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静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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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多中心发展的驱动力试读：
前言
多中心已经成为后工业化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大城市及城市区域的普遍现象。区别于克里斯塔勒时代的消费性中心体系，当前多中心是城市空间中最密集地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地方，在职能和区位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Hall et al,2006）。尽管学界已经认识到多中心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并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和方法来测度生产性服务活动及其产生的“流”的联系，但是既有研究总体上偏重于实证，表现出对多中心空间规律性解释不足。
西方研究以及国内部分研究表明从“分工”这一视角认知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重视分工与空间的辩证关系。随着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前所未有的拓展，当前分工与空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空间在受到分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分工（Sayer,1982; Urry,1985; Soja,1985）。②从分工规律认知城市空间组织规律。“分工使得生产在空间中的组织是系统的，而不是随意的，该系统的潜在动力是对利润的竞争性追逐”，即劳动空间分工的过程是按照生产效率不断优化的原则来推动城市空间重组的过程（Massey,1984; Storper et al,1984; Scott,1988；宁越敏等，2011）。③从分工引发的经济活动联系认知空间之间的联系。分工引发了广泛的协作与交换，分工的增强将强化空间接触的系统结合和组织化的需要（Massey,1984），使得不同空间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与具有互补（Camagni et al,2004; Burger et al,2012）。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西（Massey D）、斯科特（Scott A J）等人已经从分工视角对灵活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新的中心化现象做出阐述，但由于当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有限，正如马西在《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一书中指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行业分类、特点概括以及差异辨别上十分困难，并认为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困难更加明显，因而对后工业化时期特大城市及城市区域出现的这一最重要多中心现象的解释仍停留在相对抽象和模糊的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对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有效地推动了当前多中心现象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书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视角出发，对多中心若干典型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研究目的并非推导多中心发展的一般模式或具体的职能、区位（每个城市或地区都有自身的演化路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千差万别），而是强调服务分工趋势下，趋同的是一系列特定生产性服务功能的引入和发展对城市或地区的影响，它们“由运营在诸多处于不同的，但又相互依赖的空间尺度的经济活动组成并体现出来”，形成了复杂的、多重层次结构的“持续流动中的不均匀的马赛克”（Dicken,2003）。
本书首先以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分工细化为切入点，将经济学中的服务分工相关理论和研究应用于城市空间分析中，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特征、趋势及其对城市中心的影响；其次通过对金融、商务、信息技术和物流四类生产性服务业门类的分析，更深入地解释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分工细化以及这种分工在空间上集聚的基本特征；最终通过不同类型产业的空间叠合进一步讨论了多中心内部结构和功能特征，并将理论结合上海实践，补充了在特定制度和环境下分工程度对城市多中心影响的相关认知。
本书得出了以下三个核心观点：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细化是推动多中心的最关键动力之一。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正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围绕新的市场需求和提升生产效率等目标分化出不同类型的服务门类和企业。这些新的服务门类在产品上高度差异化，同时相互之间又紧密协作，依据自身空间偏好在城市中重新集聚和重组。首先，在服务分工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所呈现出的价值区段特征（管理决策、生产创新、标准服务、技术支持）深刻地影响了中心的职能特征。其次，在服务分工过程中，企业集聚的空间偏好进一步差异化，促进与知识溢出的新的中心区位的产生。再次，在服务分工过程中，产生了新型服务企业的组织方式，这构成了中心间关联的微观基础。此外，企业跨地域组织使得多中心网络中的个别中心掌握了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能力。
二是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按照自身分工特征和空间偏好形成了各自多中心网络，网络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叠合，通过企业层面微观经济联系相互关联，是多中心的本质内涵。首先，不同行业中同一价值区段企业由于空间偏好相似而具有一定的集聚特征。其次，行业的微观企业组织方式影响中心的能级。在生产性服务业各自的多中心网络中，中心（节点）通过多样化的联系（如管理层级、战略协作、业务从属与外包等）共同实现服务产品的供给。再次，不同行业间新的微观经济联系如产业关联、联合工作以及风险融资，进一步丰富了中心的内涵和职能。
三是多中心现象受到所在城市制度环境、行业分工程度、历史延续的空间框架等影响。首先，受制于计划经济的历史原因，上海当前多中心呈现出一种演化过程中的状态。其次，部分行业本身的分工和发展程度影响了该行业的中心网络，如物流出现了准管理决策功能中心。
本书的写作首先要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个高端学术平台和我的导师宋小冬教授，师恩难酬，唯不断求索方不负恩师情。感谢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师长、同学和朋友。感谢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领导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支持，特别是母亲的辛劳与无私的付出。由于我理解能力与水平的限制、资料掌握的疏漏，其中难免的谬误还请读者不吝赐教。最后，对给予本书出版大力支持的东南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周静2016年于上海1绪论
非常众多的生产性服务的出现，既与技术分工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整个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在发生的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内部地理上的转变，而且是一种新的空间利用方法的形成。——（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
当前正在显现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最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存在两个世纪的工业社会正在消失。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生产变得更加服务密集化（Service Inten-sive），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法）让-克洛德·德劳内、让·盖雷《服务业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1.1多中心现象
多中心已经成为后工业化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大城市普遍现象，并作为一种规划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大城市及更大范围的区域规划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传统的中央商务区（CBD）外围，形成了新的以公司总部、媒体、广告、设计等各种新型服务业集聚的次级中心，在更远的郊区、机场、高速公路附近形成了再次一级的中心或者专业性服务中心（Hall et al,2006）。随后，多中心很快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城市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和在整个区域中的经济活力。1999年的“欧洲空间发展视野”（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和其他的欧盟法令都把欧洲整体的发展战略定调为培育和推动多中心都市区，积极通过“多中心战略规划”谋求合作，以提升整体竞争力。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在宏观层面规划中，将多中心战略作为支撑其后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如上海一直以来秉承“多心开敞”的空间格局，在2001年的总体规划中就提出“一主四副，两个专业中心”的公共中心体系，而在即将开展的新一轮总体规划中，虹桥商务区、世博地区等将可能成为中心体系规划中新的服务性城市中心。
诸多学者和专家的研究表明，多中心的出现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不可分。霍尔（Hall,1999; Hall et al,2006）、萨森（Sassen,2001）等人先后指出由于生产性服务集聚所引发的新的城市中心类型和中心体系正在发达大都市地区出现。也正因为如此，区别于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传统消费性服务中心体系，当前多中心在职能、区位和体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经济职能上，中心成为城市空间中最密集地提供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的地方；在空间区位上，城市中心传统的几何区位被颠覆，如在郊区、城市边缘，甚至某些情况下，最不可能的地方变成了中心（Castells,2000）；在中心体系上，中心之间除了等级和从属关系，要素流动与互补关系日趋重要。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分工细化是更深入地认知生产性服务业和多中心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切入点之一。生产性服务业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在现实中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正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围绕新的市场需求和提升生产效率等目标分化出不同类型的服务门类和企业。这些新的服务门类在产品上高度差异化，同时相互之间又有紧密协作，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在城市中重新集聚和重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分工细化是推动多中心最关键的动力之一。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所以难以有效辨识不同门类之间的差异和特征，也难以触及更微观层面企业联系的影响，这也就成为本书研究的最重要突破口。
本书试图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角度出发，结合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展开分析，更深入地解释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分工细化以及这种分工在空间集聚中的基本特征，最终通过不同类型行业的空间叠合进一步讨论多中心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特征。1.2既有研究综述
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1）城市中心研究。对城市中心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早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城市中心物质空间形态的描述与概括。如三大城市空间结构古典模型，以及后续不断修正、补充出现的多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从空间结构（形态）的角度揭示城市中心的功能、区位以及与城市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②从社会历史角度探究城市中心独特的发展过程。这类研究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与剖析城市中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及其影响。③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关注城市中心经济功能和空间。早期聚焦于中心消费性功能，如克里斯塔勒（1933年）、贝里（1963年）等人的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服务经济崛起，新的中心化现象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近年来彼得·霍尔等（2010）的《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等。（2）服务业集聚及服务分工研究。集聚研究主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状态进行描述，并从企业微观角度来分析服务业分布的区位因素，揭示了不同行业和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区位差异；分工研究应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服务分工中所出现的各种经济活动现象，从现有研究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有两个重要维度——服务产品细分和服务价值链细分。（3）分工视角的城市空间研究。马西（Massey,1984）和斯科特（Scott,1988;1998）等人从分工视角分析城市空间组织规律先驱性的研究，揭示了分工的不断细化按照生产效率最优原则推动城市空间不断重组这一重要规律，有效地将经济活动发展与城市空间变化两者结合在一起，为城市空间基础理论研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既有研究对本书的启示有以下几点：（1）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多中心存在某种关联，但目前这种关联的研究和解释还处于现象描述阶段，缺乏更深入的内涵和机制探讨。（2）已有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研究表明，每一个生产性服务业行业都有自身的空间集聚特征，这种差异化来源于服务产品和生产过程差异，这也决定了不能简单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3）服务分工将服务业视为一个根据产品需求差异和生产过程效率提升要求，不断细化专业化、相互协作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利于更进一步地解释多中心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之间的这种关联。（4）部分研究中关于中心测度的方法在本书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包括泰勒（Taylor, 2004）的网络关联法；希尔默和艾尔沃尼格（Shearmur et al,2002）在定量分析巴黎大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X%分散程度中所使用的n指标法等。1.2.1 城市中心研究
1）空间形态角度
早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主要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揭示城市中心的功能、区位特征以及与城市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三大城市空间结构古典模型：①伯吉斯（1923年）在芝加哥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指出城市中心位于城市同心圆结构中最核心的一个圆，集中了办公大楼、财政机构、百货公司、专业商店等各类社会经济市政设施；②霍伊特（1939年）的扇形方式从地价的角度，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土地使用规律以及城市中心由于具有最佳的空间区位和交通可达性，而具有最高的地价；③哈里斯和乌尔曼（1945年）所提出的多核心结构指出城市并非为单一中心而是由多个中心组成。
在三大传统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修正和补充又出现了多种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方式，但由于这类研究主要是根据某些空间要素或属性抽象而成的空间结构，仍停留在就空间论空间的基础上（韦亚平，2005），对城市中心的经济活动变化的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如1947年狄金森（R.E.Dikinson）的“三地带理论”（Three Zones Theory）,1963年塔弗（Taaffe）、加纳（Gar-ner）和蒂托（Teatos）的城市地域结构的理想方式，1975年洛斯乌姆（L.H.Russwurm）的区域城市，1981年穆勒（Muller）对多核心结构进行拓展并提出一种新的大都市结构方式，以及1991年麦吉东在研究南亚国家大都市区的构成基础上提出“城乡一体化区域”，等等。
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大城市普遍从单中心结构发展到多中心结构，研究热点也逐渐转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达武迪（Davoudi,2003）在《欧洲空间规划中的多中心：从一种分析工具到一种规范性议程》中回顾并总结了西方大城市从单中心发展到多中心结构经历的三个时期：①单中心城市时期。至少在二战后的20年，单中心城市模型一直主导着城市结构。单中心方式并不会简单消亡，很多年规划者试图将单中心调整为多中心的努力都是徒劳的。②分散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期）。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城市出现了明显的分散化趋势，一系列因素促使单中心方式不再是城市增长的主导方式。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活动的快速分散化、新的交通方式、活动的碎片化、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跨境出勤的出现。③重新中心化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分散化终止，一种新的现象——“就业次中心”和“多中心城市”在西欧和北美出现，这表明城市空间结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次中心不仅导致次中心当地人口密度和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还可能为集聚经济提供比城市中心商务区更低的土地价格和交易成本。这一重新中心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回到从前，而是在方式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国内关注城市中心功能及空间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李沛（1999）、叶明（1999）、陈瑛（2005）等人从城市经济活动集聚与分散的角度，解释CBD的出现及其功能结构；耿慧志（1998）关注中国城市中心空间形态的特征及城市中心更新改造的政策措施；梁江、孙晖（2007）将中国近代的城市中心区演进归纳为四个阶段，并系统总结了城市中心区的构成要素、形态特征及演变动因。近年来国内对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引入介绍、对多中心空间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探讨，以及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检验、多中心结构绩效评价、就业次中心识别等实证分析。张庭伟、王兰（2011）指出可以从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空间重组两方面来理解城市中心从CBD到中央活动区（CAZ）的转变；杨俊宴等（2012）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发生分离和重新集聚，出现职能分工和空间错位发展的趋向，导致形成新的中心体系。不同城市可能存在“一主多副”“两主多副”“多主中心”等不同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孙铁山等（2013）通过构建二值离散选择模型，在北京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实证中，指出影响北京就业次中心的四个重要因素分别是区域已形成的集聚规模、区位条件、交通可达性以及服务业增长；孙斌栋等（2013）从交通绩效（降低通勤时耗和提高通勤速度两个方面）角度，其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及统计方法对上海中心城区多中心空间结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认为上海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提高宏观层面整体的交通绩效；王颖等（2012）认为人口迁移是实现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关键，并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意愿、次中心（新城）的功能定位与产业选择、次中心与中心城的交通联系、次中心的公共设施配套几个方面提出多中心战略的政策建议。
2）社会历史角度
芒福德（Mumford,1961）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里深刻剖析了城市发展（进程）的各种重要因素，在其动态的、社会学的城市观下及宏大的历史背景分析下，解释了城市形成以来，尤其是西方中世纪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中心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现象。
哈维（Harvey,2003）在《巴黎城记》中应用历史唯物批判方法，在其资本循环的逻辑下，全面深刻地讨论了社会空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解析了工业革命前后巴黎城市及其市中心发生的现代化进程。
苏贾（Soja,1989;2000）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里观察到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福特生产方式变化所引发的城市空间重构现象，以全景扫描的方式重绘了洛杉矶重新中心化的现象。
历史学家福格尔森（Fogelson,2001）在《下城：1880—1950年的变化》里用历史记录的方式，再现了1880—1950年美国下城（Downtown）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当时的相关争论。如地铁等快速交通系统的建立、摩天楼高度的争论、高速公路和停车禁令的引入等等。
国内关注城市中心社会历史的研究有：张晓春（2004）认为城市中心的社会文化内涵受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时间的向度上不断流变、不断更替，在空间维度上同时存在不同次中心之间的抗衡与争夺。
3）经济地理角度
1933年，克里斯塔勒建立在“中心商品（即商业和服务供给）的门槛范围”基础上，指出中心是集中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的中心性即重要性剩余，等于其相对于隶属于其区域的相对重要性。中心性很少指空间上的中心区位，而是指意义更为抽象的中心作用，一地方只有实际发挥中心作用时，才具有中心的资格。同时期廖什（1939年）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心不仅是单纯提供服务职能的服务中心，也是人们日常需要的各种物品的生产中心。他把生产区位和市场区位结合起来，推导出每种商品的生产中心和它联系腹地的最优空间模型。
在克里斯塔勒的基础上，贝里于1963年进一步指出中心地的本质是集聚，中心地等级体系中的等级是由消费者对同类商品和服务所表现出的相似行为的结果。另外早期关注城市中心商业活动区位的研究有：普劳德福特1937年根据美国零售业活动的区位条件和空间特征，将零售业空间划分为中心商业区、外围商业区、主要商业街、近邻商业街和孤立商店群五种空间类型。戴维斯1972年在总结了贝里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一般的中心商业区的空间融合模型。在中心商业区的核心部，首先以核心部为中心，各职能呈同心圆布局，在此基础上重叠着沿交通线呈带状分布的零售业区，这些零售业区是按照等级职能的高低由内侧依次布局。在同心圆和带状相互重叠的模型上，再叠加上特殊专业化职能空间，形成商业区的空间融合模型。
1966年，弗里德曼（J.Friedman）在《区域发展政策》中提出“中心—外围模型”。该模型认为中心区（Core Regions）是创新中心，其周围地域组成了外围区（Peripheral Regions），中心的发展与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六个自我强化、反馈的效应支持了中心的成长。外围区的发展则依赖于中心区，中心与外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弗里德曼认为城市先在核心区发育，随着扩散作用加强城市体系得以发育，并将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刻转型以及服务经济的兴起，西方国家大都市地区普遍发生了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及其特征规律的研究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对服务性多中心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苏贾（Soja,1989）将洛杉矶的重新中心化的两种形式归纳为“闹市区的复活”和“外围城市”的兴起。随后，霍尔（Hall,1999）、萨森（Sassen,2001）等人先后指出由于生产性服务集聚所引发的新的中心类型和中心体系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区逐步形成。
②应用企业数据对服务性中心展开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国家尺度。1998年，比沃斯托克（Beaverstock J V）、史密斯（Smith R G）和泰勒（Taylor P J）将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的概念用于全球城市体系分析，首次尝试利用生产性服务企业有关数据来分析城市网络现象，开启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小组（GAWCD）团队对世界城市服务性中心的实证研究。
③融入企业组织网络、流动空间等相关思想和研究，构建多中心大都市（城市区域尺度）的理论解释框架。伯格和梅杰斯（Burger et al,2012）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等级和从属关系基础上，补充了中心的流动与互补的功能性特征，进一步扩展了中心的概念。彼得·霍尔等（Hall et al,2006）研究认为多中心概念既是过程敏感的又是尺度敏感的，不依赖于行政管理边界，反映了当前知识经济下的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复杂的功能相互依赖性。同时知识密集型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商务运行和流动，与每个巨型城市区域中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密切相关。
4）中心的测度方法
早期对城市中心边界的确定主要是一些定性的描述方法。
1933年，克里斯塔勒提出利用中心性C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心职能121的程度。C=B-B。其中，B为中心地供给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总量；2B为中心地为自身供给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量。一个地方的中心性等于它的重要性剩余，即等于该地点对于隶属于其区域的相对重要性。高级中心地提供大量的和高级的商品和服务，而低级的中心地只能提供少量的、低级的商品和服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CBD研究中，使用“街区临街面的销售额”“商店出租指数”“由峰值地价交叉点引出的人口密度或行人流量”等诸多指标来确定CBD范围。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是墨菲、万斯的CBD指数，美国人口普查局CBD研究以及霍伍德、博伊斯的CBD核框理论（王朝晖等，2002）。
20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研究学者把城市中心抽象为就业中心，通过就业指标门槛等方法来确定中心边界。这些方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门槛”法，如就业人数密度门槛、总就业人数门槛等指标，高于门槛的设置为城市就业次中心（Giuliano et al,1991;1999; Ander-son et al,2001; Gaschet,2002）。二是补充“就业人口/人口”相对指标作为“门槛”法的补充（McDonald et al,1994; Forstall et al,2013）。三是在方法二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统计方法——“面方式空间自相关”（Guillain et al,2006）来进一步判断城市（就业）中心空间分布。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服务经济和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网络分析家对“中心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度量（Smith-Doerr et al,2005）。一是关联度，即直接联系的数量。关系可以向两个方向延伸，但不一定是相互的。为此，分析家使用入联度（从外部伸入的连接数量）和出联度（向外伸出的连接数量）来区分这两种情况。二是接近度，即距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距离（平均分离度）。三是中介度，即现在网络中任何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上的频度。四是特征向量，与关联度相对的一个指标，用来表示间接联系。在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思想的基础上，泰勒于1999年进一步提出利用生产性服务企业网络来测度城市之间联系的网络关联法。随后诸多学者将泰勒的方法应用于世界城市或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实证研究中（Beaverstock et al,2001;2003;2005; Lambregts et al,2004;2005）。
希尔默和艾尔沃尼格（Shearmur et al,2002）在巴黎大区的生产X%性服务空间研究中使用n指标，定量分析了17类生产性服务的集聚X%和分散程度。n代表了X%的服务企业的最小空间分布范围n（n表50%示基本空间单元）。n用来衡量空间集聚度，代表了50%的企业所50%覆盖的最小空间单元数，n的值越小，行业的集聚程度就越高；以100%100%90%100%n和n-n两个指标衡量空间分散度，n的值越大，行业的100%90%分散程度就越高，n-n的值越大，该行业最后10%的企业的分散程度就越高。
2012年，伯格（Burger M）和梅杰斯（Meijers E J）通过补充节点的流动和互补特征，将克里斯塔勒的中心性概念往前拓展、延伸了CICCECCIC一步。C=N-C-L。其中，C表示中心的重要性剩余；N表示中CE心总的供给能力；C表示提供给本城镇体系以外其他地方的能力C（流动能力）; L表示中心供给本地的能力（表1-1）。此外，国内学者韦亚平、赵民（2006）在伯塔德的基础上，提出利用绩效密度、绩效舒展度、绩效人口梯度和绩效组织发展（OD）比等定量方法来测度大都市区多中心程度。
另外一类重要的中心测度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科的贡献，已有学者将产业集聚指标引入中心测度研究（表1-2）。由于现有的集聚理论和大部分测度集聚的指标（模型）基于制造业，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是将已有的测度指标直接移用到服务业的集聚测度中。表1-1 中心测度方法表1-2 产业集聚指标及测度方法1.2.2 服务业集聚及服务分工研究
1）服务业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服务价值的重新认识与相关研究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对传统经济理论构成了挑战。
一是对于服务过程的重新认识。让·盖雷（2012）通过“服务三角形”（图1-1）来概念化服务的过程。服务是一种运作，是其提供者A应顾客B的要求（两者经常有互动），施加在B所拥有或使用的实际物C上，实现C的转化，其结果并不是一个独立于C的最终产品。由于存在“面对面的联系”，盖雷将服务业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生产的过程。这一关键特征深刻影响了对供给、产出、需求和市场的经济分析。供给方和客户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传播形式是合作生产的一个独特因素，而且越来越重要。
二是讨论人力资本、信息技术以及模块化规则在服务中的作用。较早的研究有格鲁伯、沃克（1993），他们在《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生产性服务业最重要的特征。在生产性服务中，大部分都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的一种，它们的产出体现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服务，并且它们最终是物化在为最后使用与出口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当中。皮姆·登赫脱希（2012）将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IBS的生产活动分为三种类型：作为推动者的KIBS（为创新系统提供支持）；作为转移者的KIBS（把创新从某特定地点转移给客户）；作为创新源泉的KIBS（在客户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法伊兹·加卢（2002）从知识物理上的流通、知识的性质（缄默与编码知识）、知识的范围（一般性知识和专业知识/本地化知识）和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组合与分解）四个方面分析服务生产及交易的不同机制。巴拉斯（Barras,1990）、青木昌彦等（2003）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模块化的生产有助于服务业实现产业化：服务最简单的部分实现了部分自动化，而具有关系性和最复杂的部分却被扩展了。银行部门在应用这些新技术上发挥了先导作用，因为编码信息的传递和处理也是银行提供服务的核心部分，其他部门，比如贸易、通信等也随后跟进。
2）生产性服务空间集聚研究
奥卡拉汉（O' Huallachain et al,1991）通过计算美国大都市区1976—1986年商务服务和专业服务业的增长率，发现郊区的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心区。图1-1 服务三角形
萨布兰（Sabourin,1998）以美国双城为例，研究了广告业及其与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之间的关系的空间特征。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借助弹性生产理论，将广告业投入要素（Inputs）分为16种（如动画、音乐、电影或电视制作、打印等），找出其中主要的后向联系。通过问卷调查，将这些后向联系分为面对面交流重要、面对面交流不重要两组，并分别绘制其空间位置，试图通过这种关联来解释双城广告业的空间现象。研究的主要结论是：①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相比更加地方化；②中心城区的广告机构投入和外包的数量更大，使用更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上的花费更大；③不同区位的外包程度差异，除了与机构的规模有关，还与个体投入的特殊类型有关，而非被外包的个体投入在比例上的差异。
斯科特（Scott）以好莱坞电影产业为例，分析了弹性生产系统的出现和扩张对刺激大规模的电影产业再集聚的重要作用。斯科特认为即使是弹性生产逐渐取代了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出现了大量的小公司，但仍然不能忽视大型企业的作用。他分析了洛杉矶的八大电影产业巨头的变化，总结了洛杉矶电影业四个主要的功能和组织特征，并比较了1980—2000年洛杉矶和美国全国就业人数、企业数的变化，主要结论是，美国其他地区的就业和电影企业都在增长，但洛杉矶仍然保持着高水平的相对地理集聚。
希尔默等（Shearmur et al,2002）以法国巴黎为例研究了17个不同服务产业的区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每一个服务部门的区位模式并不相同，而且每一个服务部门的区位模式都是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综合结果。希尔默（Shearmur R）和艾尔沃尼格（Alvergne C）对巴黎的研究认为存在四种区位模式，分别是在巴黎的商业区形成绝对的集聚模式；在巴黎中心集聚，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同心圆式的集聚模式；在巴黎集聚的同时在巴黎周边地区形成更具集聚趋势的模式，类似于圆环状的集聚模式以及一些服务业并不在巴黎集聚而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地区集聚。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服务业向外扩散的三种模式，分别是完全的扩散模式，即很多的产业部门均匀地在各个地区分布；向巴黎周边的卫星镇扩散的模式；向其他特定地区扩散的模式（而不是向卫星镇扩散或向其中一部分的卫星镇扩散）。
李蕾蕾、张晓东和胡灵玲（2005）对深圳2003年《联通黄页》和《工商指南》等数据库收集核实后的1 480家广告经营单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点的空间聚类分析。他们研究了深圳广告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群形态，并归纳出深圳六大广告业集群和关联模式。
赵群毅、周一星（2007）参照布朗宁（Browning）、辛格曼（Singelmann）的服务业划分，界定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12大类（41小类）。以北京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布实态模拟（Suffer模型）计算得到在距离城市中心的不同半径所形成的不同密度生产性服务业的等值线；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得到直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上的高—高分布、低—低分布、高—低分布关联图；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41个具体行业归纳为6个影响组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空间的主因子。该研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忽视了不同行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陶纪明（2008）以上海市为例，分别统计了1995年和2005年上海九类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为银行、律师、会计师、广告业、航运物流业、国际贸易业、房地产业、计算机软件开发业和商务服务业）排名前十位的邮政编码（根据企业注册邮编地址，统计位于同一邮编的企业个数），比较其10年来空间上的变化，并进一步计算基尼系数，分析其空间集散程度。
邱灵（2011）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泰尔（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研究认为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差异更为明显；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
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上，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制造业集聚的框架上（陈建军等，2009）。梁琦（2004）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建模的方式将产业集聚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下讨论公司定位和产业区位问题。梁琦将产业空间集聚的区位因素分为三类：①与距离有关的区位因素，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希尔默的外在性；②与需求有关的区位因素，包括地方需求、产品差别化和贸易成本；③与知识溢出有关的区位因素。方远平（2004）提出了服务业区位因素体系：由经济因素、空间因素、科技因素和人文因素四大类构成，并进一步细分为市场与集聚因素、劳动力与人才因素，交通通信因素、空间与环境因素，科技创新要素与创新环境因素，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因素。林善浪、张惠萍（2011）研究发现，上海信息服务业企业倾向于选择通达性较好的区位，尤其是倾向于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的区位，同时也充分考虑接近人民广场、上海火车站等交通便利的区域。软件服务企业对通达性要求更高，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铁、轻轨沿线的区域，更看重邻近两个机场的区位；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对邻近人民广场和火车站的区位较为看重，选择城市中心点的区域布局；计算机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和全行业的结果相似。
3）服务分工研究
当前分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企业间、地区间、国家间经济分工的基本单位或层面从以往的行业、产品拓展深化到产品内的不同工序、环节、流程，推动当代企业组织形态、业务定位及其联系方式的革命性变动（卢锋，2007）。
从现有研究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有两个关键维度——一种是服务产品差异化，一种是服务价值链分化。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品差异是企业为满足消费者不同偏好的需求，提供具有差异化的产品。贝恩（Bain,1956）指出产品差异化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差异化可以减轻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产品差异化可以产生进入壁垒。近年来，巴拉萨（Barras,1986;1990）、米尔斯（Miles,1994;1995）、苗佐和索尔特（Miozzo et al,1999）、加卢和温斯坦（Gallouj et al,1997）以及埃万杰利斯塔（Evangelista,2000）等关注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工业产品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特性，采用分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服务生产中的复杂问题和服务产品的差异化特征。另外，菲茨西蒙斯（Fitzsimmons）和拉夫洛克（Lovelock C H）等人对服务产品研究是应用导向型的，提出从服务的规划、生产与传递过程等角度来开发设计新的产品。
价值链的概念最初由波特于1985年提出，认为价值链将一个企业分解为与战略相关的许多活动，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销售与服务；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格里芬等（1994）强调价值链存在四个重要方面：①投入—产出结构，是价值链的内在基本结构，除了传统的物质流外，还有知识流和技术流的传递；②空间布局，各个生产环节在空间上的布局和区位关系；③治理结构，在价值链各环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和协调的组织方式；④体制框架，价值链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的体制背景（包括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等）。迪肯（Dicken, 2003）认为价值链是指在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能增加价值的一系列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基本活动的集合。
另外，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分工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广泛研究。服务外包的主要类型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这三类外包在服务提供市场成熟度和功能复杂性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肯尼迪等（Kennedy et al,2009）认为企业在面临服务外包时有四种选择：①在当地和企业内部完成这些任务；②转移至较远的分支机构但是将业务保留在企业内部；③在本地实现外包；④外包至遥远地区。卢锋（2007）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对服务外包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并对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的出口数量规模进行了估算。1.2.3 分工视角的城市空间研究
两项最重要的从分工视角考察城市空间组织的研究来自马西（Massey,1984）和斯科特（Scott,1988;1998）。
马西运用劳动空间分工对空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发展做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马西的中心论点是，分工使得生产在空间中的组织是系统的，并不是随意的，该系统的潜在动力是对利润的竞争性追逐。“新劳动空间分工不仅仅是格局问题，而且是对一些同样陈旧的纸牌进行的一次地理重新洗牌。它们代表了不同地点进行的活动、社会组织的新空间格局、新的差异与优势和相互依赖之间的一系列新关系。每一次新劳动空间分工都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完全的空间重构”（Massey,1984）。
斯科特关注弹性积累的“新产业空间”，他认为弹性积累的区位存在两种趋势：一是对福特制劳动力制度的规避；二是产品在与福特制核心工业区在社会上或地理上相隔离的区位上的选择性再集聚。在此基础上，分工对于空间重构的逻辑在于：①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分割导致了生产系统的垂直动态分离；②增加了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外部交易的依赖；③空间集聚使这些外部交易成本最小化，同时使嵌入的弹性雇佣准则成为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原则。
国内分工视角的城市空间研究：宁越敏、石崧（2011）以上海为例，在三个空间层次上构建了大都市区劳动分工和空间组织的分析框架，即上海在全球的劳动分工、上海大都市区内的城乡分工以及两个生产空间CBD和开发区的分工，三个层面的分工共同构成了上海大都市区空间组织；马莉莉（2011）从产品内分工出发，分析了中国香港在世界、东南亚以及珠三角的分工角色，对香港世界城市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1.3研究概念界定1.3.1 城市中心
城市中心的基本概念：中心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集聚地，集中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是与外围相对的一个概念。同时，城市中心的功能与空间内涵不断拓展。本书根据“经济职能”“空间区位”两个方面的意义，对“中心”这一概念进行界定。（1）在经济职能上，集中提供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的空间。随着所提供产品重要性的增加，中心的经济职能越高；中心之间既可能存在等级和从属关系，也可能存在要素流动和互补关系。（2）在空间区位上，与外围经济腹地的概念相对，中心的区位不一定是几何中心。1.3.2 生产性服务业
国内外学者和经济组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划分标准并不完全统一。
格鲁伯和沃克（Grubel et al,1989）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政府服务。在布朗宁和辛格曼的服务业四分法中，将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工程和建筑服务业、会计和出版业、法律服务业等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美国统计局将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不动产、商业服务、法律服务、会员组织和其他专业服务等七个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范畴。英国将以下七个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即批发分配业、废弃物处理业、货运服务业、金融保险服务、广告服务、研究开发服务和贸易协会。科菲等（Coffey et al,1991）将工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计服务、设计服务、广告服务等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戈埃（Goe,1996）将广告、商业银行、会计、不动产、法律服务、研发服务、技术咨询服务纳入生产性服务业范畴。
国内学者阎小培借鉴辛格曼的服务业四分法，将国内服务业分为四类，即生产性服务业、分配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也被称为“中间投入服务业”，属于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生产性服务业归纳为以下行业，即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等。
尚于力等（2008）采用投入产出法，将中间需求率大于50%的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2006年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别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2011年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服务业整体的中间使用率为49.58%，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业为97.47%，邮政业为88.42%，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为77.86%，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为77.21%，金融业为75.53%，综合技术服务业为73.8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为54.99%，虽然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的中间使用率也高于服务业整体的中间使用率，但生产性功能较低。
鉴于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书研究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以下四大行业：金融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1.3.3 服务分工
分工的本质，即专业化生产某种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由于分工使得每个人专注于一种经济活动，因此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各自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社会整体来看，分工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从企业微观来看，分工可以看做是微观经济单位（企业）在该行业领域内选择不同职能操作的决策行为（蔡彬彬等，2005）。分工深化的过程即新的服务职能操作不断地从原有职能操作中分离，企业内部机构不断分化，新的企业类型出现的过程。
本书将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简称服务分工）的两种趋势，来考察城市中心的经济地理演变。（1）服务产品细分，即随着需求多元化以及在扩大市场的要求下，不断提供新服务（产品）的过程。（2）服务价值链细分，即在技术革命、网络化企业组织条件下，生产过程逐渐片段化、空间分离的过程。
以金融服务为例，按照服务产品差异化分为银行信贷产品、保险产品、证券产品等，按照服务价值链又可以分为管理决策、产品创新、标准化服务、技术支持等。
本书中的服务产品细分主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所划分的行业四级代码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的企业名称辨别；服务价值链细分既可以由一个企业内的不同分支部门完成，也可以由不同企业协作完成，研究主要考察具有分支机构的企业。1.4研究思路（1）将微观经济活动规律、区位论、城市空间组织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下思考，从而可以有力地揭示城市空间组织的内在机制。
本书的出发点即沿着分工这一角度，分析经济活动本身的规律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构建了多中心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分析服务分工的两种趋势、分工的条件与限度，并结合具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特征差异以及区位因素，进一步解释多中心现象及其空间规律。（2）从不同行业角度对多中心做出解释，丰富中观层次对于多中心现象的理论认知。
通过对金融、商务、信息技术和物流四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有效地认知不同服务门类之间的差异对于城市中心的影响，并通过更微观层面的企业联系辨识中心间的相互关系。（3）将理论结合上海实践，进一步补充特定制度和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对于城市多中心的影响的相关认知。
由于每个城市在不断变化的宽泛的政治经济系统中都有其历史角色和区位，决定了其拥有一个独特的地理轨迹，这种独特性使其在应对经济和政治重构中的能力不同（埃里克·谢泼德，2009）。研究认为历史进程与行业特点、国有企业改革等深刻制约着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发展的程度。历史进程和行业特点往往决定了中心（节点）在空间上的初始发展，而新型服务业态的出现，以及随着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各种服务功能的剥离与分化，新的中心在空间上不断形成。2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视角的多中心解析
分工使得生产在空间中的组织是系统的，并不是随意的，该系统的潜在动力是对利润的竞争性追逐。……每一次新的劳动空间分工都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完全的空间重构。——（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随着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前所未有的拓展，当前分工与空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空间在受到分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分工（Sayer,1982; Urry,1985; Soja, 1985）。此外，分工引发了广泛的协作与交换，分工的增强将强化空间接触的系统结合和组织化的需要（Massey,1984），使得不同空间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与互补（Camagni et al, 2004; Burger et al,2012）。本章以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分工细化为切入点，梳理与解析了服务分工的历史进程、服务分工趋势及条件，通过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分析城市空间重组以及多中心的形成过程及原因，并具体围绕服务分工对城市中心职能、区位以及中心间关联三个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视角的多中心的总体解释框架。2.1服务分工的演进历程
工业革命以前，分工的进度非常缓慢。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牧业的分离以及商业的出现。在一些手工行业中，出现了早期生产过程分工的雏形。1776年，斯密描述了扣针生产的过程，“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由十八个专门的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门。……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门特殊业务，那么，不论他们是谁，绝对不能一天制造二十枚针……”这里斯密所指的分工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分工，分工有助于专业化，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8世纪工业革命开创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加快了分工的进程。以福特主义为代表，建立机器集中联合基础上的流水线作业方式及企业的科学管理，加快了围绕工业产品生产的分工进程，并不断形成新的工业部门。从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来看，主导产业的更替顺序依次为：以轻纺工业为主—以重化工业为主—以低度加工型为主—以高度加工型为主—以信息产业为主。工业部门主导的产业间分工提供了大量的耐用/非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
机器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导致融资需求的产生，催生了金融业的发展；同时，高投资所引发的高风险使得保险业日益重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生产分工的细化使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发展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与企业内部服务职能的外部化密切相关，如市场调研、技术研发和经营规划原是企业的内部职能，现在可以委托专门的调研咨询及研发公司执行；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资产运作现在也可以委托专门的理财机构负责；企业内部物资的储存、调拨、配送可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完成；企业的人才招聘、培训也可由专业的猎头公司和培训机构来执行。
这些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的服务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图2-1）:①在生产过程开始前，作为上游介入的生产服务有金融、可行性研究、研发设计、市场调查等；②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中游生产投入（生产过程本身需要的服务）介入，如质量控制、设备租赁、物流供应等；③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中游平行投入介入，如会计、培训、保险、法律等相关服务；④生产结束作为终端销售投入介入，如广告、物流分销、客户培训等。图2-1 服务投入的四种类型2.2服务分工的基本认知2.2.1 服务分工趋势
从服务分工趋势来看，可以鉴别出以下两种基本分工趋势（图2-2）：（1）按照服务产品（市场需求）细分
服务产品细分即随着需求多元化以及在扩大市场的要求下，不断提供新服务（产品）的过程。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设计者能够把证券分割成更小的单位，然后重新组合成新的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创新，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使资本在金融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能够顺利地流动。（2）按照服务价值链（效率优化）细分
服务价值链细分即在技术革命、网络化企业组织条件下，生产过程逐渐片段化、空间分离的过程。卢锋（2007）认为服务价值链得以细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技术影响下，服务中间产品的协调性要求和交易复杂性大大降低，部分产品可以直接定价，因而服务的生产流程可以在不同部门、不同地方，甚至跨国“片段化”分工合作生产。例如，证券的组合管理这一业务包括了资产选择、交易执行、记录的管理保存、产权转让、现状报告、全权委托服务等内容，可以把它们分别交给不同的金融业者连贯地进行操作。外包是当前服务分工的一种普遍形式，如香港汇丰银行就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金融结算工作分包到广州。
两种趋势相互交织，在实际研究中很难严格区分，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同时提供不同的服务产品，并同时处于服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但区分两种趋势仍然是必要的，服务产品的细分丰富了经济活动的内容，服务价值链的细分更多地产生了经济活动的协作和联系，二者对城市空间产生的影响不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