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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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秘战试读：
内容提要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美国政府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和个人在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地点和各种活动几乎完全隐蔽，谢绝外人的参观和访问。本书以凯西之死为线索，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内情详细叙述和揭露了1981～198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凯西任局长时期和凯西死后新局长的竞选的种种内幕活动。
第一部分 巫师
1.对拉希德的惩戒
他们从未想到他会这样死去。在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6年里，威廉·凯西显示出各种衰老的迹象。但在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相信，他特有的那种活力，竟被人们常见的顽疾癌症所耗尽。没有任何预兆。事实上，在1986年12月，一个晴朗的冬天早上，当凯西走进情报局他的办公室时，他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星期显得更好一些。他的同事现在说：他当时也许略显疲倦，但并不比平时严重。几分钟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阿韦尔·撒普医生给他做体格检查时，他的右臂有些微颤，左腿也有同样的症状。凯西凝视着医生，接着困惑地眨了眨眼问道：“我怎么啦？”几分钟内，他的助手们匆匆将他送上救护车，十分钟后到达乔治敦大学医院。
第一个临床报告说凯西会康复的；在他脑子动手术取出一个瘤子以后，送来了第二个报告，说他短期内将失去工作能力。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医疗报告了，大家都很清楚，凯西已经生命垂危了。他于1987年5月6日去世。
对他最接近的同僚来说，凯西是一个光荣的骑士，理想的间谍头子，是这种值得骄傲的职业的象征。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高级情报人员，也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当他的建议提得太出格时，他们和他激烈争论，同时他们也很害怕他那种象火山喷发一样的坏脾气，和他那种令人不安的、总是不断提出愈来愈高要求的癖好。但是他们很佩服他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方式。
他们深知这位面上略带微笑，走路有些弓腰的老战士（他穿着不太合适的条纹套装，活象个退了休的投资银行的老板），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说他城府较深，但与他每天一起工作的人，却被他那种令人释然的直率态度所吸引。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央情报局自从五十年代艾伦·杜勒斯任局长以来，还没有象他这样一位局长。人们从威廉·凯西身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的威力。
与此同时，凯西也有他的弱点，他似乎意识到他一不留意，他在纽约昆士区里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作风就会故态复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不停地忙碌着。他一会儿从情报局后面的楼梯下来，去到六层楼的东亚处；一会儿又跑到五层楼科技部与工作人员起劲地谈论问题；然后又到位于大楼深处的电缆通讯秘书处办公室。最后，他钻进高级轿车到附近的技术实验室去会见那里的科学家，了解他们使用卫星尖端技术的情况。在汇报会上，他认真听工作人员的发言，他头倾向一边，嘴略有些歪。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表现出信心十足。他说话很快，笑起来有些古怪，当他离开的时候，人们搞不清楚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他门都很喜欢他，并且对他向大家表示的信任和关心感到满意。
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并且拥有不少人们所羡慕的股票。他颇醉心于股票生意，每天早上当他进入兰利七层楼办公室时，身后跟着瘦长的，戴墨镜的保镖，臂下夹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这是每天的一个重要时刻。庄每日的例会后，他总要睁大眼睛看一下道琼斯指数。只有在完成这项读报任务之后，才从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犹如一座年代悠久的教堂一样，他的作用不会过时，尽管他的眼窝深陷，脸上布满老人斑，走路时脚步有点拖拉。秘书们由于不大听得懂他的话，记录他的发言时总要汗流浃背；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斜，有时淌涎水。但凯西气喘吁吁的发言和他弓腰曲背的形象，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在它的背后，则是他的坚强和威严，人们好像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古代战争中英雄的业绩。
1987年5月的一个明媚的早上，当凯西的家属、朋友、同事排着队进入长岛罗斯林港的圣玛利天主教堂时，他们都怀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头年的12月15日，在他的七楼办公室里，他突然患脑溢血，当时就昏厥过去。来教堂的许多人，如果得知凯西当时正在为他的前列腺癌接受治疗，将会感到十分吃惊。这个事实，除了他最信赖的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他告诉了里根总统）。正由于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当发生脑溢血时，他还担负着很沉重的工作担子。
为凯西举行葬礼的准备工作从清晨就开始了。当地的警察最先来到现场，他们为数不少，将通向教堂的道路封锁了，并检查来人是否带有通行标志，以便使好奇的围观者不能接近教堂。通往圣玛利教堂正门的那条长长的，两旁植有树木的布赖恩特大街也被堵死了，目的是为了给约300名贵宾腾地方。随后来的是一队秘密保安人员，他们经过富人居住区，然后不声不响地通过教堂的中心，进入了二楼的楼厅。不久，第一批吊唁者到来了。
里根总统被引进来，他没有说话。接着，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来了。他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微微忸怩不安，不大自然的微笑，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笑，没有讲一句话就进了教堂，在里根夫妇旁边坐下来。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俩在某些问题上曾和凯西有过严重分歧，这时都阴沉着脸走进来，然后在里很夫妇后面的一排长椅上坐下。罗伯特·盖茨因为他和凯西的关系密切，致使他失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机会，他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最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此人很快将接替凯西的职务，他和其他官员在教堂前几排悄然就座。
华盛顿官员就座的次序是根据标准的礼仪次序。公职人员坐教堂的左边长椅，总统和夫人坐第一排，内阁成员坐第二排。后面就坐的是国会议员。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同事坐在中间和后排，他们穿着一抹黑色的衣服，形同一片黑海。教堂右边前排长椅留给家属和朋友，凯西的遗孀和她的女儿、女婿以及家庭的朋友，包括他在纽约任投资和税收律师时的亲密合伙人。记者挤到了教堂的楼厅里，他们从那里费劲地设法识别出席这次集会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外面还有一些群众被阻拦在警方设置的障碍物后面，还有一大群凯西的朋友呆在地下室，通过扩音器来收听吊唁仪式。
凯西的葬礼相当隆重，尽管没有出现那类常见的高度悲剧性的场面。当天唯一的争论是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约翰·麦干引起的。他向吊唁者说，他对中美洲发生的暴力战争感到遗憾，然后他轻微地指责他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批评他不断支持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他说“当我们一贯反对那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引起的中美洲暴力冲突时，比尔一定认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半球上存在着共产党的潜在威胁”。这位主教在他的悼词中还指出，“这并非区区小事上的分歧。这是一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一位我所了解并尊敬的人，我不能隐瞒和掩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麦干的这席话，立即引起楼厅上人们的不安和骚动，新闻记者们从他们上衣口袋里取出笔和笔记本。当晚的全国新闻广播和第二天报上头版关于葬礼的综合报道中，都把主教的话放在突出的地位，成为悼念凯西一生的追悼会上人们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与麦干针锋相对的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何克帕特里克。她在过分溢美的颂词中赞扬凯西为摧毁共产主义而献出他的一生。她的讲话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它全面地反映了凯西的那种义无反顾、毫不留情的、天主教徒的反共精神。她的发言尖锐地驳斥了最近以来对凯西进行批评的人。“这些人和他们的评论不会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安，”柯克帕特里克用蔑视的口吻说。“支持尼加拉瓜的自由斗士对他来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它相比，他更优先考虑的还是法律。”为了加强发言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向听众扫了一圈，然后援引了凯西说过的话，他宣称自己在天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用这个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完满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且以一种随时作好准备、并且不怕邪恶的精神离开了这个世界。”
凯西的葬礼由于麦干和柯克帕特里克的分歧而有些减色；参加葬礼的人好似来向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表示敬意。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对凯西最初的赞词逐渐减退，人们开始对他的事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只有当凯西的突然死亡，使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作用消失的时候，才显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赞扬——把他作为一个尊重法律的人来加以怀念的辩词——似乎是对他的一生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总结。这个颂词原本为凯西作最有力的辩护，但它却说明了为什么凯西在情报工作上的看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包括他最接近的同事在内。尽管他们当时没有说话，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助手后来承认，他们对凯西常常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劲头，以及他对出现冲突的无限渴望，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凯西的讲话中有某些东西给人以奇怪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他们回忆说，不至一次，当凯西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情报局的这些高级谍报官员们都偷偷地交换眼色，表示难以置信。
凯西在兰利的6年任期中，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官员们，在若干关键性的事件上，曾公开警告他要小心谨慎。当他们这样做起不了作用时，他们就绕过他，不去执行他的命令。最初凯西不懂为什么他手下的人不愿意执行他的某些计划，他归咎于他的前任，认为这是在士气低落的年代里遗留的后果。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凯西的沮丧情绪加深了。由于关系紧张，使他和那些最有经验的同事们疏远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官员对凯西之死，心里感到特别不安；他们在常有争议的6年里，为他服务，为他辩护，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违抗了他的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作了这样巧妙的安排：正当要他在伊朗门事件上公开出庭作证的时候，他死了。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并不在乎伊朗门事件是否符合他的宏伟设想，他更在乎的是他的手下人不愿意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经过几年和他们打交道，他相信有几名重要的行动部情报官员，对他有意设置障碍，他就亲自动手去干了。
他感到被人欺骗和背叛了，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所设想的中央情报局竟然不听他的使唤。于是，凯西物色到一个无所畏惧，什么事都肯干的军官。有这样一件事，使凯西相信了奥利弗·诺斯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积极肯干的爱国者，但这件事本身与伊朗或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却无直接关系。中央情报局若干秘密谍报官员，在凯西葬礼以后很久，回忆往事时说，他们确信伊朗门事件早在凯西对一个年轻阿拉伯人的活动发生兴趣时就已经开始，这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
中央情报局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们很清楚拉希德其人。他们甚至在行动部高级保密档案中保存了这个人的一些照片。情报局曾花了3年时间搜集有关拉希德的情报，并将他们的调查结果通知他们在欧洲和近东的情报站。中央情报局还把这些材料的副本送给国务院，国务院又把它分送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情报局的官员们常常在自己人中间就此事开玩笑，当他们最后在拉希德问题结案时，他们笑着说，他们对拉希德的了解和拉希德本人一样的多。他的档案上说：“他于1949年4月24日生于约旦，身高5英尺8英寸至10英寸之间，身材细长，有一头微卷的黑发，前额头发偏后，眼睛棕色。”在七十年代初，拉希德由于做毒品买卖被判过刑；他撤谎成性，并经常犯些小案，同时利用他不寻常的漂亮外表去欺骗一些天真的人，借此为他自己，也为他的信仰服务。拉希德是个聪明的，充满信心的世界旅行家，他在欧洲和中东社会里都颇能应付自如。到八十年代初期，他学会了制作炸弹的本领，技术十分娴熟，致使他在八十年代初期被视为“世界民航的祸害。”
早在他向西德一个名叫巴德尔·迈霍夫的黑帮学做炸弹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央情报局往西德派去一个监视小组来跟踪这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另一组官员则忙于纪录和整理他和中东激进的巴勒斯坦人的联系。尽管中央情报局成功地追踪了他的行动，但总预测不到他袭击的目标，也截获不了他的炸弹。此人特别危险，不仅由于他极端忠实于他的事业，而且在技术上十分高明。他在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阿布·易卜拉欣帮助下，把炸飞机的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它更尖端，危害性也更大。在八十年代初，他和易卜拉欣首创一种隐蔽得极好的手提箱式炸弹，比早期原始的炸弹危险得多，引爆使用的电池藏在手提箱的假夹层里，并装有一个由气压变动来引爆的装置。这是一种致命的结合物，使炸弹无法侦破。（民航公司的保安人员一直无法对付拉希德简单而聪明的新方法，就连使用专门训练的狗，都无法从用环氧树脂包的炸弹上嗅出化学品的残留气味。）中央情报局发现，拉希德的才能是为一个名叫“5月15日集困”的激进组织服务的，这个集团的基地在巴格达。
1982年8月11日，从东京飞往檀香山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830班机上，拉希德安置的一枚炸弹爆炸了。从此，他以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闻名于世界。这颗炸弹杀死了一个16岁的日本公民，并炸伤了15人。事件的报告材料上说：炸弹安置在一个叫小泽的青年座位下面，“它是被自称为哈鲁克的摩洛哥家庭成员所携带的，他们与小泽坐同一排座位，从东京飞至香港。”材料又说，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拉希德、他的妻子和他们年轻的儿子。
泛美航班事件引起凯西的勃然大怒，他要求行动部采取措施，摧毁“5月15日集团”。炸机事件是凯西出任中央情报局后，第一件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因而显得格外重要。凯西认为拉希德事件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好像这一事件是专门为了使他难堪似的。但凯西坚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有能力使拉希德受到应有的惩罚。此人是个已知的国际旅行者，与中东和北非都有广泛的联系，他使用的作案方法也是可以预测的。
拉希德经常和他奥地利籍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一起旅行，这样就很难抓到他，因为机场的保安人员很少怀疑，也不会拘留一个体面的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当中央情报局试图追踪拉希德，并将他的活动通知中东和欧洲情报站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总有办法逃脱他们的追踪。
在泛美航班爆炸事件两星期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线索，当时有一架从迈阿密飞向里约热内卢的班机，服务员在机座下发现一枚未引爆的炸弹。在几小时内，中央情报局的爆破专家就把炸弹和拉希德联系起来。在以后的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加倍努力地去寻找拉希德，与此同时，行动部负责近东事务的官员做出并执行一个试图摧毁“5月15日集团”的计划。到1982年末，情报局的这些行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他们弄清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并且招募了一个专门携带炸弹去欧洲的巴勒斯坦商人为情报局服务，他的代号是“MJ假日”。这位商人兼炸弹携带员证实了两名“5月15日集团”的高级行动人员，他们的代号是“MJ铁克1”和“MJ铁克2”。突尼斯国际机场的保安人员在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手提箱里发现有一枚炸弹。此后，MJ铁克1和MJ铁克2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中央情况局的人引到北非某城市的一个地窖里，那里专门贮藏着拉希德式的手提箱炸弹。
这一发现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大为吃惊，拉希德不但贮存了大批手提箱式炸弹，并且这种炸弹根本无法侦察出来。这种炸弹都装在日本制造的收录机内（它们的气压表和引爆装置巧妙地隐藏在收录机的喇叭后面），或者设置在手提箱的缝线里。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拉希德改进炸弹的制作和隐蔽方法，应当看作是恐怖主义者进行的技术革命。他们相信拉希德和易卜拉欣将会制造出一种根本无法侦察出来的炸弹，甚至机场上最敏感的X光机都无法跟上他们的革新创造。中央情报局没收了拉希德在突尼斯的炸弹库，但没能截获贮存在欧洲的不似那样尖端的炸弹。“假日”给情报局提供了有关恐怖主义活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报。他还准确地透露了“5月15日集团”派出了一名炸弹携带者（代号是MJ铁克3）去瑞士日内瓦，他的任务是在诺加的希尔顿饭店里放一枚炸弹。“假日”提醒说，要制止这个行动恐怕已为时太晚了。中央情报局非常幸运，由于铁克3的胆怯，在引爆前，他痛哭流涕地向瑞士情报官员自首了。瑞士方面把他交给了美国人。中央情报局马上派了一个审问小组前往日内瓦，他立即承认炸弹是阿布·易卜拉欣亲自交他的。炸弹的引线设置在手提箱的接缝处，与拉希德的制作方法完全相符。情报局官员估计，如果不是他自己坦白，炸弹的爆炸力能将饭店最上面的几个楼层掀掉，这场灾难将使数百人丧生。
1983年的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得知葡萄牙官方由于拉希德参与了谋杀巴勒斯坦温和派伊萨姆·萨尔塔维博士而被逮捕。这位温和派人士是在阿尔布菲拉度假城的旅馆前被害的。拉希德承认他参与了谋杀，但不是他亲自动手的。中央情报局对把拉希德捉拿归案表示庆贺，但这种高兴的情绪又被伊萨姆博士的被害冲淡了，因为他的身亡，挫败了美国政府的计划，它原想通过他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扩大温和派的影响。他并不是拉希德与他同谋人所称的美国特务，而是中央情报局尊敬的人物，他们一直关心他的事业。（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的官员说：“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
拉希德被葡萄牙法庭宣判为参与了谋害萨尔塔维博士的罪行，判了3年徒刑。但尽管拉希德已关进了葡萄牙监狱，他的手提箱炸弹仍然在起作用。1983年12月，伊斯坦布尔机场的保安人员截获了一枚拉希德创制的炸弹，致命的装置把爆炸时间定在从伦敦转到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班起飞8小时后，即在快抵达终点站肯尼迪国际机场之时爆炸。
在发现伊斯坦布尔的炸弹后，紧接着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一名特工人员，又在一位年轻的英国妇女居住的寓所里，发现了“5月15日集团”使用的爆炸物。他破门而入，拍下了手提箱的照片，并把罪证交给希腊官方。他还发现这位妇女花盆里也藏有爆炸物。后来证明这位妇女是好几起预谋爆炸案的不自觉的同案犯。她是巴勒斯坦激进派谢拉·福阿德·侯赛因的女朋友。谢拉是拉希德的同谋犯，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希腊当局逮捕了谢拉，并对他进行了审讯，从而避免了更多的灾难。谢拉的被捕，拉希德在葡萄牙被监禁，以及突尼斯发现拉希德式的炸弹，大大地减轻了行动部的压力。在凯西多次唾沫飞溅的训话中，大谈中央情报局这种无法解释的无能，其目标是针对行动部的。
虽然凯西批准了打入和摧毁“5月15日集团”的计划，但他对计划实际能起什么作用抱有怀疑。他竭力促使行动部采取更积极的办法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在一次汇报会上，凯西激烈地主张必须绑架拉希德，他说中央情报局不能信赖欧洲的情报机关来保卫美国的利益。凯西特别指出以瑞士人为例，他们显然只相信炸弹是圆形、黑色并有一根长长的引线，“就象卡通片上郊狼所用的炸弹。”
凯西愈来愈感到生气，因为他不能说服他的主要谍报官员采取极端措施去对付“5月15日集团”。到了1984年，他已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认为他的助手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而不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行动部并不理会他的论点。这个部的官员们劝他要耐心，因为他们很清楚，要摧毁一个恐怖主义组织需要时间。事实上他们工作进行得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已经发觉了好几起“5月15日集团”在欧洲的行动，并且对一些欧洲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将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人员驱逐出境。现在拉希德和谢拉都被关进监狱，看来中央情报局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凯西也不作声了，至少暂时这样。
1984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释放了谢拉，并把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副站长驱逐出境。希腊人说，美国官员非法搜查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女朋友住所，是蓄意违反希腊的法律。在谢拉释放的几周后，拉希德也被释放了，他立即离开了葡萄牙。一位在行动部近东处工作过将近20年的前官员，生动地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是1984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拉希德被释放后，凯西满腔怒火地跑上七楼，他高声吼叫，脸红得象甜菜头，脖子上的筋从浆过的白领子下突出来。令他感到沮丧的首先不是葡萄牙人，而是他自己的特工人员。“美国不能指望依靠欧洲人”，他强调说。他忿怒地谴责希腊人，说他们在一群“谋杀者”面前“屈膝投降”。最后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用吼叫声向他的高级助手们发布命令：行动部——实际上是指近东处——必须拿出一个绑架拉希德的计划，把他立即押送到美国来受审，这个计划要在一周内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要近东处尽快着手这项工作，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在凯西盛怒之下，他的助手们慌了手脚。他们知道，至少这次凯西提出要采取行动决不是诈唬人的空话；他所说的要“逮住”拉希德的话，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这位局长完全有能力震慑全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是里根政府被信任的少数人之一；真正使情报局官员们发愁的是凯西已经能够依靠他手下出现的一批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把他们称作“我的射手”），这些人非常乐意按他的意志行事。
关于凯西大发雷霆之事很快传遍情报局，特别是局里的年轻官员们，被他的建议所激怒，他们认为凯西是在要求他们去做违反法律，或者至少是进行一项未经批准的秘密行动，他们不愿这样作。因为这一代特工人员（他们大都是30多岁不到40岁的中央情报局中层干部），正是越南战争结束，当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他们之所以相信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一再做出明确的保证，说六十年代的那种过火做法，不会再重复了。
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六层楼的小房间里，这些温和派的官员们伏在桌上，找到了一个对付凯西绑架命令的新办法。在凯西被任命的头几年里，他们对付他的方法已经日臻完善，现在仍可以搬出来用：研究工作完成了，计划做出来了，人员也派往海外了，但最后什么也不做。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坚持他们的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动部最有经验的高级谍报人员清楚地知道，凯西的冒险计划，可能危及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工作计划。在那里，他们的辛勤劳动已经取得了北非、中东和亚洲一些情报机关的信任。尽管谁也不怀疑拉希德是个进行大规模谋杀的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不加以制止，会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官员也深知，若把他劫持，其结果只能使一场恶性的恐怖活动升级。官员们还了解，这种行动是否触犯美国法律还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都没有得到授权，允许把手伸到海外去抓人。他们认为，象凯西的其他建议一样，绑架拉希德的方案是十分危险的，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即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将国会的注意力引向中央情报局。
凯西拒绝听取他的高级情报顾问的意见。每当他们无法劝阻凯西采取一些成问题的秘密活动时，他们也只好摇摇头。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去参与这类活动，他们决心要按这个意见办。他们不愿把中央情报局推到一种危险的境地。行动部的人也不怕凯西给他们加上什么罪名，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往好里说，凯西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当詹姆斯·施莱辛格决心要整顿清理中央情报局时，他还没有来。当威廉·科尔比透露中央情报局最肮脏的秘密——谋杀、颠覆以及卑鄙的骗局——从而永远玷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声誉时，凯西也不在。中央情报局的人当然再也不愿重新去冒杜勒斯或赫尔姆斯时代的那种风险。这种观点在1984年至1985年初最为盛行。只要拉希德的行踪不明，凯西也无法说服行动部采取行动。但当拉希德在苏丹出现的时候，这位局长又给他的高级谍报人员下命令，要他们做出劫持拉希德的计划。为了使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凯西宣布他已与法国负责海外情报的头头谈过绑架的事。
中央情报局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官员们都被他这话吓坏了，凯西的这道命令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局挂在一起了，而这个法国情报机构以从事危险行动而闻名。这些行动不仅非法，有时甚至非常残酷。他们对凯西的决定十分不满，还因为他们深信，法国人过去已经给美国在中东的工作制造过一些困难。例如：1979年法国人眼看着霍梅尼离开巴黎去德黑兰，丝毫不加制止，在一边袖手旁观。而现在，凯西却要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和法国人合作，进行一项绑架活动，这件事引起人们公开的抱怨。有一个搞专案的人忿忿然地说：“还说是‘友好’的情报机构，真是天知道。”从凯西的观点看，在拉希德案件上，让法国人参加进来，作为友好联络，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法国情报工作头子皮埃尔·拉科斯特，前法国海军中将，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与凯西有同样的政治观点。
1985年4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发现法国人对绑架拉希德不那么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把拉希德和他的妻子干掉（至于他们十岁的儿子的命运如何，从未提及）。法国人说，这将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行动，很难预测将发生什么情况——也许拉希德会无意中被击毙。这些草营人命的法国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一事件会给美国引起什么麻烦，中央情报局很害怕不必要的动武，可能使苏丹的无辜公民遭到杀害（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害怕的是这个流血事件将会引起国会的调查）。凯西的高级助手相信，苏丹政府也不会高兴美国在它的领土上搞绑架活动。这些高级官员最后的结论是，拉希德不值得他们去冒这个险。
与此同时，和法国人合作的那些反恐怖主义的特工人员，决定通知中央情报局的律师们，他们正在计划搞一个劫持活动。正当律师们还在研究这个行动计划时，凯西想绕过反对的意见，提前动手搞绑架活动。然而在最后一刻，由于法国人不知何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才算避免了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场全面混战。后来美国几家机构（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逮捕拉希德的联合行动也告流产。在接到拉希德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出现的消息后，情报局的官员在那里等候他。最后，在1988年5月30日，又收到他在雅典被捕的消息。这些官员又赶到希腊，并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拉希德无限期拘留，直至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对拉希德一案的处理，典型他说明了凯西的作风。但这仅仅是他在6年任期中，行动部官员所遇到的若干问题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更棘手的问题。所以1987年5月在凯西的葬礼上，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再不会为这些问题伤脑筋了。在那些向凯西最后告别的人中有戴维·惠普尔，此人曾担任过陪同这位已故局长出席国会这件不讨好的任务。这是惠普尔漫长事业中最令人丧气的经历之一。这位高高个儿，讲话直率的老战士，在他参加情报局30年工作中，曾参与过几项海外的危险使命，但其风险程度却无法与凯西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可能招惹的险情相比。凯西当时以国家安全为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实际上他在国会出现时，常把实情夸大到不可置信的地步，目的是使他和中央情报局，在复杂的情报问题上的主张，能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每当凯西完成他在国会的作证，回到情报局后，就该轮到惠普尔去修补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位高级职业情报官员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说，1986年凯西在国会监督委员会上言词过于激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设法取消凯西的一些过分要求，但同时又不致引起人们对凯西的能力产生怀疑。当凯西作证完毕离开后，他的助手通常留下来对他的发言要点作些补充说明。这时助手的发言，实际上是有意冲淡凯西说过的话：这个助手首先要表示对局长所说的话完全同意，然后，请监督委员会谅解局长是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才使他作这种发言的。情报局的发言人经常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对凯西的证词表示歉意，说凯西因为承受过大的压力才使他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些过分的话。每当他的助手被那些惯于要表现待怀疑态度的委员们攻击时，他就佯作生气，争辩说委员会对凯西的发言过分吹毛求疵，还说凯西的发言原则上讲是对的，你们委员们也知道，即使完全确定的事也不一定绝对可靠，如果你们要求提供这么多细节，那就不是凯西过分，而是你们太过分了。
惠普尔也承认：“与国会之间总存在着问题，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我们只得去找他（凯西）说：‘听着，这次你去那儿，只是去回答问题。’但这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凯西并没有说谎，一点也没有，他仅仅向委员会讲了威廉·凯西的观点而已。”
在凯西死后，那位经常陪他去国会的高级官员回忆这项微妙的任务时，承认他用以保护凯西的那种战术，失败多于成功。最令人难堪的一次是，凯西任局长后不久，他当时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证据，证明苏联在财政上资助和训练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这是他阅读了克莱尔·斯特林1981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恐怖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秘密战争》的书以后，从这本书里接受的一种看法（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得到此书的一份长条样，觉得很有兴趣，故转给凯西阅读）。在凯西的坚持下，中央情报局专门研究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析人员和苏联问题专家，仔细分析了斯特林的论点，并且责成一个小组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根据大量搜集的情报和私下访问第三世界的一些重要情报来源，这份评估报告对斯特林的论点作出了一个反证。评估的结论是，只有某些证据证明，苏联向第三世界某些革命组织提供过支持。即使这一结论也是极而言之的说法。写报告的人特别表明，无法说莫斯科曾给那些反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评估报告中甚至提供证据说，苏联曾试图说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要针对美国采取过激行动。这份官方的结论并没使凯西认输，他仍然坚持斯特林书中的论点。
凯西完成他对国会的作证后回到了兰利，他的助手留下来回答中央情报局如何对待恐怖主义的有关细节问题。这位助手理不直气不壮地解释说：委员会显然误解了局长的意思，绝对的证据是不存在的，他又补充说，从另方面讲，凯西还是对的：苏联不正是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那些国家的同盟者吗？这位助手坚持说：证据全在那里，人人都能见到。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铅笔抿在嘴边，背靠着椅子，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戈德华特是该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他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委员会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事实上，凯西的助手也不相信，更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也不相信。委员会暂告休会。
事后凯西对中央情报局的调研报告仍然极为不满。在重新审查这份研究报告时，凯西问他手下人：为什么斯特林能找到苏联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而他自己的分析人员什么也找不到？他坚持让他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可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仍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简直是扯蛋！”这位陪凯西到国会去的高级助手回忆说：“我必须告诉委员会这一切，但又不能真正讲出来。”最后凯西也只得作罢，但非常勉强。
到1984年，凯西己深信中央情报局由于害怕失败和多年来接受僵化的领导，已失去了它的活力，它已经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一个被完全过时的规章制度所支配的、不起作用的力量。凯西拼命想恢复中央情报局的活力，但他在任的4年过去了，仍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奏效。他特别对他的高级助手感到失望——主要指那些行动部的头头，特别是那些处长们。尽管他们有多年海外谍报工作的经验，但对凯西来说，这些高级情报人员似乎连他最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了。
虽然凯西来到情报局时很少抱有幻想，并且清楚地知道在他到职前的15年里，中央情报局最有才能的官员们都被挖空了，他仍然对他看到的一切痛感失望。他认为行动部缺乏创造性思维，这是由于害怕公开丑闻的心理形成的一种思想障碍。到1984年，凯西已意识到，要搞任何一项行动计划，如果可能影响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声誉，他就必须到情报局外部去寻求帮助。
卷入伊朗门丑闻中的一些情报局官员，他们也并不同意当时的许多具体做法。他们明白凯西之所以要使用奥利弗·诺斯，目的是为了绕开中央情报局，因为那里的人不会同意去参与那种风险很大的活动。诺斯成了凯西非正式的行动部主任，是实现他激进愿望的公认继承人。在凯西眼里，诺斯是个英雄。任凭凯西和这位年轻的中校友谊日增，但一直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在白宫内部，诺斯已经搞起了一个小小的中央情报局。直至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人才第一次被拉去参与诺斯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的行动计划，为他提供后勤保障。凯西向行动部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保证支援诺斯的行动，因为他的这个行动计划是经白宫批准的。
这个严密圈子里的官员，对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深感疑虑，但他们必须按接到的指示办事。中央情报局是为总统工作的，他们是为局长工作的。对这个圈子内的人来说，他们明白，不应该多问。在丑闻公布后，近东处副处长托马斯·特威腾在供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忿然地说：“我要向你们说清楚，调查诺斯中校不是我的任务。”言下之意，他希望曾有人对他进行过调查。
克莱尔·乔治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也是行动部秘密工作计划的头头。他对凯西和诺斯的行动也抱有怀疑。乔治毕生从事海外情报工作，对凯西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信任的看法。乔治当然也得听从局长的命令，但他不断地对这些命令提出疑问。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他在与凯西密切接触中形成的。早在1982年，这位在行动部做过二十多年秘密工作的乔治，被凯西任命去负责与国会联系，从而使他的事业受到挫折。正如很多人预言，这一任命是一种灾难。乔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养成了少言寡语的习性，而他的这项新工作要求他具有坦诚布公的态度，这就让他很难适应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怀疑他这种不愿向任何人多谈情况的态度，是他对民主原则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其实他们的看法错了。一般来说，乔治是个热忱、正派和勤奋工作的人，但由于凯西坚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锐气消耗殆尽。
1984年7月，乔治终于被任命为行动部副主任，这是他事业成就的顶峰，并且这项工作对他非常适合。但在第二年，当他知道在凯西的指使下，他得与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发生联系时，他十分反感，因为此人毫无信义可言，被人视为骗子。
戈尔巴尼法尔是个矮胖、留着大胡子、讲话很快的伊朗商人。他自1979年起一直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他过去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接触。行动部的官员都说他是个“造谣大王”，一个“天才的胡诌者”。中央情报局档案上说，他提供的情报“一贯缺乏来源和细节，可他感兴趣的是捞钱。”不管怎么说，1985年凯西决定要认真对待他，因为最近戈尔巴尼法尔在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声称他和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凯西并不是唯一认为戈尔巴尼法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人，以色列情报组织的莫萨德也把他说成是一个可以提供有关伊朗政府内温和派可靠情报的人。这些温和派欢迎和美国打开关系。以乔治为首的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专家，根本不同意凯西和以色列人的看法。为了证实他们的说法，情报局的官员们在1986年1月，通过测谎器对戈尔巴尼法尔作了一次测验。测验结果证明，他除了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外，其他都是撒谎。凯西并来因此感到不安，正如1981年他舍不得抛弃斯特林一样，1985年他舍不得放弃戈尔巴尼法尔。当乔治告诉凯西，他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感到十分腻味，但又不能不去时，凯西说他可不必自己去，可以指定别人与他联系。查尔斯·艾伦是中央情报局反恐怖活动专家中的佼佼者，是个老资格的中东问题分析员，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他。凯西和白宫着意要打通伊朗的关系，行动部的特工人员为此目的所做的各种努力中，戈尔巴尼法尔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问题。另一个人是理查德·西科德，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政治上保守的空军将领。他承认，他想有朝一日取代乔治，当上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头儿。他的愿望纯属幻想，因为八十年代初，由中央情报局的叛徒埃德·威尔逊所指挥的非法向利比亚出售武器的行动，使西科德受到了牵连，他只得被迫退休。但他一直在若干国际买卖中，成功地利用他掌握的伊朗知识，从而使他能继续插手有关伊朗的事务。西科德的合伙人是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名叫艾伯特·哈基姆，此人是个眼神机灵的小个子，很会赚钱。中央情报局军事联络科保存的哈基姆的档案上说：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商人”，情报局的人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他才会帮美国做些事。在中央情报局高层情报人员中，没有人愿意和西科德、哈基姆打交道，但他们无权选择；这两个人都是诺斯手下的行动官员。
1985年11月，凯西指定中央情报局负责欧洲秘密行动计划的德韦·克拉里奇去帮助诺斯疏通一条非法供应武器的渠道，以便将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从以色列通过里斯本运往德黑兰。克拉里奇和诺斯是朋友。几年前，当克拉里奇在执行有关拉丁美洲的工作计划时，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克拉里奇通过诺斯不断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诺斯实际上是克拉里奇在白宫的交通员，是个多面手，他对秘密工作的喜爱不亚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克拉里奇是个白头发的，衣着华丽的专案情报官员，他有25年特工工作经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他很聪明，精力充沛，能说会道，抽烟时爱吐烟圈。他常穿黑色西装，系粉红色领带，上衣口袋里还露出一块漂亮的手绢。他是个标新立异的行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爱出头露面。他的伪装就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打扮上。在他下面工作的人这样解释：没有人会把这种穿着打扮的人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的同事很了解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是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天才，好像他生来就喜欢这一行。
凯西很信任克拉里奇，后者是他所喜欢的少数几个处长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克拉里奇还是驻罗马情报站站长的时候，凯西就发现了他，后来，在凯西的指使下，提升他为拉丁美洲处处长，接着又负责欧洲所有的谍报活动。克拉里奇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与凯西个人关系很好的少数官员之一。凯西很重视他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造成威胁的观点。克拉里奇是在近东处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克拉里奇过去手下工作过的一名专案人员所说：“他是个地道的‘近东通’。”由于他有长年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他一直保持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身份，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所以当诺斯在伊朗问题上需要帮助时，凯西很自然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从1985年11月起，克拉里奇就开始和诺斯在伊朗问题上一起合作。
紧接着克拉里奇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致使他在事业上遭到致命性的打击。1985年11月下旬，当那位退休将军西科德找不到飞机从特拉维夫通过里斯本把武器送到德黑兰时，克拉里奇把中央情报局专用航空系统飞机的名字告诉了他。这个事故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感到生气和失望。因为动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航空系统，就意味着把中央情报局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拴到一起了。中央情报局成为诺斯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部分。麦克马洪尽量耐心地提醒克拉里奇的上级爱德华·尤赫涅维奇（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说：为了进行一项秘密工作，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份盖有总统印章的审批件。没有发生此事前，中央情报局不需要这种批件，因为它没有参与这项行动，但现在必须把它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任务，而且批件上的日期要写在出事之前，这样才能掩盖德韦·克拉里奇的鲁莽行动。
作为对德韦·克拉里奇的惩罚，凯西决定给他调往另一个凯西喜欢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央情报局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诺斯的武器运送计划交给了近东处去办理，该处由伯特·邓恩和他的副手托马斯·特威腾所领导。特威腾决定牵这个头，尽管让他和戈尔巴尼法尔、西科德以及哈基姆三人打交道，显然使他感到“惊恐”。（这几个人正象特威腾所说“有点臭”）。特威腾是个比较谦虚不摆架子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工作过30多年的老手，是从基层上来的，先是一个专案人员，然后是中东站的站长。他的事业大部分时间在兰利。他避免派往国外的任务（正如官员们闲谈时所说，主要是因为妻子不愿意他离家太远）。由于种种原因，特威腾在他的同事眼里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有人说：“我们估计他当个中级官员都难以胜任。”在他到安曼和开罗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同事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专案官员，显然和德韦·克拉里奇不能同日而语。
特威腾向贬低他的人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有人预言他永远不可能进入情报局的领导层，他那种稳重扎实，但又不起眼的工作，却使他1970年在开罗取得了成果。在那里，人们过去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人。特威腾当上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时，在兰利流传他过去事业上的故事。特威腾和埃及政府中一些显赫人物建立了某种关系，他把这个成果汇报到兰利。他的成果之所以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已把穆哈巴拉特·伊拉姆（即埃及情报局）变成了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央情报局在埃及根本无法开展工作。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仅仅采取了少量试探性的步骤来改变过去的情报关系。克格勃把埃及称作“苏维埃埃及共和国”，把它紧紧地纳入苏联的轨道。当特威腾被派往开罗时，他发现几乎无法在这个国家立足。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跟踪，即使与他只有一般往来的人，都要受到审问，甚至施以酷刑。（埃及的情报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那里的纳粹分子建立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在25年内没有多大变化。）
1971年，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情报站是设在西班牙大使馆内的美国科里。特威腾作为该站新来的官员，想竭尽全力打入埃及政府。抱着这个目标，他和一个叫阿什拉夫·马尔万的人交朋友，此人是埃及高级官员，开内阁会议时就坐在萨达特身旁，是萨达特最亲信的顾问。马尔万似乎是一个可能招募的对象，因为他对埃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他还是个美国的崇拜者。他不信任埃及的情报头子萨米·谢拉夫，后者是个四方脸、身材魁梧的人，最喜欢在他命令给人施酷刑时，他在一旁欣赏。谢拉夫是克格勃在开罗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内圈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的人。特威腾最后把阿什拉夫·马尔万争取过来了，这几乎是奇迹般的成就。到1971年5月初，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对马尔万反苏的立场印象很深。他们相信马尔万将成为把埃及从苏联影响下拉出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1971年5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发来的一份急电说，有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克格勃的计划。关于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得，特别是因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是在谢拉夫的控制下。但把各方面搜集到的零散情报拼凑起来，中央情报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手，企图发起一场政变，并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被中央情报局认为具有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人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洛夫。他过去曾在埃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萨哈洛夫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最近在科威特愈来愈感到受克格勃同事的怀疑。他将他的恐惧感告诉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此人是情报局近东处的职业情报官员，科威特海外情报所的负责人。
萨哈洛夫汇报了有关开罗进行政变的计划。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情报材料，是中央情报局直接在埃及收集到的，其中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个政变很可能成功，其意义是令人震惊的。萨达特如果被推翻，这将意味着埃及会紧紧地捆绑在苏联阵营之中，从而使苏联在纳赛尔一些庞大工程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报偿。
就在1971年5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特威腾花了三个钟头时间，才把克格勃布置的埃及特务尾巴甩掉。最后当他会见埃及联系人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叙述了反萨达特计划的概要。他向马尔万解释说：萨达特自己的特务组织已被收买了，他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从克格勃那里得到好处，那些过去是纳赛尔、现在是萨达特的高级情报顾问，实际上是为苏联工作的。
就在特威腾会见他的联系人后的不几天，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并将主要策划者逮捕了起来。特威腾提供的重要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音。5月11日早晨，马尔万把这些录音带放在萨达特的桌子上。录音带证实，特务头子谢拉夫和萨达特的副总统阿里·萨夜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准备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特威腾成为埃及没有公开的一名英雄。作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辛勤地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次政变失败后，美国拼命抓住时机加紧工作，试图使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其中包括让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头子卡迈勒·阿德哈姆对马尔万施加压力，让他说服萨达特，使他的国家转向西方。由于特威腾抓住了带有关键性的工作，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使这种努力成为可能。事后，人们都把他说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萨达特政府从苏联轨道上拉出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这真是个重大的胜利，而且所花的代价与苏联为他们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所花的几十亿卢布相比，真是微乎其微了。
对美国来说，这个收获更是美不胜言。在萨布里和谢拉夫被捕后的年代里，苏联人被赶出了埃及。他们在埃及收买的间谍大都被追捕、审讯、入狱。他们在开罗用高墙围起来的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哈洛夫提供的情报，使中央情报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苏维埃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后，另一个收获是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漠部队。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这个营的驻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这个营的装备都是从埃及运来美国的，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国的一种表示。
特威腾的另一个国外任务，不像那么成功。在七十年代后期，他担任在约旦的安曼情报站站长，任务是与侯赛因国王合作。当时候赛因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在安曼，特威腾接收的情报站，是一个四分五裂、士气低落、男女关系很乱的烂摊子。根据熟悉安曼站情况的几位情报局官员讲，在特威腾接手情报站的工作以后几个月，特威腾发觉情报站的秘书和约旦的一名情报官员有桃色关系，后者还兼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这可能发展成一件丑闻，从而毁掉特威腾的事业。他象在埃及那样行动迅速，将这名秘书开除了，并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了汇报。他与兰利派来的保安工作小组合作，在站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这个小小的丑闻尽管令人难堪，但不是致命的。
特威腾后来又遇到第二个麻烦：侯赛因国王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像他的前任，不爱骑马打猎，而这些才能在侯赛因眼里是一个美国情报官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特威腾有一次陪国王去骑马，效果并不好。侯赛因一直纠缠兰利，要他们把特威腾召回，行动部领导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他调回美国，安置在中央情报局有名的冷宫——技术部办公室。
此后的几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特威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工作最有成效的年代。他成为一名反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家，而且由于他在中东政治问题上颇有研究，取得了近东处的领导位置。到他被任命为近东处副处长时，他已学会尊重这一传统职业的基本信条。那种老老实实傻干的哲学，已证明是所有最成功的行动计划的共同特点。凯西所支持的诺斯计划则与此不同，这正是使特威腾感到不安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行动计划闻起来就不是味儿。可是上面有命令，这个行动又是总统所支持的。他相信他和情报局其他人能做到的，至多不过是在整个计划垮台时，使中央情报局少受牵连，而此事出问题是肯定无疑的。
1986年2月，特威腾认为他己找到了使中央情报局减少风险的办法。他刚与诺斯在西德参加会议回来，这个会是解决未来武器交接的细节问题。特威腾小心谨慎地提出西科德、哈基姆和戈尔巴尼法尔三人不适合与中央情报局直接打交道。他从一种业务观点来提出他的批评，他认为诺斯需要一个比戈尔巴尼法尔或哈基姆更好的翻译（“我不是那种当面给人施加压力的人”，他事后承认说）。当诺斯没有什么反应时，特威腾又说：让这些“局外人”参与这个行动计划不是个好主意，特别是考虑到以武器换人质已成为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他补充说，他乐意给诺斯提供一位能说法尔斯语的可靠官员，但有一点特威腾没有说出口，就是他害怕给伊朗提供武器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碰在一起。现在看来完全有可能，因为后一个行动计划有一部分是西科德在经办。特威腾事后解释道：“只要有可能，我们设法不使两个分开的行动搅和在一起。”
后来由国会进行的调查材料说明，特威腾相信他的任务是尽量使中央情报局与诺斯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保持距离，但又不致违抗凯西的命令或总统的意愿。当他坚持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时（考虑到德韦·克拉里奇在11月无意中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辩解词），他心里明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无可幸免地会被卷入进去，不论他试图采取多少保护措施。特威腾知道，当这件事暴露后总得有人被抛出来，使调查者的视线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开，这个人要会说法尔斯语，了解伊朗，但目前又与中央情报局的内圈没有什么联系。
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老资格人士乔治·凯夫具备特威腾所说的各种条件。他的头发花白，身经百战，嘴灵舌快，是前德黑兰情报站站长。他有语言天才，熟悉伊朗革命的领导人物，会讲一口流利的法尔斯语，并且与特威腾一样，见到一个坏的行动计划时马上能够识别。就象情报局其他退休官员一样，乔治·凯夫是个生来就不轻信别人的人。他的背部受过伤，他把晚年用来抚养一个由于长期从事这个职业未能很好照顾的家庭。特威腾选择凯夫负责诺斯的行动计划非常适合，理由有两点：一是凯夫仍然是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但他已不是全天工作的雇员了；二是凯夫很了解戈尔巴尼法尔，在八十年代初，他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和这个伊朗人的关系，并且两个月前对戈尔巴尼法尔的撒谎测验题是他设计的。3月5日特威腾、克莱尔·乔治和凯夫在兰利会面。
特威腾知道，当凯夫了解中央情报局又要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时，他一定会感到吃惊，所以他试图在讲话时有点缓冲，他问凯夫想不想会见拉夫桑贾尼，他是霍梅尼之外伊朗最有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凯夫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并且让他开门见山他讲要他出来干什么？特威腾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正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援助，帮他们运送武器到伊朗。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开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二是解决释放在黎巴嫩被扣留的美国人质。这些武器是通过诺斯的中间人，其中包括戈尔巴尼法尔运送的。
凯夫对他试探性的讲话反映也正如特威腾希望的一样。凯夫事后说：“听了这个行动计划，我就提醒特威腾，我记得可能还有克莱尔·乔治，参加这一行动计划的在职官员尽量少一些，因为我很清楚，一旦计划败露，他们的事业将处于危险境地。而我已是领年俸金的人，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凯夫工作干得很好，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和诺斯计划之间的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尽量使他原来的雇主（中央情报局）不去接触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方面。简单地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高级情报官员，如特威腾、乔治和其他人，他们现在采用了过去另一些人对付凯西的拉希德行动计划同样的办法：他们企图控制它，并希望最后能扼杀它。正象他们所害怕的那样，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他们只能采取措施，保证尽量使最少的人卷入这桩丑闻中去。当他们无法说服凯西，让他相信他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即伊朗政府内存在着温和派），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减少丑闻对中央情报局声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成功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行动官员，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如何保存自己。特威腾在安曼活了下来，凯夫在德黑兰进行革命时，经历了许多恐怖事件以后，也活下来了，克莱尔·乔治在欧洲和非洲的冷战中，目睹了各种丑恶的内幕后，也活了下来。再说，他们每个人在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6年里也活过来了。这6年实际上给中央情报局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作了一个评价，同时，这6年也证实了它的高级谍报人员怎样努力保卫中央情报局40多年来的老传统，使其免受攻击而遭破坏。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这次丑闻的揭露，打破了一个神话。过去人们对中央情报局有一种传奇的、甚至有时是浪漫的想法。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一个全能的间谍群体，这里的人效忠于秘密工作，只是在它的背后，有大量烦琐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引用《奥茨的巫师》剧中的一个场景来作一个更为恰当和正确的比喻。当年轻的陶乐茜最后到达安麦芬城时，她很失望。她原来想象的万能巫师，原来是个口吃的，有时有些糊涂的，好心肠的老人。他真正的秘诀就是靠给人一种错觉；他会操纵一种杠杆，看上去好似很有力量，其实他什么别的本领也没有。他的魔袋是空空的，他只不过是个骗子。巫师对人们的真正要求（“不要去注意幕后的人物”）是：——正如凯西一样一不要仔细去看他在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凯西当政6年中的怪现象：一方面，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庆贺他积极出战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暗地里正在抵消他的行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对前任局长斯但斯菲尔德·特纳，他们曾经加以推动和督促，而对凯西则要勒住缰绳。他们赞扬他，维护他，因为他使这帮人回想起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光荣历史，并且也希望将来再有这样一段。
前西贡海外情报所负责人、直言不讳的托马斯·波尔格，是参议院聘来调查伊朗门丑闻的。甚至他也无法贬低凯西。他说：“凯西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这些事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他受到人们尊敬。”
雷·克莱因博士是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中的老前辈，他也讲出类似的看法：“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他之所长。但是他懂得中央情报局应有的自豪感和情报人员应有的优越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为他辩解的。如果凯西犯了什么错误，他的辩护人会说，这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中央情报局能击败美国的敌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整个官僚机构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清楚的部门。一位官员说：“即使凯西在批评中央情报局缺乏创造性时，他仍然欣赏中央情报局有办成事业的能力。对中央情报局存在着矛盾，他感到沮丧，对它能忠于职守，又感到高兴。但最终他还是明白了，中央情报局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机构。”
在凯西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充满了惊险，其中包括局长本人在内，都担有把中央情报局搞垮的风险。在他的6年任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作斗争，并有效地制止了它的推进；摧毁了一个在欧洲的恐怖主义集团，并且重新建立了谍报网，为所有的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凯西和国会之间，在究竟什么样的秘密行动计划须向国会通报的问题上进行过争吵；情报局的人炸毁了尼加拉瓜港口，被人抓住了，但事先凯西却答应过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一本反起义的内部手册，被人披露后引起难堪，因为手册里写了包括默许使用谋杀手段，正当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上受到审查时，凯西死了。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经历了凯西当政的年代后，仍然完好无损，并准备在新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突然被任命，给大家寄予希望，即使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可能去完成那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赞扬凯西所献身的事业。正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追悼会上颂扬凯西时所讲的：他将遵循法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再次使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回到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来。唯一的问题是，象韦伯斯特这样一个在国际情报界鲜为人知的人物，能否适应兰利那种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拜占廷式的传统。
在7月5日葬礼的结尾，凯西的棺木由6人抬上灵车。安葬仪式没有公开举行，安葬在附近的贺来路德公墓。里根总统和其他知名人物都未参加。他们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准备迎接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系列质问。这些都是有关这项秘密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行动计划是由凯西指挥的。很巧，那天是在一个混乱的气氛中结束的——它象征着凯西在中央情报局时的一切——当时里根误解了一个记者的提问。总统的直升飞机已经发出轰呜的响声，一位记者高声向里根喊问：“在凯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金中，有你的捐款吗？”里根点头称是。事后，总统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在澄清这一误会时说，总统以为记者问他追悼会开得是否很成功，里很作了肯定的答复。
2.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72小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选。1987年3月2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对，托尔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报纸上。新闻界迫不急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10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10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3月3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24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1985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16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在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就离开了。韦伯斯特希望知道，英曼认为他是否应接受这项任命。他还想了解，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同时，是否仍然可以当他的律师，而并不影响他有效地领导这个谍报机关？他的工作是否要求他违反法律？英曼对他说，他完全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原则。英曼还解释说，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但外国法律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点上韦伯斯特是比较放心了，但他又问英曼对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有何看法，特别是伊朗门丑闻以后。英曼回答说，士气虽受损害，但只要有得力的领导，很快可以扭转局面。最后，韦伯斯特问，英曼是否认为他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英曼诚恳地回答说，韦伯斯特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还说，这一职务将是一个“挑战”。
第二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韦伯斯特作出了他的决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的某些同僚回忆说，对于他将接受贝克的建议一事，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们说，韦伯斯特和布什一样，深信他自己是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本质的不同，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工作已比较熟悉，因为在他主持联邦调查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韦伯斯特已扩展了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谍报工作，作为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韦伯斯特相信，他过去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为中央情报局做。在他看来，这两个机构所需要的东西，从管理方式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事实上，中央情报局1987年的情况和9年前他接管联邦调查局时非常相似。在1978年的联邦调查局里，J·埃德加·胡佛的阴魂不散。他是在执法方面最强有力，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紧接着胡佛以后的年代里，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给联邦调查局的上层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但因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变化。这项任务留给了韦伯斯特去完成。他得重振士气。当时各个办公室之间的闲言碎语和内部的政治斗争，已把这个局弄得士气低落，这里的人工作拖沓，被人视为到时候上下班的侦探。韦伯斯特花了3年时间才清除了胡佛的派别分子，重新在国会心目中树立起它被损坏的声誉。
韦伯斯特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贬低他的也大有人在。1981年，他负责认可雷蒙德·多诺万任命前的调查工作，受到严厉的批评，当时多诺万被里根提名出任劳工部长。在多诺万被指控受贿以后，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为他任命提供的背景材料隐瞒了某些重要情节。参议院接着对联邦调查局处理此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韦伯斯特的领导工作提出尖锐批评。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有关多诺万的材料，实际上是他某些亲密的朋友对他溢美之词的汇编，比无用还要糟糕。多诺万后被起诉并接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如果联邦调查局在参议院审议多诺万的提名前工作比较得力，也许法院的那场戏可以避免。这是最轻的说法。另一方面，韦伯斯特的批评者说，联邦调查局在多诺万案件上的失败，说明联邦调查局仍和过去一样带有政治色彩，韦伯斯特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改变。
同样的批评在阿拉伯诓骗丑闻以后也出现过，这是一起冒称代表富有的阿拉伯人向国会员行贿，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的“诓骗行动”。这一行动最终的结果是好几个人被起诉。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却成了参议院深入调查的目标，他们要了解韦伯斯特手下的人，是否特意挑选了某些人作为他们诱骗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不认真保存电话谈话记录和录音带，韦伯斯特和他的谍报人员之间的通话查不到有关的记录。韦伯斯特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和多诺万事件中对他的同样批评。尽管7名国会议员由于阿拉伯诓骗丑闻都被判有罪，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调查，却被指控为被白宫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韦伯斯特忿忿然地回答他的批评者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法庭的考验。”
在“瓶塞钻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想抓住克利夫兰的几名法官从一名法警那里领取贿赂。在此案中，韦伯斯特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扩大了它在阿拉伯诓骗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联邦调查局参加此案的特工人员忘了去查阅这名法警的刑事犯罪档案，事后证明此人是一名被判过刑的盗窃犯。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去核实他提供的贿赂是否真付给了这几名法官，这名法警实际上把这笔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可他却把矛头指向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官。最后在这次行动中真正受控告的是那名法警。
在韦伯斯特主持工作的年代里，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情报员之一是杰基·普雷瑟，那位矮个子、超重量、说话直喘气的强有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领导人。当这一情报被人知道以后，联邦调查局是否被利用去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普雷瑟是在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敦促下，当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的。当时米斯说可利用他来帮助对腐败的工会进行清理整顿。（普雷瑟在1980—81年里根的过渡班子里担任过职务，在这以前，他的兄弟会是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全国两大工会之一。）普雷瑟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兄弟会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关系的详细报告，虽他本人也有两面讨好的嫌疑。尽管围绕普雷瑟的动机和他可信赖的程度有许多争论，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查，其结果是撤换了兄弟会内的许多领导人。联邦调查局对整顿了这一工会组织一直引以为荣。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强调，普雷瑟所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使用这位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主席作为情报员，对结束工会的腐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普雷瑟最后被指控给他的亲戚和犯罪团伙的成员吃空缺，但还没有来得及受审，就因患脑癌去世。）
正如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年代一样，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任期内也有若干突出的、受到广泛宣扬的成就。联邦调查局曾在克利夫兰试图推行的“诓骗行动”，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对那里几十名腐败法官的指控得以成立。但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韦伯斯特恢复了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首要的执法机关的声誉，尽管它也有种种失误。联邦调查局最后被揭发对那些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的人进行过特务侦察，从而影响了它的声誉，但它的上述成就仍然是了不起的。总的来看，韦伯斯特制眼了胡佛时代的活跃分子，使联邦调查局重新赢得冷酷无情的密探之家的美名。
3月3日下午，当韦伯斯特考虑他的前途时，与其说他关心他在联邦调查局过去的成绩，还不如说他更加关心他是否会被参议院认可去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几乎生来就有一种崇尚个人作用的信念，因而他绝对相信自己能胜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在接到霍华德·贝克向他提供新职务的电话将近24小时后，韦伯斯特拿起电话筒把他的决定通知白宫。他说，总统能想到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感到“很受抬举，也很荣幸”。他将接受这项任命，并保证竭力把工作做好。
3月5日正式宣布了对韦伯斯特的任命。和他一起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里，里根总统把比尔·韦伯斯特说成是一位“诚实和正直的人”，并引用他曾担任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经历，作为提名他的过硬条件。但在里根多少有点迟疑的发言中，也流露出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原来曾先后决定任命盖茨和托尔，为什么都没有兑现。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很少有象这次的表现——今天的里根活像一名第二流的演员。他不熟悉他的台词，他的发言稿写得也很潦草。他在不适当的地方发出微笑，还常常偷偷地看韦伯斯特一眼，好像不敢肯定他是什么人。韦伯斯特却落落大方，谦恭而又充满自信。他说他在等待参议院的认可，但坚持要熟悉了新的工作以后，再对所有问题发表他的意见。
如果里根还有些对韦伯斯特没有把握的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却对他很少有什么怀疑。对他们来说，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解除了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前途愈来愈深的怀疑，是值得欢迎和令人宽慰的事。参议员们都很清楚，凯西一伙损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和国会中的声望，他们同样也很清楚，罗伯特·盖茨也不是能挽回这种声誉的合适人选。当委员会的成员听到里根在考虑任命约翰·托尔来主管兰利的工作时，他们的怀疑情绪加深了。问题不在于对托尔的任命不能得到认可（他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得到认可），因为即使有把握得到认可，也并不说明有足够的理由提名他作为候选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一位享有善于整顿士气低落部门的声誉的人。韦伯斯特正好有这种经历，而且在国会为人们所知晓并受到青睐。他可能在调查多诺万事件和阿拉伯诓骗行动的过程中，曾碰到某些困难，但他至少是相信监督的概念和程序的，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比凯西强得多。
参议员戴维·博伦，这位表达能力很强的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对于这一点是很坚持的。傅伦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如果因伊朗门事件深受创伤的里很总统还想保住他自己和他的总统宝座的话，他应该作出遵守法律的承诺，并且在物色人选时，找那些能与国会合作的人。
缅因州的众议员威廉·科恩，这个委员会中职位很高的共和党人，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要忠于他的党，不能这样公开说。科恩相信，委员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停止凯西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他认为，继续保持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委派一位熟悉并立志遵守法律的人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公开场合，科恩赞扬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私下里他则表示，他怀疑伊朗门丑闻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复杂。科恩对他下面的工作人员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尽量辩解说，他们是清白的或是不知情的，但他很难说，政府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是否已经停止。更使他苦恼的是，他毫无办法去进行核对。科恩抑制他内心的不安，并和博伦一起参加支持韦伯斯特的大合唱。
这种支持犹如笑里藏刀，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戴维·博伦认为韦伯斯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这位参议员已得到某种保证，未来的这位领导人将是一位开诚布公的，甚至是驯眼的局长——也许还可能成为国会在兰利的耳目。这至少是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许多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想法。在兰利，人们对里根宣布的任命广泛持怀疑态度，并且都在窃窃私议，韦伯斯特是否有必要的背景，使他能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心目中原有的形象和重振机关内部的士气。
在这所谍报机关第六层的办公室里，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高级特工人员，不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韦伯斯特的提名表示关切，认为这只会增加他们的问题。那些参与威廉·凯西以武器换取人质密谋的部分谍报官员更是疑心重重。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也特别关切。他问一位同事说，“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近东处主管反恐怖活动的一位专家也很担心，他向另一位谍报官员打听：“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这家伙懂不懂谍报工作？”
托马斯·特威腾是最近刚任命的近东处处长，他较为乐观一些。他相信韦伯斯特在兰利开始工作时会比较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也会设法不要得罪这些他将来要与之共事的人。特威腾说，韦伯斯特也得先熟悉一下环境。他见过韦伯斯特，知道他，和他交谈过，并说这人“还可以”。
很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感到不安，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震惊。在联邦调查局里，人们都了解这位原来的密苏里州的法官有时爱教训人，他对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常感到不耐烦，对那些行动超越了他狭隘的是非观念的下属，常给予惩处。他性子急，要求高，有时对人非常严格，这些都是出了名的。那些过去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的联络官们都注意到他的这些特点，他们传活回来说，给韦伯斯特工作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忠心耿耿，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他们相信，韦伯斯特将清除那些甚至与凯西一诺斯丑闻稍有牵连的人。那些领导凯西的伊朗行动计划的人，最明显的是克莱尔·乔治、德韦·克拉里奇、托马斯·特威腾和他们的助手们，当然是首当其冲。特别是克拉里奇，他相信韦伯斯特的任命将标志着他的事业的终结。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
人们还有一些其它顾虑。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满足国会由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诺斯的行动计划而对它进行惩处的愿望。他们认为，现在国会通过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将比过去更加厉害了。还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对谍报工作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懂得那么多，他对谍报界爱耍弄阴谋诡计的传统只不过是有点皮毛的了解。除了这些怀疑以外，还有在罗伯特·盖茨不能被批准任命问题上的分歧。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人，虽不喜欢盖茨，但认为他得不到批准任命，也就排除了其他职业特工人员担任局长的可能。尽管他本身有缺点，他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失败，要看到一名谍报人员成为局长，还不知要等多久。盖茨决定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撒回，在情报部他最接近的同事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第一位长期担任过分析人员工作的局长。至少盖茨是一个已知数，是韦伯斯特则不是。
围绕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运转的知识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处理局内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在兰利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由于报纸上有关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报道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对那些认为任命盖茨将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人，这些新闻报道更是给他们增添了武器弹药。他们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第一，在凯西担任局长初期的1981年，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曾公开反对取消对中央情报局搜集国内外情报的某些限制。韦伯斯特这一令人吃惊的立场，似乎是对即将卸任的卡特总统的报答，因为正是卡特，给了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下令规定这些限制的也正是卡特总统）。
第二，1984年，他发表了一项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声明，这项声明对众多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说，暴露了他在谍报工作上的无知。他对报界说，他反对建立军事部队对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说，美国不应该做那些“可能在以后更加清醒的时候会受到谴责”的事情。对那些一贯批评他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似乎是要把美国法律运用在国外进行的谍报工作中。这无异于说，只有在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能采取行动。他的这种观点在行动部的人员中传为笑柄。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联的是，韦伯斯特曾反对白宫1986年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允许中央情报局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绑架，并把他们押送到美国来受审。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的嘲笑，这些人员在中央情报局内被贬称为“把指节弄得嘎嘎作响的人”。一点不假，过去中央情报局有些高级特工人员在凯西试图诱捕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时候，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过凯西，但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接着，在1986年，正当中央情报局准备为了保护自己有权这样做而在立法上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韦伯斯特又抱怨说，法律被引伸到无法可依的程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的解释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一直推论下去，他的这种立场最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工作统统都得结束。既要工作，总得有些地方有点伸缩的余地。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一个能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案。但每当它提出一个方案时，都遭到韦伯斯特的反对。
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对韦伯斯特怀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个人因素：他是第一个从联邦调查局来中央情报局任局长的人，也是第一位被委任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执法官员。此外，所有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长期不和的历史，这种不和曾导致两者的公开分裂。有一段时期，在J·埃德加·胡佛的指示下，这两个机构的人根本直不讲话。最严重的分裂发生在1970年，那时两个不同的国内谍报行动发生了正面冲突。胡佛后来对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长期斗争，由于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行动的不信任，而更加变本加厉。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因素是，中央情报局还享有长春藤俱乐部超级秘密分队的名声，也就是说，它的成员许多都是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在两家分裂后，一提起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就几乎会引起胡佛发火。
两个机构之间的决裂终于得以弥合，但这只是在胡佛死后的事。美国国会后来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谍报活动，也有助于弥合这一决裂。到1975年，这个漫长而微妙的在这两个机构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合作气氛的过程已经开始了。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为在两个组织间重建一种新型关系而辛勤工作，但直到韦伯斯特的任期内，两个组织间仍然存在一种客客气气但很不自然的关系。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更老的机构，它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这个机构充满了身著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专门搜捕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和盗窃犯。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专门从事阴谋活动的象牙之塔，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抽着烟斗的学者，忙于研究理论而工作却没有多少成效。
这种互把对方典型化的说法，多少还是有点道理。中央情报局把自己看成是谍报工作中的精英，而联邦调查局则经常认为他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这种互相敌视的态度，对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在兰利引起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斯特被看做是一位需要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外来户。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谍报工作人员，硬是不准备在他到来时做出任何欢迎的表示。
韦伯斯特似乎也不特别适合扮演典型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的角色，譬如象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或者威廉·凯西那样的人物。他是一位不起眼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的密苏里州法官，喜欢读海明威的作品，搜集有作者签名的书籍，打起网球来每次都以小时计，也常在美国中西部他自己的农场里骑马。他对法律抱有某种狂热，他不断谈论的“法治”听上去如此古板，以致最接近他的人有时都认为他太老式了。中央情报局似乎还没有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主张戒酒的、虔诚的基督科学派教徒，他从不骂人，每天都锻炼身体，还爱引用一些格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有一次诚恳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从不把运动和行动混淆起来”。作为一位政府公职人员，他的服务记录无任何污点，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在他的经历中，不存在任何隐而未发的可怕丑闻，譬如在停车场偶尔结识一名妓女、和别人分赃、或者学历上有什么污点，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1987年的威廉·韦伯斯特就象十年前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一样：两人都是宗教信徒，工作专心致志，独来独往，二者对比，相似之处立即十分明显，致使许多行动部的官员同声叹息。
即使原来对韦伯斯特最有疑虑的职业特工人员，也很快发现韦伯斯特对人非常友好，几乎让大家无话可说。他被提名后，立即来到兰利参加同大家见面的约会，和每人握握手，在适当的时候摇摇头以表示惊讶，非常专心地听取向他这位已被选定但还未上任的局长所作的第一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那些和他一样已被指定、但尚未正式上任的官员们发现，他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地熟悉业务。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明显地感兴趣，但这些官员们发现，他对自己能力抱有的自信，有时使他看不清楚，他需要了解和消化多么大量的情况和材料。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比威廉·凯西更有行政管理才能，但在搞情报工作的才能上却赶不上凯西。他仍然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工作，可以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而实际憎况是，甚至要招募一名外国间谍都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对那些在“禁区”（譬如说苏联或伊朗）吸收的特务来说，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因而这些地区成为突出的盲点。但韦伯斯特曾对一批听众说，“从我有记忆力的时候开始，我就想当一名律师”。
如今，韦伯斯特却要去领导中央情报局。
决定韦伯斯特应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是一回事，正式要使他的这项任命得到认可却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华盛顿官方很有把握地认为，在批准他的任命问题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难堪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说他是毫无瑕疵的。对他的怀疑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他工作努力，认真负责，也是个聪明的、关心家庭的人）。最可怕的前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发现，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他，偶然接触过向伊朗偷运武器或者有关诺斯转移资金的证据，但他却默不作声。换句话说，没有人希望发现任何迹象，说明韦伯斯特有意识地参与了掩盖罪行的活动。
在韦伯斯特是否会被认可的问题上，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以及该局的国会联络办公室的官员们最感不安的是，1985年中期开始的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行动部近东处的中级官员开始感觉到，伊朗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一位前情报官员回忆说，“1985年夏天的晚些时候，连着好些天有些人一直关着门在开会。参加会的有特威腾。（克菜尔）·乔治、（伊朗组组长杰克）·迪瓦恩，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人，包括近东处全部高级特工人员。处里的人跑去找近东处处长伯特·邓恩，对他说，‘你瞧，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知道的，你应当告诉我们。我们不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碍你们的事’，他对我们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追问他说，‘是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吗？我们是否在那里布置了什么武器？’他挥手让我们离开，对我们说，‘我们没法那样干’。”
但谣言仍不断在流传。据这位过去的官员说，伯特·邓恩（他是中央情报局主持海外行动的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紧张地追踪外国武器运进伊朗的情况，以了解伊朗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82年，他们听到未经证实的谣传说，有相当尖端的英国坦克运往伊朗在波斯湾的繁忙港口阿巴斯港。如果报告属实，它将证明美国最亲密的盟国正利用霍梅尼想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狂热愿望，从中捞取利润。中央情报局还发现，1983年，伊朗人为了从国际私商那里购买武器，在伦敦开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伦敦闹区外的这个生意兴隆的伊朗武器市场被发现后，更是谣言四起，说美国也卷入这场武装伊朗的活动。
到了1985年9月，谣传达到了顶点。当时，近东处的一位特工人员接到一个保密电话，这个电话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务从华盛顿特区打到兰利来的。据这个打电话的人说，联邦调查局成功地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这名学生很快要回德黑兰。由于他即将去海外，联邦调查局认为让中央情报局参与此事可能是个好主意。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说，由于这名学生很聪明，口齿也颇伶俐，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人员把这项建议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以后的两周时间里，近东处的高级情报人员考虑了这项建议。据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回忆，关于是否招募和训练这名学生的决定，逐级上报，从处理伊朗问题的官员到科长，接着到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处长（邓恩），然后到乔治（行动部负责人）。最后，尽管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谍报网大都已被破坏，它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建议。理由是区区一名学生不大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允许联邦调查局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两周后，当联邦调查局通知中央憎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说这名学生将在德黑兰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时，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这名学生将成为一位伊朗最高级官员的助手，这就使他能接触这个国家的某些核心军事机密和其它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一情况真是太好了，几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完全控制他，这将意味着它将拥有霍梅尼政权内部最接近大量宝贵情报来源的人提供的材料。美国将具备它将近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条件，即有一名接近伊朗政府最上层的人为它充当间谍。近东处最有经验的官员行动很迅速。10月初，他们在兰利的军事联络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方面搞外国情报的高级谍报官员。联邦调查局除了指派在国内主持此事的人以外，还派来了它主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名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中央情报局参加会议的有伊朗科副科长和两名负责专案的高级特工人员，此外还有负责和联邦调查局联系的官员，以及拉里·拉金上尉（在美国的伊朗流亡者都把他叫做拉里上尉），后者可能是在近东处工作过的负责在伊朗行动最知情的官员。总共加起来，在这里开会的有9名高水平的老资格官员，每人都有20年以上的秘密工作经验。
拉金发言时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说，如果这名伊朗学生由中央情报局来全权处理，他将会更有价值。在会议室的每个人都明白，按照法律，中央憎报局对招募的外国间谍有优先权。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条件来处理这项工作。讨论一开始就这样单刀直入，未免有些唐突。但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中央情报局伊朗科副科长接着以一种较低的调子继续发言。他承认，中央情报局很急于想得到这名间谍，因为自霍梅尼的革命以来，该局的谍报网从未完全恢复。
联邦调查局一名主要的搞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专家，对他们两位的发言勉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联邦调查局要求得到这名间谍提供的情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使用他时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详细总结。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发言人在这以后讲的一段话，却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瞠目结舌。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直接通过用声音作为代号的电话联系方法，或者在伊朗境内采用投置信件的方法来提供憎报。他还说这些办法似乎很管用。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知道，不管联邦调查局如何小心翼翼，霍梅尼的情报部门一定已经截获了这名间谍和海外的通话，他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仅一直在进行顽强而持久的监控活动；这在东南亚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继承了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伊朗国王装置的尖端的、耗资巨大的电话窃听系统。这一系统曾花掉中央情报局数百万美元，它也是1979年伊朗革命引起的一项美国情报界最大的技术损失。使用这一技术，霍梅尼的情报部门可以同时监听几百部电话。在短时间的沉默以后，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建议联邦调查局马上停止通过电话接受情报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被告知，再和那名伊朗间谍最后通一次话，给他一些新的指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计划设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除了与这名伊朗学生保持电话联系所产生的问题以外，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坚持用投置信件的方法作为和他联系的另一途径。这已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很容易被发觉的方法，而且对搜集情报的人来说，也颇难追踪，作为写侦探小说是很好的，但在拥有侦察卫星这类尖端技术的时代里，这种技术的名声已经很成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投置信件的方法已经不灵了。例证之一是，当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从一名已经爬上很高地位的中东间谍那里取回一份情报时，他收到的却是一张这名间谍被砍断肢体的尸体的照片。这个局苏联处的人也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很有价值的间谍，即接触有关苏联导弹计划核心机密的一位著名女科学家，正当她在列宁格勒的大桥上往一块空心砖里投置情报时，被克格勃当场抓住。尽管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废弃这种投置信件的做法，但他们已有惨痛的经验，因而给它取了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投置死亡”。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联邦调查局招募的是一名把当间谍看作做游戏的新手，因此不大可能对他进行复杂的职业培训。他被识破和处死的可能性很大，同样他也很可能转过身来反对美国人（我们常用“急转弯”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位参加两局联席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事情弄糟了。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把这名学生从伊朗带出来、重新加以训练，个别谈话，用测谎器考验他的忠诚，给他装备无线电、识别器、密码等设备，然后再送回伊朗、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所谓的“建立信任和某种通讯系统”。
会后，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和伊朗科负责专案的官员们，开始起草完成上述诸项任务的详细计划。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决定把这名新招募的间谍带出伊朗，并指定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的一个情报站来负责这项任务。他们判定，尽管把他直接带到西德的法兰克福更好，但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中央情报局的德黑兰情报站已从伊朗撤出，暂驻法兰克福，该站叫做德法兰，即德黑兰一法兰克福的简称。它是中央情报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之一。）
中央情报局最后的计划，在上述两局在兰利召开的联席会会后的一周内被批准。这项计划要求把那名间谍带出伊朗，并在一个秘密场所训练5天。这是一个紧急的培训计划。近东处负责秘密工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得抓紧进行训练，因为他们同时还得准备布置一套假象，以防止他们的工作计划被霍梅尼的情报部门所发现。这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名间谍被葬送掉。他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并且得到详细的指示，使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向美国传递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将成功地保护这名间谍，不让他被发现，但他们也了解这项工作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就象他们一贯采取的保险措施那样，中央情报局还计划指定一位在德黑兰工作的外国官员负责追踪这名新间谍的工作，并为他设计出一个逃跑计划，这种计划过去他们曾成功地运用过。
1985年10月中旬，正当中央情报局即将开始执行它训练计划的前几周，一位近东处的官员从这名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接到这名伊朗学生的报告，这项报告可能会使美国难堪。这名伊朗学生说，他被指派负责带领雇用他的那位伊朗政府高级官员去视察伊朗的军事设施。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包括大不里士的军事基地，那里离苏联很近。据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站在大不里士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曾看到一架象是美国但无标志的飞机正在卸下一些先进武器。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停了一会，想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应，然后询问行动部是否正在执行一项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回答很简短。他说，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任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并补充说，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既定政策的。伊朗被定为一个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这名伊朗学生一定搞错了，对此事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尽管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此断然加以否认，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中央情报局又重新引起猜疑，在那些日子里，行动部近东处整天关着门开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大不里士的见闻传遍了行动部的时候，接到电话的官员把这一情况向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作了汇报。这位官员把这名伊朗学生最新的工作情况向特威腾介绍了以后，曾表示担心，中央情报局在更高一级进行着的另一个计划，可能会危及近东处本身的间谍网。特威腾很快采取行动。他立即要求重新彻底审查该处对联邦调查局这名伊朗间谍的训练计划。他还断然否认任何在更高一级水平上进行的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的行动计划。
特威腾对计划审查的结果是，它重新确定了它同那名将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伊朗间谍的关系。在接到大不里士报告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它训练伊朗学生的计划。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提供的情报是虚构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这名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间谍发现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活动，而这项活动原本是保密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就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由它来控制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名间谍以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两个局的相应人员在一起又开过一次会。这一次，伊朗科科长首先发言，他通知联邦调查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它对那名伊朗学生不再感兴趣，不再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情报。参加会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虽然对中央情报局这一态度的改变感到吃惊，但他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把这看作是两个局之间关系冷淡的又一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凯西的死和有关韦伯斯特批准任命前的听证会，上面谈到的整个事件可能会被人遗忘。在中央情报局通知联邦调查局它不再对那名伊朗学生感兴趣以后将近18个月，中央情报局被指定替韦伯斯特搜集局内材料的官员们有些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他的批准任命。可能已有人将武器换取人质的计划向韦伯斯恃作过汇报，而且他也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名间谍发现有关飞机的事。这种担心终于被事实所证明，当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听证会前写给韦伯斯特的一封长信中，曾向他提出他是否“单独”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获悉有关以武器换取人质的行动计划。这一提问的措辞促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这个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两个局之间原来商定而后来又流产的计划。在1987年4月末一个寂静的早晨，中央情报局驻国会山负责立法事务的官员曾给兰利挂了一个电话，确认中央情报局10月里企图招募那名伊朗人的详细计划，已经有人泄露给这个委员会了，很显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泄露的。这位官员说，这份报告包括那名伊朗人所说的他曾于1985年在大不里士的机场上看到一架美国造飞机的概述。而这个时间是在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参与了奥利弗·诺斯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一个月之前。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给伊朗科的新科长弗雷德·伦达尔，此人又提醒新的近东处处长特威腾注意此事。后者马上惊呆了。正当人们设法证明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称职、诚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因而也理所当然是一名称职、诚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局却得到了可能对他担任新职务造成致命威胁的情报。这一报告对中央情报局也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将推翻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在1985年11月前未参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说法。这是一项不能再坏的消息。在伊朗门事件引起很大震动的情况下，特威腾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策划10月份那次运送武器的事件（如果真有这一事件的话），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回事，人们也不会相信，而特威腾对他的高级助手一直都是矢口否认的。
特威腾采取了他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去防范这一威胁。他指定参加两局会议的官员们去写一份有关这一行动计划的书面总结。此外，中央情报局还私下向参议院再一次否认它在1985年11月前曾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说法，并且说明即使在11月间，它也是受白宫之命，帮着一架在葡萄牙的飞机取得着陆权，以执行一项它当时认为已得到总统批准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还辩解说，该局在这件丑闻中的作用与韦伯斯特是否听说任何秘密的计划没有什么联系。他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从未听说美国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中央情报局代替韦伯斯特所作的回答也清楚他说明了中央情报局本身的立场：那名伊朗人提供的报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不招募这个人的首要原因。
几天之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了它自己现成的解释：它的结论是，材料说明在大不里士发现的那架飞机（它特别补充说，如果真有这架飞机的话），并不是美国飞机尽管究竟是哪一国家的飞机谁也说不好。如果要确切证实这是一架（执行向伊朗提供武器任务的）美国飞机（而且早在中央情报局承认自己受命于白宫，参与策划和执行这项计划以前，这项行动已在计划和执行，而这一切中央情报局当时都是知道的），必需飞机上有美国标志，而这架飞机并无这种标志。换句话说，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它不能证实任何问题。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说，“我们无法说这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有可能当时在大不里士机场上的确有一架美国飞机，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是它在经办给伊朗秘密运送武器，它这样做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仍然很令人焦心。没有人否认在8月份炎热的一天，曾有一架飞机在大不里士机场卸下它装运的武器，只是无法证实这一报告。也没有人否认，联邦调查局里有人对外泄露了情报，表明该局曾在1985年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让他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这名伊朗人很受信任，能接触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军事和政治机密。在一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向参议院泄露的，目的是为了使韦伯斯特的任命得不到批准，并且使人们对韦伯斯特否认他事前知道伊朗门事件产生怀疑。对韦伯斯特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一事件的真相，无论当时和现在，都始终弄不清楚。最后，参议院的那个委员会相信了韦伯斯特，也相信了中央情报局，两者都矢口否认他们了解上述情况。
有关大不里士的报告，还有几件其它的类似传闻，继续使有些人纠缠不休，怀疑威廉，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的了解，是否要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些。这种怀疑又导致在国会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已过晚地认识到，他委托韦伯斯特接替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传闻还说，在前参议员约翰·托尔拒绝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之后，霍华德·贝克和里根总统很快决定提名韦伯斯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很容易获得批准。对他们来说，这比找一个适合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更为重要。批评者还认为，韦伯斯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伊朗门事件知道得并不少，但他拒绝更多地过问此事。逐渐有更多的人感到，韦伯斯特对有关中央情报局同意向中东运送武器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而在同一时期，却向美国海关提供了某些私人进行的类似武器交易的情报。国会的某些成员也同样相信，联邦调查局和韦伯斯特完全了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提供过有关这种错误行为的证据。韦伯斯特对这些说法很恼火，曾私下对几位同事透露，他担心参议院会利用他的提名问题进一步给里根总统制造困难，使他难以行使总统职权。韦伯斯特对于针对他的指控，都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有关伊朗军备交易的书面问题，他回答说：“我第一次听见美国官员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提供非法和未经授权的援助，还是在1986年11月25日在总统和司法部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司法部长接着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
在第二份提问的书面材料上，有人问韦怕斯特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他是否从“其它来源”了解到美国政府向伊朗运送任何武器的消息？这个问题对韦伯斯特来说，正好像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它是否了解这一行动计划的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似乎在暗示委员会知道韦伯斯特没有向他们完全讲真话。经过几天踌躇之后，韦伯斯特收回了他第一次的回答，说他现在已想起来有人在1986年8月曾告诉过他，“总统授权对伊朗政府的个别分子正在采取某种战略性的主动行动”。韦伯斯特说，当他听到这一计划时，曾询问司法部长米斯，这位部长告诉他，对伊朗开放是“总统的一份调查结论中所支持的，他本人也审核过”。韦伯斯特说，他本人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因为“司法部长已表示他知道并赞成此事，而且并没有材料说明进一步还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这一回答并非情报委员会博伦或其他委员所期待的。韦伯斯特似乎比较晚才意识到，参议院的调查者们已掌握了他在1986年8月与米斯的会晤，只不过是想试试他是否肯讲真话。不仅如此，委员会的助手们还指出，韦伯斯特似乎是在回避问题。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米斯的回答感到满意，也不在于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否得到总统调查结论的支持，而是他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为政府所支持的类似计划，例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助等等。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满足于人家随便给予的某些答复。最后的结果是，当他在1987年4月初出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时，他遭到比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所预期的更为严厉的质询。委员会的提问围绕韦伯斯特和米斯讨论出售武器问题。尽管这些提问并没有变成敌对似的交叉盘问，但它们也相当尖锐，使韦伯斯特派的人很不高兴。他的一位顾问回忆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问他同样的问题，不下几十次。的确毫无必要。”
这种为韦伯斯特鸣不平的事，实际上不过是对委员会态度的过分敏感，而后者只不过是要摆出一副姿态，好像韦伯斯特的任命也并非板上钉钉。虽然波伦和他的同僚们如果发现韦伯斯特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他们肯定会拒绝认可他的任命，但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情况，批准他的任命是肯定的。最后委员会更倾向于相信韦伯斯特本人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举例来说，威廉·科恩非常肯定，如果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有什么了解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波伦在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对他加以赞扬了。波伦私下对他的同事们说，他看不出“任何理由不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对韦伯斯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仍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斯特究竟对白宫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知道多少。这些批评者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参议院都有，他们坚信，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间谍可能掌握了解开下述秘密的钥匙：中央情报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这项行动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譬如，委员会的一些助手们就曾指出，1986年8月韦伯斯特之所以去找米斯，唯一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已从那名为伊朗高级官员工作的间谍学生那里得到了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的情报。韦伯斯特从任何别的地方能弄到这样的情报吗？这些批评者还说，在听到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后，韦伯斯特竟然不再表示对此事有任何好奇心，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往好里说，如果往最坏的方面想，他甚至有可能作了伪证。而另一方面，韦伯斯特在中央情报局的维护者，听了这些批评意见后，唯一的反应是简单他说，韦伯斯特一向以诚实著称。他们都这样说，“这位法官（指韦伯斯特—译注）对委员会讲的是老实话。他不会撒谎。”
在韦伯斯特解释了他和米斯讨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以后，委员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韦伯斯特自己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看法。他对他们所关心问题的回答——无论是问他是否坚持要作一名里根内阁的成员，还是他对国会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发出的通知——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韦伯斯特告诉这个委员会，他要改变凯西作为阁员在白宫里坐着开会的做法，并且坚持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最后，韦伯斯特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答应他将让委员会“充分了解”它的秘密活动。这正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所希望听到的。在4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致批准里恨提出的中央情报局接任凯西的人选。一个月后，参议院在5月20日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再过六天，威廉·韦伯斯特进行了宣誓，在弗吉尼亚的兰利就任中央憎报局局长，他的女儿在他宣誓时为他手持圣经。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队新的保卫人员护送下来到兰利，开始了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全天工作。
3.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老局长走了，新局长来了，老资格的官员们一个个退休（然后与局方签合同当顾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行动计划、传记和统计数字的研究员们也在领取养老金，但中央情报局，虽然饱经沧桑，它的秘密工作仍然坚持不断。1987年5月26日，就在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美国第14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个情报机关已深深地卷入了在两个洲的5大秘密行动计划，它同时还在跟踪正在巴拿马发生的、一场叫美国左右为难的危机。在局内，它还在试图解决一场因中央情报局一名叛徒的问题而引起不和的内部争论。韦伯斯特要处理的这5大秘密行动计划，说是秘密，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报刊上披露了，并且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不仅大都为公众和国会所知。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政府里激烈辩论的题目。至少在一个案情中，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和工作，看来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东南亚，中央情报局在向柬埔寨的三支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它们正在与越南支持的金边中央政权作战。而这些抵抗力量又与红色高棉结成同盟，后者曾犯下了某些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红色高棉从中国方面得到武器弹药和财政援助，而中国又是美国经常的地区性盟友。他们的对手越南，一直在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作为报答，向它在远东的军舰提供一个大的海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是行动部的东亚处经办的。它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每年向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柬埔寨抵抗战士，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同时还卷入了阿富汗重要的军事战役，给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先进武器，这是一个由一些长期作战的部落军队组织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1979年入侵这个国家的装备精良的苏联部队。用于这项计划的资金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南亚的组织系统调拨的，绝大部分军火则是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往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款项是用来支付阿富汗地面战争的费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可以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监控这场战争，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也有一个配备了得力人员的情报站。和在柬埔寨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阿富汗计划由于中国向抵抗部队输送轻武器而得到加强。在兰利没有一个小的联络办公室，负责协调庞大的后勤网络，并策划在阿富汗的军事进攻。这个阿富汗工作组在中央情报局第六层楼，设在近东处内，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伊朗科的办公室。
在安哥拉，中央情报局每年给乔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译注），这是一个反对和苏联结盟的罗安达政府的抵抗运动。萨文比的力量日益壮大，并自1985年开始从美国方面获得武器，这是在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中央情报局安盟秘密行动计划长达10年之久的禁令以后的事，与10年前美国的援助相比，现在每年1，500万美元是太少了，当时每年运送给萨文比的武器价值达3，000万美元。对萨文比的这项援助计划，由于南非和中国也给他一些帮助而得到加强，这一情况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仍远远抵不上苏联给安哥拉政府每年多达10亿美元的援助，何况后者的力量，又因有数以千计的古巴军队驻在那里而更加强大。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萨文比的运动在1986年取得了进展，当时苏联支持的罗安达政府开始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加紧对安盟运送武器，并且扩大了原来人员较少的安哥拉工作组，这个组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在扎伊尔金沙萨的情报站里工作。从那里，中央情报局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以便把武器从里斯本秘密空运到安哥拉西部安盟控制的隐蔽简易机场。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任务。
在中美洲，中央情报局向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后勤支援和医药用品。游击队成功地不断对马拉瓜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但在和桑地诺军队的作战中却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伊朗军火交易中所得的钱用来资助游击队的内幕，在1986年晚些时候被公开披露后，人们最多只能希望，美国的支持将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接受公开大选，或者让游击队代表的反对派参加政府。中央情报局那个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援助计划，此时作为秘密已是徒有其名，但在国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还随时可能引起国内爆发不满。此外，被里根称为的美国“自由战士”，不管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他们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洪都拉斯，都并不得人心。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或者早日结束他们的援助计划，都不寄于很大希望。
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个人数很少但处境极端危险的情报组，负责监视人质情况的发展。当时几位美国公民被亲伊朗的革命组织所劫持，有很多神秘人物参与提供关押人质的地点。这个情报组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些人的可靠程度。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得到的情报总是没有用的，有的即使材料可靠，也无法利用。美国的政策是拒绝提供金钱、武器和毒品，这三件东西是劫持人质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在伊朗门丑闻之后，美国非常严格地贯彻这一政策。然而，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打入了黎巴嫩很小的情报机构，并且制定出一个救出人质的颇为复杂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还开辟了一条和叙利亚情报机构高级谍报官员联系的绝密通讯渠道，以便分享关于人质的情报。了解这一渠道的美国官员，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执行秘密计划的高级谍报官员、局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就连叙利亚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让他知道，因为此人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一渠道在1985年开通，在1987年初，在叙利亚谍报官员与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僚在贝鲁特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正式使用。
自从有了这五项秘密计划以后，每一项计划都遭到攻击，通常是由于国会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询，或者是由于新闻界提出问题后引起了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这些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中美洲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同时是最稳定的。甚至在出现了几次令人难堪的局面以后（凯西关于炸毁尼加拉瓜港口的灾难性决定，奥利弗·诺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秘密空运武器），中央情报局中美洲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得出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由于伊朗门丑闻迫使中央情报局更加密切地监控中美洲的这一计划，否则就会面对国会进一步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洲或者中东的其它行动计划中，不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
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局长的那天，行动部正在研究其它四项行动计划引起的较小的丑闻。这些糟糕的情况说明，一些不可靠的外国关系，有时会让中央情报局吃多少亏，上多少当。举例来说，在泰国，主管秘密行动计划的高级情报官员正在试图追查，美国准备用于支持在柬埔寨作战的几支军队的几百万美元，究竟到哪里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这些资金已被人吞掉，但根据他们的调查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因为弄清资金的去向必须层层追查，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要通过三帮人之手，一是美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官员，二是一些泰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三是中央情报局和泰国分别雇用的独立承包商。这一调查由于下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在泰国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坛上，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员互相争夺权力，双方都拼命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泰国王室讨好。
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兰利，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高级谍报官员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常常听到他们所支持的反叛组织抱怨，答应给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收到，尽管没有人能查清这些武器的去向。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武器被弄到伊朗去了，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到它们已落入俾路支人之手，这是居住在伊朗边境地区的一个有时会很粗野的反叛部落。另有一个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即巴基斯坦的一群军官从游击队那里扣下了这笔资金，作为“在南亚做买卖的代价”。这项计划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常接到驻巴基斯坦工作队的报告，说它提供的武器被转卖掉，从而肥了阿富汗部落首领的腰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准备运往阿富汗的武器，最后在白沙瓦的市场上出现，或者被转卖给急需武器的民兵，用来换取毒品。（这些毒品又被卖掉，用以向腐败的巴基斯坦军官提供“零花钱”。）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执行这项计划引起的贪污腐化。在西巴基斯坦城市街头的小摊上，只需用5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支新的卡拉西尼科夫AK—47型的苏联制步枪，这就是中央情报局运进来的武器。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的国家已变得到处都是“卡拉西尼科夫文化”。
通过邻近的在扎伊尔的基地，向安哥拉反叛力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西非人口稀少的平原和森林地带也是这样。正像美国资金威胁巴基斯坦的稳定一样，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的明显存在，也滋生了一个美国被盗物资的黑市市场。美国运往扎伊尔的援助，很大一部分进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政客的腰包，其中包括它的总统。到1987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六十年代早期外界知道的名字是约瑟夫·蒙博托——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尽管他所领导的国家，从贫穷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这笔交易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政策。维持安哥拉的萨文比部队，其代价是在金沙萨付出的。
在黎巴嫩的行动计划虽说没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和腐败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禁区”，在这里工作随时都担心出问题。1987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其中包括马龙派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美国连它的天然盟友也不大敢支持：有德鲁兹民兵，他们对美国在1983年干预他们在舒夫山根据地的行为，仍然耿耿于怀；特别是那些扣留美国人质的赫兹博拉民兵更是如此。1987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冲破在贝鲁特包围它的力量，它成功地从纳比·贝里的阿马尔民兵中招募了一些人为它工作。但贝里的力量太分散，而且不为黎巴嫩其它交战的各方所信任，因而收效甚微。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人员，鉴于过去在这一地区的惨痛历史，也不敢过深地卷入黎巴嫩的事态。举例来说，1983年冲央情报局损失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罗伯特·艾姆斯，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情报官员，另一位是肯尼斯·哈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副站长。他俩在美国大使馆被炸弹炸毁时丧生，这枚炸弹是放置在一辆轿车里的。这以后又发生了绑架威廉·巴克列的事件，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站长，曾被施以酷刑，最后也死掉了。
在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都是支持本地的反叛者去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在黎巴嫩的计划，则不像这样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中央情报局的目的主要是招募谍报人员，以搜集情报。（如弄清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进行评估）它也曾努力试图建立一支由多派别的人员组成的黎巴嫩军队，但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似乎并不可能。由于这些目标的性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很难确定它的工作成果。例如，有关人质状况的情报交易，已经成为一项颇为时兴的行业，吸引了几十名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德鲁兹的投机商，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人质劫持者的表兄弟、兄弟、父亲、儿子，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要求总是无法满足。举例来说，一位美国政府的黎巴嫩雇员声称，他的表兄劫持了一名美国人，但准备给他自由，条件是要一笔钱。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跟随此人去贝鲁特的一幢别墅，人质就扣留在那里。但中央情报局没有被允许去满足要一笔钱的条件。后来，当可以作出进行援救的安排时，这位人质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一切工作又得从头开始。
对威胁美国在黎巴嫩的利益的情况进行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美国在这里没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白宫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既平淡无奇，又十分天真。美国寻求公平合理地结束内战，建立一个代表黎巴嫩参战各派的政府。（它似乎从未考虑，正是围绕这一点，各派展开了内战。）
1987年初，中央情报局的这5大秘密行动计划——它们都是在凯西任期内制定或者加以发展的——显然都需要修订，有些还需要扩充。中央情报局每一个参与这几项工作的人，都希望看看在修订和扩充这些行动计划以前，新来的局长将要作一些什么变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韦伯斯特将改变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审批程序，使那些机密性最强的计划，不致再产生那种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的弊端。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当韦伯斯特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另外两件有争议的事相比，仍是比较次要的，这两件有争议的事，后来证明是中央情报局最难以对付的问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已成为中央情报局最严重的问题。这位蛮横的军事指挥官引发了一场大丑闻，它的波及面很广，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每一项重大行动计划中的贪污腐化情况。诺列加不仅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且是一名毒品贩子，贩卖军火的奸商和侵吞钱财的骗子。他和国际上的情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可疑的朋友，这些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在行动部拉丁美洲处，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如何处置此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主要由这个处老资格的反共人士组成，他们反对美国干涉巴拿马。另一派则坚决相信，美国必须帮助发动一场政变去推翻诺列加。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情报局这样有保密传统的部门，其公开化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给巴拿马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这些组织是一心一意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还是什么也不做，希望迟早有一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军官反正总会把他赶下台。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的还有以下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处的前两任领导，即喜怒无常的、年迈的积极分子内斯特·桑切斯，以及他的继任者，衣著华丽的德韦·克拉里奇，他们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同时又是诺列加的支持者。1987年，克拉里奇作为中央情报局头号反恐怖主义专家，曾为诺列加辩护过，而当时的桑切斯在国防部也担任类似的重要职务。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有足够的影响和威望，能挫败任何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计划。当韦伯斯特出任局长时，事实非常清楚，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赶诺列加下台的问题上有任何作为。
在诺列加问题的争论中，过去拉丁美洲处中的积极分子（即赞成先下手的人们）和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即不赞成进行干预的人），实际上都从自己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种很不寻常的变化中，那些原来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做法，他们应该主张不要采取措施去推翻诺列加政权），在诺列加问题上，实际上是在推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都激烈主张把诺列加赶下台，现在却主张谨慎从事，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在以后的两年里，行动部里的这两派，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有公开对抗的发展趋势。
围绕诺列加的争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拉丁美洲处一向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以保守著称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它对那些腐败的亲美独裁者一些异乎寻常的表现，显示了一种愿意宽容的态度。这一传统是一系列失败所形成的，并已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失败包括：在五十年代里，支持古巴的铁腕人物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接着又狂妄自大地想把接替他掌权的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赶出西半球；这些就是它所犯错误中最突出的例子。紧随着古巴政策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又笨拙地策划了反对智利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政变中，被一些智利军官所杀害）。其后，它又没能说服卡特总统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铁腕人物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接着，它又未能建立或支持任何政治集团，去对抗索摩查之后的桑地诺主义政权。最后，因迫于解决围绕诺列加问题的内部冲突，中央情报局作出了暂时休战的安排，延迟在巴拿马问题上摊牌。局领导用典型的官僚主义方式，指定几个人专门秘密研究这个问题，要求在1988年12月拿出一个研究报告来，在这以前，算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可是，行动部的苏联东欧处，却并非那么平静。那里的官员们，由于该处的前谍报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叛变，刚刚从强烈的震撼中开始恢复过来。此人曾准备在受训后派往莫斯科工作，后来于1985年匆匆逃往苏联，出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有五六项高度机密的搜集情报的计划。霍华德过去能接触苏联东欧处的专题档案，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指出所有在最近的将来在莫斯科服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霍华德究竟向苏联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材料，泄露这些机密将产生什么后果，但很明显的是，苏联东欧处得重新布置它的谍报工作计划，追查责任，并确定如何防止类似霍华德的事件重新发生。局领导还指定专人就内部问题作一些研究报告。
作为这些有争议的检查报告的中心人物是62岁的加德纳·格斯·哈撒韦，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找出问题在哪里，问题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央情报局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哈撒韦作为一名高级反谍报工作官员颇有名气，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圈子中的一员，但他却在处理霍华德丑闻的问题上受了批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发现和处理这一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都表现拖拖拉拉。
这一批评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位弗吉尼亚来的、有一点南方山区口音的贵族似的人物，既没有对霍华德的能力进行过评价，也不是他最后决定在1983年把霍华德派往苏联的。这项工作后来都是留给苏联东欧处做的。他们负责教育、训练他，向他提供情况，对他用测谎器进行测试，然后重新加以训练，再一次进行测试，准备让他去做那极端机密的工作。直到这最后一次测试以前，他都证明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但就在这最后一次测试中，在回答一些很寻常的问题时，发现他有欺骗行为。他当时被问道，有无盗窃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的行为。他最后承认的事，被一位苏联东欧处的高级情报官员很宽大地称之为“小偷小摸行为”，并在1983年6月把他开除了。在他被开除几天以后，他没能通过测谎器测验的事在局里传开了，引起了一场震动。在霍华德被开除后，哈撒韦手下的人被指定去研究，他是否会构成一个对安全的威胁。最初，哈撒韦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对霍华德是否把偷出来的材料交给了苏联人提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撤韦和他的高级助手逐渐越来越相信，霍华德的确是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或者叫“地下工作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是这样，但是，没有对霍华德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悄悄地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后来由于克莱尔乔治、威廉·凯西和哈撒韦本人作出决定，不要把霍华德的有关情况转给联邦调查局，因而把问题弄得更糟。这个决定是哈撒韦32年的事业中最引起争议的事情之备受尊敬的哈撒韦被提拔来领导反谍报工作，是在海外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工作，后来在莫斯科的情报站当站长，这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位，此后又担任过苏联东欧处副处长。他被提拔去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工作，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讲，都有些意外，因为该轮到他来领导所有有关苏联和东欧的行动计划了，这一职务是苏联东欧处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哈撒韦调去领导反谍报工作，在全局都被认为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人事调动，因为他的声望很高，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种看法后来由于维塔利·尤尔岑科在1985投奔美国，已证明是正确的。对哈撒韦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尤尔岑科令人吃惊的突然投奔美国，真是一件特别运气的大好事，因为此人曾担任克格勃第一行动部第一处副处长，实际上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非军事间谍活动。
然而，哈撒韦的胜利是短暂的。尤尔岑科提供的情报反倒给中央情报局当头一棒。在他变节以后不久，他告诉哈撒韦，克格勃从一位美国公民那里，了解到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情报，此人的代号叫“罗伯特”。尤尔岑科提供了有关这个克格勃的美国特务的许多细节，足以使反情报工作组的人和苏联东欧处很快可以判定，事实上，这个“罗伯特”就是爱德华·李·霍华德。1985年，在开除他两年后，中央情报局最后把霍华德的情况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开始派人跟踪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但霍华德已经察觉，他采用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学到的那套反监视的策略，以逃避联邦调查局在他新墨西哥州住所外布置的密探的监视。霍华德逃到欧洲，旅行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按照他的自述，他后来用了一个假名，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呆了一阵子。然后旅行到维也纳，最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里出现。
在霍华德的这场灾难之后，哈撒韦很快又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在把“罗伯特”作为克格勃的间谍供出来以后，尤尔岑科对自己的变节进行了重新考虑。在抵达华盛顿后的几周里，尤尔岑科被安排住在很舒适的房子里，外面有人守卫。他被介绍给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认识（他参加了一次不寻常的威廉·凯西的宴会），甚至还飞到多伦多，在那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帮他找到过去的情妇。但中央情报局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能满足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有选择地透露他叛逃的某些情节感到不安（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新闻界因中央情报局在霍华德问题上的失误而对它进行的不利报道），并对不断地盘问他感到恼火。1985年11月2日，尤尔岑科在乔治敦一家餐馆停留时，摆脱了中央情报局派去的向导，又重新投奔苏联。
霍华德的叛逃和尤尔岑科的改变主意，对反谍报工作人员和哈撒韦卓越的事业，是两次重大的打击。到了1987年5月，这两件事引起的风波在行动部内仍未完全平息。霍华德的叛逃引起的反响最为严重，因为它说明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力吸收和留住有才能和事业心的谍报人员。
当时中央情报局吸收爱德华·李·霍华德，是考虑到他是一个驯服而聪明的年轻人，有强烈的进取心，似乎很有发展前途，也相信中央情报局的使命。他过去曾在和平队里工作过，这使他比较能适应在有敌意的外国环境里工作。他有语言天才，有一种天生的很快掌握外交政策问题的本领。他很适应并掌握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要求，而且有一种在紧张情况下工作的异乎寻常的能力。但是，中央情报局毕竟应该预见到霍华德可能产生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拒绝使用过毒品的人来这里申请工作。但霍华德在和平队工作时曾使用过大麻、可卡因和其它毒品，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在芝加哥经商时，也同样吸用过这些毒品，但中央情报局却没有拒绝他。当时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过问他那关系十分紧张的婚姻。这些潜在的因素，最后把他从一个可能是很有前途的谍报官员，变成了一个为苏联服务的叛徒。霍华德悲剧事件的余波，也是1987年面对哈撒韦的现实和最迫切的难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无能，它过去未能把机关内部打扫干净，而现在，该由哈撤韦去弄清楚，是否还有另一个霍华德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
哈撤韦担心是有理由的。那时，行动部流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被任命后要有一系列改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反谍报工作的人员要重新调整，有些人要从兰利调走，作为另组织一个新的情报班子的骨干。1986年12月，在伊朗门丑闻暴露之后，大规模的安全检查更增加了这些顾虑，从而使行动部的工作受到损失。安全办公室的官员们特别担心，他们发现局里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比他们过去了解的更加严重。霍华德事件又一次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时，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关他酗酒的行为的。这当时就应该引起苏联东欧处的警惕，这样的人不该派到莫斯科去。安全办公室的结论是，他偷文件的其它动机姑且不说（还没有证据说明他偷这些文件是为了钱），霍华德的酗酒是使它背叛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简单化的解释，这种说法对行动部的人来说未免太可怕了。
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声称，这里饮烈性酒是“司空见惯的”。在凯西任局长的后几年，有4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因为上班时喝酒受到正式警告。秘密情报工作大量消耗精力也助长了这一问题。不过，中央情报局官员嗜酒的癖好，在退休后仍长盛不衰。中央情报局常用的术语之一是DDO，常拿它来代表秘密工作。一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笑着形容他的上年纪的同事都是“醉熏熏的，离了婚的，走下坡路的人”（这三个词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也正好是DDO——译注），他们是“真正从事DDO的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构之一。曾发生过下面这类情况：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的夫人，不得不从海外的工作岗位撤回国，去接受某种治疗；整个家庭需要接受某种心理咨询；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因和外国外交官的夫人发生婚外关系，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调回国。
酗酒和离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官员不大愿意承认的事实。中央情报局高度紧张的周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本身。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中最与外界隔绝的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承认这种隔绝是必要的，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情报官员，自己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全家都献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儿子（和女儿）继承父亲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女婿成为老丈人创建事业的接班人。
没有人提出，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小圈子习气，损害了美国的情报活动，但毫无疑问，这已损害了它在华盛顿官方心目中的形象，那里的官员把中央情报局的人都看作是很难接近的。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他们更是经常这样来形容它，说它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僚机构，一心一意维护它成员的利益，这些家庭都在一起工作，一起休假，时而欢聚一堂，时而互诉忧伤。这些官员对不属于这一单位的外界人（包括其它机构的人。新闻界，特别是国会里的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保密已成为一种癖好，这样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到了1987年5月，这里的高级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担心，中央情报局与世隔绝的境况，将不利于它去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孤立状态，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那些每天要向总统任命的局长直接汇报的职业情报官员，有一种特别不良的影响。在海外工作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那些最成功的职业情报官员，要在一个从政治上考虑被指派的人手下工作，而他对处理海外情报工作问题往往并没有什么经验，这种情况常会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某些军官的遭遇也与此颇为类似，他们常常不得不使自己的观点去适应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对此，他们已经越来越感到厌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打心里有一种不信任感。尽管中央情报局的设置，正是为了使情报工作免受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政治仍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机制的一部分，正如安全检查是它的一部分一样。政治和情报工作，这二者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个人身上。
在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一位他“信赖的老朋友”，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后，威廉·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正式就职了。他对职业情报官员们说，他自己是一个他们能信赖的人。面对坐满了弗吉尼亚兰利总部大厅的听众，这位新局长很清楚，他的某些前任从未得到他们雇员的信任，他们的声望由此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在向3位主要对他的任命负责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埃德温·米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乔治·布什）表示敬意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听众，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间之长，超过了他在华盛顿的任期。
他在发言的开头，就提到他的前任凯西，他说：“我非常想无愧于我的好朋友凯西，以及所有过去领导过这个伟大的情报机构的人。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并且深深地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央情报局将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
这个开场白是他发出的一个谦恭而必要的呼吁，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说明韦伯斯特虽然清楚他自己是个外来户，但他将立即采取措施，牢牢地把这个情报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在那天下午所说的最后一段态度比较谦虚的活。“今天，还有些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他们不能分享我们这里的阳光，因为我们的国家要求他们不要抛头露面。”他继续讲道：“我谨在此向这些人们看不见的民主卫士致敬，并且要说，我将为‘参加他们的行列’而感到自豪”。这段话还缺少过去的局长们常表现出的那种必要的、更加尊敬对方的态度。但它还是有力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韦伯斯特最为重要的一句话是，他将“参加他们的行列”——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对于那些参加他宣誓仪式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韦伯斯待最后的一段话，与其说是对这里的传统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还不如说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说明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今后将怎样做。鉴于当时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种害怕情绪，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他说，“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将在忠于我们亲爱祖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勤勤恳恳地执行我们在全球的任务”。
举行仪式后，在局长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寂静无声的招待会（就在七楼的局长办公室套间的附近）。紧接着，韦伯斯特初步听取了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的全面汇报，表示他已开始履行他新的职责。这是他在今后两年内，从中央情报局各部的专家们听取的汇报中的第一个。虽然在开始时，并不需要他就这些行动计划作出多少决策，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对第一次汇报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一个调子，并且将决定他能否适应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和一贯做法。韦伯斯特立即亮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特别是那些风险最大的行动计划，都必须通过他，他还要求通知所有的情报官员，他们不许从事非法活动。他对召集在一起的局里各部门的头头们说，这里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情况，也没有作别的解释的余地。接着，韦伯斯特转过身来，对着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强调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在受国会越来越严格的检查，他就任局长的头几个月，会受到国会密切的注视和监督。
3天以后，即5月29日的早上，韦伯斯特的领导能力接受了第二次考验。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保密的会议厅里，对局内广大的谍报人员发表简短讲话，这个会议厅是专供这类场合使用的，他的语气与两天以前他对这些人的上级讲话时不同，说起话术，丁是丁，卯是卯，面对众人毫无俱色。他开始就说，他知道自己是个外来户，但接着说，他己为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做好准备。“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合作过，”他说，“我了解你们，相信你们”。可是，那些挤满了会议厅的行动部的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在介绍他的时候鼓了鼓掌。总之，他们的态度是够冷淡的。
韦伯斯特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他有一个关于行动部的计划。实行这一计划，他将使国会中的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无话可说，同时，这将使那些在灾难性的伊朗门事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离职。一位已退休的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他很硬气，但也就这样轻易地把我们打发了”。韦伯斯特虽说是要对凯西时代的极端行为作彻底调查，但他却和过去15年来成批地开除人的那种做法保持距离。“不会反过来指责你们，不会大批开除人，不会进行清洗，”他告诉那些沉默的听众说，“但对那些违反我们规章制度的人，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他然后表示要尊重中央情报局的保密传统，他保证将继续对中央情报局最机密的行动计划采取保密措施，使它们不致泄露给新闻界或公众。但他特别指出，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进一步引伸到国会，因为按照“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必须向国会报告。在结束他的讲话时，他再一次重申中央情报局必须维护法律，在他任职后的第一周里，每次会上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正当行动部的人在等待他宣布谁将负责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调查时，韦伯斯特很快把话题转向重新建立中央情报局被损坏的声誉问题。第二天，即5月30日，他任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威廉·贝克作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贝克在联邦调查局时，曾在韦伯斯特手下忠实地工作过3年，他是该局近期历史上最开诚布公、最有成效的新闻官之一，现在他来到中央情报局。但他的这一任命，却使行动部的人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韦伯斯特前一天所呼吁要开诚布公的主张很快将付诸实施。这一任命还表明，已经改变了凯西优先挑选行动部的人作为公共关系官员的做法，因为凯西相信这些人最能判断哪些东西应当保密。贝克的前任，乔治·劳德，是一名有21年秘密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他在行动部很受信任，并且被大家看做是最理想的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但对新闻界来说，劳德作为新闻发布官是徒有其名。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承认，“他是行动部的一个工具，他的任务是不让新闻界干预中央情报局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贝克的任命在行动部内引起很多人不高兴。他们认为他不懂保密的必要性。
在贝克任命宣布后的第二天，行动部伊朗科科长就对韦伯斯待说，“我们不需要这一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记者在围着我们转”。
韦伯斯特表示不同意。6月中旬，当对任命贝克的抱怨越来越多时，韦伯斯特对他的私人助理说，“老是拒绝别人提问总归有一个限度。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在韦伯斯特的坚持下，贝克还是走马上任了。但在行动部，抨击之词仍不断涌现。这里的官员们用讽刺的口吻开玩笑说，他该把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观光点列在旅游车日程表上了。贝克犹如走进了一个埋伏圈。他从联邦调查局来已经够糟的了，韦伯斯特还让他取代劳德去搞公共关系，而劳德又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备受信任的老积极分子，这就更糟糕了。劳德是个个子高高的、面带微笑的人，他懂得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新闻界的提问，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利用新闻界的某些入，作为中央情报局可能感兴趣的情报来源。有一次，劳德甚至笑着告诉他的一位同事，他把在情报工作生涯中招募外国间谍时用过的许多手腕，也用在新闻界的人身上。
韦伯斯特对贝克的任命，使早在酝酿中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应该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的争议，又重新挑了起来。正如情报局过去的反恐怖主义专家戴维·惠普尔所说，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害怕，对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公众面前宣扬过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不仅行动部里的人反对，每个部里的人都反对，大家都反对。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情报局，人们普遍用怀疑的眼光看公共关系办公室。对于这一点，劳德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在他成为公共关系负责人以后，他决定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就是人们常说的，”把盖子尽量盖严实。
贝克可不一样。他是韦伯斯特训练出来的，懂得如何向新闻界敞开大门的艺术。贝克来中央情报局以前，已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18年，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国会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助理。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专门学过新闻媒介关系学，并对此颇感自豪。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当他在第六层楼转一圈的时候，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这一事实，当然在这样做时多少也有点紧张。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对他说，“他们（指新闻界）恨不得吃掉你”。“不要主动透露什么，这样谁也不能说你撤谎。”另一个行动部的官员给他提出类似的劝告：“你去买一架录音机，把‘无可奉告’这句话录上，然后，你可以去买一艘帆船。”贝克在中央情报局内到处转了一圈以后，韦伯斯特在会议厅给他安排了一次会，让他和行动部的各科室领导见面，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新的局领导希望同新闻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当介绍他给大家认识时，连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我们都毫无表示地坐在那里。”贝克想冲淡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他表示希望他“在完成这项工作时，能做到有乔治·劳德一半那样好就行了。”（如果真是这样，行动部的入也就满意了。）他还补充说，中央情报局要想保持公众对它的信任，唯一的办法是让新闻界提问题，但不要透露宝贵的“情报来源和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这次贝克的招待会开得比他想象的坏多了。他说，“那天，我走进会议厅时，满屋都坐着一声不响、精神又有些紧张的人。其中有些人正在接受政府的质询，所有人都担心，认为国会将要调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大家都很生气，认为由于新闻界透露了伊朗门事件，已危及参与这项秘密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它招募的间谍”。他们像对待韦伯斯特一样，把贝克也看成是一个外来户。贝克事后承认，“我完全相信，他们看我刚从联邦调查局过来，又是一个在公共关系方面积极主张开放的人，对我参加这里的工作，根本一点也不欢迎。”
韦伯斯特最接近的朋友说，他有一个公共关系计划，这项计划远远超出他的任何前任有关这类计划的设想。他希望实行一个公开化的政策，改变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从事肮脏勾当的秘密机构的形象。他相信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宣传它的成就。委派威廉·贝克负责公共关系，是实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韦伯斯特还向中央情报局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官员们宣布，不得向国会隐瞒真相，这是它实行这一战略计划的另一步骤。他对那些在国会里捍卫中央情报局利益的助手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撒谎。不要对国会讲任何不应告诉他们的话，但不能撒谎。如果你们对回答任何问题感到有困难，让他们来找我。”
韦伯斯特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对，反对的主要是凯西时代的那些老资格人士，包括克莱尔·乔治，他仍是行动部负责人，还有德书·克拉里奇，尽管他己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在行动部里仍是个重要人物。他俩都坚决反对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公共关系部门。克拉里奇是两人中更直率的一个，但他俩态度都很坚决，而他们持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伊朗门事件调查中，他俩都首当其冲。克拉里奇说，“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根本不应大搞公共关系。”
韦伯斯特反驳这种意见，他的办法是，经常通过乔治向行动部的人保证，他和他们一样，对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机密非常关心。这位新局长坚持说，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才是对它声誉的真正威胁。他还说，不管新闻界如何厉害，不管他们能设下多少障碍，只要中央情报局不违反法律，就不会有问题。
久经锻炼的反谍报工作负责人格斯·哈撒韦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里的年长的政治家。他参加韦伯斯特到任一个月以后的这场辩论，其意义颇不寻常。哈撒韦原是站在乔治和克拉里奇这一边的，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明确的保守立场。但韦伯斯特的理论开始对他产生影响，6月间，在韦伯斯特办公室召开的一次高级情报人员的会上，哈撒韦劝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应该给韦伯斯特和贝克提出的战略一次试验的机会。他说，如果失败，我们再从头来。这不会有任何坏处。
在哈撤韦发言后，韦伯斯特对乔治说，贝克关于如果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意见不会收回，从而制止人们对他的这一新方针进一步提出疑问。过去他曾指示贝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不必老重复劳德那句令人失望的“无可奉告”，或者单纯对某些事进行否认。他还授权贝克，只要有可能时，采取主动姿态，用这种办法制止谣传，并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致透露出去。韦伯斯特说，这一方针过去在联邦调查局执行得很有效，在这里也应能奏效。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韦伯斯特还重复贝克经常举的一个例子。那是说有一次，贝克帮助联邦调查局如何改变了一个很不妙的局面。当时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准备发表一篇文章，描写联邦调查局的雇员们如何在该局举行的考试时作弊。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贝克告诉安德森，他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补充说，联邦调查局正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了，虽也造成某些损害，但比不采取这一措施要好些。
韦伯斯特依靠他作为新局长的权力，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并未取得中央情报局雇员们对他的信任，也没有使行动部的职业情报官员们对他有了信心。许多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认为，这一最初对韦伯斯特能力的考验，不应看做是他任职初期是否成功的标志。这些机关内部的观察家指出，韦伯斯特的某些最高级的助手，特别是乔治和克拉里奇，由于他们参与了伊朗门丑闻，已被捆住手脚，因此，他们的话在韦伯斯特的眼里已没有什么份量。再说，韦伯斯特扩大公共关系作用的决定，也并不保证中央情报局将比过去更多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韦伯斯特执行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今后他是否能继续贯彻他的主张。而贝克是否能有效地工作，也要看行动部的人是否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像克莱尔·乔治这样的人，有丰富的经验，在行动部又有众多的朋友，才有可能保证韦伯斯特认为非常重要的那种公开化。但现在，乔治正在接受审查。
6月中旬，正当贝克的任命引起的争论达到顶点的时候，韦伯斯待承受着从外部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处分克拉里奇，也要给予乔治较轻的处分，因为他俩都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但要求他开除约瑟夫·费尔南德斯的压力最大，此人作为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曾帮助诺斯策划和执行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任务。早在1985—86年，费尔南德斯就不顾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可能会给中央情报局带来政治上的损害。在托马斯·特威腾努力使中央情报局尽量少和向伊朗供应武器的行动发生关系时，费尔南德斯却竭力促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多提供武器，并且自己去找一些私人资助，以便使这支反对派的武装能继续存在。拉丁美洲处对费尔南德斯主持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工作情况，作了单独调查，结果发现他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用一位同事的话说，他的行动“太离谱了”。到了6月中旬，拉丁美洲处的人认为，费尔南德斯得离开中央情报局。
7月上旬，韦伯斯特会见了拉丁美洲处的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弄清在这件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处理的高级情报官员们态度非常干脆。有一位官员说，“开除费尔南德斯，让他走”。韦伯斯特决定延期作出决定，认为不让他充分申诉就开除他，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他重申他以前的承诺，即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要给予惩处。韦伯斯特决定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进行内部调查，但他在行动上比人们期待的要慢，推迟调查的部分原因是，韦伯斯特希望这次调查能够比较公正，因此他想从局外调人来进行这项工作。韦伯斯特在和副局长罗伯特·盖茨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后，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因为盖茨提醒他，在确定这次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时，要谨慎从事。他说，要给人一个处理公正的印象，这一点和弄清事实真相同等重要，要使最后的结论无懈可击。产生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韦伯斯特上任后的头几个月其它的事务太忙，无法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早期的日程排满了情报工作汇报会，和局内其它各科室的领导见面，去国外各地情报站访问的准备工作。他的高级顾问们，特别注意要保证他能有机会去熟悉一下国外的那些情报活动计划，并且和某些外国元首会见，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对完成国外关键性的行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韦伯斯特自己消化吸收情报的能力，妨碍了这些庞大计划的执行。例如，6月中旬，韦伯斯特认真听取了大量汇报，以便为计划中为期两周的北非和中东之行作准备。在一批中央情报局地区问题专家向他开始作汇报时，这位新局长打断他们，因为他要首先核对他的笔记。“摩洛哥，”他大声对自己念道，“让我来查查看”。他伸手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去取一本小字典，他一页一页地翻这本字典，直到他找到一张小的世界地图。“它在非洲，对吗？”他问道。汇报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有一个人回答说。
这位新局长熟悉情况比很多人料想的慢得多，这话很快在行动部的办公室中传开来。对那里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不管他提出什么改进工作的计划，他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熟悉和适应这些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中央情报局常常得违反外国法律，韦伯斯特也很难接受这一点。他在一次汇报会上对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我们应该使自己在国外受人欢迎”。这位官员听到这话有些感到意外，他眨了眨眼，然后笑着间，“先生，你以为我们应该怎样办，才能做到这一点？”
1987年6月，韦伯斯特开始他的中东之行。头几天是很重要的日子，他在埃及听取阿富汗工作组的汇报，谈的是给阿富汗反政府军从亚历山大港运送武器到卡拉奇的颇为复杂的行动计划。在完成他的开罗之行之后，韦伯斯特飞往巴基斯但的伊斯兰堡，在那里他会见了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并且听取了情报局官员关于在邻近的阿富汗战争的情况汇报。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旅行，一次是去欧洲，另一次是去中美洲。在那里，同样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和听取了情报工作汇报。这些旅行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为了帮助新来的局长熟悉业务，设计和安排的活动中的一部分。
到8月底，已经开始有一种传闻，说韦伯斯特在这些旅行中，做得不像他的高级助手们所期望的那样好。特别是行动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对他缺乏分辨不同行动计划的能力感到不安。在阿根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韦伯斯特把联合行动（指这类行动中，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共享情报）和单独行动（中央情报局在外国执行这类行动计划时，不向该国政府通报）混淆起来。在这个具体事例中，韦伯斯特向阿根廷的情报机构首脑致谢，感谢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实际上对方根本并未参与，从而泄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在伊斯兰堡还发生了一件可能是最滑稽的事，但与上面的例子相比倒是没有什么危险性。在会见齐亚总统的时候，韦伯斯特自我介绍时说，他是“韦伯斯特法官”。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没有马上在他书桌前弯过身来和他寒暄，而是看了他一会，然后说，“你真的是要告诉我，里根总统委任了一位律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显然这位总统有些被他弄糊涂了。韦伯斯特不慌不忙，回答说，“对！”
当韦伯斯特在阿根廷的失言在行动部传开来的时候，兰利的官员们都哈哈大笑，这件事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看法，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根本不适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齐亚的那句话一时也广为流传，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那种看法。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也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错误而感到很窘，他们还对齐亚的话感到恼火。即使他们，也在后来承认，这位新局长要“加把劲才能迎头赶上”。回顾往事，一位替韦伯斯特说话的人找到一项理由。他说，的确，韦伯斯特早期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这是因为他带来一种新的哲学，一种新的公开化政策，他一心一意在作这些努力，想使它成功。对于韦伯斯特的批评者来说，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韦伯斯特继续不断把不同的行动计划混淆起来，其频繁的程度实在令人生畏。在一次白宫汇报会上，他甚至把中央情报局的两个不同科的名字张冠李戴。
如果这位新局长对说他不称职的怨言感到不快的话，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面对批评一声不吭。与此同时，他亲自审查中央情报局卷入伊朗门丑闻的情况。他发现，他在中央情报局任局长最早凡周里无意犯的错误，与在伊朗门事件槁得最欢的时候，旁人在判断上所犯的错误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工作报告，被用来支持与伊朗进行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韦伯斯特对此特别感到震惊。他阅读了若干这种情报工作报告，特别仔细审向了中央情报局中东分析员格雷厄姆·富勒1985年5月间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富勒建议美国放松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目的是为了接近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他建议为了赢得伊朗的信任，里根政府应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美国的军舰从波斯湾撤出来。韦伯斯特了解到，富勒的报告是与1984年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相抵触的，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在伊朗国内很少有可能找到可以联系的对象。后来的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韦伯斯特担任局长的最初几个月里，那种认为在凯西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存在政治化倾向问题的说法，一直都在流传。这种说法越是听得多，韦伯斯特就越是相信，并且认为，许多他接管情报局时沿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应对此负有责任。在这些官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罗伯特·盖茨，在韦伯斯特的任命还未被批准以前，他任代局长，现在是副局长。盖茨还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因为所有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都要由他审批。这一切都很令人不安。韦伯斯特想采用听取各方意见的公平办法，一方面可满足他本人的好奇心，同时也可平息情报部中层分析员中的严重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局领导曾听任某些弊端自由泛滥。
为了做这件事，韦伯斯特把马克·马休请来，这是在联邦调查局期间，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并为他所信任的律师。马休的任务是会见情报部那些主要的分析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向这位局长汇报他调查的结果。这是一项很微妙的工作，要尽可能保密。马休和一位韦伯斯特指定的助手，就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的问题，私下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有20来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伊朗门事件和富勒的备忘录十分不满，过去为此几乎要提出辞职。
马休的调查结果显然使他相信，情报部关于伊朗的报告——特别是伊朗政府内有温和派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已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马休报告的详细内容至今仍属保密文件，也还存在严重的争议。支持韦伯斯特的官员坚持说，韦伯斯特请马休到中央情报局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调查所谓情报部已政治化了的问题。他们说，马休的调查是保密的，因为它涉及韦伯斯特的主要副手罗伯特·盖茨。
在调查的过程中，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给韦伯斯特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材料是托马斯·巴克斯代尔在1986年底写的。此人是近东和南亚情报分析室很受人尊敬的老资格专家。巴克斯代尔的报告雄辩地作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其内容与现在马休和韦伯斯特的结论相同。在这份报告里，巴克斯代尔谴责伊朗行动计划，并且详细叙述了情报材料如何被歪曲，以便情报局能在伊朗采取上述行动。他的这份报告是可以为中央情报局辩护，并帮助它恢复名誉的材料。巴克斯代尔写道，显然我并没有在我的同事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但我相信，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抽查，人们就会发现，中央情报局与伊朗接触和打交道的方式普遍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全在与伊朗、人质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大多数雇员身上反映出来。这对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
马休对富勒所作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重新审查，拉丁美洲处里要求处理费尔南德斯的压力，以及对韦伯斯特自己在谍报工作中失误的批评——所有这些事加起来，使这位局长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处理伊朗门丑闻遗留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指定一位外面的人当法律顾问，让他来完成这一调查。韦伯斯特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来的很大压力，要他迅速采取行动，确定有关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责任。在8月初两人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博伦主席提醒韦伯斯特，他曾答应要对参与伊朗门丑闻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执行纪律。但直到1987年9月，韦伯斯特才任命拉塞尔·布鲁埃默作为特别法律顾问，来负责进行内部调查。对这些任命，行动部的人比对贝克的任命更不欢迎。布鲁埃默被看作是韦伯斯特的坚强盟友，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名“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但并没有人低估布鲁埃默的能力，也没有人怀疑他寻求真理的热忱。行动部的人都知道，他将被授权翻阅在这次丑闻中任何涉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和材料，而且他将向韦伯斯特汇报每一有关细节，即使调查揭露出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读职行为，也不会妨碍他这样去做。他要在12月前完成他的这项任务。
布鲁埃默是华盛顿一位著名律师，颇有学者风度，他作为威尔梅尔一卡特勒一皮克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而享有声望。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好的行政领导，他精明细致，经常面带笑容，能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非常自在。他有两个韦伯斯特很欣赏的特点：和他正在进行调查的人在一起时，他不会感到别扭；对韦伯斯特绝对忠诚。在联邦调查局时，韦怕斯特从许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布鲁埃默，作为他的特别助理，尽管局里有不少传闻说，这是早已内定了的，因为在韦伯斯特当律师时，布鲁埃默在他手下当过办事员。
到了9月晚些时候，布鲁埃默在中央情报局内已是个到处可见的人物，而他要求看更多的档案的便条经常出现在六层楼办公室里。到了11月，他的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此过程中，他已向韦伯斯特作了五、六次汇报。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发现，但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必须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里做某些调整。
由于布鲁埃默调查结果，需要调整的最高级谍报官员是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曾发生过不少变动和争议。布鲁埃默并不是专门把他拉出来开刀，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继续让他呆在中央情报局，会引起国会的不悦。在行动部内，乔治是很讨人喜欢，并很受人尊重的。由于他在行动部的会上为韦伯斯特辩护，也颇受这位新局长的信任。参议员博伦曾发出含蓄的警告说，如果这位新局长在年终前不采取措施，处分在丑闻中受牵连的中央情报局雇员，他和参议院情报特别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将会动摇。韦伯斯特讨厌在这种受到警告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最后，在11月13日，国会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联合委员会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件丑闻的调查报告，乔治当天主动向韦伯斯特提出，他认为他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韦伯斯特没有表示不同意。
克莱尔·乔治的离职，使中央情报局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一名官员的辉煌事业从此结束。他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当过行动部领导的最“文雅、宽厚、博学、可亲”的情报官员之一。在1987年以后的年代里，即使是在他被指控了解伊朗门事件的内情，并曾指派他手下的一名主要助手向国会撒谎，因而使他的名誉受损以后，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情报官员的名声仍然完好无缺。尽管在情报局服务3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未经证实，但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例子，颇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作用。
1985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帮助阿富汗反政府军的行动计划被停止。由于内战日趋激烈，苏联决定在阿富汗部署数以千计的兵力和武器，其中包括好几队能给游击队造成巨大损伤的军用直升机。这使代表游击队利益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慌了手脚，他们害怕苏联人会把装备不良的游击队彻底打垮。眼看中央情报局购买的武器被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搞走，他们也感到很气愤。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听了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的陈述以后，也被他们带感情的发言深深打动。有两个组织，即自由阿富计委员会和美国阿富汗行动联合会，在给国会施加压力，以加快给阿富汗输送武器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此反应冷淡，因为在行动部官员中，只有极少数人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对抗苏联所进行的一场使用高科技成果的战争。克莱尔·乔治就是其中的一个。
乔治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危机，建议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游击队送去美国制造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派到阿富汗去实地了解援助计划执行情况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发回了一些第一手的报告。这些报告，再加上特种部队官员对国会作证时的证词，对乔治的影响很大。但乔治必须说服凯西，因为后者对这项秘密行动计划保持一种惊人的低调门。美国政府中的一切有关人员都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其中包括参议长联席会议（他们害怕导弹会落入恐怖主义者手中），国务院（他们怀疑导弹能否在那里发挥作用），甚至还包括行动部里的一些官员。但乔治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后，他被允许直接到国会去陈述意见，在那里，他雄辩他说明，他“绝对相信”使用毒刺式导弹“效果会截然不同”。他的发言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为之动心，他们决定冒点风险去试一下这个计划，从而把美国和这一冲突直接联系起来。1986年2月，这一计划被批准付诸实施。
不到两年，乔治那个有争议的关于导弹作闲的预测，已证明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准确。这一时期内，苏联长期的干涉使这个国家变成一片血海。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系统，经由巴基斯但，共向阿富汗反政府军输送了将近700枚毒刺式导弹。到1989年，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几乎耗尽，它所吹嘘的直升机队列差不多从阿富汗领空上全部扫荡干净。一份美国军队的特别报告最后确认，在阿富汗部署毒刺式导弹，“已改变了战斗的性质”，并成为“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乔治的计划给予苏联军事力量的打击是巨大的。阿富汗游击队用340发导弹，击落了苏联269架飞机，比美国地对空导弹试验中任何一次的成绩都好。克莱尔·乔治一项简单的建议，就为美国赢得了阿富汗战争，迫使苏联撤军。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长达40年的冷战中，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独一无二的、最重大的、准军事行动的胜利。
乔治的主动退休给韦伯斯特解决了两个问题：它不仅帮助他摆脱了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处分一名行动部的官员就够困难的，何况是行动部的负责人），它还给韦伯斯特一个机会，使他能任命自己的人来接替乔治。在乔治决定退休以后不久，韦伯斯特宣布由老资格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此人和先来一步的布鲁埃默一样，是新局长的可靠朋友（他们在阿默斯特学院同学）。但不像贝克和布鲁埃默，斯托尔茨的任命是受欢迎的。他虽说是韦伯斯特的私人朋友，但作为一名谍报官员，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30年之久，而且为行动部的官员们所熟悉。韦伯斯特在12月8日宣布了这项任命，这正好是在他处分参与伊朗门丑闻的7名中央情报局人员7天以后。
一位老资格的官员说，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来领导行动部，“可能是他作出过的最好决定”。这位官员承认，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到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犯了一些错误，这使他感到难堪。这位官员解释说，“他（指斯托尔茨）可以在恶劣气候下为他导航”。但斯托尔茨的任命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扬。有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反映了少数人的意见，他说，“斯托尔茨太保守。他不肯冒任何风险”。
凯西的时代结束后，在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正是韦伯斯特所要求的。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中央情报局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他能“在风险面前权衡得失”。韦伯斯特对斯托尔茨判断问题的能力非常器重，实际上自从他被任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他一直在私下依靠他。韦伯斯特对他的个性也非常欣赏。斯托尔茨和克莱尔·乔治相比，更像一名真正的特工，并且脾气也够坏的，完全具备一个特工头子的典型性格。斯托尔茨完全是韦伯斯特所需要的那种人，他可以给行动部带来一种“别胡来”的正规作风。
对斯托尔茨来说，他被任命为行动部的主任，似乎是对他在斯但菲尔德·特纳和凯西时期所遭到的蔑视和冷遇的一种补偿。海军上将特纳在1977年就没有选中他，而选中了约翰·麦克马洪。特纳后来说，他曾用抛钱币的办法从两人中选了一人，但这对于斯托尔茨来说，却使他大失所望。但3年以后，他的失望更是无法比拟了，那时，他第二次没有被选中。当凯西接替特纳时，他委任他做买卖时的朋友马克斯·许格尔作为行动部主任，此人根本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任何经验。斯托尔茨因此对中央情报局感到厌恶，便退休了，但他签了一个担任顾问的合同，继续和他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7年后凯西宁权的时代宣告结束时，他的气也全消了，但他还是提醒他的老同学，注意行动部官员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麻烦。
斯托尔茨很清楚中央情报局如何工作，也了解这里经常发生的有关情报工作政策的争论，会使最受尊重的局长也很难有所作为。他作为一个情报官员，在苏联和东欧度过了他的大半生。1965年因苏联对美国驱逐一名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进行报复，斯托尔茨破苏联下令离开了莫斯科。在保加利亚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他成为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处长，一共服务了31年。
把斯托尔茨安插下来以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坐稳了，他开始兑现他对博伦的诺言，即处分那些在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中违反了中央情报局规定的那些雇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根据布鲁埃默的报告，可能有40来位行动部的官员在凯西当政时期行为不当，但只有7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韦伯斯特把一些不明确的问题撇在一边，只处分那几个罪行确凿的人。12月17日，他开除了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另5名给予惩戒或降职的处分。
在受后两种处分的人名单中，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查尔斯·艾伦的名字。他一直在警告他的上司不要参与诺斯行动计划，在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给人带去不好的消息，他经常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中间人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不可信赖，因此使自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艾伦之所以受牵连，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首先是他同意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而克莱尔·乔治却拒绝和他打交道。总之，艾伦受到惩戒是颇令人费解的。
其他几个被韦伯斯特处分的人，他们在伊朗门丑闻中的作用是大家都清楚的。约瑟夫·费尔南德斯，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罗伯特·阿特金斯，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基地负责人，他俩被开除。其他有4人被惩戒，其中包括德韦·克拉里奇和阿兰·菲尔斯，中美洲工作队队长。另外，克拉里奇还被降职，薪金也下调一级。菲尔斯和克拉里奇都从中央情报局退休下来。另外，有两名在拉丁美洲处工作的官员也受到惩戒的处分。行动部过去曾谣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要大量辞退部里的人员，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到了1988年1月，韦伯斯特任职已7个月，但他还没有得到行动部的人们的信任。他刚到职时人们对他普遍所抱的怀疑态度，这时仍未完全改变。他已提出自己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展望，但他还得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他的能力和对中央情报局的忠诚，不仅要受批准任命他的国会那批人的考验，而且还要受中央情报局内的那些强大势力的考验。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性质。在下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又在如何对待它以前的一个间谍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作为新局长，韦伯斯特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直言不讳的、很多人都害怕的参议员，另一个是信誉扫地的、暴君似的人物，他还是中央情报局过去的一名间谍。
4.参议员、军人、独裁者……间谍
参议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名誉扫地的中央情报局间谍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巴拿马实际上的独裁者，也是巴拿马国防军的首脑。赫尔姆斯和诺列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无能的机构，而且他俩都致力于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去证明这一点。这两人之间的斗争早就在197亏年就开始了。当时这位南方保守的共和党入指控巴拿马的第二号人物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单枪匹马地进行着一场斗争，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本世纪末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拿马政府的计划，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因而不予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国会还是于1978年4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在受了这一政治打击后，赫尔姆斯始终不忘在这次巴拿马运河之战中蒙受的屈辱，他并且深信，曼努埃尔·诺列加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危险人物。
7年以后，赫尔姆斯于1985年12月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和贩毒活动的联系。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井非纯粹、厂政治上的考虑，而更多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引起的，他名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这位政治活动家被人杀害了，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为多块，令人惨不忍睹。斯帕达弗拉告诉赫尔姆斯，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收集到可以对这位将军进行起诉的罪证材料，说明他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大的贩毒活动。看到那些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现在回过头来看，赫尔姆斯这一承诺，标志着美国与巴拿马这个独裁者关系的转折点。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贩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在4个月后开始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那位个子瘦瘦的、脸发白的助理国务卿，他曾顽固地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辩护，并肆无忌惮地批评国会中的民主党入对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支持不力，因而已臭名昭著。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单刀直人，咄咄逼人。他为诺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在保护反共分子的问题上，他从不亚于任何人。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他的反共声誉也是很可疑的。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赫尔姆斯在国会的同事们，私下把他描写成一个输家，他们批评他的调查，并指责他之所以攻击诺列加，是因为他没能阻止运河条约的签订。甚至在公开场合，他的同事们也在为诺列加辩护，说赫尔姆斯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他不该把诺列加讲得那么坏。最后，当赫尔姆斯敦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一项要求对巴拿马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时，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多弗·多德争取了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诺列加，并且在参议院里质问赫尔姆斯他出于什么政治动机。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备受称赞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1986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紧接着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中央情报局进行这项研究是出于以下这种惧怕心理：诺列加有意要牺牲美国在中美洲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些间谍。中央情报局很害怕，重要的秘密将落入苏联人之手，因为诺列加的亲信正在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古巴情报官员合作。总之，这项研究报告反映，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越来越担心诺列加，害怕他会滥用他与美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甚至提出，诺列加为了对里根政府进行敲诈勒索，可能威胁要牺牲中央情报局的某些间谍，并泄露它的工作方法。
虽然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但最近的发现才是迄今为止所有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在上一次巴拿马选举中获胜，而实际上领先的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他比前者多得大约三万张选票。
直到1986年6月，尽管证明诺列加很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同里根政府的联系仍较巩固，那时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纽约时报》故意把赫什的第一篇文章安排在诺列加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见报）在公开活动中，为了突出诺列加的这次访问，特别作出了安排，让他在麦克内尔堡举行的美洲防务委员会上，发表中美洲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讲。在私下活动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白宫官员的陪同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诺斯也在场），乘坐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加，说他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三次会见了。第一次是1983年11月在巴拿马（当时凯西要诺列加帮助反对桑地诺主义者），第二次是1985年11月在白宫（当时凯西责备他有“反民主的倾向”）。
1986年6月的这次会见进行得没有前两次那样好。这次讨论的时间短得多，而且周围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主要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诺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己开始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后来，即使他想让兰利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但发现这样做已愈来愈困难了。这种障碍至少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处，他们坚持说，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
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听取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最多，他当时是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争辩说，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美国还缺不了他，而且克拉里奇本人似乎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抱有盲目的好感，但克拉里奇对改变中央情报局对待诺列加的政策，实际上起着某种催化作用。有好几个晚上，克拉里奇和凯西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克拉里奇提出了诺列加的问题，说他经常使中央情报局在公众面前十分难堪。克拉里奇指出，中央情报局内部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使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推行经过凯西多年努力才形成的积极进取政策。凯西不能不表示同意，但他仍拒绝彻底断绝同诺列加的联系。他强调说，美国首先要反对桑地诺主义者，只有打翻了他们以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诺列加。克拉里奇对他同凯西的这些谈话密而不宣，不让中央情报局内对诺列加批评得最厉害的人知道。在公开场合，中央情报局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如果有人提出任何关于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都坚决不予理睬。
对里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虽然它主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毒品贩卖活动。联邦调查局在1986年4月也接着进行类似的调查，目的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站长是否参与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非法提供武器的活动。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回程是通过巴哈马向美国贩运麻醉品，在公众日益密切的注视下，里根的白宫也勉强承认，有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可能“参与了”毒品贩卖活动，但马上又补充说，这些毒品贩子完全是自己在单独活动。在白宫承认了这一点以后，克里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召开听证会。
参议员克里最初追查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1986年5月6日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务院、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一致否认关于贩卖毒品的指控，并且也否认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参与了秘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活动。在这群政府官员中，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是最敢于讲话的。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说，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坚定而断然地否认，有任何来往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航班，专门用来秘密运送武器和毒品。他全然否认这些指责，并说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由于这些否认非常有力，克里搜集的证据不管在官方或公众心目里都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即使在国家安全局私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详情公布以后，克里关于他们进行贩毒活动的指责仍未引起很大兴趣。
真正推动克里的调查，使它引起人们对它应有的严重注意的是参议员赫尔姆斯，这位他原来没有想到的同盟者。赫尔姆斯召开的关于诺列加的听证会这时已经结束，他建议克里和他联合起来。他之高兴这样做的原因是，尽管他认为克里一般说来是一个自由派对手，但他有勇气参加他召开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而其他人却躲得远远的。从克里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批评赫尔姆斯，因为他想证实诺列加的毒品贩卖活动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这两位参议员认为，把他们两方面的调查联合起来，可以有扩大宣传的好处。5月间，克里和赫尔姆斯公开联合起来，事先取得一项协议，在处理这两件事时，赫尔姆斯对诺列加指控将有优先权。
虽然参议员克里是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政坛上的新手，但他仍然是赫尔姆斯为了把诺列加赶下台，可能找到的最好盟友。正像那位北卡罗来纳州年长的参议员一样，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并且强烈主张加强对它活动的监督。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情报局，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克里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工作部门，享有特殊的地位。他觉得中央情报局经常逃避国会的监督，不按照它的要求办事。赫尔姆斯不信任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勿需向任何人负责汇报工作，从而使自己松弛无力，没有多少用处。他俩的联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相互需要。按照克里的看法，中央情报局太强大了：而对赫尔姆斯来说，它太软弱无力了。
两人几乎在其它所有方面，也都迥然不同。克里身材高大，面庞轮廓突出，嗓音低沉，他似乎生来就有搞政治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他通过反对越南战争进入了官场。在这以后，他成为反对越南战争老兵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经常作为证人在国会出现。一位早在当时就认识他的朋友说，“他从那时起就开始竟选参议员”。赫尔姆斯与他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位典型的南方政治家，粗圆的身躯，秃头，平平的脸，和人握起手来非常亲切，好像是见到自己的堂兄或表弟。他性格爽朗，笑声一直发自丹田，他还有一个红脖子。他的同事们常常低估了他的那股子犟劲，以及他那不屈不挠忠于他保守主义原则的精神。
赫尔姆斯和克里结盟以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自从水门事件以来参议院最受人尊敬的调查班子，尽管它主要的成员只有4人。克里指派他的两名最杰出的调查人员，来追踪在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集团之间牵线的人和有关证人。他们是律师杰克·布卢姆和克里本人的助手理查德·麦考尔。布卢姆曾在克里的参议院恐怖主义、麻醉品和国际通讯小组委员会任特别法律顾问，在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最早公开提出对诺列加的指控。不少人知道，这位律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调查工作者，他特别擅长于说服那些不大愿意或有些害怕的人在宣誓后作证。麦考尔是个很讲究实际的调查工作者，他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有极为渊博的知识，在着手一件调查时，他的低调门常使人摸不清他的意图。受克尔之托参加调查的还有业务水平高超乔纳森·温纳尔律师。他负责把各方面的书面材料汇集拢来，以追踪诺列加的犯罪活动线索。参议员赫尔姆斯则指派了他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参加这项工作，以便发挥她具有中美洲丰富知识的专长。迪莫斯是一位专心一致的调查工作者，她懂得如何在中美洲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的窍门。
在短短一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赫尔姆斯一克里联合听证会开场了，安排出席作证的是已哈马群岛的两名贩毒犯。接着，1986年7月15日，这个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列加在国际贩毒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然后很快把会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判刑的贩毒犯，要他交待他知道在巴拿马是如何进行走私活动的。
赫尔姆斯对莫拉莱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的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说已经够了。到9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叠材料是关于他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
早在1959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他，要他提供他在秘鲁军事学院同学的情况。在1962年他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是很少的。此后至少到1976年，除了几段极短的时间以外，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给他发薪金。诺列加证明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已成为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效忠于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这位漂亮的军人统治者在1969年发动的一场政变，颇受当时盼望改革的国民的欢迎。诺列加当时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情报：哪些巴拿马军官和文官曾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巴拿马政治斗争的最新动态，和他在一起的军官中哪些人比较友好可靠，能维沪美国的利益。在1969年诺列加帮助挫败了反托里霍斯的政变后，他被任命为巴拿马国防军军事情报部主任。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已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以致给他的年薪高达十万美元。
从1976年3月起，诺列加开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说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已拿马的3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将影响福特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3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还将在美国和巴拿马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由于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情报界的头子，他不理会这一丑闻的决定就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布什拒绝对这3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它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布什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情报工作中的紧要关头，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果里根州长发现美国士兵向诺列加递送中央情报局的机密，他将可以证明，福特总统在运河问题上的谈判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里根进一步了解到诺列加把同一情报交给了卡斯特罗，公众中产生的忿怒，可能被里根利用来作为他夺取总统职位的跳板。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从而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诺列加还是中央情报局向在巴拿马的其他间谍提供经费无法取代的渠道，他并且招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而且将接替托里霍斯成为巴拿马国防军的统帅。有了这样一个地位，他就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布什的决定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虽然诺列加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有使福特政府政治上严重难堪的可能，但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他已造成的一点损害。
7个月之后，布什可能因没有把诺列加从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名单中删掉而感到后悔。1976年10月，中央情报局发现，诺列加应对巴拿马的3次恐怖主义的爆炸行动负责，其目的是为了向福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放弃关于运河问题的谈判。在这3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威廉·乔登把证据摆在托里霍斯面前，说明这几起事件可以一直追查到诺列加身上。乔登警告说，这些事件可能使在运河谈判上已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托里霍斯满肚子不高兴，他派诺列加到华盛顿去和布什面谈。据说会见时是客客气气的，但也仅仅是官样文章，显然两人都决定把这事忘掉。这意味着到1977年初布什的任期为止（即卡特任总统两个月之后），曼努埃尔·诺列加一直是困扰布什最厉害的问题之一。布什被他弄得很不安，他因这个局面引起的沮丧情绪几乎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时期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常在琢磨，不知诺列加下一脚往哪里踩”。
在布什离开中央情报局很久以后，对他处理诺列加问题的做法，仍然存在严重的褒贬不一。在这件事上，对他最表同情的是那些他在国会中的热情支持者。他们说，布什对“高歌军士”这一不体面的事件，处理很得体，从而保护了美国的情报来源和进行谍报工作的方法。他们争辩说，不应把运河问题的谈判和福特在共和党中提名的胜利联系起来，因为福特能否当选不取决于布什做出什么决策。这些为布什辩护的人进一步指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高歌军士”事件的处理上，认为布什的决策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这些官员争辩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那位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美国人得以获释（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好像是经过中央情报局批准了似的）。整个七十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他也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诺列加后来承认，在1983年，布什也使用了同一渠道向卡斯特罗通报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情况）。这些官员觉得，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愿意为了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去引发一桩丑闻，从而牺牲这个国家一项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他们说，布什完全了解对诺列加错误行为的指控，而且采取了措施去疏远诺列加。
批评布什的人却对他不是那么同情。他们说，布什从未考虑断绝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警告过这个巴拿马人，说明美国不能容忍盗窃它的国家机密，也不能容忍他对巴拿马公民进行咄咄逼人的威胁和直接的攻击。他们说，布什更热衷于保持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关系，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机密。
在布什离开兰利后，斯坦斯菲尔德不顾内部有些人反对，立即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举例来说，拉丁美洲处负责人内斯特·桑切斯公开表示不同意特纳的决定。桑切斯是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中的一个，他们对诺列加有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行动部的间谍网应该扩大。
德韦·克拉里奇拒绝为这位巴拿马人辩护。克拉里奇曾负责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个总结材料，题目是研究在3位美国军士出卖情报的丑闻中，诺列加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1976年的克拉里奇还比较年轻，但他已被看中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谍报人员，当时也是布什的高级情报顾问之一。据这一时期克拉里奇的几名同事们说，他决定对特纳的决策保持沉默，虽然他也相信诺列加在这一地区仍可成为一个有用的情报来源。
1981年，在里根一布什的班子上台以后几个月内，威廉·凯西批准重新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180，000美元。如果布什对七十年代中期诺列加的价值有怀疑的话，他没有表示出来。在布什领导情报局时为诺列加辩护的那批人，当凯西当局长时，仍然是诺列加最主要的盟友，这一点自然也不足为怪。在这些人当中有内斯特·桑切斯，他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去就任五角大楼国际安全局的拉丁美洲防务助理。该局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官员说，桑切斯是“拉丁美洲的超级间谍”。克拉里奇是凯西最信任的行动部官员，他也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次证明对中央情报局有用。克拉里奇持这种看法，是在他被任命为拉丁美洲行动计划负责人以后的事。但事实证明，在里根时期，诺列加最重要的朋友是凯西自己。凯西欣赏诺列加滔滔不绝的反共言辞（有一位前情报局官员说，“诺列加的反共言辞和水龙头开关一样，随时可开可关”）。当然还有他经常提出的帮助美国反对尼加拉瓜的种种建议。
在第二届里根政府期间，布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了出来，到1987年晚些时候达到了顶点。在1988年4月初，当参议员克里就贩卖麻醉品问题举行第二轮的听证会时，一些记者被派往巴拿马，去寻找据说是1983年布什与诺列加的一次谈话的录音带，其中也讨论了诈骗钱财的问题（如果的确有这个录音带的话，他们这次并未找到）。1988年4月的一个星期四，在举行总统初选前的24小时，那种说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的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布什与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正在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试图利用克里的调查，作为攻击布什原谅诺列加非法活动的根据，当时布什的身份曾先后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多尔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国会的调查官员高声嚷道，“不要把证据扣压起来，我知道你们已经有这些材料。快公布！快发表！”但克里从未有任何真凭实据，他也无法把布什和诺列加直接挂钩。恰恰相反，克里的调查人员所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总是保持一种公事公办甚至是冷冰冰的态度，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更是这样。
举例来说，1983年，布什在一次路过巴拿马的短暂停留中，会见了巴拿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拉总统，后者当时由诺列加引来同布什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布什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德·拉·埃斯普列拉身上，诺列加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但即使没有材料证明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令人难堪的关系，仍不能说服1988年的克里—赫尔姆斯小组委员会，布什过去没有支持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以后也不会在政府圈子里继续为他辩护。1988年4月，行动部内对布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一部分官员私下也有同样看法。其中有一位曾说，“你可以通过行动部副主任和拉丁美洲处，在市什和诺列加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可以一直划到内斯特·桑切斯。真见鬼！桑切斯就是管诺列加专案的。”杰克·布卢姆，这位克里的天才调查员，1988年从情报局的人那里听到这类话，因而不肯善罢甘休。他解释说，“这些有关副总统的问题，他都没有作出回答。难怪人们怀疑他到底知道多少有关诺列加的情况，有多少事他不愿公开。”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更是直言不讳，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在福特执政期间，布什在政府里工作，那时薪俸名单上还有诺列加的名字。布什在卡特执政时离开了政府，那时诺列加也不在薪俸名单上了。布什一回来。诺列加又在这名单上出现。这就是事实，你自己去琢磨吧。”
过去有人把威廉·凯西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诺列加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的丑闻，再一次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是他重新恢复了中央情报局与巴拿马的这个独裁者已经中断的联系，甚至加以扩大。到了1984年，即凯西任期的第四年，诺列加被认为是美国中美洲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项政策是把矛头指向尼加拉瓜的。但3年后，当停止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时，中央情报局内支持诺列加的残余势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如果美国准备抛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什么必要继续和巴拿马腐朽的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国会听证会的紧锣密鼓，使中央情报局也不再愿意去宣扬诺列加作为情报来源的价值。1988年2月，当诺列加正式被起诉时，这一论点也被抛弃了。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认为，中央情报局不能与起诉诺列加的检察官合作。当后者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诺列加的档案时，他们拿到的仅仅是薄薄的两叠没有多大价值的材料，其中一叠还是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关系的剪报资料。当对任迈阿密州联邦检察官助理的理查德·格留戈里说，“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没有用处。他们似乎在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这样做[即对诺列加进行起诉]，你们就进行吧，可我们不会帮忙’。”
对克里—赫尔姆斯听证会，以及佛罗里达州即将对诺列加进行的起诉，中央情报局都决定保持距离。这一决定并非轻易作出，在中央情报局内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理查德·斯托尔茨，这位韦伯斯特手下的新任行动部负责人，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斯托尔茨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拉丁美洲处里有一小部分人找到他，他们担心中央情报局没有和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保持足够的距离。他们争辩说，中央情报局应当谴责诺列加与毒品贩子的联系。但是这个反诺列加的派别却敌不过一个更大的、更有影响的集团，这批情报官员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闭口不谈它同诺列加的关系。最后，不管是斯托尔茨还是韦伯斯特，都相信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应当特地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诺列加的主张，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们深信，公布它所搜集的诺列加的犯罪材料，对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什么好处。斯托尔茨还认为，和国会的委员会合作，将创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主张仅仅做法律规定他们应做的事。不管你想帮忙是出于什么好意，一旦中央情报局决定合作，将使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公开化。斯托尔茨对情报局的一些官员们说，“克里或者赫尔姆斯迟早会问，我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的，而我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开这个头？”
斯托尔茨的决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沉默似乎证实了公众的这种猜疑：中央情报局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贩卖麻醉品的活动。最起码的是，似乎为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保持它的间谍网，它主动宽恕了这些贩毒活动。第二，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政策意味着，别人已无法利用它作为改变巴拿马现状的一股力量。任何想推翻诺列加政府或把他带到美国来受审的努力，都得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策划和进行。在美国政府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对诺列加采取任何行动，想要靠中央情报局是靠不住的。格留戈里有一段话，完全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对待诺列加。那里基本上都是些热衷于冷战的人，他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点出发。他们说，‘对，我们知道诺列加是个大坏蛋，但他是我们的人’。”
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合作的历史，已经使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决定，在采取任问关系到诺列加的行动时，不要让中央情报局插手。到了1988年3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国务院决定进行一项秘密计划，谋求建立一支反政府的力量，企图最后推翻诺刘加。搞这种计划对国务院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不寻常的是，这一次很显然已做出某种努力，保证使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本来已在外交上作出了计划，要迫使诺列加自动下野。但新的计划已在此以前提前执行。这种违反美国传统的执行政策程序的做法，更加使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河对岸的那些人（指他们在国务院的同行竞争者）不仅是不相信中央情报局，而且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努力，远远不是出于政策上的深思熟虑。”国务院试图建立的反对派，其中心人物是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他也在巴拿马国防军内批评诺列加最直率的人物之一。
3月下旬，埃雷拉·哈桑被偷偷地从以色列带了出来，乘上了一架飞机，在军事人员的护送下来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他的这次访问想不到却变成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在访问的中间，埃雷拉·哈桑感到，华盛顿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改变了看法。这主要表现在他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举行高层会晤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此他感到很生气和痛苦，他和流亡在华盛顿的其他反对派人物商量后，决定只有在他们确信不会被出卖的情况下，才愿和美国政府合作。然后，他仅在华盛顿呆了3天，就回到了以色列，行前没有给他的美国主人作任何解释。他回来时，对华盛顿要把诺列加赶下台的承诺，已感到非常失望。事实上，埃雷拉·哈桑的怒气不应该冲着国务院。真正阻挠他去领导一场反对派运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把推翻巴拿马现政权的任何秘密计划，都看成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军方在巴拿马的利益。
中央情报局获悉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埃雷拉·哈桑秘密访美的前几天，他按照惯例给中央情报局在特拉维夫的情报站站长挂了一个电话，目的是了解此行的详细安排。这位站长毫无思想准备，他不知道埃雷拉·哈桑在讲什么。这位巴拿马人还不大相信，最后把国务院的秘密计划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那位情报局的官员听了这番话，几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同事解释说，“在他工作的20多年中，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事。”）这位情报站站长最后重申，他不了解有关这一计划的任何情况，然后谈了谈他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任何要推翻诺列加的秘密行动必须很好组织，而且得到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他又没有必要地加上了一句说，他怀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中央情报局得到了通知，肯定会让他知道。在这次通话后，埃雷拉·哈桑几乎想取消他的美国之行，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只要有任何搞掉诺列加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是很值得的。
埃雷拉·哈桑对美国的访问证明没有组织好。国务院甚至没有采取措施去保证他到达后的安全，尽管事先他一再说明，如果诺列加发现他在华盛顿，肯定会把他干掉。据参议员阿方塞·达马托说，国务院不关心埃雷拉·哈桑的安全，破坏了美国支持在巴拿马本土上建立一个反对诺列加的派别的计划，而且直接危及这位外交官的生命安全。这位参议员早先就和克里和赫尔姆斯站在一起，直言不讳地批评诺列加。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论点，阿方塞·达马托举了一个例子。3月25日，反对派的人物在五角大楼刚刚同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开完一次会议，当军官们带领着客人走过五角大楼的主要过厅的时候，他们被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纳斯特·桑切斯发现，这次在过厅里偶然的相会是诚挚的，桑切斯和这些巴拿马人大都很熟悉，也了解他们反对诺列加的观点。一位参加这次会见的巴拿马国防军中的人回忆说，在五角大楼星期六的那次会后，我们在五角大楼的过厅里见到了纳斯特·桑切斯。第二天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诺列加的报纸[《批评家》]上。有六位巴拿马国防军的官员在场。另外还有鲍勃·帕斯托雷诺，当时他在国防部的巴拿马事务部任职。伊格那休·莫拉莱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自从我们来后一直在同我们联系……[安东尼·]格雷博士（国防部泛美地区处副处长），国防部情报局的约翰·卡什上校，此人后来为[詹姆斯·]科尼利奥所取代。这家报纸就说我们在那里开会，但没有说讨论什么问题。
达马托参议员一直深信桑切斯是有意泄露这一消息，为了把“埃雷拉·哈桑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还补充说，“这个狗娘养的[桑切斯]搞的鬼，也许中央情报局也知道。”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在参议员克里就诺列加参与贩毒活动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达马托参议员大发雷霆地质问桑切斯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况（后来这成为头条新闻）。桑切斯承认在3月里见到过那些巴拿马官员，但宣誓否认这消息是他泄露的。他说，“我和他[诺列加]没有任何业务关系。我没有和他手下的任何人谈过话，包括他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秘书，他的翻译……我知道有这次会，因为他们开完会出来，我正好在那个地方。”“但你知道有这次会，是不是？”达马托问，眼睛直盯着桑切斯。“他们一定是开过会，”桑切斯回答说，他的嗓门也提高了。“我看见她们从部长副助理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你想问什么问题？参议员先生。请问得具体一点。我不喜欢你含沙射影，或者暗示是纳斯托·桑切斯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巴拿马政府的。这不是你要想说的话吗？”桑切斯放在证人席桌上的那只手有些颤抖。“好，那么，是不是你干的？”达马托问。“我没有，”桑切斯回答说。“你向任何人说过关于这次会的事吗？”达马托进一步追问。“我不知道开会是讨论什么问题，”桑切斯说，他很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我知道开过一个会，因为他们走出办公室时向我打招呼……”
达马托打断他的话，他说，“好了，你知道有这样一次会。所以，我问的难道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谁都能觉察出达马托和桑切斯之间存在的敌对情绪。整个听证会的会议室里充满了紧张激动的气氛。桑切斯已感到够呛。他说，“我无法知道开的是怎样一个会，因为我是在他们开完会后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参议员先生。如果你有那种权力，我可没有。”
达马托撂下了这个问题。他知道桑切斯已经承认了不少东西，实际上已超过了他应该承认的范围，尽管他没有承认对他最基本的指控。
对桑切斯的攻击不仅是针对这位国防部官员的，而且也是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位参议员公开把那里的人斥为“一群懒惰的笨蛋”。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在保护甚至怂恿一名国际罪犯的活动。对于这种指责，中央情报局不作回答。这对于达马托来说真有些受不了。他在听证会上对克里说，“主席先生，正如你我从材料上所知道的——我敢保证说，中央情报局在这些材料面前将说，我们不会作任何评论——诺列加这个恶棍兼讹诈钱财的歹徒，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并从那里领取薪俸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据我所知，一直到前不久还是这样。我敢说，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本应参加这场战斗，可是，天啦，他们却和这种国际社会的渣滓一起合作，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有些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拉丁美洲处的某些官员，打心眼里同意达马托的意见（当然，另外也有很多人发誓永远不会宽恕这位纽约的参议员）。但对理查德·斯托尔茨和威廉·韦伯斯特来说，达马托的话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不让中央情报局去碰他们认为纯属政治性的问题。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把除掉诺列加的计划，包括策划工作与执行，都让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办。这对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来说，也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已经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艾布拉姆斯发起了一场针对巴拿马领导人的运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务院。当罗纳德·里根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计划就开始执行了，这不过是第一步。作为第二步，艾布拉姆斯派国务院的首席巴拿马问题专家迈克尔·科扎克去巴拿马城，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科扎克对诺列加施加了很大压力，他明确无误地对他说，科扎克提出的方案是诺列加能得到的最洼方案，这比被弄到美国去接受审判，或者面对他原来的同事领导的装备精良的反对派武装都要强得多。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艾布拉姆斯又一次碰到推行埃雷拉·哈桑计划时遇到的同样为难的局面。几周以后，国务院仍然未能取得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对执行这项计划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在巴拿马的军人及家属的行动计划。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特别坚决。他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人员和财产没有受到诺列加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支持一项旨在推翻他的计划的确太危险。克罗警告说，美国在巴拿马境内建立反对派，一旦政变失败，将危及运河，并造成数以千计的美国人质。
中央情报局站在军方一边。4月中旬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情报局的官员们详细地介绍了诺列加其人，这份材料是情报局的政治心理处写的。它把诺列加描写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对手，他总会找到可以战胜反对派各种压力的办法。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还强调，反对派的人物在巴拿马境内没有多少威信。例如，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到难堪的败家子，他对去海厄利亚赛马比在中美洲建立民主更感兴趣。
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下，艾布拉姆斯成功地战胜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迫使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而保证建立起一个诺列加的挂名反对派，虽然它的经费短缺，而且得不到美国政府某些最重要部门的支持。4月间，里根签署了一项总统批文，文中指示中央情报局向巴拿马境内的反诺列加的武装提供非杀伤性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部广播发射机，还有为在美国及运河区反对派人士提供的宣传经费。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负责分发这些援助，并且组织一个可靠的代替诺列加的政治班子。当这些措施背后，又有艾布拉姆斯和科扎克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与之配合，里根政府中的高层领导完全有信心，使巴拿马问题可以在不需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但几个月后，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部分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履行它的义务方面很拖拉。除了其它的事例以外，为了找一架合适的广播发射机，竟然莫名其妙地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逗乐地说，“我在卖无线电的货摊上就能弄到一个”。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诺列加的力量比原来美国预料的还要分散和不团结。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几乎丝毫不能取得他流亡的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把巴拿马境内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也并非易事，因为老百姓已在开始抱怨。里根下令对巴拿马的经济制裁，更多地是损害了他们，而不是损害诺列加。更重要的是，迈克尔·科扎克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诺列加不相信有任何理由要他退休。他一直认为，他能对付外来的压力，可能他觉得在中央情报局内还有很多盟友在保护他。
5月中旬，这个独裁者与美国官员的谈判破裂。诺列加拒绝辞去巴拿马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予起诉的条件。（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把这一笔交易称之为“合法的金色保护伞”。）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月间，里根总统原来提出的仅仅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的批文，已扩大到可以把运河区作为基地，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这项计划的成功要依靠从国防情报局借调的一名军人。
这位军人就是杰勒德·克拉克上校，他身高5英尺9英寸，是一位态度强硬的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被认为是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最能干的拉丁美洲专家。3月间，他被指派负责把埃雷拉·哈桑从特拉维夫偷偷地用飞机送到华盛顿，要保证不让诺列加在以色列的朋友们发现。在埃雷拉·哈桑的使命夭折后，克拉克开始作为迈克尔·科扎克的助手，参与说服诺列加离职的谈判。当这一计划也失败后，克拉克又被指定负责一项秘密行动计划，要他把诺列加抓获并押送到美国去接受审判。这是一项很微妙、复杂而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选他这样一位有奉献精神，训练有素并且无所畏惧的军官来担任的原因。
克拉克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美国军队中少有的军人兼外交家，一位有作战经验、同时又习惯于谍报工作所特有的危险的军官。他作为一个军官已经有21年的经历，但他这一辈子也经常在情报圈子里担任各项任务，他所服务过的单位包括国防情报局，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
克拉克于1944年生于波多黎各，这一独特的背景使他很了解中美洲的文化，也很了解这一地区的人们对于他门强大的北方邻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在越南服务时表现突出，此后他于1981—1986年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担任美国驻洪都拉斯的防务参赞。克拉克很快发现，最有权势的洪都拉斯军队领导人害怕，美国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大量的援助会损害他们国家的主权。洪都拉斯领导人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头头们的傲慢无礼也颇为反感，这些尼加拉瓜人在洪都拉斯的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差不多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洪都拉斯领导人的不满由于得到不少美国援助而有所缓解。克拉克得要说服他们这些援助并非贿赂，但他这一说服任务由于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了：洪都拉斯军方一贯在保护中美洲非常赚钱的毒品交易。洪都拉斯军方情报机构的领导人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强烈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留在洪都拉斯，他还保护那些贩卖毒品的暴发户，使他们不会遭到起诉。他的这些行为使克拉克十分恼火。克拉克一到洪都拉斯，他就面临一项颇为棘手的问题，即要说服洪都拉斯军方，要清除这个腐败的上校。运用他的经验、机智和个人的魅力，克拉克在他到达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几周以后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一些克拉克结交的洪都拉斯亲美军官，把托里斯·阿里亚斯从他原来的职位上赶走，把他打发去当驻智利的武官。克拉克很快了解到，托里斯·阿里亚斯的离去并不能解决洪都拉斯的贩毒问题。在托里斯·阿里亚斯离开以后不久，克拉克访问了哥伦比业的波哥大，在那里他结识了豪尔赫·奥乔亚，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领导人之一。托里斯·阿里亚斯事件是一个象征，它表明美国要想摧毁毒品贸易有多么困难。正如这个地区的其他任何美国重要官员一样，克拉克被迫与这一地区的主要官员合作，而这些官员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本人就很难有诚实可言。要与这帮人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政策。
对一些洪都拉斯腐败的军官，克拉克只好装着看不见他们的问题，这使他非常不高兴。他的一位同事说，“格里（指克拉克——译注）告诉我，他们都不让他动弹。对[洪都拉斯的]腐败，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因为白宫害怕会损害他们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计划”。
对洪都拉斯军方的腐败问题只能不闻不问，这就是为了在中美洲进行工作要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点，克拉克感到非常恼火。他对奥利弗·诺斯意见最大，后者是里根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最忠实的支持者。正如赫尔姆斯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所说，“奥利（指诺斯——译注）不喜欢格里，格里也恨诺斯”。对克拉克来说，要建立一个反对桑地诺主义政权的堡垒，中美洲必须有一个清廉的军事领导。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又来自诺斯，因为他一直热衷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毫无疑问，他为了保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能够继续生存，不惜牺牲洪都拉斯。巴拿马反对派人士何塞·布兰唐说，克拉克是美国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官员。他从不撒谎，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感到他不会抛弃你。而对奥利，我从来没有这种看法。
他在洪都拉斯一共呆了7年，好像是美国派往这个国家军方的一名非正式的大使。他成功地减轻了洪都拉斯政府上层中的反美情绪。克拉克还发现，参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洪都拉斯的某些公司，也存在腐化现象，还听说它们也参加了贩毒活动。于是他也专心致志地设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公司中，名声最坏的是一个名叫赛特可的公司，它是国际毒品贩子胡安·拉蒙·玛塔·巴列斯特罗斯在特古西加尔巴建立起来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赛特可公司还得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合同，负责向洪都拉斯境内的尼加拉瓜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运送军火。这笔买卖包括“至少一百万发子弹，还有食品、制服和其它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军需品。”
玛塔长相十分英俊。他养成了健身的癖好，过着豪华和罪恶的生活。他出身贫困，生长的地方一向以歹徒恶棍的集训地而闻名于西半球。他幼年时即被美国的移民归化局的特务逮捕并被判刑5年，关押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警卫极少的监狱里。但在那里只呆了3年半，他就在买通警卫后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成为一个走私毒品集团中强有力的人物，这个集团同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毒品卡特尔有联系。在他参与谋杀美国禁毒局的调查官员恩里克·卡马雷纳·萨拉萨尔以后，玛塔又逃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在那里，他会见了卡利和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负责人，后者想利用洪都拉斯作为向美国贩运毒品时的中转站。当玛塔再一次被捕后（这一次是在哥伦比亚），他强有力的贩毒朋友花了二百万美元收买狱吏，使他能成功地越狱。1987年，他回到洪都拉斯时，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的头目，这个集团的组织从哥伦比亚的丛林和波哥大的郊区，一直延伸到迈阿密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这时，格里·克拉克已经离开了洪都拉斯，并接受了国防情报局的新任务，开始计划在巴拿马建立一支反对派武装。当克拉克在乘飞机穿梭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时候（迈克尔·科扎克则来往于华盛顿和巴拿马城之间），玛塔作为特古西加尔巴最体面的公民，正在那里享受他的新生活。但不久，玛塔又被迫中止他在特古西加尔巴的逗留。
1988年4月5日，即在克拉克回到华盛顿6周以后，一支名叫“眼镜蛇”的精锐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包围了玛塔的寓所，海关、美国执法人员局和禁毒局的特工人员在一旁注视着。正是由于克拉克已得到洪都拉斯军方高级官员的同意，要对这一贩毒头目下手，才进行了这次搜捕行动。克拉克还同意担任军事联络官，协助禁毒局和司法部联合的行动小组来进行工作。按照这一计划，玛塔一旦被抓住，就立即把他秘密地转移到美国。首先把他用飞机押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然后把他转交给一架美国飞机，经过短时间的飞行即可到达迈阿密。飞机一到美国领空，就可将他逮捕，罪名是贩毒、飞越国界、参与阴谋和暗杀活动。
但计划一开头就卡了壳。当全副武装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冲进玛塔的寓所时，他们发现屋内无人，玛塔不见踪影。人们立即互相指责。禁毒局的特工人员暗示说，一定是那些反对逮捕玛塔的洪都拉斯腐败军官向玛塔通风报信；这立刻引起了美国人和洪都拉斯人就在玛塔公馆门前的大街上相互对骂。就在他们忿怒地指责对方的时候，玛塔本人却在远处出现了，原来他是在黎明前刚刚做完穿过特古西加尔巴街道的短跑回来。玛塔抓住后，被捆起来送上飞机，经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飞往美国。飞机一进入美国领空，他就被逮捕了。
禁毒局和美国执法人员局的官员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相信，玛塔的被捕证明，里根政府是在认真做点事来制止毒品交易，他们还认为，这件事同时证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官员可以合作，向毒品卡特尔的领导核心发起攻击。同样重要的是，禁毒局原来计划，在不求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下来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它对情报局根本信不过。当记者们表示怀疑，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同意下。这一行动何以能进行，这项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美国执法人员局官员霍华德·塞弗说，“这次[行动]是我们搞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策划者，和他们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一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禁毒局和执法人员局为一方，中央情报局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情报局在中美洲有一批间谍，他门参与了贩毒活动，但仍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护，这件事已使情报局出了名。它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在美国政府中造成分裂。批评情报局的人指出，玛塔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那些毒品贩子，只要他们坚决反共，中央情报局就会保护他们。参议员约翰·克里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指出，玛塔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赛特科公司，这件事至少提供了一个旁证，说明只要有助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继续生存，中央情报局愿意容忍贩毒和伴随而来的贪污腐化。他们还说，已经有材料证明，玛塔和曼努埃尔·诺列加的朋友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有联系，这说明玛塔被捕后，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损失。
但是，禁毒局所说逮捕玛塔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事先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内，禁毒局搜捕的目标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他们执行这项计划两周前就获悉了。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基地的负责人，当时已向兰利的总部打招呼，洪都拉斯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帮助这项行动，并且说在洪都拉斯政府内，对是否让这项计划进行下去，有不同意见，因而展开了一场斗争。那些赞成逮捕玛塔的军官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坚持第一段押送玛塔的路程，不能使用洪都拉斯的飞机。他们争辩说，这样做，至少他们的政府可以说，此事虽违反了它自己制定的禁止引渡洪都拉斯公民的法律，但与洪都拉斯政府无关。美国人同意可以用一架没有标志的美国飞机，把玛塔押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从而解决了这场争论。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向他在华盛顿的上级汇报了这一争论的情况，并且预言，抓获玛塔的事件，将加剧反美情绪。他的预言果真没错。
在玛塔被捕以后两天，在特古西加尔巴爆发了反美骚乱。1988年4月7日晚，两千名抗议者试图冲进美国大使馆，并且纵火烧了它的附属建筑。6名洪都拉斯人遇害，其中包括一名14岁的女孩被活活烧死。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声称，大使馆曾向当局发出紧急呼吁，但没有得到反应。洪都拉斯军方花了两小时，才派来警察平息了这场骚乱。
尽管由于玛塔的犯罪活动，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产生了彼此怨恨的情绪，但洪都拉斯的这场反美危机终于过去了。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在考虑，是否有可能以捉拿玛塔的行动为样板，搞一次针对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类似行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争辩说，逮捕玛塔的行动证明，美国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表明美国决心向毒品宣战。4月底，理查德·斯托尔茨的一个行动计划得到批准，这一计划酷似捉拿玛塔的计划：由巴拿马反对派人士把诺列加抓起来，押送他上一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然后把他转移到另一架短程飞机上，最后飞往美国。（也曾考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他绑架，有人时而看到他在那里探望他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多米尼加医生。）斯托尔茨和他的顾问们都坚定地希望，逮捕诺列加，审讯他并将他判刑，这将驱散那种不体面的谣言，这种谣言说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国际贩毒的买卖。
在得到威廉·韦伯斯特新成立的秘密行动审核组的批准后，斯托尔茨制定的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1988年5月中旬开始付诸实行。这个审核组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在伊朗门丑间明间那些过火的做法再次发生。行动部的官员们批评韦伯斯特，说建立的这一高层次的审查组，“不过是另一层官僚机构”。韦伯斯特反驳说，秘密行动的审查程序本来就应当加强，以便在中央情报局上层管理中使这一程序“制度化”。他建立的这一小组，将审查所有未来调查研究的成果，着眼于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他新的、更加严格的法律标准，以及韦伯斯特所谓的“美国政府的传统”。韦伯斯特后来说，他从不反对任何这个审查小组通过的东西，但他犹豫了一会，然后很快补充说，“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斯托尔茨从巴拿马把诺列加捉拿归案的建议。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回忆说，“韦伯斯特一直反对这玩意儿，他认为这是荒谬可笑的”。
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付诸实施前，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因为它所需的经费，得从其它已批准的行动计划里拨过来。根据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在执行这项计划前来征得国会的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想表明，对搞掉诺列加，他们的兴趣和我们一样大。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拿出一个致命的危险方案，知道会遭到五角大楼的反对，因为五角大楼过去就一贯反对关于巴拿马的任何行动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说，‘好哪，我们是想搞掉诺列加的，可军方又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参议院原订举行一次听证会，研究情报局的这项计划。在听证会前一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写了一份有关这一计划的备忘录给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他写道：“送上你的一份[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的证词，仅供你准备星期四（5月26日）的证词时作参考。届时可能会提出不少问题，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尽可能多搜集一些情报材料。当然，到底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就得看谁出席，还要看井上那天卜的哪一卦了。”
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最后决定推迟它们的陈述，以便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时间研究这项计划。这样，到陈述这份研究结果时，情报委员会也会认为它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一分子。在7月以前，中央情报局不采取任何行动。国务院官员迈克尔·阿马科斯特这时也提醒国务卿舒尔茨，不要参与这项建议可能会引起的争议。他在备忘录中写道，“预定狄克·斯托尔茨、[国防部的]理克·阿米塔奇和我要作证。在白宫内，普遍感到如果由你和比尔·韦伯斯特来处理这些作证，我们取得国会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因为经费的分配需要重新调整。科林（·鲍威尔将军，他当时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也许会在园林里（一个华盛顿高级人士饮水的场所）和你谈这个问题。他们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劝你不要揽这件事。你的事已排得够紧的了。还有些华盛顿以外的事需要处理，那也是些很麻烦的问题，必须做些准备工作。这件事我准备去办。理克、狄克和我将尽力而为。”
理查德·斯托尔茨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能否得到国会的批准持悲观态度，因为他早在阿马科斯特给舒尔茨写那份备忘录以前，就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斯托尔茨发现。国会虽然也想在诺列加的问题上采取某种行动，但它希望的是“快速修理”，而不是这种有争议的绑架方法，它怎么说也只是半合法的。委员会也很担心这种行动在巴拿马公众中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鉴于捉拿玛塔一事已在洪都拉斯引起大规模的骚乱。
迈克尔·阿马科斯特也同样是小心翼翼的。他对舒尔茨确认：“从中央情报局和情报委员会商量后的初步反应看来，我们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斯托尔茨和阿马科斯特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中央情报局在7月的作证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这一计划危险，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冒这种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警告说，“我们在运河区有15，000名美国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可能成为一名人质”。情报委员会的反应是，暂不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并且要求克罗研究，将美国人从巴拿马全部撤退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是想暴露军方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从而把对诺列加无所作为的罪责推到五角大楼身上，那么，克罗在撤退军事人员问题上给情报委员会的答复，肯定会在兰利受到欢迎。1988年8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他们的研究结果通知了情报委员会。它表明从运河区撤退美国人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也许会超过一年。一位赫尔姆斯参议员的调查员带着厌恶的口吻讽刺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列出他们需要多少车辆。他们弄了半天，还是跑来说，他们干不了这个。他们排除了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还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流产。”
到了8月底，情报委员会投票否决了中央情报局那项致命的计划，但要求斯托尔茨准备一项加以改进的非致命的计划。
但即使这样一项计划后来也搁浅了。这时，里根总统已经私下向巴拿马的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保证，他已经批准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准备让诺列加下台。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巴拿马的问题。9月间，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告诉他在兰利的上司，给巴拿马反对派配置一部广播发射机将给情报局在中美洲的行动计划带来危险。于是，中央情报局又撤销了广播宣传计划。一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说，“这真是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广播发射机，我们刚刚广播了半小时，诺列加的电台就对它进行干扰。美国军方答应帮助我们，而现在他们又在计划搞另一次行动，于是我们又被晾了起来。过去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好准备，现在却又说，‘算了，不搞了’。我们感到很失望。”
帮助赫尔姆斯和克里的小组委员会搞调查的人也感到很失望。其中一个人说，“中央情报局和军方都参与了破坏这项调研结果和提出的建议。这两方面的人都认为想搞掉诺列加的主意太困难，太冒险。杰克·布卢姆，克里的这位最直言不讳的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问题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听到这次听证会情况]的第一个反应是，‘噢，当真吗？简直是发疯了’。我想政府的意图是，让国会把它否决掉。这并非他们害了妄想狂的毛病。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否定了斯托尔茨的修改计划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在1989年对付诺列加的方案。里根政府想弄清楚，采取经济制裁的办法是否能迫使诺列加下台。如果他辞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想知道。在巴拿马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一研究工作由华盛顿特区的嘎玛公司承担，这家公司过去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从本质上讲，嘎玛公司的分析，有点像过去5年中央情报局在诺列加问题上分为两派时争论的重演。嘎玛公司把这个模拟的辩论称为“地理政治途径的游戏”。在这场模拟辩论中，参加者包括在诺列加问题上代表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辩论中的兰队代表美国政府，其中有一名杰出的成员，即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的负责人吉里·格鲁纳。他是一位诺列加的公开反对者，曾带头支持在巴拿马建立一个反对派的方案，并主张它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他在嘎玛公司的报告中化名为杰·格鲁宁。
绿队是代表美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朋友的。成员中包括一位中央情报局情报部的官员，还有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红队代表巴拿马，以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为首，还包括马克·英尼斯（国防情报局主管巴拿马的官员）和内斯特·桑切斯（美国政府内诺列加主要的辩护者）。据几位参加这项游戏的人说，最后还是桑切斯那个组“赢了”。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不可能迫使诺列加下台，而且即使他被迫下台，也会有另一个“诺列加上校”接他的班。
这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它目前的政策，“诺列加离职的可能大约只有一成或二成”。如果美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政策更强硬一些，这种可能性会增加到“二成到四成之间”。这个小组的结论强调。美国的军事干涉，虽说不大可能。却会对国内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报告还指出，“如果诺列加威胁了美国安全的利益。而美国因此采取了军事行动，电视上就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美国方面可能会有十多名士兵丧生，其中很可能包括直升飞机失事造成的损失。”
这个嘎玛公司的小组最后结论是，什么事也不要做。结论最后说，“他的继任者只会变本加厉，而绝不会朝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迈进一步”。
换句话说，这份嘎玛公司的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制造的这个魔鬼也许比它不认识的那个魔鬼还强一点。或者正像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尼利奥上校所说，“在这场游戏中，我扮演诺列加，每次都赢了”。
5.布什任局长的354天
当副总统乔治·布什在1988年的选举中，击败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没有人感到惊讶。唯一使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布什在中央情报局当局长的短暂经历，在这次竞争中没有起多少作用。从布什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早晚总得有一天，由于他作过这个国家的头号特务头子，有人要和他算账。
对他的高级政治助手来说，布什能不因有人怀疑他与诺列加的联系而遭到公开谴责，是一件非常令他们惊奇的怪事。他们原来确信，尽管副总统早已否认他事先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杜卡基斯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对他发动一场强大的攻势。1983年2月，布什在共和党中的对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曾公开要求布什详细讲出，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他究竟知道多少，并解释他通过情报局和诺列加建立起来的关系。但布什巧妙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我在就职宣誓时保证过，不泄露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和搜集情报的方法。我不能和别人出去谈[这类事情]”。布什言下之意是，他自己而不是多尔，才是能遵守誓言的人，多尔应该很清楚，这样的问题，他问都不该问。
1988年5月，追查诺列加问题的提问，越来越频繁和厉害了。当时，前国家安全助理诺曼·贝利告诉《华盛顿邮报》说，1981—83年间，在白宫内部印发的国家情报总结报告中，有若干份报告的主题就是谈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的。贝利暗示，几乎可以肯定，市什了解这些题名为“每日国家情报”的报告。布什曾宣称，他第一次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是在1988年2月对诺列加提出起诉的时候。贝利的揭发说明，布什在撒谎。
布什通过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唐纳德·格雷格，首次否认了贝利的说法。格雷格说，布什从未看过“每日国家情报”中有关诺列加的事。格雷格解释说，布什作为副总统，有权看比“每日国家情报”更高一级的情报资料（格雷格指出，通常情况下，布什不看“每日国家情报”）。格雷格补充说，因此说布什不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对新闻界的提问，市什本人作出了颇带感情的反应。当被问到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他是否知道诺列加的这些活动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就毒品问题而言，我绝对不知道。”他说，“政治界任何有一点自尊自爱之心的人，从未说我知道此事。他们没有这样说最好，因为这不是真的。如果他们说是真的，请把证据拿给我看……让他们像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面对我，对我当面讲。”在维护政府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政策方面，他甚至反应更快。当杜卡基斯攻击里根时，布什反击说，“正是我们的政府，一旦发现他已经变坏时，就在设法使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美国政府内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话。对他们来说，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什，和作为副总统的布什，都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诺列加和贩毒活动的联系。对于布什的上述谈话，诺曼·贝利也许是最感到惊讶的一位观察家。1988年3月，贝利告诉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他曾追踪一笔被诈骗的钱财，一直追到巴拿马的国防军，他们把这笔钱用来从事军火和毒品走私。这种非法活动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就没有断过。贝利解释说，“我个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或者任何别的被授权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可以接触大量情报，其来源包括谍报人员提供的材料，截获的电讯，卫星和飞机摄影获得的情报。这些情报统统加起来，可以提供的罪证远非土枪土炮，而是21英寸的加农炮。”
贝利补充说，“要说不知道[诺列加的犯罪活动]，唯一的理由或借口是，当事人不想知道。不想了解，或者有意忽视大量的罪证”。
布什恰好是这样说的。要说布什不知道诺列加同贩毒活动的联系，以及他的其他非法国际活动，这就需要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不仅没有看过“每日国家情报”中的资料，而且在佛罗里达州对诺列加起诉前的整整十年中，都必须是处于几乎失去知觉的状态。关于巴拿马在贩毒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第一篇公开的权威性报道，刊登在1977年11月的一份《华盛顿邮报》上。当时已经对诺列加的主子奥马尔·托里霍斯提出了疑问。诺列加被指派对此进行驳斥。他回答说，美国在巴拿马打击贩毒的活动，正被利用来“破坏我们政府的声誉”。1978年2月《华盛顿邮报》的第二篇报道，透露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诺列加和毒品交易的问题。1985年，《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巴拿马政府官员的话说，诺列加是一名“贩卖麻醉品的奸商”。1986年6月，《纽约时报》又刊登了西摩·赫什关于诺列加的长篇新闻调查报告。
一位布什的同事在选举以后很久说，“很难相信，布什会不知道诺列加在干些什么，或者他究竟在从事什么样的犯罪活动。但是，我毫不怀疑，布什作为副总统，也和其他人一样，非常想把诺列加搞掉。”可是，当布什本人也这样讲时，人们都纷纷表示怀疑。
在这些怀疑的人当中，有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他声色俱厉地批评里根政府，说它在布什当选前的整个夏天，一直在公开场合对诺列加采取了一种不冷不热的政策。赫尔姆斯还在私下指责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说他们在和诺列加打交道时，表现“骨头软”。在布什当选前两个月，赫尔姆斯在他参议院办公室里，夜间很晚的时候曾和鲍威尔通电话。在电话交谈中，他勇于直接向鲍威尔开火，尖锐地批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计划工作的人，在处理诺列加的问题上“缺乏创造性”。鲍威尔把几周前对一批参议员讲过的话，又给赫尔姆斯重复了一遍。他说，他和他之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一样，无权批准“任何会引起生命损失的”、针对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当赫尔姆斯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汇报，他几乎不能相信。“活见鬼，我们在那里[巴拿马]驻军队干什么？”赫尔姆斯发火了，谈话也就此结束。他最后说，“你们努力不够”，然后把电话啪的一声挂掉了。
大选临近，国会山上贬斥布什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刺耳。人们指控这位副总统为了政治目的，掩盖他同诺列加的关系，还指责他在是否支持采取行动把诺列加赶下台的问题上，发表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公开声明。
但如果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布什至少在有一点上讲了真话：他不愿意任何人说他在诺列加面前是个懦夫。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988年9月，正当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在努力实行一项在巴拿马的秘密援助计划时，布什的助手萨姆·沃森告诉国务院巴拿马工作组，布什并无意“在大选前避免给诺列加施加压力”。沃森解释说，布什在竞选中倒是希望避免另外一种问题。“他们希望避免因透露美国各机构之间的争吵而产生的压力。他们一点也不介意那种给诺列加施加压力的报道”。
毫不奇怪，沃森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尽管并非以他所想象的那种方式。
在大选前6周，巴拿马联合工作小组，就紧迫而困难的诺列加问题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反映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广泛的意见分歧—用沃森的话说就是“争吵”。争论的具体问题是，是否应该帮助以博斯科·巴里亚里诺为首的巴拿马反对派，给他们提供一部高效能的广播发射机。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份机密材料作出了以下的结论：“[中央情报局]没有回到使馆去和博斯科·巴里亚里诺派的人联系，讨论广播发射机的事，但他们本周要做这件事。[中央情报局]现在有一份实地考察后所写的可行性报告，说可以在活动的汽车上发射广播。从技术上讲，这是完全可行的，它的覆盖面能包括整个巴拿马城，发射地点也不会被发现。一旦决定要开始行动，3天内就可以发射广播。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和美军南方军区，都因这个方案风险太大而认为不能接受。如果诺列加看出是我们在帮助反对派，使他们的活动更有成效，他肯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
换句话说，国务院再一次又遇到来自五角大楼的不妥协态度，同样的态度也来自中央情报局，尽管程度上稍轻一些。这和年初时的情况一样。
除了博斯科·巴里亚里诺以外，中央情报局还帮助吸收了不少其他的巴拿马人，在巴拿马境内建立起一个名义上的反对派。其中包括商会主席奥雷利奥·“耶约”·巴里亚，商人钦科罗·卡德纳斯。此外，还有一些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的巴拿马国防军军官，他们围绕在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周围，被中央情报局称为“埃雷拉集团”。国务院对这些反对派人士的能力都评价颇高。但对国务院来说，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无论是对巴里亚里诺，还是对埃雷拉·哈桑，都一点也不信任。巴里亚里诺被认为是一个能力不强的人，他的一些天真看法，很容易被诺列加利用。埃雷拉·哈桑则被一位情报局官员形容为“卑鄙的恶棍”，“并不比诺列加强”。
在这批密谋者中间，还有一批至少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在巴拿马参加了策划政变的前国防军军官。其领导人之一是奥古斯托·比利亚拉斯空军少校。他曾负责3次从古巴运送武器到巴拿马，深信有朝一日他会用这些武器来进行一场对付“美国的全面战争”。比利亚拉斯参加了1987年为期很短的反诺列加政变。这次政变因守卫那个巴拿马独裁者的一营士兵拒绝参加反叛而失败。这营士兵由莫伊赛斯·吉罗迪上尉领导，他是巴拿马国防军最有才能的军官之一。他当时表现了令人生畏的勇气和对诺列加的高度忠诚，在同比利亚拉斯及其同伴的斗争中，扭转了局势，并呼吁他的士兵们逮捕发动政变的领导人。诺列加在这次政变后变得更加强大了。他向美国记者吹嘘说，那天在未遂的政变中发射的几颗子弹是对他的“亲吻”。
从那时起，比利亚拉斯在巴拿马一直被通缉。他仍然是一位忠诚的反诺列加的反对派成员，曾参加埃雷拉·哈桑1988年4月华盛顿之行。但他最后对美国的意图产生怀疑。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推翻诺列加政权的计划，由于内部争吵，以及在华盛顿和运河区的军事领导人反对而受挫后，他滋长了一种怨恨情绪。他说，“美国政府似乎认为，你不必做任何事情，诺列加就会自动离职”。1988个9月，美国要帮助巴拿马反对派开展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比利亚拉斯特别对此事持批评态度。当回忆这件事时，他很厌恶地说，“所谓的秘密行动就是设置一个广播电台”。
9月的巴拿马工作组会议以后，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推翻诺列加政权的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意见仍然不一致。在11月选举前几周里，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站长继续对国务院的方案表示怀疑。为了对这一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参与策划此事的人，在巴拿马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美国驻巴拿马情报站站长告诉与会人士说，他反对支持巴拿马的反对派人士，因为他们“不堪信赖”。这位情报站站长送回兰利的报告越来越悲观，以致上级给他下令，不要再给家里送这类消极悲观的报告，要更多地和埃雷拉·哈桑、比利亚拉斯以及其他反对派人士合作。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敦促它的情报站站长，把日益恶化的巴拿马局势加以美化。这也是中央情报局对推翻诺列加政权越来越感兴趣的一种表现。情报局的行动部是在向它的情报站站长发出指令，叫他“不要发牢骚”，不管是否同意国务院的计划，都要很好开始和他们合作。这一指令对沃森来说，真是正中下怀。对巴拿马反对派作出支持的表示，至少可使中央情报局免受说它无所作为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可以此来满足某个人的愿望，而此人几乎可以肯定将成为美国的下届总统。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新态度，表明它现在已同意国务院帮助巴拿马反对派的计划。至于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人，他们仍然腻味和埃雷拉·哈桑这类人打交道，并且认为，那种相信比利亚拉斯这样的人能推翻诺列加的看法，真是太天真了。但这些人现在也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新总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争吵。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位总统，是他们的自家人。
乔治·布什作为第11届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1975年11月提名的。他于次年1月30日正式宣誓就职。在情报局呆了一年还差10天以后，他又离开了，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中央情报局过渡性的局长”。
布什之所以被任命当情报员局长，是因为当时的总统急于想恢复人们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心，使国会恢复对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同时也想借此多少增加他重新当选总统的机会，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已变得越来越小了。布什曾担任过两届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中国的使节。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任命，并且觉得自己在很短的任期内，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同时感到，福特总统和他共和党的同事们，既没有看到他作出的牺牲，又不领他的情。吉米·卡特上台后，很多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认为，新的民主党政府应当让布什留任。布什本人这时也开始喜欢这项工作，他很不寻常地去向卡特毛遂自荐。尽管他的这一请求被小心翼翼地搁置在一旁，当时布什的助手德韦·克拉里奇仍然同意这位局长的看法，他应该设法留下来。克拉里奇告诉他的同事们，布什“熟悉业务很快”，是少有的一位局长，他“似乎掌握了这项工作，理解它的要求”。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和这以后，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都不同意克拉里奇的看法。当福特第一次提名布什去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被看作是一个局外人，不过是利用情报局来谋取他个人和他的党的狭隘利益。布什在新英格兰一个非常拘谨的上层家庭里出生和长大（他的父亲普赖斯柯特·布什是来自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在耶鲁大学毕业时获得杰出学生的称号。当福特任命他的时候，他没有丝毫情报工作的经验，因为在他成年后的年代里，要么是在赚钱（他是得克萨斯州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和老板）要么是在仕途上奔波。
在这两方面，他都相当成功，虽说他公司的销售收入比起他的有些同行来要少得多。在政坛上，他有时也得不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他虽也当上了众议员，但想当参议员的打算却没有成功。后来，在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没有让他当副总统，在最后一分钟，选择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经历了这件令人失望的事以后，他接受了福特的建议，去当美国驻北京的代表。这项差事也颇令人泄气。当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牢牢地把对华政策掌握在自己手里，使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很少有灵活处理问题的余地。
布什仍然希望，终归有一天他能被考虑担任更高的职务。1976年，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到了，当时福特总统可能还有一个机会提名他当副总统。作为前共和党主席，布什相信选择他是理所当然的。许多民主党人认为，1974年福特就该挑选他，这回也同意提名他。但是，福特却决定提名布什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私下告诉他。这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情报局很需要他这样有才能的人来领导。更为可能的原因是，福特是想由他自己来挑选他的竞选伙伴。福特的决定在国会引起了一些疑问，人们认为，这项任命是为了给共和党内的盟友一个机会，让他取得某些经验，以便今后寻求全国性的职位。而这正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不愿看到的。他们仍然害怕福特会要布什在1976年当副总统。因此，在批准布什任命的听证会上，民主党人要布什答应，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不参与政治”，而且在下次选举中，不作福特的竞选伙伴。
最初，如果说福特不愿意布什当副总统的话，布什则更不愿意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非常清楚，批准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他近期内取得更高职位的机会是不会再有了。他接受在兰利的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并且他也没有其它的地方好去。他深信，这不过是他未来一系列职务中的一个，他的事业会使他的工作岗位不断调动。由于他非常自信，并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确信自己大出风头的一天肯定会到来。尽管如此，布什也曾表示，他本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现在却再一次被迫去破坏自己的这一机会，因此，他有些感到怨恨。他的这种态度最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自传中。在描写他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流露出一种并非专门针对谁的埋怨心情：“1974年，我在福特挑选副总统候选人时输给了洛克菲勒。在这以后，有些人可以考虑让我作为堪萨斯城第二号位置的竞争者（该城是197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址），但如果我在未来的6个月里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将不会有这种机会。当时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有争议的工作单位，国会的两个委员会正在对它进行调查。”
布什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信心，并且防止情报局的官员提出辞职，因为已经有些人在考虑这样做了。至于日常的具体工作，那还是次要的。布什很快发现，这些事最好还是留给专业情报人员去做。第一天上班，他出席了传统的局长工作汇报会。当他走进七楼的会议室时，屋子里坐满了人，他们不仅在情报工作上比他有经验，而且除了个别例外，年纪也都比他大。这时，他才有了一点亲身感受，要取得这些高级谍报官员的信任是多么困难。在大的椭圆形桌子旁边，紧挨着他左边座位的是弗农·沃尔待斯中将，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也是美国军界和情报界的老前辈。沃尔特斯比布什大7岁，他是一位方脸的、说话直来直去的军人。他颇有派头的举止，主要是从事高级军事和外交活动35年所形成的，他曾在5位美国总统手下工作过，最早可追溯到艾森豪威尔。
在沃尔待斯左边，围着桌子坐的有中央情报局各大部门的领导人：约翰·布莱克，经验丰富的负责行政的副局长；卡尔·达克特，负责科技工作的副局长；爱德华·普罗克特，负责情报工作、足智多谋的副局长；威廉·纳尔逊，新任行动部部长。这是情报局的四方诸侯，出席会议还有他们的主要副手，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布什的主要助手。缘着屋子边坐的（没有在桌子前给他们安排座位）还有一些助理人员、速记员和来自情报局其它部门的主要官员。
沃尔特斯主持布什任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他当然要保证做到，让新来的局长重温福特总统的指示，并以此作为开场白展开讨论。布什说，“中央情报局刚刚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但是总统对我们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他补充说，他得依靠大家的帮助，完成好政府情报工作首脑的任务。
听他这番鼓舞士气的话，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派他来当新局长。他的任命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在过去若干年里，中央情报局备受各种丑闻的折磨。从今以后，他的前任威廉·科尔比时期的那种揭露情报局内幕的做法也该中止了。福特总统正在采取措施，去疏远他的政府与“旧的”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以便为1976年的选举作好准备。他选择了布什作为情报局局长，是为了使中央情报局尽量不引入注目。根据福特的看法，他自己、国会和选民们，越少听到中央情报局的事越好。布什和大家一样，很清楚福特的这一目标。除了福特每天例行的听取情报工作汇报，以及传统的国会听证会以外，布什注意尽量让中央情报局不要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在他当局长的一年里，中央情报局从全国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在亨利·基辛格牢牢掌握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对白宫的影响显然更加少了。
在布什宣誓就职后的几调内，中央情报局内的士气明显有所提高。如果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这里工作的人现在看到，中央情报局终于不是众目睽睽的目标了。布什没有在情报界工作的经验，他来这里纯粹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也注定是一位临时性的局长，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中央情报局现在急切需要的是回到无声无息的状态中来。布什在这方面可以作些贡献。他是一位严肃而努力工作的局长，经常向人们作出各种保证，以增强中央情报局的自信心。
布什上任的第二天，他就给自己整个任期内的工作定了一个调子。清晨在白宫和福特总统会见后，布什再一次在七楼会议室里和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碰头。这次坐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更有兴趣听的是总统讲了些什么，以及布什是如何回答总统的，而不是任何别的题目。这位新局长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开始讲道，“早上我会见了总统，当他问我第一天的观感如何时，我告诉他，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聪明能干的人”。这个头开得不错。人们对他的谈话反应良好，虽然沃尔特斯和其他人都完全明白，布什深信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争取大家的信任。
布什懂得福特总统要他做什么，他也做得蛮好。当国会议员要求他参加非正式的讨论时，他把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都带上，让他们作汇报。这种做法过去很少有人采用。当参议院最后根据1974年的休斯-瑞安法案，建立了情报监督委员会的时候，布什也很注意，在有些他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上，让他的助手们回答。不止一次，当他的助手们讲话有较多的保留时，他指示他们作出更清楚的解释。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用各种方式来给人一种开明和坦率的印象。布什当过众议员，他在国会显得很自在，这一点有别于他的许多前往。他完全了解，和国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可能在他离开局长的岗位后，仍然能继续下去。因此，他总是注意凡事不要过线，不要走得太远。布什还不断提醒参议院，按照法律，它主要的任务仅仅是按照复杂的审计程序，监督中央情报局的预算。虽然他和中央情报局都害怕，国会对情报局的监督将会扩大，但他们也知道，国会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权，至少在它进行监督的早期更是如此。
布什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公开表现，丝毫不能说明他在这个情报机构内部，是否进行了有效的领导。使国会满意，并表现出一种开诚布公的态度是一回事，而取得中央情报局高级谍报人员的真正信任，却是另一回事。毫不奇怪，他门当中的有些人认为，布什是一位能干并受人尊重的局长，这些人愿意公开讲出他们的看法，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则不予置评。
老资格的官员安格斯·瑟默，当时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负责人，经常参加每天的会议。他同意那些赞赏布什的看法。他说，布什“能抓住问题，很快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瑟默回忆布什时说，他是“你想认识的最好的人。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忠实的人，一旦和你交上了朋友，他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你。中央情报局的人很珍视这种态度，当时更是这样。”
对布什这个最早为石油商后来又成为政治家、情报官员的人，他的私人助理德韦·克拉里奇有一个详细而恰到好处的评价。在一次高层的中东情况汇报会之后，克拉里奇对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很高兴地知道布什“懂得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差别”。正是这种专业知识，使克拉里奇和其他行动部的官员印象最为深刻。他们认为，布什常从各个角度来研讨一个问题，而过去很少有局长这样做过。
布什是一个喜欢博览群书的人，他也善于吸收新思想。他对情报分析员谈到的任何新的或独特的事物，都喜欢问个没完，特别是关于穆斯林世界的事更是如此。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布什的扎帕塔石油公司曾在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一个合同，为科威特修建一个近海石油钻井平台，而且布什本人也能应付裕如地同阿拉伯商人打交道。一位布什的朋友简单明了地指出，“他对那一地区非常了解”。
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的兴趣不限于中东地区。他身边的助手们发现，他对情报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都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发展搜集情报的尖端技术方面，正在取得情报工作史上最了不起的进展。在高级情报官员的建议下，布什竭力争取大量增加情报局摄影侦察的预算，其中大部分款项将用来发展KH—11卫星。他强烈主张，中央情报局需要增加四亿美元的预算，用来发展“全天候”的轨道卫星，它能在黑夜里或在有云层的情况下拍摄数据化的照片。布什请求的项目中还包括高度机密的通信讯号工程，其中包括建设四个海外的地面站，专门截获外国通讯情报。据情报局的官员说，布什对高科技侦察工作的关心后来产生了巨大效益，使美国在若干国际危机中，明显地在情报工作中占了上风。
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正式担任局长的9个月并非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几乎普遍地认为他干得不错。虽然职业情报官员承认，布什对提高中央情报局的士气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老是念念不念“布什的出卖”。他们所谓的“出卖”是指损坏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独立情报分析，特别是苏联核威胁的情报分析的名声。对布什的这个批评是人们所谓的“B组事件”引起的，当时因情报局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比较保守，因而引起争论，而布什曾试图去引导这场争论。（这些估计大体是根据苏联军事费用的“成本”计算出来的，这是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所用的词汇）。1975年在科尔比的任期内，对苏联的这一估计已经完成了。那时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负责人，退休的海军上将乔治·小安德森告诉白宫，这一估计低估了苏联的能量。福特总统害怕会发生公开争论。于是，他屈服于党内的压力，同意中央情报局不再是估计苏联威胁的唯一机构。福特指定了两个组来重新审查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结果。A组由霍华德·斯托尔茨牵头，他是中央情报局主管苏联的情报官员；B组由理查德·派普斯牵头，他是哈佛大学一位保守的教授、苏联问题专家，经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估计。
科尔比认为需要建立两个组来研究这个问题，从而推动了这两项分开的研究工作。中央情报局情报部的人都嘲笑这一决定，他们不喜欢别人插手对苏联的能量进行估计。他们对白宫参与此事感到忿怒，认为这是有人想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来影响情报研究的成果。他们抱怨的不是科尔比或福特怀疑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而是情报局局长和总统向明显的政治要求让步。
当布什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情报局的分析员们希望他能进行游说，以改变福特的决定，或者至少减弱这种争论的影响。这将是他能否顶住政治压力的一次考验。但在他宣誓就职后不几天，布什就明确表示他将不干预此事。他容许B组继续进行工作。他对一位助手说，“这不是我干下的事”。
布什的决定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他和科尔比都屈服于保守派的威胁。布什的建议得到福特的同意，这更是加强他们的这一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福特正在拼命增强他在保守派中的地位。（这些右翼人士一贯对中央情报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它是反映美国东部权势集团思想的温床）对于这些抱怨，布什的解释是，他只是想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能听到另一种观点。他告诉他的主要助手，那些负责写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的分析员，只要他们的意见正确，即使外单位有另一种不同意见，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前情报部主任雷·克莱因代表了中央情报局很多被此事激怒了的人们。他反问道，“为什么要找外面的专家。这件事是有意使人们对中央情报局的专业水平产生怀疑。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很多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认为B组的观点正被利用来支持有名的保守派的立场，克莱因正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这是对原有制度的挑战，显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也是反知识分子的。”
布什竭尽全力安慰他在情报局内的批评者，但仍未能完全恢复他在宣誓就职前花了好几月才培养起来的对他的信任和好感。在他宣布让亨利·“汉克”·克诺赫作为副局长接替即将退休的沃尔特斯中将以后，这项很不得人心的任命特别引起人们的抱怨，因为克诺赫在情报业务上是不行的，而在网球场上倒是一把好手。由于他的任命给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泼了一瓢冷水，他以后就湮然无闻了。此人从未在行动部内担任过任何工作，情报局的科学家和分析员根本不认识他。他一直在搞行政，包括在六十年代早期曾担任过副局长帕特·卡特的执行助理。尽管克诺赫是一个工作努力、愿意学习、而且又颇有风度的人，他缺乏当行动计划官员或情报分析员的经验，使他无法成为一名胜任的副局长。他的声望如此之低，以致局长能派给高级助手的任务，都从来不会派给他。在被任命几周后，他就再也没有参与情报局的任何决策性的讨论。在布什辞职后不到4个月，他就永远离开了中央情报局。
克诺赫的任命，也许是布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内，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虽然人们赞扬布什是一位很好的行政领导和聪明的政治家，但他对人过于老好。他任命克诺赫更多是出于和他的个人友谊，而不是因为克诺赫适合这项工作。他的好几位同事都承认，这种不恰当的忠于友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最令人不安的毛病。在他的整个事业中，他周围都是些忠于他的顾问，而他反过来也非常忠于他们，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或者有能力向他提供好的意见。但这种友谊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需要把自己与外人隔绝开来，而和自己的“知己朋友”在一起。这种习惯使他所在的中央情报局，以及后来的白宫，充满了一种既有点像大学、又有点像排他性俱乐部的气氛。
任命克诺赫虽然并不影响布什作为情报局局长的地位，但却使他和其他助手的关系也增加了一层个人色彩，同时也影响了他在一般工作人员中的声望。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过去都认为，量才提拔干部是为这个秘密工作机构服务的好处之一。
布什担任局长的短暂时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不耐烦情报工作的那种很细很复杂的性质。即使情报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他也交给他的高级助手去处理，而他自己则集中去做国会的工作，以恢复它对情报局的信任。实际上，他在兰利的整个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都由他的助手在处理。而他则集中处理政治问题，例如刚刚出现的诺列加丑闻，以及指定一个B组来单独对苏联进行评估等等。
如果布什最后没有成为美国总统，也许他作为局长的这段时期，会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几段历史之一。除了其他3位同样是影响很小的局长以外（悉尼·索尔斯、霍依特·范登伯格和詹姆斯·施莱辛格）在中央情报局40多年的历史中，布什工作的时间最短。在七十年代中期，很少有人称赞他的领导，或者他实行的新政策。在布什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被认为是一个垂死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威，过去由于威廉·科尔比揭露它的罪过而受到损害，而现在又由于布什没有能力给它开创一个新的前景，也几乎受到同样程度的损害。这不仅是因为中央情报局还没有从前一段时期丑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是由于布什自己也没有什么主意，不知道究竟中央情报局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他自己应该领着它往哪里走。再说，他也无法使中央情报局不受政治的影响。B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把布什担任情报局局长时的神秘色彩去掉，对正确了解他担任总统后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至关重要。布什的确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联系，但说他深受这354天里在情报局工作的影响，又未免夸大其词，尽管有不少人这样说。布什在他一年的任期中，尽可能重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但兰利所吹嘘的那种高昂热情，直到5年以后在威廉·凯西任职初期才完全恢复。
可能有人会问，对于布什后来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中央情报局抱什么态度。的确有一群抱团的前情报局官员支持布什在1980年和1988年两度竞选总统。在这两次竞选中，汉克都是突出的布什铁杆支持者。但是，对布什最了解的大部分中央情报局官员，在这位局长任职期间，要么还在情报局工作（因此不能参加政治活动），要么是决心不参与政界的事。因此，如果有人说，是中央情报局抬他出来竞选总统，不管说的是两次中的哪一次，或者说，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机构在幕后活动，设法保证让他当选总统，这种说法部是非常可笑的。恰恰相反，人们记忆中的布什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长，一个有才能的主管和政治家，他在情报局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在他的任期内既取得不少成功，也遭到不少失败。
正如布什在情报局的一位助手清醒回忆的那样，“布什在他的任期内，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议。而那些真正有争议的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记住这一点颇为重要。这些引起争议的事包括：指定B组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估计，决定对‘高歌军士’不进行起诉，任命克诺赫作为副局长”。
这三次争议中的头两次纯粹是政治性的，因为两者都对福特是否能连任总统有直接影响。第三次争议完全反映了布什喜欢把友情和才能混为一谈的倾向。所有他遭受到的这些挫折都不影响他进一步高升的计划。相反有些朋友把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经历作为他应该当总统的主要理由。布什本人也以这段经历自诩。他似乎在说，请看，我这位总统候选人是懂得情报的价值的。他一再反复讲这一点。1988年夏季，作为候选人的布什拒绝泄露他和中央情报局同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秘密关系，他还引用他就职时的宣誓作为他保持缄默的理由。他似乎是在说，他仍然是情报局的一份子，并且打心眼里讲，他并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恰好参加了竞选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乔治·布什以压倒优势战胜了迈克尔·杜卡基斯，这件事正好同威廉·韦伯斯特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的第一桩丑闻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揭露出的丑闻在全国新闻界中反响很小，对布什在选民中的声望也影响极微。但兰利的人们却担心，新当选的总统，作为全国的统帅，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兰利进行另一次整顿。
那次丑闻是布什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的头几天开始露头的。当时中央情报局通过内部的一次审计发现，在用于支持柬埔寨非共产党抵抗力量的秘密经费中，至少有350万美元不知去向，很可能是被人吞掉了。虽然和其它秘密行动的费用相比，这笔钱数字并不大，但却占美国资助这些抵抗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初，主持这次例行审计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审计是衡量一项计划的有效性的标准做法）弄不清这笔钱的去向，也弄不清和什么人有牵连，因为这笔款项要经好几道手。经过了几周的调查才弄清，帮助情报局分发这笔款项的3名泰国军官是盗窃这笔钱的罪犯。
控告这几名泰国军官的罪证，也是对中央情报局行动部某些谍报官员的严厉指控，他们全都是柬埔寨工作组的骨干。这一工作组包括准军事行动的教官和地区情报分析员，他们的任务是监督资金的调拨，保证中央情报局的钱使用得当。当1982年计划刚开始执行时，东亚处有经验的行动计划官员就提出，要泰国官员也参加这项工作，这样，美国政府就有可能否认它参与了此事。他们还说，为了使这个计划得以实行，美国必须取得泰国军方的合作，因为泰国负责向非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提供他们所急需的物资。工作组内的分析员最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非常不赞成东亚处领导提出的这一办法。他们争论说，泰国的高级军官很腐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说，这些问题在泰国军方的最高层特别明显。泰国陆军总司令差猜·春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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