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方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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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罪行图录：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试读：
前言
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就像巨石一样重重地压在心头。20世纪90年代，我实地调查研究和采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的200多位幸存者生不如死的苦难经历，在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使那被掩盖了60多年的残暴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之后，我背上行囊，踏上征途，去寻访另一群痛苦的受害者——在日本侵略军屠刀胁迫下受辱的“慰安妇”。
当年，日军用暴力、诱骗等手段使数十万中国、韩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部分欧美国家的青年妇女沦为性奴隶。随着时光的渐渐远去，这些当年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人间。我能为历史做点什么？能为后人留点什么？我寝食难安。20世纪90年代在调查日军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我就开始搜集有关资料。2005年7月13日，新华社发表的一篇题为《寻找最后35名中国“慰安妇”》的报道说，同年6月19日，中国“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先生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披露了他对于中国“慰安妇”问题的最新调查情况，并首次透露：目前中国内地尚有最后的35名“慰安妇”活在人世。看到这条消息后，我心急如焚，再也坐不住了。
这年，我脱下穿了17年的心爱的军装，在等待安排工作的几个月时间内做好了“出征”前的准备。当拿到为数不多的转业费后，我马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访之路。作者在寻访途中北疆南国的历史伤痛
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东北这片经受过深重苦难的土地。2005年8月，我应邀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结识了国内及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等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后又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参加了首届诺门罕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1939年，由朱可夫元帅统一指挥的苏联、蒙古军队，同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诺门罕进行了一场战役，双方都投入兵力6万左右，战役持续了5个月，最后以苏军胜利而告终。此战役削弱了日本关东军的实力。每到一地，我都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了解。会议举办方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研究所所长金成民老师告诉我，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还有两位幸存的“慰安妇”。得知此信息，会议一结束，我就从内蒙古乘火车直奔东宁。作者见到的第一位“慰安妇”幸存者、朝鲜籍老人李凤云一片荒凉的诺门罕战场
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陲小城东宁，我见到了“慰安妇”调查者韩茂才，他很热心地告诉我其中一位“慰安妇”的住处。从东宁出发，经过5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来到了一个叫道河镇的偏僻小镇的敬老院，见到了第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她叫李凤云，满头白发，精神还好。她把我领到她的房间。谈起往事，老人不由得泪流满面。
李凤云出生于朝鲜平壤，1932年被骗到了中国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在慰安所里，经常有很多喝醉酒的日本军人，摇摇晃晃地闯进来。可怜的“慰安妇”们几乎每天都要被强迫接待20多个日本兵，经常被折磨到休克为止。“慰安妇”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实在饿急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发现后，日本兵就把她们的衣服扒光，用木棍往死里打。“慰安妇”得了病没有人给治，与李凤云住在一起的姑娘，有一个就病死了，还有一个15岁的小姑娘硬是被日本兵轮奸死了……亚洲第一大要塞——东宁要塞入口侵华日军在东宁要塞的最高指挥所旧址
听了老人断断续续的叙述，我非常震惊。尽管我以前看了许多有关日军残酷虐杀“慰安妇”的资料，但由亲身受害者讲出来，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禁不住眼圈红了起来。
当天下午，我去参观位于东宁县的亚洲第一大要塞——日军东宁要塞。沿路可以看到对面不远的山上正在巡逻的俄罗斯士兵。参观要塞的人不多，我一个人由导游带到要塞原日军作战指挥室。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分明是个庞大的地下堡垒，设施应有尽有。在这阴森可怖的地下军事堡垒里，我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当时这个亚洲最大、被日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修了整整10年，是由近120万名中国劳工的血肉垒起来的。除了大批劳工被残害致死以外，更有许多妇女在要塞群的修筑过程中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惨遭凌辱。1933年，在热河被日本关东军残杀的中国人的头颅
当年，日军在这里集结，最多时达13万人。慰安所有39个，被强征来的“慰安妇”多达数千人。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幸存下来的除极少数逃出外，大多在深山中迷路而饿死，像李凤云这样活到今天的实在是非常幸运了。
当天晚上，热心的韩茂才陪我到了另一名“慰安妇”在东宁县城的家。但不巧，老人到牡丹江市的女儿家去了，她的儿子告诉了我他姐姐家的电话号码。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坐上了去牡丹江的汽车……
从此开始，我寻访到了一个又一个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2005年9月12日，我第一次到祖国的最南端——海南。茂密的热带雨林、松软的金色沙滩，吸引着远方的游客。在海口，我找到了曾经调查过海南“慰安妇”问题的《中国日报》驻海南记者站站长、摄影家黄一鸣。他告诉了我海南幸存的17名“慰安妇”的详细住址。我在地图上标出位置，逐一寻访。
9月的海南，阳光火辣辣的，只一天工夫，皮肤就被晒裂了。海洋性气候天气多变，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倾盆，免不了遭遇台风的袭击。海南风光
我从海口出发，沿着澄迈、临高、儋州、琼州、陵水、保亭等县市寻访。虽然知道这些“慰安妇”的地址，但要找到她们并不容易，老人们几乎都散落在边远的村寨，有不少村庄至今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崎岖的山路，泥泞的小道，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有不少老人外出走亲戚去了，还有语言不通的障碍，更增加了寻访的难度。但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尽快找到这些“慰安妇”幸存者才是最重要的。回忆过去，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陈连村依旧痛苦万分，久久不能平静
在临高县，经过将近一天的寻找，我终于在南宝镇松梅村见到了一名“慰安妇”幸存者林爱兰。老人坐在一座破屋前，我弯腰90度才进了低矮的屋子。她满头银发，非常瘦弱。
林爱兰两腿弯曲，靠扶着板凳才能艰难地挪动。当年，她是共产党抗日独立队队员。一次，她和几个姐妹在为部队筹集粮食的时候，被几个日本兵抓到日军军营。一个日本军官见林爱兰长得漂亮，就要娶她做老婆，她死也不从。那个日本军官就把她的双手绑起来，吊在屋梁上毒打，并用木棍打断了她的腿。从那以后，她就不能正常行走了。在日本军营里，她每天都要遭到日本兵的轮奸和摧残。后来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因非常同情她们，眼看她们再不出去就要被折磨死了，就在一个夜晚，趁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让她们逃了出来。
林爱兰逃回家后，因为残疾，又因为进过日本人的“窑子”，被抓之前已准备结婚的未婚夫不要她了，此后也没有人再愿意娶她。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孩，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非常艰难。再后来，因为她参加过革命，落实了政策，现在靠政府补贴生活。她用颤抖的手拿出刚刚荣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章抚摸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年所有被迫沦为“慰安妇”的海南妇女，除了被强暴，还要做劳工，很多“慰安妇”在双重摧残下致死致残，幸存的大多疾病缠身。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和子孙们一起看画册《世纪呐喊》日军的铁蹄踏在海南岛上被日军暴力致残的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林爱兰靠扶着凳子行走
海南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大都生活非常困难。我在保亭县什曼村见到了一名黎族老妇，她叫杨娅榜。一间破屋子里，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在昏暗的光线下，老人蜷缩在一张破旧的床上，连痛苦的呻吟都很是低沉。她瘦得吓人，整个人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包着骨头。在她的床边上可以看到残留的粪便和食物的残渣。老人就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一样，快要熄灭生命之火。
杨娅榜的丈夫告诉我，杨娅榜已经卧床不起好几年了，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今年又患了肠癌，家里连吃顿饱饭都困难，没钱给她治病，现在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在等死。又说，当年她是在家里被日军强奸后，又被抓去做劳工和“慰安妇”的。回家后，严重的妇科病导致终身不育。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
随着寻访的深入，我的心灵被一次次震撼。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命运太悲惨了，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血泪史。难以泯灭的记忆“快看，这就是娘子关！”在我乘坐的车厢里，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凝视着窗外。太行山脉上的娘子关，是古长城上的著名关隘，出入山西的咽喉，晋冀间的天然屏障。1937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这里打了一场著名的娘子关战役，日军就是从这里开始侵犯山西的……山西境内的太行山脉
2005年国庆前，我踏上了这片红土地。第一站是盂县，公共汽车从太原出发，在崎岖陡峭的太行山上行驶。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山势雄伟，沟壑纵横，是中国东北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位于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间，北起北京西山，南达豫北黄河北岸，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400余公里，为山西东部、东南部与河北、河南两省的天然界山。裸露的红黄色山体，看着是那样的陌生，跟秀美的江南山川相比，显出几许荒凉、沧桑和凄美，使我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颤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军的主要突破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的命令，率领刚刚改编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与当地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并肩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传奇故事。这里除了英勇壮烈的抗击日军的故事之外，还有无数太行人民的血泪情仇。日军在山西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奸烧杀抢政策，制造了无数血案。在这场大劫难中，无数中国妇女被凌辱，遭受苦难。
在这里，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动身之前，同上海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联系过，请他提供帮助。他告诉我，找到了盂县“慰安妇”调查者李贵民就可以找到那些幸存者。我无法与李贵民取得联系，就直接赶到了偏远贫困的西潘乡寻访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人。一个大约40岁的小货车司机告诉我，他当过村长，对乡里的受害妇女情况比较清楚，可以载我去见受害者。在寻访的路上，司机向我讲起了乡里曾被日军糟蹋过的受害妇女“盖山西”的悲惨故事：日军侵占娘子关一名妇女主任惨遭日军杀害
“盖山西”真名叫侯冬娥，当年住在本乡高庄村，已经死了10年了。为什么外号叫“盖山西”呢？听村里的老人讲，她年轻时长得太漂亮了，圆圆的小脸不涂脂抹粉就白里透红，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能照见人影，樱桃小嘴红红的，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又长，身材丰满苗条，平时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漂亮。十里八乡没有哪个姑娘敢和她比美，人们就给她取了这个“盖山西”的外号，意思是她的漂亮盖住了整个山西的女人。“盖山西”—青年侯冬娥画像
当时，侯冬娥的丈夫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去了，在村子里她还挺光荣的。这时日军侵占了西潘乡，建起炮楼，打着抓八路的幌子，几乎每天下乡杀人、放火、抢东西，看到女人就要强暴，看到漂亮的女人就要带到炮楼里去。只要进去的女人都惨了，很多都被日军糟蹋死了，能出来的也就只剩下一口气了。老年时的侯冬娥
当时乡里有一个汉奸为了讨好炮楼里外号叫“毛驴”的队长，就带着鬼子把“盖山西”抓进了炮楼，献给“毛驴”。“毛驴”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就变着法子奸淫。“毛驴”自己糟蹋够了，就把侯冬娥赏给了自己手下的20多名士兵。冬娥更惨了，这些人一哄而上，没日没夜地轮奸她。没过几天，冬娥就被抬回来了。过了十多天，可怜的冬娥才醒过来，她想看看自己的女儿，但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在她被抓去后没几天就饿死了。
几个月后，在母亲的照顾下，冬娥竟然慢慢地好了起来。不久，炮楼里的日本兵听说侯冬娥还活着，又把她抓了进去。60多天后，冬娥又被糟蹋得奄奄一息，日本兵就叫汉奸带信让她家里拿500块大洋赎人。家里向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借遍了才凑了400多块大洋，通过村里维持会会长讲情，冬娥才被放出来。
侯冬娥回来后再也没被抓进炮楼了，但在我们这里，进过日本“窑子”的女人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四五年后，她丈夫退伍回来，知道她的事后，没多久就和她离婚了。后来，她又两次改嫁，但再也不能生小孩了。她后来真可怜，平时走路都不敢抬头，整天好像做错了事一样。乡里人看到她就会在背后说三道四，有的还把她的事当作“黄段子”讲。我年轻的时候也讲过，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悔……
当天我见到了刘面换、邢三妮两位老人，她们和侯冬娥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晚上，我住在离西潘乡20多公里的西烟镇。这个山区小镇唯一的旅馆很少有人居住，被子黑黑的，脏得发硬。旅馆老板把我带到了李贵民家。李贵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种几亩地为生，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在读小学，因为负担重，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差。然而，就是这个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却做了一件令世人敬佩的事。
1992年，李贵民在无意中得知祖母的干姐妹万爱花当年被日军抓到炮楼充当“慰安妇”的事后，非常愤怒。李贵民说：“这件事老百姓还不知道，但不能让这些日军逃脱惩罚，要让他们向老太太们谢罪。”
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李贵民在本县先后寻访到30多位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在寻访的同时，他一直为这些老人奔走呐喊。为帮这些老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他到处求人援助。在他的多年努力下，现在这些老人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而由于他把很多精力投入这件事，耽误了种地，收入少了，家里的经济条件就越来越差。李贵民的所作所为不禁令我肃然起敬。2006年底，当我再次打电话问候他的时候，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份工作，工资能有1500元左右，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做。但我至今没能帮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心里很惭愧。为了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他和中国律师康健及日本律师一起，分别于1998年、2000年带着这些老太太到日本，同日本政府打官司，向日本政府讨说法。
在西潘乡还有一位民间日军性暴力调查者张双兵。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本乡调查了多名受害者，并陪同受害妇女到日本诉讼日本政府。遗憾的是，我在西潘没能见到这位可敬的老人。李贵民到山西“慰安妇”幸存者高银娥家看望老人
在李贵民的帮助下，我先后见到了盂县14位“慰安妇”幸存者。这些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是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把她们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她们冲破重重束缚，一个接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并坚毅地跨出国门，用被日军摧残而多病瘦弱的身躯，义正词严地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并赔偿损失。她们的精神令世人感动。
一个星期后（2005年9月30日），李贵民带我到太原市去寻访“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由于老人已经搬家，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出租车司机何毅的带领下才见到了她。何毅也是一个热心人，他经常开车陪旅日学者班忠义一起寻访看望这些当年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他还尽可能地给一些受害妇女以救济。后来，只要到太原租车寻访这些受害者的人，大都找何毅。他对这些老人的住址和情况比较熟悉。何毅不管生意多忙，会毫不犹豫、非常热情地把寻访者送到目的地，而且他的收费很低。傍晚，就在我完成对万爱花的调查，打算回程的时候，何毅告诉我，在沁县也发现了9名“慰安妇”幸存者。我当时有点不相信，忙问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他自己已经陪班忠义去过了。我立刻请他带我去。他说，想去现在就动身！
晚上，太原市下起了雨，我在李贵民陪同下赶往沁县。到沁县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几乎找遍了半个县城才找到一家吃宵夜的摊点吃晚饭。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冒雨开始了寻访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太行山下的沁县同样被日军侵占，日军在主要交通要道建立了据点，筑起炮楼。在这些炮楼里，和盂县一样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妇女被日军强暴。然而，这些60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有这些当年的受害者才知道，后来的人们一无所知。眼看这段历史就要被湮没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最早站出来寻找盂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张双兵的弟弟张德英。他原籍盂县，如今在沁县以卖水果为生。正是他找到并说服这些受害妇女站出来指证日军暴行的。1990年到沁县定居后，他开始在沁县寻访受害者。通过不懈努力，他寻访到了10多位这样的老人。
到达沁县的第三天，我终于见到了张德英，他又陪同我见了3位受害老人。最后，我在沁县见到了7位首次公开自己经历的受害老人。还有两位受害老人走亲戚去了，无法联系。
2006年底，远在沁县的张德英来电告知，在武乡县又发现了10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但我一直没能马上成行。在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踏上了这片红土地，来到武乡县。
武乡县是沁县的邻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闻名世界的地方，因为当年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武乡。从沁县赶往武乡，经过沁县漳源镇交口村时，我们参观了当年日军犯下无数罪行的南山炮楼遗址。这里曾经有数以百计的沁县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和虐杀。沁县幸存的9名受害老人就是在这里受尽摧残的。南山炮楼当时就建在村后的南山上。这是一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海拔不到500米的小山，山下有一条现已近于干涸的小河。张德英告诉我，这条小河过去很宽，水流很急，河上有一座桥通往南山，当年日本侵略军把许多姑娘折磨死后就扔到河里淌走。当年日军建在沁县南山炮楼边的临时慰安所遗址
爬上山顶，山腰上当年日军的战壕还清晰可见。山顶的西面有一片瓦砾，张德英告诉我，经过考证，这就是当年日军建造的一排简易的小房子，是日军的临时慰安所，被抓来的妇女都关在这里，日本兵随时都可以进去发泄兽欲。张德英在指认当年日军在南山的炮楼遗址
在武乡，我见到了跟盂县、沁县“慰安妇”有着相同悲惨命运的6位受害妇女，她们都曾被抓到固村镇南沟村的日军据点里。南沟村过去有日军重兵把守，这里离八路军总部只有30多公里。对于日军而言，南沟村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村南、北、西都是山，东边是一片空旷地带，易守难攻。日军把村里的老百姓几乎都赶出家门，抢占老百姓的房屋和财物。日军就驻扎在村里和村后的山上，修起了军用铁路、火车站等军事设施，每天都不断地有物资运进来。日军进来后，每天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搜刮，滥杀无辜，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6位受害者都是初次公开惨痛的经历，以前从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她们面对镜头，都有点紧张。最后，我还见到了3位曾经被日军抓到据点的老人，她们否认了过去的经历，但张德英的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她们曾被日军强暴的口述经历。多少年来，她们把过去遭受的耻辱埋藏在心里。我非常理解和尊重她们，因而没把她们的名字写出来，为的是让她们平静地生活，安度晚年。
第二次山西之行，我还见到了上次在沁县没能见到的“慰安妇”幸存者李金鱼、刘凤孩。至此，我在山西共寻访到30多位“慰安妇”幸存者。“分享之家”对照反人性的暴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是中国、朝鲜、韩国三国。在国内，我见到了所有现在活着并公开自己过去经历的受害者。同时寻访异国的受害幸存者也是我的一大夙愿。当年日军在武乡县漳源镇南沟村驻有重兵作者和沁县调查者张德英与“慰安妇”幸存者任兰娥合影
200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遇到了与会的韩国碑林园理事长、韩国日军731细菌部队研究所所长许由先生和韩国国立清州科学大学教授、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学者韩奎良女士。我向他们了解关于韩国幸存“慰安妇”的情况，并表示非常渴望到韩国去寻访这些幸存“慰安妇”。韩奎良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她表示欢迎我到韩国去寻访这些老人，并表示可以陪同我去寻访。
2006年10月，我受许由先生的邀请，到韩国首尔参加了第二届细菌战、毒气战和“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正准备到日本进行学术研讨的韩奎良教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驾车陪同我去寻访韩国幸存“慰安妇”。“分享之家”内院“分享之家”生活区“分享之家”全貌
在韩国京畿道光州市郊一个寂静的小山村里，坐落着一个不大的院落，这就是韩国著名的“分享之家”。它始建于1995年12月，资金来自韩国佛教界人士和国民的捐款，是为本国“慰安妇”幸存者建立的生活之家。“分享”之意，就是分享幸福、快乐、痛苦和关爱。经本国确认为“慰安妇”的幸存老人，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在这里享受完全免费的照料，安度晚年。
走进“分享之家”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子正中一位年轻美丽的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女孩仰望苍天的塑像，她象征当年朝鲜半岛近20万名受害者渴望自由、渴望回家的情景。在塑像的背后，是在“分享之家”去世的受害老人姜德景的墓，墓碑上嵌着老人的照片，是那么宁静和安详。韩国日本军慰安妇历史馆建筑分列在大门两侧。右侧建筑的墙壁上镶嵌着的雕像反映的是被5把日军刺刀穿透心脏、大脑和身躯的“慰安妇”，左侧建筑的墙壁上的雕像反映的是晚景凄凉的“慰安妇”对拥有丈夫和家庭的憧憬。院子右侧的边上还设有一个纪念“慰安妇”的灵位和一尊老年“慰安妇”晚年悲惨生活的裸体塑像。在这里，我仿佛走入了那个充满恐怖的年代，目睹那让人心痛的流血史。作者和韩奎良教授及“慰安妇”幸存者李玉善在一起位于“分享之家”内的韩国日本军慰安妇历史馆陈列室“分享之家”为去世的“慰安妇”立起了铜像
从正门一直往前走，有一排楼房，就是这些幸存“慰安妇”的住所。在院长安信权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活动室，我终于见到了异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们有的边看电视边聊天，有的在接受针灸治疗。突然我眼前一亮，这不是2005年我在牡丹江市见到的金淑兰老太太吗？老太太也认出了我，也很惊喜地过来，主动拉我的手，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陪她在这里生活的她女儿也认出了我。老人高兴地告诉我，她们已经到韩国半年了，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在“分享之家”居住的9位老太太中，李玉善、朴玉莲、文必基、池石伊、裴春姬、金淑兰6人当时都是被骗到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的，李玉善、池石伊、金淑兰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从中国回到韩国，住进“分享之家”的。她们都会说汉语，所以我和她们没有语言交流的困难。
在“分享之家”里，老人们真正享受到了快乐而温馨的生活。每一位老太太都有独立、温馨、整洁的房间，都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
每天都有很多志愿者来到“分享之家”义务服务，他们当中有医生、教师、学生等各类人，他们有的给老人治病，有的打扫卫生，有的陪老人聊天。可以看出，这些志愿者都是怀着虔诚的心情，为这些幸存“慰安妇”分担痛苦，为这些老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并在老人身上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
据韩教授介绍，现在韩国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有100多人，但愿意来这里居住的只有10多位（目前幸存的只有9位老人）。这是因为韩国妇女的贞操观念很强，当年受辱虽不是她们自己的过错，但社会上不可能都理解这一点。虽然在接受调查中诉说过自己的“慰安妇”经历，但不太愿意广泛公开这一屈辱的身世，所以很多老太太不愿意到这里来生活。但在韩国，不愿来“分享之家”的老太太同样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位于“分享之家”内的日本军慰安妇历史馆室内陈列“分享之家”院中央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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