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珉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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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试读：
导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富有创见性的精辟见解，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个微观组织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对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人”所有细微洞察，无论是读过德鲁克著作的学者或企业家，都会从中得到振聋发聩般的思想冲击。以至于今天我们仍引以为经典的诸多德鲁克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的行动。但是，阅读和触碰德鲁克思想的边缘，寻找德鲁克犀利词语中的更深层次的解读，获得不同寻常的顿悟，以对德鲁克思想和同时代其他管理学家的理论建树进行分辨，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本书作者作为德鲁克的学生和资深的德鲁克研究者，以一流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称道。作者以独特的、多维度的、全方位的研究视角，全面解构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精髓与实践价值，并对中国企业运用德鲁克管理思想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探索性观点。
本书中主要讨论德鲁克最重要的管理学思想，包括对德鲁克历史地位的评价、德鲁克的管理学坐标与维度、实践性管理理论、目标管理、经营理论与企业战略、奥地利学术传统对德鲁克的影响、德鲁克的管理学方法论等问题，这些领域都是学习和理解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最重要的部分。
本书作者力图向读者呈现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精义所在，勾画出德鲁克管理思想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帮助读者理清德鲁克的思想脉络，重构德鲁克的思想逻辑，并以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故本书较为适合相关研究和爱好者，如院校教研、学术研究人士、咨询公司咨询师、愿意深入研究管理思想的企业家等。
可以这样说，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出自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德鲁克管理学著述与现代管理学的每一个方面都连在一起。阅读本书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本书作者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解读，去重塑一个属于自己的管理学世界，以指导自己的管理行为。自序探寻德鲁克——我的心路历程
挥之不去的德鲁克情结（Drucker complex），使我一直居于不安的心情之中。这种情结缘起我与德鲁克的一段翰墨缘。
我与德鲁克的结识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记得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一本叫作《管理的实践》的书，作者就是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如阳光下刚沏的一杯清茶，甘纯而充满清新馥郁的气息，沁人心脾，怡人情怀。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内心世界一种难以言表的排山倒海式的震撼。
德鲁克非常善于把经过仔细衡量的、相对独立的组织及其管理的各种问题组合成一个流畅、富表现力的整体，而且他更懂得如何营造一种阶梯式的推进感。德鲁克的文字，如此基本和关键，以至于往往使人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德鲁克的论证总是通今博古，旁征博引，绵延不绝，好似一条语言的尼罗河，它泛滥着、灌溉着管理学真理的土壤。读德鲁克的著述，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就像躺在语言的按摩浴缸中，在那温暖的旋涡中放松，同时享[1]受到那种不断流动、刺激的感觉。”
因为德鲁克的著作是基于实践的，又是写给广大管理者看的，所以在我读德鲁克的著作时，觉得他写得通俗易懂。在他的书里，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推理，更没有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与推导。有的却是意义深透的叙事，引人入胜的案例，意趣横生的故事，不加修饰的白话，以及他那棵充满热诚而鲜活的心。这种独树一帜的语言，对于像我这样有一定管理实践经验的人，的确容易得到共鸣。
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著述有一种精心“酿造”的语言风格，著述中就可以见到德鲁克的性格、气质、专业、修养、能力特长、情趣、意志和独特的内心世界，处处感情奔放，句句妙语连珠，文学功底极好，所用语言更是大气磅礴、鲜明生动、幽默风趣，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独领时代风骚。德鲁克的叙述时而流畅清晰，以脉络分明见长；时而感情充沛，以气势磅礴取胜；时而着力风趣、幽默而又不落俗套；时而重在逻辑严谨而又不显干涩。在叙事时往往采用自然的旋律，语言质朴明快，平易近人，平和大度，借助严密的逻辑力量和历史考察，能起到悦人之耳、爽人之心、使人“平”中见奇、“平”中见深的功效。最终达到殊途同归，在朴素中见真情、见智慧，见力量，“平”中见新的独特效果。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原因，我不满18岁就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家国有钢铁厂的普通工人。我虽然渴望有一天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深造，但在当时文革条件下却无法实现。幸运的是，在我24岁的时候，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有幸成为国内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第一届毕业生。但是，当时的国内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教育，在经济学方面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管理学方面学习的仅仅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厂管理，参考书就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企业管理卷》，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经营和管理企业完全不知道，对西方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的内容也不了解。在阅读德鲁克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管理学界所知道的管理学仅仅只是古典管理学的一些毛皮，对西方现代管理学的了解和认识几乎完全是零，特别是对20世纪50－80年代现代管理学的高速发展时期的理论和方法几乎是一片空白。德鲁克有这样一种能力，他可以把人们反复阐述而不能解释清楚的复杂感受，用平实、清晰和深切的文字表达出来。
德鲁克给了我一片新天地，让我学会了一种看世界的新视角和新维度——社会历史视角和维度。德鲁克的语言自信优雅，既没有生僻的概念术语，也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理论，读起来给人一种亲切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和收集德鲁克的著述，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饥不择食地阅读，并以此为线索，追踪阅读了西方现代管理学的众多著述。阅读包括德鲁克在内的众多名家的著述，使我这个学习现代管理学的初生婴儿，渐渐地适应了这个世界，形成了对管理学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又渐渐地形成了诸如好与坏、对与错、人性与效率、本体论与认识论之类的分辨，乃至权变、理性与非理性之类的价值标准。
1985年，国务院提出国有企业要转变经营观念，引导消费、创造顾客，这与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的提法完全一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引导消费、创造顾客与马克思商品生产中的基本矛盾——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有关。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德鲁克，询问他理论的来源、他的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基本矛盾的关系，希望得到他的点拨和指导。当时心血来潮，信写好后径直寄了出去。第二天却忐忑起来：德鲁克是一代管理学宗师，怎么会给一个无名小辈回信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德鲁克很快就回信给予了答复。德鲁克说：“我对商品价值不感兴趣，我更关心企业为什么而存在。”但德鲁克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理论对人类贡献极大，这就是马克思主张的利润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源泉的思想，德鲁克认为马克思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而他的老师熊彼特也是持这个观点的。德鲁克强调，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企业为什么而存在这一哲学命题，这是企业的宗旨与使命所在，而引导消费、创造顾客就是对这一命题的回答。德鲁克风趣地说道：“只有这个想法是一个会移动的零件”，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个观念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后来我长期向德鲁克请教，多次向德鲁克进行求教各种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说实话，当时我请教德鲁克的问题大多数并不是德鲁克著作中给我留下的疑问，而是希望他对管理学前沿理论问题给予指点。例如，我问德鲁克对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应当如何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行事，企业应当适应环境，如果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行事，企业就应当创造环境。我问先生这个问题应当如何理解？德鲁克回信简洁无比：“你提出这个问题很有见地，可以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权变’（contingency）。你应当读一读詹姆斯·汤普森（James David [2]Thompson）的《行动中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ction） 一书，他强调企业的能动作用可以制造缓冲。”最后不忘记提醒我：“缓冲（buffer）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德鲁克的回信就是这样简短明了，但字字千金，直奔主题。这使我既高兴又痛苦。痛苦的是德鲁克的回信太短，简洁到得不到更多的信息，本来满心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但不能完全如愿，得到的往往是关键思想，需要自己去思索。当然，这种指点也非同寻常。我知道他非常忙，时间有限，有时尽管有点抱怨，但心里仍然充满感激；高兴的是能够得到德鲁克的回信，最受益的还是简洁二字。立论、写意、凝练、留白、微言大义，再繁杂的事情，都叙述得明明白白、有条不紊，常常是一些画龙点睛式地指点。这一段历练和经历让我体会到佛经中说的一个道理：“迷时师渡，悟时自渡。”
我发现，在与德鲁克讨论某个问题时，必须抓住他独特的论述方式。德鲁克总是在阐述某个论点之前，先提出资料背景，这些资料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材料和论据，他以这些资料作为论述基础，很快做出结论。然后根据这些结论，左提一个历史事实，右拎一个案例，左手打右手，右手敲左手，横批竖评，左打右击，不断引证历史事实和实例作为论据，也不断用这些论据驳斥现实论点。德鲁克的主要特点在于广博和与实践的相关性，他的知识结构包罗万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恐怕也是他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地方，或许也是他备受人们推崇的原因。由于德鲁克的这些引证与辩驳十分精彩，同时还有一些复杂，又像计算机屏幕保护上的三维图像，层层叠叠，错综复杂，引领着我走向神秘未知的地方。有时，我可能不自觉地迷失其中，似乎忘了他已经做好的结论，也忘了回味这些深厚论证背后的意涵。因此，对德鲁克的结论，我的心得是一定要反复体会，这样才能够对他阐述的论点有更深刻的领会。
德鲁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敏锐的洞察力，既快又准，对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马上就能说出高深的道理，让人能够迅速理解。德鲁克最担心的是人们被惯性思维所困惑，他经常引述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一句话就是，为了适应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遮着人们眼睛的眼罩（blinkers）必须扔掉。与德鲁克交流，我得以了解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有关理论[3] ，使我对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 M.McGregor）、卡尔·维克（Karl E.Weick）、亨利·明兹伯格（Henry Mintzberg）、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舒曼特拉·高沙尔（Sumantra Ghoshal）、克里斯多弗·巴特列特（Christopher Bartlett）、迈克尔·汉默（Michael Hammer）、汤姆·彼得斯（Tom J.Peters）、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西奥多·列维特（Theodore Levitt）、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冯斯·琼潘纳斯（Fons Trompenaars）、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和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等重要管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有所接触和认识。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还推荐了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意见论敌的著作，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4]Management） 、加拿大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爱里奥特·杰奎斯[5]（Elliott Jacques）的《必备的组织》（Requisite Organization）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William [6]Edwards Deming）的《走出危机》（Out of the Crisis） 等书，德鲁克甚至在信中告诉我，他非常关心马斯洛逝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当得知《马斯洛传》和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洞察未来》（Future [7]Visions：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braham H.Maslow） 在1996年得以出版的消息时，他感到非常的欣慰。德鲁克的这种胸襟和气度，非常人可比。
这一段翰墨缘对我管理学理论素养的提高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样的历练和经历，洗涤心灵，回味悠长。与同时代的中国管理学者相比较，我的管理学学习之路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经由德鲁克他老人家耳提面命，指点迷津，使我的管理学功力倍增；不幸的是我不能像赵曙明教授和那国毅教授那样，亲耳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教诲。
据我所知，德鲁克一生可谓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单枪匹马（one man show），特立独行（to be outstanding and unique），自成一体，既无嫡系学生，也无学术传人，甚至连秘书也没有。我的这段经历，或许可以算是德鲁克的编外弟子吧。
以我的看法，在这个利欲熏心、物欲横流的年代，繁华中充斥着浮躁，交往中潜伏着虚伪，人之本原的纯真，已不知还有几分？此时选择做学问，只有一个好处，那是官场和生意场的灯红酒绿比不了的，这就是可以广泛地以文会友，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去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和至情至性的知己。簇拥这样的良师益友，自己不仅可以坐而论道、增容头脑、相互切磋、弦歌互答、共享情怀、提升自我，更可以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应是“作为智力与体力的游戏来享受”。在与德鲁克交往的那些时刻，我在这种感受和接近美学标准的快乐中能动与受动的互融互动，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我渐渐放下了我们每一个人生都充满着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化作了一种理想和信念，成了我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志得神怡，情怀激荡，香溢肺腑，甘泽心灵，昧昧思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有时甚至还会踌躇满志地说上一句：做人真好！
尽管有这一段翰墨缘，我对德鲁克的著述可以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来就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要写一本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专著，因为我深知德鲁克的学问博大精深，岂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评说的，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想法得以改变。
我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的兴趣缘起于另一段翰墨缘。2002年《经济管理·新管理》在第16期上刊登了时任武汉化工学院副教授张远凤老师的《经验主义学派方法论研究》一文，对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研究方法作了分析和评价，认为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对管理学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张远凤副教授文章中有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2003年《经济管理·新管理》在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构建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范式和经验法评析——兼与张远凤同志商榷》一文，向张远凤副教授进行求教。不久，我收到了张远凤老师的来信，向我索要我在2003年新出版的一本专著《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由此结识了张远凤老师。张远凤老师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当时正在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谭力文教授门下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我也在指导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很想知道其他教授指导的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的选题内容，因此我在给她的第一封邮件中好奇地问张远凤老师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什么。我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博士论文选题竟然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我当时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就为她捏了一把汗，我认为那是最难进行研究的。我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她。我在给张远凤老师的邮件中写到：“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够破解德鲁克的人太少了，真正了解和认识德鲁克博大精深思想的人太少了，让我们这些德鲁克的崇拜者有难找知音的痛楚。”
我与张远凤老师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通信，通信内容主要就是讨论德鲁克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其中在很多时候讨论的是管理学方法论。我感到张远凤老师对德鲁克早期关于“工厂社区”的研究较深，主要集中于德鲁克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方面，而对德鲁克的晚期作品，特别是涉及经济学与管理学方面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我认为主要在于国内西方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教育不力的原因，因而她在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的某些领域有点吃力。我与她比较，我虽然得到了德鲁克的许多指点，但我当时对德鲁克思想研究得并不深，生怕有辱师门，因而羞于告诉她我曾经得到过德鲁克的指导。我只是隐含地告诉她，我的管理学学习之路，主要是通过与国外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通信方式进行的，甚至我暗示说我就像德鲁克的儿子，德鲁克说上一句，我就知道下一句，说我与德鲁克的思想是心通意会的，但就是不敢说自己是德鲁克的弟子。
张远凤老师后来完成了博士论文《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她送了一本给我，希望我能够多提一些修改意见。从她的博士论文中，我感受到她的学术理想就是希望像德鲁克一样真实接触、观察、了解、研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我当时告诉她，她的博士论文“现在看来，实现了部分目标，但还有差距。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把论文修改出来，争取出一本专著，这是极有意义的，不仅具有中国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大约是在2007年的教师节前后，我收到了张远凤老师所著的、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管理者的德鲁克》一书。对于这本书，我对书名特别不解，明明是一本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专著，却取了一个并不能达意的书名，或许是出版社为了销售的原因吧。
对我自己来说，与张远凤老师的交流和辩论始终是一笔财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体会，她在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观点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从那时起，我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了研读德鲁克著作中，非常关注国内外有关德鲁克思想的研究和评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出来，向世人介绍和传播德鲁克思想的真理光辉。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离我们而去，奔向了耶稣的天堂。伴随着德鲁克的逝世，有关德鲁克评价出现两种极端情况：管理学术界被德鲁克多次讥讽的“学术智慧”（academic wisdom）再次上演，几乎是悄无声息，仅有少数学者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德鲁克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但出了学术圈儿，景象完全不同。企业界和世界各个主要财经类媒体将多种荣誉和赞誉给了德鲁克，自发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德鲁克被看成是时代的英雄。当我们冷静地看待这些德鲁克研究和评价时，就会发现多是“德鲁克语录”汇集式的德鲁克研究，或是“德鲁克生平”介绍式的德鲁克研究。这样的德鲁克研究，看似“捧杀（追捧或吹捧）式的德鲁克研究”，实为“棒杀式的德鲁克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完全背离了德鲁克的本意。因此，德鲁克的门生和弟子理当以寸草赤忱，来解读德鲁克思想的本真意识和人性关怀，弘扬德鲁克主义。这更增加了我进行德鲁克思想研究的动力。
大约在2005年11月15日左右，《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的资深编辑、德鲁克《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和《德鲁克文集》的中文本译者沈国华先生希望我能够尽快地写一篇关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文章，以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德鲁克管理学方法论述评》的文章，《外国经济与管理》以最短的时间发表在当年第12期上。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第一次以德鲁克弟子的名义公开发表的关于德鲁克研究的论文。
2006年3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心主任程京宁老师来成都出差，专程到我校拜访我，特地向我赠送了机械工业出版社新出版的德鲁克著作，其中有《管理的实践》和杰克·贝蒂所著的《大师的轨迹》等书。我当时对程京宁老师说，中国了解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人太少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出版德鲁克的著作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利在当代，功在长远，为德鲁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年4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社长李奇先生、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副总经理张渝涓女士和程京宁老师来到成都，与我进行了交流。我们对德鲁克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如何在理论界和企业经理人中树立德鲁克主义的理念进行了讨论。他们希望下一步有一些中国的知名教授来解读德鲁克的思想，鼓励我进行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专题研究，希望我能够出版一本高水平的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专著，并一再邀请我为准备在当年8月出版的德鲁克的《成果管理》写一篇推荐序。我高兴和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德鲁克经营思想或事业理论的认识。后来我对这篇推荐序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以《德鲁克经营思想述评》为题目，发表在当年《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1期上。
我原来计划这本研究专著在2009年德鲁克诞辰100周年前完成，但就在我着手进行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的同时，《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向我发出邀请，希望在该刊《德鲁克研究》专栏上发表我的研究成果，以推动国内的德鲁克研究。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在《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2007年第四期到第九期发表了六篇德鲁克研究的阶段性论文。
国内不少管理学者向我表达了支持和敬意，希望我早日完成这本专著。上海财经大学沈国华先生在邮件中指出，应当站在弘扬德鲁克主义管理学理念的高度，大胆地探索和研究管理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拓展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以推动我国管理学的建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谭力文教授在邮件中指出，中国的学者太书斋化了，许多从事企业管理教学的年轻老师基本没有到过企业，这可能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德鲁克先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晏墅教授告诉我，研究好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对构建中国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是一件公德无量的事情。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告诉我，只要是有关德鲁克研究的事情，需要他做的他都愿意出力。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闯教授、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佩瑜教授、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教授在阅读本书初稿后认为，树立德鲁克主义的管理理念对推动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的这些看法与建议，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些资深而又严谨的学者还对本书的写作大纲和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本书不可能顺利完成。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地谢意。
思维在行动，人也在进行写作实践。我们思考，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传播德鲁克主义。所以，当我翻开我曾经写作过的有关德鲁克主义的这些文字，我还会感受到一种知识的力量、一种批判性知识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德鲁克的力量。
事实上，德鲁克的著述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仅就管理学领域来说，也涉及许多方面。因此，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和解读必须有所侧重。我在本书中主要讨论德鲁克最重要的管理学思想，包括德鲁克的管理学坐标与维度、实践性管理理论、管理学方法论、目标管理、经营理论与企业战略等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离不开对德鲁克学术背景的研究和发掘。这些内容既涵盖了德鲁克最重要的管理学思想，又与我向德鲁克请教的问题相关，我将在本书中结合我的体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我非常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掩卷之后，依旧有阅读德鲁克著作后所得到的那种不可言传的冲击感。正因为不可言传，使得本书所揭示的德鲁克管理思想倒像是我、读者与德鲁克之间的一场精神幽会。读者推门进去，一扇门一扇门，可能迷路，可能曲折，但最终可以抵达德鲁克的内心世界。我愿意说，他们看到的是一滴水所映射出的太阳的光辉。
本书许多内容尽管取材于德鲁克的著述和具有一定代表性德鲁克研究的著作，但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加工，对国内外关于德鲁克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去粗存精，严加选择，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书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建立了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结构体系，并用较大的篇幅提出和论证了我自己的探索性观点和学术思想。
本书文字力求简练，通俗易懂，所选取的德鲁克的著述、国内外研究德鲁克的论述和国内外管理学经典著作都有注释，利于研究者查阅、分析和借鉴。
由于我的知识水平和掌握的资料的有限，要想实现我对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的“海纳百川、包容兼蓄；学贯中西、有容乃大；贤智相辅、穷达超然”的写作初衷，还有较大的困难。因而本书所论述的观点和内容，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甚至错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我将在日后修订再版时作必要的更正。罗珉2017年4月于成都光华园注释[1] Peter F.Drucker.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9.[2] James David Thompson.Organizations in Action：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67.[3] 但德鲁克认为熊彼特不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4] Abraham Harold Maslow.Eupsychian Management.Homewood，Illinois：Irwin and Dorsey，December 1965.[5] Elliott Jacques.Requisite Organization：A Total Systemfor Effective Manager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rial Leadershipfor the 21st Century：Amended.2nd Edition，Virginia：Cason Hall and Co.Publishing，1996.[6] William Edwards Deming.Out of the Crisis.Cambridge，Massachusett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of Advanced Engineering Study，1986.[7] Abraham Harold Maslow.Future Visions：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braham Harold Maslow.Edward Hoffman，E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6. 第一章 chapter 01现代管理的预言家：彼得·德鲁克
2005年11月11日，一个名叫彼得·费迪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的虔诚路德派教徒在离他96岁生日还仅仅只有八天的老人，因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s）奔去了耶稣的天堂。德鲁克的生命太长了，创作力太旺盛了，以至于管理学的20世纪直到2005年11月11日这一天才结束。从此，天堂里多了一个乐观、豁达、幸福的美籍奥地利人，一个纯真、幽默、机警、敏锐和长于雄辩的管理思想家，一个始终奉“自由和实践”（freedom and practice）为圭臬的执着男人。天堂里不需要管理学理论和管理实践，那里已有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1]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2]1970）和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1900－[3]1993） 这些论敌，强于辩论、深信“管理就是实践”和“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的德鲁克仍然会与他们进行“论战”。注释[1]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被人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首创的科学管理制度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2]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的倡导者，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3] 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1900－1993），美国管理学家、质量管理大师，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倡导者。一、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西方管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德鲁克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及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又善于把深奥的管理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可以这样说，20世纪后半叶是德鲁克的世纪，德鲁克这个照亮20世纪管理学的巨大灯塔，黯然熄灭的这一天，不是公历的1999年12月31日，而是2005年11月11日。或许从这一天开始，管理学将进入了一个只有偶像没有大师的时代。
德鲁克的伟大成就在于把管理确定为一种永恒的人类准则。这一准则曾经造就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古罗马的文明。“管理学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每一次失败都是经理人的失败。进行管理的是人，而不是武力或事实。是经理人的[1]眼光、奉献精神和恰当诚实的决定或管理不善。”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管理是社会机构的器[2]官，变乌合之众为组织，化人们努力为绩效。” 经理人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其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它也是某一社会使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富有建设性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还可以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桥梁，连接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和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信念和遗产的[3]文化。” 德鲁克表达了一种多么伟大的思想，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我们所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声音。
德鲁克在总结自己对管理学的贡献时说：“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discipline）；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4]学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有关对德鲁克评价，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是莫衷一是，而这些评价都是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角度。德鲁克的逝世，引发了世界各个主要财经类媒体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将多种荣誉和赞誉给了德鲁克。[5]
严格地说，德鲁克并不是“发明管理的人” ，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泰罗创立了管理学；如果说德鲁克创造了管理学，就等于抹杀美国管理学会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实，等于无视法国企业家、原法国科芒特里－富香博－德卡维尔采矿冶金公司（Compagnie de Commentry-Fourchambeau-Decazeville）总经理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6]－1925） 、美国企业家、原美国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切斯[7]特·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1886－1961） 等管理学界的先驱们；德鲁克也不是“创立了组织理论的人”，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亨利·法约尔、美国企业家、原美国通用汽车出口公司的总经理詹姆斯·[8]穆尼（James D.Mooney，1884－1957） 和切斯特·巴纳德，是他们创立了古典组织理论，以及卡尔·维克（Karl E.Weick）、赫伯特·亚历[9]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 和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1916－）等组织理论学者对现代组织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德鲁克也不是“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的开拓者”，是德鲁克的朋友兼“论敌”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创立了人本主义管理学；如果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咨询业的缔造者，等于说德鲁克多年的挚友、现代管理咨询之父、麦肯锡咨询公司创始[10]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1903－2003） 自1933年以来的努力都是白搭。但毫无疑问，德鲁克的工作帮助促进“管理咨询”成为一个行业，并促进大众对管理研究和探讨的理解和尊重。
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社会实践问题”的管理思想家，如果要说德鲁克在管理学界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地位非“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the most important management thinker of our time）、“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the founder of modern management）、“管理艺术大师”（the management guru）、“现代管[11]理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 或“大师中的大师”（guru's guru）莫属。是德鲁克使管理学成了一门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Peters，2005）说，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创造者、发明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管[12]理日益复杂、逐渐失控的组织，他给了我们一份管理指南。”
事实上，在德鲁克涉足之前，其他人也写过管理学方面的一些著述。例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关于科学管理与效率的著作，切斯特·巴纳德关于组织系统与经理人职责的著作，因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而闻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13]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 、弗里兹·朱利斯·罗[14]特利斯伯格（Fritz J.Roethlisberger，1898－1974） 关于人际关系的著作，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1890－1947）[15] 从人性化角度谈管理的著作和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16]Follet，1868－1933） 关于企业是一种崭新社会组织形态的著作。但德鲁克是第一个把那些零散的思路整理成系统理论的人。
德鲁克巅峰之作是两本同等杰出的巨著：《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这两本杰出的巨著可以说是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且有大量的历史方面的展望。正是这两本巨著奠定了德鲁克现代管理学奠基人的地位。
我认为，对现代管理学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一书进行评价，可能较好的视角是从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划断的讨论作为起点。在国内外的管理学界，对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算起一直争论较大，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主张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算，我国学者基本上持这种主张，主要理由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我们只要一看国内任何一本管理学教科书就知道了；第二种主张是从1958－1963年算起，主要理由就是卡内基－梅隆学派（Carnegie Mellon School）组织理论的出现。这一观点在美国管理学界也有市场，因为正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出现才使管理学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我对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17][18]·雷恩博士（Daniel A.Wren） 的《管理思想的演变》 一书一直抱有成见，主要原因就是在这本书中竟然忘记了卡内基－梅隆学派的组织理论，甚至连提及都没有。这可能是我本人对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和理查德·赛尔特（Richard M.Cyert）的公司行为理论非常喜欢的缘故吧，我在《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一书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第三种主张是从1954年11月6日这一天算起，这一天是管理学划时代的日子，主要理由就是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的问世。
这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主张，基本上形成了管理学界的共识，我本人也持这个观点。
我一直主张《管理的实践》一书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启蒙书。几乎所有的现代管理思想都来自于这本书，或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得到踪影。我认为《管理的实践》在概括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的重要性比其他任何管理学著作都重要。我认为，作为一种实践、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有集体活动之后。但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却是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基础原理进行了精确阐释，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外的管理学者没有解释从20世纪50－80年代是现代管理学高速发展的时代（80年代之后的现代管理学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学，特别是组织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的原因。传统的解释都是因为古典管理学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的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我们仔细阅读《管理的实践》，再对照托马斯·库恩（Kuhn，1962）的范式理论，就会发现古典管理学理论和行为科学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平台，要突破这个平台，需要大量的范式，或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潮[19]涌（the flux of paradigm） ，而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就是范式潮涌的体现，后来的管理学家都是在这个潮涌的带动之下发展了现代管理学。
在《管理的实践》1985年版的序言中，德鲁克把这本书称为第一部“将管理学作为一个整体，第一部尝试将管理学描述为一种独特功能、将管理描述为一项特殊工作、将担任经理人描述为一种独特责[20]任”的书。 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评价提出异议。令人诧异的是，这本管理学始创文本到现在还是惊人地贴近时代。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德鲁克就高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演进的中，管理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未来西方文明将延续多久，管理就有可能持续扮演主导这个社会制度的角色……管理传达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很明显地，它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器官，负有让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的重责大任……它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精神……就本质而言，管理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德鲁克给予我们的是排山倒海式的震撼：“管理不仅是这个经济体系创造出来的，也是这个经济体系的创造者。”“通过主观意识的行动，管理能够掌握和控制、乃至于改变整个经济环境。”管理不仅受制于“市场[21]力量”，有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从而创造出市场力量。”
德鲁克于1973年出版的《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家与学术界奉为“管理学圣经”（TheManagement [22]Bible） 。《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管理的实践》提出的思想，成了管理学的百科全书。德鲁克说：“本书用洞察力、理性思维、知识与技能来武装经理人，以便使他们更胜任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德鲁克认为，书中所囊括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实践，是管理实践中最核心的东西；书中的系统知识、方法和技术是有效的，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和管理实践者的肯定。德鲁克强调：“将经理人和其他人区分开的最重要职能就是他的教育作用……只有他才被人们要求帮助其他人获得远见和能力，使这些人的表现能够达到高水平。按照最彻底的分析，只有这种远见和道德责任才真正定义了[23]经理人。”
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中，德鲁克从实践出发，并把管理的本质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目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器官”（organ of society）、“营利性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的目标是“创造顾客”（create customers），利润则是经营活动的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其主要动机。德鲁克批评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企业目标的观点，即利润最大化的学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利润来说明和解释企业的目标。同时德鲁克将市场营销和创新定义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两大重要职能。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构建了他有别于任何其他学者的管理系统和理念，即“必须以顾客的价值和顾客的决定为基础，顾客是管理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出发点”，顾客是决定企业宗旨和使命的唯一出发点。《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senior executives）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最重要的责任在于创造绩效。德鲁克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功能，即经理人需要承担的五项基本责任：确定目标、进行组织、激励和沟通、进行衡量以及培养人才（包括经理人自己）。这五个基本要素形成了每个经理人的工作基础与责任。德鲁克认为：“在每个方面，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以确保正确的精神遍布整个管理组[24]织。”但这需要一种道德力量作为其精神支撑。
德鲁克具有揭示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本质的思维力和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有兴趣并有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关键命题，形成核心概念。这就是通过分析实践问题，发现其背后的东西来揭示组织及其管理的本质，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德鲁克的一个伟大贡献是他发现了“组织的社会”（thesociety of organizations），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25]社会（Tarrant，1976）。 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中曾经说过，“我对管理的兴趣，并非始于企业……是从我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得[26]出的结论开始的。” 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corporation is a organ of society）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所谓组织，其实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个人及社会成员始终能做出其贡献，始终能够取得其成就。”因此，组织及其管理的职能[27]就是：“将人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 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组织中获得什么，围绕着组织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经济制度（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组织的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地打通了。
德鲁克第一次将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追求，放置在一个根本的市场组织基础上——“组织的社会”。但这个“组织的社会”，不是充斥国有农民、国有工人的国有工厂，而是一个自由企业社会成员。在这里，组织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能够运作和生存，也能使社会能够正常运作和生存，组织变成了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要满足社会基本的信仰和承诺。而“管理”作为并非听从天国教义的现实实践，为“组织的社会”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指导和服务。正如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引用英国著名社会福利改革家罗尔·威廉·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28]1879－1963） 所说：“组织的宗旨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The purpose of an organization is to enablecommon men [29]to do uncommon things.）
德鲁克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历史性地考察了经理人的作用。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大胆宣布，经理人是“工业社会中独特的和领导性的群体。本世纪以来，几乎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基本力量、新的领导阶层能够像经理人一样迅速成长。这一阶层一旦崛起，很快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30]的。” 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新的阶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德鲁克指出：“在任何事业中，经理人都是一种动态的、能带动组织生命活力的要素。”就像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一样，德鲁克强调：“只要西方文明本身还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经理人就始终[31]是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化的社会中，使各个组织以经营活动为出发点，为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贡献力量，这是经理人肩负的责任。这就要求经理人了解“管理”这门学科，并要求他们真正懂得管理艺术。实际上，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驾驭组织，使之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因此，换言之，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取得经济绩效。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的责任是带动整个组织发挥活力，“促使组织整体的绩效，大于各部分绩效加起来的总和”，而要产生这样的结果，唯有靠经理人“塑造出一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工作环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必须扮演道德教化者的角色。因此，经理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验，让他们心中的野心受到洗涤，使他们更加重视已经拥有的权力，从而成为以“正直性格”领导下属的经理人。与此同时，经理人还肩负着其他职责，包括提高工作的生产效率、帮助员工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社会大众和个人提供高质[32]量的生活保障等。 德鲁克指出：“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建立一支经理人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和极大的投入，但彻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费多大劲儿。在二十一世纪，经理人的人数必将不断增加；培养一位经理人所需的投资也必将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企业对其经理人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好坏，也取决于如何管理经理人。而且，企业对其员工的管理如何，对其工作的管理如何，主要也取决于经理人的管理及如何管理经理人。企业员工的态度所反映的，首先是其管理层的态度。企业员工的态度，正是管理层的能力与结构的一面镜子。员工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管理的方式。”
德鲁克一生中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并系统论述了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德鲁克（Drucker，1959）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正式发明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词，其含义是指“把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而非体力或体能[33]投入工作，从而得到工资的人。” 正如德鲁克所言，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将可以这样被划分：前者是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为如何做正确的事。”德鲁克着眼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以广阔的视角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精辟地论述了伴随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的知识管理革命。德鲁克198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论文《新型组织的出现》（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显然是知识管理指南针式的开山之作。德鲁克指出，在经历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命令——支配型组织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将进入新的形态：由专家小组构成的知识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层级将减少一半，管理人员将减少三分之二，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员工的自律意识。德鲁克认为，新型组织在决策过程、管理结构、工作方式上都将发生巨变，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德鲁克敏锐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于[34]其他知识型的组织或群体，如医院和交响乐队。
德鲁克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也是他最新管理思想，是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5－6月号上的《怎样成为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一文中谈到的CEO的职责。在2004年10月1日，德鲁克在美国德鲁克档案馆举办的“智者对话”（Wiser Dialogue）上再次精辟地阐述了21世纪CEO的职责：“首先要说的是，CEO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你不能用工作所具有的权力来界定工作，而只能用你对这项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来界定。CEO要对组织的使命和行动以及价值观和结果负责。最重要的就是结果。有鉴于此，CEO的工作因他们所服务的组织不同而有所不同。CEO是将组织与外界连接在一起的人。组织内部只有成本，结果存在于组织的外部。这意味着CEO应当仔细思考在他们的组织内有什么信息，组织的外部又有什么信息，以及如何组织这些信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CEO这样做了。整合组织内外的信息是CEO未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只有CEO才能做的就是决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当是什么？’更为困难的是决定‘我们的事业不应当是什么？’一旦做出了以上的决定，CEO才能决定什么结果对他所服务的组织是有意义[35]的。”
德鲁克一生中有三个主要的论敌：一个是德鲁克多年的好朋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和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一个是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工作时的同事、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Dr.William Edwards Deming）；另一个是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Tom [36]J.Peters） 。
马斯洛对德鲁克进行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马斯洛认为德鲁克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工业化的工作场地，而很少关注人的因素；二是马斯洛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是基于“有责任心的工人”的假设，实际上隐含了“每个人都是成熟的人”这样一个心理学命题，要求每个工人成为“有责任心的工人”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特性
[37]的。
戴明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他所倡导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理念上是相抵触的：目标管理为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仅注重结果，全面质量管理正好强调必须注重对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目标管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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