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新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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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方文集试读：
珍贵的纪念
一张珍贵的照片（张正东提供）这张照片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2级毕业时师生的合影。老师们坐在第一排，由左起分别为李景汉、潘光旦、陈达、陈序经、吴泽霖。同学：第一排右一是邝文宝，右二是周颜玉；第二排左起分别为袁方、梁树权、××、游凌霄、孙观华、胡庆钧；后排右起分别为张荦群、游补钧、张正东、黎宗献和×××。（孙观华 文）袁方在国际研讨会上袁方在做会议发言1947年10月，袁方与吴晗、费孝通等（张祖道摄）袁方和费孝通先生1994年，袁方参加《雷洁琼文集》出版座谈会（从左至右分别为陆学艺、雷洁琼、袁方）1990年，袁方和社会学系的师生1993年11月6日，袁方和金耀基1995年，袁方在书房袁方与山水袁方手迹一袁方手迹二
序言：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王思斌袁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曾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我国社会学学科、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编佟新教授与出版社商议要在前面写点什么，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对于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赞同，因为袁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结起来，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他，并从中获得启迪。面对袁先生的著述，让我说点什么，我却有些为难。原因是作为他的学生和曾经的下属，我从内心来说对他只有感恩，当然对他的学术实践也十分佩服。现在面对《袁方文集》，我不能只归于情感，而是要回归学术，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袁方教授。然而笔力不健，我怕难以实现初衷。以下，我将从本文集出发，并结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学术活动，从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贡献三个方面谈一谈读这本书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一 学术精神
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1998年）的时候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精神的魅力》，这是由北京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实践撰写的文集，其中收录了袁方教授的《传统与重建》。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空洞的鼓噪性文字，而是清楚地历数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为国家、为学术。文如其人，这篇由大量有历史背景的学术事实连缀起来的、朴实无华的文章就像袁方先生的学术品格一样。
袁方先生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教授，并受惠于费孝通教授等名家，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训练。他从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他的文章大抵有两个特点：一是面对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关于第一点，作为社会学者的袁先生没有运用宏大叙事去论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是见微知著，从社会底层看待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除理论分析外，他选择的基本方向是劳工问题和社会流动，不论是《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还是《论手艺人改行》，都是从最基层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角度反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论手艺人改行》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翔实资料，说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什么要改行和往哪里改行，回答是因为社会环境所迫而改行，多数人因为邻居、朋友的支持而选择新业（这是今天说的“社会资本”）。再看《士的社会阶梯》，多么系统的梳理，多么丰富的资料，袁先生还自谦是“非常粗略的”考察。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袁先生对“士的社会阶梯”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义进行了分析归纳，是很精辟的。可以说，这是历史社会学著述的一个优秀范例。
在以后的著述中，袁方先生一直秉持严格的实证精神，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用资料说话，用尽可能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说话，而少有空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了一个学人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他经常向学生讲述他的老师——陈达教授的学术箴言：“有十分资料，只能说九分话。”谨慎的实证精神是对做学问、对科学的敬畏，在这方面袁先生堪称楷模。
二 学术观点
袁方教授所关注的学术领域集中于劳动问题，这是一个宏观上可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微观上可入平民生活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的领域。他亲笔起草的“劳动问题”大纲从劳动理论到劳动实践，从劳动力资源到工资问题，从劳动争议到社会保障和劳动法，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劳动社会学思想。从其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袁先生的如下学术观点颇具价值。
其一，工业化是劳动问题、职业流动的宏观制度原因。袁先生在《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中指出，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该文在最后的总结中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说到了根本上。一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工业化对社会就业、职业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管是袁先生所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手艺人改行”，还是80年代他所讨论的劳动就业问题，都贯穿了工业化对劳动就业有深刻影响的观点。在改革以后发表的论文中，袁先生强调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并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强调其意义。在袁先生那里，劳动就业是制度性问题，是国家发展问题。
其二，劳动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问题。在职业流动研究中，袁先生把视角投向最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手艺人改行、农民进城务工是底层劳动人民谋生方式的写照。他在《论手艺人改行》一文中写道：“改行换业”成为昆明市的手艺人最为流行的口头禅。如今他们有的业是换了，行是改了，可是他们的“改”与“换”，实在不过仍旧在原来的社会背景里，做感伤的旅行。袁先生在劳动问题中注重劳动工资、生活费问题。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的关系，兼顾就业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在这里，劳动不只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且是劳动者生活本身。袁先生对民生的关心也表现于工作之中。每当问及我们几位留校教师的生活时，他总是感慨。谁说他常常请学生吃饭不是这种心绪的自然流露呢？
其三，把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研究劳动和社会问题。城乡关系是工业化、社会流动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袁先生在《城乡关系：敌乎？友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描述城乡关系的概念：无机的循环。他描述道：“乡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侩气转入贸易市场上成为赚钱赢利的一环。乡里人需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似乎喜怒哀乐也要跟着喜怒哀乐，乡里人在生产的领域中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丰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厂的原料。原料通过机器加工，回到娘家，带回的礼物是：土棉布变成洋布，糙米变成机器白米了。”他认为这种无机循环是城乡关系的脱节，要打破城乡的对立，抹平城乡之间对立的鸿沟，就要实行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使城乡关系不仅是利益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面对袁方先生70年前的见解和今天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某些现实，是不是启发依旧呢？袁方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十分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他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劳动就业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城乡应统筹兼顾，要有计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就业。这可以说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
其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保障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的根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在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丧失后，就会产生保障问题。根据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状况，袁先生提出将“就业保障”转化为“失业保障”的主张，后来他又研究社会保障、养老保障问题，这是一脉相承的。在《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一文中，他认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途径，同时要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并使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这是必然趋势。他从养老事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养老模式的选择，表现了社会学家对人的关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后，袁先生又将自己的学术关怀往外扩展了一步，民生与他的学术活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袁方教授在其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还有许多深邃的学术思考，如他的《论天高皇帝远》《有警察的社会》，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留给读者们去体味。
三 学科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下面我们从袁方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来看他的“立功”。
20世纪50年代，为了恢复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袁方教授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从另一个方面记录了他的学科建设功绩。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袁先生授命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来他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北京大学和全国社会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一位年逾六旬的学者，从头建立一个学系，谈何容易。袁方教授牺牲了自己的论文写作与休息时间，调人员、建课程、招学生、备资料，全身心投入学科和学系建设。程师母说袁先生“有国无家”，我们可以说袁先生“为系忘家”“为学舍己”，这是一种高尚的学科情怀。实际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设的意义不只在于北京大学本身，后来许多社会学系的建设参考了北京大学的经验，许多社会学人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所以，袁方教授是在为全国做事。
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中，袁方教授全面推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其中用力最大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这既基于他多年学科建设之经验，也是建设现代社会学系之要求，还与学生就业有关。他认为，掌握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学系毕业生就有了饭碗。为此，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缘关系，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名家来校讲学，与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相互支持关系，促进了社会学学科建设。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学科建设实践值多少学术论文和专著教材？在这里，他把自己呕心沥血努力的效果记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账上。这是他的人格、学格，也是在本文集的文章中可能看不见的。袁先生善于团结学界同人一起工作，促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我相信，北京大学、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将为其记功。
今天，我国的社会学在袁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奠定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也给社会学人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相信，在解决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程中，袁方教授的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情怀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袁方自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于1918年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安乐乡。我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我在湖南长沙读高中（先在明德中校，后在岳云中校）。为了抗日，我参加了湖南省政府主办的高中学生的军训半年；然后又去农村组织农民进行训练，也近半年。正是在这种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潮中，我产生了要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和富强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我想弄清楚：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生存陷于危难的地步？能否以及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摆脱生存的危机？可以说，我对社会研究的兴趣和志向，正是由于当时民族救亡的需要而形成的。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兴趣和志向，1938年我考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方搬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它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气氛非常浓厚。而社会学系则拥有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十分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仍坚持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拯救民族、报效祖国。
社会学确实为我打开了学理论，又重视社会调查的视野，把社会调查作为沟通理论与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当时该系开设了几门社会调查方法课，如“社会研究法”、“社会机关参观”、“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等。这些课程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认识社会的科学手段。我曾经运用所学的这些方法，对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1942年，我撰写了题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同时又写了《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一文，在《当代评论》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论文都是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而形成的。
自那时起，我就一直重视并力行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时至今日，我仍强调要把“社会研究方法与调查”作为社会学系的基础课程来建设，把掌握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作为社会学系学生的基本素养之一。
1942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担任“社会机关参观”等课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接触实际，初步了解社会各种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参观报告。除教学工作外，我继续调查昆明市传统行业的变迁和社会流动，并参与清华大学在昆明和呈贡县建立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有关人口和劳动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等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我还与费孝通教授等合著《人性与机器》一书，于194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在联大学习与工作期间，我还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许多进步社会活动。在学习期，1939年我先后参加了校内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群社”、“社研”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43年上半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成立了自由论坛社，先后出版《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闻一多、潘光旦、王赣愚、吴晗、费孝通等知名教授都是该社成员。我也参加了该社，曾担任该社出版月刊和周刊的编辑，为当时的民主运动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结束。我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继续在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除了讲授“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等课程外，还把陈达教授主持的关于上海工厂的调查、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进行的关于手工业的调查等资料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成都手工业》、《北京地毯业》等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此外，我还协助吴景超教授负责在天津《益世报》主编的《社会研究》副刊，每周出刊一次。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发表了《论手艺人改行》、《皇权下的商贾》、《论天高皇帝远》、《论新兴职业》、《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人心浮动》、《论社会崩溃》等论文。
1948年11月，清华大学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和系里的老师都感到需要重新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此为指导，来调整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以及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教学、研究活动。我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如“阶级论”、“社会保险”等，还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项社会工作。我担任了清华“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职工业余学校校长、《人民清华》编辑等职，积极为建设人民清华服务。1950年春我参加京郊丰台区土改；1951年又参加北京市高校土改工作团，赴广西土改一年，并荣获甲等功一次。
1952年在高教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消，这主要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学曾被取消，据说是因为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历史唯物论可以取代社会学，还因为社会学研究问题，而社会主义又还没有社会问题，无需社会学。社会学被取消后，许多原来从事社会学的教师转到相近的学科领域去工作。我也离开了清华，先后到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央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从事劳动法、农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劳动经济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历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195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社会学被取消，所有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深感惋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的老社会学家都为试图恢复社会学做出过努力。1956年，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初，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上又接受了邵力子、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建议，做出决定，建立由各部委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研究人口问题和推行节育的人口政策。这些都使我们原来从事社会学的人深受鼓舞，也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提出重新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1月，陈达在北京政协会议以及后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提案。同年吴景超教授在《新建设》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费孝通教授在《新观察》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呼吁恢复社会学。这些建议和文章引起了中宣部和科学院的重视。1957年1月，中宣部理论处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林耀华、袁方等人座谈有关社会学的问题。会后我向该处汇报了陈达先生的人口问题研究状况，要求给予支持，受到该处重视。同年3月，中国科学院哲学部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费孝通、胡庆钧、全慰天、袁方等人座谈，研究建立社会学机构问题，并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筹备组，推选陈达为主任，我为秘书。这个筹备组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研究方案及研究机构并决定首先把人口学研究恢复起来。当时陈达和我都在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工作，陈任副校长。学校为他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我参与该室的研究工作，协助陈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杂志和世界人口学年会上发表，受到社会的好评和国际的重视。此外，费孝通、吴景超、孙本文等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人口问题一时成了国内报纸杂志讨论的热门课题。社会学的其他研究也似乎恢复在即。然而此时正处于反右斗争的前夕。
紧随而来的反右斗争，使面临恢复的社会学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上述为恢复社会学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被当作从人口问题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证”。陈达、费孝通、吴景超和我都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社会学成为“禁区”，无人再敢问津了。从1952年至1979年，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前后中断二十七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也为恢复社会学创造了前提条件。1979年3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1981年8月，北京市社会学会成立，雷洁琼教授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建社会学专业，我参与了筹建工作。1981年北大政治学系设立社会学专业，成立社会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接着1982年北大成立社会学系，我担任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从北大社会学专业和系建立以来，我先后开设了“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方法论”等课程，担任博士生导师，主编出版了《社会学与人口问题》、《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百科辞典》等著作，并承担和主持了“六五”、“七五”时期社会学国家重点课程，如“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的研究，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采纳，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从1979年至今，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社会科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席，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务，此外，还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我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之际，我仍然坚持以往的学术主张，即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是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
回顾五十多年来我的生命历程是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道路紧密相联的。但我仍为自己选择了社会学这条道路而感到幸运，犹幸在古稀之年，仍有机会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但我更寄希望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并衷心祝愿他们（她们）能比老一辈干得更多、更好，赶超世界水平，把中国的社会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一部分 1941～1949年
[1]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一九四一年十月）一、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有平面的与上下的两种形式：农民进入工厂，变成劳工，或作家放下毛笔加入政界，可谓属于前者；佃农获得土地变成地主，或官僚失意下野变为平民，则是属于后者，这两种形式的人口活动，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是存在着的。
一个社会的解组过程中，职业间的人口流动，分外来得显著。目前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后方农民的流入工厂，旧手工业师徒的多数改业，都已成为抗战以来普遍的现象。
造成职业间的人口流动的原因，原有多种；但其中以工业化所引起的变迁，较为强烈。本文目的，即在就“平面的”流动，略加申论。
二、中国是所谓“五千年的农业古国”。当前她正遭到空前的灾难，空前的威胁，也是空前变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虽可追溯到同治年间，但以工业作为建国的基础，还是抗战以后的事。在战前，有时国内人士还发生“重农”或“重工”的争论，但到抗战以后，问题的中心已经由“重工”转变为如何“工业化”了。于是朝野之下都一致努力于工业的建设，在广大地方，如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前后建立了15个新工业区，在川滇黔三省中，战时新建立的工厂，依民国二十九年统计，资本以二十万元为最低额者：共计472家。西南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区域，若没有抗战，新工业在西南的发展，也许是近十年间所梦想不到的事。
抗战促成了中国由农业古国走向工业化的新国家，这一转变，要使旧的农业社会发生剧烈的解组。单是就传统职业方面而言，就已经带有急转直下的局面。
试先以英美工业先进国家为例：英国的工业化的情形，在1905年，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33.3%；到1911年，只占12%，农业人口降到几乎无足轻重的地步。美国也是如此：在1890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4.6%，此后逐渐下降，至1930年仅剩24.6%。可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促使大量的农业人口从事百业。
据我们在昆明市调查职业组织的结果，发现“改行”者甚多。例如，在四五年前，裱书业本市共有三四十家，现在则只剩六七家了。其中还有一二家据说最近就要歇业，另谋出路。战前从事扎纸业的，约有二十余家，现在则只剩三四家，还是朝不保夕。战前做香料的家数：约在四十（家）以上；而现在还在继续营业的，不过十余家而已。小工业的“手艺人”也显然是不及从前多了。诸如此类的情形，正在继续，这是什么原因呢？据他们说“关门歇业”或“改行”，是由于“这行道不行时，加以警报多，生活又昂贵”。这些话，虽没有直接说出他们改行的理由，但这里实在已经包含了他们不得不“改行”的苦衷。“警报多”确乎是战争的影响，战争不但破坏了很多“行道”，还使从前繁荣的店铺“门可罗雀”。在昆明市，我们固然看见许多“店铺”被炸光了，这些被难的人们，有的不得不另谋“高就”，有的则只好“关门歇业”。还有些行业，虽未被炸，亦受到同样的打击。裱书业便是一例，原来论书赏书，那是和平时代的玩艺，值此“兵马倥偬，军书廖午”之际，谁还能有此闲情逸致？类似的这些“行业”恐怕只有“关门”或“改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着。
昆明市许多行业的手艺人的改行，战争固是一因，最主要的还是后方工业化的影响。譬如小木业的师徒，很多往附近的工厂去了。他们所谓“行道不行时”一说，最能说出他们的衷曲；这“不行时”三字，最有分析的价值。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些“行道”，当然敌不住新兴的事业，因而势必失去其固有的地位。一部产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旧事业悲兴交替的历史。有新事业的发展，即有旧事业的没落。这是生产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无须多说。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目前，在昆明市，有许多传统的“行业”，都在渐渐地动摇，没落，关门，以至于另谋出路。这是工业化必然结果，无足深怪。
所以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
三、在工业建设当中，新事业的急激增加，是需要大量劳力的。这些工人：有的来自农村，有的则来自市镇中的旧职业，已如前述。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新事业能够从传统职业里吸收多少人口？换言之，亦即传统职业能供给新事业多少人口？这是职业人口流动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事业能够吸收传统职业多少人呢？这里没有可靠的数字可资征引。不过，新工业的吸收力量，可自其对传统职业组织的破坏的程度上，得到一个说明。其理由如下：
倘如新事业冲破旧职业的程度甚大，则传统职业里的手艺人，便失去谋生的机会，于是不得不从旧职业跳出，流向新兴的工业。反之，若是工业化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很小，则传统职业仍然还有拉住大量人口的力量，再加上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与不愿轻易抛弃“祖传”行业的心理，那么，从农业到工业间的人口流动，也许要延长期限了。
新工业的发展，与旧事业的破坏，具有密切的关系。新工业如不能相当的破坏传统的职业，必将感受劳力的缺乏。因为这时新旧事业，都需要人力。结果必造成新旧事业互相“控人”的现象，旧事业亦不安全，新事业亦不稳固。所以“冲破”二字是新工业发展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正处在新旧事业交替的途程中，其情形如何呢？就农村说，“农民离地”是战前熟习的名词，而且被一般人认为是农村破产的象征，这一名词在目前应是值得庆贺的。但是事实上，除去大批壮丁被征发从事抗战的神圣任务外，“农民离地”却是并不踊跃。
在西南各工业中，虽然容纳了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试分析这些农民离地的根本原因，很多还不是由于新工业吸引所致。据费孝通先生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一文中所述，女工入厂的原因，可以说近80%是由于家庭内的不和等。这些人虽然进入新兴事业，但工厂实在无法拉住她们。由此可见中国新工业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受到当时社会的限制。
新市镇中传统行业方面说，在昆明市，改行虽然很多，但是，改行的手艺人只有少数流入工厂，大多数流到其他传统职业（如人力车业、商店）里面去，后一种流动，对工业化可谓毫无帮助。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若不能及早加以修正，将来会对于新工业的建设发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推求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很多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恐怕是由于目前后方所建设的工业，并非如十八九世纪英国初建的工业那样的循序渐进，却与帝俄彼得大帝提倡工业时有些相似，是一种对等跃进的局面。帝俄还在平时，中国则在战时，所以许多问题也就由此发生了。
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其所需的劳工，须有专业的技术，当然不是改行的师徒所能胜任的。这种改行的手艺人，到工厂只能作小工，他们觉得地位太低，收入太少，不够仰事俯畜的开销。但技工的地位呢？对他们又属高不可攀。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不能在祖传行业里容身的人，只好另谋出路了。这就是新事业还没有力量吸收传统职业里人口的缘故。
就目前的情形观察，工业化不但冲破传统行业的程度不够大，还有许多其他事业，直接和新工业“抢人”。例如兵役，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因此，反映在新工业建设上的，便是处处需要大批劳工，但总是听见找不到劳工的呼声，结果造成了“事浮于人”的状态。就是“待遇从优”，还是供不应求。
四、新工业既无力冲破旧事业，结果必使农业或其它旧行业到工业间的人口流动拖延的很久，此种过程的延长据我们看来是害多利少的。其原因可自人口流动给予社会的影响上加以说明。职业间人口流动，本来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对于社会不致发生较大的影响，但目前川流不息式的人口流动，却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所以约略地叙述如下：
就利的方面说，人口的流动，致使就业的机会加多，可以避免“抢饭碗”的悲剧。就业者在流动的过程中，眼界扩大，见闻增多，也可消除传统一隅的狭隘观念，具有好处。
至于害的方面，那就较为具体而且数目繁多了。第一，目前，凡是“待遇从优”的地方，就业者莫不如群蚁附体，群犬争骨，趋之惟恐落后。就知识分子方面说，也复如此。目前大学毕业生之流入银行，多到出人意外的地步，但加入学术机关者却为数颇少。此中缘故，据说是学术机关与银行的待遇相差悬殊所致。可见待遇的厚薄，可以决定人口活动的方向了。各种职业为了大量的吸收人口，便不得不提高薪金作为“抢人”的条件。但人的欲望无穷，而待遇的提高，却有程度的限制，因之极易养成就业者的“五日京兆”与“得陇望蜀”的心理。譬如许多改行的手艺人，多半是向收入最为丰富的那方面流动。据传说某裱书业的老板，改行经商，其主要是由于目前经商，最易发财；又如某银行某职员，月入在四百元以上，结果还认为不足，而加入那批走私之流的队伍。这些虽是传说，却不难见“惟利是图”的心理在职业人口中，是颇为流行的。
其次，就业者对于职业，没有持久的恒心，也是当前流动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就业容易，打破饭碗算不了一件大事，所以就业者的因循敷衍，不肯努力做事，甚至无理取闹借故与管理人员冲突争吵等，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复次，就业者的朝秦暮楚，舍熟就生，势必浪费工作时间，降低生产效率，对技工对工厂，两无裨益。
最后，就业者因流动过速，每天都和陌生人接触，彼此间的同情心极易丧失，因之对于服从社会秩序的习惯也极易减弱。在昆明市，有许多外来的劳工与司机等，据说在他们间性病的流传颇为普遍。这件事实表示外来劳工的社会生活已经脱离了常轨。因为外来劳工多是单身的。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既无家庭的维系，又无亲友的监督，社会对他们几乎全然失去约束的力量。于是他们便任性放浪，毫无顾忌。性病的流传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还有“爬山虎”的“走私揩油”，也是由于道德观念低落所发生的不良现象。
上述四点不过是荦荦大端，其它害处过多，恕不一一细举。即此四端，对于社会的损失已是相当的巨大了。所以如何减少这种人的流动，避免社会的损失，委实是当前的急务。
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工业化的历史，早有先例。美国用了约四十年的时间从事工业化，才把农业人口由64.6%减到24.6%，德国也费了43年的工夫把农业人口由42%减到30%，苏联工业化虽是比较迅速的，但它每十年只减少农业人口10%至20%，也还费了十余年的努力才有现在的成绩。反观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约75%以上，要把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让工业化吸收到其所应吸引的成数，当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那么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其职业间人口的流动，也许比欧美各国的年限更要拉长了。
[1] 本文原载于《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民国三十年10月20日出版。常姝女士抄录于清华大学图书馆。[1]论社会流动与理想社会（一九四三年）
一
一个最显著也最易被忽略的社会现象，恐怕要算是人的活动了。社会原是人所组成的。没有人底活动的社会，那是一个幻想，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怪梦。这样看来，社会生活与人的活动，本是一件事的两面。因此社会份子为要调试他的生活环境，得常常变换他的社会地位。此种改换社会地位的情形，社会学上有一专词，谓之“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的方式，虽是千变万化，难于捉摸，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两种：一是平面的，其意义即指个人从这一社会地位迁移到另一同等地位的流动，如农民进入工厂，变成劳工，或作家放下毛椎，加入政界，都是平面流动的例证。其次为纵面的，它的意义即指个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上升或下降的变迁，像佃农购得土地成为地主，或官僚失意下野变为平民，都属于纵面流动的范围。
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所包含的社会活动，似乎尚未越出上述两个形式。不过，平面的流动现象，似不及纵面的富于变。以其方式而论，也比不上后者的错综复杂。说到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亦较前者更为直接。本文目的：暂放下平面流动不论，仅就纵面流动与理想社会两者的关系，试加以简略的说明。
二
讨论纵面流动以前，最好先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社会组织有一个主要的特色，可以用“不平等”三个字来描写，它的外形很像是埃及的金字塔，造成社会组织“不平等”与“金字塔”式的原因主要是“人品不齐”。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两根花木，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法国的大文豪福罗贝尔在当他教训莫泊桑写作时说得好：“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颗沙粒。”至于人那是更用不着说了，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希腊大思想家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十分认识人类彼此间有天生的差异。柏拉图在《共和国》内有“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论述；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上有“天生奴隶”和“天生主人”的区别。这种人间的差异，既是所谓“人品不齐”的实证。
根据高戈登的研究，人品不齐很自然的便构成一个常态分配曲线。其中上智与下愚，总是占最少数，六分之五都是中材。从这一方面说：所谓社会组织，就是建筑在此一曲线之上的，是一个“不平等”的建筑。
自另方面言：个人在社会上所得的地位，彼此间也是差等悬殊的。社会上凡是地位越高者，总是为数甚少；地位越低者，则占数最大。譬如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真是可谓寥若晨星，大多数都是士兵。所谓社会组织也可说是这些社会地位累计的总和，与埃及金字塔仿佛异曲同工。
社会原是人所造成的，人品不齐势必影响到社会组织不会是一个平面，而是一座立体。社会份子便在此塔形舞台上活动，表演着所谓“社会剧”。生长在这一舞台上的戏角，每一个人似乎都喜欢出人头地，最好能够占住金字塔的顶端，发号施令，指挥别人。原来人不仅为饱食暖衣而奔走活动，此外还有其他种种欲望。这许多欲望中的主要者怕要算是出人头地的了。
社会上有许多的人，忙忙碌碌不得不为衣食而努力，但是也还有许多生活上本无忧无虑的人，并不因此停止他们的活动。薛西出征雅典时，并不是缺乏衣食与妻妾；拿破仑取得法国的主宰权后，还要扩张势力，东征西讨控制全欧；马丁·路德并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而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司马迁在受宫刑后写成了他的最受人推崇的《史记》，王安石做到一朝的宰相，衣食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虽有种种阻碍，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实行“变法”，这些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社会份子除了极少数特别低能外，所有的人都似乎有着同样的特性。虽则在其程度上，可以不必相同。罗素在其所著《权力》一书上有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A夫人对于她的丈夫的营业成功，很有把握，并没有进贫民习艺所的恐虑，可是她喜欢比B夫人装扮得好一点；虽则她可以用最少的代价，避免肺炎的危险。她与A先生都觉得愉快，如果他受封爵士或当选国会议员。”（B.Russell，Power，ch，1）总之，每个人都喜欢高高在上，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地位和上帝交换，如果这是可能的。事实上，这种心情，支配着每一个社会份子的行动，此为“社会剧”里面的真实内幕。
三
社会份子的高高在上的心理，在幻想中所想象的胜利，本是无止境的，如果把这些胜利视为可能，就要努力使其实现。社会流动可以说就是社会份子实现这高高在上的工具。
要是没有社会流动，拿破仑会是一个卑无足道的小兵，永远也没有机会变成历史上的旷世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员小卒，假如他没有上爬的因缘，今日的国社党领袖，也许不是希特拉。谁会相信史太林成为目前无产阶级的独裁者！假如他在十月革命的暴风雨中不幸遭人暗杀。中国的传统社会素来是看重社会流动的。战国时的苏秦和张仪是以布衣而为卿相的，范雎蔡泽是贫士起家的。汉高祖本出身微贱，以前是一个小小的亭长，到他做一朝天子的时候，始知皇帝有无上的光荣。在日常谈话中有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草泽常有英雄起”等等口头禅，都莫不是社会流动上的极好形容词。至于下降的情形，也是史不绝书的。俄国十月军中沙皇的地位倾毁了，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十六的头从断头台上滚下来了，溥仪是在辛亥革命后摔下了帝位。在日常生活中有所谓“撤职查办”、“禠夺公权”、“除名”、“辞退”、“下野”等等习用语，其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就是社会份子地位下落的现象。
纵面流动本是古今中外的社会随时随地都存在的。推求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其中有下三点，较为重要。
第一，人品不齐，是发生纵面流动的原因之一。纵面流动的事实如果存在，人与人间的不平等现象原是无法消灭的，这一点在本文前面说得很多，无须在此重述。
其次，一个团体生活需要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一个社会生活的成立，一方面有发号施令的人，另一方面有服从命令的人。正如建造一座房子，必须有一个人打好图样；在铁轨上行车，必须有一个司机。阿德勒尔在其所著《人性诠释》一书里分别介绍了顺从和傲慢两种典型，他说：“奴性的人士依靠别人的规则和法令而生活，这种典型的人似乎强迫的寻出一个奴隶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他接着说是傲慢的典型，他问：“如何我可以高于一切人？”这一种人在需要领导者的时候，就被人发现，在革命时登峰造极。阿德勒尔把这两种人物都视为不是吾所愿望的，至少是他们的极端形式。他认为这两种人都是教育的产物，他说：“权威的教育最大的害处，就是给儿童一种权力的理想，并且指示他和权力获得有连带关系的愉快”（转见Power，ch，2）。虽然权威的教育，也同时产生奴隶典型和专制典型，因为他使人感觉到：“两个互相合作的人彼此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发施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见同上）。社会生活中，不只是两个人彼此的合作，而是多数人互相的共同生活，所以尤需要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因此共同的团体生活也是造成纵面流动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人生的过程中，最大的现象，莫过于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有了这些现象，纵面流动也就与之俱来了。父居高官厚爵，如为父者不能传其位于子，父之高官厚爵，势必成为空隙。有了空隙势必需要人员加以补充。再者父有某种职业兴趣，而其子之兴趣可能与之大相径庭。父之位不必传之于子，子之位亦不必袭于其父。父子间的轩轾，也是发生纵面流动的原因之一。
造成纵面的社会流动，上述三点不过是其中荦荦大端，如高矮，美丑，善恶，智愚以及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都是互不相同的。这是社会阶层化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社会纵面流动的基本原因。
四
社会组织既然是像埃及的金字塔，社会份子总希望爬到金字塔的最高层。有能者是这样想，无能者也这样想过。可是塔顶狭小，自然对于所有攀登的人不能一视同仁，这其中难免不发生一种竞争与选择的现象，优胜劣败成为事实上的必然。
社会份子攀登金字塔的途径，虽各不同，这上爬的途径，既是所谓社会阶梯，它是社会份子上升的工具，也是社会阶层解放的武器。它像一个起重机，把社会底层的人员提升到上层去。例如学校，是一种社会阶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一步一步，扶摇直上。又如军队，又是一种社会阶梯，自小兵以至于总司令，层次井然。他如政党、宗教等无一不有上通之路。
社会之梯除了上述提升下层份子的任务外，还是一种挑选的机器，它吸收相似的优秀份子，排斥相异的攀登者。如军队阶梯，在文质彬彬的人看来，实有望尘莫及之感。这些人既然不能从这种梯子爬上去，因此只好另择途径了。又有所谓“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各类现象，似乎都可以从这方面得到解释。
社会流动中，仅有社会阶梯，原是不完全的。因为上层份子，亦是常有至愚，爬上去的人员，也不必皆贤，有许多靠权贵，靠世袭，靠手腕，靠血统裙带各种关系，而得幸居高位的更不必说了。所以需要淘汰的工具来清理来测验，这工具即是所谓社会筛箕。社会之筛能把上层的废物统统筛淘下来。上层的不伦不类份子，本是不配占住高位的。社会筛子可以将这些笨伯败类从筛孔里淘汰出去，使上层不致有人满与壅塞之患。
普通常见的社会筛箕，在政治阶层中，有“禠夺公权”，“罢免”，“撤职”，“下野”，“永不录用”各种方式；在学校内有“留级”，“辞退”，“开除”种种名辞；在宗教中有“放逐律”的规章；在家族中过去也闻有七出的条例；在政党中有“开除党籍”，“秘密制裁”的手段。这些都是社会筛箕的实例，是属于狭义方面的。至于广义方面，舆论制裁，社会公愤都可说是大有权力的社会筛箕。当上述各种筛箕麻木无能的时候，上层往往充斥昏庸之类，下层常常埋没有优秀真才。最后则有一种暴力的大筛箕即所谓“革命起来”施行社会淘汰的天职。
攀登社会阶梯，普通不外两种路线。一为正路，一为别道。前者即指社会份子“正途出身”，后者则是社会份子由旁途大显头角。从别道出身的人可以不经过一般人所公认的途径，而一步登天。目前的中国社会上这些情形真可谓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哪个机构的主管长官，不在引用自己的戚族乡党（当然也仍有少数例外）？常闻有“终南捷径”，“吹牛拍马”，“走太太路线”，“卑躬屈节”，“烧冷灶热灶”，“走狗”之类的鄙薄名词。然而这些字眼，都是社会份子别途上最有用的礼物。
总之正途与别途两者是对立的。从正途出身的人，当然要光明正大，从邪路上出头的人，自然免不了“出身不明”。在社会上，这两种路线上来的人物，彼此间常是互相轻视，互相侵轧，其结局便是上层社会始而动摇，继而分裂，终而瓦解土崩。
再者正路与别道也是互为消长的。如社会上层尽是些“憨大”和“笨伯”，则原来处在上层的贤能之士，目睹这种腐化情形，既不能转移风气，复不能相与为伍，只好自动洁身引退，挂冠而去的。长此以往，正路将成为冷门，邪道反是应接不暇的山阴道上。“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社会安得不乱，政治焉得不腐败。
五
上文所说一个流动的社会，只要很正常的运用社会阶梯与社会筛箕两把机器，本是不违反社会份子的天性的。原来社会流动是建立在人品不齐的上面。因此，纵面流动是古今中外的社会通则。不论是现今尚存在的最原始的社会如南非的班图（Bantu），北美的印第安土人，最古老的社会如中国，最繁华的社会如美国，最独裁的社会如德国以及时人所最称道羡慕的社会如苏联，都没有越出上一则通则以外。虽则其流动的方式上程度上可各有不同。
或有人要提出印度社会来加以问难。原来印度社会是今日各种社会组织中最特殊的一例。所谓特殊，就是这种社会没有上下流动的现象，传统的印度社会中分人民为四阶级（caste），一为婆罗门，次为刹帝利，第三是吠舍，最后为首陀。在社会上各阶级所享受的权力是不相同的。各阶层彼此互不通婚，下层阶级除了服务上层的人外，永远也没有出头的一日。这种现象的社会有人称之曰静态的社会。何以形成此种情形，颇难加以合理的解说。
但是印度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现象。就每一阶层说，其中人品不齐还是存在的。何以今日我们只能听到甘地、尼赫鲁的名字呢？甘地与尼赫鲁固然都是贵族出身的。印度贵族自然还有许多。恐怕大家都会相信在印度许多贵族中，绝不会有两个相同的甘地和两个完全相同的尼赫鲁。这些事实如果存在，印度社会还是有“流动”的。
不过，这种流动当是属于阶层中而非阶层间。这种流动范围是很狭小的（在事实上印度社会阶层间也许有流动的情形，不过很难找出证据）。就全印度社会看，上层与下层，似乎不易互通声气。根据社会组织的通则，印度式的社会是不健全的。一方面可说是病态，一方面也可说含有危险。第一，上智下愚虽是自然现象，但是很难令人相信印度僧侣中没有笨伯，在平民奴隶中没有天才。由于阶级之森严，优秀者既不得上攀，大愚者复不能摔落。今日印度沦为殖民地的原因虽多，但阶层间缺乏流动，未始非为主因之一。且帝国主义者更善于利用此种不流动的社会机构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前述人的活动与社会生活是一事的两面，所以这种社会是反常的，是病态的。
这种社会又何以有危险呢？因为不流动的社会优秀份子永远是会被埋没的。优秀人才的埋没，对于社会文化的创造，是要减少一分贡献的。如果说俄国的大革命中没有列宁，则其今日的局面，恐怕会有些两样。又如印度社会中没有甘地，则不合作运动也许不会产生。同理，下层埋伏优秀份子，在其不可忍受时，有朝一日，也需要起来反抗的。
动态的社会是不是也有毛病呢？社会学家邵罗金，在其所著《社会流动》（P.Sorokin，Social Mobility）一书上，也认为是弊端丛生的。据他的意见以为社会流动其结果所致，便是民族中的优秀份子可能悉数被消灭。这些人是创造文化的资金，被消灭是一大损失。原来社会金字塔顶端，好比一座油灯，优秀份子犹之如液体燃料。社会组织利用社会之梯，不断的自下层“捞”起许多精华送到油灯去消费，油灯虽可以燃烧得光辉灿烂，但是提炼出来的优秀份子，将因此而归诸枯竭，待油尽灯残时，黑暗时代到来了。历史上有所谓黑暗时代，似乎很可以从这一方面去看。
何以在流动的社会中，优秀者有消费尽净的可能？因为人们为了前途，为高高在上的心理所左右，往往采用通婚和生育节制为手段之一，这种现象一经发生，于是在人口组成中便要发生区别生育率的现象。事实上根据统计的结果，上层阶级的子女较下层阶级的子女往往其比数为少，长此以往便是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很有日趋灭消的可能。社会中优秀品质的被断丧，这一社会便要渐渐减少爱好创造和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员，结果静态社会就取而代之。
对于邵氏的看法，颇有加以修正的必要：首先要问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因流动终有完全被毁灭的可能吗？对于这一问题谁都难于做一肯定的结论，只有时间能够证明将来的事。不过根据历史的知识，亘古至今尚未有优秀份子绝种的事实，历史上任何时代，似乎都有些优秀份子在那里支撑局面。再者，社会中本是常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被埋没着。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日？这些人只有靠着社会流动才能出人头地，一方面也可以说优秀者因流动而增加，这是一事的两面，邵罗金教授在这里似只见其一而未见其二。
再者，优良的父母固然常生优良的子女，不过优良的父母有时也产出低能子女；低劣的父母固然常生低劣的子女，有时也有“神秘的结合”而产生奇才异能者。这些都是大有可能的推论，而且事实上也不乏覆案的例子。邵罗金教授对这些事实似乎都不曾加以考虑，因之，他犯了机械推论的毛病。优秀份子果真因流动而消损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即以生育区别率而论，这事实目前固然存在，据人口学者的意见，此由于生育节制未普遍的缘故，将来生育节育运动深入下层社会后，则区别生育率的现象也许不致有太大的差异了。
不过流动的社会也有其缺点，例如社会份子流动过速则不免缺乏同情心和浅薄。因为流动的结果，每天都和陌生人见面，彼此间很难有休戚相关的情感。其次，社会份子因流动频繁，免不了流于浅俗。虽然流动的社会有这些缺点，比较起来它还是较为合理的社会。
综上所述，流动的社会本是古今中外早就存在的。有些富于做梦的幻想家不断的在做他将来理想中的社会梦。从摩尔所著的《乌托邦》以来便有不少的人忙于计划未来的社会，也有不少的人忙于实现这些理想社会的活动。有些人以为未来的社会是平等化的，是没有阶层的。未来的社会果真是平等化的吗？果真是没有阶层的吗？但愿将来是如此。
这些人似乎是太近乎空想了，其原因由于忘却了过去也忘却了现在，他们认为凡是过去的社会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加以忘却，现在的也是要不得的，也应该加以改造。只有在理想中的将来的社会，才真是天堂。除非每一个人都能变成上帝，否则他是绝不能走上天堂的。
理想的社会不会是平等化的社会，也不会是无阶层的社会。因为人品不齐是无法消灭的，这一点既无法铲除，“不平等”三字始终是一个适用的名词，所以理想的社会，还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和埃及的金字塔形式且会永远留在人类的历史中。
社会阶层化既然是一个不可消灭的概念，则社会的纵面流动也是无法加以否认的，所以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这个问题不在未来的社会是平等或不平等，而在社会的纵面流动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上面。所谓合理的社会流动，是指社会很公道的利用社会阶梯和社会筛箕行使其社会人才合理分配的功能，按照社会份子的才能适当的使其分配在社会组织上。才能和地位两者要能均称，这种组织是谓“社会真组织”。至于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其情形便和上面适得其反，社会阶梯与社会筛箕，两者都没有公道的行使其职能，结果使分配在社会组织上的人员，才能和地位两者常不相符。无耻贪暴之徒或靠亲友，或靠血统裙带，或是攀龙附凤，而巧取苟得居高高在上的地位，才智之士反困厄而死于草野，这种组织可以说是“社会伪组织”。理想的社会是“真组织”不是“伪组织”。
最后，在此简单的提出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的社会向来是从人才主义出发的，就是特别看重人才，特别看重社会流动，这是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选贤任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能者在职”，“贤者在位，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不贤者在位，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诸如此类的概念，在儒家的社会理想中，真可谓更仆难数。要是一国之内没有人才，其结果所致，便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实，我们从上面的分析来推断，我们有理由确信“人才消乏”一语之非真，社会之所以乱，政治之所以败坏，当是由于执社会筛箕者在霸据执行筛箕功能的政权后的反其道而行。吸灯油的灯芯失去了正常的技能，吸上灯盘者全是渗透在真油中的水分，真油反不得上升，这个世界安得不是“黑暗茫茫”？准此，我们何能说是“人才消乏”呢？
儒家中特别是荀子，对于社会组织的阶层化和社会流动，有许多精辟的意见，略举之，他说：“人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这是他的社会阶层化的概念；又如《王制篇》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此为其社会流动的理论。荀子可以说是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社会思想家，这样有最优秀最健全的社会组织理论的人，不但在中国，即全世界，荀子无疑是第一个先知先觉者！
归结言之，理想社会，在组织上是阶层化的，在分配上是流动的。它是真实的社会组织，有着合理的社会流动。
[1] 本文原载于《自由论坛》1943年第1卷第1期。感谢李晓非博士，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专门到北京图书馆找到此文，抄录下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