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安德烈亚·斯泰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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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安德烈亚·斯泰奈试读：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首先，在此讲述的故事开始时，《印度之歌》在你生活的那座大城市的一家艺术实验影院放映了。你参加了放映后的一场讨论。然后我们和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的年轻人去了一间酒吧，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很久以后，是你提醒我这间相当雅致和舒适的酒吧的存在，我那晚还喝了两杯威士忌。我呢，我丝毫记不得那些威士忌，记不得你和其他年轻的应试者，也记不得那个地点了。我记得，或不如说，我觉得你陪我去了我存车的电影院停车场。那时我还开我喜欢的R.16，那时我车开得还很快，即便在饮酒过量健康出了问题以后。你问我有没有情人。我说一个也没有了，这是实话。你问我夜里车速是多少。我说一百四。人人开R.16都这样。非常爽。

这天晚上以后你开始给我写信。许多的信。有时一天一封。信很短，类似于短笺，是的，类似于从一个无法生存的、致命的、荒漠似的地方发出的呐喊。这呐喊带有显而易见的美。

我没有回复你。

我留着所有的信。

信纸上方有写信的地点、时间或天气：晴或者雨。或者天冷。或者：孤单。

有一次，你很长时间没写信来。也许一个月，我不清楚这段时间有多长了。

于是在你留下的虚空里，在没有信件、没有呐喊的情况下，轮到我给你写信了，我想知道你为何不再写信，为何戛然而止，为何停止写，好像猛然受到阻碍，比方死亡的阻碍。

我给你写了下面这封信：

扬·安德烈亚，今年夏天我遇见了一个你认识的人，让皮埃尔·塞通，我们谈起了你，我没想到你们俩认识。《夜航》之后，我在巴黎寓所房门下发现了你的便条。我试图打电话给你，但没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后来接到你一月份的信——我再次住院，记不得又生了什么病，人家告诉我是服用所谓抗抑郁的新药中了毒。总是那一套。这没什么，心脏没任何问题，我甚至不难过，我不过是什么东西走到了头而已。我依然喝酒，是的，冬天，晚上。多年来我叫朋友们周末别来，我一个人住在诺弗勒那幢能住十个人的房子里。一个人住十四个房间。对回声已经习以为常。有一次我写信告诉你，我刚完成了影片，名字叫《在荒芜的加尔各答他的威尼斯名字》，我已记不清楚对你讲了什么，大概是我喜欢这部电影，正如我喜欢几乎我所有的电影。你没有回这封信。后来你寄诗给我，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非常美，另外的差一些，而这，我不知如何对你说。就这些，对，就这些。你的信就是你的诗。你的信文辞优美，我觉得是我一辈子接到的最美的信，美得令人心痛。今天我很想和你谈谈。现在我开始康复了，但我在写作。在工作。我相信第二部《奥雷丽亚·斯泰奈》是为你写的。

这封信，我觉得，大概也不要求得到任何回音。我不过把我的近况告诉你。记得这是一封忧伤的、条理不清的信，在信中，我好像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不知什么麻烦，因为新近不期而至的新的孤独而心灰意冷。有很长时间我几乎记不得这封信了，甚至不能肯定是那个夏天，你闯入我生活的那个夏天写的。也不能肯定是在我住过的哪个地方写的。我不相信是在海边的那个地方，但我也记不清楚在哪个别的地方了。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信的周围我那间房的大小、黑色大理石壁炉和我正好面对的镜子。我问自己该不该把信寄给你。两年前，当你告诉我接到过我类似的信后，我才确信把它寄给你了。

我不记得是否重读过这封信。你常常跟我提起它。你被它震撼了。你说这封信很可怕，它谈到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工作，但对我的生活未做任何表述。而且那种冷漠，那种心不在焉，令你心寒齿冷。你还告诉我，这封信的确是我从塔奥米纳寄给你的。不过是五天前在巴黎写的。

我这封长信，多年后我们把它遗失了。你说曾把它放在特鲁维尔寓所中央衣柜的一个抽屉里，后来，一定是我把它取了出来。但那天你并不知道在房里或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你正在蒙卡尼西各大旅馆的园子和酒吧里，寻找夏天聘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的英俊男招待。而我呢，我迷失在《乌发碧眼》的性迷宫中。很久以后，当我在这本书里谈论你和我的故事时，我才在中央衣柜里找到这封大概从未离开过衣柜的信。…………………… ……………………

这封信寄出后过了两天，你往这儿，往黑岩旅馆打电话，告诉我你即将来看我。

你在电话中的声音有点变，好像因为害怕，受了惊吓似的。我没有听出来。这是……我不知怎么说，对，正是，这正是你打过电话后我杜撰的你信中的声音。

你说：我就来。

我问为什么来。

你说：为了相互了解。

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是件了不得的事。我从未谈过，的确，从未谈过我生命中这一时刻的孤独。《劳儿之劫》后的孤独，《蓝月亮》、《爱》、《副领事》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我对它的感受不是孤独，而是一生中至此尚未品尝过的决定性自由的机会。我在中央餐厅用餐——总吃一样的东西——白煮海螯虾和一块勃朗峰干酪。我不游泳。海里和城里一样人满为患。我的朋友亨利·夏特兰和塞尔日·德吕米耶来时，我晚上游泳。

你告诉我，打完这个电话后，你一连几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在。后来我对你说过为什么不在，告诉你我的塔奥米纳之行，电影节，我要在那儿见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伯努瓦·雅科。但我很快会回来，回到海边，如你所知，这也是为了每周给《解放报》写八○年夏专栏。

我又问你：来干什么？

你说：和你谈泰奥朵拉·卡茨。

我说我已经放弃了多年来我以为可以写成的关于泰奥朵拉·卡茨的书。为了我死亡的恒久长存，我把它藏在了一个犹太人的地点，一座对我而言神圣的坟墓，巨大、无底、禁止叛徒——背叛基本教义的那些半死不活的人——靠近的坟墓。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你说：明天上午，大客车十点半到，我十一点到你家。

我在我房间的阳台上等你。你穿过黑岩的院子。

我忘记了《印度之歌》的那个男人。

你是个又高又瘦的布列塔尼人。我觉得你很优雅，非常含蓄的优雅，这一点你自己不知道，现在依然如此。你走着，不看豪华住宅的大楼。根本不朝我看。你带一把很大的木柄雨伞，好似中国的油布遮阳伞，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用了。你还有个很小的行李，一个黑布包。

你沿着篱笆穿过院子，朝大海的方向拐，没有抬眼望我，便消失在黑岩的大堂里。

这是上午十一点，七月初。[1]

八○年的夏天。有风有雨的夏天。格但斯克的夏天。哭泣孩子的夏天。年轻女辅导员的夏天。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在此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八○年第一个夏天的故事，非常年轻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与那个写书的、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间的故事。

我事先告诉了你如何找到我的套房，楼层，走廊，门。

你再也没有回到卡昂那座大都市。那是在八○年七月。十二年前。自从我患病以来，我每年在这套房子里度半年假，你也一直住在这儿。这场病长达两年。深度昏迷。在我的病区的大夫们一致决定“了结我”的前几天，我睁开了眼睛。我四下张望。人，病房。他们都在——人家告诉我——我望着这些身着白大褂、一动不动的人，他们带着几分疯狂，几分狂喜，默默地冲我微笑。我没有认出他们的脸，但我认出这是人的形态，而不是墙壁、器械的形态，是用眼睛看的人的形态。我闭上双眼，接着又睁开，为了再看见他们，眼里露出——据人家说——开心的笑意。

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接着响起敲门声，然后是你的声音：是我，是扬。我没有回答。敲门声非常非常微弱，好像在你周围，在这旅馆和城里，在海滩和海上，在夏日清晨靠海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里，人人都在睡觉。

我又一次没有立即打开门。我还在等。你又说了一遍：是我，扬。嗓音同样柔和，同样平静。我仍在等。不出任何声音。十年来，我生活在极其严酷的、近乎修行的孤独中，跟我在一起的有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还有她，恒河女王，茶之路上的女乞丐，我童年的女王。

我开了门。

要了解一个故事，非得等它写出来之后。等促使作者写它的状况消失之后。尤其在书中他的过去，他的身体，你的面孔，你的嗓音变了样儿之后，它变得无法挽回、不可避免之后，我还想说：它游离于书之外，被远远带走，与它的作者分开，作者永远失去它之后。

接着门在你和我的身后关上。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来者的身后。

接着有了声音。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冷淡。庄严。这是你信中的声音。我生命的声音。

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谈书。一直，好几个小时。你提到罗兰·巴特。我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我对你说，我可以一下子拿出罗兰·巴特所有的书，去换缅甸森林里我的茶之路、红太阳以及恒河穷女人死去的孩子。这你已经知道。我还对你说，他的书我根本读不下去，对我而言，罗兰·巴特写的是假话，他正是因为讲假话才死的。后来我告诉你，有一天，在我家里，罗兰·巴特客气地劝我“回到”早期小说的类型，“那样简练，那样迷人”，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直布罗陀水手》。我笑了。你说咱们将再也不谈这个话题。我猜想这位杰出作者的书你已经读腻了。

我们还谈了——就像一直做的那样——写作这件大事。谈了各种各样的书。

你开始谈论书的时候，在专注的目光和清醒缜密的推理后面，有种紧迫感令我惊讶；你无法缓解它，仿佛突然间你必须加快速度，才能告诉我你决定告诉我的一切，和你决定不说的一切。在显而易见的事，可怕的、一目了然的事突现之前，在你做出认识我，然后自杀的决定之前，你想告诉我的一切。

很快你就只对我讲这些了。

很久以后你旧事重提，你告诉我，是的，这一定是真的，尽管语焉不详，你补了一句：从另一种方式看，对你也是真的。你没有说出那个字眼，后来我才明白，你大概在心里也绝口不提那个字眼，那个在你的微笑中透露出来的字眼：写作。

到了晚上，我对你说：你可以留下来，住我儿子的房间，房间面向大海，床已经铺好了。

如果你想洗个澡，这也可以。

你愿意出去走走也行。

比方你可以去买只冷童子鸡、一罐栗子泥、拌着吃的鲜奶油、一些水果、干酪和面包。我生活简单，每天就吃这些东西。我还对你说，你可以为自己买瓶酒。有些日子我酒喝得少。我们俩都笑了。

你刚出门就回来了。钱，你说，乘了大客车，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我忘了。

你像孩子似的吃得津津有味，我还不知道你一向如此。

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你离开餐桌时肚子还是饿。虽然你没有察觉到，你把整整一罐栗子泥和鲜奶油都吃光了。

也许从这天晚上起，我又开始喝酒了。我俩喝了你在澡堂街买的两小瓶罗讷山坡葡萄酒。这酒变了味，很难喝。我们喝了澡堂街的这两小瓶葡萄酒。

第一天晚上你睡在面朝大海的房间里。这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跟我独自住的时候一样。经历了那么多日日月月，或许很沉重的年月，面对前程的乏味而悲惨的年月，还有孤独地承受青春期欲望的长期磨难的年月，你想必已经疲惫至极。

[1] Gdansk，波兰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城市。一九八○年该城造船厂发生劳工骚乱，导致团结工会的诞生。…………………… ……………………

到的第二天你发现了大浴室的浴缸。你说你从未见过这样的浴缸，巨型的，“历史性的”浴缸。此后，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在浴缸里泡一小时，我跟你说过，你在里面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呢，我总洗淋浴，因为浴缸令我害怕，可能因为我来自热带丛林地区，那儿的职务公房里没有浴缸。

你的声音。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冷淡，令人生畏，好像勉强发出来，几乎听不见，好像总有点心不在焉，与讲的话分开，毫不相干。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仍听见你当年的声音。它流入了我的身体。它没有形象。它谈区区小事。它也默不作声。

我们交谈，你谈到黑岩旅馆的美。

然后你沉默不语，仿佛在琢磨如何对我说你要对我说的事。你听不见伴随夜而来的愈来愈大的静谧，它那样深沉，我忍不住到阳台去看看。汽车不时从黑岩前经过，驶往翁弗勒尔或勒阿弗尔。和每一夜一样，勒阿弗尔过节似的灯火通明，城市上空，不见星辰，天空与圣阿德雷斯的灯塔之间，一列黑色的邮轮和往常一样开向法国和南欧的各个港口。

你站了起来。你隔着窗玻璃望我。你总是这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回到了房间。

你又面对我坐下，你说：“你永远不写泰奥朵拉的故事了？”

我说写还是不写，对此我一直毫无把握。

你没有回答。

我说：“你爱泰奥朵拉。”

你没有笑，喘了口气说：“泰奥朵拉是我对你不了解的部分，那时我很小。剩下的部分，我全知道。我等你写她的故事等了三年。”

我说：“我不清楚为什么我写不了泰奥朵拉的故事。”

我补充道：“也许太难，这没法知道。”

你的眼里噙满泪水。

你说：“别告诉我任何你知道的关于她的事。”

接着你说：“我对泰奥朵拉的了解，仅限于《外面的世界》最后那几页。”“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她是如何与那个情人做爱的。”“对。我知道，当流放犯疲惫不堪地从纳粹德国北部的集中营回来时，他们的妻子正是这样与丈夫交欢的。”

我说可能我永远写不完泰奥朵拉那本书，这几乎是肯定的。这种事我这辈子只遇到过一次。我能做的，仅仅是挽救被弃手稿的这一段落。这本书我一写就会立即离题，去写我从未决定写的其他书。

后来你去了阳台，一直走到临海的栏杆处。我没有再听到你的声音。

皓月当空，天色深蓝，我们上床睡觉。次日我们做了爱。

你来我的房间找我。我们没说一句话。滋养我们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孩童般的躯体，那残疾的躯体，她的清亮的目光，负责集中营秩序的德国兵开枪击中她的脖颈前呼唤妈妈的喊声。事后你说我的躯体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敢把这句话公开。但我没有不公开它的力量。我还写了些我不懂的事。我把这些留在我的书里，再读一遍，它们就有了含义。我说人家一直对我讲这句话，甚至《中国北方的情人》，那时我十四岁，甚至还不到，我们笑了。没有讲话，没有亲吻，欲望重新燃起。做爱后你跟我提起泰奥朵拉·卡茨。提起这几个字：泰奥朵拉·卡茨。即便名字，你说，也令人震惊。

你问我：“为什么突然变得难写了？”

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困难可能来自别人对我讲的话，就是泰奥朵拉·卡茨被流放的时期还没有焚尸炉。尸体就在埋尸坑的土里腐烂。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最终解决之后，才有了焚尸炉。”

你问是否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管泰奥朵拉·卡茨的结局。

我说：“也许吧，既然她早已死去，并被众人遗忘，甚至可能还有我。她当年那样年轻，二十三岁，至多二十五岁。“而且她一定身有残疾，但不严重，左脚有点跛，我好像记得。”

你问：“德国人忘了吗？”“是的。不然，单单知道自己是德国人，无可救药的德国人，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你希望如此？”“是的。战争结束三年后，时间才又流动起来。首先对他们德国人——一向如此——然后再对其他国家的人。但绝不对他们，犹太人。”

你要求我再跟你谈谈泰奥朵拉·卡茨，即使你对她知之甚少。…………………… ……………………

于是，那天晚上，我跟你谈了泰奥朵拉·卡茨，我以为是泰奥朵拉·卡茨的那个女人，依然活着的她，但在战后，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我告诉你她住的旅馆在瑞士，泰奥朵拉·卡茨去世前最后住的正是河谷旅馆。在纳粹集中营里找到的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遣返后，也被送进了这家瑞士旅馆——一座带水池和浴女雕像的方形建筑物。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整天大呼小叫，又吃又笑，使这家旅馆，这个幸存孩子们待的地方简直没法住。不过，似乎泰奥朵拉·卡茨正是在河谷旅馆真正感到了幸福。

你带着我未曾见过的温柔问道：“是些孤儿？”

我无法回答你。你呢，你又问：“犹太人？”

我说恐怕是。我还说再也不该以偏概全，永远不该。不过我仍然哭了，因为我总和犹太孩子们在一起。我说：是的，犹太人。

我跟你讲，在这家瑞士旅馆里，孩子们，他们偷食物、面包、点心，并且藏起来。他们什么都藏。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往水里扎。水，他们喜欢得要命。人们望着他们。在旅馆里无其他事可干。他们在这个水泥池子里把自己弄伤，但他们快乐无比，没有觉得受伤。有时水池的水被他们的血染成粉红色，于是便换水。人们无法禁止他们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们想摸摸他们的脸时，他们就搔我们，朝我们吐口水。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名字、姓氏、父母。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但彼此能够理解。据这家旅馆的人说，那个时[1]期，他们都来自波兰，如一个地区般庞大的维尔纳犹太人大聚集区。“因为这些孩子，泰奥朵拉从这家旅馆逃走，以便能继续活下去。”

我曾说过，她逃离这家旅馆是可能的，但是我，我不相信。

我说泰奥朵拉取决于我。我一认识她，她便取决于我，即便我很少写她。

我说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时刻。夜里我相信已经见过她，泰奥朵拉。有些日子我以为是战前在巴黎与她结识的。早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早上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奥朵拉·卡茨。无论何时何地。“泰奥朵拉这个名字是你杜撰的。”“是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切都是我杜撰的：眼睛的绿颜色、体态的美、她的嗓音，因为我知道她中过毒气。有人对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时我便认出了它。它只能是我杜撰的。我杜撰了名字，或许是为了得以谈论被德国人谋杀的犹太人。一个躯体没有任何名字，这毫无用处。”

你说：“应该说：纳粹。”

我说我从来不用纳粹来指德国人。我将继续这样说：德国人。我相信某些德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他们的屠杀，他们的毒气室，他们弄死的所有犹太新生儿，他们在犹太青少年身上进行的外科实验。永远摆脱不了。

她住在大学街或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十分孤单。面容娇艳如花。她也是贝蒂·费尔南代斯的朋友，德国人一到，后者便把这间房借给了她。

我记忆犹新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发疯似的想学习法语，直至能用这种语言写作。

我哭了。我们停止交谈。夜将尽。谈完孩子后我们躲到了床上，我在床上哭。你说：“别哭了。”

我说我根本止不住这些泪水。哭泣变成了我的一项义务，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我可以用我整个的身体、我全部的生命来哭，我知道，这是我的运气。对我而言，写和哭是一样的。不成体统才写得出快乐的书。丧事应该办得仿佛它本身便是一种文明，对死亡的全部记忆的文明，这死亡是人宣判的，不论性质如何，是受惩罚而死，抑或因战争而死。

你问我：“应该如何处置法国的纳粹呢？”“跟你一样，我不知道。把他们杀了。听我说，如果听任法国人和德国纳粹一样随便杀人，法国人也会变成杀人凶手。让那些人活着是法国的耻辱。没有大开杀戒，我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投入你的怀抱，两个人一起哭。有时候笑笑，为哭泣感到不好意思。接着泪水又往下淌，我们又笑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你说：“你没见过泰奥朵拉。”“我见过，但如同见过街头走过的大美人，或者女电影演员、女话剧演员，所有这一类的女子。出名的女子，不论美不美，但名气大，招人议论。是的，她独自移民到各地。有很多年，人们处处见到她，泰奥朵拉·卡茨。”“有个人知道她……”“是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听说过。一九四二年，有人每天早上在德国的一个车站见到她，一个运送犹太人的编组站。在那儿发现了一些很美的画，和泰奥朵拉这个人。她被送到这个车站一定是送错了，被流放的犹太人从来不在这儿上车去奥斯威辛。听说她一个人和站长在一起。还听说泰奥朵拉下火车时也许自己下错了站。也许有个德国人看她面庞如此温柔美丽，看她青春年少，便告诉她应该在此下车，这样或许可以救她一命。她拿起手提箱下了车，没提任何问题。她一定非常坚决地要乘坐这列火车，身着那件洁白的连衣裙，她那样美，那样优雅，因此没有任何人，任何铁路职员向她要票。炭笔画画的总是同一个年轻女子，总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裳，坐在花园一角同一棵树下，一张始终面对编组站的白色扶手椅里。这些画没有存放在火车站的同一个地点。院子的地上有。到处都有。听说：地上尤其多。人们猜想战后有人住在火车站，他们遭到了抢劫。总是同样的画，画中人酷似泰奥朵拉·卡茨：她总穿白衣裳，一身英国女子的打扮，着白衣，戴帽子，化淡妆，戴一顶草帽，坐在同一棵树下的帆布椅里，面对一盘普通的早餐。她久久地待在那儿，泰奥朵拉。她起得早，总在同一时间淋浴，穿好衣服，去花园用早餐，以便随后乘这列火车，它总有一次会把她带离那儿，带离德国。火车站守卫每天给她送来美味的食物。他说每天他也在等这趟火车，他们从来没有耽误过。每天，每个早上，他们等着同一列火车，犹太人的火车。每天，每一列火车经过后，她都说现在那趟车一定过去了，不可能等到了。对这列定时驶过的火车，我思考了很久。我相信也想过，对泰奥朵拉·卡茨而言，这列火车是她的希望之车，断头而死之车，以活生生的血肉供养奥斯威辛之车。

她一辈子很少讲话，泰奥朵拉，像某些英国女子，她觉得话语喧闹，骗人，她呢，她选择了写作的寂静。

你问火车站位于德国哪个地区。她，她相信在克拉科夫以南，朝南边国界的方向。在那些被诅咒的地区。她原籍英国，但在比利时长大。她不熟悉欧洲地理，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只喜欢伦敦、巴黎和海湾国家。

你问我那个守卫火车站的人是否在她睡着时去造访她。我相信我写过这件事，是的，在她睡着的时候。我不能肯定此人就是战争期间她住了两年的那个火车站的站长。为什么不是呢？或许他们相爱了，这点我想过，甚至想过后来她正是为情而死的。

我说我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关于泰奥朵拉，我没有问过任何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成为情人并非不可能。

你问我作何感想。我对你说，我从未问过那男人的姓名，也从未问过画上那位年轻白衣女子的姓名。我说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讲出泰奥朵拉·卡茨这个自然听见过的名字。临了，几年后，我身边的人都这样称呼那位迷失在死亡欧洲的白衣女子了。

我对你说，我知道自己见过泰奥朵拉，但我只记得贝蒂·费尔南代斯，我对她十分熟悉，我告诉过你，她是年轻的泰奥朵拉·卡茨的朋友。我知道贝蒂·费尔南代斯非常爱她，并且欣赏她。

我从未忘记这个名字，这个时期，这衣裙的白色，这天真的对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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