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新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第一财经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新时代试读：

内容提要

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低迷的背景下，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一带一路”倡议正提出于这一博弈的关口，为国际秩序转换和全球治理体系重塑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智慧。未来画卷正徐徐展开，其影响必将遍及各个角落。本书汇集了第一财经上来自不同领域权威专家、各国政府机构官员及相关投资机构管理者关于“一带一路”的精华解读和访谈记录，有高瞻远瞩的前沿瞭望，也有就税务、生态、区域发展等话题的极具操作性的意见；既回顾了“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的发展脉络，更描绘了这一倡议将如何重构未来。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互联互通的、普惠的“一带一路”，将如何深刻影响与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每一个地区和个人。

序：全球化自东向西

环顾全球大国，在一片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声浪中，只有中国提出并推进着一个清晰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中国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4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一个历史符号——历经两千年历史，贯穿东西方文明。复兴的中国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展示的世界观极具历史使命感和未来想象力。

丝绸之路是人类最早的全球化路线，从东方向西方。这个概念在历史荒漠下掩埋上千年，直到近代才被发掘出来。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到洛阳考察后，在有关著作中首次提出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有一条古老的商路，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汉唐时期，长安和洛阳，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都市。

丝绸之路穿越欧亚大陆，在农耕与游牧时代，实现了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在中亚地区的交汇。而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从海洋上开辟了新的全球化航程。最早的海洋探险的目标，一度试图从欧亚大陆的西端，经过海上绕行到欧亚大陆的东端。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在工业革命时代，全球化以西方对外殖民、西方对东方征服、海洋对大陆包围的方式展开。

海洋时代也是全球贸易时代，人类实现了所有文明的全面交流与碰撞，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全球贸易时代，2000多年前在陆地上开启丝绸之路的中国，面对海洋强国的崛起，经历了数百年的衰落。

但中国最终复活了其文化中的全球化基因。以冷战结束和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开放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这一时期正值全球化的高峰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借助全球化，中国正在登顶全球最大经济体。

全球化经历了一次大的钟摆的摆动，正在重新回到自东向西的轨道上。

历史押着相同的韵脚，但其内涵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全球化是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无缝连接与分工，最终实现共同的繁荣，这个使命在西方主导的工业时代和海洋时代并没有完成，甚至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正是全球化继续推进的路线图。

中国正推动新一轮全球大连接，背后正是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用来补上全球贸易的短板。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里程最长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向整个欧亚大陆开放和延伸。高铁技术让欧亚大陆在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重新确立。海洋时代，海上强国主导了国际秩序，内陆地区成为闭塞和落后的代名词。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会把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与欧亚大陆的腹地连接起来，延伸到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一条通向繁荣之路。“一带一路”可以帮助实现海洋与大陆交通的无缝连接，通过港口、铁路和高速公路体系，覆盖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东部海岸线已经布满了全球吞吐量最大和最先进的港口，从全球进口原油和原料，出口工业品和消费品，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海陆贯通的交通体系，将加快形成一个分布全球的供应链体系，让所有参与的国家都受惠。而通向中国的航线日益需要保障，从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吉布提的解放军基地，到印度洋沿岸的经济特区，打通印度洋与太平洋，中国对航线的保障，也会服务全球海洋秩序。“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除了在地理上的连接，中国还在推动全球互联网的连接，为亚洲、欧洲、非洲提供最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和手机技术，建立起云计算和大数据能力。欠发达地区上亿人口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直接向新技术跨越，他们学会使用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覆盖全球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会吸引更多人口、更多企业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参与全球贸易、分工与创新。“一带一路”也是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中国正在将其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以及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投资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投资规模已经能够媲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高铁、互联网、人民币构成了新一轮全球化中鲜明的中国因素。“一带一路”将一路自东向西，穿越戈壁、沙漠、绿洲、草原，中国也继续扬帆全球化，劈波斩浪，创造未来。周健工（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CEO、第一财经总编辑）

权威解读

“一带一路”将引领全球化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闭幕式上总结了会议凝聚的共识：与会各方将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支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努力实现协同联动发展；希望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期待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坚信“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商人的骆驼队，还是海洋的船队，开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大范围的文明交融和贸易来往。如今，“新丝路”也将是一条文明融合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和平合作之路。“新丝路”体现的全球化“新思路”，无论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还是“六大经济走廊”连接众多发展中国家，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投融资渠道，“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创新，将各国人民在“一带一路”平台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开放、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引领全球化新时代：（1）目前，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既会给一国内部带来社会分裂和治理困难，也给世界的未来出了一道世纪难题。而“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指导我们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实现动态、有效的平衡，是应对全球化新挑战的“良方”。

全球化需坚持“包容、普惠、共享”原则，不能成为少数国家、少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及其操控的“游戏场”，不能任由垄断资本为所欲为。我们需要努力推进老百姓普遍受惠的全球化，而不是只有少数国家和垄断资本受益的“伪全球化”。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长期和平和经济发展，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未让老百姓“普遍受惠”，而是出现了所谓的“赢者和输者”，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都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陷在原有“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落在工业化的后面。

同时，西方社会内部矛盾加深，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反全球化力量上升。美国、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频频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以及政治极端化趋势，就是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表现。

世界由此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政治“新常态”，国际秩序转换和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带一路”所体现的“普惠性”，将使各国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有助于克服贫富差距、弥合社会阶层分裂，给扭转“逆全球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全球化、全球治理的主人。中国的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全球治理思想和模式，同样把各国人民利益装在心里，希望老百姓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一带一路”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融合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是各国人民的大合唱，不是中国独唱，是建设各国的“百花园”，不是中国的“后花园”，其深刻含义就在于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共享发展成果。（2）“一带一路”将推动“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全球化新航程。开放是前提，合作是基础，发展是关键。

中国在全球化新时代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对外开放，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开放，构建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推动各国相互开放，平等合作，抓住“发展”的龙头，将促进沿线发展中国家早日实现工业化，以填补经济欠发达的“洼地”，实现双赢和共赢。“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扩大相互开放，亚欧大陆各层面互联互通，在平等基础上增加合作，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新动能。相互开放、共同发展还将推动亚欧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和融合，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传统意义的全球化以减让关税、建立世界市场为目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在5%左右，而“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全球化通过“软硬”互联互通将使全球经济增长10%~15%。（3）“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创新、务实之举，既有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更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根基，操作性强，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空中楼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凸显了“一带一路”凝聚各国共识，得到普遍欢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充分肯定。

目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处于十字路口，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日薄西山，全球治理呼唤结构性改革、新指导思想和模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关头这一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聚焦中国，希望从中国国内成功治理的经验中提炼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

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经济几十年来得到持续发展，其关键是中国坚持有别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可靠有效的政治制度作为机制体制保障。这几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两手合理并用，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确保社会公平正义。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它必然涉及政治、安全、军事、网络、文化等许多“硬”、“软”领域。中国从自身发展经历出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以普惠发展、包容发展、共享发展为内涵的新全球化，是希望通过各国各层面“互联互通”和文明融合，消除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各异、文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为稳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效路径和可靠抓手。

中国人不仅在处理国内事务中做事务实、可靠、讲规矩，而且在国际秩序转换期、全球治理改革期、国际规则制定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务实、有效，提倡制定符合各国利益的国际规则。中国坚信，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需要团结合作、相互提携、和平相处，不需要对立、对抗和冲突。

全球化新时代需要“一带一路”的承载和引领，“一带一路”的成功也有赖于全球化新时代的良好国际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脉相承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7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现路径，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对全球治理思想和模式的转变提供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的有力佐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更是在全球化面临巨大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冲击的历史关口，中国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因此，“一带一路”问世三年多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有近40个国家与中国商签了“共建合作协议”，国际产能合作也拓展到近30个国家，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代表新型国际金融合作的机构在众多国家支持下得以巩固和发展。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需要

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思路和新方案，主要脉络是：建设“一带一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是“路”与“道”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当下，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其指导思想——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日薄西山，全球治理体系正呼唤结构改革、新指导思想和新发展模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何去何从，争论与博弈十分激烈。国际社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从中华文明、从各种文明交流和融合中获取新的“闪光点”。

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发展为牵引，正在构建全面对外开放的大格局、新格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创新了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思路和模式，其核心是中国外交所提倡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它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这一倡议融合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带一路”是各国的大合唱，不是中国的独唱，是建设“百花园”，不是中国的“后花园”，其深刻含义就在于此。将推动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人员、资源、信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广，提供了沃土和动能，催生了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文明深度融合、安全相互依赖的格局，推动了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纵观世界版图，各国在政治、安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不断扩大，相互影响不断加强，利益休戚与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发展，或在各种危机来临时“独善其身”。

当然，利益趋同、影响加强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全球化也不是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灵丹妙药”，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错配乃至相悖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迅猛发展，我们生活的世界既是“平的”，更是“立体交叉”的，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创造和谐美好的新世界，都需要各国进行充分、全面的合作，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全球治理确实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化既是“一带一路”建设希望带来的结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国际环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带一路”倡议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强，与以往西方资本不顾一切地逐利，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和少数利益集团投资场所有着根本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将通过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让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其中，让各国经济有更加平衡、协调、联动的发展，让普通百姓有更多、更广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将来亚欧地区海陆两条大道之贯通上可见一斑。

亚欧建立海陆互联互通，尤其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畅通，将给全球化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十分强劲的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脉相承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升华，而“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实现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新文明的有效、可行的路径。

从目前各国事实上已结成利益共同体，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全球化时期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或者说经济的相互依存，而应该在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树立全球公民意识，塑造天下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和新世界。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关系再密切，全球化再发展，也不能完全保证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深刻内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相关国家在各个层面和领域的“互联互通”、文明融合，消除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各异、文明文化差异、国家实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为稳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效的路径和抓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落地，还将在国际新旧秩序转换期、全球治理调整改革期、国际规则重新制定期，为各国不分大小、贫富，相互提携、和平相处，防止新兴与守成大国陷入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有利的区域和国际环境。

思想决定实践，实践反过来推动思想的进步。“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共同之“道”，即指导思想：超越国家狭隘的利益划分，超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替代相互排斥对立的军事同盟关系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家集团和“阵营”，以和平相处、和平竞争替代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走出一条新全球化时期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

全球治理并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有效管理，它还涉及政治、安全、军事、网络、文化等许多“硬”领域与“软”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从自身成功治理经验出发，希望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从具体目标来讲，主要想解决以下难题：（1）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创新驱动，借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之东风，以解决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原有增长模式动力耗尽的问题。（2）各国需要协同联动发展，着眼于共同发展、平衡发展、普惠发展，以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防止各国政策继续碎片化、孤立化、封闭化。（3）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与改革应该提上各国的议事日程，力求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核心是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均可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新规则制定。国强必霸定律必须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强国蹂躏弱国的历史必须终结。（4）全球发展问题需要置于全球治理的重要位置，G20杭州峰会就此做出的决定和承诺需要得以落实。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平等、平衡、普惠。目前世界范围出现的“逆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发展成果未能惠及全民，出现了“赢者”和“输者”。

“一带一路”：开启全球化4.0时代

在漫长的前全球化时代，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亚欧大陆，绵延着上古世界各文明形成的一个大整体——在南方有古代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在西方，文明以西亚和地中海为主轴向欧洲的西面和北面展开；在东方，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轴向四方展开；在中间地带，伊朗文明和中亚文明连接着各个方面；在北方，游牧民族担任了传递文明信息的信使角色。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到了中古时代的早期和中期，才被罗马帝国的扩张和新一轮的民族大迁徙、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和十字军的东征所打破。

随着时间推移朝代更迭，在这诸多文明架构之上，以中国西安或者洛阳为起点，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是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各民族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由于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横亘在中国境内的沙漠戈壁、雪山和高原成为交通的严重障碍，是整个丝绸之路最艰辛的一段。然而，欧亚内陆古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利的地理环境，而与世隔绝。恰恰相反，他们反复筛选路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征服了万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浩瀚的沙漠，经历狂风沙暴，跋涉崎岖险途，以徒步和驼马的运载，开拓并繁荣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富含横跨千年的历史感，这一条穿越高山、大漠、草原，长达万里的贸易大道，一条经历无数阻隔、战乱和破坏，见证过难以细数的文明兴替的交流大道，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能够始终保持通达，所经之地几乎囊括了古代世界所有最发达的文明区——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文明的核心地带。贸易和交流通路的兴盛促进了当时王朝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最初荒蛮未化的前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交流通道。

中国较为开放的宗教、文化以及移民政策，对外国商人形成了非常强的吸引力，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征得到充分体现，促进了商贸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人才思想荟萃，为大国兴起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加上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就是前全球化时代最具中国烙印和普惠色彩的贸易、文化和文明交流范式。

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封闭自守的对外政策，使得古代中国延续千年的对外开放几乎中断，文化、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永久性地失去了一个本来是领先的“战略机遇窗口期”。此时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技水平、生产力以及综合国力超越依然依赖农业经济的中国，中国错过了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时机。随后的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英国和英镑殖民化时代的主导权，中国都与其失之交臂，东西方完成权力交接。

从全球化1.0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全球化2.0时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美式和美元的全球化3.0时代，中国再度奋起改革开放，全力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1978年开始的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被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笔者倒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是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分配完毕，而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的表述中都宣示了对完善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私下都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谋出路，并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其结果的不确定则助推了相关各方在此转型阶段特殊的焦虑和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的晦暗不明。特别是2016年成为“黑天鹅”之年，民粹主义崛起，以邻为壑，贸易争端一触即发，全球化处于逆转的关键时刻。这时就需要新的动力和思路来推进和维系全球化的进展。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一带一路”的复兴从中华文明自身演进、同世界交往的历程来看，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海防还是陆防，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安全格局。“一带一路”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打通任督二脉，使中国真正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大国。

就近代的全球化浪潮来看，可谓500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全球化1.0到2.0的转变由海洋兴起，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东西差距和南北问题。

而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看，可谓40年未有之变局：客观来讲，中国从全球化3.0中受益良多，实现了弯道超车与和平崛起，但中国始终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跟班者和接轨者。“一带一路”则是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开创全球化”转变的标志。“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发，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号召方案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地缘关系上的睿智。对于背负着转型理想的中国而言，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重铸丝绸之路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了全球化3.0向4.0切换过程中第一个比较全面而主动的全球化战略规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恰恰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

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全球金融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互相促进

资金融通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例如，资金从哪里来？如何筹集？什么金融机构来运作？资金通向哪个领域？这些跨境的资金应该如何监测和管理？资金应该以什么货币计价和结算？对资金流入国的国际收支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一个更大的金融框架有关，也就是跟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相关。因为构成这个体系的规章制定、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方法和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以提供开发援助为宗旨的世界银行，同时以金汇兑形式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金融安排已经破局，但是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并未改变。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对于“二战”后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防范金融风险能力不够、包容性缺乏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和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旨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消除或减缓上述种种缺陷。例如，二十国集团（G20）在2010年的峰会上通过了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经过一系列曲折和反复，该方案终于在2015年得到实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有所增加。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该体系的根本缺陷，即一国的主权货币充当了全球的信用货币，并未得到改变。该国货币当局（美联储）只会从本国经济需要出发来决定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可能与全球的经济需要产生冲突。这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本身所要求的。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心是基础设施建设，沿线国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巨大的需求，而“一带一路”途经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充足的国内储蓄，不能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的问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也引发了巨大的产能合作融资需求，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还衍生了其他融资相关需求，包括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合作、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需求。

如此大规模的跨境融资需求其本身就有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动因，同时它又为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一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超过50%。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经济格局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的不对称，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基金（CRA）等。它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当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金融机构本身也能得到发展。这样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有力的促进，能够使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为公平、更有包容性。

在资金融通中涉及资金结算的问题。现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使用本币结算。这就减少了对美元的过分依赖，有利于减缓外部的金融冲击。这样的货币多极化既反映了客观需要，同时也可能是全球货币体系演变的趋势。一般认为，在中期（15~20年以后）很可能会出现三足鼎立的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巨大需求也会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已经达到845.1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1.07%。尽管比例不大，但已是很好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人民币进一步跨境使用也指日可待。历史有时会给人们一些启示：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这个主导地位真正起作用却主要是由于马歇尔计划的推动。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建设和马歇尔计划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也是一个跨国的经济计划，有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好的条件。“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益。“一带一路”“五通”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它们的金融市场更加完善，经济更有韧性，更能抵御外部冲击，从而对稳定全球金融体系起到积极作用。

以上讲了“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反过来，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又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现在IMF正在进行第十五次份额评估，预期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将会获得进一步增加。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作为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正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自我保险（储备资产）、双边融资机制（央行货币互换）、区域融资安排（RFA）和IMF多边融资机制等部分，IMF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去年IMF与《清迈协议》参与方进行了第一次防风险的操练，这将加强IMF与RFA之间的合作。

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加强对“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起到了保护网的作用。最近，国际金融界对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理给予高度重视，这也可说是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部分。跨境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FDI对接受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它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比较小。在其他两类别中，也有一些超过一年的融资，对利率变化也不敏感。去除这部分的资金以后，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部分定义为会快速移动的资本（QMC），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较大，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周小川行长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所述，把资金分成实体性的投资和金融性的资金流动，对跨境资本进一步分类、监测和管理，无疑将有利于“一带一路”中的资金融通。

总而言之，就其本质而言，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以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主动引导两者相互促进，共同获利。

“一带一路”将如何重塑全球新经济

中国古代先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自2013年提出三年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都大大超出预期。目前，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态度积极，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亚投行成员国家数量已达到70个，中国已与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或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连接中国与欧洲大陆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000列。

这说明，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经济全球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是现代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一带一路”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包括软硬基础设施联通，链接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进入完全的、内生的“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削弱甚或消失。

观察全球经济形态演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原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生态经济交互发展，推动现代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重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为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

因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形态的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而成为在双向轨道上加速前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进程倒转，这是人们担忧的一个现实问题。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或许会暂时对这个历史进程产生破坏或切割，但最终阻挡不了经济形态演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

第二，“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经济表征：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并形成网络体系，以大数据化、高度智能化、强融合化、移动化和泛在化，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区域进入越来越完善、畅通、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大。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动能。

随着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将得到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率先在沿线国家，进而在全球形成跨国界发展的新经济，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不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形成跨国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的链接，更推动实体经济表征也呈现出网络状态，诸如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店铺网、自贸区网络体系等。“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

第三，“一带一路”体现新全球化中的经济链接：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这些虚拟链条较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黏性和融合度。

中国倡导并与相关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不仅通过提供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从全球看，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存在关联的状态上，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从制造业来看，其产业形态已不局限于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联系或叠加，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等虚拟链条的链接，这些虚拟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实际关联更具有黏性。这种经济链接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这种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一旦形成，将产生直接冲破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动力。

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链，就是因为在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变量。信息所含的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个规律是，一般商品完成交易过程进入消费端的时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终点；而信息成为流通中的要素禀赋后，它被交易的次数越多、被使用的次数越多、被消费的频率越高，信息流通对我们来说产生的价值就越高。或者说，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在流通过程中被交易或消费的频率的增加而增加的。

通过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为地进行干预或阻挡，只能如“螳螂当车”，被浩浩荡荡行驶的车队所“碾压”。

第四，“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新经济主体：跨国公司、若干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个人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组织，具有更大的跨国发展的新动能。“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发展的主力军。原有的跨国公司继续成为全球性企业主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其面向“一带一路”进行的全球性采购体系、营销体系、研发体系、生产体系，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比较优势发展的先行者。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自由创业的个人，这些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能量。

如大数据集成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和不断产生累积效应，使数据不再仅仅是动态记录的过程，而成为独具价值和增值价值的资源，并逐渐成为直接交易物进入流通。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的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由人组织而成的传统企业组织所具有的。

再如平台经济，也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的平台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其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平台经济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催生新全球化的贸易形式：E国际贸易将成为体现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渐次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采购贸易融合。

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与发展，将大大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而传统贸易方式，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

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消费的全球化。其中，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加强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合理配置，加快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通，促进了科技在全球性的应用或转化，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已经被各国采用。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贸易正迅速被E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国际贸易将涵盖生产、流通、金融、投资等各个领域，将囊括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

E国际贸易的发展，又将推动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转变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使国际资本流通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使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迁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由于中国在E国际贸易的领先优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E化，率先在这一范畴内形成更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将成为一种历史过渡形式。

E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将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要求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并要求强化国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经济政策的趋同性，导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经济规则的产生，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中，随着E国际贸易的发展而诞生的这些新经济规则，将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趋同化和平台化。

“一带一路”需关注国际税收问题

2017年5月，我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颁布的《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国家及地区，因此其中涉及的国际税收问题值得关注。

谈到国际税收，人们通常会认为是指本国税收以外的税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国际税收需要建立立体化思维，至少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本国税收中涉及境外所得以及进出口货物或劳务的税收问题；二是“一带一路”涉及的东道国的税收问题；三是国与国之间的税收问题。本国税收中的跨国税收问题

具体而言，这部分税收问题既涉及所得税，也涉及流转税。就所得税而言，由于居民全球纳税义务相关原则的存在，一个中国的居民企业或居民纳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后，即使在境外获得所得，也需要在中国负有全球纳税义务。为了避免重复征税，根据国际惯例，通常会采用抵免法或免税法，而中国主要采用的是抵免法，即在国外已交过税的所得按中国的税法计算后可以扣除境外已缴纳的部分，但是，这是一种限额扣除的概念，因为，由于境外的税负有可能比中国的税负要高，则有可能扣除了境外已纳税部分后中国的应纳税额为负数。那么对于以上情况，我国是不退税的，仅允许5年的抵免期，并且不同国家间的所得不可盈亏相抵，即所谓的“分国不分项”抵免。

除了境外所得，进出口货物或劳务还涉及增值税及消费税的相关问题。

进口环节，通常由海关代征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及消费税。我国即将关税立法，但关税税则非常详细，至于哪些情况征收关税，哪些不征收，具体征收多少，均与国际贸易及国际经济密切相关，而以上关系必然与外交关系相关。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及消费税按照目的地原则，进口货物或劳务与我国的货物或劳务缴纳相同的税收以示公平。而出口的货物及劳务则主要涉及退税的问题。跨国贸易中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增值税，通常按照目的地原则或消费地原则，出口环节按照不含税的价格出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零税率，而商品抵达目的地后与东道国征收同样的税收。

但是，如果要实现零税率，则需要出口环节销项免税，而进项给予退税。在此进项是指为了生产相关的出口产品所购买原材料等进项时，由于材料供应商需要履行中国的纳税义务，因此，出口商在购买时实际上已经负担了相应的进项税金，可是出口商品或劳务的销项税免税，则进项税金无法抵扣，只能通过退税的手段以保证零税率。

我国货物的出口退税制度相对成熟，包括“免抵退”等制度，但是出口劳务的退税制度还在探索阶段，从2016年5月我国全面实现“营改增”以来，仅有研发、设计等有限的劳务允许采用零税率的制度，其他大量的出口劳务仅能采用免税制度。免税与零税率制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本质的区别在于零税率负担更低的税金成本，因为其国内购进的进项税金是可以退税的，税金成本不需要沉淀，但是免税则无法实现这一点。

当然，我国对于出口劳务的增值税退税制度相对谨慎的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劳务是无形的，因此在进口环节对劳务征税比对货物征税更困难，当一个国家无法完全征税时，仓促进行退税，最终会损害本国的税收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中有相当部分是工程企业，它们到海外去进行工程承包、建设，而目前我国对于建筑劳务仅是规定了免税政策，还无法实现退税。此外，即使是免税政策，对于海外工程的分包及总包也是有差异的，总包通常能够实现跨境的合同、境外支付及海外施工这三个主要的判断境外免税业务的要素，但分包通常仅能保障海外施工，而合同及支付均与境内的总包相关，因此，在判断是否免税时通常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一带一路”东道国的税收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横贯亚洲、非洲及欧洲。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近18万个就业岗位。

为何“一带一路”能够给相关的东道国创造税收？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每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因此，每个国家的税法相对独立，即每个国家的税法是不同的。所以，我国的企业“走出去”后，需要适应不同东道国家的税法，在东道国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

但这对于我国“走出去”的企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的国际税收人才。

首先，“一带一路”每涉及一个国家便需要熟知东道国的税法的税务人才。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人员通常需要身兼多职，税务仅是在报表、核算、投资等其他业务以外的兼职。如果还需熟知多国税法，困难很大。

其次，每个“一带一路”涉及国家的语言不同，有不少是小语种，在语言上也给我国的税务人员带来了困难。

再者，税收相关的问题不但涉及内部的管理，还涉及外部的交流，例如纳税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交流。“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既包括市场化法治化已经相对健全的国家，也涉及税制相对简单一些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税收遵从成本不一，因此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沟通的时间成本不一。当然，每个国家的人文、宗教、社会背景不一样，其纳税环境也就存在差异。因此，在如何与外国税务局沟通方面，国内企业通常会采用聘用外国中介机构的方式。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发展和壮大我国企业及人才国际化的过程，我们决不能完全依赖于外国中介。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税收协定

在中国与东道国的税法以外，“一带一路”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国际税收的维度，便是税收协定。

目前，我国签订的多边税收条约包括《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及《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此外，我国与10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涵盖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税收协定主要涉及所得税，对于居民、常设机构、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

税收协定对“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及个人避免重复征税起到积极的作用。以“走出去”企业的个人劳务为例，根据我国与新加坡的税收协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个人由于专业性劳务或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而“专业性劳务”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中除资本输出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务输出，而技术劳务输出的占比在上升。根据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专业性劳务只需在母国开具税收居民证明，便可仅在该缔约国纳税，这大大地方便了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技术人才。除技术人才外，非独立个人劳务也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在双边税收协定中，不同缔约国之间约定的预提所得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因此，还需要考虑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是否需要设置平台公司，以及在哪些国家或地区设立平台公司等问题。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将会为我国带来更多的新机遇，而国际税收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