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廉永清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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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未解之谜试读：
前言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
同样,战争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击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自人类出现以来，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伴随着社会的革命，带来了新的格局。古代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也是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原因；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民族的独立和新生国家的诞生；国家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政权的更迭。
与武装冲突相比，战争就其对抗形式来说，表现为：一是残酷性，双方以一切可用的暴力手段攻击另外一方；二是毁灭性，对抗的时候以一方消灭另外一方为结果；三是目的性，直至对方屈服、达到目的；四是持久性，常规战争持续时间长达几年或者数十年，即使现代的高科技战争也要持续数月。
人类进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们为生存而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财富,不得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们现代的文明可以说全都基于从古至今的战争。纵观世界五千年，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争,而在这战争中,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过去我们总以为人类一直是在进步的,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那在过去就不可比现在或等同于现在的文明,但在古老的战争史中的记载中却出现了核武器。也许过去的人不喜欢像如今的我们这样夸夸其谈,他们也许早就发明过比我们更先进和环保的战争武器。
战争的过程是残酷的,但它可以留下史诗般的痕迹。特洛伊的战争就像一个爱情传奇。不仅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雄。于是我们知道了海伦,也许那场战争不是因她而起,但却因她而出名，而她也为世人留下一个关于战争的谜团。
人类如此喜欢“角力”，他们挣执起来有时甚至不为了什么，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样众多人参加的“角力”中，一定会留下让我们不了解的事，当事人已经不在了，这些疑问只能变成谜团，留给后人思考。
本书把世界从古至今一些著名战争及军事名人所留下的不解之谜呈现给大家，让我们在了解那些史实的过程中进一步思考战争留给我们谜语。让我们在思考中快乐。编 者2009年4月于北京
远古战争中的谜案
人类进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们为生存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财富,不得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们现代的文明可以说全都基于从古至今的战争。
史前是否爆发过核大战？
对于核武器，人们只觉得它应属于现代，因为只有高度文明才可能造出这种武器，可谁知道过去有没有产生过如现在一般发达的文明呢？
据印度古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在古印度，居住在恒河上游的科拉瓦人和潘达瓦人，费里希尼人和安哈卡人曾经发生过两次战争，战争的残酷程度为史所罕见，有点类似核战争的场面。
例如对第一次战争的描述：“英勇的阿特瓦坦，稳坐在维马纳内，发射了阿格尼亚武器，它喷火，但无烟，威力无穷。刹那间，潘达瓦人上空黑了下来，接着狂风大作，乌云翻滚，沙石不断从空中打来。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这种武器飞出可怕的灼热，使地动山摇，大片的地段内，动物死亡，河水沸腾，鱼虾等全部烫死，火箭爆发时声如雷鸣，敌兵被烧死，如同焚焦的树干。”
对第二次战争的描写更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古尔卡乘着快速的维马纳，向敌方三个城市发射了一枚火箭。其亮度犹如万个太阳，烟火柱翻滚着升入天空，壮观无比。”“尸体被烧得无可辨认，毛发和指甲脱落了，陶瓷器碎裂，盘旋的鸟在天空中被灼死。”
看到此惨状，现代人会立刻联想到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威力。在原子弹还没有产生的年代，许多学者一直认为此书中的那些悲惨的描写是“带诗意的夸张”。可是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些描写就似原子弹爆炸目击记一样准确。
后来考古学家在发生上述战争的恒河上游发现了众多的已成焦土的废墟。这些废墟中大块大块的岩石被粘合在一起，表面凹凸不平。要知道，能使岩石熔化，最低需要1800度。一般的大火都达不到这个温度，只有原子弹的核爆炸才能达到。
因而，不少学者正在探索一个谜，那就是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是否爆发过核大战？
著名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克·索迪坚持认为：“我相信人类曾经有过多次文明，人类很早已熟悉了原子能，但由于误用，他们遭到了毁灭。”位于古巴比伦的古塔废墟
在德肯原始森林中，人们还发现了更多的焦化废墟。废墟城墙被晶化，光滑如同玻璃，不仅建筑物表面晶化，连建筑物内的石制家具表层也被玻璃化了。
前苏联学者戈尔波夫斯基也来到过恒河上游考察，有过惊人的发现，他在上述地区意外地发现了一具人体残骸，其体内放射性比常态高出50倍，他把这个发现载入了自己的著作《古代之谜》中。
人们还发现，古印度人在时间上使用两种奇怪的概念——“卡尔帕”和“卡希达”。“卡尔帕”相当于42亿3200万年，“卡希达”相当于1亿分之3秒，这两种时间概念曾使众多研究者摸不着头脑。
但是核物理学家明白，在自然界里，要用亿年或百万分之几秒的时间来量度的，只有放射性同位素的分解率。例如铀238的一半寿命为45亿1000万年，而K介子的半寿命只有百万分之一秒，这与“卡尔帕”、“卡希达”的概念较为相近。
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古印度人使用的时间概念上来推测，古印度人已经拥有了量度核物质和次核物质的技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生产出原子弹来。
饶有趣味的是，类似核战争的废墟不仅在印度被发现，在巴比伦、撒哈拉沙漠和蒙古的戈壁滩上都被人发现有史前核战的废墟，废墟中的“玻璃石”与今天核试验场合中的“玻璃石”十分相像。《摩诃婆罗多》这部古印度史诗，据考证，成书约在公元前1500年，书中所记载的史实则比成书时间还要早2000年，它所记载的事件至少距离今天5000多年。那么在距离5000多年前的史前究竟是否爆发过核大战？尽管已有不少学者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上作了许多推测，但至今仍然还是个谜。
特洛伊战争的面纱揭开了吗？
人们直到现在都觉得是美丽的海伦毁了特洛伊城，这不是关于红颜祸水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男人野心的传说。
脍灸人口的《荷马史诗》早已为人们熟知。史诗《伊利亚特》和其他一些零碎材料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希腊人（诗中称阿开亚人）对特洛伊的一次远征。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率1188条船和几千阿开亚人，为替其兄弟墨涅拉俄斯抢回妻子海伦而兵临特洛伊城下，经10年的围困，终于用木马计攻陷了该城，凯旋希腊。
古代希腊史家几乎都把特洛伊战争当作历史事实，甚至当作一件具有民族意义的大事，引以为荣。参加战争的英雄们被视为实有其人。希罗多德多次提到特洛伊战争的原因、特洛伊城的所在。修昔底德也认为没有理由怀疑特洛伊之战事是过去发生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远征。那场战争持续了10年。
激动人心的《荷马史诗》一直牵动着历史学家的思绪。到底有没有特洛伊战争？一些学者认为，《荷马史诗》不过是传说，没有真实基础，要寻找现实的特洛伊城，不是傻瓜便是徒劳。特洛伊战争不应占据青铜时代晚期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些富于浪漫情趣的学者却力主特洛伊城确实存在。1822年，查尔斯·麦克拉伦在爱丁堡出版了《特洛伊平原地势论》。他提出，希腊时期及其后的伊利翁同普里阿姆的城，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同址。格罗特赞成这个提法，不少英国、德国的学者也以此说为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卡沃特在土耳其希萨利克山丘的发掘工作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865年，他公布了发掘的一些成果，尽管不多，但震动很大。1868年谢里曼来到希萨利克，卡沃特接待了他。他们都认为冯哈在1864年提出的巴利达格山是特洛伊城址所在的认识不妥。谢里曼是《荷马史诗》的狂热信徒。凭着对《荷马史诗》的绝对相信，从1870年到1890年，谢里曼在希萨利克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谢里曼之后，德普费尔得继续在此进行发掘工作。德普费尔得对这里的文化层进行了分析，分为九个层次。前五层属于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其中被谢里曼当作“荷马的特洛伊”的第二层，最为富庶，它的实际年代是在公元前2500年～前2200年间，早于特洛伊战争发生时间1000年左右。德普费尔得认为第六层（公元前1800～前1300年）是阿开亚人攻陷的特洛伊城。这一层的居民与前五层显然不同。他们会养马，善纺织，懂得希腊大陆上曾风靡一时的米尼亚陶制作工艺，后来还输入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当时，城中可能有王宫，王宫外有大量房屋。1932年到1938年，美国考古队在布莱根领导下再度发掘特洛伊。他们认为，该址第六层毁于地震，有火山喷发的迹象为证，地震造成的裂缝、建筑物移位等清晰可见。特洛伊遗址第七层（公元前1300～前1260年）才是《荷马史诗》中的普里阿姆的城。这个城是在第六层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此城是突然毁灭的，但不是由于地震，很可能毁于战火。城中房屋密集，屋中有大量可以储备食品和水的器皿，说明曾有许多人在城里避难。一些房中和街道上有众多骸骨，可能是该城被困日久、最后沦陷的证明。当时的刀光剑影兵火混乱是如何震慑人心，可想而知。若真的有过特洛伊战争，只能发生在这里。斯马达美女海伦与特洛伊国王普里安
但是，究竟谁毁了特洛伊？特洛伊战争图
布莱根认为是阿开亚人及其同盟者。芬利却指出，布莱根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或提示什么迹象说明有过那样的阿开亚人联盟或特洛伊同盟。他认为修昔底德的话也不足以证明特洛伊战争的实在性。他说，修昔底德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坐下来，想一想怎么看待传说，而我们倒比他强，可以靠考古材料，靠埃及、北叙利亚和赫梯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芬利问道，当时的希腊大陆上，曾经繁荣昌盛的迈锡尼文明已到了最后阶段，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怎么能抽出兵力大举远征呢？所以，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应再考虑。芬利认为特洛伊遗址第七层a的陷入发生在公元前1200～前1190年。若有过特洛伊之战也应在第七层b，但这层的情形与荷马的描写差距太大。这层初期没什么大变化，有一些迈锡尼Ⅲc风格的陶器，随后有新人来。新人来自色雷斯或多瑙河流域。希腊人没有在特洛伊立足，战后也没有开辟新商路。所以，芬利主张是北方来的人或加上部分阿开亚人的帮助毁了特洛伊。有人认为芬利证据不足，走得太远了。另一种意见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阿开亚人趁赫梯衰弱之机，企图通过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远征，取得以前想占而未能占的小亚沿海地区。远征以攻陷或掠劫一些城镇而告终，没有实现初衷。阿开亚人此行的最重要之举是包围并攻陷了特洛伊城，从而构成《荷马史诗》的主题。阿开亚人因无力征服更大地区而回师。还有人认为是阿齐杰瓦与阿苏瓦的政治斗争，导致了特洛伊的陷落；还有人设想是一场大风毁了特洛伊。
说到此，都是以大体肯定希萨利克的遗址是特洛伊城为前提的。近年有人对特洛伊城的所在提出了怀疑。有人设想，若特洛伊第七层没毁，也可能不会把它当成特洛伊了。他们把眼光从东转向西，自伊奥尼亚海岸到亚得里亚海岸，去寻找特洛伊故地，甚至还有人已宣称找到了……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争论远未结束，我们期待考古新的发现。
“特洛伊木马”是“马”吗？
因为一场战争让一个女人和一个木马名留青史，直到现在人们都在想，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战争武器，它真的存在吗？
相传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邦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故事和传说，内容曲折，情节离奇，引人入胜。这些故事和传说有的来自世界上著名的叙事史诗《荷马史诗》，有的来自其他作品和文献，或是来自那些轶失的文献资料。“特洛伊木马计”是其中老少皆知、流传甚广的故事之一。
因为“木马计”与特洛伊战争和特洛伊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有必要对这座城市，这场战争有一个扼要的了解。
根据传说和有关文献记载，特洛伊城位于小亚细亚北海岸，赫勒斯湾海峡南端入口处，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城邦。传说，有一次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到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那里做客，趁他不在时，拐走了他的妻子——全希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还带走了他的无数财宝。帕里斯的行为激起了全希腊人的愤怒。于是希腊各邦动员起来，组成联军，一致推举迈锡尼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哥哥阿伽门农为联军统帅，调集了10万大军，1186条战船，无数英雄、将领（其中有一些是神或神的后代），跨海东征特洛伊。
希腊人远离自己的家园和国土，齐心合力攻打特洛伊。据说特洛伊人把特洛伊建成为一座堡垒林立，城高墙厚，易守难攻的城市。所以战争异常残酷，希腊人久攻不克。可是在战争进行到第九年的时候，希腊人一方、特洛伊人最害怕的将领阿基里斯，却因一名心爱的女俘被主将阿伽门农强占而愤然退出战争。特洛伊人利用希腊人的内讧发动猛攻。危急关头，阿基里斯以大局为重，重返战场，杀死了特洛伊人最勇猛的将领赫克托。但仍未彻底扭转战局，特洛伊城依然如故。这时，希腊联军中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
希腊联军按奥德修斯的旨意，制作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奥德修斯本人和若干英雄、勇士（一说为20名全副武装的希腊勇士）藏身于木马的空腹内。其余希腊人佯装撤退，将木马弃置在特洛伊城外。特洛伊人不知其中有诈，以为希腊人无心再战，确信木马是奉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祭物，就把木马拖入城内。接下来特洛伊人欢庆“胜利”，开怀畅饮，完全放松了警惕。夜里，正值特洛伊人好梦方酣之际，木马内的希腊英雄爬出木马，与佯装离去的希腊人里应外合，占领了这座城市。希腊人把特洛伊城抢劫一空，烧成一片灰烬．这就是广为流传的“木马计”的故事。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
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以希腊联军使用“木马计”攻破城池而告终。三千多年过去了，“木马计”不仅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也成为“打入敌人心脏”的代名词。
然而，当年希腊人用于破城的木马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有的人似乎相信确有其事；有的人则认为是神话传说，并不过多地考虑“马”的形状。近年来有人开始研究特洛伊城的确切地点所在，同时也对“木马”进行了考证。墨西哥著名的语言学家罗伯特·萨利纳斯·普拉伊斯以其毕生的精力对《荷马史诗》进行研究，提出了最新的看法。他认为特洛伊城不在小亚细亚，“木马”不是马而是一种船。希腊迈锡尼特洛伊战争黄金城木马计
萨利纳斯通过对《伊利亚特》的研究，得出结论，特洛伊城址不在小亚细亚，而在今天南联盟境内的奈雷特瓦河流入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加贝拉镇。他认为“特洛伊木马”根本不是“马”，而是流行奈雷特瓦河上的一种船头带有马头形象的船。特洛伊人以为是自己的船，就放行了。并不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把“木马”拖入城内。
萨利纳斯的断言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数学者认为，加贝拉不是特洛伊城旧址所在地，特洛伊的确切地址可能在亚得里亚海滨某处。尽管学术界的争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些争论和新的观点对以往传统的特洛伊城以及“木马计”的传说提出了质疑，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木马计”中的“木马”究竟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特洛伊城址问题涉及到“木马计”的运用。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尚处在争论之中。“木马计”中的“马”是马还是船？特洛伊城究竟在何方？一时还难以找到肯定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问题还需进一步证实。我们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回答，使人们弄清楚“木马”的本来面目。
谁最早使用马拉战车？
冷兵器时代，马和车都是了不起的战争工具，但谁最先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在战争中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呢？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将会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呢？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先后成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地区。与此同时，游牧者则在旧大陆偏北的欧洲森林地带、乌克兰平原和中亚细亚沙漠草原一带饲养牲畜、游荡漂泊、受饥挨饿，长期停留于一种淳朴而落后的状态。这种南耕北牧、南富北穷的状况，造成农耕者安居乐业，视游牧者为强悍的野蛮人；而游牧者则视农耕者为软弱、怯懦；是很好的掠夺对象。在两者交接地带，彼此尽管有和平交往，但相互袭击和争吵更是经常不断。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到了公元前两千年代中期，演变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文明古国的大冲击、大震荡。导致这次大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马拉战车进入了历史，而且被游牧者首先利用，这使他们本来已具有的灵活性成倍地增强，给农耕世界带来的破坏更为惨烈。一时间，埃及王国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了，哈拉巴文明灭亡了，克里特文明灭亡了，中国的夏王朝也灭亡了。征服者在征服地定居下来，强迫被征服者服役和纳贡，游牧者的首领们则成为国王、王子、主人和贵族。他们在被征服地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由野蛮而进入文明。新的文明取代了旧文明，尽管这种更替伴随着暴力和破坏，但也应该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古代马拉战车的浮雕
马拉战车一进入历史便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它到底在何时何地被何人首先使用，人们至今说法不一。
捷克学者赫罗兹尼曾著有《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该书有这样的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属于公元前3500年的哈拉夫金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一种双轮战车和马的图画，这可能是最古的战车图画。该书还记载：在巴比伦尼亚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层（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发现的一块铭文提到了马。同时期的基什坟墓中发现了马的两个品种的骨头。此书还描绘了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的一个印章上面的雕刻：一个狮王坐在王位上，许多动物向它朝觐，那动物中就有马。
如此说来战车似乎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马至少在公元前3100年已驯化。但这种看法并未被多数学者所认可。
目前有人提出人类发明车轮始于约公元前3500年。但不能肯定此时有了战车。一般认为苏美尔人发明的那种用四匹驴拉的四轮车是交通工具。而战车在公元前3100年到前2700年间才出现。考古证据是：在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地区的阿格拉本遗址出土了双轮战车；在卡法伊出土的庆功宴石刻上也有战车；较之稍晚的（约公元前2700～前2371年），还有在乌尔城邦遗址的王陵中发现了“乌尔军旗”。那是一对镶板，描写乌尔城邦一次出征的故事：一是出征图，一是凯旋庆功图。图上有一些驴子拖着的四轮战车。车上有一驾车者，他后面站着一个士兵，向敌人投射枪矛。这时，苏美尔人还用驴拉战车，可见他们还不知马为何物。不仅苏美尔人不知道，阿卡德人（公元前2371～前2230年）也不知道，甚至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的巴比伦人也不知道，因为《汉谟拉比法典》多处提到牛、羊，驴，但没有一处提到马，更不用说马拉战车了。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到马、驾车的马、马勒和马具的是《赫梯法典》，该法典制定于公元前15世纪末至前14世纪初期间。显然这比实际生活中使用马和战车的时间晚得多。看来这部法典还不能说明人类何时何地使用马拉战车。
现在一般倾向于马是中亚草原的居民驯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知道用马驾车。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许多游牧半游牧的印欧人部族都掌握了马驾战车。这种战车有双轮，车轮一般是六辐，不是实心的，每车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战士用弓箭。有了这样轻便快速的战车，游牧、半游牧部族如虎添翼，他们无所顾忌地发起了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冲击。
公元前17世纪初，渗透到叙利亚草原的印欧语族的一支喜克索斯人（意为“牧人王”）越过西奈半岛突入埃及。驾着战车的战士们用青铜铸成的弯剑左右乱砍，向惊恐万状的埃及人猛冲，埃及人只有无力的弓箭、铜斧、青铜短剑以及宽边的矛，挡不住喜克索斯人的冲击，终于沦为外敌的奴隶。征服者在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下来，建立了第十五王朝（公元前1678～前1570年）。
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以同样的方式攻入巴比伦，把文明古城巴比伦夷为平地。他们无意统治巴比伦，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老家。但他们留下的真空，很快又被使用马拉战车的山地游牧部族加喜特人所填充。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统治了将近400年（约公元前1530年～前1157年）。
公元前1600年，操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攻入希腊半岛，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占领了爱琴海最古文明的中心克里特。根据线形文字B和《荷马史诗》的记载，这些首批侵入爱琴海区的希腊人也有马和战车。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支印欧语人雅利安人由中亚攻入南亚，逐渐征服、驱逐和吞并了创造了印度河最古文明的达罗毗茶人。
也许是巧合，远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中原最早文明古国夏朝也在此时遭到了商人的冲击。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商人来自中国北方，早先生活在从山西山地和蒙古草原到山东山岳地带的黄河平原。公元前16世纪，他们南下灭亡了夏。在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证明商代有车有马，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商人入主中原后，已经营农耕，但他们早先却是从事畜牧业的。《辞海》就提到，商汤灭夏之前，“冥子王亥，从事畜牧业”。
车辆和马匹相结合，既是从事征服和传播法律的有力工具，也是从事商业和传播技艺的陆路重要运输工具。车辆和马匹冲决了孤立的古老文明的藩篱，使得版图辽阔的帝国的建立和统治成为可能了，孤立的文明点逐渐扩大成为面，文明的空间大大拓展了。马与战车的结合对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人们要确切地知道马拉战车最早在何时、何地驰骋在历史舞台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古代最早的牛战发生在哪里？
在人们意识中牛是一种慢性子的动物，它可以负重，可以耕田，甚至可以为人提供肉，但没有人会认为它可用于作战。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古代战争，步兵、骑兵，水兵、应有尽有；车战、象战、陆战、海战，五花八门。这里所说的牛战，在古代也发生过。
所谓“牛战”，就是以牛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牛力大无比，两角犀利，横冲直撞，令人生畏。所以，在火炮发明之前，古人偶尔用牛为武器，便不足为怪了。
在西方，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曾以牛战打败对手而闻名遐迩。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翻越人烟罕见、坡陡路滑的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攻入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接着，汉尼拔在特列比亚和特拉西美诺湖等战役中，连连获胜，使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大为惊恐。于是，罗马人不得不实施古老的独裁官制，指定足智多谋的费边为独裁官。费边根据汉尼拔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特点，采取小心谨慎和拖延周旋的战法，用以消耗汉尼拔的兵力。可是费边的过分谨慎和不想轻易决战的心理，却被汉尼拔所利用，因而创造了西方军事史上火牛战的战例。古代关于牛的雕塑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向南意进军，打算到那里度过冬天。当他从中部意大利的坎帕尼亚转战阿普利亚时，被罗马独裁官费边堵截在法列尔努斯地区。罗马官兵控制了所有大小通道隘口。尽管汉尼拔多次冲杀，都无法突破罗马人的阵线。就在这地势险恶，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汉尼拔能够急中生智，化险为夷。他暗令士卒四处收集干柴和葡萄藤，然后将其系在牛角上。那时，汉尼拔军中有近两千头牛，多是掳掠的战利品。当夜幕降临时，汉尼拔命令迦太基士兵把牛偷偷地赶到山脚下，然后点燃牛角上的干柴和葡萄藤，驱牛上山。刹时间，火光骤起，群牛狂奔。把守通道的罗马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恐万状，生怕被围，在慌乱中，抛弃把守的阵地。安营在通道附近山岗上的费边，虽然听到了喧闹声，望见了火光，但他不愿夜战，恐遭伏击，便命令按兵不动。于是汉尼拔未伤一兵一卒，将全军连同战利品带过了通道，从而智胜了费边大将军，顺利抵达自己的目的地——阿普利亚。迦太基古城遗址
比汉尼拔的牛战更早和更高超的牛战，在我国的史书上亦有记载。那是战国时代齐将田单的火牛战。襄王在莒五年（公元前279年），田单守即墨城抗击燕军。在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田单先使反间计，激发军民誓死战斗的决心．燕军中计后，不仅把齐国的俘虏一一割鼻，而且在城外掘墓焚尸，致使即墨人怒不可遏。全城上下，皆欲出战。然后田单收集城中千余牛，衣以红色织物，上画五彩龙纹，并将尖刀系于牛角，芦苇束于牛尾，再灌上油脂。入夜，田单命令士卒将芦苇末端点燃，凿开城墙，放牛出城。他还让五千壮土手执武器，随后冲杀。牛尾火起，惊牛直奔燕军。只见火光闪耀，龙纹起舞。燕军以为天兵下凡，惊慌失措，遭牛撞杀，死伤无数。齐兵乘胜追击，而城中老弱鼓噪助威，惊天动地，燕军闻风丧胆，仓惶败走。
比较一下，汉尼拔和田单的牛战有某些相似之处。首先，这两场牛战，都是在受到敌军进攻时，采取的以攻为守的战法；其次，汉尼拔和田单都采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从而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然而，这两场牛战仍有明显不同。汉尼拔兵临异国，孤军搏击。他的胜利靠的是军事家的胆略和对敌人的正确判断，而齐将田单拒燕，卫国保民，倾城上下同仇敌忾。田单以城为据点，条件比汉尼拔优越，所以在牛战的设计上前者比后者更加周详细密。汉尼拔的牛战，目的在迷惑敌人，调虎离山，故将干柴、葡萄藤系于牛角，点燃后，牛角热，纵牛满山乱跑。田单则不然。他束苇灌脂于牛尾，系兵刃于牛角。燃苇于后，有使牛前冲的制导作用。缚刃于角，则可充分杀伤敌人。此外，田单更重视精神战。他给牛披上五彩龙衣，似天降神师，迷惑对方。在利用宗教迷信的同时，田单还动员男女老少，击铜为声，鼓噪助威，从而进一步造成敌人精神上的错乱。田单的这种心理战法，实为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大创举。
鉴于田单的牛战比汉尼拔的牛战早62年，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牛战当是中国的田单牛战。
可是，有一种传说认为，克里特米诺斯王同雅典进行战争，双方停战后，由于米诺斯国王的儿子安德罗杰奥斯在阿提卡被谋杀，所以议和条件中规定，雅典每年需向米诺斯王宫进献童男和少女作为贡品。这些人贡均被米诺斯牛残害致死。最后，雅典王子提秀斯自愿作人贡（另一说是米诺斯王要求的），来到克里特杀死米诺斯牛，从而使雅典摆脱了可怕的人贡。考古发掘表明，在克里特岛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上有引人入胜的斗牛场面。体格匀称的，灵巧的男女卖艺人在愤怒的牛头上翻筋斗。这种流行于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岛的斗牛场面，不正是米诺斯牛的故事的佐证吗？人们不仅要问，古代最早的牛战会不会发生在克里特岛呢？会不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比中国田单的牛战更早的牛战呢？要解开这个谜，当然需要新的证据。
马拉松名字来源之谜
现在提起马拉松人们大多会想到运动，但热爱运动的人们有没有想过，这一项伟大的运动却因为一场战争。
马拉松是人们所熟悉的一项体育运动，但它起源于希波战争，却鲜为人知，而与它有关的英雄人物斐力庇第斯，更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位于现在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当政时期，不断采取扩张政策，大约在公元前514年，大流士一世侵占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一带，直接威胁到希腊半岛的各城邦。公元前492年的春天，波斯帝国派出的大批战舰队在途中遇到了飓风的袭击，300艘战舰全部沉入海底，两万余名土兵葬身其间。波斯第一次入侵希腊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波斯国王不甘心失败，在第二年春天又派出使者来到希腊各城邦，扬言要希腊各城邦臣服于自己，但是希腊两个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却坚决拒绝：雅典人把波斯的使者扔下了悬崖，斯巴达人则把波斯的使者推到了井里面。斯巴达和雅典的坚决对抗态度大大激怒了波斯国王，他决定对希腊进行第二次战争。古代描述马拉松战役的壁画
不久，强大的波斯国国王大流士一世派了10万精兵攻打弱小的雅典，波斯的舰队浩浩荡荡地横渡爱琴海，登陆马拉松平原。当时，雅典形势十分危急。
大流士一世率军在雅典城东北6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亡国的危险威胁着整个雅典城，雅典人立即派善于奔跑的斐力庇第斯前往邻邦斯巴达求援。这位快跑能手以惊人的速度，在两天之内跑了150公里的路程，来到了斯巴达，没想到却遭到斯巴达人的拒绝。斐力庇第斯忍耐着疲惫，又返回了雅典，把斯巴达的态度转达给雅典的将军们。雅典的将土们没有气馁，把全体公民组织起来，甚至把监牢的奴隶也释放出来，大家上下一心并肩战斗。但即便如此也才聚集了1万人的军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波斯十万之众抗衡。雅典的著名统帅米亚太对战士们说：“雅典城就要沦陷了，你们是想戴上奴隶的枷锁，还是要永远做一个自由人，就看今天这一战了。”面临亡国的雅典人斗志昂扬，在马拉松平原与波斯军队展开了激战。
米亚太熟读兵书，擅长用兵，并且是位英勇善战的英雄。面对强大的波斯国，他知道不能力敌，只能智取。于是他想出了妙计，用一小部分兵力正面佯攻，而把重兵埋伏在马拉松平原两侧山丘里。他们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波斯军不知是计，以为稳操胜券，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埋伏的雅典大军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波斯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雅典军乘胜追击，一直把波斯军赶到了爱琴海。马拉松遗址
这一仗，大获全胜，夺取了7艘战舰，歼灭波斯军6000多人，而雅典军伤亡人数仅190人。这是一场闻名世界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米亚太将军又选中了斐力庇第斯，回城报捷。这位长跑能手虽然在战场上受了伤，但还是毅然接受了任务。他以飞快的速度从战场跑到了雅典广场，向着焦急的人们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在地上牺牲了。
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迫使波斯帝国订立了和约，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使希腊摆脱了波斯帝国的奴役，逐步走向了繁荣。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和英雄斐力庇第斯的功绩，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增加了一个新的运动项目，即马拉松赛跑。参赛的运动员从马拉松平原开始起跑，沿着当年斐力庇第斯经过的路线，到达雅典，全程40.2公里。1920年，经确切的测量，确定为42.195公里。这就是马拉松长跑这个名字的由来。
斯巴达克改变北上计划之谜
勇敢的斯巴达克带领着他的人民反抗罗马奴隶主，义军的声势很快壮大，他们要回到自己家乡，要自由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却没有翻越阿尔卑斯山。
公公元前73年春夏间，在古代罗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仅一年时间，义军扩大到七万余众。意大利南部的坎佩尼亚、鲁卡尼亚、阿普里亚等地，成为义军自由驰骋的战场，当地的奴隶主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斯巴达克义军的声势之大，威力之强，充分显示了被压迫的奴隶大众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大灭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元老的威风。
当义军先后粉碎罗马大法官克劳狄和瓦里尼的围剿后，斯巴达克“拟订了一个十分合理的行动计划”，“全军向阿尔卑斯山前进，越过高山北上出境返回故土，一些人回色雷斯，一些人回高卢”。此计划提出后，虽然起初遭到自己的副将克里克斯的强烈反对，甚至“由于彼此争执行动计划，几乎把事情弄到哗变的地步”，最终克里克斯率两万义军脱离主力，被罗马官军消灭，然而斯巴达克并未因此而改变北上出境的计划。他命令义军战士烧掉一切多余的物资，杀死所有的俘虏，屠宰牲畜，穿过亚平宁山脉轻装北上，打开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斯巴达克的雕像
北上途中义军战士同仇敌忾，机智勇敢，连续击溃罗马名将林图鲁斯和格里乌斯的几万大军的前阻后追，历经二十天的激战，千余里的长途跋涉，义军终于攻克了北上的最后一座城市——穆提那。斯巴达克义军战士朝思暮想的阿尔卑斯山终于出现在眼前。此刻再没有罗马官军的疯狂阻击，战土们仿佛听到祖国在向自己呼唤，只要按计划翻越高山，北上出境的计划就可胜利完成。
可是，在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在日夜为之奋战的北上出境计划即将完成之时，斯巴达克却放弃原来的计划，向全军下令，烧毁多余物资，杀掉多余马匹，挥师南下。
斯巴达克为何改变北上出境的计划？多少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是个谜。记述斯巴达克起义的古典作家普鲁塔克·阿庇安、萨留斯特、福洛茹斯、阿罗修斯等人的有关史料根本没有对此做出说明。鉴于目前资料的缺乏，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描述斯巴达克战争的壁画
一、有的学者认为，斯巴达克改变北上出境的计划，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引起的。任何天才军事家的进军方案总是建立在与之相应的历史条件基础上的。斯巴达克当初制订北上出境计划时，看到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他深知以自己的几万战士与强大的罗马官军火并，势必失败。于是，力图缩短在意大利的活动时间，率领全军向敌军薄弱的北部地区进发，争取早一天翻越阿尔卑斯山。而义军绝大多数战士之所以赞同北上出境计划，并随之远征，也是因为战士们感到罗马这个凶恶的庞然大物是难以战胜的，他们在意大利是得不到自由的。然而北上的节节胜利，尤其在击溃罗马名将林图鲁斯和格里乌斯几万大军的数次前堵后追之后，战士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强大的，拥有十二万兵力是能够攻克罗马的，在意大利获得新生是有希望的。更何况他们长期在异国他乡，与家乡的音信早已断绝，怎么会知北上出境之后的祸福？于是义军战士打消出境的念头，强烈要求斯巴达克改变北上出境计划，进攻罗马。此时斯巴达克的部下就像普鲁塔克在叙述义军战胜克拉苏副将时所说的一样：“因为逃亡的奴隶们都非常地骄傲起来，他们不愿意再听到退却的话，也不再服从将领们”，斯巴达克如不顺从众意，势必导致克里克斯的悲剧重演。为了保住起义力量，把纪律松懈的战士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只好改变北上出境计划，率军南征。描述斯巴达克起义的油画
二、有的学者认为，斯巴达克之所以改变北上出境计划，主要是由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的山峰，平均海拔三千米左右，许多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山上气候变幻莫测，山路崎岖险峻。十二万义军战土抵达山下时，身穿单衣，给养不足，因此翻越面前的高山是无能为力的，义军只好改变进军计划。
三、有的学者认为，斯巴达克之所以改变北上出境计划，主要是因为缺乏意大利北部农民的支持。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北部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形势不同。北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大农庄尚未普及，小农经济仍然较为稳定。因此小农无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不支持奴隶起义。没有北方农民物质上的援助，斯巴达克义军是不能北上出境的，斯巴达克只好掉转旌旗南下，另寻出境之路。
四、极少数学者认为，北上出境计划的改变，是因为义军战士在北上胜利之时，不忍心丢下仍然在罗马奴隶主皮鞭之下呻吟的阶级弟兄而离去，为了解救苦难的伙伴，他们宁肯抛开个人的得失，为奴隶阶级的解放，为消灭罗马奴隶主阶级，向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奴隶主再次发起进攻。
解开斯巴达克改变北上出境计划之谜，还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现，随着史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这个谜最终是会真相大白的。斯巴达克战士
汉尼拔为何没能征服罗马？
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汉尼拔如神兵从天而降出现在意大利北部时，让罗马人大吃一惊，但汉尼拔并没让他们吃惊到底，却让后世的我们纳闷不已。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公元前221年，汉尼拔担任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最高统帅，着手进行征服罗马的战争准备。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开始对意大利的大规模军事远征。当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北意大利时，犹如神兵从天而降，大出罗马人意料之外，整个罗马被恐慌不安所笼罩。尔后，汉尼拔率军直捣意大利中南部，在特拉西美诺湖、坎尼等会战中，多次大败罗马军队，尤其是坎尼战役后，罗马可谓已陷入绝境，汉尼拔几乎就要实现其征服罗马的梦想了。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罗马人就扭转了战局，汉尼拔最终未能完成其征服罗马的宿愿。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史家有各种解说。
有人认为：汉尼拔之所以未能征服罗马，是因为共和制罗马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尽管它是一个贵族共和国，不同阶层的平民和贵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平民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斗争废除了债奴制度，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益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得到调整，平民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国家政治生活暂时比较安定，这些为罗马战胜汉尼拔的进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同时，在与迦太基作战的问题上，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是比较一致的，罗马进行战争的主要工具是组织严密的军团，这些军团由罗马公民组成，平民特别是农民是罗马军团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希望从战争中获得一份土地，因此作战特别尽力，这就是罗马在对外扩张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在布匿战争过程中虽屡遭失败，但在每次失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直到最后取得胜利。汉尼拔像
相比之下，迦太基在许多方面远不如罗马。迦太基在征服北非土地之后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主张主要维护和巩固在非洲的利益；另一派为商业集团，主张继续进行海外扩张，扩大在海外的利益。两派之间一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时常此起彼伏，影响和左右了迦太基的对外政策。汉尼拔代表的主要是后一派的利益，主要活动基地和据点是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而在迦太基国内和政府内部，往往是地主派占上风。汉尼拔转战意大利期间一直没有得到过迦太基政府的支援，原因就在这里。汉尼拔虽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是统率的是一支孤立无援、与本国几乎断绝关系、主要由雇佣军组成的军队，而且是在他国领土上作战，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加之汉尼拔为把一切反罗马力量团结起来的伟大计划又由于东方各国君主间的矛盾和相互妒嫉而失败。
也有人认为，汉尼拔之所以未能征服罗马，其致命错误就是在战略上没有适时地将打击重点放在攻占罗马城上。当汉尼拔取得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在坎尼会战之后，罗马军的主力已不复存在，整个半岛的大部地区已摆脱了罗马的控制，罗马城几乎成了孤城，而汉尼拔军却正是兵威极盛之时。如果汉尼拔能抓住这个时机给予罗马城一击，攻占罗马城的可能性极大。因为罗马城是罗马人的“心脏”，它的存在是罗马复兴的希望，在基本不受战火摧残的情况下，罗马人没有必要向汉尼拔投降，更不会自行崩溃。由于罗马城的存在，罗马人有了重建军备的基地，而其他尚在坚持的罗马城堡也有了精神寄托。汉尼拔在战略上犯的这一错误是无法弥补的，因为在以后的岁月中，类似坎尼战役以后所出现的那种良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说得夸张一点，罗马人保住了一个罗马城便赢得了整个战争，而迦太基人忽视了一个罗马城便输掉了一场战争。这是汉尼拔的悲剧所在。此外，汉尼拔的极端复仇思想与盲目自信情绪禁锢了迦太基军的行动，坐视罗马军队由弱变强，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古罗马战士雕像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汉尼拔之所以失败关健的一点在于他兵力太少和罗马军事指挥艺术的改进。法国的孟德斯鸠说：只要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留在一起，他就能击败罗马人，但是当他不得不把卫戎部队留在各个城市的时候，当他要保卫他的同盟者的时候，当他要围攻要塞或者当他使自己的要塞不受罗马人围攻的时候，他的兵力就太少了；而他的一部分军队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消耗掉的。历次出征之所以容易取胜，是因为在出征时都是全力以赴；出征成果之所以难以保持，是因为要保持它们时只能使用自己一部分的兵力”。同时在战争后期罗马人握有主动权却不与汉尼拔进行大规模会战，这恰恰是罗马军事指挥艺术改进的表现。罗马人虽拥有绝对优势，依靠这个优势也许能直接打败汉尼拔，但毫无疑义，面对汉尼拔这样一位天才统帅，这种胜利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换来的，也很可能出现得不偿失的局面。相反，在确保取得境内战场主动权的前提下，将这个优势转到境外去，转用到没有汉尼拔的地方去，那么用同样的优势同样的代价，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无疑是正确的决策，此后罗马军队入侵迦太基本土，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总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能使人完全接受的观点。汉尼拔为何没能征服罗马，仍是个未解之谜，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波斯军队为何突然失踪？
一个军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有人曾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一阵狂风过后不见了，是他们冒犯了神，还是死于一场灾难？
埃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公元前525年，亚洲的新兴国家波斯举兵入侵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七王朝。在征服埃及的过程中，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曾派遣一支军队从底比斯出发进攻西瓦绿洲。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这支军队“……是带着向导从底比斯出发进击的。人们知道他们到达了伊西俄比亚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据说是属于埃斯克里欧尼亚的萨摩斯人，隔着沙漠地带离底比斯有七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岛。”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在这之后，除去阿蒙人和那些听过他们讲这些事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了，因为他们既没有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关于此，阿蒙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当波斯人从欧阿西司穿过沙漠地带向他们进攻并走到欧阿西司和他们的国土中间大约一半地方的时候，正是他们用早饭的当儿，突然起了一阵狂暴的、极其强大的南风，随风带来的沙子便把他们埋了起来。这样他们就失踪了。
这是最早、最详细，也是唯一对波斯军队失踪一事的记载。“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提到的埃及第二十七王朝波斯军队失踪这一事件，引起后人极大的兴趣和各种各样的猜测。
埃及开罗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克里在他的著作《埃及古代史》中，推测他们是走入沙漠，因为迷路，结果都饥渴而死了。前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在《古代东方史》中，也认为“派往绿洲去的远征队都死在沙漠里”。也许这支波斯军队确实是葬身于黄沙瀚海之中，但疑问依然是存在的，因为至今在人们认为可能遇难的区域里并没有任何突破性的重大发现。费克里教授在《埃及古代史》中还写道，阿蒙神（古埃及人信奉的主神）的信徒说是神的复仇，让利比亚沙漠成了波斯人的地狱。因为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冈比西斯在征服埃及之后，变得有些疯狂了，在孟斐斯的神庙里，杀死了埃及人视为神圣的阿敬斯圣牛，阿彼斯圣牛是阿蒙神的象征。可能这就冒犯了阿蒙神。
宗教上的猜测自然是荒唐的。对于任何悬案，人们都可以自由地遐想，但最终必须回到事实上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上世纪初开始，国外有志于探索这一悬案真情的人，便开始从事实地的考察，以求寻找波斯军队失踪之谜的答案。1930年，英国军官温盖特曾作过一次考察，但没有获得结果。半个世纪以后，即在1983年，一支由美国与埃及联合组成的考察队诞生了。其中有美国人5名，埃及地质工作者14名。领队是波士顿36岁的小说家加里·查菲茨和32岁的迪恩·波德森。1983年10月5日，他们离开哈巴里绿洲（开罗以南大约150公里），向目的地西瓦绿洲一带进发。考察队经费由私人捐助。在厂商支持下，查菲茨作出15.59万美元的预算，并带有先进的雷达设备，它们发出的微波可探测到地下十米深处的情况。可以预计，这次考察如果获得成功，将为文明的古埃及历史增添新的篇章。然而，波斯军队失踪之谜至今仍未解开。
不过，与失踪之谜有关的另外两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它们的解决肯定也有助于谜底的揭开。一是冈比西斯为什么要出兵进攻西瓦绿洲？费克里教授在《埃及古代史》中说：当时埃及属于希腊化世界，而神谕是希腊化世界各地人民极为尊重的，神谕所预言的被信为事实。使冈比西斯对这块遥远的绿洲进行破坏的原因是这里的神谕说冈比西斯的天下要遭恶报，埃及人将重获自由。二是失踪军队的人数。希罗多德《历史》表明冈比西斯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征服了埃及，但没有说出军队的具体人数。自底比斯分兵后，进攻西瓦绿洲的军队可能要少得多。费克里教授认为这支军队只有几千人。加里查菲茨估计有三万，其中士兵只占三分之一，余为奴隶、妻妾、小孩、铁匠、技术人员，卜师、书记人员、人质和车夫。
我们殷切盼望有新的考古发现，希望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波斯军队失踪之谜总有一天将真相大白。波斯人用致命毒气攻击罗马军队
古罗马远征安息大军失踪之谜
古老的罗马不仅孕育了文明，西方军事史似乎也是他们写就的，他们到处挑起战争，也留下了很多的谜团。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即今伊朗东北），在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但突围之后却杳无音信。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但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却遭到安息国当局的否认。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罗马人几番寻找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那么，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攻占乌孙、大宛，威胁我国西域地区。汉武帝派都护甘延寿和都护副校尉陈汤出兵至康居，剿灭郅支单于。汉军在康居见到一支奇特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这支军队被西汉军队降服后，俘虏的士兵被全部收编。后来，西汉政府又在祈连山下设立骊县安顿了这批俘虏的士兵。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所以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卡雷战役中突围而出的普布利乌斯领导的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
据分析，很可能是当年克拉苏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6000余人从帕提亚的卡雷突围之后，辗转各地。后来又突破安息东部防线，进入中亚，被郅支单于收编为雇佣军。在公元前36年西汉与郅支之战中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重木城”和“鱼鳞阵”并非是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在中国，编木或夯土为城古已有之，外城为郭、内城为城是中国古代通制。而且，《左传》中记载，中国古代也曾使用“鱼鳞阵”，当时其正式名称叫“鱼丽阵”。
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德效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对这一课题做过大量工作。他在194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騧城》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騧”，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一名犁轩”这句话起首的。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騧城的出现，自然会与有外国侨民相关。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騧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那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
直到公元592年，鉴于騧罢人已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騧县并入番禾县。至此，骊騧建县共612年。中国的骊騧人就这样在历史中悄然消失了。
但由于在对骊騧古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没有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人们推断骊騧古城可能早已深埋地下，成为城下之城。由于证据不足，第一军团的消失至今仍是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是2000年来留给人们的一个难解之谜。
陆战军事未解之谜
既然人类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陆地上，那就一定会在陆地上留下很多的痕迹，可以说陆地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场所，而另外一种文明——海洋文明只是实现陆地文明的手段，当然战争也是实现这一文明的另一手段。而以征服为目的战争隔着历史的空间尤其显得壮观。
谁开的莱克星顿第一枪？
美国的历史很短。他们这块大陆的文明可以说全部是移民文明，当然也包括当年英国人留下的殖民文明。他们的历史是从莱克星顿的那声枪声开始的。
1775年，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十分高涨，独立战争一触即发。4月18日深夜，800名英军在约翰·皮凯恩少校率领下，奉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代理总督、英国驻美洲皇家军队统帅盖奇将军之命，从波士顿出发前往康科德一带逮捕爱国者首领和搜查殖民地民兵所建的秘密军火库。但事前已被当地的爱国者组织探得消息。次日拂晓，当英军途经莱克星顿时，发现一群严阵以待的殖民地民兵在约翰·派克上尉率领下列队站在村前的草坪上，阻挡住英军前进的道路。皮凯恩命令民兵放下武器并散开，民兵不予理睬。双方对峙着。“停止前进！”阻挡在前面的民兵吼道。“别理他们，给我冲！”皮凯恩少校举起指挥刀吆喝着。“砰！”这时突然响了一枪，紧接着英军射出排枪，当即打死民兵8人，伤10人。民兵也迅即还击。后来英军在向康科德进犯和撤回途中，又遭到民兵更猛烈的袭击，共死伤俘近300人，而民兵只损失90余人。莱克星顿枪声标志着北美人民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开始，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但是，谁首先开枪？是殖民地民兵还是英军？是有意还是枪走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历史上一桩谜案。记载莱克星顿起义的油画
一种说法是英军开了第一枪。事件发生时，站在民兵最前排的约翰·罗宾逊在1775年4月24日对此事陈述道：“走在最前面的三个军官向士兵下令：‘开火！’刹那间，他们向我们射来非常密集的弹雨，我受伤扑地。派克上尉的人，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一支枪开火。”25日，马萨诸塞的新闻报道在描述开枪的瞬间时称：“突然，一两名军官扣动了手枪，紧接着，四五个土兵跟着开火。”同日，民兵首领约翰·派克在议会所作的陈述以及由14名民兵署名的证词均称：“正规军向我们开火，此前我们队伍中无人对他们开枪。”1825年，已77岁高龄的约翰·门罗在谈到他50年前亲历的这次战斗时说：“一个军官——史密斯中尉骑着马在军队前面宣布：放下武器，散开，叛乱者！发现我们站着不动，史密斯就命令部下开火。”一些美国史著坚持此说。一本美国历史教材对此更确切描述道：“英国兵逼近了，领头的皮凯恩少校吼道：‘散开！叛乱者，散开！’民兵坚定地站着，皮凯恩少校气急败坏地重复他的命令，接着下令土兵开火，土兵犹豫不决，少校扣动了自己的手枪……”
上述材料在英军首先开枪这一关键问题上众口一词，十分确凿。但在谈到谁首先开枪时，细节上的差别却又那么明显，似有事先统一口径之嫌，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怀疑其真实性。
另一种说法来自英国，结论与前面相左。1775年6月10日，伦敦报刊在谈到双方对峙中谁首先开枪时称：“由于叛乱者的进攻，军队反击并杀死了他们一些人。”强调是英军遭到枪击后进行的反击。此说得到下列两则史料的印证。一是当时一名英军军官在关于事件经过的陈述报告中写道：“皮凯恩少校立即出来对叛乱者大声呼喊，要他们放下武器、解散，他们没有这样做。他又喊了第二遍，仍无效果。接着他下令士兵前进，去缴他们的械，士兵奉命行动。这时一叛乱者开了一枪，我们士兵回击。”二是另一名也叫约翰·派克的英军中尉在其记述19日事件情形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我们仍然前进，虽然无意攻击他们，但保持着准备反击。然而，当我们逼近他们时，他们开了一两枪……”这两份材料在被大陆军缴获几年后才公开发表。人们认为这是关于事件的原始史料之一，而且日记是没有必要做伪证的。但是，仔细推敲，这两份材料的真实性似乎也有疑问。当时英军呐喊向前，嘈杂声中谁开了第一枪，确实难以分辨，事后追忆也难免不受政治立场及感情因素的影响。虽然从当时北美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等整个形势分析，殖民地民兵打了第一枪是最有可能的，但这毕竟是推测，还缺乏进一步的材料证实，仍然不能确定这第一枪就是民兵打的还是故意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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