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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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书评全集(上)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奥威尔书评全集（上）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译者：陈超
责任编辑：宋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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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1)约翰·高尔斯华绥“生于1867年，在哈罗公学与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原本要进入法律公会，却从未执业，喜欢文学胜于喜欢法律。”这可以是许多温文尔雅的英国作家的写照。他们所写的作品无非都是一些譬喻式的短篇故事和关于西班牙画家或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的散文。
但约翰·高尔斯华绥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他没有写出那种优雅绅士式的文学作品。他的才华和缺陷让他更为关注的不是艺术，而是他那个时代他的祖国的残忍、不公和愚昧。他写了二十五部戏剧和二十五部小说，还有一系列短篇故事。他主要是一个道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生于中产上层阶级（这个富裕的资产阶级贡献了英国人数最多的立法议员、律师、陆军和海军军官，还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和二流诗人）。他以这个阶层作为攻击的目标，是他所写的每一部作品的主题——养尊处优的庸人与难以言说但性情更加温柔更加敏锐和没有那么霸道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满足于只是讲述故事。
让我们看看他的小说。它们在他的作品中是最不成功的，但要衡量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则相对简单一些。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有产业者》，我们还可以加上后续的《白猴子》、《大法官法庭》等作品。《有产业者》是对福尔赛世家这户英国中上阶层家庭的细致深入的写照。福尔赛世家出了律师、银行家、商人，都非常富有，看着他们的财富日渐增长。这些人的突出特征是他们关心的就只有财产，而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不仅土地、房产、铁路或动物，就连人在这些人的眼中也是财产。他们生命中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攫取和保卫他们的财产。
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敌对阵营的女人，走进了这个家庭——她没有财产意识，福尔赛世家的一位成员娶了她。对于他来说，妻子和其它东西一样都是私人财产。他对她很好，但当她是豢养的一条狗或一匹马，当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时，她的丈夫以暴力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他认为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合法的）。一直到死他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会和他作对并最终离开他。这个女人对福尔赛世家产生了奇怪而烦扰的影响。她的美貌激起了男人的占有欲，但他们无法理解她，只能认为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代表了他们的世界所有法则的崩溃。
他的其它小说探讨的是不同的主题，却也带着同样的主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英国人麻木不仁、大胆专横、掠夺成性的一面与更为软弱敏感的另一面之间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中产阶层的英国人——富人、法官、警察和士兵——他们强势霸道的性格。他们的对立面是画家、思想家、“堕落”的女人、罪犯和弱者。到处都有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别墅》与《自由的土地》是对土地财富和英国农业问题的探讨。《岛国法利赛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更加不留情面的讽刺。《远方》讲述了一个年轻英国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妻子，富有理想和慷慨，但很愚蠢。这个画家是个斯文而敏感的人，但性情喜怒无常。这两夫妻由于相互之间没有了解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友爱》中，我们看到一群中产上层阶级的人竭力维持着斯文而有教养的外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那些遭到虐待的工人阶级的孩子，那些工人阶级衬托了他们的体面。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
约翰·高尔斯华绥并没有犯下只是抨击作为个体的压迫者的错误。他的目标是使得压迫成为可能的体制和思维习惯。他为人公正，不会进行廉价的嘲讽。但他的抨击带有一种怨恨的情绪和对于人的残忍的厌恶，他并没有煞费苦心去隐藏。你会觉得他的作品中带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不倦的热情。
说完这些后，你或许会给予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最高规格的赞美。你可以将它们视为劝世的道德文章并赞美它们，但它们是二流的小说，与以前和现在最好的英国小说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情节很肤浅，里面的“情景”总是人为堆砌的，没有任何追求真实的想法。那些角色总是类型化而不是鲜活的个体，刻画潦草，而且不能令人信服。没有哪个角色有合理的演变，每个角色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改变。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对话几乎总是很薄弱。而不幸的是，书中还缺乏幽默。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劝世小说——那种呈现并批评当代生活的小说而不是直白的故事——只在英国有过短暂但名声不是很好的主导时期，如果我们愿意承认的话。在年轻一代的英国作家里，要求一位艺术家应该完全是或大体上是一个道德君子的传统已经式微。它曾存在过几年，为英国贡献了萧伯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作家，但从来没有诞生过一流的作品。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在二十年前似乎很受推崇，但它并未能持续下去，而且似乎已经过时了。我们对它们的结论是，它们并没有实现一度被拿来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提并论的《有产业者》的承诺。你能相信今天欧洲有人会作出这么一番比较吗？
那么，即使我们认为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它们也经不起考验。它们缺乏幽默感，总是思想阴郁，对女人怀有荒谬而过时的态度——简而言之，感伤主义扼杀了它们。总而言之，它们没有描绘出真实而可信的生活情景。它们确实很诚恳，而且从来不会与人文主义情怀的美好的品味产生抵触，但它们缺乏一种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品质。
但如果我们从高尔斯华绥的小说转移到他的戏剧和短篇故事的话，要赞美他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在舞台上，他的主要缺点——无处不在的道德宣扬和不合情理的地方——没有那么令人不快。道德宣扬在剧院里不会显得别扭，而由于表演的作用，不合情理的地方不会引起注意。高尔斯华绥的戏剧结构精妙，而且他是一位舞台艺术大师。在小说中显得很薄弱的对话在舞台上显得很流畅可信。道德的重要性从未被掩盖，它的优点在于没有那些烦人的萧伯纳式的演讲。弱者与强者、敏感的人与麻木不仁的人之间的矛盾是高尔斯华绥的作品的基石，并诞生出活跃而富有张力的戏剧。
最著名而且无疑最好的作品是《正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软弱而敏感的年轻文员挪用了公款并和他心爱的女人私奔。他被逮捕了，并被判处四年徒刑。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他在残暴的英国的司法体制下所遭受的折磨。没有人想要伤害他——法官、典狱长甚至他的受害者——都很可怜他，但他对社会犯下了罪行，正如他们所说的，他必须承受后果。当他出狱后，他一辈子留下了污点。他为自己的错误遭到了惩罚，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救赎。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部戏剧里，监狱的场景构思精巧，表现了单独囚禁的可怕折磨带来的仇恨。一幕没有对话的情景特别具有震撼力，那个囚犯像一个疯子一样敲打着牢房的门，想要打破监狱可怕的寂静。
几乎所有他的戏剧都有社会主题。在《鸽子》里，我们看到一个思想高雅的年轻女人拒绝从事社会提供给她的低贱的工作，但她知道只有卖淫才是出路。在现实的逼迫下，她来到泰晤士河投河自尽。在《银匣》和《长子》里，我们看到最强有力的控诉：富人和穷人在相同情况下的不同遭遇。在《银匣》里，一个“家境良好”的年轻人偷了一个妓女的钱包。当时他喝醉了，在无意识下偷了东西。与此同时，一个穷鬼也喝醉了，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从那个富家子的父亲的寓所里偷了一个银烟匣。两个人都被逮捕了。那个“家境良好”的年轻人解释说他喝了太多香槟，警察微笑着给予了他警告，然后就把他放走了。那个穷人也说自己喝醉了，并说这就是他作出偷窃行为的原因。警察告诉他这根本不是理由，只会让他罪加一等，他被关进了监狱。在《长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的地主，他被灌输了最死板的道德观念，突然间被迫想到自己的儿子要和一个婢女结婚，而她给他生过一个孩子。想到这场不幸的结合，他对道德的推崇突然间烟消云散。《争执》是高尔斯华绥的另一部著名的戏剧，讲述了工厂里的一次大(2)罢工。一场尖锐但最终徒劳无功的斗争的发展与左拉在《萌芽》里的描述颇为相似。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对约翰·高尔斯华绥作为剧作家的技巧的褒扬——他的戏剧总是受到欢迎。当时英国的大部分戏剧充斥着低俗而无聊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一位能够写出流行而严肃的作品的戏剧家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正义》与《越狱》（高尔斯华绥的一(3)部关于监狱生活的新剧）对英国的民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和他的戏剧一样，高尔斯华绥的短篇故事要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准。他的同胞们在这个体裁从未取得成功，而他已经写出了几篇很了不起的作品。《一个斯多葛派学者》是关于一个虚伪但可爱的人，像(4)佩特罗尼乌斯·阿比忒那样面对死亡，还有爱情故事《苹果树》，这两篇可以被视为他最好的作品。比起他的小说，它们更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我们会问，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能够流传多久呢？一百年后它们还会被记住吗？还是会被遗忘？
或许他会被遗忘，但说到底，这件事情重要吗？我们对他的推崇基于许多事情。确实，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他没有真正的创造性的才华，而且是一个说教式的作家，过于关注当时的问题。但他是一个诚恳而且没有利益动机的人，向残酷和愚蠢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他所作出的影响都是正面的。让我们感激他的诚恳，因为要当一个诚恳的人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比他更有才华的作家并没有将它善加利用。(1) 刊于1929年3月23日《世界报》。本文由珍妮特·珀西瓦尔（Janet Percival）和伊安·魏理森（Ian Willison）翻译成英文。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作家，曾获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福尔赛世家》、《小男人》、《岛国法利赛人》等。(2) 埃米尔·弗朗科伊斯·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及政治自由运动先驱，代表作有《卢贡—马卡尔家族》、《三城记》等。(3) 笔者注：《正义》里对单独囚禁的刻画使得当时还是自由党人的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11年起草了改革这一做法的法案。(4) 皮特尼乌斯·佩特罗尼乌斯·阿比忒（Petrenius Petronius Arbiter，27—66AD），古罗马暴君尼禄的权臣，据说是讽刺小说《萨提利孔》（The Satyricon）的作者。他被指控叛国罪被逮捕，在狱中从容自杀。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1)
这是一本令人钦佩的传记，但它的主旨是分析梅尔维尔的思想——用芒福德先生的话说：“他的理想、他的感情、他的热情和他的生活观。”里面有很多细节揭示了梅尔维尔在航海结束后所置身的庸碌惨淡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过度辛劳的天才，身边的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无聊得难以言喻的失败者。我们了解到贫穷如何威胁他，即使当他在写《白鲸》时也是如此，而且折磨了他将近四十年之久，令他如此孤独和痛苦，几乎彻底摧毁了他的才华。芒福德先生不会让这个贫穷的背景被遗忘，但他宣称要进行阐述、批评——这个词不是令人很愉快但很有必要——还有诠释。
正是这个目的导致了这本书最大的缺陷。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2)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芒福德先生在评论《白鲸》时是最不开心的。他很有鉴赏力，而且有高贵的情怀，但他过于热切地想要探寻内在的含义。事实上，他要求我们认为《白鲸》首先是一个譬喻，然后才是一首诗歌：“《白鲸》……在本质上是一则关于邪恶的神秘与宇宙的不仁
的寓言。白鲸代表了凶残的力量……而亚哈是人类精神的写照，
渺小而软弱，但意志坚定，以弱小对抗强大，以目的性去对抗混
沌而愚昧的力量……”
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但遗憾的是芒福德先生却钻了牛角尖。他继续说，捕鲸是存在和生存象征，普通的鲸鱼（与白鲸作对立）是容易驯服的大自然，裴廓德号的船员是人类的象征——等等等等。这是从字里行间追寻意义的老错误。下面是一个过度敏感的诠释的例子：“……在《哈姆雷特》中，无意识的乱伦的欲望使得主人公无
法与他喜爱的女孩缔结连理……”
你会觉得这番话很有见地，但要是不说出来会更好！你会想起菲尔丁笔下的地狱里的幽灵，他们折磨着莎士比亚，想知道“熄灭灯火，然后消灭光明”这句话的含义。其实莎士比亚先生本人已经忘记了——谁又会去在乎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句美妙的话，就这样吧。《白鲸》也是一样，对它的手法进行解析要更好一些，因为手法是诗歌的重要内容，而不要去理会“含义”。
花费一点工夫去解释这个缺点很有必要，但它并没有严重地破坏这本书，因为芒福德先生关心梅尔维尔的全部思想，而不只是他的艺术性。在这个意义上分析诠释的方法是最适合的。梅尔维尔奇怪而自相矛盾的品质第一次被解开。显然，他和路西法一样高傲，就像他笔下的亚哈一样与神明进行抗争，但充满了天真乐观的精神，让他即使看到生命的残酷也能够去拥抱生命。他是一个以享乐作为修行的苦行僧，却又拥有超乎常人的忠贞，而找到美好的事物时又充满了爱慕。比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敏锐而热烈的感情——根据书里的暗示，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大海对他来说比对别人更加深邃，天空更加宽广，美丽更加真实，欺压与羞辱更加痛苦。除了梅尔维尔之外，谁会从鲸鱼这么一头滑稽的动物身上看到美丽和恐怖呢？还有谁能写得出像《雷德伯恩》里欺负哈利或《白大褂》里的恐怖又滑稽的截肢那样的场景呢？这些内容是由一个情感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人写的，就像一只茶隼的视力比一头鼹鼠更加敏锐一样。
芒福德先生的书写得最好的是将梅尔维尔与他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那几个章节，并表明世纪的精神变迁如何造就和影响了他。显然，梅尔维尔受美国的自由传统影响很深——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和《草叶集》里所体现的美国的蛮荒精神。梅尔维尔过着窘迫的生活，而且穷苦潦倒，但至少他年轻时曾经阔过。和许多欧洲人一样，他不是一个体面和绝望的人。内战前的美国或许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是一个蛮荒之地，但至少不会挨饿。年轻人总是不愿意被安稳的工作束缚，他们能够四海为家——十九世纪有很多美国艺术家在年轻时和梅尔维尔一样渴望冒险，不负责任而且行为粗野。后来，当工业主义收紧了它的控制，梅尔维尔的精神也随着时代而枯萎。美国受“进步”的影响而堕落了，恶棍飞黄腾达，闲暇与自由思想逐渐衰败——他的快乐和他的创造力在那些年头里必然步入衰退。但旧时的更加自由的美国仍是《白鲸》里的背景，在《台比》和《雷德伯恩》，那种清新的气息更是无法模仿的。
这本书在尽力维护梅尔维尔的名誉，任何在力量面前不会忐忑不安的人一定会热爱梅尔维尔，他们也会向芒福德先生的书致敬，因为它充满热情的赞扬和敏锐的洞察力。它无法让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去认同梅尔维尔（有哪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但它能让梅尔维尔的崇拜者了解到很多内容，而且一定会说服他们更加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而不只是两三本他为人所熟知的成功作品。(1) 刊于1930年3月至5月《新艾德菲报》。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代》等。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白鲸》、《台比：波利尼西亚生活一瞥》。(2) 丘比特与赛姬（Cupid and Psyche）：希腊神话传说中，爱神丘比特与美女赛姬在一座宫殿里，每晚恩爱，但丘比特为了不让赛姬察觉自己的身份，会在天亮前离开。有一天晚上，赛姬点亮油灯想看清丘比特的真面目，灯油烫醒了丘比特，悲痛地告诉她：“爱情与怀疑是无法共存的。”然后离开。后来几经艰辛，赛姬才与丘比特最后结合。评埃迪丝·西特韦的《亚历山大·蒲柏》、谢拉德·瓦因斯的《英国古典主义的演(1)变》
将所有的艺术分为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或许有可能，也很有必要。你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一个是精心修剪的古典主义花园，另一个是狂野的浪漫主义丛林，充满令人惊叹的美丽，却又遍布沼泽和茂密的野草。但是，这两个阵营在步步进逼，吞没中间地带，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一边是花园哪一边是丛林。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评论的两本书的内容。它们探讨的是同一主题，而且有一点取得了共识，那就是：蒲柏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们称赞他的品质不仅并不相同，而且根本互相抵触。谢拉德·瓦因斯先生坚守古典传统，认为蒲柏是古典主义的象征，而西特韦小姐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在蒲柏身上发掘到浪漫主义的品质，并对之大加称赞。他们都认同蒲柏，但在诗歌的根本原则上他们的意见却互相矛盾。
谢拉德·瓦因斯先生对古典主义的源流作了令人激赏的介绍，他认为古典主义的思想既强大又优雅，既高贵又谦和，既简洁又深刻。它非常美妙，但没有杂音，没有标新立异，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故作神秘。所有浪漫主义的视觉、听觉和想象的感官刺激都被认为是一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迷惑’和‘魅惑’的词语已经悄悄地侵入了现代诗歌的领
域，它们毫无斯文可言，它们只是哥特式的作品。《卡托》是政
治悲剧的经典，里面没有怪力乱神的恼人描写，而且更加均衡，
更贴近中国哲人的思想，而不是贴近迷信的英国人的思想……这
是一个乖张离奇的时代，推崇《哈姆雷特》，却忽略《卡托》
……”
还有：“音乐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而诗歌另有一套标准。当二者产
生碰撞时，它们遵循的不应该是神秘的理论，而是歌剧与清唱剧
会合的宽阔的海德公园……”
这番话是对所有浪漫主义诗歌的粗暴回应。谢拉德·瓦因斯先生(2)(3)一定对莎士比亚很苛刻，而且对雪莱、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很粗暴。他只能这么做，因为从古典主义的角度看，这些作家打破了一切规矩，他们的才华大部分寄托于音乐，而音乐正是优雅的敌人。因此，在谢拉德·瓦因斯先生看来，诗歌是智慧、庄严和美妙品味的结合，而不是“魔法”和魅惑的音韵，而蒲柏是“洗练简洁”的诗人，文笔不过不失，是这种艺术的杰出典范。
但读到西特韦小姐，我们立刻回到了咒语与魅惑。下面就是西特韦小姐对技巧的解读：“诗人在他敏锐的双手里把玩着诗，感受着它确切的重量……
让诗在他的血液里成长……通过他敏锐的双手，诗人知道《颂
歌》就好像海水般冰冷的大理石，它有神圣的常春藤深绿色的纹
理（就像冷杉林那样寒冷）——它的纹理似乎翻滚着爱琴海的
波浪，充满了光明——这正是它与火热的天鹅绒般的抒情诗之
间的区别……”
这并不是古典主义对“魔法”的批评，西特韦小姐发现蒲柏的魅(4)(5)力就像弗朗西斯·汤普森或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她将蒲柏与莎士比亚、雪莱和柯尔律治并列——她甚至将《愚人志》与《古舟子咏》相提并论，而谢拉德·瓦因斯先生对《古舟子咏》的评价是它“描写了一只不可信的信天翁”。她说对诗歌的评价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主题，也不是格律，而是“质感”，也就是音韵，蕴含于音节之间，带来美妙或厌恶感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巨大力量。
大部分人都会认同这一立场，但看到像蒲柏这样的作家主要是因为音韵的美而得到赞许，你的感觉不是很踏实。西特韦小姐对韵律学的着迷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她的研究如此细致，对“浑厚而压抑的以M为首韵的手法”和“振聋发聩的以B为首韵的手法”如此敏感，她忘记了即使是悦耳动听的诗句也不能有情感上的缺陷。譬如说，她会告诉你像下面这段诗“精妙而轻快”：此时正值日神为夜晚而隐退，飞升的月神投下银色的光辉，在举世庄严的庆典中，轻快的马车由她驾驭，上面挂着珍珠般的露珠。
显然她没有注意到它也带着一股难以忍受的陈腐平庸的气息。她还发现自己从下面这两句很平常的诗中深受启发：布鲁恩很注意自己的身材，长得圆鼓鼓地送去喂熊。
你不会去指责西特韦小姐夸张其辞，在蒲柏的作品中发掘出太多音韵的深刻之处，并为它们喝彩。但当你读到“小号尖锐而愤怒的高鸣”、“令人惊愕的朦胧的美丽”这样的字眼被用于形容蒲柏的温文尔雅的诗句时，你会开始猜想不重视韵律的古典诗歌见解是不是更有道理。
因此，在崇拜蒲柏因为他不同于莎士比亚的古典主义者和崇拜蒲柏因为他很像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者之间，你会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无论为古典主义辩护的言论多么有道理，有思想的人谁会放弃莎士比亚呢？你也会记得即使是古典的规矩也只是暂时性的。谢拉德·瓦因斯先生的书里有一段话，说莎士比亚在“golden lads and lasses”这句话里使用了“lad”这个词语表明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恰当的古典主义词语应该是“youths”，而其他权威评论家则有相反的意见，认为“lads”是古典的用词，而“youths”是浪漫的用词，这表明有时候探究古典主义与非古典主义用词的区别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6)步。然后莪相出现了，他显然不是一个古典主义作家，但被与他同(7)一时代的一些批评家所接受。谢拉德·瓦因斯先生说弗斯利是古典作家，但不是最正统的古典作家。但你记得弗斯利是唯一不让布雷克感到反感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受到一位浪漫主义优秀作家的推崇。因此，即使是正统的花园里，丛林已经侵袭而来。
应该补充的是，谢拉德·瓦因斯先生以简短的篇幅对一个如此宏大纷繁的主题完成了一次探讨。西特韦小姐的蒲柏传记为他进行了热烈的辩护。她的英语古怪而造作，但她喜欢使用铿锵洪亮的词语，自有其魅力。她的这本书印刷精美，有几幅插图很有趣。(1) 刊于1930年6月至8月《艾德菲报》。埃迪丝·西特韦（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我生活在黑色的太阳下》、《小丑之家》等。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曾翻译《荷马史诗》，代表作有《弥赛亚》、《卷发遭劫记》等。沃尔特·谢拉德·瓦因斯（Walter Sherard Vines，1890—1974），英国作家、学者，代表作有《两个世界》、《金字塔》等。(2) 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3)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诗人，代表作有《抒情诗集》、《远足》等。(4) 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天堂的猎犬》、《神的国度》等。(5)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耶稣会牧师、诗人，代表作有《死尸的安慰》、《致基督我们的主》等。(6) 莪相（Ossian），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珀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出版的诗集中托名的三世纪的爱尔兰吟游诗人。(7) 亨利·弗斯利（Henry Fuseli，1741—1825），瑞士画家、作家，长期定居英国，代表作有《梦魇》、《美术评论十二讲》等。评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的《天使之路》(1)
普雷斯利先生放弃了描写乡村生活，将注意力转移到伦敦，在这本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名叫戈尔斯比的先生。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浪子，来到一间苦苦挣扎的公司，悄悄地让它破产，然后溜之大吉。它的主旨是描述伦敦的浪漫，从城里的一间办公室编织出的平静沉闷的生活中找出美的模式。普雷斯利先生其实是在说：你要抛弃对工业文明的不屑，你应该记住那些在交通高峰期像蚂蚁一样鱼贯穿过伦敦桥的讨厌的小职员们和打字员们，这些你打心眼里鄙薄的小人物们——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浪漫情怀。到此为止，谁会反对他的看法呢？小职员们也是我们的兄弟，是艺术描写的好素材——因此，我们要为以他们为题材的作家鼓掌欢呼。
但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小说家的要求不是要有好的宗旨，而是要能表达出美。当你为普雷斯利先生要把小职员和打字员写得有趣的努力鼓掌后，你必须补充说没有一页内容体现出这一效果。并不是他的文笔不好，或内容平淡无奇，或刻意营造廉价的效果，只是他的作品没有达到值得被缅怀的水平。你拿这六百页满满当当的内容与其它描(2)写伦敦的小说如阿诺德·本涅特先生的《莱瑟曼的台阶》、康拉德的《密探》、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进行比较（当你对普雷斯利先生作了那一番评价之后，你必须进行这一番比较），你会难以置信地猜想是否真的有人认为普雷斯利是一位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没有致命的缺点，但从未闪现过一丝美妙的光芒，也没有深邃的思想，甚至没有值得记住的幽默。整本书只有绵延六百页的平庸文字，情感与才智都只是中庸文章的水平，没有强烈的情感或能够令人受益的内容。“沃里克的餐馆……或许是法式，或意大利式，甚至是西班牙
式，或匈牙利式，没有人知道，但它肯定是一个没有国家特色的
餐馆，就像是国联创建的。”“……巴士在荒凉漆黑的皇家板球场外面停了下来，吞没了两
个拎着大包小包戴着滑稽帽子的女人（这是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明
确信号，因为别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拎着大包小包戴着滑稽帽子
的女人），一通忙乱之后继续前行……”
这两段节选与《天使之路》里任何一段的内容一样好，里面有数千句这样的句子，既糟糕不到哪里去，也不会写得更好，永远只是停留于事物的表面。但是，想想普雷斯利先生以浅薄轻松的方式所描写的都是什么样的主题！一场狡诈的商业诈骗，在一位伯爵的城堡里参加晚宴，一座斯托克·纽因顿别墅的鹅卵石小道，一张医院里的停尸床，一宗未遂的谋杀，一场正在筹划的自杀！你会猜想这些事情由别的作家去写会是怎样，譬如说，你会猜想康拉德以自己阴沉的方式去描写蒂尔吉，那个一脸麻子的失恋的小职员，或哈代描写蒂尔吉尝试自杀却没有一先令买煤气的那一幕，或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以早期的风格去描写那个醉醺醺的二手掮客佩兰普顿先生的对话，或本涅特先生去描写女子旅社里一个老仆女开始渴望冒险。但你不会看到与这些作家的作品同样品质的内容，就像你拿伦敦的生啤和用啤酒花酿的啤酒进行比较那样。你所得到的是六百页平庸的文章，很有可读性，但也很容易就被遗忘。当情节需要有强烈的情感时，内容就像是这样：“他坐在那儿，堕入了梦幻般的奉献的喜悦，在梦中他记得
的亲吻就像星星一样闪烁不停。”
当一本小说缺少难以言喻却又确凿无疑的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时，你会去寻找合理的角色刻画，或情景所营造的幽默，或诙谐的语言。但在《天使之路》里你找不到这些——普雷斯利先生是一个聪明人，但他绝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作家。他的所有角色——无能的商人德尔辛汉先生、热衷冒险的浪子戈尔斯比先生、无聊的打字员玛特菲尔德小姐、干瘪的会计史密斯先生——都不像是现实中的人，(3)只是休·沃波尔先生和阿诺德·本涅特先生的书页里被压扁的幽灵。所有的对话都千篇一律，既不至于离奇，又不至于没有可读性，但很没趣，而且不贴近生活。所有的分析和思考也都一样，它们都很好理解，而被理解之后就被遗忘了。就连观察描写也不可信。这本书的结尾描写了一场桥牌的牌局，里面有两个错误，细心的观察者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它证实了普雷斯利先生写作时过于随意这个印象，没有像优秀的小说那样经过精雕细琢——或者说经过文字“经营”，取的是这个词的褒义。
要不是普雷斯利先生得到过于夸张的褒奖，你并不会去非难一本还过得去的作品。他被夸张地拿来与狄更斯相提并论，当一个小说家被捧成狄更斯时，你会想去了解原因。或许普雷斯利先生受到欢迎是因为他坦率的乐观主义？确实，在《天使之路》中，他描写的是阴郁的题材，但从字里行间看——根据他的文风——他还是像以往那样乐观。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打气者，但他可以被认为是这样的作家，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似乎是反抗被认为败坏了英国文学的那些阴郁淫秽的高端作家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二流作家被捧为狄更斯和文学、心理学和智慧的大师。在这个荒唐的褒奖被澄清后，我们就能够向普雷斯利先生真正的品质致敬，并正确地评价《天使之路》——一本优秀的休闲小说，内容很轻松惬意，花10先令6便士的价钱去读这么厚厚一本书很划算。(1) 刊于1930年10月《艾德菲报》。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1894—1984），英国作家、剧作家、广播员，作品诙谐而具批判精神，倾向社会主义。(2)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作家，一战时曾任法国战局情报主任，代表作有《巴比伦大酒店》、《皇宫》等。(3) 休·沃波尔（Hugh Walpole，1884—1941），英国作家，其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广受欢迎，代表作有《浪人哈里斯》系列、《绿镜》、《金色稻草人》等。评卡尔·巴茨的《卡宴的惨剧》，碧翠丝·马(1)歇尔译本
这是一个在法国卡宴的囚营以囚犯的身份呆了十四年的德国人对自身经历的记述。里面有些事件几乎可以肯定被夸张渲染了，但大体上你能够认为这本书是真实的记录，因为造假的话会写得更有艺术气息。它是对恐怖事情的天真描写。卡宴的犯人似乎得像牲畜一样在种植园干活，对狱卒唯命是从，他们只要一句话就能让犯人被单独囚禁六十天，得用偷来的东西孝敬讨好他们。那里的食宿条件甚至不如牲畜，打架和同性恋是犯人们仅有的消遣。许多人试图逃到荷属几内亚，但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因为丛林里到处都是黑人，他们每割下一个逃亡者的头颅就能得到十法郎的赏钱。只有几个人能够活到刑期结束，攒够钱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小种植园。大部分人死于热带疾病，而监狱恶劣的条件加速了死亡的进程。作者被押送过来，因为作为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德国士兵，他在战争开始时发动兵变。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一个本应该更加为人所熟知的事实，那就是法国人不仅将兵变者送到卡宴，还有许多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战争结束后，政府拒绝出资送他们回国，结果，有些人滞留在那里直到1929年。这本书的文字很粗浅，或许译文对文字作出了改善，不能被列为一部杰出的作品，但它是对文明的副产品的第一手描述，很有可读性。(1) 刊于1930年12月《艾德菲报增刊》。卡尔·巴茨（Karl Bartz），碧翠丝·马歇尔（Beatrice Marshall），情况不详。(1)评奥斯伯特·伯迪特的《卡莱尔的两面》
这本书内容深刻而平实，主要描写了卡莱尔的婚后生活，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应该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看待卡莱尔的盛名。
伯迪特先生对卡莱尔的总结是：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在文学层面上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自我主义者和一个雄辩家。当然，只有历史学家才能评判他的历史作品，但如果我们拿《英雄与英雄崇拜》去考察他——这很公道，因为那正是他的信条，而且是在他的盛年完成的——我们发现的只有雄辩的言辞。里面有美妙的修辞和优美的形容词——那些自成一派的生僻形容词给人以深奥的感觉——却没有真正有深度的思想。它只是在华丽的词藻下的几个老掉牙的卑劣理念。除开语言不谈，整本书的主旨就是：世界上有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而伟人（指的是成功人士）是这些价值的工具。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站在命运的一边奋斗的人，就像是穿着神明赐予的铠甲的阿基里斯，获准蹂躏和践踏凡人。我们被要求以虔诚的态度去崇拜他们，而且还要以成功去衡量他们。只有成功才能流传——为那些被征服的人致哀！“我允许它以武力、以言语和任何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斗
争……坚信它将征服一切值得征服的事情。它不会抛弃比它自己
更好的事物，只会抛弃比它糟糕的事物。”
这只是意味着征服——为没有机关枪撑腰的信念致哀！但这段文字的雄辩，那些美好而含糊的关于穆罕默德、路德和克伦威尔的布道，则是另一回事。
显然，卡莱尔的这一伟人崇拜是自我主义和被埋葬的野心的体现。伯迪特先生指出，随着卡莱尔越来越有钱，他的英雄变得越来越叱咤风云和庄严高大。他从伯恩斯写到克伦威尔，从克伦威尔写到弗雷德里克一世——从成功的叛军写到成功的恶棍。简而言之，他对征服者的热爱和对战争场面的热爱是一种代偿性的凌辱。但是，你不能忘记它是无意识的自我主义，他的丑陋信条里有一种神秘主义，他有一种世界使命感（“世界上伟大而深刻的法则”），他确实觉得他那些征服一切的英雄们在进行比他们自身更加伟大的事业。他有一种半是诗情画意的情怀，为时间和历史的流逝而感叹。这总是隐藏于他的作品中，缔造了他最优美的句子。“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们乘着牛车缓缓地穿过巴黎的街道，长发在飞扬，缓缓地前行，直到永恒。”这些话语背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但是，多么华丽的词藻啊！像这样的语句是卡莱尔的思想最好的证明。
卡莱尔的自我主义的其它体现是他的郁郁寡欢。即使你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读上十页他的书，你就会惊诧于那种病态、古怪、别扭的形容词（“噢，海绿色的先知”等等），那种出自本能的轻(2)(3)蔑。在最糟糕的时候（比方说，在他对兰姆和赫兹里特的恶毒评论或在1870年法国战败后欢庆胜利的丑陋嘴脸），他的怨怼暗示着他是一个命运多蹇的男人。但是，卡莱尔的不快并非不可避免。他的健康情况并不算太糟糕——至少“长期的疼痛”没有阻止他活到八十六岁。他的婚姻本身并不是不开心的事情，那只是两个不开心的人的结合。他刚刚步入中年就获得了成功。卡莱尔夫人的不快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身子病弱而且没有孩子。但是，卡莱尔总是很不快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作品中尖酸刻薄的语气反映了这一点。“血液如黏土般黏稠，头脑里想的是加尔文主义，为消化不良所苦”，这就是伯迪特先生的判断。他指出即使卡莱尔有时候会为穷苦人疾呼，但目的是为了抨击社会而不是发自善心。当然，卡莱尔的性情可以用“乖戾”这个词加以形容，那是一个无意识的自我主义者的乖戾，对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横加指责，揭发新的罪恶。读一读下面(4)(5)这段在介绍夏洛特·德·科黛时关于马拉的卑劣而恶毒的描写：“泡在公共浴室里，受着病痛的折磨，革命的热情引发了高
烧——不知道还有哪些历史上没有说的病痛。这个可怜的、贫
病交加的男人，身上只有11个半便士的现钞，穿着拖鞋与浴袍
坐在稳固的三角凳上准备写书，看着他这副尊容——你会称呼
他是洗衣女工……”
这应该是怜悯而不是嘲讽的时刻，但含糊的恶意促使卡莱尔去谴责马拉，于是他对马拉横加指责，在描述事实时，使用重复的手法，甚至使用标点符号，每一个冒号都是侮辱。它是卡莱尔的谩骂具有奇怪的感染力的一个例子。当然，没有人像他那样是贬低手法的大师。即使是他最空洞的嘲讽（他对惠特曼的评价是“我还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大国”），也能使被贬低的对象真的似乎矮小了一些。这就是一个雄辩家的力量，一个精通修辞的人却把它用于卑劣的用途。
值得补充的还有，伯迪特先生的书几乎有一半的篇幅用于描写卡莱尔和简·威尔士结婚前的生活。他说他们的爱情并不算是畸恋，但很不同寻常，值得记录。它揭示了已婚人士的想法，以及在最真挚的爱情中令人惊诧的自私，内容很有趣。除了那些对卡莱尔特别感兴趣的读者之外，还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本书。(1) 刊于1931年3月《艾德菲报》。奥斯伯特·伯迪特（Osbert Burdett），情况不详。(2)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伊利亚随笔集》、《尤利西斯历险记》等。(3) 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时代的精神》、《艺术的批判》等。(4) 玛丽－安妮·夏洛特·德·科黛（Marie-Anne Charlotte de Corday，1768—1793），在法国大革命中刺杀了雅各宾派的让－保罗·马拉，后被宣判死刑，送上断头台。(5) 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政治家、理论家，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主要人物，遇刺而亡。评莱昂内尔·布里顿的《饥饿与爱情》、曼(1)恩的《阿尔伯特·格洛普》《饥饿与爱情》并不像是小说，更像是关于贫穷的独白。它的主角亚瑟·菲尔普斯是一个生于贫民窟的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他先是给人家跑腿，每星期挣12先令。后来他自学成才，当上了书店的店员，周薪涨到了27先令。这时战争爆发了，结束了他的一生。他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年轻人，但周薪才27先令，你还能想要他怎么样。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确实是从周薪27先令的角度去诠释生活的。大部分小说是由饱食终日的人为饱食终日的人描写饱食终日的生活。这本书是吃不上饱饭的人写的书，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眼中的世界——他的头脑很清醒，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琢磨这个世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也展现了布里顿先生的有趣的风格）：“他们一直在折磨你，永远让你生活在堕落和肮脏中——领
子磨破了脖子、鞋子扭曲了脚趾，早上起床没办法洗澡，穿着满
是汗臭体味的衣服，水槽是臭的，厕所是臭的，生活、睡觉、工
作，干着卑微的工作，消磨着生命的活力：你能过着这样的生活
而对这一人性的丑恶毫不知情吗？”
像这样的想法反反复复地出现——类似一种精神上的溃疡，永远对卑劣的事情感到不满。对于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来说，抱怨靴子太紧似乎是怯懦的行为，因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如果靴子太紧了大可以换一双，他们的思想不会被琐碎的不舒服所扭曲。但当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下时，小事就会将大事排挤掉，你不会去专注于艺术或宗教，而是关注糟糕的食物、板硬的床铺、辛苦的工作和被解雇。“当你失业时，文化、爱情和美都是扯淡。”一个寒冷国度的穷人不可能感受到宁静，就连他活跃的思维也只会去进行毫无意义的抱怨。
你应该记住这一点，《饥饿与爱情》的优点在于它让你体会到贫穷那令人痛苦、荒废光阴的本质，那些可恶、卑劣的小事慢慢累积，使周薪低于两英镑的生活与周薪三四英镑的生活有着天渊之别。亚瑟·菲尔普斯无时无刻不被提醒这个世界在和他作对。他想要舒适和干净，但他得到的是一间拥挤的、贫民窟里的卧室，在廉价饭馆里胖子往他的盘子里吐痰。他想要休闲，但他得每周干六七十个小时无聊琐碎的工作。他想要知识，而他得到的是寄宿学校的“教育”，当他的老板没有看着他的时候就埋头苦读。他想要爱情，但爱情需要花钱，他得到的是与无知的售货员或妓女的一夜欢情。无论他如何抗争，他都被拉回贫穷的生活中，就像一只陷入泥沼的绵羊。作为一份社会纪实，对永无休止的苦难的描写，这本书写得很合理。
但是，说了这么多，你必须补充说《饥饿与爱情》作为一本小说几乎毫无价值。显然，对于这么重要的素材——一个有思想的穷人的世界——应该是将它写成一个值得记住的故事。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冗长而不着边际的漫谈，讲述着生活的真相，但没有尝试写得有可读性。它的文体技巧，特别是那些重复，在读完几章之后就变得很乏味。（布里顿先生说了好几百次地球以每秒18.5英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公转——这突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这一点值得知道，但你不想每读两页就被提醒一遍。）无疑布里顿先生会说他的目的是讲述真相，而不是写出一本精致的小说，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乱用标点符号去讲述真相。一个懂得选择取舍的作者会将这本书从700页缩减到200页，而且不会有内容上的损失。如果布里顿先生做到这一点，并保持他的题材的真实性，《饥饿与爱情》会是一本一流的小说而不只是一本另类的小说。但不管怎样，它确实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阿尔伯特·格洛普》与《饥饿与爱情》遥相呼应。《阿尔伯特·格洛普》也是关于一个生于长于贫民窟的男人的故事，但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贫民窟，而不是臭气熏天的贫民窟。《饥饿与爱情》有不满也有天文学的内容，或许还有一点詹姆斯·乔伊斯的笔触，而《阿尔伯特·格洛普》则有狄更斯的色彩——注水的狄更斯。男主角一开始当店员，后来当上了书商，然后去当广告经纪，最后成为有钱人，有美满的婚姻。他很像褪色的大卫·科波菲尔的画像，或许这就是作者的目的。男主角乐观而简单的性格，以及他遇到的那些离奇古怪的角色，本来可以写得更具有原创性。(1) 刊于1931年4月《艾德菲报》。莱昂内尔·厄斯金·布里顿（Lionel Erskine Britton，1887—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饥饿与爱情》、《动物的思想》等。曼恩（F O Mann），情况不详。(1)评赛珍珠的《大地》
这是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开头不知所云，风格蹩脚，就像对《奥德赛》拙劣的模仿。但读者不用为此感到担心，因为它的故事直接切入了真相的核心。书中没有情节，没有一个多余的事件，没有抒情的描写，只有对生活的忠实白描，扼杀了乐观。对一座东方城市的黄包车苦力的描写尤为打动人心。任何见过黄包车夫像老马一样跑在两根车辕之间的那丑陋一幕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段描写。显然，对于作者来说，中国就是她的故乡，却又远离了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注意到一个中国人会忽略的事情。《大地》可以被归入讲述东方故事的为数不多的一流作品之列。
它讲述了关于一个中国农民王龙的故事。王龙出身贫寒，靠一把木锄垦地，只能喝热水，因为茶叶太贵，逢年过节才有肉吃。他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方人，思想狭隘，老实本分，出奇地愚昧，又像牲畜一样卖力地干活。他对土地的渴望远远胜过其它一切，其它一切——所有的恶习和所有利他的行为——完全不放在心上。有的男人爱美女，而他则爱土地。他的思想总结起来就只有这么一句话：“有地万事足，卖地大傻瓜。”他终究是一个农民。
或许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王龙和他的妻子欧兰的关系。欧兰是一个婢女，因为长得丑而被挑中，因为漂亮女人（小脚女人）在地里根本干不了活儿。她为王龙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直到分娩前还在他身边干活，就像狗一样听话。王龙对她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只是责任。有些事情就是得由她去干，就像有些事情得由牛去干一样，在这种事情上他从来不会弄错。她只是一件工具，爱上她会让他有点难为情，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好比爱上一头牛。一个人怎么能爱上一个大脚女人呢？爱是留给妾侍的。当欧兰由于操劳过度和生了几个孩子，最后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时，王龙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丑陋。他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妻子，甚至心里暗暗觉得他或许会为她感到难过，但他并没有难过。他实在是太讨厌她那双大脚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为她买了一副昂贵的棺材。(1) 刊于1931年6月《艾德菲报》。1932年，《大地》获得普利策奖，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厄尼斯特·罗伯特·库尔修的《法国的文(1)明》，奥莉弗·怀恩译本
这本书尝试从纯粹的文化和非政治的角度去描写法国对文明的特殊贡献。它的作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德国人，但对生命和思想的整体态度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库尔修先生对法国的批评是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思想格局较小，但更加完美精致，而且或许更加成熟，就像你与古人碰面时的感觉一样。因此，“法国诞生不了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们会摧毁文明的花园和人性的王国。无限的概念无法在法国的哲学中自由存在”。换句话说，法国文化是人本古典主义，对于那些身处古典传统之外的人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件精美的紧身衣。这就是库尔修先生的结论，除了书中所展现的博学之外，可以说这是任何英国人都会得出的结论。
但是，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的真正价值在于历史。假定法国思想确实是古典和静态的，而且比起英国或德国，法国更停留在十八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库尔修先生将一部分原因追溯到古罗马（法国人传承了古罗马文化），一部分原因追溯到法国人混杂的血统造成的人种差异。无疑这些都有其影响，但近代生活，特别是近代的经济生活要比远古的凯尔特人或拉丁人影响更大，难道不是吗？如果你去了解十九世纪的历史，你会发现法国一直是一个政治动荡不安的农业国家，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十九世纪，英国等国家迅速完成了城市化和高度整合，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被逐渐剥夺财产，而法国直到不久前仍然生活在先前的时代——政府孱弱，公共舆论有很强的影响力，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即便是现在，法国仍比我们更像是一个农业国。而农民总是有更好的品味但没什么新思想，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并不感兴趣——这符合法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你在法国生活得出的结论就是：法国人与我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有点落后于时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则不得而知。
除了品味之外，还有其它法国特征能够被解释为非现代的思维习惯。譬如说，对于公平的热情，库尔修先生认为这是法国人的特征，(2)这是正确的，它确实是旧式的激进主义的特征。在萨科和范泽迪被处决的几天前，我站在一间英国人在马赛开办的银行的台阶上，和几个文员交谈时，一群工人鱼贯而过，打着“释放萨科与范泽迪”的旗号。这种事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或许会发生，但绝对不会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人——数以万计的人——真的对一桩不公的事情感到义愤填膺，认为失去一天的工资去喊出自己的心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到那几个文员（英国人）说“噢，你就得把这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给吊死”，你会心生感慨。当有人问及萨科与范泽迪是否真的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时，他们觉得很吃惊。在英国，一个世纪的政府高压统治使得欧·亨利所说的“对于警察根深蒂固的恐惧”到了任何公共抗议似乎都是不体面的事情的程度。但在法国，每个人都记得一定程度的民间混乱，就连工人们也在小酒馆里谈论“革命”——意思是下一场革命，而不是上一场革命。高度社会化的现代思想，将富人、政府、警察和大型报纸糅合而创造出的神明还没有演变出来——至少现在还没有。
你只能说还没有，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法国会不会坚持它在文明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库尔修先生认为国家文化主要由传统决定，他认为法国的传统太强大而且太自信，很难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如果决定思想的因素是经济生活，那么法国人的思想一定会发生改变，而且会很快发生。自从一战之后，法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国家，我们与工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进程——譬如说，年轻一代的农民离开土地和小生意人被摧毁——已经开始了。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即使是扎根最深的法国特征或许也会消失。库尔修先生注意到，法国人没有肤色歧视，并认为这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所缺乏的品质。但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似乎也没有什么肤色歧视，因此，这一丑陋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近代史有关，我们知道法国人很快就会产生这种情感，并达到吉卜林式的程度。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3)或许是拉封丹，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机械文明，这种类型将会很快改变，难道不是吗？或许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法国将会诞生他们(4)的华兹华斯，他们的鲍德勒博士、他们的惠特曼、他们的布什将军(5)——或其他现在似乎与法国格格不入的人。
库尔修先生的一个意见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会正在逐渐掌握权力，并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这是个坏消息，但在我们见过英国教会的恢复能力之后并不让人觉得吃惊。
这本书介绍了法国文学和思想，以及非政治层面的法国简史，内容很有趣而且很有意义。这本书的译文似乎很不错。(1) 刊于1932年5月《艾德菲报》。厄尼斯特·罗伯特·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代表作有《法国的文明》、《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等。奥莉弗·怀恩（Olive Wyon，1881—1966），英国女作家、翻译家，代表作有《祈祷者》、《祭坛之火》等。(2) 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1891—1927）、巴托罗米奥·范泽迪（Bartolomeo Vanzetti，1888—1927），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暴力革命，被指控抢劫波士顿一间鞋厂及谋杀案，在1927年8月23日被处决。(3)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故事诗》、《拉封丹寓言》等。(4) 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1754—1825），英国医生，曾出版《莎士比亚作品家庭版》，对内容进行了删减改动。(5) 布什将军，原名威廉·布什（William Booth，1829—1912），英国卫理公会牧师，于1878年创建救世军慈善机构。评卡尔·亚当的《天主教的精神》，多姆·贾(1)斯汀·麦克·卡恩的译本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而且很值得一读，虽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句子：“由于基督精神的继承者是集体而不是个体，因此它的彰显
特别体现于这份至关重要的团结。因此，教会这个看得见的实体
将它的彰显奉为真正的原则，它的团结超越了个体，并以看得见
的形式去支持、维持和保护这一团结。”
要在这些词藻里发掘出含义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关心天主教主义复兴的人会觉得这番辛苦是值得的。
这本书与现在涌现的宣扬天主教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想引起争议。我们为天主教辩护的英国作家都很擅长辩论，但他们都在避免说出有真正信息含量的话。没有几个人能够自圆其说，因此，他们只能对生物学家和新教历史学家进行讽刺和侮辱，或尝试将信仰的根本难题马虎地糊弄过去。亚当神父并没有遵循这些方针。他并没有尝试将对手斥为傻瓜，而是去解释天主教信徒的内在想法，而且他并没有去争辩信仰的哲学基础。将他的书与几本有相同倾向的英语作品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事情——譬如说，马丁代尔神父的新作《罗马人的信仰》。信仰单纯的天主教徒与总是想证明自己的信仰的皈依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是一个佛教徒与一个带有表演性质的苦行僧之间的区别。马丁代尔神父认为信仰的本质是理性的，既无法直面困难又无法将它们漠然置之。结果，他狡猾地回避了这些问题。他回避了进化论，将常识抛到九霄云外；他回避了邪恶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躲开门口的讨债人那么鬼鬼祟祟。亚当神父一开始就说信仰不能以“亵渎神明的科学”去解释，认为天主教的信条不受“世俗”批评的影响，这样一来，他的立场就牢固多了，让他有机会阐述他自己的理念，并说出一些有建设性和有趣的内容。
那么，不信奉天主教的人能从这本关于天主教信仰的书里学到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都学不到，因为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交流。正如亚当神父所说的：“怀有活跃的信仰的天主教徒单凭自己就能够进行钻研（天主教教义的本质），”而其他人由于带着嗔恨或无可救药的愚昧，自绝于真理之外。但客观地说，你还是能够了解到一些内容的，或者说，重新了解到一些内容。譬如说，希伯莱式的骄傲和真正的天主教徒的思想排外。当亚当神父写到圣徒的团契时，你会觉得教会与其说是一个思想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个荣耀的家族银行——一个支付丰厚红利的有限公司，而非会员则完全得不到好处。下面是亚当神父的话：“圣徒们在人世间的生命中积聚了一份属职责之外的财富……
圣徒的财富就是教会的财富，是神圣家族的遗产，它属于全体基
督教成员，特别是那些病弱的成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