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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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名人轶闻
痴情苦恋：让沈从文爱到自卑的美人张兆和
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
他便是沈从文。
他是诗人徐志摩推荐来的，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了他。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行伍出身，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却被聘为大学讲师，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他唯一的凭借，便是才华。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极其清秀美丽，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
她便是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牗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在合肥老家，张家有万顷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十万担。张冀牗担心久居合肥会让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遂举家搬迁到上海，尔后，又迁居到了苏州，从此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
张兆和还有三个姐妹，分别是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的大姐元和，嫁给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和嫁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四妹充和。张家的四朵姐妹花都是大家闺秀，相貌秀美、知书达理，而且精通昆曲。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鹃曾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文学家叶圣陶也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与沈从文，一个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古城，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湘西山间，是曾参军，凭着一股热情闯入都会的清贫男子。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到这种程度，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他究竟是爱那个叫“三三”的姑娘，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女神”幻影。
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那些信，几乎封封都能当做美文来读。这让人联想起了徐志摩，那个推荐沈从文来中国公学的诗人，他也曾写下无数诗句，那首《再别康桥》成了流传于世的名篇。他也像沈从文一样，将一颗心都融化在那些诗里，双手捧着敬献给他热恋的女神林徽因。
可是，他们都被拒绝了。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后人评说，这是因着“女神”们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她们那时都还只是少女，恐怕还未必那样清醒明白。
不过，哪怕从少女的心思去揣摩，谁会爱上一个在自己面前全无自尊的男子呢？更多时候，少女们会因为崇拜而爱上一个人吧，那是个仰慕英雄的年龄阶段。
沈从文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人也生得清秀斯文，他全然可以借着教师的名义，去接近张兆和，比如替她修改几次作业，或者扯上几个文学话题，在她面前侃侃而谈，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
又或者，他可以耐心地倾听，始终微笑着，让她沉浸在他的“懂得”里。胡兰成就是这么做的，也许，很快，少女张兆和也会像张爱玲一样爱上他。
可是，沈从文并不是胡兰成，他去世的时候，张家四姐充和为他写挽联，形容他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充和是了解他的，他确实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爱澄澈极了，全然不涉心机与手段，他就那样单纯地全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了她。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讨论得沸沸扬扬，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一沓子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天才，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适这话并不算夸张，沈从文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自学成才，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就如胡适预见的，后来，他凭着一部《边城》成了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他的信也变得端然静好起来。“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寻死觅活，于是，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她在日记中写：“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她想到沈从文居然守候了这么久，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更何况，信写得那样好。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她“顽固不爱”的心有了动摇。
如此一晃便是四年。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
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允和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允和对兆和说：“你去了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张兆和去了，站在旅馆门外，老老实实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背出来：“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说完便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张家。
沈从文是有备而来的，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著作，这些都是托巴金选购的，其中还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贵重，便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沈从文的感动叫人微微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锺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然而，“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却是事实，并非他的敏感所致。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表示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一起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发生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了尚且如此，成名前的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是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
他担忧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因为那意味着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沈从文又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并向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极开明的人，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曾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所以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
于是，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一个“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达了意思，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
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中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湘行书简》完全可当做优美的散文集来读，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叫他“二哥”。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两人的信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也许张兆和这一生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她去看望沈从文——“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
爱因斯坦一生有多少婚恋和情人
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
年轻的时候，我孤寂地生活着，寂寞而痛苦。
临到老来，却甘之如怡。
爱因斯坦曾在自传封面以一段经典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包括事业、生活与情爱。“我们全都获益不浅，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诲；那专属他个人的东西，早已传遍广大人群。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华四射，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结合。”这是爱因斯坦下葬那天，教堂里朗诵歌德悼念席勒的诗，来表达对他的哀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基督徒，犹太人，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和思想巨匠之一。人们称他为20世纪的哥白尼、牛顿。其实，他还应该是20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今年3月14日是他诞辰130周年的非凡日子，今年5月29日是他的相对论被证实90周年的伟大日子。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市，1886年开始在慕尼黑公立学校读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物理专业，次年加入瑞士国籍，曾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发表多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文章（包括著名的公式E=MC2，即能量=质量×光速的平方）。后任苏黎世大学、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及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1913年返回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反对一战，支持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其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称他是自牛顿以来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接受德国唯一名誉学位：罗斯托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1年首次访问美国。
1922年爱因斯坦受到被谋杀的威胁，暂离柏林，赴日本，沿途访问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途中得知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923年赴哥德堡接受诺贝尔奖。1926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获普朗克奖章。1930年第二次到美国访问，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1932年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年纳粹上台，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受到法西斯政权迫害，其房屋被搜查，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不得不迁居美国；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教授。1937年声援中国“七君子”；其广义相对论获得重大发展。1938年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1939年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1940年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中立政策；取得美国国籍。1943年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1950年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在遗嘱上签字盖章。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死后，该国政府邀请他担任第二任总统，遭拒绝。1955年在美国溘然而逝，虽遗嘱低调，仍引起举世哀恸。
爱因斯坦受到如此的尊敬和爱戴，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是科学和知识领域里的耶稣基督。这又一次暴露了人类盲从的弱点。可是面对“爱因斯坦”这个名字，追求精神独立的我们沮丧地发现，不盲从也难！
相对论、布朗运动、量子论、激光学说——这些理论诞生近百年来，它们一直是顶尖科学家的书房和实验室的专利。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这些理论诞生之初，世界上只有三个半人能够理解这些深奥的科学原理。时至今日，这些理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仍是一头雾水。
那么，我们对爱因斯坦的尊敬和爱戴究竟来自哪里呢？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对科学界持久而普遍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从他的点滴生活中所能看到的非凡人生。
真实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天才”的同义词了。张五常在《卖桔者言》中说过，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凡人是学不会的。他说，你又不是爱因斯坦，他的方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大致上确实如此，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不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了。在人们心目中，爱因斯坦（包括古今中外其他许多伟大人物）已经成了某种非人类的奇特生物，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类，他们的生活只与书籍、方程式和古怪的行为有关。
人们曾一度觉得爱因斯坦更接近神，而不是人，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他的生活，也没有考虑过接近他心灵深处的可能性。其实，爱因斯坦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也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不睡觉的时候，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黑板上写写画画那些复杂符号。
只有把天才首先看成也是一个人，才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并进一步凸现他的独特之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爱因斯坦。
爱慕他的人称他为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摩西之后最伟大的人，有些人更直接地称他为“一位犹太圣人”；批评他的人则说他是一个自我吹嘘的大骗子，一贯剽窃他人的思想。
有些人认为他与甘地、施韦策一样，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可是因为他的自由派的观点，支持世界政府和左翼，让纳粹当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怀疑他是他们各自国家的敌人。
他先后两任妻子都说他不是好丈夫，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厌恶女性的人；当然，崇拜他的女士多萝西？康明斯并不这样认为。多萝西还记得有一次凝视他的双眼时，心里想：“这是地球上最高贵的生物了。”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也许正好解释了爱因斯坦自己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与别人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它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摩尔在他写的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同事薛丁格的传记里，曾引用过法国著名作家蒙田的一句话说：“我们的一生，一半是愚蠢，一半是智慧；不管是谁，如果只写到受尊敬和权威的一面，就等于只写了一半。”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去理解一个名人的话，首先关注的无非是这么几个方面：他的童年、受教育的经历、他的爱情和婚姻状况。几乎所有的传记作品，这些方面都是着墨的重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些经历，在这些方面我们最能够互相理解，也最能够体现我们作为人的共同性。
如果说爱因斯坦的智力高高在上，令我们只能高山仰止，那么他的性爱经历无疑将大大拉近他与我们的距离，暴露出他作为凡人的一面。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与他有染的女人多到简直难以计数。他最拿手写作的不仅是物理学论文，他的情书也异常打动人心。
在爱因斯坦读中学的时候，“外表英俊”的他就很受女孩子们喜欢。他也喜欢与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时还写上几行调情的“打油诗”。
爱因斯坦并不太关心自己的衣着和形象，他个子不高，态度悠闲，一头蓬乱的黑发，加上他对音乐和哲学的热爱，使他更像一位诗人，而不是科学家。从外观上看，他对女人们很有吸引力。他的漫不经心的方式、他演奏小提琴时非常明显的热情，以及他后来具有传奇色彩的智力，都极大地加深了他的吸引力。但当他的追求有可能变成一种严肃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就会赶紧退回到他的“小天地”里。《爱因斯坦·毕加索》的作者阿瑟？米勒说：“爱因斯坦对女人的态度，是他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对他来说，科学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至于婚姻是否美满，或许他并没有考虑太多。不可否认，他喜欢女性，也喜欢活在女人堆里，但也仅止于此。
女人在爱因斯坦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罗纳德·克拉克（他也是最早撰写爱因斯坦传记的知名作家）那本被视为标准的《爱因斯坦传》中承认：“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喜欢有女人做伴，不过也仅此而已。”但他又说：“像大多数出了名的男人一样，他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崇拜者和准骗子。”
美国传记作家丹尼斯·布莱恩则在他的《爱因斯坦全传》里写道：“爱因斯坦的一生充满了胜利和悲剧性的嘲讽：他的头脑对时空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却有个精神异常的儿子，连过马路都不会；这位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和平主义者，却促使美国制造出毁灭性的原子弹；这位对孩子和陌生人十分关心的人道主义者，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还对自己有私生女一事保密；他喜欢孤独，但身边总是围绕着女人，终日被记者追逐，被群众包围；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却被提名为总统……”
爱因斯坦对待女性的看法，曾经受到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未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他的首要目标还是科学。一旦这些事情影响了他对科学的追求，他就会立即停止。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他喜欢科学的初衷。
爱因斯坦情感世界
今天的人们，在关注爱因斯坦科学成就的同时，也被他曲折起伏的爱情故事所吸引。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生中，主要有过两次婚姻；此外，他还有不少情人。而他晚年在美国的三次“黄昏恋”，更是鲜为世人所了解，直到近几年才披露。
爱因斯坦的初恋对象，有他的表姐爱尔莎、老师的女儿玛丽、外出旅游邂逅的姑娘安娜等。如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是甜蜜的，也是青涩的。
爱因斯坦的第一位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米列娃（婚姻从1903年到1919年），第二位妻子是他已离婚的表姐爱尔莎（婚姻从1919年到1936年爱尔莎病逝）。他在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时，说是“丢脸的”。他对婚姻一点也不热情。有人问他，他喜欢用烟斗抽烟是否与清理和再装烟斗有关系。他答道：“我本来想抽烟，但结果烟斗却总是让什么东西给堵住了。生活中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特别是婚姻。”总的说来，他对自己失败的婚姻感到悲哀。
爱因斯坦的一生中，前前后后有许多情人，如早年就认识的安娜，他的表姐、续妻爱尔莎的女儿伊尔莎，已婚少妇、年轻女秘书倪贝蒂，富有的花店主埃斯？戴拉，犹太寡妇多妮？门德尔，为他生下第二个私生女伊夫琳的纽约舞女，以及曾许多年不知姓名的M夫人（即近年曝光的米哈诺夫斯基，也就是社交名流埃特尔）、L夫人等。
德国传记作家朱根·尼菲说，爱翁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从来不将她们当做是平等的伴侣；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
此外，爱因斯坦也是妓院的常客。他曾无数次光顾苏黎世和柏林的那些风流场所。（有人甚至怀疑他因而得了性病，并最终死于梅毒。此事折磨了他整个一生，也让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厌恶态度。但这找不到医学证据的支持。）
爱因斯坦晚年，还有至少三次鲜为人知、刻骨铭心的“黄昏恋”。
一个是跟着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私人秘书杜卡斯，并为了他而终生未嫁。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把自己在普林斯顿市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了她。
孙中山：以革命为业
1901年4月，孙中山和家人在美国檀香山合影。中坐孙母杨太夫人、前立次女孙婉、左立儿子孙科、右立长女女孙娫；后排左二起：孙眉夫人谭氏、侄儿细威、长兄孙眉、孙中山、夫人卢慕贞、侄女信霞。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孙逸仙君与袁慰亭君
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他“北京袁总理”。此前革命军和袁世凯曾有密约：若劝动清室退位，即举袁为大总统。因此他对孙中山就任很不高兴，回电称他“孙逸仙君”，表示“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再复电，就称他“袁慰亭君”了。
1911年10月11日晚，孙中山来到美国丹佛市。十几天前，他在路上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因事先托运了行李，密电码本不在身边，这时才有机会译出电文：“居正由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他本想回电说，现在没法弄到钱，先不要动。因为旅途劳顿、思虑纷乱，决定先睡一觉，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11点，他去旅馆餐厅吃饭，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命党占领！
如果立刻动身，二十多天后他就能回到中国参战。他首先想到的却是阻断外国对清政府的借款。密会美国国务卿的请求石沉大海之后，他又去了英国和法国。
兜了一大圈，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来到上海。第二天为他接风时，黄兴等人在席间密商推他为总统，分头去向（起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各省代表示意。计议已定，先在《民立报》“唤起舆论”。晚上同盟会重要干部在孙中山寓所开会。孙主张采总统制，宋教仁主张用内阁制，黄兴劝他也不听。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差一点不欢而散。
12月29日，《民立报》刊登“转孙中山先生鉴”：“今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先生当选，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当天，孙中山向袁世凯致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两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争取袁世凯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备战，他开始了紧张的筹款。
1月8日，他批准发行军需公债1万万元，但发行后只售出七百多万。
1月26日，他致电广东，表示“合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想以抵押广东铁路的办法借外债，未果。同日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公司股本中日各半”，“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英文本作”购买武器军火“之需”。《借款合同要点》声明，中华民国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予三井（签署合同之日方公司）。
2月12日，清帝退位。
次日，孙中山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但他提出3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治章程。
临时约法3月8日才通过，11日公布。为了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变孙中山曾主张的总统制为内阁制，把大总统弱化为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家元首。
14日，南京参议院意外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和黄兴怒不可遏，限令次日中午12点前必须改正过来。
15日，孙中山率各部及将校赴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的合葬墓——行祭告典礼，并致电袁世凯告知当选消息。
借着2月底发生的北京兵变，3月袁世凯还是留在北京就了职。4月1日孙中山解职。
此后袁世凯屡屡请孙中山、黄兴北上。8月24日，孙中山入京。他在北京那3周，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有时谈到夜里两点后。看起来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中山对人说：“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丁玲投奔延安的隐情是什么
丁玲是著名的文学家，青年时期性格开放，野史曾传她在延安时期与彭德怀关系暧昧。但有一件事可印证她是深得毛泽东宠幸的，毛泽东曾在军用电报纸上即兴写下《临江仙·赠丁玲》，称“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高度赞扬丁玲一支笔可抵“三千毛瑟枪兵”。一个党的最高统帅不顾一般禁忌，在军用电报纸上为一个女作家写诗，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仅有的。可见丁玲在一些伟人心目中的位置。
但丁玲与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关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笔者今天在此独家披露，观点仅供参考。
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本姓蒋，家族曾为全国“三个半地主”中的半个，在我们湖南常德，一直传着她的祖上是因为掩护了败退的农民领袖李闯王而得到了笔财宝一夜间暴富的。15岁的丁玲考入省立四师（今湖南桃源师范）后，接触到了进步学生杨代诚（后改名王一知，党的领袖张太雷的夫人）和王剑虹（后成为党的领袖瞿秋白的夫人），与她们一起进行革命活动（该校是民国领袖宋教仁创办的，师生思想激进者居多）。1922年，丁玲与王剑虹结伴来到上海，进了陈独秀等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后又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与茅盾、瞿秋白等人有了密切交往。
1991年，为撰写桃源师范八十年校史，在该校任教的我与同事前往湖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丁玲佚事（但没有引进校史中）。该史料称，丁玲在上海期间，经常以请教为名，单独找才华横溢的瞿秋白，“每从瞿秋白住处出来，丁玲脸上如春风扑面（大意如此）”。但是有一天，丁玲如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前往瞿秋白住处时，却从虚掩的门缝里，看到了同学王剑虹与瞿秋白紧紧拥在一起，“当时如冰水浸透，丁玲怏怏地离开（大意如此）”，从此，丁玲不再与王和瞿来往，而与茅盾密切交往起来。
从这段史料来看，假若不是丁玲暗恋上了瞿秋白，当她看到那一幕时，是不会有如此强烈反应的，以致于王剑虹在一段时间内都不明白好友丁玲为什么突然冷淡自己。后来，丁玲突然离开上海，我认为她是为了离开伤心地。离开上海后，丁玲历经了人生中的重大坎坷，直到1936年10月才来到西安。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了好些天，她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丁玲拒绝了潘的建议，最终去了延安。丁玲的革命意志如此坚决，也与上海一段岁月与瞿秋白等革命者的密切交往有关，瞿秋白已死，丁玲投奔延安，也是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吧。
瞿秋白被国民党枪杀前说的最后四个字是什么
解说：1935年，他为信仰直面枪口，微笑饮弹。他的遗体被草草入殓，葬于荒岭之中，与之相伴的只也寂静和青草，一等20岁载，历史的功罪，才有定论。
曾子墨：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他从窑洞土墙上糊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冯雪峰，感慨道，你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可以说，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当中，瞿秋白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一位，在旁人看来，两人曾是“最接近的战友”。
解说：1920年，五四运动的大潮刚刚退去，这年秋天，报上刊登了一则向俄国派遣新闻记者的启事。此时的瞿秋白年仅21岁，正在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他决定应《晨报》与《时事新报》的聘请，以赴俄特约记者的身份，由北京动身前往莫斯科。
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郑尔康（郑振铎之子）：大家当时对他是非常羡慕，我父亲就说能够到这个，把他去的地方啊，比作是一个红光里的世界啊。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是，对这批年轻人来讲，是非常向往的。
解说：10月16日，瞿秋白乘火车离开了北京，途径天津时，他下车和亲友们告别。挚友张太雷这时正在天津，临别前，他们彻夜促膝长谈。
张西蕾（张太雷之女）：我父亲那个时候，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定下来了，所以瞿秋白来了以后呢，所以他们都谈在一起了，讲了三天三夜。
解说：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这是同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的中国版图，但却是走过了三国的铁路。由于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有战事激烈进行，无法前进。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了50多天。
王观泉（瞿秋白传记作者）：当时哈尔滨红白斗争很厉害，布尔什维克在这儿有活动，孟什维克在这儿有活动，些微而懦夫的白匪在这儿有活动，瞿秋白全部接触过，这三种人全部接触过，在这三种人的对比的过程中，他加深了对布尔什维克的了解。他在哈尔滨第一次看到了列宁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
解说：穿过贝加尔湖，越过乌拉尔山，1921年1月25日晚上11时，历经辗转的瞿秋白一行，终于抵达赤都莫斯科，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寒气逼人。瞿秋白一行受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工作上给瞿秋白提供了许多方便。可以搜集材料，可以访问党政要人，可以参观工厂、机关和学校。在随后的日子里，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各方面的社会活动，考察革命后的苏俄，去研究苏俄的革命。
郑尔康：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不断的有文章寄回来，他发表的这些文章，他自己编成集子以后啊，就在商务印书馆给他出书了，一个就是《新俄国游记》，一个就是《赤都心史》。
龚育之（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我过去读过，我非常感兴趣，今天还值得读。对于了解俄国革命初期的情况，他作为一个记者作了很多真实的记录。
解说：战后的俄国由于饥饿和疲惫，有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对现实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势下，全俄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做了中央政治报告。大会刚一结束，瞿秋白迅速通过《晨报》向中国人民报告了大会的情况。
王观泉：报道俄共十大，唯独瞿秋白最详细，有将近五万字，三十多篇文章，写的俄共十大。
解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国际歌响彻云天。在这次大会期间，瞿秋白第一次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安德莱应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投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掌声所吞没。
这是瞿秋白到了莫斯科后，参加的一次最热烈的政治活动。他的感受是深刻的，他在当天写下的这篇文字，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民描绘了列宁的形象。会议休息时，瞿秋白在会场上遇见了列宁，列宁把几篇有关东方文化的材料交给了他，让他仔细阅读。
此时的瞿秋白早已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寻觅者，赤都火热的生活，使他的心灵深处发生了急剧的深刻变化。他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考察，已经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
1921年5月，瞿秋白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张太雷来到了莫斯科。
张西蕾：他一到莫斯科，就找到那个共产国际的总部，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共产国际总部的门关起来了，外面有人站岗，就不让他进去，后来他想起来了，瞿秋白不是《晨报》派到莫斯科的记者吗，结果他就打电话到《真理报》，一打电话就找到瞿秋白了。瞿秋白听说是他，马上到车站来接他。
解说：他乡遇故知，瞿秋白高兴之余，作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次决定。
张西蕾：后来瞿秋白就有一次跟他讲，说我要参加共产党，你能不能介绍我，我父亲说可以给你介绍。
解说：1921年9月间，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于俄共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解说：1923年1月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火种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燃烧，但是反动军阀加紧推行其血腥统治，只见到处军警凌厉、饿殍遍地。瞿秋白在回国三天后所做的文章《最低问题》中写道：“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积极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广州，作为苏俄归国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二七惨案给予中国人民以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瞿秋白在大会上做了共产国际四大情况的报告，负责起草《党纲草案》，还参加了党章修改工作。他和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等站在一起，坚决主张国共合作。
季甄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所谓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就是怎么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所以瞿秋白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既分析了资产阶级妥协性，又分析它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因此他就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我们要对它采取团结的办法，同时我们也对它这个妥协进行斗争，进行批评。
毛泽东第一任秘书的传奇人生经历
谭政，原名谭世名，号举安，湖南湘乡人。湘乡位于湖南省中部，古称龙城，是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离湘乡不远处有个东台山，东台山下楠竹挺拔，郁郁葱葱，谭政就出生在这翠竹环抱的楠竹山村里。谭政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可谓是书香门第。由于是家中的长孙，爷爷给他起名“世名”，是希望他能够“一世留名，光宗耀祖”。
在谭政6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谭氏宗族的私塾——七星桥蒙馆接受启蒙教育。当时已是清朝末年，在谭政开始上学的那个秋天，武昌起义爆发了，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大力推行新型教育体制，七星桥蒙馆改成了初级小学。学校有位黄笃植老师，曾是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同学。他经常给学生们讲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的故事。谭政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革命救国的理想也在他心中逐渐萌芽。在这里谭政还结识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陈赓，二人在少年时代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正是由于陈赓向谭政介绍东山学堂的情况，说起学校的老师经常给学生讲中国受穷的道理，讲封建皇帝的腐败、丧权辱国，讲中国人民遭受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等事情，深深吸引了谭政，使他暗生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想法。最后经过与父亲的一番争执，谭政终于来到了这所闻名三湘的学堂。
东山学堂可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座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学校培养出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风云人物，毛泽东、毛泽覃就是从这里毕业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是一所紧跟时代潮流、崇尚进步的学校，自然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接受进步思想的摇篮。在这里，谭政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广泛阅读进步刊物，受到了革命的启迪。同时他还经常带领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渐渐地，谭政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四十余年后，谭政在《我的自传》中回忆起在东山学堂学习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对我的思想转变很有启发，从这时起，开始具有民主科学思想和爱国反帝思想，这些为我后来参加革命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从东山学堂毕业后，谭政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楠竹山村，在七星桥初级小学谋了个教师的职务，开始了他的“教书先生”生涯，并且与陈赓的妹妹喜结连理。但是谭政并没有满足当时的生活。此时，正值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湖南是北伐的主要战场之一，身处教师岗位的谭政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大革命的消息，也对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边教书，一边关心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期盼着有一天也能够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后来，当时已任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长的陈赓派人携信到老家接妹夫谭政到武汉参加革命。谭政接到信后，喜不自胜，决心投笔从戎。离开家的那天，他的家人、楠竹山村的乡亲和七星桥初级小学的师生们都来为他送行，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在他们的目光中送走的这个“教书先生”，数十年后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之一。
从今天起，你这个教书先生就是一名北伐军的革命军人了！——陈赓：《谭政大将》
在陈赓的介绍下，谭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谭政，从此教书先生谭世名就成了军人谭政，他的命运也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由于谭政文化程度高，是个小“秀才”，就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一职，不久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二营书记官。可是，就在谭政入伍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迫害，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起义。这是谭政第一次参加战斗，他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救治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他们的模范行为震撼着谭政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后来，他又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在井冈山上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井冈山，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毛泽东，感受伟人在革命初期所表现出的宏韬伟略。有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告诉他：“毛泽东同志要你到他那里去一趟。”谭政以为毛泽东要他去汇报工作，马上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没想到，毛泽东见到谭政却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你是东山学堂毕业的，当过小学教员，拿枪杆子以后是一直在军队当书记官吗？”“是，我一直做文书工作。”谭政答道。“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不少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说，你的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也算咱们工农革命军的一位秀才啰。我看你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前委是工农革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谭政听了十分激动，立刻答道：“前委在哪里呢？我这就去报到！”毛泽东望着书生气十足的谭政笑着说：“前委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你一个秘书，还有个警卫员同志，晓得了么？”“嘿嘿。”谭政也为自己的唐突而笑了。就这样，谭政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成为第一位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人。
之后，谭政便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给毛泽东誊抄文件，跟他一起出席会议，做会议记录，进行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等。在这期间，他充分见识了毛泽东的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自己也受益匪浅，这为他以后做军队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
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1988年11月17日谭政追悼会挽联。
毛泽东曾经对谭政说：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这一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谭政一直致力于不断完善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一开始时，谭政便受命担任红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并代理政治委员的工作。红一师是长征路上的先锋师，担负着为大部队开路的艰巨任务。但是在长征初期，由于部队是保密出发的，上至军团级领导，下至部队官兵，对这次转移的意图都不甚了解。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红军走后群众怎么办？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谭政。为了做好部队的转移工作，红一师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这天，当谭政走进会场时发现，会场里气氛压抑，干部们都低着头，哭丧着脸。谭政意识到这是部队情绪出问题了，必须马上给大家鼓舞精神，于是，他提高嗓门喊道：“同志们，抬起头来！怎么搞的？都被霜打啦？”底下有人小声回应：“谭政委，我们不明白，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我们不到前线打击敌人，却搞什么‘战略转移’！”话一说完，其他人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件事来。谭政见会场气氛活跃了起来，就因势利导给大家做起了思想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呢？”经他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其实对于目前的局势，这些干部们也都心知肚明，经谭政把问题一挑破，不必再讲什么大道理，干部们立刻就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在长征的路上，无论是强渡乌江、四渡赤水，还是过大渡河天险、翻雪山……作为“先锋师”政治委员的谭政带领着红一师历经千辛万苦，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为我军的政治工作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实行全民族抗战，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经协议，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改编是个非常大的工程，部队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一部分战士能够理解和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也有一部分战士对于改编换装认识不足，以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
针对这些认识，部队东进时，谭政立即起草了《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此次行军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发扬战士们高度的抗战热情，保证部队的巩固与战斗力的加强；要用模范的群众纪律与抗日实际行动，来影响友军，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同时他还组织编写各种抗日教材，对部队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定部队抗战必胜的信心。在谭政的努力下，广大官兵同仇敌忾，以极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来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根据当时的形势，谭政带领部队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主要是为解决部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经过新式整军，广大指战员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纷纷表示要为夺取全国胜利而战斗。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在解放锦州的战役中，我军战士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冲破敌人的防线，赢得了胜利。中央军委还特地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不仅如此，在部队的纪律方面，谭政也十分注重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当时正值金秋时节，锦州盛产苹果，苹果树上硕果累累，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也是唾手可得。在苹果树下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尽管饥渴劳累，却没有一个人去摘拿老百姓的苹果，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还特地给予了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但谭政并没有放松对政治工作的要求。特别是部队进入城市后，相对安逸的生活让部分党员干部滋生了思想麻痹、斗志涣散、居功自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根据中央指示，谭政迅速在军队中开始了整顿支部的工作。他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改善党群关系、密切与群众的联系等，这使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1954年9月，谭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0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罗荣桓主持全军政治工作，领导和指导军队系统的政治运动。后来，由于罗荣桓长期身患重病，辞去了职务，谭政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坚持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军队的中心任务，贯彻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保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加强军队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从小学教员到开国大将，谭政的一生值得我们每个做教师的人为之自豪！
附录
谭政同志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谭政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历无数艰险，但他总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勇挑重担，开拓前进，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养，大公无私，敢于直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功高不自傲，委屈能求全。他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作风民主，顾全大局。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总结经验，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重大任务。谭政同志功勋卓着，德高望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军队建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崇高品德和重大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第二章 解密历史人物
孙中山日本籍女儿为何不公开身份
孙中山一生娶了几个女人？在他公开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妾叫陈粹芬，在孙中山家的族谱里有详细的介绍。《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关于孙中山的有关情况中有这样的文字：元配卢慕贞（1885年结婚，1915年离婚）享寿八十六岁，侧室陈粹芬（1891年开始与孙中山同居，1912年秋离开孙中山）享寿八十九岁，妣宋庆龄（1915年22岁的宋与49岁的孙中山结婚）享寿八十九岁。孙氏晚辈对于孙中山的三位夫人都视为祖母。据孙中山的后人孙必达说，孙家人昵称陈粹芬为“南洋婆”，卢慕贞因与孙中山离婚后住在澳门，故被昵称为“澳门婆”，至于宋庆龄则被称为“上海婆”。也有孙家晚辈称卢慕贞为“婆婆”，称陈粹芬为“二婆”，孙中山儿子孙科也随家里的小孩称陈粹芬为“二婆”，至于宋庆龄，并没被称为“三婆”，孙家子弟与她见面时，称她为“grandma”。此外孙中山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孙家家谱中没有作记载。
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夫人
1866年11月12日夜，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翠亨村（一说是1870年11月24日出生在夏威夷），乳名帝象，入学时取名孙文，参加革命后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时，通缉令上的名字为“孙汶”，中山是他1897年流亡日本，投宿东京一家旅馆是化名中山樵，随后革命党人便称他为中山，孙中山家从他爷爷孙敬贤时起就没有土地了，父亲孙达成在澳门一家鞋店当学徒，32岁才与家乡的扬胜辉的女儿结婚，婚后先后生下了孙眉、孙妙茜、孙中山、孙秋绮兄妹四人。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时，写道因为孙中山家里贫穷，孙中山“到15岁才有鞋子穿”。在孙中山5岁时，他的哥哥孙眉去檀香山当佣工，后来在檀香山发达起来了。
1883年秋，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里的神像，担惊受怕的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为息事宁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儿子送往香港读书，后又到檀香山的长兄孙眉那里，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竟然负气不辞而别，于1885年4月，回到了故乡翠亨村。当时，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良策。于是，他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免得再因年轻气盛而惹出难以收拾的麻烦，让父母在乡里众人面前受辱。孙眉的提议促使父母迅速为孙中山物色对象，母亲杨太夫人恰巧有一姐妹嫁在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今属珠海市金鼎区外沙乡），她认为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与孙中山很相配，从双方的家世、年龄、经济状况等看，算得上门当户对，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其父卢耀显承先祖业读书，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与孙眉同为檀香山华侨，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却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转衰，卢慕贞是卢耀显的长女，虽然她的家距离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只有几里，但在这以前卢、孙两家素无往来。那时，年轻人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卢慕贞与孙中山根本无缘相见。对于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势必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他的想法与父母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在那个讲究“郎才女貌”的时代，孙中山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所受的教育更是卢慕贞无法相比。卢慕贞身材矮小，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然而，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他当时在婚姻问题上随波逐流，没有违抗父母和大哥之命。
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20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孙家家境已相当富裕，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结婚地点在孙家老宅左边的一间新建平房里，按当地的风俗，在家中正厅立了字架，立字为德明（按：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两旁对联为“长发其祥，五世其昌”，特别醒目，给贺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并没有像他大哥孙眉所希望的那样把结婚变成生活的藩篱，所以，结婚三个月后，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因为结婚前孙中山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就读。在1886年夏抱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毅然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1887年，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团聚，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但知书达礼，每逢回乡，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随着时光的流逝，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环境，作为长女，卢慕贞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尤擅女红。在婚后的数年中，尽管回乡并不多，但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卢慕贞（1867-1952）与孙中山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也婚姻美满，生育下了子女孙科、孙延和孙琬三人。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在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卢氏与二女都在槟城暂居。革命成功后，他们乘船回国，但卢氏无心当第一夫人。1915年，孙中山为娶宋庆龄，与卢慕贞协议离婚。卢氏晚年定居于澳门，1949年后，卢慕贞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及，她的照片长期未能悬挂于广东翠亨村故居，以致若干年后，许多人不知还有一位原配夫人，也搞不清独子孙科的生母是何许人。
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病逝，享年86岁。
孙中山的妾——陈粹芬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关系在各种媒体介绍较多，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珍，就是孙科的妈妈，知道的也不少，而陈粹芬（1873-1960），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时父亲随厦门商人来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门，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由于家贫，父母早亡，未曾读过书，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由于早年在南洋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因而一般被误为南洋人。传系粤籍南洋华侨，久居于香港。1891年的一天，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由陈少白介绍她与孙中山相识。初次相见，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达开推翻清朝。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参加革命。不久，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住下，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筹划反对腐朽的清政府。这一年孙中山已26岁，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孙科就在此年出世的，以此推算，当为1891年。他们自1891年起相随十余年，陈粹芬多年来追随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陈粹芬是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陈粹芬一直追随左右。她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革命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她做孙中山的联络员，掩护革命同志，在孙中山周围待了十几年。后来因患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孙中山而离开了孙中山。在孙家的祖谱里，陈粹芬是妾，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情同姐妹。晚年在中山县定居，由养女苏仲英（后改名孙仲英）和女婿孙乾（孙眉次孙）侍养。虽没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长房孙眉及卢夫人承认为妾，1960年秋，年迈体弱的陈粹芬在香港溘然长逝，享年87岁。由于种种原因，家人的治丧形式颇为简单，不登报，不发讣告，匆匆购地葬于荃湾华人墓地。1986年年末，陈粹芬女婿孙乾（孙中山的侄孙）回香港收拾岳母陈粹芬与妻子的遗物，改葬岳母遗骨于中山县翠亨村孙氏家族墓地之内。墓碑上写道：孙陈粹芬夫人之墓，婿孙乾率外孙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建立。这虽然大家都知道，但以前在孙中山的传记里任何人都不敢写她，怕影响孙中山的形象。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她是孙中山的战友，而且在那时也准许纳妾，也不是孙中山的什么劣迹。所以后来陈粹芬回家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特意在澳门给她买了套房子，因为觉得她是家庭成员之一。陈粹芬为中国革命出过力，对孙氏家族也是有功劳的。对于这样一位人物，史学界也渐渐突破障碍，开始研究陈粹芬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与孙中山的真正关系等，有意还给陈粹芬一个较公平的历史地位。
那么，1912年，陈粹芬为什么功成身退与孙中山分手？这个问题是近年讨论最多的，除上边患病说外，又有很多人进行了分析与猜测。首先是陈粹芬本身没读过多少书，个人的文化知识有所欠缺，再加上自己的出身，心里可能多少会有一些自卑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陈粹芬与孙中山长期在一起，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陈粹芬多少是会有一些压力的。后来宋庆龄出现并于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这或许是后来陈粹芬一直没有与孙中山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1912年秋后，陈粹芬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她在孙中山荣任临时大总统之时却功成身退，从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她生活十分俭朴，留的是民初女学生的发式，即所谓“清汤挂面头”。陈粹芬说：“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的救国救民愿望已经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其坦荡胸襟可见一斑。后来，陈粹芬告别亲友，只身赴南洋，隐居在马来半岛庇能（槟榔屿）。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陈粹芬说：“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诸事顺利了，应当为他们祝福。”她视富贵荣华如浮云，但当地侨界人士仍尊称她为“孙夫人”或“孙太太”。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时，陈粹芬已42岁，为了安慰独居的寂寞，她抱养了一位苏氏华侨的幼婴为女儿，取名孙容，又名仲英，母女相依为命。不久，孙科第一次出国考察，路过南洋，特地到庇能去探望她，给予资助，并表示欢迎她返回澳门定居。
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后，在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孙眉去世后，她得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协助回广州。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陈粹芬远在南洋，痛哭失声。她说：“我虽然与中山分离，但心还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陈粹芬设坛遥祭7天，感情之笃，异乎寻常，这在当地传为佳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时任行政院长）之请，携女儿孙容回国，住在广州。5年间，为孙科操持家务，照顾其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及自己的女儿孙容，让他们都先后考入大学。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当年陈粹芬在日本时的照料，特亲自修书托居正（时任司法院长）探望陈粹芬，并致送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房屋及养老之用。1937年，她的养女孙容，与孙眉之次孙孙乾相爱，本来论辈分属姑侄，遭到长辈反对；但因无血缘关系，孙科也极为赞成，出面成全。孙容恢复原姓，改为苏仲英，两人赴意大利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粹芬虽然后来没有和孙中山一起生活，但先后由孙眉、孙科及孙乾等孙家后人奉养。然而，养女苏仲英因罹患癌症早在1958年过世，比1960年在香港过世的陈粹芬早离世两三年。苏仲英过世时，孙家因为怕陈粹芬承受不了，始终不敢告知陈粹芬。
实际上过去的史料里也有不少关于陈粹芬的记述，1936年3月20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载：“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1945年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1960年10月21日，陈粹芬在香港溘然长逝，享年88岁。
孙中山的外孙宫川东一与宫崎滔天的孙女会面的情景
孙中山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大月薰
日本通讯社报道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中山博士78岁的女儿。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1898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美丽的女子打动了孙中山的心，1901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14岁。其祖父生气的拒绝了，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已经36岁了。后来孙中山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不久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于1905年回到日本看妻子，190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孙中山在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1970年去世，享年82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是一个日本籍太太所生的。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在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15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39年5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30年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因为他在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做研究时发现了录音带，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字“温炳臣”，温炳臣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也就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才知道，从录音带里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系。《读卖新闻》报道，现年78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滨市西区南浅间町32之10号，闲居在家。她在17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孙总理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姐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也许就没有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也许就没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结合；没有“四大家族”的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宋庆龄，又名庆琳，教名露瑟萝，英文学名罗沙蒙德（Rosamond），出生于上海市。自幼生长在一个双亲即是教师又是基督教徒的西式家庭中。宋氏家族有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姐姐宋蔼龄（孔祥熙妻子），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蒋介石妻子）以及弟弟子安和子良。1908年与妹妹美龄乘船到美国求学。1913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魏斯里安女子大学哲学系。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成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19年前，庆龄还在襁褓中时“见过”孙中山，她当然完全记不起来孙的模样。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并与孙中山产生感情，主动表示爱慕之意。宋庆龄父母得悉后，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孙是革命家，年岁的差距显然无法阻止两个人急速成长的爱苗，即使孙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你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决定将庆龄软禁在家。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孙却道：“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1915年6月，孙中山将元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49岁，宋22岁。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人。孙的革命伙伴胡汉民劝他悬崖勒马，孙拒绝和他们谈“私事”。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宋庆龄晚年时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曾为宋家姐妹作传的美国作家露比亦认为：“宋嘉树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而感到难堪，但他还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继续和他共事。”
1915年10月26日，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居后，便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联婚。由于孙与宋氏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遵守一夫一妻制，所以孙中山得跟卢慕贞协议分居。虽然彼此年龄相差悬殊，然而两人心灵契合，终身相许，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1922年，陈炯明反叛，在逃亡时，宋庆龄不幸流产，从此不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死于肝癌，终年59岁。宋庆龄则继续夫业，并被国民党肯定为“国母”。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
“通天人物”章含之和乔冠华的艰难情路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个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的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茶花女》，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误会而恨她从而断绝恋情去获取事业的成就之间，选择了后者。为此，她毅然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认为这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我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时告诉小唐，冠华听后先是一愣，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他。老方说我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接下去，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
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我不想惊动父亲，请他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我把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我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我才带着那个甜美的梦睡着。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冠华的住处，我说愿他与我共享主席对我的祝福。
心的承诺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那天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拼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点。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蒙蒙眬眬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要找你算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他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噩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毛主席的佳句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一百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赵一曼 在酷刑中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女英雄
在四川省宜宾市城西风景秀丽的翠屏山上，坐落着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纪念馆。纪念馆建于1960年，馆前是一尊汉白玉赵一曼的戎装全身塑像，正门上方是朱德题写的馆名。纪念馆以翔实的内容和展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为人民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战斗人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她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2年春，到沈阳。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曾参加领导1933年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她两次去海伦等地巡视工作，组织联系抗日队伍打击当地的伪自卫团，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4年，任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工人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1935年秋，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她和团长带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里。她沉着地协助团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无法打破敌人包围。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搜捕的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里，她教育争取中国籍看护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日本军警追捕再度被俘。敌人对她施以更加残酷的刑讯，仍毫无所得，遂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
故事：
凝视赵一曼女士的照片，你绝不会想到这样弥漫着拔俗文人气质的女子，辗转于敌手酷刑下的惊人的韧性与精神的高度。在阴暗的夜里，赵一曼女士在一座阴暗的地狱里所受的酷刑是对人类和人类自身邪恶的拷问，真正受刑的赵一曼女士已经死了，而那些邪恶的凶手们却背负着无法释怀的重负，在死去人的拷问中苟且活着。我常想，在对赵一曼女士的叙事中，如果遮蔽了日本人对她施以的有着高度智慧和邪恶心理的酷刑，那么就有意无意使凶残的面影变得模糊，使邪恶的脚印漫漶。
在《人类酷刑史》一书里，布瑞安·伊恩斯说：“酷刑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犯人类本性的罪孽。”我们需要记忆酷刑，需要在此时此地承担追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我们文化的恒久的记忆。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必须要的是对真貌的叙述，需要叙述的真实。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
1935年冬天格外冷，赵一曼女士面对前来“讨伐”的日军，把生留给大多数，自己毅然在队伍突围后，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几天后，敌人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来了，包围了破败的农舍。
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枪回击。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了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昏倒在雪地里的她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
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一路上，牛车颠簸一下，赵一曼腿上的伤口就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棉絮红了，又暗了。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
赵一曼流了很多血，濒于昏死。人们感到这个女人命悬一线。
赵一曼女士虽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弥漫着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的冷峻，使她一下子无论在何种场合何种时段，你都会觉出她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决计亲手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闭目前，掏出有价值的东西。
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应答，他感到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凌辱。
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九个月的时日，如但丁在《神曲》里描述的地狱，她经历了常人肉身难以忍受的酷刑。到得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一个弱女子，你可以麻木地用手中的鞭子像对待牲畜鞭笞之，面对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戏弄之，玩耍之，最后恶毒到你鞭子的尊严受到戏弄直想杀戮之、毁灭之。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和欺侮，仍不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信仰的光辉表达由衷钦佩，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脸色苍白，全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等，都不能让赵一曼俯首就范。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被派到新京受训。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啊！大野泰治心理承受能力崩溃吗？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贵的悲悯吗？否，他不可能有悲悯心、罪恶感和最深切的忏悔，也许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对英雄女子的崇拜，他的内心、他的灵魂应该感到强烈的恐惧，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加害别人对别人施以酷刑者，他内心也难免被酷刑折磨。赵一曼写了律诗《滨江抒怀》送给大野泰治，中间有“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大野后来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记载赵一曼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是在1936年6月28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这天夜里，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汽车早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汽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调头把车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乘轿子，扶着赵一曼上了轿，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赵一曼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马上乘车去追。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人只好从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功败垂成，赵一曼再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是掺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的活剐——剥肋骨。
在施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精神亢奋后，再继续用刑。
最后，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讨论如何使赵一曼屈服。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惨叫声不绝于耳；完全失禁、淋漓不绝，胃汁和胆汁全呕吐出来；受刑处被电流烤焦，皮肤成为皮革状，呈焦黑色，局部组织Ⅱ-Ⅲ度电烧伤、呈炭化状；整个人浑身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赵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敌人的暴虐和不义，在赵一曼所受的虐杀中，我们感到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是对人类犯下的罪，是世界之耻。赵一曼这样的弱女子，凭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时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凭借，身体也参与了精神的压榨），不仅打败了日本人充满武士道和先进酷刑所结成的团队，还以自己的人格让警士与护士拼却身家性命一起逃亡这一点，就给对手带来了巨大的羞辱。
我们知道，酷刑之苦是痛彻骨髓的，古代的凌迟，之所以不让犯人速死，说穿了是使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时酷刑制造的是一种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能还没有动刑，而早早地把将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很多人由于害怕行刑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精神的恐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酷刑。
施行酷刑的人绝望了，他们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后，与周百学一同赴死。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敛，尸首被饥饿的野狗撕碎，尸骨无存。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了“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地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来说，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德国著名哲学家阿多诺这样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致，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彭德怀的惊人评价：中国哪个省的兵最厉害
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说过：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从两千多年前西瓯国君译吁宋带领五万岭南土着士兵，令秦军伏尸数十万开始广西兵一直是广西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标志。广西土着士兵的勇悍令其所有中外对手感叹！一个地方出精兵的传统历经数千年而不变实为中国所仅有！
朱德元帅不是说过吗：湖南人最霸气，广西人最蛮横。
可我个人觉得广西人比湖南人更上一层“所谓桂系狼兵雄于天下”是也。比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湖南强多了。
说是“两广一家亲”，但其实由于环境和经济的极大差异，广西人和广东人的性格简直是天壤之别，广东人待人比较冷漠，还有一点说得难听点就是缺少些血性；而广西人大多则十分的豪爽好客，而且个性很强。
清末，当时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太平军在刚开始只有3万人，这3万人是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多厉害。在北伐战争后，太平军士兵以安徽人和江浙人为主，这些地方的人战斗力根本不能以前的广西兵相比，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30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3万”，广西兵得到了他这么高的评价。
另外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和在台湾抗日，冯子才的萃军创造了镇南关大捷，这些都是广西兵打的，以至于有不少人都说，清朝末年对洋人的战争中，全国人几乎都在打败仗，只有广西人打胜了。
在民国时期，李宗仁的桂系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特别是桂军的第七军，有“钢军”的美誉，第7军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败仗。在桂唐战争中，素以彪悍着称的湘军十几万人被桂军几万人打败并被收编。
在中原大战开始的时候，十万湘军在面对不到3万桂军的时候，又是一败涂地。在中原大战后，桂军撤退回广西，湘军、滇军、粤军一共集结了近12万兵力力图战胜桂军并占领广西，但是桂军2万多人兵分两路，一路1万多先是击败了超过3万人的滇军，随后又战胜了近3万粤军，把滇军和粤军赶出广西；另一路也是1万人在桂林一带战胜了近6万湘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对桂军和广西民团的评价也相当高，桂军的表现也被国内历史学家认为是“杂牌军中的王牌”“战斗力可以和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相比”等等。
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刘伯承元帅曾经在大别山制订了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粟裕等相当多的解放军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要分清国民党军中那些是精锐部队，一要看装备，美式装备的肯定是精锐部队；二要看口音，广西口音的部队一定也是精锐部队。如果是既有美式装备又有广西口音，那绝对是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粟裕大将回忆录记载有这些话，很多解放军其他将领回忆录中也说过）
宋庆龄1930年代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做情报工作
今年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十年。宋庆龄是我最敬重的人。特撰文以此纪念。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周恩来、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洪学智何以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
在我军历史上，有两次授衔令人难忘。一次是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有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另一次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之后的1988年9月，中央军委举行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授衔仪式，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为17名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极具传奇色彩的是，开国将领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
为何能发生这样的奇迹？笔者以为有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源自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矢志不渝。洪学智从16岁参加革命，身经百战，多次躲过死神的威胁。长征过草地时，洪学智得了伤寒，昏迷过去。根据一名老中医开的药方，战士们四处寻找草药，终于把他救活。面对牺牲的考验，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洪学智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文革”期间，他受到错误批判。面对专案组组长的“审问”，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1970年底，洪学智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针对农场不合理的规定，他严肃地对军管会主任说：“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后来，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敢为农民说话。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正像洪学智将军所言，历史证明他经受住了枪林弹雨和政治风浪的考验，是一位真正的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人民不会忘记他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
第二，源自他多年革命斗争中的足智多谋、机智灵活。回眸洪学智将军的革命足迹，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处处展示出智勇双全、足智多谋，尤其在长征途中处理民族问题时，更展现了他的机智灵活、掌控自如。1935年7月，为迎接红一方面中央纵队，面对黑水、芦花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林立，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民族矛盾很深的重重困难，洪学智组织精干部队成功打开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西康省瞻化县。为了筹粮，洪学智请当地最大的头人巴顿多吉吃饭，用坦诚豪爽、平易近人赢得信任，还按藏族风俗与巴顿多吉义结金兰。在瞻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1951年7月，美军对志愿军后方发动“空中封锁战役”，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想彻底切断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在洪学智等人领导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赢得了“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美誉。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凭着大智大勇、不畏牺牲的精神，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中国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才翻身当了主人。
第三，源自他大是大非面前的公正无私、仗义执言。1937年洪学智在抗大学习期间，不同意一些人对张国焘问题的极左看法。他说：“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这样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批彭的声浪中，洪学智仗义执言：“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为此，洪学智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受到批判。而这并没有让洪学智有半点后悔。从洪学智将军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老一辈革命家敢讲真话、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看到的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高尚情怀。
第四，源自他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至真至善。洪学智将军战功赫赫，但他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51年5月14日晚，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在大家的劝说下，洪学智答应兼任后勤司令一职，他向彭德怀提条件说：“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搞军事。”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且名列17名上将第一，有人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洪学智淡淡地说：“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从1953年起，洪学智先后七次回到家乡安徽金寨。每次回去，洪学智都邀请儿时的伙伴相聚共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由此不难看出，在洪学智将军心里，家乡父老有多重，朋友情谊有多深。在处理公权与私情方面，他分寸把握得十分清楚。他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国家还很穷，你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家乡的面貌。”不难体会，洪学智将军家乡的父老乡亲肯定会理解他，因为在洪将军身上体现了为党分忧、为国解愁的崇高境界，而非常人眼里一乡一隅的富足安逸。
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只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泽慧钱三强夫妇的显赫家世
1932年，何泽慧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大学毕业后，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出于抗日爱国热忱，她毅然选择实验弹道学的专业方向。1940年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论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连天阻隔行程，何泽慧不得已在德国滞留下来。为了更多地掌握对国家有用的先进科学技术，她于1940年进柏林西门子工厂弱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的研究工作。1943年，她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玻特教授指导下从事当时已初露应用前景的原子核物理研究，曾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称之为“科学珍闻”。
1946年春天，何泽慧从德国到法国巴黎，和大学时期的同学钱三强结婚，开始共同的科学生涯，被称为“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与钱三强结婚后，已经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该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居里夫人逝世后，由锕的发现者德比爱纳教授任主任。但是实际上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
在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每天几乎20多小时做实验。核裂变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而四分裂现象则是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由此可见这个四分裂是多么稀少，多么难得！而这个“四分裂”，就是何泽慧发现的！时间是1946年12月20日。
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这一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约里奥居里先生称“这是二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媒体则热烈地称呼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1948年，他们在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留影后，回到了自己战乱仍频的祖国。他们明白，这里更需要自己。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何泽慧组织领导新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钚化学、热核反应等十多项研究课题，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从而使这位女性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何泽慧的家世颇有“传奇”色彩。她的家族“两渡何氏”与“夏门梁氏”、“蒜峪陈氏”、“精升王氏”并称为山西灵石县“四大家族”。据民国二十三年编制的《灵石县志》记载，仅清朝，何家就先后考取15名进士，29名举人，22名贡生，65名监生，74名生员，故在山西流传着“无何不开科”的说法。
灵石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陨石命名的县。隋开皇十年，隋文帝杨坚沿汾河北巡，挖河开道，获一巨石，似铁非铁，似石非石，色苍声铮，以为灵瑞，遂命名为“灵石”，割平周县（现在的介休市）西南地置为灵石县。灵石的“灵石”，其实是一块陨石。石头高1.6米，底部宽约1.5米，7吨重。经科学化验分析，确认此石是太空坠落的陨石，含铁量96.17%，其余镍、钛、锰、锌等，含量均不达1%，是全国第二大铁陨石。传说日军侵华时期，一个叫山口大荣的军官想把天石运回日本，命令士兵连挖数日，却怎么也挖不到石头底部，日军害了怕，赶紧恢复了原样，再不敢打天石的主意。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是山西首批留日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学习，后加入同盟会，同时还与阎锡山等一起加入了同盟会的“铁血丈夫团”。辛亥革命时期，何澄在陈其美沪军都督府任二十三师参谋长（师长为黄郛，蒋介石、张群为团长）。后来不堪军阀的乱局和官场的黑暗，性太真，情太烈的何澄便早早解甲归田，退隐寓居苏州，办实业，兴教育，继续以一己之力，探索他的救国之路。
何澄取号“真山”，缘于崇尚傅山不事清的民族气节和傲然风骨。他共有8个子女。对于子女的教育，他教以义方，励以大志。在他看来唯有“科学”才能救国。他曾逗趣：“我有8个儿女，将来分别让他们到打败我们的八国联军国家去学习，等学到比我们好的科学技术后，再想法打败他们。”
何家的八个子女，个个都很出息，特别是被称作“何氏三姐妹”的何怡贞、何泽慧、何泽瑛，分别在固体物理学、高能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及植物学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0年，何澄20岁的大女儿何怡贞从金陵女子学院数理系毕业后，任教于镇江一女中。有一天，父亲交给她一笔钱，说：“如成家，就做你的嫁妆，要继续读书，就做学费。”一年后，何怡贞获得了美国蒙脱霍育克学院的助学金，赴美留学。1933年，获得化学硕士学位。4年后，何怡贞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建国后，何怡贞任燕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专长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在发射光谱的分析中尤有成就。在位错直接观察、稀土的应用和作用以及玻璃的研究中均获成果。建国初期，她把自己丰富的光谱学知识应用于当时钢铁工业上的合金钢和炉渣分析，不但填补了光谱分析的空白，解决了生产急需，还培养了一批化学分析的骨干。她早期培养的学生多已成长为我国有关科研教学领域的重要专家学者，中期培养的学生已成为重要的学科带头人，晚年培养的学生也已成为各自领域的科研骨干。
何泽慧就是本文的主人公。
何澄2的小女儿、何泽慧的小妹何泽瑛的经历要坎坷得多。1947年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台湾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后因时局巨变，匆忙返回大陆。先在北京、上海工作，后转入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从事种子学、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成为我国植物学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
何泽慧的外公王杲卿，是明朝宰相王鏊的后代，他本人也曾任内阁侍读学士。在王氏这个同样传统的书香门第中，不但在上一辈中涌现出王季烈、王季同（号小徐）、王季点、王季绪、王季玉等一大批科技专家和教育家，与何泽慧同辈中，也涌现出王守竞、王守武、王守觉、王淑贞等一大批杰出的科技泰斗。
何泽慧的丈夫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反封建文化的先锋，曾以“金心异”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过不少激进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发表于钱玄同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
钱家和何家一样，也是名人辈出。钱玄同的兄长、钱三强的伯父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
第三者 名人风云
白求恩的异国生死恋情
1939年11月底，毛泽东接到八路军总部转来的一封信，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不幸逝世。毛泽东接到这封沉甸甸的信，马上给周恩来发了电报，要求设法弄清信中提到的弗朗西丝的近况，通知弗朗西丝有关白求恩去世的消息……由此，人们不免会探寻：那位疯狂工作、献身于人民而曾家喻户晓、影响几代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曾有哪位红颜在其生命中留痕？在国际主义战士的光环下，他又曾有过多少儿女情长？
硝烟滚滚的一战结束后，年轻的白求恩医生沉浸在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一个就是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
白求恩与漂亮的英国姑娘弗朗西丝的初恋发生在1923年。那时白求恩33岁，弗朗西丝22岁。年龄的差异和两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相反，他们都被对方所深深吸引。1890年3月3日，白求恩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雷文赫斯特镇。祖父是医生，父亲先行医后做牧师。他24岁从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26岁获医学博士，32岁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奖金。弗朗西丝则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会计师的独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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