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南琛,宋路霞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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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张静江家族试读：
序一
当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蒋惠雍老师跟我提起修订再版《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的时候，我匆匆从书橱中拿出此书翻看版权页，哇塞，已经八年过去了。十多年前，张静江的侄孙张南琛先生与我合作撰写此书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时候，张南琛先生已经80岁，住在美国旧金山，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和浓郁的乡情，使他迫切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一个夙愿，即为他那非常传奇的、民国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南浔张家写一部史书。为此，他与夫人席与时女士不惜多次飞行十多个小时，专程来上海。我为他的执着和顶真而感动。我们约好，我负责国内张家人及相关人士的采访和资料收集，他负责海外张家老人的采访和资料收集，文章总体由我执笔，但是也要穿插一些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家族生活体会。从2003年秋天到2006年冬天书成出版，其间几乎每周我们都要通越洋电话、传真或电邮，研磨史料，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把握分寸。
应当说，这部书是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三代人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访问了五十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张家老人及其后代，查阅了一百多种海内外的中英文资料，尤其是有关清末江南丝业、盐业经济和民国初创及北伐战争时期，那些扑朔迷离、是非纷繁、浩若烟海的资料。我们采访的足迹除了北京、上海、湖州、杭州、苏州、南京、镇江、香港，还到了旧金山、新加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非常认真的，绝非粗制滥造、道听途说、刻意涂脂抹粉的家族史著作。它再现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下半期，中国江南和十里洋场上流社会广阔的生活场景，忠实记录了从南浔懿德堂和尊德堂走出的一群至情至性的豪门子弟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图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文化传统的挚爱……正如张南琛先生所说：“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强大、富有、勇于献身、影响深远的家族，是那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典型。”
或许有不少读者会对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感兴趣。的确，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很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过程非常奇特，跌宕起伏，不仅影响了张氏家族的整体走向，也对当时的局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或许也可以作为民国史的一个副本来读。
几年前曾有一个口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八年来，中国又发生了很多变化。起码在出版界，家族史类的书逐渐多起来了，也有很多传记类的书，不再局限于传主个人的经历和成长，而是与传主的家族历史密切联系起来，从而能较客观全面地说人论事。这样的书，市场反响较好，这说明无论作者和读者，已经逐渐地静下心来，仔细体味原味的历史了，真是令人高兴！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眼下媒体关于“富二代”、“富三代”、“官二代”、“官三代”的种种曝光，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家族史研究的重要和迫切。一个家族与一个民族一样，要想长盛不衰、长治久安，总要总结、研究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张静江家族是一个难得的个案，但愿读者们能读出文字之外的东西。
感谢读者们八年来的关注和厚爱，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指教和评论。宋路霞2014年6月
序二
江南古镇南浔，地处苏杭嘉湖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中心，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个传奇小镇。
号称江南第一巨宅的张石铭故居（懿德堂），就是南浔传奇的极好象征。它占地六千余平方米，五进院落，其中中西式楼房鳞次栉比，房间有244间之多，结构恢宏，风格奇特，工艺精湛，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木雕、砖雕、石雕以及从法国进口的蓝晶刻花玻璃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学术研究和文物收藏价值，让来此参观的中外游客叹为观止。
除了张石铭故居，还有张静江故居（尊德堂）。后者因张静江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更富名望。
一个半世纪之前，张氏家族的祖先张颂贤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所抛来的绣球，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从家门口的丝行埭，摇着装满辑里丝的船进入大运河，再沿着太湖和苏州河闯进了大上海。张家人在大上海很有滋味地作为了一番，除了经营辑里丝，还经营盐业，在遍及半个江南的地方都设立了张恒源盐公堂。由于经营得法，他们在数十年间奇迹般地获得了万千财富，在大上海拥有了很多著名的房地产，如大世界、杏花楼、一品香、金玉里、静安别墅、大上海电影院……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不再是纯粹的南浔小镇上的地主老财，而成为融入大上海多彩生活的上海人。家族中出现了张静江、张弁群、张乃骅、张秉三等早期民主革命志士，涌现出现代银行和工商业的投资者、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房地产界大户，还诞生了三代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张石铭和张芹伯、古钱大王张叔驯、书画收藏家和鉴定专家张葱玉。南浔张家，成了名重一时的海上望族。
这大概不仅仅是南浔张家这一个家族的“生长路线”，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张家只是上海滩许许多多海派大宅门中的一个。张家老太爷张颂贤是晚清时代参与开发大上海的冒险家和投资者。他把他的冒险基因成功地遗传给了他的后代，把他们带进了现代意义的上海生活。
与很多传统大宅门不同的，是张氏家族没有在大上海永久地盘桓，他们继续前行，走向了世界。他们或读书，或考察，或游历，或经商，或避难，先后有大批人出国，大大加速了这个家族的“国际化”进程。
与其他大宅门更不相同的，是这个家族的革命传统。自从1906年张静江在一条国际邮轮上与孙中山先生相识之后，就开始了他“民国奇人”的传奇生涯，他一生捐献给国民革命的钱财至今无法精确地统计。他的哥哥张弁群也是同盟会成员，侄子张乃骅和张秉三也都是早期的革命者，当初与孙中山先生有着频繁的联系。在他们之前，张静江的堂哥张石铭是维新派，他在北京参加了甲午战败后著名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的追随者，与之保持了多年的友谊。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直的公子哥儿参与其中，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张静江与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陈洁如等人的交往，无疑是民国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给张氏大宅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遗憾的是，海外有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英文著作，把张静江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归入上海十里洋场的流氓之列，这实在是个太大的误会。我想这本书中所引用的很多原始资料，对此是很好的澄清。
从中国大陆“辐射”到世界各地的海上望族，南浔张家不是唯一的，但是张家却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奇妙，也有一点点奇怪的家族。
他们的奇特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反潮流”精神。像他们这样一个受到晚清地方政府高度关照的家族（张家老太爷张颂贤受浙江巡抚左宗棠之命执掌浙江盐务），一个在中国绝对名居超级富豪之列的家族，却出现了张静江这样一位丹心侠骨的革命者，以及张乃骅、张弁群、张秉三等参与推翻大清王朝的民族义士；张蕊英、张芸英、张荔英等张家小姐原本都是父母膝下的乖宝宝，一旦具备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她们就起来“反叛”她们的老爸，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之后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她们坚决站在了宋庆龄、陈友仁一边，张荔英后来还嫁给了陈友仁；在蒋介石为了“蒋宋联姻”而赶走陈洁如的问题上，张家人几乎全都支持了陈洁如，几位小姐还与之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尽管她们的老爸曾经与蒋介石是哥儿们；张静江在北伐之前和北伐过程中，与蒋介石是割头朋友，但在国民党建都南京、天下初定之后，为了国民建设的问题与老蒋唱起了反调，以至于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张家人在这些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勇气，绝非一般趋炎附势者所能为。
这些都说明了他们非凡的心性和奇特的人生色彩。至于他们这些特性和色彩的形成原因以及这个家族的历史影响，恐怕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及遗传学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向读者展示的，是这个家族兴起、发展和走过的历程，以及许多首次披露的历史细节。这些内容就是张氏家族在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写真，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上海滩上流生活的一个缩影。
张南琛、宋路霞的这部《细说张静江家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原创图书。作者之一的张南琛先生是张静江先生的侄孙（张石铭之孙），在抗战之初就随张静江一家远赴美国，如今85岁，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另一作者宋路霞是对家族史、上海史深有研究的作家，近十年来著述颇丰，已有多种家族史图书问世。她为写作此书还远赴美国旧金山，采访了很多张家老人，在国内也走访了很多地方，所以此书第一手资料的比重很大，真实可信，附之大量的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实为不可多得。
是为序。邓伟志2006年9月
序三
一尽管我14岁就离开了上海，后来一直都旅居海外，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也许是由于家庭教育以及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缘故。我在美国念了三年高中、五年大学，而后工作、成家，直到1993年退休，几乎一直都生活和工作在非亚裔的环境中间，可是这种强势的文化环境却抵不过我对中国文化的渴望。也许有人会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过美国的主流文化，事实上，也许我潜意识里就没有想过要融进去。
对故园的牵挂，促使我和我的太太在中美恢复建交后不久即回国旅行。第一次是在1976年。从这以后的30年间，我们每两三年就回国一次，造访不同的地方。随着参观次数的增多、观感的累积，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从任何意义上讲，中华民族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持何政见，中国都注定会成为世界的领袖。我一直都是一个“中国狂”，然而就我的所见所闻，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前景，会比我最大胆的设想还要远大。
我们南浔张家原本是一个江南富贵之家，又是一个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有过重要贡献的功臣之家，还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三代积累的书香门第，但在兵荒马乱的1937到1948年间倾家荡产。这中间的很多细节现在已经少有人知，事实上，这是中国一部大历史的浓缩。随着中国获得世界前沿地位，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其政治沿革和社会变迁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件好事。我想我们家族的传奇，将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流社会——这是一幅何等浓墨重彩的社会动荡生活图卷！由于“文化大革命”强行割裂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到如今，即便是中国的普通百姓，也非常渴望更多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一直公务繁忙，为家族写书的念头的确时不时地从脑海中冒出来，但是每次都只是一闪而过。是我的三个孩子促使我将这个想法变为了现实。我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读中学和大学时都没有什么华裔同学，更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与如今的情形大为不同）。除了钟爱中国食物以外（我的太太是做中国菜的高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孩子。吃饭时或是在其他场合，但凡说到中国，他们就会说：“爸爸，您总是对中国这么一往情深，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家族简直一无所知！”好几次类似的交谈以后，我决定就直系亲属的基本情况写上几页纸。
这项并不复杂的原始计划却由于我的工作拖延多时（由于老板的挽留，我的退休计划从1988年拖到1993年），加上母亲身体欠佳，需要更多的照顾，直到1993年5月退休以后，我才开始认真思索“家族故事”这本书的写作框架。我很快就发现，材料是如此之丰富，让人实在不敢武断取舍。更重要的是，我忠诚于我的家族，更加为自己是一个伟大家族的后代而骄傲。
一旦开启这项写作工程，不把家族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似乎说不过去。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祖父身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我父亲张叔驯是数一数二的古钱币收藏家，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古钱大王”。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普通人根本无法匹敌的能人。他对不断发展的西方文化潮流有着非凡的鉴赏力。这些都使得他个人及我们家庭的生活风格都要超前于那个时代20年到50年。不管他的这些才能如何引人注目，先父对于中国的贡献主要还是局限在中国文化的特定领域，如古钱学上。当然，令我的孩子们着迷的内容还有很多，因为张氏家族的各种活动不仅和中国商业、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也和中国的民主革命息息相关。
如果仅以我个人掌握的资料，即使只是写一本最简单的家族史，我也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我本来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最主要的资料，但当时她已经不能言。因此，要写出一部全面的家族传记，就必须寻找专业作家的帮助。直到1995年，我才开始正式接触海内外健在的堂表兄妹，询问他们对于这一计划的建议和看法。谁曾想，这次谨慎的起步之后，又被耽搁了八年。因为1995年到2002年间，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宁。母亲于1998年去世，此前，她越来越多地需要我和我太太的照顾。我自己又有许多严重的疾病，扰乱了我全部的闲暇和精力。在那段日子里，我好几次认真地思索，这些是不是先人给我的某种神秘暗示，阻止我去撰写这样一部家族史？是否其中有他们不愿揭开的家族隐秘？好在我最终摆脱了这些愚蠢的想法，坚持了下来。
当我把这些成书的波折写进这篇序言时，我相信张家的先人们一定会在天国里对着我满意地微笑。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强大、富有、勇于献身、影响深远的家族，是那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典型。已有的资料还显示，我们的长辈几乎无一例外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品性诚实而富有道德感，也许有时会娇惯一些，但绝不妄自尊大。他们对公平处事原则的过分看重，倒是常常让那些不择手段的小人钻了空子。经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张家好几代人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从不为经济或其他问题而争执；男性长辈中几乎没有人纳过妾，这在他们那个社会以他们的身份，的确是少见的。他们以个人生活上的高度自律而自豪，我们子孙后代也觉得无上荣光。
正如前文所述，是我的孩子们播下了这本书的种子，他们一开始只是想了解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我现在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前五代甚至更早，囊括了家族主要的两房——南号和东号。
我与宋路霞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宋女士撰写了好几部19至20世纪中国豪门望族的著作，在这一领域已经颇有名望。她经验丰富、思想开明，对我的许多设想都很宽容。在我们第一次互通传真之后，我就意识到“书遇贵人”了。我们说好作为合作者，我负责采访经费和关键内容，她来把握全书的框架和风格。宋女士不愧是集腋成裘的高手。我们还就以下原则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书中内容要得到大家族里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更难的一点是，要确保这本书不能出于虚荣心而自吹自擂。这一点，我极其在意。我们家境殷实，不乏奢华故事，怎样去写才能保证这本书的真实可信？宋女士也极为在意，所以在好几个章节，她都特意保持了低调。我们尽量力争真实，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倾向于保守的写法。
另外，这本书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江南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诚挚之爱，相信当代每位认真的读者都会沉醉于这本不过于严肃的精彩之作。窃以为，宋路霞女士的文学天赋完美地实现了我全部的祈望。
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够把长长的家谱保存至今的家族。“文革”前我们家有一本涵盖700人、超过10代的家谱，但现在却不知所终。这真遗憾，否则的话，就可以验证二叔公张静江跟我和他的儿子乃昌都讲过的一件事情。据二叔公讲，1700年前后，在我们家从福州迁入江南之前，曾有一位犹太女性嫁入张家。难怪直到现在，家里有些成员都相貌俊秀、高鼻大眼！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看看书中他的照片便知。
为了写这本书，有些亲戚给出了他们直系亲属的谱系表；有些亲戚对家族档案不懈挖掘，给出了家族谱系的片段。大家通力合作，最终掌握了自张颂贤开始的七代人的谱系。经过反复的核实、校对以及亲戚之间的讨论，这个版本达到了95％～97％的准确率。关键数据仍有缺失，所以我将在此书出版之后，继续研究家族档案，将数据补齐。金无足赤，然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家族的资料比起同等显赫的家族而言，要更完整、更精确一些。
我和宋女士商定，这本书既要忠于史实，又要生动可读，所以，与文字相配的图片就至关重要了。实际上，只要不是多余就该是越多越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相关图片，同时动员亲戚们分头去做。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辛劳可嘉。每一张老照片都历经岁月沧桑，非常珍贵。另外，还有很多照片在“文革”中经历了和家中其他文件同样的厄运。有些先人根本就没有留下照片，令人无限扼腕。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每一房照片的数量不均衡。这一缺陷使得我对读者和相关亲友深负歉疚。
目前，这本书汇入了港台以及大陆出版的众多有关豪门望族作品的大潮。如前所述，我是在20年前就产生写书的念头的。现在出版这本书却有赶时髦之嫌，而事情的初衷并不是这样。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非常动乱而又反叛的年代。历史将会证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在决定中国现状的进程中各自所发生的重大影响。而我们家族与其中的两位关系紧密——张静江长期无私地支援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我父亲的兄长、四伯父张乃骅（仲平）与陈其美、蒋介石当年都是同志，并且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我的叔祖张静江。极为遗憾的是，张乃骅在一次乘船事故中不幸落水，英年早逝。否则，他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氏家族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无可置疑的经济支持在别处都有详细的记录。我只是想指出，有证据表明这中间还有不少事情未被提及。蒋介石在上海早年生活期间，能躲过多次暗杀，都仰仗着张静江的庇护。但是如果没有蒋介石，中国历史也许会大为改观，尽管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这些事以及张氏家族对民主革命举足轻重的捐助，都是历史应该记下的一笔。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二
在搜集资料的最初阶段，多亏了我的老朋友Shirley Young的帮助。那时她正在为其继父Wellington Koo（顾维钧）博士立传。她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了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后来，我还面见了金教授的同仁冯筱才教授。尽管很遗憾我们最终没有联手，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就写作计划的具体实施提出的想法和建议。
一连几个月我都在寻找一位合作者，还咨询过小女Phyllis张乐伦（又名张贻伦）。她是一位更彻底的爱中国者，她出生在美国，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还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又长期在北京工作。她对中国的学术圈子很了解，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的引荐也没有实现。
结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我的堂姐张颖初（我大伯父的大女儿）结识了马传德先生。正是马先生及时地推荐了宋路霞女士来与我合作，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果。和这样一位有文化的上海人交朋友，实乃我和我太太莫大的荣幸。在我和宋女士合作著书的过程中，马先生提供了热情而无私的帮助。在我们有限的几次面晤中，我和太太都沉醉于马先生对中国古玩，尤其是中国古钱币方面的渊博学识之中。谨向这位好友致以我衷心的感谢！
在近两年来的张家资料调研中，我的亲戚们提供了不少张氏家族的轶事和家庭生活随笔，使我们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外，获得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们对目前能够联系上的大多数亲戚进行了采访。我采访过几次，其余很多都是由宋女士去做的，有的人家她去过多次。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张氏后人通力合作的结晶。
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确保内容的真实性，每写一章，我都请相关的亲戚来研读该章的内容，斟酌其是否忠于史实，有无不恰当的言辞。书中大量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原先并不为所有亲人所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这本书都很重要，谨对他们有价值的贡献表以谢忱。
各章的审读者如下：
第一章：张颖初（张芹伯大女儿）
第二、三章：周澜（张贻爻夫人）、席与时（张南琛夫人）
第四章：张乃凤（张墨耕大儿子）、周孟慈（张静江外孙女）
第五章：席与时
第六、七、八章：周孟慈
第九章：张华（张澹如孙女）、陈嘉令（张让之外孙女）
第十章：张颖初、张泽瑚（张芹伯儿子）、张泽璂（张芹伯儿子）
第十一章：徐景淑（张智哉女儿）
第十二章：席与时、张泽琏（张叔驯次子）
第十三章：张文嘉（张乃燕孙子）
第十四章：张乃琛（张静江女儿）、陈平（张芸英大儿子）、瞿明明（张蕊英大女儿）
第十五章：张乃凤第十六章：周孟慈、徐景淑
第十七章：顾湄（张葱玉夫人）、张贻文（张葱玉女儿）
第十八章：张乃琛
第十九章：张乃申（又名俞岭梅，张镜芙女儿）、张泽璇（张景裴女儿）、张贻文
第二十章：席与时
由于语言和地域的障碍，我们的写作过程非同一般，说来还有些笨拙可笑。宋女士只是略识英文，而我的中文由于少小离家，也都生疏了，交流起来甚觉不便。直到这次写书，我才开始学习中文简体字。尽管现在我可以读懂宋女士大部分的文字，但我写给她的资料都还是英文的，她要使用它们就必须经过翻译。这种少小离家、汉语生疏的情况，对于住在美国的大多数张家人以及亲戚来说，都一样，多数人能够说一些中文，但是不会写，阅读也很困难。所以我们的书写好之后，要被再次翻译成英文，才不至于影响每一位家族成员阅读。李明洁小姐和宋佩铭教授负责这些翻译工作（李明洁小姐翻译了数万字的英文资料，供宋路霞女士写作时参考和引用；宋佩铭教授则负责把这部书稿全部翻译成英文）。我很感谢他们迅捷、高效的专业协助。
为了这本书，我和夫人在最近的两年间两次访问南浔。家乡人一旦得知我们的身份，都对我们极为友好和亲切，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对于所有善良的南浔乡亲，我们由衷地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原南浔镇的朱倍得书记和他的夫人杨映花女士，感谢他们提供的有关我祖父的宝贵资料，以及在南浔期间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南浔文物管理所的童立德先生，他那么积极而热诚地花费大量时间带领我们游览，并且介绍南浔及其周边的村镇；感谢我祖父故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员单瑾先生，在每一次参观时，他都精心地为我们讲解有关这座大宅院修复的最新情况。他说，看管好并且修复这座故居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人生目标。我们以及张石铭的所有后人，为有这样一位有献身精神的敬业者而感到非常幸福。
除了上述所及，国内的所有联络和采访工作都多亏了宋女士。她跑遍了上海、北京、南京、南浔、苏州、杭州、湖州，甚至还跑出国门，到新加坡、旧金山等地访问了很多张家人，张家人都尽可能地给了她帮助。她会在后记中鸣谢，我也愿在这里与她一同致谢。
非常重要的是，我还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大姑姑张湘英女士（即吴世植夫人）。大姑姑是我们张家南号目前健在的最年长者，备受尊敬。在温哥华，当我向她讲述这本书最初的写作意愿时，她就极其热心。后来，她帮助我广泛了解了我们这一支的谱系情况，告诉了我很多有关她的直系亲属（也就是我的二祖母）的大量信息。甚至，她还坚持要给予我适度的资助。
我对我的家人感恩不尽。我的夫人席与时，张贻伦和顾智铭，张贻仁和Susan，张贻智和Michele，是他们促使我产生了写书的念头并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他们阅读了本书初稿的部分章节，就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意见。他们的建议我并没有全部接受，所以，书中的错误和疏漏都归咎于我个人。张南琛2006年8月于美国旧金山 第一章苏州河边神秘的百年老宅南浔张家懿德堂的西洋门楼红卫兵突然发现了一间密室
1966年，红卫兵高举红旗上街扫“四旧”的时候，有一天，一群人马冲进了苏州河边的一个大宅院。
这是一座上海滩很少见的大宅院，它既不同于北方的四合院，也不是上海的石库门，而是递进式的、庭院交错的二层“楼院”。只见墙头有两丈高，大门能开进六轮卡车，门厅由四根红漆巨柱支撑着，柱子底部是四个石鼓般的大石墩。人们走进门厅，还不能直接看到院子里的光景，迎面撞见一个照壁，绕过照壁，才能看到头进院子，里面有一个用石栏围起来的大假山，假山后面才是正厅。看得出，那假山过去蓄过水，养过鱼，只是常年无人打理了，长了不少草……
这种地方一看便知，肯定是过去地主老财的豪宅旧院，注定是被“革命”的对象。院内几乎无处不在的木雕和砖雕也令红卫兵们感到新奇和仇恨——屋里屋外，檐头窗下，楼梯拐角，过弄走道……几乎无处不雕花，无处不是景，有的地方还刻着连续的古代戏文故事。与一般传统大宅院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房间都镶嵌着从海外进口的彩色玻璃，阳光透进来，房间里有一种教堂般的神秘感；底楼房间还铺着几何形的漂亮地砖，走在上面，好像步入了什么公共场所；窗边楼头的檐漏、水管和建筑小五金，也都是不常见的铜质材料……
这样一座充满封建意识和欧美气息的大宅院，无疑很符合“四旧”的标准，于是红卫兵抡起榔头和锤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几十个人一阵疯狂打砸，不需几个时辰，就把他们够得着的地方，彻底“革命”了一通。只是这个院落解放后早已成了普通居民的大杂院，已经住进了七十五户人家，比上海人通常形容拥挤的“七十二家房客”还多三家，长长的走道里，要么是一长排煤气灶，要么就是一长排水斗……
当“革命小将”们干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突然有了新发现。不知是谁在大院第二进的一个楼梯下面，无意中捅开了一间地室，只见里面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红卫兵们很高兴，以为发现了传说中地主老财储藏不义之财的金库，里面一定堆了成箱的金元宝。
找来手电筒一照，才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堆满了文物，有青铜器、瓷器、玉器、古钱币、字画和文房四宝，还有一些讲不清名目的什物杂件。这大概是比金银更加值钱的东西，但理应也列入被扫荡之列。
红卫兵问了几家居民，居民们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密室，不知道竟藏着这么多宝贝，更不知这是谁家的东西。包括在此住了半个世纪、当年房主孙女的奶妈丁妈，也全然不知这密室的事情。
既然是无主之物，没人管，那么这部分“四旧”的性质就突然起了变化，一下子变成了大家眼中的宝物，变成不需要横扫的东西了。这下小将们原形毕露，纷纷跳入地室，你争我抢，文物很快被洗劫一空……
从此人们知道这个大宅院不同凡响，说不定什么地方还藏着什么宝贝，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奇迹，有心人就常来敲敲打打。
数年后，居然真的有人在院里又有了新发现，挖出了一批古钱币，说是如何如何值钱，而且神秘兮兮，东藏西躲，甚至与境外人士联手，准备弄到国外去发财，结果扯出了一场罕见的文物走私案。关键人物自然锒铛入狱，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圈内人对此事至今噤若寒蝉……诞生三代著名收藏家的大宅院
这个大宅院之所以有那么多文物“出土”，原因也简单，因为这儿原本就是一个文物收藏的重镇，在20世纪上半期，曾诞生过三代全国一流的收藏家，是个收藏家的老宅院。
第一代收藏家是这座大宅院的创建人，湖州南浔人张石铭（1871—1928，名钧衡）。他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堂哥，以雄厚的资(1)财和珍贵的藏书闻名于世。他是晚清甲午年间的举人，“公车上书”运动的参与者，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的长房长孙。他是其父张宝庆的独生子，因此独自继承了张家大房（南号）的全部遗产，在苏州河边的南无锡路建了这座大宅院。张石铭的珍贵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其中著录宋版书45部、元刊本57部，还有数百部名人抄稿本，其中有大量清代乾嘉时期大藏书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丕烈亲笔校勘、题跋的书籍。这些珍籍若拿到现在，任何一部都足以在拍卖市场上呼风唤雨。他不仅喜收藏，还把一些外界不易获见的精善秘籍刊印了出来，变孤本为千百，嘉惠士林。收集在《张氏适园丛书初集》、《适园丛书》和《择是居丛书》三部丛书中的善本，总数达到张静江的堂哥、懿德堂主人、著名了100部。但这仅仅是他善本书藏的收藏家张石铭九分之一，其善本书总数达到了920部。另外，他还收藏古画、古玉、青铜器和古钱。但是除了藏书印有目录之外，其他的收藏目录如《古欢录》、《梁石记》等还未及刻印，其本人就于1928年去世了，这些目录也散佚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外界只知道他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他其他方面的收藏都被忽视了。
第二代收藏家是张石铭的大儿子张芹伯（名乃熊）和他的七子张叔驯（名乃骥）。张芹伯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在继承其父部分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使他“芹圃藏书”中的珍本秘籍迅速上升，达到了1200部，其中宋刊本达88部，元刊本74部，将其父的宋元珍本的数量又增加了三分之一，这在他的《芹圃善本书目》（台湾广文书局1969年印行）中都著录得很清楚。若以他的《芹圃善本书目》较之其父的《适园藏书志》，可知这些宋元刊本大多数还是他后来自己收集的，因为其中只有少数与《适园藏书志》重复。张家祖孙三代的善本旧藏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库中，被认为是奠定了该馆(2)善本书库的最完整的故家藏书。
张石铭的七子张叔驯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古钱大王，收藏了中国最珍贵的古钱币和古玉，在钱币收藏界无人不知。他不仅精收藏、善鉴定，还是古钱学研究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泉学社，发行了第一本中国古泉杂志，担任了古泉学社和中国古泉学会的会长(3)，抗战前还与来沪的日本著名泉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是中日泉币学交流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以古钱收藏为终生职业的收藏家。
第三代收藏家是张葱玉，即张石铭的四子张乃骅的儿子张珩。张乃骅不仅喜收藏、精鉴赏，同时还是个非常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与陈其美、蒋介石早年就是朋友，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往来，他还把蒋介石介绍给了张静江，从此蒋介石和张静江成了哥儿们。其子张葱玉继承了祖父的艺术细胞和家藏的书画，十几岁时，在大宅门里就开始研究和收藏字画了，二十来岁已经作出了惊人成绩，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聘请为学术鉴定顾问，逐渐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一流书画鉴定大师。
从张石铭到张葱玉，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从藏书到收藏古钱、古玉、青铜器、古代书画……如此长时间的收藏传承、如此广泛的收藏范围、如此高的鉴赏品位，都汇集在一个家族里，这在纷乱的近现代中国实不多见，也是百年上海滩一道很特殊的家族文化风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难怪这个墙头长草、油烟四溢、如今已经面目全非的大杂院，还时不时地传出爆炸性新闻。张家第二代收藏家、张石铭的长子张芹伯张家第二代收藏家、古钱大王张叔驯张家第三代收藏家、古代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中西合璧的海派生活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张叔驯之子，张石铭之孙）
这座神秘的大宅院原先就是我们家的老房子！这是我的祖父张石铭在辛亥革命之前投资建造的，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老家在浙江湖州南浔，祖上历代经商，之所以把在上海的大宅院安排在苏州河附近，我想是与蚕丝生意有关，因为从南浔来的满载生丝的船只总是在苏州河边靠岸的，岸边以前有我们张家的专用码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大宅院是一组到处都雕满了红色纹饰的大房子，中西合璧，精致高雅，非常宽敞。其中既有传统的巨柱、门厅、轿厅、花厅和备弄，也有西式的弹子房、会客室、纳凉室、网球场和汽车间，还有一座独立的小洋楼。总体格局纵三进、横三进，周围还延伸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耳院和支弄。这些耳院也都各自有着天井，所以这是一组有着六个天井的、横跨两条弄堂的组合式大宅院。加上大门对面的车库、栈房、院子隔壁的账房间和男佣人住的房间，足足占了几十亩地，在苏州河以南、石路（今福建中路）以西一侧形成了偌大的一片独立街区。一个家族能独立地在闹市中心拥有这样一大片街区，在上海滩是很少见的。
门口的那条小马路很早以前叫峻德里，大概是我祖父最早的创意，后来叫无锡路，主院落的门牌是92号。现在叫南无锡路，门牌改成了162号。20世纪上半期，人们常称这里为石路张家，或者南浔张家，因为无锡路尽头的那条马路是用石头块铺成的，于是得名石路，就是现在的福建中路。
从我记事起，南浔张家已是上海滩有名的富户，房地产生意、食盐生意、丝绸生意和典当生意都做得很大，拥有很多著名的地产和建筑，诸如大世界、杏花楼、一品香、天蟾舞台、静安别墅、金玉里、裕德里、福生里、玉兰坊、中西大药房、大上海电影院……这些地方的地皮都曾是张家的产业，而且上面的建筑，张家大多也都占有很大的股份。
从我祖父到我这一辈人，甚至上溯至我祖母的母亲，还有张家很多远房的亲戚朋友，前后共有四代人在这个大院里住过，历时半个多世纪。这里总共住过多少人，现已无法统计了，但有一个数字千真万确，就是在张家最兴旺的时候，这座大宅院里曾忙碌着108个佣人。因为那时大家族之间的礼节往来非常繁琐，有重要人物回访时，人家总要向张家送“门包”（专门送给佣人们的小费，一般一人一份），而张家居然有108个佣人（我想其中应当包括了账房先生），那就意(4)味着要送108个“门包”，这就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张家石路老宅里的屏风
尽管是高墙深院、中式房舍，但里面的生活却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中西合璧，有些地方还非常海派、非常新潮，这可能与地处英租界有关系，更与那个西风东渐、门户开放的时代有关，因为张家在生意上很早就与洋行打交道了。
那时进进出出这个大宅院的人，着装上有西装革履、羊毛衫裙、吊带短裤、网球衫，但是身穿长袍马褂、手持烟斗、胡子老长、眼神严峻的长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我父辈和祖父辈的朋友。他们满腹学识和生意经，对旧式的礼节非常熟练，但是海派的、讲究的西式生活他们也绝不会落下。谈起英租界的西餐馆与法租界的西餐馆的区别，他们能像谈论古籍版本一样，一套又一套；对于西洋墨镜和无声电影也并不陌生。那时家里有很好的中式厨子，分别负责前后院好几房的日常餐饮，但是大人们还是经常出入礼查饭店、大华饭店、麦边花园、马赛西餐馆……
祖父张石铭是这个大宅院的最高领袖，每天早饭后，他就拿着一本书来到楼下，在花厅里一张考究的红木椅子上坐定，一边翻书，一边用余光和耳朵关注着整个大院里的所有动静。有时管家前来跟他汇报和商量事情，有时有朋友来访，他就必须暂时离开那把椅子。孩子们总是为他那长时间的“看书”而感到着急，因为只有在他暂时离开那椅子的时候，才有可能溜出大门去玩……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因为有内容丰富、全家族人员参加的年夜饭。那是圆桌摆满楼上楼下所有厅堂的大型家宴，足有一二十桌，由外面的著名饭店包揽烧制和招待，所有餐具都是他们带来的银餐具。院子里张灯结彩，爆竹声震天，这是小孩子最愉快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多礼物和压岁钱。小孩子在这一天，还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在餐桌前的座位，这是我祖父特意关照的。
当然，大宅门里也有严格的课读生活，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古文、古诗词、书法，也有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但是方法是传统的，实行男女分读，男孩子一间书房，女孩子一间书房，男女课程也不一样。我小时候和父母及弟弟住在第二进院子的中部，我们的书房是在楼下的一间大房间里。
我的书房约12米长、9米宽，在主庭院的左边。实际上，这原是我堂兄张葱玉的书房，到了我也该读书的时候，他只是让出点空地儿给我用罢了。他大我九岁，天资甚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古诗和古文，十几岁就已经能与成人一起讨论古代文化，18岁时已常被请去鉴定古字画了。他大概天生与古画有缘，很小就爱看画，他人小看不见挂在高处的画，就常骑在佣人的肩膀上，他说看东边的就向东，要看西边的就向西。
这个书房绝对与众不同，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张葱玉的古代字画，简直像个古代书画展览会，而且这样的展览还经常更换，他好像有无数的古字画收藏。我的读书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艺术氛围里开始的，整天要面对一派蔚为壮观、价值连城的国画展。
书房的另一侧有一个奇怪的角落，那是一张鸦片榻，张葱玉有时候会招待一些比他年长得多的收藏家来此享受吞云吐雾的快乐。所以我们的书卷气中，也就多了点烟味儿。
这张烟榻有一次还帮了我大忙。有一天我在背诵古文，老师背对窗户，而我面对窗前的老师，可以看到窗外，能观察到院落里的所有动静。那天我看见我的牙医正朝着我们走来。我已经提前得知他会来，心里很不高兴，因为他总是把我的牙齿弄得很痛。当他逼近书房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一头钻进了那个烟榻下。我不肯爬出来，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得着我，我的师爷完全不知所措，牙医也鞭长莫及。我因而躲过了“一劫”。
比这个大宅院更为洋派的，是后来派生出的、建在上海西区的花园洋房。那些花园洋房的车库里停放的车辆，并不是一般富有家庭通常所配置的别克、克莱斯勒，或者是帕克德和凯迪拉克，而是更具欧洲情调的意大利产的高级轿车。它们是以高雅华贵著称的蓝旗亚和路特，以及以经济实用著称的菲亚特，还有一辆红色的双座赛车也是菲亚特牌。
我家的蓝旗亚是上海滩，也可能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蓝旗亚。我父亲张叔驯就是这辆车的车手。张家人似乎都以这辆蓝旗亚为荣，每次车进车出，都会受到诸多羡慕的目光。尽管那时上海没有汽车赛事，但是我父亲却乐于开着赛车上街，那辆红色的菲亚特飞驰在上海逼仄的马路上，不知“锁定”了多少艳羡的眼光，一时真是风光占尽。而且它的喇叭也不是单响的，一按就会放出好听的音乐……
张家那时不仅男人会开车，女人会开车的也有的是。我的一个堂房姑妈，就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五小姐张菁英，甚至还能驾着飞机升上天……即便在当时新潮汹涌的上海滩，那也是不多见的。
除了车，还有船，张家的“触角”还伸向了苏州河。
从无锡路向北，只隔一条马路就是苏州河了，那里过去有张家的码头，河边常年停靠着我家的“药水船”（因使用汽油而得此俗名）。“药水船”有大有小，由外国技师负责保养。到了清明节或是必须全家一起回老家的时候，男女老少就会高高兴兴地乘船北上，沿着苏州河进入太湖，再从太湖进入大运河。大运河的一条支流连接着浔溪，那浔溪就通向我们的老家——位于浙江西北部，挨着太湖边上的湖州南浔镇。
沿途大人们喜欢欣赏河边的风景，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小孩子只管打闹，不停地吃好吃的东西。当然，回南浔老家对孩子来说并不是最最好玩的事情，最好玩的是乘上我父亲后来从国外购置的、约24米长的游艇，到吴淞口和太湖去冒险……
现在，只要闭上眼睛，我就好像回到那个天高云淡，微风轻抚，苏州河载着我们的船昂首远去的时光。带着手枪来借钱
南无锡路上的张家大宅院，并不是南浔张家在上海的全部；收藏，也不是张家大宅院生活的全部，更不是这个家族的社会意义的全部。
现在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的西侧，多年前还留有张家另一处大宅院（在今常德路延安中路），那是南浔张家东号在上海的老宅院，即张石铭的堂弟张弁群、张静江、张澹如、张墨耕、张让之、张久香、张镜芙兄弟家的大宅院。他们兄弟的父亲张宝善（南浔镇上有条宝善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晚年就在那里居住，并在那(5)里度过了七十大寿。
当然，张静江兄弟后来都陆续搬出去了，有的出国到了海外，有的搬到了南京西路、西藏路、思南路、巨鹿路、威海路等处。从此，张静江这个名字以及张氏家族许多人的名字，就与孙中山、宋庆龄、同盟会、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世界社、赴法勤工俭学、蒋介石、陈洁如、陈其美、西湖博览会等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与很多人的情况不同的是，人家大多是没有饭吃了才去革命的，而张家人却是拿着大把大把的钱财走向革命的。尤其是张静江，一生中对民主革命多次捐献巨款，据张家后人不很完全的统计，张静江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捐献给革命的白银高达110万两，那时的购买力按(6)当今标准折算，大致相当于2000万美元。而张家其他各房捐赠给革命的也大约有20万两白银。所以，张家人在辛亥革命先后捐献给革命事业的资金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600万美元。张家虽是殷实之家，但投掷如此巨款也绝非易事。孙中山先生曾(7)多次称赞张静江的革命义举，还有人把他誉为毁家救国的革命义士(8)。他为民主革命在张氏家族中募集资金的故事，在张家后代中代代相传，有的几乎成了笑谈。张静江的二女婿周君梅就曾讲过张静江拿着手枪去借钱的故事：辛亥革命之后，南方与北方的政治势力对峙，孙中山先生决定发动二次革命，需要大笔钱财筹备军火。张家人中最有经济实力者即张石民国元老张静江铭，因为他一个人继承了南号的全部遗产。彼时，张石铭本想避开政治，但是在张静江的影响下，他还是多次捐助了巨款。有一次，张静江又来索借，张石铭当面拒绝了。张静江不依，他们就在厅堂里大吵了起来。最后，张静江不耐烦了，一下子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吓了一跳，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堂弟已是一个多么彻底的革命者，只好同意了。
(1) 《晶报》1934年6月21—23日署名文章《上海的千万富翁》。
(2) 《近代藏书三十家》，苏精，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83年。
(3) 《古钱大辞典》，丁福保，1942年。
(4) 宋路霞采访笔记：2005年8月21日采访张石铭的孙女张颖初。
(5) 宋路霞采访笔记：2004年12月11日访问张墨耕的长子张乃凤。
(6)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彭信威的《中国钱币史》（1964年）的第二卷第748页，记录了中国1901年至1910年间的米价，当时一升米售价5250个铜板。依此推断，一两白银可以买80升米。由于大米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主要的生活物资，所以笔者把米价作为一种计算购买力的“标准价”。基于这样的判断，1901年至1910年，中国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2005年的145元人民币或者18美元。
(7) 《中华民国名人传·张人杰》，蒋永敬，近代中国出版社（台湾），1984年。
(8) 《毁家忧国一奇人——张人杰传》，张素贞，近代中国出版社（台湾），1981年。 第二章从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太湖边上的传奇小镇——南浔上苍给南浔人的一份厚礼
张家人为什么能这么“牛气”，这么新潮，这么慷慨？原因有很多，当然，首先一个前提是因为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张家的祖老太爷、张静江和张石铭的祖父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一手创下的千万家业。
张家的祖先是安徽休宁人，休宁是个有经商传统的地方，是徽商聚居地。不少资料都记载，张家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举家从安徽迁居到浙江，另有一支到了江西。到了清康熙年间，在浙江的这一支(1)才落户南浔这块风水宝地。
但是，张家后人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原先在福建，大约在福州一带。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个来自高加索的犹太女人嫁到了张家，所以张家的血统中就注入了犹太人的遗传基因，致使张家后代中有一部分人长得高鼻大眼，颇似西方人，如张石铭、张智哉、张叔驯都是这样。而且，历代张家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善于做生意，似乎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的秉性。据说原先在福州市内有个张家祠堂，里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这位犹太人老太太。直到现在，据说那支(2)犹太人后裔仍在福州居住，当然是早已汉化了的犹太人了。
虽说张家人历代都经商，但是在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祖父张秀升时代，他们还只是以弹棉花为生的小手工业者。到了张颂贤的父亲张维岳时代，才开始做些小本经营，但也只是开个小糕团店、小酱盐店之类。或许在这期间，张颂贤凭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协助其父从事经营了，逐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降临南浔的时候，张颂贤及时地施展其抱负，开始了大手笔的运作。他一生频繁地往返于南浔、上海、杭州之间，从事生丝和食盐的贸易。商海风波，危坠频现，全靠他大智大勇，稳健地进退，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他到1892年辞世时，已经神话般(3)地聚敛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成为南浔的一头“大象”。
南浔人很幽默，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分别唤作“大象”、“牛”和“小黄狗”。依南浔之富，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家财一百万两银，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称百万富翁，而在南浔，只能屈居“小黄狗”。要当“大象”，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
一千万两银，在当时是个何其了得的数字！孰不知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时，大清帝国全年的税收也只有八千万两银！而区区一个南浔小镇，仅“四象”的家产，就抵得上庚子年全国税收的一半，这是何等的富有！
张家的奇迹在于张颂贤的先辈数代人都是小本经营，默默无闻，而到了张颂贤这儿，骤然“一个跟斗翻到青云里”，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这就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作“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指上海开埠这个历史性的大事件给张颂贤等天才商人带来了机遇。
那是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大发展的时代，打破了过去只有广州的十三行（俗称牙行，是十三家官方特许的从事外贸的商行）才能做外贸生意的垄断，在上海可以直接进行出口贸易了，从而大大节省了从江南把货物运到广州的人力、物力，也就是降低了出口成本。这样一来，从南浔到上海，水路运输一下子繁忙起来，到了蚕丝交货的时候，远远望去，一条条水路里全是装载丝包的帆船。一位有影响的洋大人、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秘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到，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这正说明了上海开埠对于生丝(4)出口贸易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谁抓住了谁就会赢得市场，赢得成功。
上海开埠那年张颂贤才26岁，正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及时地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这个绣球，聘请了得力的“丝通事”（联络生意的掮客），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张恒和丝行，全力经营“辑里丝”。“辑里丝”的名称源于南浔与乌镇之间的一个村庄七里村，这个地方在明朝出了一个大人物，即明朝首辅温体仁。首辅大人雅好斯文，把“七里”改为“辑里”“辑里丝”由此得名。
当时的普通做法是，商家低价从乡下蚕农家里把蚕丝收购上来，加价后再卖给前来南浔收丝的洋行买办，从中赚取差价。后来他自己打进上海滩，在上海洋泾浜桥一带附设了自家的丝行，直接把蚕丝运到上海自己组织销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中间费用，于是张家就有了从南浔到上海的“一条龙”生意线。发展到后来，张颂贤与上海洋行里的买办合作，上下联手做生意，就更加消息灵通、进退裕如了。由于经营得当，不出多少年，张家跃为镇上巨富。
所谓“地利”，则是上苍恩赐给南浔以及太湖周边地区老百姓的特殊恩惠——这个地方气候温湿；这个地方水域广阔，而且水质优良；这个地方的桑叶长得特别茂盛，十分有利于蚕宝宝的生长；这个地方劳动力充足，足以应对市场的需要，于是这个神奇的地方，孕育(5)出了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成的一种优质蚕丝——辑里丝。
用辑里丝制成的衣服，柔软、亮泽、耐用，在历史上，除了为中国历代朝廷所需，还是英国、法国贵族小姐和妇女的最爱，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上等奢侈品。因为这种丝织品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拉力好、弹性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洋商是无孔不入的，开埠的政策、海外的需求、廉价的商品、丰厚的利润……令上海洋行里的大班、买办、跑街和掮客们空前地忙碌起来，纷纷把眼光瞄准了太湖南岸。他们平均每年要从这里买走六七万担生丝（一担100(6)斤），这就更加助长了南浔的人气。张颂贤（居中）和他的儿子张宝善（左一）、孙子张静江（右一）等
南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辑里丝在明朝初年就已名甲天下，到清朝初期已经出现了丝业世家。后来南浔镇上的居民，大半围着丝业转了。这种“地利”到了上海开埠以后，就必然促成一批丝业巨商。现在人们来到南浔，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蚕丝贸易的集中地——丝行埭，丝行埭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通向大运河、太湖、苏州河，苏州河又连着黄浦江，黄浦江通向太平洋。生意谈成后，重如米包般的生丝包就被一包包地扛上了船，运往欧美。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
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到达那个秀美的小镇——南浔。
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到现在也不过才40000人，新中国成立初只有12000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固定人口恐怕不会超过5000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于是南浔，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于是上海，成为通商五口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这为中国，带来了更加亮丽、鲜活的魅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喜怒无常的“白老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可爱的蚕宝宝忽又变得面目可怕了起来，竟然有了“白老虎”的恶名，以至于张颂贤等后来都不敢去碰了。
说来令人扼腕，表面上是由于一场“丝灾”，而实质上竟是一场充满腥风血雨的民族斗争。可惜中国那时太落后，信息不畅通，丝商们不了解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情况，被洋场上的奸商所戏弄，最终无奈地失败了。其中损失最惨重的，竟是享有“红顶商人”之誉的著名官商胡雪岩。
商海如大海，无风三尺浪，何况随时还有明潮暗流的袭击。做生丝贸易虽说利润很高，但每年的行情起落常有变化，有时变化还很大，风险也就很大，因为做丝的商人一般都是向银号贷了款去乡下收丝的，一旦国际市场价格大跌，丝行就要吃倒账。
上海海关方面的资料表明，上海开埠的头十年，是中国生丝贸易的黄金时代，每年的出口量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差不多全国的生丝出口都集中在上海。1844—1845年度为6433包（每包80斤），第二年就增加到2.36倍；八年后增加到约4.36倍，达到28076包。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南京和太湖产丝区之间的交通被封闭，而上海暂时还没有被围困，杭嘉湖一带所出产的生丝更是大量涌进上海的外贸市场。
此时，恰逢欧洲爆发蚕瘟，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生丝都减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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