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榆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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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的创新思路试读：
前言
1912年经济学家荀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行为在历史上长期是一种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多主体、多机构参与的系统行为，因此，20世纪80年代，人们提出了创新系统的概念和理论。由于创新的系统性以及创新系统的复杂性，人们越来越注意从社会、政治和科技、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企业、企业之外的其他机构在创新系统中的行为和作用。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把企业之外的不同机构或者不同社会角色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孤立起来，特别是撇开与企业创新活动的联系，就往往容易把创新这个概念单纯理解为“创造新东西”。20世纪90年代，我国把“创新”一词引入了科技界，形成了“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等各种提法，进而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创新的说法几乎无处不在。
在中国各个省市的发展比较中,浙江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方式非常富有特色。浙江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交通落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各项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解读浙江之谜，已成为经济界和社会学界的时尚。
其实，浙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浙江人艰苦创业、大胆创新的结果。因此，探讨浙江人的创新精神是解开浙江之谜的有效途。而探索、提炼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和经验，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对于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一章 走近崛起的浙江
浙江因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成就近几年来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统观浙江的基本情况和巨大成就，对深入体会浙江人的创新精神是极为必要的。
浙江概况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是一个陆域小省、海洋大省，北、西、南三面分别与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相邻，东濒浩瀚的东海。浙江因境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又称浙江）江流曲折而得名。
浙江全省现辖2个副省级城市（宁波、杭州）、9个地级市（嘉兴、湖州、绍兴、台州、舟山、金华、丽水、衢州、温州）、36个县、22个县级市和32个市属城区。省政府驻地为杭州市。浙江全省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为全国面积的1．06％，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内有耕地面积161．38万公顷，人均0．55亩（367平方米），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3061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其中面积495．4平方公里的舟山岛为我国第四大岛，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居全国首位，其中大陆海岸线2200公里，居全国第五位。200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819．57万人。
浙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夏秋之际常有台风。浙江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在历史上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农业省区。粮食作物产一年可二至三熟，以水稻为主，其次为麦类、薯类和豆类，杭嘉湖平原是著名的粮食高产区。黄麻、蚕桑、茶叶、柑橘等为浙江省的主要特产。部分山区出产药材和经济林木。浙江全省水产资源丰富，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均较为发达，舟山渔场是全国最大的渔场。省内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其中明矾石、沸石、叶蜡石等的储藏量均居全国前列。
浙江省交通发达，海、陆、空三位一体快速便捷。以省会杭州为枢纽，浙江境内有杭州——上海、杭州——江西、杭州——宁波的3条铁路复线和杭州——宣城、金华——温州的2条铁路干线，总里程1185公里。6条国道和66条省道公路构成了浙江的公路干线网，总里程4．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27公里。继上海——杭州——宁波、上虞——三门高速公路通车后，杭州——金华——衢州、金华——丽水——温州、乍浦——嘉兴——苏州、杭州——南京高速浙江段先后于2002年底建成通车，宁波——台州——温州高速公路也正在加紧建设。到2002年底，浙江省内高速公路超过了1000公里，基本建成了省会杭州至地市之间的“4小时公路交通圈”。浙江现有杭州、宁波、温州、黄岩、义乌、衢州、舟山7个机场，开通了国内、国际航线160余条。浙江有可建设深水港的海岸线300多公里。已建成以宁波、舟山、乍浦、海门和温州五大港为主的34个港口，有万吨级以上泊位44座，年货物通过能力2．7亿吨，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个港口有运输往来，并开通了美国、日本及香港的班轮航线。中国四大中转港之一的宁波北仑港，可停靠30万吨级货轮，是中国目前最大、最好的进口铁矿石中转基地。舟山港已进入国家级大型港口的行列。舟山岱山可停靠25万吨级油轮，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石油中转码头。全省有内河航1．04万公里，居全国第三位；干线航道10条，1230公里；内河港口105个，年货物通过能力2．1亿吨。
浙江工业发达，有丝绸、棉纺、造纸、食品、工艺美术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电子、电器、塑料、钟表、服装、皮革、建材、化工、电力、机械、医药等。
浙江人文历史悠久，自然风光秀丽，风景优美。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色明显，知名度较高。全省有重要地貌景观800多处，水域景观200多处，生物景观100多处，人文景观100多处。有16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4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12个省级旅游度假区；有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2．5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9处，国家确定的重点博物馆7座。
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
1978年，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元，居全国第1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居第16位；财政总收入27亿元，居第14位。到2002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5％，增幅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居全国各省、区、市第4位；人均GDPl4700元，连续多年居全国省区市第一位；全省财政总收入达856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l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6％和14．9％。到2005年浙江GDP总量更是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全国第四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省份，达到11243亿元。
世纪之交，浙江已经从20多年前的一个资源小省，跻身于全国的经济大省，其独特的经济活力被经济学者称为“浙江现象”。从资源条件看，浙江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工业原料及产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地理条件看，和中西部地区相比，确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但和沿海广东、福建等其他省市相比，这种优势还是要略逊一筹；从国家资金投入分析，由于浙江地处海防前哨，国家的工业项目投资甚少，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共才77亿元，人均41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那么“浙江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答案就在于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依靠产权制度的率先改革、专业市场的崛起、专业分化业区的优势、政府角色的率先转换以及文化因素的作用，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尤其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民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力军。总之，“浙江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浙江人奋发图强，自主创新的可贵精神。
在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获选名单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l／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全国1／3强。2001年，排名前十位的浙江企业增加到5家。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年销售额超过亿元的浙江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
在2005年度中国民企“500强”名单，浙江企业有183家，占上榜企业总数的36．6％。远远高过第二名江苏省（近70家），连续7年领先全国。在前20强中，浙江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浙江的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万向集团和横店集团分别位于第六位、第七位和第十位。在“2004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50强”名单中，浙江省又以26家企业上榜的优势高居榜首。这一切已充分显示出浙江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
在全国范围来看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GDP总量却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市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7年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广东，居于首位。据2005年底的调查，浙江民营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达4500亿元左右，比广东多一倍；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中，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位，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
在浙江经济中制造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3．8％，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省外贸出口的比重达93％，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26％。制造业作为浙江工业的主体，已经成为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整体而言，浙江制造业已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机制优势，以块状经济为代表的积聚优势，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营销优势，以轻纺工业为特色的产业优势。浙江，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浙江经济的特点和崛起之谜
浙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活力最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浙江这块热土越来越受到全国经济学界的关注。近年来，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梁定邦、樊纲、刘伟、魏杰、钟朋荣、曹凤歧、周其仁、汪丁丁……这些国内有名的经济学者几乎都踏上过这片热土。有关浙江经济现象的书籍也是层出不穷，如《世上温州人》、《走近南存辉》、《温州悬念》、《非常营销》、《浙商制造》以及其他有关浙江经济模式和温州经济模式等的书籍。
专家学者对浙江经济的特点都有所总结，看法如下：
1．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活跃。2005年底，浙江的民营企业突破25万户，全省民营企业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有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颧均居全国第一。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浙江的GDP总量是9200多亿元，民营经济对浙江GDP的贡献占70．1％多，也就是贡献了54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2／3，成为浙江经济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草本经济与民本经济。浙江2005年共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新增民营企业6万多家，总吸纳社会就业人数1000万人。目前浙江全省GDP的71％、就业的90％、税收的60％源自民营经济。“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50强”名单中，浙江省又以26家企业上榜的优势高居榜首。这充分显示出浙江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
2．参与人数众多，整体经营水平高，支撑浙江经济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在浙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细胞，每一个细胞都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进发出巨大的能量。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就是一个个的创业主体，千万个市场主体的成长壮大，造就了千万个成功的企业经营者群体。据2005年浙江省工商局的统计，目前有500万浙江人在省外及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而在浙江本省，大约有1／4的人在从事经商活动。
3．块状经济发达并各具特色。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它已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特别是“九五”时期以来，浙江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出现了布局相对集中、具备块状形态的企业群和专业市场形成了特色产业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联动发展的块状经济格局。据初步统计，1999年全省区域特色工业总产值达4300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的65％。在较为发达的乡镇，其比重更高，部分乡镇甚至达到80％以上。“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全省已形成特色优势产品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区块91个，50亿～100亿元的区块13个，超100亿元的区块4个，特色工业企业13万多家，就业人数约600万人。有名的区块有：萧山的羽绒业，绍兴的纺织业，海宁的皮革业，嵊州的领带，余姚的塑料，慈溪的电器，义乌的小商品，诸暨的袜业，台州的泵业，永康的五金，温州的服装、眼镜、皮鞋等。2005年，浙江有500多处年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块，涉及175个行业和24万多家企业，年产值占全省近一半，市场交易额全国第一。
4．制造业发达，内部分工明确、细致，合作紧密。浙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大省，制造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中分别占97．1％和95．3％，高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5．7个百分点。200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3．8％，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省外贸出口的比重达93％，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26％。内部分工非常明确、细致，合作紧密，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决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
5．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经济模式。如：杭州的休闲会展经济，宁波的外向型经济，温州的渗透性经济，台州的集群式经济，金华的市场型经济和嘉兴的无源经济等等。
浙江经济崛起的原因，多数学者归纳为：
1．企业家精神。
浙江不仅雨水多，而且降雨量大致与农作物生长同步。随着光照增加和气温上升，浙江的降雨量也随之增加。这种光热水气同步的气候特点，可以较好地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且，浙江适宜于户外活动的天数较多、灾害性天气相对较少。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气候条件下，浙江农民按照长期形成的农事活动经验，形成了与大自然之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积极理性预期，浙江农民渐渐成为中国最勤劳的农民。
在中国多数地方，要么是雨水太少，要么是气温太低，都较难进行常年耕作，根本不可能具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条件。而浙江则能真正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适宜的气候所形成的理性预期，促使浙江农民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然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气候在提供较好耕作条件的同时，也促使人口迅速增长，大量人口吞噬了脆弱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劳动剩余，整个社会仍不可避免地陷于贫困之中。但毕竟是在浙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积极理性预期与生存压力相结合，促使人们不断增加劳动投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形成精细农业、多样性农业和商品化农业，这就逐渐把浙江的小农经济推向极致的水准：耕地复种指数全国最高、农业商品化程度也全国最高、以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
浙江农民是中国最不安分守己的农民。这与费孝通笔下“生于斯，死于斯”、与中国的黄土地构成封闭的无限循环的农民，形成本质区别。春秋吴越国时期，浙江大致只有40余万人口，随着水利工程的巨大成功，北方移民逐渐大批来到浙江。在近现代，浙江形成了两个层面的人口流动格局。一是跨省域流动，温州一带几乎没有土著居民，相当一部分是康乾时期从福建、江西迁移而来；二是省内流动，太平天国导致杭嘉湖一带人口大幅减少，促进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居民向杭嘉湖地区流动。人口流动促成了人与土地的开放式循环，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融和提升。而且，省内大量耕地是在围垦湖塘和海涂中形成的，年轻土地养育着的年轻人口，形成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独特的气候、人口压力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层层地推动着浙江农业生产发展，孕育着浙江农民的企业家素质和企业家精神。
浙江农民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在人与自然的积极的理性博弈中，通过精细农业、多样化农业和商品农业、人的流动性，逐渐形成了勤于劳作、精于计算、敏于创新、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素质。首先是勤劳，浙江是中国农业复种指数最高的省份，浙江农民在小块土地上需要比其他地方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其次是较强的时间观念，季节衔接，早稻和晚稻之间的抢收抢种，一年的生计系于数天的辛勤劳作之中；第三是精确计算，多季农作物不仅要根据土地状况精心组合，还要根据市场价格来形成收入最大化的组合；第四是善于管理，1／3的农户有雇工，要管理家人和雇工之间的农活分配，使他们饱满而有效率地工作；第五是足够的协调能力，与邻居协调用水、使用种子、大农具以及进行农事活动等；第六是敢于冒险，人口压力和多样化农业，使得浙江农民不得不按照市场要求安排农业生产，人口稠密所导致的较低的迁移成本，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2．深厚的经商传统。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是浙江经济的文化基因。“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潜入浙江人的“生命基因”之中。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造就了今天的辉煌。
3．自然环境恶劣，饱受生存环境的压迫。浙江省人均只有半亩地，自然资源贫乏，国家投资又少。因此他们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为了改善自身生活，就首先跨出家门从事又苦、又累、又脏，别人又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创业的原始资本，还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这为他们日后投入到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并在其中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改革开放政策。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能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造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
5．环境支撑。
在浙江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五个环境因素也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上海的极化和辐射；（2）计划经济影响较少；（3）人口稠密；（4）市场化历史进程的连续过程。
紧邻上海是浙江的一个独特优势。19世纪末期至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是远东最大、最活跃的工商城市，也是浙江人和浙江资本重要的发展平台。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有100多万浙江人在上海滩淘金、打工和生活，大量资金流向上海。计划经济时期到80年代后期，浙江利用与上海“血浓于水”的关系，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技术、原料、资金和销售渠道。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是浙江城乡集体企业和个私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浙江是中国计划经济影响最弱的地区。1953～1978年合计，浙江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列中国内地各省市区最低，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因此，浙江的国有企业较少，计划经济部门较弱。民间没有国有企业可以依靠，行为方式较少受到计划经济羁绊；党委和政府支持民间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政治压力较少，可以放开手脚支持民间创业。
人口高度稠密进一步降低了创业成本。环杭州湾地区、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三个区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00多人，已经等于甚至高于美国洛杉矶、纽约地区的人口密度。首先是多数地方都具有低成本的创业环境，不论在哪一个具体的点上，创业者都能与其他点一样，低成本地得到充足的信息和较好的要素供给。创业者足不出乡（村），就可以在乡土环境下，低成本地创办企业；其次是形成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机制，村屋相邻、廊檐相接，根本无密可保，在乐清市柳市镇，空气中弥漫着低压电器技术；最后是导致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有机统一，在人口密集情况下，较小空间范围内也有较大需求，较好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容量这一基本两难。
商品经济历史进程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学界认为，浙江这一带在16世纪中后期，即大致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市场化进程，至今大致已延续了500多年。而浙江的计划经济，如果从1956年2月底，浙江全面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1978年底，计划经济在浙江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市场经济在浙江具有深厚的根植性，具有民间习俗支持；而计划经济则是漂浮在小农经济之上，缺少生产力基础，缺少民间习俗支持。
这些基本的环境因素互为作用，互相强化，形成了强烈的环境支撑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浙江从半自然半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
6．民间和政府的积极互动
浙江民间和政府以其特有的智慧，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优化战略。其最基本特点是：积极避免与原有体制的正面冲突，努力以原有体制可以接受的方式，以生产力发展为优先，形成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渐进地、快速地推进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省党委和政府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改变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脱离实际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从浙江实际出发，顺应民间要求，保护民间创业创新，较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确立发展轻纺工业为主的经济工作方针，改革财政、外贸、计划、物价等体制，形成了有利于各种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顶着自上而下的重重压力，不争论、不戴帽、不张扬，给起步时脆弱的民营企业赢得了喘息、存活的空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和宏观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没有结果，在当时“立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性问题。神州大地无数的民营企业在此时都处于彷徨、焦急和等待中，有多少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在这段岁月里灰飞烟灭或停止发展，可能谁也说不清楚。而此时在开明的、勇于承担责任的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浙江的民营企业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并由此确立了他们的领先优势。
民间也形成了尽量避免与原有体制正面冲突的基本策略。民间创业者不与计划当局对着干，而是在计划经济的缺陷和缝隙中艰难生存；配合当局的方针政策，积极与当局妥协，顺应当局的“一大二公”偏好进行创业活动；创造了一些能与计划经济体制实现无缝对接的形式，如“挂户经营”、与国有企业进行横向联合等，积极融入原有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创业者不拘泥于名分、不拘泥于产权、不拘泥于个人短期利益，在与当局紧密合作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政府形成了从顺势而进到积极支持的基本策略。在尖锐的生存压力下，政府也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满足民间创业创新的迫切愿望，但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需要一些有效的策略来保护自己，从而最大限度地实施其对民间创业的支持。政府最初的做法是容忍和默认，成为民间创业者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有效缓冲。这样，对上可以有一个从实际出发，不急于下结论的交代；对下保护了民间创业。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寻找民间创业与现行体制的相融点，进行一系列政策和理论创新，实施其对民间创业的支持。而当中国的体制状况终于实现了巨大变化以后，政府对民间创业的态度也进一步转变为积极支持。
民间与政府在这种积极的互动关系中，在相互间的不断妥协和均衡中，共同推动了浙江的社会发展进程。
这是形式上的次优导致总体上的最优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非常不规范的做法，累积性地促进了浙江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与早期西方国家没有太大差别的古典式市场经济。适应当地实际的便是最佳路径，能够最快到达山顶的便是最佳选择。评价最优的准则，不应是教科书上的原理、规则和先行国家走过的路，而应该是当地实际，以及实际所达到的状况与绩效。
7．东西方文明的紧密结合
在这一场社会发展进程中，基本能量来自于，以浙江人民改变生存状况的强烈愿望推动的东西方文明的紧密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框架内达到了巅峰，形成了巨大的能量积累，这些能量已经无法为小农经济的外壳所包容。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反而用计划经济来加以约束，把一个已经压紧的弹簧压得更紧。
落差越大，势能越大。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明激发了古老文明内部积聚的巨大能量，发达国家的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嫁接在古老文明之上，催发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进发性增长。内部和外部的积极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基于经验增长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基于知识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
中国的社会变革只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开放，即直接利用外资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这可以包括广东、上海、天津，以及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另一种是间接开放，即虽然没有大量利用外资，但却是在大量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免费技术信息、制度信息、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这一变迁形式最典型的则是浙江省。前者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形似”的变迁路径，后者则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神似”的变迁路径。后者尽管没有直接大量利用外资，但则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受惠者。如果没有前者，也许就没有后者。因此总体而言，这两种基本形式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浙江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发生的巨变，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很难说哪一个是重要因素，哪一个是不太重要的因素。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每一个因素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浙江现象是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机制的“合唱”，而“乐谱”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的经济基础，即国家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宏观经济基础，地方政府开明务实率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的中观经济基础，以及企业机制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
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各地的宏观经济条件没有什么差别，这里无须赘言。中观经济基础却有差别。浙江制度竞争力第一，是有关专家的评语。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相对“开明”，成为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大力发展市场体系，全市已经形成一个以全国性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专业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的集留型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交易市场网络。近年来商贸流通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多元化投资格局初步形成。随着“麦德龙”、“家乐福”、“欧尚”、“百安居”“沃尔玛”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落户浙江。同时连锁经营也迅速崛起。此外，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也取得了与经济相适应的同步发展。在整个浙江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在国内较早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格局。
体制创新是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取市场与政府之长，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要不断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表现在浙江的经济是群众经济，活力四溢；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奉行”简政富民”的发展思路。政府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来，而把政府该管的领域管起来，并且下功夫管好。
近20年来，在国家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浙江各级政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构建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为第一要义，大力发掘与整合特有的区域经济优势，尽力争取中央政府有关体制改革的政策资源，以赢得市场化改革的先机，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转化而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政策和基础环境。同时，政府始终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致力于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运行协调、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人员精简、审批制度和廉情公布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构筑起“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框架。2001年，削减行政审批项目80％，2002年在余下的行政审批项目中，准备再砍掉30％。这种体制改革还权于市场、服务于人民，被称之为“阳光工程”，有效地解决了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审批向主要依靠法规监管转变。同时，也切实减少了部门权力的“含金量”，缩小了部门利益的“弹性系数”，增强了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度，从而树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
归根结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浙江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乡镇企业及时转制，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的千帆竞发的局面。多年来浙江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国有经济注重提高其控制力，而不是只单纯追求其比重；对个体、私营经济是鼓励其发展，而不是加以限制；对集体经济是注重其完善与制度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同时积极引进并帮助外资发展。淡化“所有制观念”，突破“唯成分论”，浙江的各级领导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先放开再引导，先搞活再规范，先发展再提高”的思路，不断促进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完善。浙江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四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方针，即国家、集体、个私和外资四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1993年又果断地对乡镇企业全面改制，1998年国有企业改制进入新阶段。至今，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约占18％，个私民营经济约占40％，混合经济约占30％，外资约占12％。国有经济比重虽然不大，但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全局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已有99％的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之外，在资源的优化配置、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及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取得喜人的进展。
发达的县域经济
在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区内交通、国家投入都不占优势的浙江省，其县域经济靠什么走在我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呢？答案就是：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主要得益于浙江块状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
众所周知，“一乡一品”、“一县一业”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许多块状经济发达的县市，大多进入了百强县的行列。
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结果，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公布了《200fi年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测评结果》。浙江在百强中占据了30个席位，居全国第一。江苏凭借强劲的苏南板块在前十强中占据6个席位，而浙江以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后盾在百强中占据了最多席位。
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每年根据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每年公布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县以及重要单项指标前100位的县。2000年，浙江有22个县市进入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2001年又增加了象山、奉化、东阳、新昌4个县市，达到26个；2003年则增加到30个，总数大大多于第二位的江苏省（16个）、山东省（16个）、第四位的广东省（10个）和第五位的福建省（5个），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浙江省百强县（市）数量的明显增加，也充分表明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这显示出浙江省县域经济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商帮文化和人文优势
浙江的发展深深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山水人文沃土中。作为资源小省，弹丸之地，偏居一隅，之所以活力四溢，不仅与我国改革开放大政策、市场经济机制相对完善有关，亦得益于明显的人文优势和地域文化传统。事实上，浙江极具个性的文化力充当经济发动机，才是活力的谜底。
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更是进一步呈现出文明的曙光。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区的开发虽然总体上相对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但浙江文明的发展仍处于不断的累积过程中。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先进的学术文化和技术文明催动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风云际会，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的整合，将两浙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领域的人才精英群体。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财赋命脉和文化重镇。
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得以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
浙江历史上素有“儒商摇篮”之称，其商贸传统集中表现为个人平均经营能力突出。远在古代春秋时期，功成名就的范蠡迁居宁波东钱湖的陶公山，致力于经营商业，不久便成为富甲一方的“财神”。他信奉“赢缩转化”的经商之道，认为“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主张“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范蠡的这些经商理念，蕴涵着辩证思维和机变智慧，可以说是浙江商贸传统文化的最早体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曦则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他一反“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思想，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对浙江的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浙江传统商贸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因此孕育出一大批工商巨子和国际名流，特别是近代“宁波帮”更是名场海内外。孙中山先生曾赞道：“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商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使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具体观察，浙江文化丰富多彩，区域间有所差异。但简言之，浙江文化力有三大板块：以开放、开拓、开明为特质的海洋文化，以诚信、精明、中庸为特质的商贸文化和以实惠、实际、实效为特质的农耕文化。其文化基因源自以民本、民主、民生为内涵而在明清达到鼎盛的浙东文化。其蕴含的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工商皆本、开拓创新等优良品质，传承凝练，汇聚成今日成分丰富的现代浙江文化：有古城的厚重和历史，有海洋的升放和胸襟，有文人的儒雅，有商人的精明。这些基因结合的结果是塑造了浙江人独特的文化价值个性：开拓创新但不冒险，精明算计却合乎情理，求真务实而不张扬，兼容并蓄而摈弃门户，中庸平稳但不保残守缺。
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血肉相连。浙江人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这是基于以下品格和素质。
埋头苦干。即使在“左”的年代，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仍然像地下熔岩，不断地寻觅着喷发的通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想千方百计，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历千难万险，艰苦创业。为了创业，浙江人以四海为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弹棉花的风尘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直至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萧山新塘乡农民走村串户收购鸭、鹅羽毛，使萧山成了世界羽绒之都。仙居农民从全国各地乃至越南、俄罗斯回收含银废料废液，一年加工交易白银500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
创业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敢冒风险的胆略。美国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如今，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走出国门闯荡国际大市场的浙江商人。难能可贵的是，浙江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我国最大的珍珠产地诸暨山下湖镇，许多养殖专业户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们仍然四处奔波，到省外承包珍珠养殖场，长年在水田旁的草棚里度夜。
自立自强。没有大量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个私企业，自己造一批又一批“泥饭碗”；拿不到国家投资的项目，就寻找市场适销的产品；得不到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走南闯北到处采购。改革初期，作坊式小厂和集贸式市场就这样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由此走出一条有浙江特点的工业化路子。浙江人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得更加突出。1996年，温州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10万人，下岗比例高于全国水平16个百分点，但很少有人找政府要工作，他们自谋职业，自寻出路。在自立自强的奋斗中，浙江人学到了“无中生有”的本领，被专家称为浙江的“零资源现象”。余姚不产塑料，却享有“塑料王国”的美誉；桐乡不出羊毛，海宁不产皮革，却分别拥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和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但成了主产胶合板的全国著名的木业加工中心。
务实精明，凡事讲成本，讲效益，不求虚名。名声（形式）不重要，内容最关键。闷头发财是宁波人的普遍价值观。如要张扬，也一定是能带来实效的张扬。务实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核算。浙江人有个“一分钱的理论”。中国人去国外参展，结束前产品大甩卖，但面对老外一再地讨价还价，其他地方情愿不卖。而浙江人的摊位却一售而空，哪怕每件只赚一分钱。旁人不悦，宁愿扔掉也不贱卖，浙江人却娓娓道来：扔掉不就白给人捡了便宜？就算是只赚一分钱，也是为国家创外汇嘛！
浙江人不尚空谈，讲求实效。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抓住了一个个改革机遇，形成了先发优势。当一些地方对办市场还在犹豫不决时，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星罗棋布，红红火火；当一些地方陷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时，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国有、集体企业在悄然展开产权制度改革。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创业。他们继承前辈“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传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赚一分钱不嫌少，赚十万元不嫌多。
温州农民的“第一桶金”，是靠带着“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走南闯北，从缝纫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中淘出来的；义乌农民今日的富裕，是靠经营小商品“鸡毛换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绍兴农民的原始积累，是从“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中流淌出来的。
一大批昔日默默无闻的泥瓦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在逐步积累创业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闯市场的经验，一步步从“草木才子”成长为经营者和企业家。宗庆后靠借14万元承包校办企业，从卖作业簿、棒冰赚小钱积累起家，十多年时间把“娃哈哈”发展成占中国饮料总产量15％的“巨人”。
敢为人先，善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具有钱江弄潮儿的无畏气概。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他们就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进入新世纪，浙江人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和更高的层次上弘扬创新精神：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将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开创了全国水权交易的先河；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对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
浙江人不断超越自我。国企改革的风云人物冯根生，被称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家。他率先改革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接着通过合资转换经营机制，尔后又率先尝试经营者持大股，不断创新国企体制。同时将古老的中药传统文化与最新的生产工艺设备相结合，创立了全国惟一以药品名称命名的“中国驰名商标”，使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创利水平多年稳居全国中药行业之首。
创新不仅需要个体的勇气，还要有良好的客观环境。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默契配合和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温州和台州的农民发扬当地农村合伙经营和“打硬股”的传统，亲帮亲、邻带邻，创办起“自筹资金、合资合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地党委政府对此采取了不争论、允许试的态度。1987年又肯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经济性质，给予与集体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并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省委、省政府因势利导，在全省普遍推广。党的十五大以后，省委、省政府进一步鼓励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使它们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能商善贾。许多浙江人不会讲普通话，却会讲英语；没去过北京，却去过巴黎。销售达5亿元的“世界点火枪之王”是从摆地摊起步的。当年，老总茅理翔带着自己发明的点火枪参加广交会，因知名度小无人问津，心有不甘的他索性在广交会会场的走廊里摆起了地摊。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有几十个慈溪人组成的民间边贸团，他们隔着边界线，硬是靠打手势每年与哈萨克斯坦商人做成3000万元的生意。从慈溪到新疆，通常要花上10多天，仅仅为的是推销利润并不丰厚的针织品。这种文化也孕育了敏锐的市场经济意识。一条由上海商人传递的简单信息，被慈溪人及时捕捉并发挥极至，使古旧家具经营摇身变成一个大产业，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旧家具集散地。一度被国有大企业视为废物的布角料，在慈溪人眼里却蕴藏着无限商机。4年间一个年销售额达10多亿元的布角料市场就这样崛起了。
诚信敬业。自觉遵守游戏规则不骗人。“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把他的钱袋放在我这里，逾期不取回，那就是将利息，或者在那段时间用这笔钱可以得到的一切给了我。只要这个人信用好，信誉高，并且善于用钱，这种所得的总额就会相当可观。以遵守诺言按时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的钱。否则失信一次，就会使你朋友的钱袋永远向你关闭。”本杰明·富兰克林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流淌在浙江人的意识潜流中。
和气生财。浙江人善于调和，化解矛盾，讲究薄利多销，实现双赢。商人需要八面玲珑，求一团和气。“人和”包括雇主与雇工、合伙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包括买卖双方的和睦和诚心。“顾客就是上帝”在浙江从来就不是空话。浙江人洽谈生意时，谦恭逊让，和颜悦色。做到“人无笑脸休开店”，做生意时，言如胶漆，口甜似蜜，还要带三分奉承。对那些还价不到本的顾客，也笑容相待，推之以理，详之以情，切不可“浮草大意，冷言讥语”。不以貌取人，贵贱长幼一视同人。对那些批评货差的顾客，也不粗鲁行事。总之，从顾客进店到离店，洽谈生意自始至终，都以本着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原则，耐心应酬，决不让顾客生气，务必将生意作成。
聪慧聪明。浙江盛产工匠、职员等白领人才。不仅孕育了院士、“宁波帮”等智慧型的职业群体，也培养出无数能工巧匠，如钢琴制造师、红帮裁缝等。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善于经营的个性，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本优势。浙江人善理财，上海滩的金融大亨和银行职员大多来自浙江。
总之，经商传统源远流长是催生成千上万浙江人投身市场的主要原因。“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潜入浙江人的“生命基因”之中。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浙江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反映。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在开放的环境中，“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土壤就发芽”，极大地激活了浙江的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走近浙商“浙商”与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一样，遍布全国，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果。
在浙江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闪光点中都能看到浙商坚实的身影。他们是浙江经济起飞的推进剂和原动力，也是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见证者和功臣。全省GDP的7l％、就业的90％、税收的60％源自民营经济。
为什么浙江这个资源小省，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答案就是有了一大批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民营企业家或曰浙江商人。“浙商”，不仅仅是指在浙江大地上从商的群体，还包括浙江人在全国、全世界从商的群体。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据浙江商会徐冠巨介绍：“浙江人在全国甚至是在全世界不是打工的概念，而是老板，是创业者，成为当地经济强有力的驱动引擎与动力源。”
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初步调查，目前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390万人之多，加上境外的100万人，目前有500万浙江人在中国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目前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2000亿元，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促进组织约有150个。在最新推出的200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浙江商人再次显现了集团军的优势：108位浙江籍商人入围，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稳坐前十强宝座。浙江的区位优势、浙江制造的产业集群效应使得浙江再次成为上榜企业最多的省份。从分布行业看，上榜的108位浙商绝大多数来自制造业。除陈天桥、李勤夫、丁磊三人的公司总部不在浙江之外，其余105位浙商的企业总部均在浙江省内。
浙江老板大都出身低微，补皮鞋、弹棉花、挑货郎担就是创业的起点。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一些农民或者工人具备的品质也有所体现，比如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约有90％的浙江民企精英，出身均很低微。除了后来的培训深造外，创业初期的文凭也并不高，大多是初高中文化。有的研究者还从宏观面上分析：浙商大多发达于20世纪90年代，刚刚赶上国有企业逐渐转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期隐含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的人，就成了今天的英豪。其实，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才是浙商创富的最重要的“基因”。第二章 传统家族企业的革新之路
传统家族企业对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贡献，但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弊病。于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人开始了对家族企业尽行大刀阔斧地革新。
家族企业的优势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大量存在既喜且忧，发表了一些意见，比如呼吁“尽快建立大企业集团”后来又有断言浙江经济必定会停滞，根据是浙江许多企业不上规模。然而事实上浙江经济不仅年增长率为20％，而且其中99％的企业仍然是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事实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客观公平地看待和理解家庭和家族企业，才能找到浙江经济腾飞的关键，因为家庭和家族企业正是浙江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之一。
在浙江，家庭和家族企业何以会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家庭和家族企业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在哪里呢？家庭和家族企业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其实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看家戏或根本点。
在江浙地区，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两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这是因为温州商人的起家靠的多是家庭成员，家家如此，户户这般，可以说是一场社会总动员。所以有人谈到早年温州经济启动的情景曾说：“温州人一旦看到有什么生意可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
不仅如此，正因为“船小好调头”，一旦市场验证需要上规模、大发展，家族创业者有着极其快捷的反应机制，他们往往不惜以简陋换得速度。浙江人有10万元，绝不会像内地人只用5万，留5万备急，他不仅会把10万全投进去，而且还会借款，以便在市场上全力打造竞争优势。”大量事实表明，浙江人不怕失败，他们在失败后甚至不惜重操旧业去弹棉花，重头再来，为的是东山再起。
由于家族关系中相互信任因素的存在，家庭和家族企业的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强。他们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镙丝大王”刘大源原先是卖煤油灯的，他发现煤油灯当中的铆钉利润更高，于是就专门做起了铆钉生意。苍南县许多家庭和家族企业一开始做的是学校饭菜票证印刷，后来发现做校徽利润更高，于是一做而不可收，最终把苍南县金乡镇做成了“徽章之乡”。
由于经济利益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家庭和家族企业成员比其他任何企业的成员具有更高的责任心；同时由于企业小，利润体现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家庭和家族企业的成员也能够更为严格地把握企业生产运行中的每个环节，努力使其生产出更大的利润值。正缘于此，浙江老板大多从事第一线生产，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东阿外大酒店的老板每天凌晨两点便起床买菜；红泥饭店的老板能精确地说出1斤青菜加工后还剩几两；还有不少老板以打工仔身份到深圳的台资企业学成本控制。他们之所以不肯放弃一线参与，也许正是因为害怕自己对企业和行业利润失去亲身感受。这当然也是高度的事业心的体现。
在浙江经济发展初期，完全由眼前利益决定的家庭和家族企业生产方式在布局上可能显得混乱了一些，但最终却使浙江商人筛选出最具优势的产业形式。创业初期的浙江家庭企业平均每投入1元产出就可达10元，这种完全由市场利润牵引的家庭工厂为浙江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选择一个产品都先在本地试销，有前景再做大，这也使许多家族企业选择了以日用品为主的原因，如以各种小商品生产项目为先导，并使其价格最接近国内城镇与农村所能承受的心理价位。这是浙江家庭和家族企业所产小商品带来大事业的始因。
一般来说，家庭企业的确不容易扩大，这是因为相同规模的家族企业一旦发现一个利润行业，往往会一哄而上，产生过度竞争现象。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一面，正是这种一哄而上的阵势，形成了家庭和家族企业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比如，温州防风打火机刚有规模时，大家见欧美的中间商找上门来，生产打火机可以走向世界，于是认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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