事），打回陕南去，恢复和发展商洛根据地，解放全陕南，没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有义无反顾，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商洛分区的四团、五团团长吴敬业、郝世英和副团长文明章等同志都在作战中光荣牺牲。我们在休整中，不断克服某些悲观思想情绪，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利用全国各大战场的胜利捷报，鼓舞士气；同时对个别动摇分子实行严格地处理。我们独立团曾将一个企图瓦解部队的副连长公开枪决。

我们在敌后坚持斗争，开辟根据地，一直遵循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一地区是我军多次进出的老区，反复拉锯，镇安、山阳、丹凤、商南等县城先后解放过五六次，群众遭受过残酷的迫害，顾虑很大，很多群众一再询问我们：你们还走不走？我们抽调部队大批干部从事地方群众工作，加强部队群众纪律，密切同群众的鱼水关系。凡是违反群众纪律的，一定要严处。有一次一个老农向我反映，你们一个战士糟蹋了他的女儿，我们当即查明是一位副排长，领导上立即决定，要严加处理，杀一儆百。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就站不住脚，消灭不了敌人。陕南的人民，尤其以商洛为中心地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应永远铭记。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限感慨。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翻身解放事业建树的功勋永垂不朽！新中国的诞生真是来之不易。纪念建党90周年，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他们不怕艰难险阻，公而忘私的精神，为振兴中华，建设民主、富强、自由和繁荣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加倍努力奋斗！

据1995年调查统计，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有革命老区的县1389个，约有人口两亿多。

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翻身、脱离苦海，贡献很大、牺牲很大，迄今困难仍很大，同其他地区的差距也很大。对革命老区人民群众，我们应怀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从领导、财力、物力、科技等诸多方面加大扶贫力度，加速其经济、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革命老区人民早日脱贫、实现小康，同全国人民一道过上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建议对革命老区的扶贫建设作为党委、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地区干部政绩考核的一条重要内容，并实行严明的奖惩。2011年5月于北京（此稿刊登在中国社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征文集《党旗颂》及《社科党建》2011年第4期，获特别奖）迈向民富国强的30年——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教导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外公认。从1977年到2007年，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扩大。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重大抉择，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达到24万多亿元，比1977年增长14倍，财政收入，由1977年的1132多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5万多亿元，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7年的343元增至2007年的1.4万多元，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7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00多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粮食产量，已达到1万亿斤，基本上保证了13亿多人之所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5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部分地区已初步实现小康。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重温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教导。现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我国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民富国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历史经验，确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转移工作重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同时进行改革开放。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狠抓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列席了会议，参加了“决定”稿的讨论。会议进一步确定，要把改革转到城市，“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问题，先后有许多重要讲话，提出了经济发展翻几番的奋斗目标。他说：“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小平同志一系列教导，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坚持贯彻执行，并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使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实现民富国强。

我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地进行改革开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富国强。1979年3月，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开学时上的第一课，就是到人民大会堂聆听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学校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安排学员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学习领会。大家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个根本前提。

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任重道远。在1986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草稿）时，在会上我听了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会上我认真地作了记录，会后向社科院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向全院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当时的院领导同志很重视小平同志这次讲话，认真地进行了研究部署、贯彻执行。

在改革开放中，尤其十五大前后，有些人不具体分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不调查总结办得好的企业的经验，散布“国有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的舆论，公然违背小平同志的教导，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制”，就是私有化。有些地区通过出售转让产权，把很多有竞争性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转让出去。他们甚至有意曲解十五大精神，说什么“十五大精神就是卖，就是快卖”。认为“一卖就灵”，就可解决问题，改革就有“成绩”。“卖字当头”，刮起一股卖公有制企业的妖风。很快把大量中小国有企业都“改制”卖光了，把经营得好的企业半送半卖，甚至最先卖掉；把亏损企业通过出卖，抹掉银行贷款，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有资产、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公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

由于大量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使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量地不断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字，1987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80.7%，到1995年下降到32.12%，仅仅八年时间，就降了40多个百分点。我们都知道，经济是基础，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被削弱，势必要影响上层建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上层建筑其他领域必然会受影响，甚至会和平演变，后果不堪设想。

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小平同志关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根本原则的教导。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要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对某些失误之处，认真反思，不讳疾忌医，改革开放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在改革开放中，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的另一条，是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现实收入分配中，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和有些部门，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人为地扩大差距，制造两极分化，孵化出新的亿万富翁，新的剥削者。这方面媒体公布的事例不少。近日《中国老年》第6期刊登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年税前报酬为6616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比“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的年薪12万元”还多几百倍。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对这样严重分配不公问题，如不正视，不调整改变，任其蔓延下去，势必走向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实现国家强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没有了。

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对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有榜样和表率作用。等级差距宜小不宜大。公务人员除正常的薪酬外，额外的报酬待遇，应减少或免除。据《报刊文摘》披露：“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花6000亿元，公款出国一年耗资3000亿元。”数字惊人，广大人民群众极为不满。高薪养廉的说法，值得商榷。从中纪委已经查处公布的许多高官腐败分子看（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就有几百人），他们都是高薪阶层，待遇优越，但仍贪得无厌，腐败蜕变。实践证明，“高薪养廉”是靠不住的。

为了保证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小平同志有许多重要讲话，如：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和先进性；必须保持安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必须实行民主法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等等。都应认真学习领会，这里就不写了。

以上认识愿与同志们同商共勉，并希指正。2008年6月（此文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征文，刊登在《社科党建》2008年第七期，稿内摘引文句，均见《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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