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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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守报告：黔南阅读试读：
开篇：穹庐下的中国农民
在采访贵州黔南农村留守孩子之前，中国户籍政策的改革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去黔南，去看留守孩子，不是因为记者的职业，也不是单位的工作。我刚刚被查出来双眼白内障和双眼神经性病变。这突然的打击让我感觉自己将要失明，将要从光明世界一下子走进黑暗。
在生眼病的时间里，我总是照着镜子滴眼药水。我滴眼药水不用翻动眼帘，直接将眼药水滴进瞳孔，然后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然后起床，在镜子里一缕缕地用一把坚硬的木齿梳子一边边梳理我的头发。这样可以让眼睛能快速的看见眼前的事物。不管是否是真的，求病的人都在求心理的安慰，我也是。
在木齿一缕缕地穿行在头发的根部时，眼病之前的黑发几乎是一夜间慢慢弥漫了我的黑发丛林。
是一夜间，时间那么快，让我猝不及防。
甚至连心理的准备期都没有，就像医生告诉我，双眼白内障，双眼神经性病变。
白发在每一缕黑发间扎根生长，我试着把长长的头发梳成马尾松，像小时候的样子，再看，镜子里是一位年老的女人，那把马尾松没有让镜子里的女人变成小时候的模样，也没有让已经40不惑的女人年轻10岁。
镜子里铺满了白发，施华蔻的染发剂也不能将它完全变黑。
老，这个词，比拳击手的分量更重地打在我的眼睛里。
曾在10年后，20年后要做的计划，就在一夜间提前了20年。
赶快装修新疆的房子留给家人，赶快去贵州的贫困大山看那里的孩子。
一切都在眼睛还能看见光明的时候能够赶在最前面。
我感谢这次及早检查出的眼病，因为眼病，我第一次走进了贵州黔南，在这片美丽的贫困里，我用一双病眼见证了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老人，老师的生存状态，也用一双病眼读懂了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没有使用任何教育专家对农民和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所使用的他们意义上的语言词汇，也没有偏执地去想当然地去评说、去发问。我用我的脚步去深入最远的贫困山区，用脚步丈量着人类给予弱小世界的关注，也用我的脚步去最远的大海去体会丢下孩子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内心最真的情感。
作为曾经的农民后代，支援新疆建设的边二代，我为自己坚守的25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做最后的一次远行记录。
在我之后还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里，走进这里。但对我而言，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似乎我离开这个活着的世界很快了，生命很快消亡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我对生病后人性在选择真假、对错、善恶、光明和黑暗所做出的正确回答。知道死而且明白死的时候，人性是善良的，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初生，人之初，性本善。更何况，我生性善良来自父母，他们18岁选择从江苏鱼米之乡听从祖国号召支援新疆建设，献了生命、献青春、献了热血、献子孙。
一部支边的历史，让我年轻的父母，把南方基因的孩子放在了新疆东部最边缘的农村。
从我们降生的那刻起，我们跟农村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从包产到户到在自留地上种粮食土豆，从布票粮票到油票肉票，从升学、工作简历上填写父母一栏的农民、粮农、到家庭妇女。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天堑，我从7岁（父亲给邻居家帮忙死去）开始，便在内心里体验着这个天堑的跨越艰难，它比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更难。它难在：你无力所为，你撬不动它，搬不动它，绕不开它。这个天堑挡在你的前面，让你成为沟壑、黑暗、最低层的下里巴人。
从小，生在农村的孩子，人生唯一到城市的通道就是考学，只有考学上学才是改变户籍身份的最有效途径。
这个考学的过程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父亲早世，因为母亲在建设新疆劳动中的身体病变，我放弃了从农村人走向城市人需要考学的唯一通道。
我的7岁和哥哥的9岁，我们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肩负着照顾多病的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弟弟的重担。我们像农村里所有的农民一样，打柴、拾牛粪、挖猪草、割麦、打场。虽然是孩子，我们跟农村的所有成年人一样，赶着毛驴车给生产队运送冬天的肥料，夏天的青草。
哥哥放弃了高考，去城市打工。
我放弃了高考，经历让我18岁就成为新疆年轻的诗人、作家。我靠一支笔改变了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
80年代是一个既是参加高考也难被录取的年代。我尖子班的同班同学，学习非常好，连中考都名落孙山。有的需要复读2年、3年才能考上。农村孩子能考上师范在8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周边的农民家的孩子，90%没有被高考录取。我的初中同班同学80%还生活在农村，一些虽然进了城，仅仅在城市的边缘被城里人雇佣着做短工。
90年代，高考条件放宽，成人五大类学校专门招农村的学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次在这条走向城市的天堑路上付出所有。
我身边的农民为了孩子考学上学走进城市，把春天的耕牛卖了，把犁地的小四轮卖了，把春天播种的麦种卖了，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在新疆首府的城市做记者，我仍然会心痛着去仔细地倾听这些来自农村的信息，听农民的故事，去农村写他们的现状。
这些农村的故事在我的昨天一直醒着，甚至在城里的梦里，人却在农村的田里。
身份的改变不等于记忆的改变，不等于心灵深处那些未结疤的伤口愈合。
从农村到城市，从新疆到深圳。
我周围始终有农民进城的人影有意无意地在我生活中出现，我看见他们，就像我的影子，像我曾经的过去，像我生命中的合体。我会微笑着对她们点点头，并且意味深长地多看几眼。
2000年，妹妹、妹夫来到深圳，2岁多的儿子成了在新疆石河子的留守儿童。那时，人们还没有把留给爷爷奶奶的城里孩子叫留守儿童。妹妹在城市，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看，谁都不会认为他缺少了亲情、缺少了关爱。
这是我最早最近距离的跟留守这个词接近，我接近着我的外甥，我接近着他每次给妈妈打电话里的声音：妈妈，赶快把我接到深圳，我要吃深圳的月饼。月饼是妈妈在电话里无数次说给儿子的深圳好吃的食品，所以外甥记住了，他幼小的年纪里记住月饼的吸引力比记住想念妈妈爸爸还重要。
这是2岁多孩子在被留守中的记忆。
2002年，4岁半的外甥被妹妹接到深圳，成了深圳流动着的外地孩子。他在经历被留守和流动两种身份后，他跟其他深圳户口的孩子在同一所小学或者初中上学，他的学费要比本地生高。他中考的考试分数要比本地生高100分才能被重点高中录取，他要比本地生付出更多，才能享受本地生在学校的待遇。而他也是一个有着城市户口的城里人，他的户籍在广东惠州。一城之隔，他的中考成绩因为不是深圳本地户籍，就要多100分才能上重点高中。
外甥问我：姨妈，你是记者，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多考100分？
我无语，无语里是长久的悲痛。
这是一个有着城市户籍城里孩子的命运。
那么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农村的留守孩子、农村到城市跟着父母打工流动着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
在深圳，户籍之间的距离已经比全国其他城市更人性化。在这人性化的深圳，中考的城市户籍的孩子因为户口不在深圳都需要多考100分才能上重点高中。
那些农村的孩子将怎么跟着打工的父母流动到城里？
流动到城里的农村孩子只能在郊区的民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他们的身份一进城市就变成低等公民，就变成被流动着的农村孩子。
流和动是两个动词，两个动词传递着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心路历程。针针见血，一幕幕让有良心的中国公民悲情。
因为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考学，因为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在高房价的沿海城市无法给孩子提供稳定的居所。中国农村的孩子，贫困山区的孩子不得不逼迫留守在农村，成为今天我们的社会学家、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弱势群体。
当他们以留守的名义逼迫留守在农村、留守在遥远的大山的时候；当他们以弱势群体的名义滞留在农村，被城市抛弃的时候。他们就是社会学家说的，“被这个时代抛弃的一代人”。如果他们长大，这一段心路历程需要多久多少抚慰才能填满填平？他们缺失的陪伴里，是一生的童年，是一代人的童年。
今年17岁的外甥告诉我，姨妈，我以后要在结婚前赚很多钱，等我有了孩子，我不需要工作，我要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我意外地看着外甥的表情，这个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的孩子，想象力作文写得非常好的孩子，他的表情是那种期待的温和的样子，似乎将来的陪伴很快到来。我知道他说的陪伴意味着什么，缺失着什么。
2014年的7月，当我在黔南的平浪镇看到那么多的被留守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时，我的灵魂被彻底震惊了。
平浪仅仅是黔南的一个镇，留守在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是百分之七十。三都水族自治州的山区留守孩子更多，每个乡村的小学留守孩子达到90%。
高硐小学
学校周围
三都县的高硐小学，留守的孩子寄宿在学校，白天的教室即使课堂又是饭堂。晚上，所有的课桌拼在一起，教室又成了宿舍。6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狭小的教室，教室在晚上又成了新的代名词---宿舍。这样的宿舍没有床，没有热水洗澡。学校的食堂破破烂烂，甚至连坐下来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幕，我是在中国教育改革30年后的2014年的7月看到的真实情景。
学校的学生已经放假，而我站在高硐小学的教室里，却能看见那些空空的课桌上躺在黑夜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双眼在教室的屋顶，他们的脸在屋顶的中央，而他们的生活却在远离城市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
在三都的有些学校，留守的孩子，在公路边上去偷抢，被派出所拘留后再送回学校。有的反反复复，偷了、抢了、拘留了、再送回。
墨冲的一些学校，留守学生被社会上的吸毒人员带坏，开始吸毒。
2013年，在黔南的一些学校住宿的学生才刚刚能洗到热水澡。这在城市人看来最简单的生活需求，在贵州黔南的留守孩子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才能享受到洗个热水澡的愿望。
我在黔南走向大山的路上一直沉默，我无力张开我的嘴巴，无力发出我的声音。我无力拿起笔在纸上写下那些沉重的汉字符号，也无力睁大我有病的双眼，去帮孩子们求助些什么。
我在贵州黔南都匀，我在平浪，我在三都，在高硐，在水族自治州，我眼前的山区农村没有一家工厂企业，没有大的超市，没有像城市一样热闹的工业区。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民如果死守在当地，靠微薄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地生活，那么贫困的符号，就是他们终生的代名词。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也将终生背负着贫困，老死在山里。
中国山区的农民为了改变贫困，将他们赤脚上田的脚一步步流着血踩进了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也把血和泪留给了山区里陪伴孩子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坚硬的钢筋刺穿了他们的灵魂、刺穿了他们委屈生存在城市的心脏。
但是他们为了甩掉贫穷，仍然继续艰难地挣扎在城市人无视的眼睛里。
他们把孩子逼迫留守在山区、留守在农村。
他们把孩子逼迫流动到城市，流动到城市郊区几平米的出租屋里。
活着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是生？是死？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未来？他们从不知道。
这样的辛苦带给孩子的没有陪伴的未来又是什么？他们从不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深刻地去思考。
他们内心所承受的疼痛和无声的眼泪谁能读懂？
我的白内障眼睛、神经性病变的眼睛流不出眼泪，我已视线模糊，身心疲惫。
就在我要写《中国留守报告》这本书时，中国户籍改革的大门刚刚张开一丝缝隙，那一丝微弱的光亮能把理想和现实最早的照进山区里6000多万的留守孩子的心里吗？能把这丝微弱的光亮也能照进踩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劳苦的农民工和3000多万仍然在城市的边缘流动求学的农村孩子吗？
我愿意自己失明，把这光亮留给孩子们。
我愿意孩子们重新朗读着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写的《中国少年说》：中国的未来在少年，少年是中国的希望。
我愿意这一代逼迫留守在农村的孩子和逼迫流动在城市的农村孩子，他们应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一辑：逼迫留守
九峰寨的四姊妹
在山里，雨在你没有预防的任何时候淅沥沥、哗啦啦地下来，在清晨、在中午、在晚上。
雨下进稻田里、山上的玉米地里，河里的鱼塘里。雨下进孩子的书包里、眼睛里、头发里、衣服里、皮肤里。
雨经常会下进罗莎、陈广学、陈福蓉、陈福建的嘴里，从2岁到12岁。
在10年的雨里，他们从没有带过雨伞。山里的孩子野，不娇贵，何况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雨成了陪着他们长大的朋友，雨成了他们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朋友，雨成了他们张着嘴诉说的朋友。
雨水流进他们的小嘴巴时，他们抬起头，张着嘴、疯跑着、追逐着、欢喜着。
因为有雨，他们寂寞而单调的生活有了彩虹，有了色彩，有了味道。他们可以尽情地让雨湿透衣服，再疯狂地奔跑在雨里，然后回家，然后随便吃一点泡饭或者白米饭，或者炒饭，迅速再返回学校。他们身上的衣服从来不会因为被雨湿透了而换身干爽的衣服，他们也从来不担心被雨湿透的身体在山风的吹拂里生病感冒打点滴。他们每天往返学校和家的距离所付出的汗水，至少让他们能成为很好的运动健将。
在平浪，外地人一进村子，全村人的眼睛都是警察。他们从头打量着陌生的外地人，当平浪人感觉外地人是由本地的老师或者有文化的人带来时，他们会一百八十度转弯，立马把你当做自家人。
平浪的孩子最缺少的除了父母的陪伴，更缺少外地人到家里做客的机会。
2014年7月中旬，平浪连续下了几天雨，雨消解了平浪的热度。平浪人说，最热的天也就是30度左右，而且时间很短。
从平浪镇中心小学到九峰寨，走大路小跑需要半个小时。走小路，田埂路小跑需要20分钟。
中午放学时，陈广学、陈福建已经飞回家，说是飞着回家，是因为陈广学、陈福建回家不走大路，走田埂上的路比大路快10多分钟。
陈广学是罗莎的表哥、陈福蓉的堂哥、陈福建的堂弟。姊妹四人都在平浪中心小学上学，他们的爸爸妈妈最早都在深圳打过工，后来都去福建打工了。
罗莎、陈福蓉知道我要去她们家很高兴，一直陪着我。
已经中午12点了，我担心两个孩子饿了，问她们怎么走路回家最近？
两个孩子说，小路近。
什么是小路，我问孩子们？
小路就是走田埂，在稻田里的田埂上弯曲着左拐右拐到家里。
因为下雨，小路滑，我只能选择跟孩子们走大路。
所谓的大路就是刚刚在黄泥巴路上铺了水泥沙子，成了一条雨天能走、车能走、摩托车能走的路。这条水泥路从平浪镇绕一个很大的弯，然后到达九峰寨。
在路上，罗莎和陈福蓉一直开心地跟在我身边，给我讲爸爸妈妈打工的事。
10岁的孩子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最缺少的就是陪伴。况且他们的童年一直是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日子里，一天天熬过来的。
现在，有一个跟她们相处多日的老师，从曾经爸爸妈妈打工城市来的老师，她们的心突然间就拉近了我跟她们之间的距离。
在她们缺少陪伴的饥渴的心灵里，我不仅是她们临时的老师，也是她们可以信任的大人，更是她们说话的朋友。
她们在我的身边，她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太久了，孩子没有诉说的对象，没有被问询的关爱，没有被关注的重视。我仅仅一个陪她们回家的请求，在她们的心里都是快乐的。
水泥路上的雨水在慢慢地流进旁边的水渠里，稻田里，清脆的流淌声唰唰啦啦地流进我的心里，我眼里的酸楚感是白内障的眼睛疲惫的感觉？还是为了孩子远方的父母？
在雨里走了半个多小时，罗莎指着河前面的旧砖房说，到了。
我跟罗莎说：去跟爷爷奶奶打声招呼。
罗莎说：哥哥已经说了。
话音未落，一个年轻的女子从旧砖房里出来，很礼貌的对我说：老师好。
年轻女子是罗莎结婚半年的新舅妈，舅舅结婚后也跟妈妈爸爸去福建打工了。新舅妈留在家里照顾老人，还有田里的庄稼。
罗莎年轻的舅妈在我的眼里像荷花一样开放，她白皙的皮肤看不出来在稻田里干活，也看不出来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过。她不瘦，是那种丰腴而不胖的女子，头发长长，笑容灿烂。
她端过来平浪的西瓜放在我面前。
她端过来婆婆做的灰粽子放在我面前。
她在公婆的旁边坐着，她在我的对面坐着。
罗莎的外公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外婆跟新舅妈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
外婆外公60多岁，不是很老。因为一直爬山过洼，他们没有多余的脂肪。眼神里对我唐突的到来表现出的是亲近、好客、欢喜、一览无余。
外公有病，家里的活大多是外婆和新舅妈在做。在我旁边，外公的叹息时不时扑进我的耳边，深紫色的T恤下，是没有脂肪没有啤酒肚的骨干。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在外面打工，把孩子们都留给了本来有病却必须承担生活责任的父母。
外公的眼神里是忧虑很久的瞳孔，他不像我的白内障，已经浑浊，已经发散不了忧虑的眼神。
我看着罗莎外公的瞳孔，我的眼睛更模糊了，连手里拿着的笔记本都看不清楚字里行间的字体，行、和笔画。
罗莎端了一个碗在门里闪了一下就出去了。
我赶忙问，罗莎，你快吃午饭吧，饿坏了。
一瞬间，罗莎放下碗筷，吃完了!
有这样快的吃饭速度？跟行军打仗一样的速度?
什么饭吃成这么快？
外婆说，泡饭。米饭兑了开水。
陈广学在表妹的话音里飞快的闪了一次，又闪出去。他闪着的动作里，可爱的笑容在他稚嫩的脸上跳跃着。
外婆使劲地拿着灰粽让我吃。
我知道灰粽是黔南州特有的一种用稻草灰和着糯米一起包的粽子。来平浪后才知道的一种端午节美食。
用山泉水灌溉的稻米，和用山泉水长成的稻草烧成的灰。粽叶是长在山上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药剂。青黄色的粽叶裹着白色的有香味的糯米，这样的粽子一口口吃进胃里，它是温暖的美食。
这么多孩子，你们怎么带？很辛苦吧？
听到我的问话，罗莎外婆眼睛已红。
罗莎两岁就在这里，一呆呆了8年多。
8年多里爸爸妈妈很少回家，每个月打打电话问好。
罗莎不吵着要见爸爸妈妈？或者打电话时会哭吗？
外婆说：每次哭。哭完了，一个人呆一会，又出去玩了。罗莎听到说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
我隔着门问罗莎：想妈妈了？
罗莎偎在门边，不说话。笑容里是淡淡的不经意的苦涩。
陈广学来来去去地在门里和门外闪着，就是不坐下来。
陈广学不哭？
老人说，他不哭。
陈广学又闪进来了，笑笑地说，我才不哭。
陈广学的爸爸妈妈最早在深圳打工，那时陈广学5岁。每年爸爸妈妈都回来过年，只在过年的时候，陈广学才能跟爸爸妈妈见几天面。8岁时，爸爸妈妈又去了福建，跟罗莎的爸爸妈妈一起帮老板打工喂海参、喂鲍鱼、晒海带。这样陈广学和罗莎很小就留给了爷爷奶奶。
孩子童年成长的时间里，父母一直在外打工。打工是爷爷奶奶经常跟孙子、外孙女说爸爸妈妈工作的一个词，也是罗莎和陈广学最早学会的一个词。这个词不仅让成年的我们承担了太多背井离乡的苦难，更让年幼的孩子体验了成年人苦难里跟亲人分离的情感。
我不知道孩子们能读懂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年纪，我也不知道这些有着灿烂笑容的孩子把他们的笑容停留在什么时段。看着这些留在家里的孩子，成年人的我们经常会感觉语言枯竭了，文字贫乏了，思维凝固了，发音不准确了，嗓音哽咽了。
成年人的语言在这些孩子面前很幼稚，还没有孩子来的直接。
我问罗莎：如果有一个选择机会，让爸爸妈妈回来陪你再不出去打工了，你高兴吗？
罗莎想了想说：不高兴！
我奇怪地问：爸爸妈妈陪你为什么不高兴？
罗莎的笑容没有了：我们家的房子是银行贷款建的，如果爸爸妈妈不打工了，我们的房子钱就还不上，还不上，我们就没有新房子了。
在平浪镇，留守的孩子有70%以上。秀山秀水的平浪，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把赚回来的钱一点点地修成了新的砖房。新砖房旁边是他们之前破旧的老房子，新和旧的对比不仅对比着昨天和今天的距离，也对比着出去赚钱的距离，对比着每个父母离开孩子打工的时间距离。
罗莎的新舅妈在老旧的房子里做一个出嫁后的女人应该做的活，墙上的十字绣，家里的绣品，还有种稻收稻，种玉米收玉米。还负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内敛的性格里是农村女人纯朴的善良的心。
老旧的砖房已经20多年，比陈广学和罗莎的年龄更长，罗莎新舅妈把自己留在家里的代价，能否在不久的将来等到丈夫能赚来一栋新楼？也许她想过、期待过、希望过。也许她从没有想过，在面对老旧的房子嫁给这里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什么是未来的结果。
在爷爷奶奶两个老人的生活里，有善良的新舅妈的陪伴，对罗莎和陈广学是一种意外的幸福。
陈福蓉从旁边的门里进来，她拉我去她的家。
距离陈福蓉家仅仅一墙之隔的门，陈广学的爷爷奶奶、新舅妈把我送了很久。老人们一直在热情地说：晚上来吃饭，一定要来。有时间来家里。
他们的话音在我身后的墙里响着，我没有回头，回声打在我的心里，灰粽子暖在我的心里。
陈广学是陈福蓉的堂弟，陈广学的爷爷和陈福蓉的爷爷是亲兄弟。
陈福蓉的爷爷奶奶去山上的田里干活，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陈福蓉的家在傍边的旧砖房里，房子外面连水泥都没有抹。房子是两层，应该在10年前就搭起来了，仅仅搭了个架子，两层旧的砖房已经在10多年的风雨中失去了红砖本来的颜色。橙红色的砖墙上面过多的是雨水淋出来的水印，还有太阳晒出来的斑印。
陈福蓉不知在什么时候吃过了午饭。
她的午饭是都匀上高中的堂哥做的炒豆角。铁锅里剩下的炒豆角有点发黑发暗，一直跟铁锅放在一起，留在铁锅里，菜已经氧化。孩子们还没有学会炒好菜后要把菜装在盘子里。也许堂哥一直等陈福蓉回家吃午饭，把菜一直搵在锅里。
发黑发暗的炒豆角是陈福蓉和哥哥陈福建，堂哥的午饭。孩子们谁也不挑食，谁也不说豆角发黑了。这是他们原本的生活，没有修饰、没有攀比、没有抛弃。
陈福蓉的堂哥在二楼，听到下面的声音，很有礼貌地下楼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躲在二楼再没有下来。从陈福蓉的嘴里知道堂哥在都匀上高中，周末回家，给他们做饭。陈福蓉的哥哥陈福建在很旧的床边看着我们说话也不参与，他脸上有着堂弟陈广学的笑容，却比陈广学安静得多。
陈福蓉和陈福建是爸爸妈妈在福建打工时生的，所以连名字都用了出生地的名字。
平时周一至周五，陈福蓉跟陈福建两姊妹在家有爷爷陪伴互相照顾，傍边的陈广学的爷爷奶奶也经常照应着，周末堂哥回来，陈福蓉和陈福建的生活就像家一样了。哥哥一日三餐都按时做好饭，就是简单到一顿饭一个菜，在他们的生活里，已经是很正常的生活了。堂哥不回来的时候，陈福蓉也会做饭，蒸米饭，然后炒饭。所谓的炒饭，就是把米饭放一点油炒一下，就是炒饭。炒饭是他们吃的最多的饭，简单容易，一学就会，而且不浪费时间。
在陈福蓉的家里，我和孩子们一直站着，说真的，找个坐下来的地方都感觉很难。我扫视着整个房子，除了空空的已经陈旧的框架楼，家里什么都没有。而我身边的孩子们：陈福蓉、陈广学、陈福建、罗莎，少年不知愁滋味地笑着、讲着。他们的表情里没有成年人对贫困生活的担忧，没有成年人的窘迫、没有成年人的难堪。他们少不更事的年龄里，只有美好的盼望、期待，他们的父母总会回来的，他们的新房子总会修起来的。
没有什么比空空的房子更空。
在出门后的一瞬间，我的白内障眼睛一片模糊，我看不到之前所看到的一切，那些雨淋的痕迹斑驳在陈旧的红砖墙上，也斑驳在我的视线里。
我带着孩子们像平浪小学的方向返回。
雨已经停了，我们从小路返回。
窄窄的田埂上是平时陈福蓉、陈广学、陈福建、罗莎上学的路，这条唯一的田埂已经被踩了5年多，已经踩成了一条成型的路。但是下雨天，稍不小心，就会掉进稻田里、掉进深的沟渠里。
陈福建没有跟我们一起返回，他留在家里。
跟我一起的罗莎、陈福蓉、陈广学像欢乐的小鸟，他们在田埂上歌唱，他们在我的前面飞快地穿行。他们又像快乐的鱼，在水里快乐地游淌。
雨过天晴后的平浪，蓝天是蓝色的，稻田是绿色的，山上的玉米已经成熟，饱满的穗伸出玉米杆，像庄稼的一面旗帜。四周的山被植被包围着，看不到裸露的皮肤，看不到平浪曾经的贫穷，也看不到平浪现在的贫穷。
平浪还没有被旅游开发，一切都处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里，没有工业，没有潲水油，没有黑心棉，没有毒大米，没有毒酱油，没有转基因，没有石粉参假的面粉。水泥路面上没有高级轿车，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小偷和骗子。
每户的家门都敞开着，没有锁，也没有人家丢东西。
这么美的景色，这么安全的地方，这么生态的大自然。它应该留给山区里这些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
罗莎、陈福蓉、陈广学仍然在我前面充当开路先锋，他们快乐的笑脸在我的眼前成为一幅画，一幅山水画，我愿意把这幅画带给他们在福建打工的父母，我知道他们思念孩子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深。如果在平浪的生活还有其他打工的选择，做父母的有谁还希望跟自己的孩子长期分离，这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们比任何人都希望留下来陪着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背井离乡去别人的城市打工。
王兴洋：我的家乡很美
拍照片时，毛曾帅放开了抓在王兴洋胳膊上的手。
在平浪中心小学的每一处，总会出现这样一幅画。
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身边总有一个很瘦的男孩，并且这个很瘦的男孩总是抓着白白胖胖男孩的胳膊，很瘦的男孩叫毛曾帅，白白胖胖的男孩叫王兴洋。毛曾帅依恋兴洋的感觉，让我知道毛曾帅内心的孤单和寂寞。兴洋总是笑笑地任凭毛曾帅把他的胳膊拧巴成麻花、或者一棵树枝桠，他不动声色，也不拒绝，似乎毛曾帅拧巴的是别人的胳膊。
王兴洋跟毛曾帅在同一个年级也是在同一个班级。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城市打工，他们都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在知道王兴洋和毛曾帅名字之前，我一直对这对体格相差明显，白胖黑瘦分明的他们有着特别的喜欢，更确切说是好奇。
他们在平浪小学的操场上，习惯性地保持着瘦子拽胖子胳膊的动作，只要不是单独的活动，他们总是这样无意识地并排站在一起，胳膊套在胳膊里，脚丫踩在自己的脚底下，高的高，胖的胖，白的白，瘦的瘦，矮的矮，黑的黑。
父母的胳膊都远离在山区以外的城市里，远离在兴洋幼小记忆的时光里。
父母的胳膊在兴洋缺失的童年里，也在兴洋每天的梦里。兴洋在梦里，总是牢牢地紧紧地抓住父母的胳膊不让他们离开，他抓住父母胳膊的时候，把自己哭成泪人。醒来后，知道是一场梦，梦里的一切又在原本的生活里慢慢地平静下来，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兴洋的爷爷是屠夫，在村子里帮人家杀猪。
房子是几年前盖起来的，新房子虽然空着，但每间房子都有属于他们的主人住过的体温。
奶奶55岁，爷爷50岁。奶奶比爷爷大，爷爷的白天经常在外面忙活，家里的农活都扔给奶奶在做。
看到奶奶辛苦，兴洋平时放学在家里都会主动帮奶奶煮饭，洗衣服，还帮奶奶带叔叔家的孩子。小小年纪，在家里也顶半个天。
兴洋一岁到两岁时，父母就到江苏打工了。
五岁时，舅舅带他坐火车去江苏看过爸妈。去的目的是爸爸妈妈希望兴洋在江苏上学，跟父母呆在一起生活。小小的兴洋当时看到父母在工厂打工，住在工厂狭小的宿舍里（包住不包吃），他还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艰苦，什么是爸妈舍弃家里的大房子在陌生的地方住小的破旧的宿舍的想法。他只希望爸爸妈妈回奶奶的家，回自己的家，这样他每天就能看到爸爸和妈妈。
呆了一个月，兴洋没有把爸爸妈妈带回家，爸爸妈妈也没能把兴洋留下来成为流动在江苏工厂的孩子。兴洋却坚定了幼小的梦想，我的家乡很美，我要留在家里跟奶奶和爷爷在一起。
兴洋选择了跟舅舅回到了大坪。从5岁到12岁，兴洋再没有去江苏看过父母，也没有要想去江苏的念头。他记忆里的父母总是在他的梦里很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而他总是在梦里挽留父母留下来，别去打工了，然后是恳求的泪水。
在兴洋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在春节期间突然回家。突然的惊喜，突然的出现，突然的亲情，让小小的兴洋无所适从。陌生的父母在兴洋的记忆里还没有马上苏醒，他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父母的表情，可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也叫不出爸爸、妈妈的称呼。
农村的爸爸妈妈见到儿子也不会表达自己想念儿子的心情，也不会责怪儿子叫不出口的爸爸妈妈的称呼。农村人不善于表达的缺陷，成了兴洋爸爸妈妈和兴洋无法交流的借口，他们在家庭的相见忙碌中打发了一种跟儿子之间陌生的尴尬。在父母心里，回到家就是回到父母身边，儿子就在自己眼前，叫不叫都无所谓。
过了两三天后，兴洋从对父母的陌生到熟悉到亲近，才开始有意识地叫他们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没有因为之前的没有称呼有任何的惊喜和喜悦，在他们的内心，儿子放给爷爷奶奶，他们放心。情感上的缺失情怀，他们没有那么矫情和细腻。
爸爸妈妈在过年的鞭炮声里跟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还有兴洋快乐地呆了十几天后，要回江苏打工的工厂了。有过爸爸妈妈陪伴体验的十几天，是兴洋最快乐的时间，虽然爸爸妈妈不说什么，也不会像城里的父母那样把孩子搂在怀里，亲近孩子，关心孩子，说好听的话对孩子。但是兴洋的心是满足的、踏实的、安全的。这个家里的热闹、温馨、笑声，只有这个春节是最富有的。
兴洋再不愿意爸爸妈妈从自己身边走了，他终于张开嘴告诉爸爸妈妈，我不让你们走。
爸爸妈妈给兴洋两个选择：一，留在家里陪兴洋，但是银行的房子贷款也无法还上。二，去江苏打工，还银行贷款，住新房子。等房贷还完了就回家陪儿子和爷爷奶奶。
兴洋再次面临大人的选择，再次面临他需要的陪伴选择。
他含着眼泪点着头选择了父母的第二个条件，选择了失去陪伴的条件。
在兴洋家里，奶奶刚从农田里被兴洋叫回来。奶奶身上散发着玉米的味道，稻子成熟的味道，花椒开花的味道，山地里泥土的味道。她放下手里的活，说给我们做晚饭。我们再三拒绝了兴洋奶奶的热情，但是没有拒绝掉兴洋奶奶端上来的平浪山上种植的西瓜。
从兴洋的家里可以看到外面绿色的稻田、山上的玉米，门口的耕牛。油画一样的山区，油画一样的平卡村子，有浓浓的风景。
这些农田里的味道让我明白兴洋宁可选择回家跟奶奶爷爷在一起，而没有选择在江苏城里陪着爸爸妈妈上学的理由。也明白了兴洋爱家乡的最原始的作为一个孩子对家的情感。
热爱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有了热爱，才有了执着、信念、理想。
兴洋的热爱刚刚开始，他的爱里包含着他对家乡的美的欣赏、吸引，也包含了他对自己幼小的内心坚持的动力。这些能量让兴洋在成长的选择上更执着于自己的内心，发自心灵。他还那么小，他已经在选择上有了自己的判断。
当兴洋告诉我，我的家乡真的很美时，他的圆圆的脸蛋透露出一种知足和享受。这种表情唯一来自孩子，只有孩子才有的纯净、干净、纯洁、美好。他的牙齿白白地露在笑容里，他感染着我的情绪，也让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在油画一样的玉米画册里，我看到了一个欣赏美的孩子，他一定有一颗温暖的心，善良的心，发现美创造美的心。
家里的墙上贴着兴洋获得的“好学生”奖、“学雷锋”奖。
那些奖状因为没有贴膜，也没有镶玻璃镜框，直接粘着胶水贴在白灰粉刷过的墙上。奖状被太阳晒得发黄，发暗，已经陈旧。但在墙上，是希望。是爷爷奶奶看到兴洋学习好的证明，也是给兴洋爸爸妈妈汇报成绩的一个理由。
刘兰昌：我要回家当老师
刘兰昌的下腰
通往刘兰昌家的路
1
我是在许多起哄的声音里走进他，同学们说：刘兰昌会下腰，会跳拉丁舞。同学们起哄时，他的脸红扑扑的，眼睛明亮，笑容腼腆，像个女孩。
谁会拉丁舞？我重复着学生们的起哄，眼神碰着这个腼腆的男同学。
刘兰昌会。
刘兰昌，先来一个拉丁舞，再来一个下腰。我继续鼓劲。
刘兰昌终于开口了：我不会拉丁舞。我看到他为难的表情，也许他真不会。
我说，那就来个下腰吧。
刘兰昌在许多许多的叫喊声中，推开拥挤，在中间的空地上，把手从头顶的部位伸出后，直接按到了地上。这个时间不到一分钟。
围观的同学们热烈地给刘兰昌鼓掌，我也给了一个热烈的掌声。
有了第一次下腰，随后的华南农大的开学典礼的团体心理分享活动中，刘兰昌又代表他的团队做了一个下腰。
这一天，刘兰昌的两个下腰动作让我熟悉了他。他更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对事对人的感觉很老练。后来才知道，他在浙江跟打工的父母生活过几年。
第二天中午放学，刘兰昌没有回家，他坐在座位上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饭盒，并小心地打开饭盒。饭盒里面装的是蛋炒饭，炒得有些焦了。这不是饭店的那种蛋炒饭。
我问，谁炒的蛋炒饭？
刘兰昌吃着饭回答：当然我自己炒的。
你早上吃什么饭?
蛋炒饭。
你中午吃什么饭？
蛋炒饭。
那你晚上吃什么饭？
还是蛋炒饭。
一天三顿蛋炒饭？
是呀。
我连珠炮式的问题跟刘兰昌连珠炮式的回答，让围观的大学生和孩子们都大笑起来。
做事麻利的刘兰昌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刘兰昌很快地回答问题，很快地吃完饭，很快地做作业。这是暑期，他家远，三下乡的支教活动课程是自愿参加的，他可以选择不来。但是他还是正点来，像上课那样准时。
以后的几天中午吃饭，看见饭桌上多了汪兴洋和刘兰昌，原来，他们都住平卡，离学校远，中午回家往返得2小时。华农三下乡活动带队的老师林媛让住远的孩子中午不回家，跟大学生一起吃饭。午饭后，刘兰昌就帮大学生哥哥姐姐收拾碗筷，洗完，拖地。
饭吃得干干净净，地拖得干干净净，碗洗得干干净净。这哪里像10岁的孩子？
手语课上，刘兰昌学得格外认真，他的眼睛特别明亮，眼神跟着老师的动作要领，只要手语老师教两遍之后，他就能把基本动作做出来了。
在学习的几天，刘兰昌喜欢跟女同学玩，而且玩得很开心。
他说跟男同学玩时，男同学太暴力，他不喜欢暴力，所以喜欢跟女同学玩。
他说话的样子很可爱，总是微笑着面对我的对视。当我跟刘兰昌交流时，其他的男同学又开始起哄，刘兰昌，来一个下腰。
看见刘兰昌开朗的性格，阳光灿烂的笑容，爱读书的样子，我还以为刘兰昌是平浪学校老师的孩子。
在农村，尤其山区，只有当地学校老师家的孩子才能比其他在田里干活的孩子受到更多良好的家庭教育。
而事情总是那么突兀，让我对自己的判断有点脸红。
刘兰昌小小年纪留守过，也流动过。
平浪的罗校长告诉我，刘兰昌的妈妈做了鼻咽癌手术后，刘兰昌才陪爸爸妈妈从浙江慈溪回到平卡。
面对这样一个笑容灿烂的孩子，谁能想到，他小小年龄已经背负着父母经历过的生活艰辛，疾病折磨。甚至一个成年人面对生活打击时都不堪重负，何况一个孩子。一个内心多么坚强的孩子，我对刘兰昌更多了喜欢。
去刘兰昌的家步行走路需要近一个小时。
从平浪中心小学出发，刘兰昌和汪兴洋带路。
砂石路面上，时不时有小四轮拖拉机飞驰而过，飘起的尘土飞扬了一条路。如果是雨天，这样的路又怎么的泥泞？
刘兰昌和汪兴洋从小在这条路上去上学，他们已经会回避小四轮飞驰过来的尘土。他们不用看，只用耳朵听，只要很远听到车声，他们就早早地躲在旁边的玉米地里，用手把鼻子和嘴巴捂住，这样就可以减少灰尘入侵肺腑。
谁教的方法？
刘兰昌骄傲地说，从书上看到的。
如果骑自行车怎么办？我再问。
听到车声，赶快下车，把自行车靠在玉米地上，人躲在旁边。
刘兰昌的回答声里，是我在城市面对的画面。
在城市孩子成长的12岁，早晨的起床需要家长催促，饭需要家长端在手里。出了家门，书包在家长肩上。放学后，城里的学校门口停放满了所有高级轿车，只要孩子从校门口出现，孩子的书包首先放在爷爷、或者奶奶、或者父亲、母亲的手里，书包是大人的专利品。
在平卡村，10岁的孩子已经自己做饭，自己给父母分担压力。
在生活的每一处，12岁的孩子已经会想办法照顾自己，照顾父母。
这应该是我们成长的经历，虽然艰苦，艰难，但是每一个坎坷，10岁的孩子自己都能去解决。
一条从平浪学校通往平卡村的砂石路，12岁的刘兰昌和王兴洋让我学到了许多生活中的知识。我之前总以为，我没有父亲的童年已经让我的成长比其他孩子更早更懂事。在这条砂石路上，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渺小和胆怯。
路两旁的山上玉米展示着成熟季节里的丰厚果实。平卡村的农人们都在庄稼地里忙碌着，早熟的玉米已经可以收割，套种在田里的南瓜秧苗可以打秧炒着吃。
刘兰昌在砂石路上引路，他很远就迎着一个女人去说话。等那女人从我们身旁走过后，刘兰昌说这是他的大妈，比妈妈还亲的大妈。1岁多时，父母亲去浙江打工，刘兰昌留给了爷爷奶奶，3岁多就留在大妈家跟堂哥堂姐一起生活。
1岁多的留守孩子在平浪的每个寨子，村子都很多，刘兰昌1岁多留守，是很正常的事。
在大妈家生活时，村子的人都问小小的刘兰昌，是大妈好还是你妈好？小小的刘兰昌回答：大妈也是妈妈，大妈好，妈妈也好。村里人都夸刘兰昌这么小就很懂事。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善良的大妈对刘兰昌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有好吃的先让自己的孩子让给刘兰昌，有好衣服了也先让刘兰昌穿。大妈家的堂哥总会嫉妒妈妈对堂弟好过自己。
刘兰昌在说大妈时的表情，温暖，满足，享受，在大妈家的几年，这个小小的孩子真的享受到了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爱。
我问刘兰昌，长大想做点什么？
当然想当宇航员了！
想当宇航员可得要最好的身体，还要无数次地进行筛选，难度很大。还是选个你能实现的愿望吧。
那我还是喜欢当老师，我长大了要回到我们都匀当老师，就像我们的老师那样，我要教我的学生热爱家乡。
好样的刘兰昌，我可记得你的梦想了。以后，我们来平浪看你当老师是个什么样的。
嗯，行。刘兰昌满脸笑开了花朵。
2
到刘兰昌家的门口，汪兴洋回家了，他要先告诉奶奶一声，然后再返回到刘兰昌家。兴洋家就在刘兰昌家前面的山坡上，山路，看上去短，走路也要十几分钟。
刘兰昌家的房子是新盖几年的二层楼，外面是白色的瓷砖，门是酱红色的木门。院子是开阔的空地，没有围墙也没有任何的装饰物。院子前面就是山上玉米，稻田。可以敞亮着看四季里庄稼地里的颜色，可以敞亮着看绿色稻田上蓝色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当油菜花开的时候，满眼的金黄又是另一种乡村色彩。
而这个空空的院门，因为主人的鼻咽癌，才有了人气，有了流动的脚步，声音，烧水做饭的家庭气氛。
这个院门空了几年了。
推开酱红色的木门，屋里是暗色的水泥天地，水泥墙面上没有粉刷。也许没有窗户的原因，没有光线的客厅是暗淡的，房屋里简单的家什让这个新家显得空旷而萧条。刘兰昌上二楼去叫他的妈妈，我们在一楼的客厅等着。说是客厅，没有沙发，没有桌椅，只一个很小的饭桌在厨房的边上孤零零地站着，寂寞着，落寞着。此时此刻，我才懂得，一个物件在偌大的空间里呈现出来的孤独感是多么忧伤。
我的眼泪在有病的双眼里挤着要下落，我抬手把泪擦在了手背上。
刘兰昌搀扶着妈妈从二楼往下走，在一楼和二楼间没有扶梯，只是水泥台阶。
嘶哑的声音从二楼的台阶开始往下传，声音在擦过水泥台阶后打落在我的耳膜。这是刘兰昌的妈妈向我们打招呼。刚刚做完鼻咽癌手术的她，嗓音还没有恢复过来，说话很吃力，沙哑听不清楚。
这位30多岁年轻的妈妈，下到一楼离开水泥台阶的一刹那，挣开儿子的搀扶，把所有力气放在她握住我的手上，老师，感谢你来我家。
家，在这空空的家里，找不到坐下来的地方，仅有的两个小板凳，我把它放在门口，让刘兰昌陪着妈妈坐下来。门外有阳光，阳光能驱散房间里阴暗的空气。
我们站在家里，从站着的位置能清楚地看到门口的大山，农田，庄稼地，蓝天白云；也能清楚地看清坐在门口的刘兰昌和他的妈妈。妈妈发音不清楚时，刘兰昌是妈妈的声带，舌头。他在妈妈身边坐下来的那刻，刘兰昌就不是在学校，教室，引领我们穿过砂石路上笑容灿烂的那个刘兰昌。他的面容随着妈妈的表情变化，或沉重、或沉思、或压抑、或流泪。
刘兰昌妈妈的鼻咽癌是在北京做的手术，住在北京的一个远房伯父家。妈妈住院期间，刘兰昌陪着妈妈。妈妈住在医院，刘兰昌在北京的伯父家，给妈妈送饭。10岁，刘兰昌像个成年人一样经历着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伯父家的房子不是很大，但是比他家的平卡村要干净、敞亮。伯父家的人对他们都很好，希望刘兰昌留在北京上学。刘兰昌拒绝了伯父的好意，在妈妈出院后陪着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平卡村。妈妈的手术刚好享受到国家对农村的大病医疗新政策，自己没有怎么花钱，仅这一项手术开支，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的是雪后送碳般的温暖。
从浙江回来后，父亲在都匀的建筑工地打小工，每月回家一次。如果他不打工，家里的经济就出现问题。鼻咽癌的妻子要按时每天吃康复的药，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要从打工的苦力里赚。
妈妈患病在家里，刘兰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子汉。他负责充当妈妈的手、耳朵、腿、洗衣工、钟点工、洗碗工、清洁工。在这个家里，我才体会到刘兰昌一天三餐自己蛋炒饭的生活是什么生活。难怪在平浪小学华南农大支教的饭堂里，刘兰昌每餐都吃得那么开心，吃完后主动帮忙洗碗，收拾桌椅，拖地。他在享受施予的关怀的同时，也主动奉献着自己的劳动。
爸爸是水族，妈妈是布依族。两个善良、淳朴的民族组合的家庭也一样透露着单纯美好。刘兰昌的妈妈没有生二胎，是为了让这一个孩子能得到足够的好的条件改变未来的人生路。
我从包里拿出几百元钱放在刘兰昌妈妈的手里，她使劲把钱塞回到我的手里，力量坚定有力。她说，我们布依族和水族有自己的习俗，从不接受善意的捐赠钱财。老师的心意我领了，你能来我家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我拿钱的手空空地搁在空空的家里，无所适从，又无力放下。在这个最需要钱的家里，这个布依族的女人给我的是一种敬重和力量。
从这个空空的家门出来，刘兰昌妈妈说，你等一下，我去地里。
刘兰昌跟王兴洋在门口张望着，他们张望的表情里是他们年幼的理想和愿望。在这片美丽的平卡村子里，一个选择留在美丽的家乡，一个长大了要回家乡当老师。孩子眼里的世界，是单纯的，纯粹的，纯净的，美好的，像平卡村子一样美的田园画。
刘兰昌妈妈从旁边的田里出来，手里提着黑色的胶带，她把胶带放在我的手里。这是地里的南瓜苗，很嫰，带回食堂让老师和学生吃。
黑色的胶带毫无抵抗地滚进我的怀里，像怀抱着整个庄稼饱满的玉米。我无法辜负这份田野的青色蔬菜，也无法辜负美丽田野的馈赠。
刘兰昌妈妈又走到邻居的门口，希望他们的小面包把我们送回学校。
小面包开出这空空的门口，暮色的夕阳里，是刘兰昌妈妈的笑脸，是刘兰昌的张望。
我在面包车里挥动着手，却如灌了铅一样沉重。
而我耳边是刘兰昌的声音：老师，如果你回深圳打我妈的电话，她可能听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你等我放学回家后再打电话，这样我就能替我妈说话。刘兰昌的声音一直飘在平卡村的田野，响在我的肺腑。
断裂的寂寞
在跟着平浪中学初三年级毕业班的陈老师，教务主任家访的第一个初中生他叫刘运熹。陈老师们先在刘运熹家的楼底下可着嗓子喊，喊了无数遍，没有回音。老师们担心是否出了什么事。然后再喊，声音高分贝超过了车的鸣喇叭声。
仍然没有任何回音。
教务主任开始敲门，边敲边喊，没有声音回复。
于是，他焦急又担心地干脆打门了。
5分钟后，刘运熹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学生是安全的，高度紧张过后的老师，等不及学生的问候，陈老师和教务主任几乎是破门而入。刘运熹也没有想问候，呆呆地站在客厅中央。不说话，不让座。凌乱的屋子里是烟头，酒瓶，乱扔的脏衣服。还是老师把刘运熹按在沙发上说，你先坐下来。
老师胸膛窝着一团火，面对学生的这副抵抗情绪，把火压到最低，最后话语变成了关切。
中考刚过，老师追到家里家访，主要是关心学生的中考志愿填什么？成绩差考不上高中，怎么上高职。父母不在家，老师既是老师又充当了父母的角色。陈老师和教务主任，其他任课老师轮番上阵：
老师：准备报什么志愿？
刘运熹：不知道。
考的怎么样？
不知道。
跟父母商量了报什么志愿吗？
没有。
如果考不上高中，有什么打算吗？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是不知道？
刘运熹不再回答不知道，也不再张嘴。他自顾自地玩手指和手机，把老师当空气。
教务主任和陈老师觉得再问也白费力气，起身走了。临走再三叮嘱刘运熹，如果想上职高，需要填报志愿给老师打电话。说完等刘运熹的回音，没有任何表情的刘运熹连身都没有起，坐在沙发上，像被钉子钉住了。
老师失望地走出家门，去找另一些家访的学生。
我没有离开，在刚刚跟阳光灿烂的小学阶段的留守孩子交往后，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初中生跟老师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结果。
从小学到初中，青春期的留守学生心理上的障碍如此鲜明。
老师们走后，我的心格外沉重，我终于可以仔细地看看这个新楼房新房子，和新房子里的家什。这是我在平浪见到的唯一一个新房子里有新家具的家，也是唯一一个三层楼的新房子里只有一个孩子单独住的新楼。
在这个三层楼的新房子里，面对一个很瘦的初中生刘运熹，有25年记者经历的我，不知道怎么张开我的会说话的嘴。如果我的第一句话问错了，说错了，我将无法进行任何交流。
我沉默着，刘运熹仍然玩他的手机，房间里还有华南农业大学支教的几个学生。其中的吴泽苓也是一个曾经的留守学生，父亲在她上学前班时就出外打工，一直到现在。她都上大二了，父亲还在外打工。
吴泽苓看到刘运熹这样，眼眶发红，鼻子抽搐。她也许想到了自己被留守的心理路程，她通过刘运熹看到了自己？
我终于艰难地张开嘴巴，我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穿墙而来。
这么漂亮的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呀？
玩手机的人从鼻子里吐出一个字，嗯。
这么大的房子一个人住也不害怕？
不。
爸妈放心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嗯。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搞这么乱？
嗯。
没有叫同学一起来家里玩？
没有。
也没有让同学到家里和你住？
没有。
喜欢去上网吗”？
偶尔去玩游戏。
什么游戏？
英雄联盟。
你是一个人打游戏呢，还是团队打？
一个人。
怎么不叫朋友一起组队打游戏呢？
他沉默了。
你在学校有玩得好的朋友吗？
没有。
喜欢看书吗？
不看。
那你一个人在家住，白天上学，自己怎么做饭吃？
买面条回来，早上煮面条吃，然后中午回家把剩下的面条热一下吃，晚上放学回来就在集市买些菜回来煮。
刚老师叫你名字，挺好听的，我忘了你名字，叫什么呀？
他很轻的说：刘运熹。
很好听的名字，爸爸起的名字？
嗯。
你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多久了？
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外面了。
那么小的你，爸爸妈妈打工去了，那你是和谁住呢？
和姨妈一起。
你和姨妈住哪里？
在墨冲镇。
你是怎么到这边来上学的？
从姨妈家后来转学到舅舅家那边。
你后来是在平浪中学读初中吗？
嗯。
那么大的房子你自己住，那多孤单呀？怎么不和朋友、同学啊出去玩，有什么事叫他们帮帮忙吗？
他再次沉默着，玩着他手里的手机。
是因为小时候老是转学了才交不到朋友的吗？
我看到他眼角泛着泪花，眼泪缓缓地掉了下来。但一句话都不说。看着他没有什么表情的消瘦的脸，和他眼里汪着的泪水，我的心也已经沉重到谷底，我似乎觉得这样的交谈对他来说似乎有些残酷。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他迅速恢复沉默的样子。
我再问：爸爸妈妈经常打电话给你吗？
嗯。
那多久一次啊？
隔一两天吧。
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常常打电话给你。
听到这话他稳定了情绪，恢复到一贯的沉默。
打电话是和妈妈说的多还是跟爸爸说的多？
和爸爸。
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姐姐，姐姐嫁到深圳去了。
爷爷奶奶呢？
爷爷奶奶在舅舅家。
初中三年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嗯。
跟爸爸妈妈见面多吗？
过年的时候父母回来，过完年又去打工了。
你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吗？
在浙江。
爸爸妈妈怎么给你零花钱？
一个月打一次，一次二百到三百
你想爸爸妈妈吗？
不想，我已经习惯了。
他说不想的时候，眼睛又开始泛着泪花，要掉下来的时候用手背随意的擦了一下。
有没有想过去看看爸爸妈妈？
没想过。
想过出去玩玩，看看风景？
没想过。
你能给我你父母的电话，我回深圳跟他们联系一下。
他很快给我报了一个号：13758456051
我很高兴刘运熹给我他父母的电话，很高兴他信任我这个陌生人。我甚至在平浪没有想过拨一下这个号码来验证它的真实性，我从没有想过，我相信刘运熹。
吴泽苓流着眼泪出了刘运熹的家，我拍着她的胳膊，问她，你理解刘运熹？她点点头，红色的眼睛还在掉泪。
留守，这个单词，在刘运熹的新楼房里，让我读出了一个成年人的心酸。
在回到深圳的第一天，我按刘运熹给我的号码拨过去，在我准备着要对他的父母说什么话时，我听到的是手机号码的盲音。这个号码已经过期，我打了无数遍，是一个空空的无人接听的号码。
山葡萄也有春天
河阳乡荣集村庄上寨是都匀的另一个乡村寨子，在平浪的背后。如果徒步翻山走可以40分钟到达，下雨后翻山走路是很危险的。
坐车从平浪出发，绕了几个弯后，只能下车走山路。
48岁的陈老师带着我们爬过一个很长的山头后，是她的学生何昌荣的家。何昌荣这次中考考了642分，是全校的第二名。本来老师预估的是700分，出成绩后是642分。这个分，作为班主任的陈老师来说已经很满意，很高兴了。从初中一年级到初三毕业，何昌荣在这三年所经历的心理和情感的逆反期，只有陈老师知道。
从平浪中学到何昌荣家的这条路，陈老师每年都是骑自行车来家访的。春夏秋冬，一个季节都没有拉下过。她闭着眼睛都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个弯，多少个口，多少人家。下雨时她推着自行车是怎样艰难地行走在这条山路上？
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坡，在山坡顶上不住地喘气。
到了何昌荣家的门口，只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在门口玩。陈老师说，何昌荣的奶奶一定在田里。田里离家不远，陈老师就在门口喊。几分钟后，何昌荣的奶奶跑回来，手里还攥着一把猪草。67岁的她，跑步时跟年轻人一样，没有老年人的臃肿，蹒跚，笨拙。只有随风飘起来的有些花白的头发证明着她不再年轻，在这样满眼绿色的山里，一位老人，守着两个接力着的留守孙女，一守就是10多年。
陈老师像迎接自家的亲戚一样，很远的拉着何昌荣的奶奶回来。奶奶回来了，何昌荣却去了外面的城市打暑假工了。
山上的这个砖房已经盖了十年，在何昌荣5岁的时候盖的。何昌荣四岁逼迫留守，父母去浙江宁波打工。小小年纪的她，没有等到父母回来陪伴她，却等来了父母离婚的消息。父亲把赚回来的钱盖了这栋砖房，算是给父母和孩子的补偿。
10年前的砖房跟现在的新砖房比，已经显得陈旧。而砖房里面是空空的家，没有家具，没有家里应该有的摆设。
何昌荣同父异母的妹妹一个人在玩具塑料车里玩着自己的童年，她不知道姐姐经历的生活，也不懂得自己现在经历的留守生活。同是四岁逼迫留守的妹妹，在房前的空地上滑动着她的塑料玩具车。她听不懂奶奶跟其他人讲述姐姐的童年留守的日子，也听不懂奶奶讲她离开爸爸和妈妈是如何的乖巧。她自娱自乐地玩耍，玩得很开心。看到一下子这么多人注视她，她更人来疯似地把玩具车弄得很响，时不时大笑着引起大人的关注。
像塑料玩具车一样空心的童年，她还不知道什么是寂寞，空白，陪伴。她在四岁的时光里，把成长的忧虑放在玩具车后的尾巴里。什么时候她可以读懂关于这个尾巴后面的童年?大山能读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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