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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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试读：

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为“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

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在这一章中所写的是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在婚后生活中处在时空十字路口的一段经历。离开中国到“西方”去，却使我们更紧密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我们回归中国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无论从地域或社会根源上说，我们两人都不相同，但我们受到了同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使回归中国成为我们两人的选择――或者说，历史为我们两人所作的选择。

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重庆――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我和邱茉莉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刚开始不久。我们正要动身到美国去，途经她的家乡英国。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

在我们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规章制度的大山。我需要有签证，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签证的。英国长期实行一种大男子主义的野蛮立法，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嫁给一个外国人，那么她就丧失英国公民资格，并应该去取得她丈夫所属国家的公民资格。这一规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上台才取消。所以邱茉莉嫁给我就有丧失她自己的英国护照甚至英国国籍的危险。但她以我无国籍为理由，要求保留她自己的英国国籍。即使我“无国籍”这一点也还要查验。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官对她嘀咕道：“那个人总有个出生地吧？！”

多精明的小子。我当然有出生地――华沙，1915年。但在官僚政治地理中这算是什么地方？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的约200年中，华沙地区属于沙皇俄国。直到我出生之后，华沙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首都……

更有甚者，从种族上讲，我又不是波兰人。在“二战”前，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大学里犹太学生须分坐就是一例），所以我也没有波兰的身份证件。

最后总算有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个波兰政府（当时是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在重庆有个大使。对他来说，我的犹太血统、我的政治倾向以及我本人对他都毫无用处，所以他乐于证明，从法律上讲，我不是波兰人。这对邱茉莉来说是意外的优待，她可以因此而保留她的英国国籍了。对我来说，虽然从法律上讲我什么人也不是，但因为我有一个合法的英国籍妻子，所以我有资格作为配偶去访问她的国家。但有一个条件，即：我只能在赴美国途中（我们都已有美国的入境签证）在英国作短暂的过境停留，这样我就不可能赖在英国了。

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档案中我了解到，当年在是否批准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态度比较温和一些，他写道，因为我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

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那么，出身截然不同的邱茉莉和我怎么会成为终身伴侣，而且是在中国？答案不仅在我们本身，还在20世纪的历史怒潮中。

这个历史怒潮使我的父母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我在1915年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从维尔纽斯来的，这个地方在他们出生时是俄国统治区，后来成了波兰占领区，今天则是立陶宛的首都。作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沙皇统治下都坐过牢或被流放过，罪名是参加了同流产的1905年革命有关的活动，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后来，他们成了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先在西欧各地，最后来到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我的父亲吹到了日本。他的职业是会计，在俄属波兰一家同西欧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工作。因为原来的商路被德国战线隔断，原有的贸易不得不舍近求远，转移到太平洋转口，经常是通过日本的港口。因此，父亲被派到了神户。这时，德军正向华沙挺进。

为了避免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日本同父亲团聚。

1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父亲马上从日本赶回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去同老同志们会合。当时在海外的俄国人和俄国属地的臣民，同后来散居国外的“白”俄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多反对沙皇制度，所以都兴高采烈地纷纷返回革命的祖国。

父亲想把母亲和我也接回国，所以叫母亲到中国的哈尔滨暂住，以便坐火车回去。但等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白”军在西伯利亚造反，切断了铁路交通。到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府修复了西伯利亚铁路。但这时苏维埃政府同我父亲所属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之间的分歧扩大。这样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在中国住下来了。

我们从哈尔滨移居天津――一个“通商口岸”，城里有各国“租界”。英、美的影响力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如此。我从五岁起就在外国学校上学，使得英语成为我运用最方便的语言，最后又成为我所选择的职业――新闻――所用的工具。

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思想同我所受的殖民主义类型的学校教育是截然矛盾的。它使我对于外国主宰中国的种种现实感到不合理和不公平。加之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史”了。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这一革命浪潮既表现在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中，也表现在1935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中。

这些行动是全球性反法西斯浪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以及德、意对西班牙法西斯叛军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支持，都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正在增长。西班牙和中国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及其盟国日本武装侵略的两处最早的战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感觉到的，它们赢得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敬佩和援助。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紧跟着一段繁荣时期（它被吹嘘成西方将无休止地不断增长、繁荣下去）之后，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失业人数打破历史纪录。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苏联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苏联是唯一一个为阻止法西斯主义而努力的大国。亲苏的情绪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以外。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没有亲历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古老的、模糊的历史陈迹，所以需要在这里回溯一下。

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这一经历，加上她早期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威廉・莫里斯①的激进思想），使她左倾。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想去美国或苏联。这是政治社会体制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她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观点尚未定型，而是因为她觉得在这两个国家里，妇女的地位都比当时的英国要好一些。

①[译者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先驱者，19世纪伟人之一。

后来，由于机遇和家庭的关系，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如果当局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就不会让他们出国，还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西方，如果暴露出共产党身份，他们就很难在学术团体找到工作。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我正在同前妻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她当时在美国。我同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但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希望我们在美国建立家庭，长期居留。我想留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我选择留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1938年我父母移民去美国时我留下了――这同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通常总是年轻人先走，然后把父母接去。

我同邱茉莉不但相互选择了对方，而且选择了同一条生活道路。我们是1943年结婚的。40年来，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直到癌症把她夺走。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1944年离开了中国呢？

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我想就这两方面写成一本书，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很难做这件事。在采访过程中，我所有的电讯报道都要通过重庆发出。尽管我这些电讯都是发给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的，仍然免不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乱删乱砍，即使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难以幸免。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消失。蒋介石根本不去同日本作战而是坐待盟国打败日本。很明显，他要把他的精锐部队和美国供给的武器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打共产党之用――共产党一直在不停地对日本作战，并且代表了全民族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的地盘里、在即将发生的内战阴影之下，这些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胜利，当时我们正在伦敦。在之前的两个来月里，我们经历了纳粹V－2飞弹对伦敦的最后轰击。

7月，这是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我们到达纽约。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美国拘捕谢伟思的新闻。谢伟思是美国派到中国工作的最有见识也最坦率的年轻的外交官之一。他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史迪威生性直言不讳，知识渊博，他很了解中国，曾任驻华美军司令，主张既同共产党领导的也同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谢伟思赞同他的长官的主张。为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史迪威被召回。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此后，美国政府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蒋介石，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准备并且实行内战。派驻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这一决策，认为对美国不利、对将来的美中关系不利。为此，他们在华盛顿被诬为“不忠”，因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被调到尽可能远离中国的岗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先见之明的人受罚，对形势一无所知却执持偏见的人则受赏识。

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历史转折的一部分。如同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重新发动内战，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政治从反法西斯战争转移到了“冷战”。事实上，打败蒋介石的是中国人，是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虽有美国供应的全部武器和巨额金钱，仍不免于失败。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却引起了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运动，似乎中国曾经是美国所有的，或者俄国人把中国吞食了，或者中国人在群策群力洗雪了受外国欺凌的百年耻辱之后（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中国仍然应该为某一外国所有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有。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嚣声里，人们可以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第一阵阴风。在国际上，它导致了所谓“遏制”和“打退”中国革命的努力，从而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22年之后，在以上这些冒险行动相继失败之后，美国才迈出了同屹立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历史潮流涨退，邱茉莉和我面临着另一种选择。在我们居留美国的五年中，我们的选择是帮助那些反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人，这一政策完全无视眼前的现实。如同在国民党中国时一样，我们的这一选择使我们为美国官方所不喜，我们当然也不喜欢美国官方。虽然我们暂时置身于太平洋彼岸，但我们的精力仍然如同在太平洋此岸一样倾注给了中国――起初是据理驳斥杜鲁门的亲蒋政策，后来是参加一个运动，促进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和贸易”。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详述。我在这里只谈到我们在这些年里所作出的两次重大抉择及其历史背景。第一，离开中国，以便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呼吁（我所著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在美国出版，从历史的前因后果来介绍中国革命）。第二，回到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这在1951年实现了，并且是永久性的。这样就结束了我们西去东归的这一个大圈子。

现在让我再简短地回叙一段1944年我们离开中国时的情况。我们离开重庆之前去拜访了周恩来。

他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同国民党维持着久已摇摇欲坠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统一战线复活起来，以便在战后避免内战、在过去几十年灾难的废墟上加速国家建设，中共赞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除国共两大党外，其他较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也都参加。我们问他：“您真的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吗？”“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管他参加还是不参加。”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他不参加”是说，如果蒋抛弃合作、选择内战，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境地，脱离非常广泛的全民族主流民意，包括他自己党内的成员。

我们远离中国，有时信息也不通，但我们从未忘记周恩来的话。他的话已为1944年到1949年间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我到2000年已年满85岁。在这个年纪，我试图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希望我的这些忆述能为未来――必将更趋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沈苏儒译）第二章我的家世

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据说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贝弗，她的家庭从事于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使他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因为他必须用多种文字来写邮包上的地址和提货单。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虽然他的经济收入从未超过中下水准，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了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祖父和祖母在许多方面都是鲜明的对比。祖父矮小、结实，思想和行动都深思熟虑。祖母比祖父高出一个头，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她有一颗“部长的头脑”）。但他们相处和睦，生育了九个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两个驼背，可能是患了佝偻病。

但正是这两个孩子――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它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孟什维克（社会党）。“同盟”成了他俩的生命。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姑妈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她被选为维尔纽斯犹太人社区理事会成员。她终生未嫁，但关心热爱儿童，不断地参与学校、幼儿园的事务。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她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妈的证据。每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大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六次大会，父亲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参加，当年他还不满21岁――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都是在年纪很轻时就参加工作的。那次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被称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总结了1905年俄国革命初期迅速发展、最终惨重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作出这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求整合1903年以来两派分裂的局面。列宁出席了，还有托洛茨基和当时尚鲜为人知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称“斯大林”）。孟什维克的主要人物普里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也都出席了。

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叶落归根”。意思是说，到衰老死亡时，人们总会回到他们的老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受依地语①教育的东欧犹太人的一代――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些“叶子”在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下已早早地被摧残或分散了，“树根”被不人道地拔掉了。因此，幸存下来的那些“叶子”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相互依存了。

我的父亲在过90岁后不得不住进了纽约的养老院。他选择了位于布朗克斯区②、由工人团体开办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住着不少幸存下来的“犹太劳动同盟”会员。

他进院时，有一位早已在那里的同时代人同他打招呼，对他说：“我听过你的讲演，1906年在明斯克一座楼房的阳台上！”

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我的家族成员，有几十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只有一个活了下来――我的嫡堂妹比巴。她被关进一个专关妇女的纳粹集中营，在德国即将战败时，集中营中幸存的一些人被赶上开往波罗的海的一条船，船底装着一枚水雷。但这枚水雷没有爆炸，船上的人获救后被送往瑞典。经过长时间的探寻，我的堂妹比巴总算同住在纽约的我的父亲联系上了。父亲把她接到了美国。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同丈夫、子女、孙子和孙女居住在洛杉矶。

在我父亲这边，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三个姐妹埃玛、索妮娅和安娜以及一个弟弟亚历山大――他们很早就去了苏联。姐妹们在学校教书，弟弟则死于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

另一个弟弟艾萨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在新泽西州当餐馆侍者，死在那里。他不问政治，渐渐脱离了犹太人的圈子，跟意大利裔美国人混在一起。他好吃喝，有多少钱都吃光。他在当地的人缘不错，关于他的故事也很多。他十分矮小，在开车时，别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他，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当一辆空车滚过来时，人们就

①[译者注]依地语（Yiddish），或作意第绪语，为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②[译者注]布朗克斯区（Bronx）在纽约市，为普通住宅区，居民中有工人，也有黑人。

会说：“艾培①来了！”

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迹象表明他希望安葬在犹太人墓地里。据说，他那位忠贞的、信天主教的女友坚持要这样做并且履行了正规的仪式，使他能同他的疏远已久的上帝和好。

在母系方面，母亲的家庭较为富庶，但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犹太劳动同盟”。

我的外祖父莫舍・埃毕兹是维尔纽斯的一位皮革商。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在东欧犹太人中盛行的这一思潮，以正统的宗教为基础，但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接受现代思想。后来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类似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既要建设现代工业和国防，又要保持他们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在基本态度和时机上同东欧犹太人的“启蒙运动”都是相仿的。但两者也有相异之处。中国的维新派主要是官员，他们力求挽救他们的封建国家，使之适应时代。犹太人没有官员，没有国家。所以我的外祖父不用去考虑财政预算、行政制度或者国防军备。

在宗教生活方面，作为犹太教割礼②执行人，他的现代化思想就是主张并采用卫生的方法以取代传统的不卫生的方法（一个老式的割礼执行人会把一个男婴的生殖器含在嘴里，以求止血）。所以我的外祖父所追求的是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不逾越犹太居民世代相传的规范。

这位老人在性格上也是很开放的，实际上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他子女众多，妻子一共生了16胎，存活的有七八个――年龄相差悬

①[译者注]艾培（Eppy）是对姓爱泼斯坦（Epstein）的人的昵称。

②[译者注]犹太教对初生男婴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行礼时，用石刀割伤阴茎包皮，作为神和人缔约的象征。伊斯兰教、基督教少数派别也有类似活动。见《辞海》“割礼”条。

殊，当最小的孩子还年幼时，长子已是“一家之主”，为挣钱养家而劳累了。我母亲回忆说，这位长子（也就是她的大哥）是严厉的当家人，而他们的父亲则温和仁慈。外祖父对他的长子实在是不公平的。当他自己年逾七十、长子四十多岁时，他还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这位心事重重、严肃拘谨的长子，说：“那个老家伙让我厌烦。”更适合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性格的是他那几个年轻一些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外祖母去世后，他又同一个好朋友的寡妇结婚，使大多数家庭成员都很气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87岁，仍然健朗……

但没过多久，德国占领维尔纽斯，他就完了。他是死于纳粹的毒气室，还是被一个冲锋队员或德国兵打倒在地又猛踢致死（许多老年犹太人都是这样死去的），或者他仍留在犹太人居住区，因饥饿或疾病而死？没有人亲眼见到。

现在再回叙早些时候的事情。说来似乎矛盾的是，外祖父“受人尊敬的”商人地位反而导致我母亲第一次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那时她才16岁，刚参加“犹太劳动同盟”的青年组织。因为外祖父的家似乎较为安全，所以她的同志们把马克思主义书籍藏到她家里，但很快就被人向沙皇宪兵告了密。我母亲被投入监狱，过了几个星期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纳雷姆。

那时被流放的人都是在监护下一站一站地行进，先坐火车，接着乘轮船，最后是步行，晚上则关在沿途设置的牢房内。

母亲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似乎没有觉得那是一场苦难，更多的是感到兴奋和开阔眼界。在步行途中以及后来到了纳雷姆，她都是同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知识丰富、信念坚定，她把他们视作老师。他们大多数比她年长，也有只比她大几岁的，后来在苏联都成为显要人物，瓦莱里安・古比雪夫就是其中之一。古比雪夫曾主管苏联经济，逝世后有一个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二战”中成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信念的、非常英俊的、能言善辩的青年。

在“犹太劳动同盟”的组织中，我父亲是母亲的上级。他们虽然过去并不认识，但他处处呵护她，因为她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在几十年后曾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维尔纽斯城外一处森林公园里，青年组织成员在这里聚会。她正因一次少女初恋的失败而悲伤，泪流满面。这个公园名叫波拿里，在40年代的大屠杀中，这里成了纳粹的杀人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我父亲虽然只比母亲大五岁，但比她经历过更多锻炼。他已经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验、被捕过（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秘密前往伦敦。同我母亲相识时，他的职业是一家商业公司的雇员，正要出差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去。

柯尼斯堡曾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

他问我母亲要带点什么东西给她。她说，要一把普通的折叠伞，这东西在德国有，本地却买不到。等他出差回来时，她已被关进监狱，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打听到她那间囚室的窗户虽有铁栅栏却是临街的，他就到街对面那一边走来走去，把折叠伞举在头上，让她看到后知道他并没有忘记她的嘱托。

后来，她到了西伯利亚。他们通信，他帮助她脱逃。母亲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父亲寄给母亲一本书，附了一张字条，说这本书的装帧很好。她领会了这一暗示，就把书的封面和封底划开，发现在封面里层是给她用的一张护照（那时这种身份证件没有照片，护照上虽不是她的名字，但其他项目都同她相符），在封底里层则是一些大额钞票，是外祖父给的。有了这两样东西，她就找了个空子，溜出她的指定居住区，一个劲地往前走去。

她能脱逃是由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对她的判决是“行政性流放”，而不是像对其他“政治犯”那样，坐牢或苦役。她只是一个年轻姑娘，没有“历史问题”，无须加以特别的监管。第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管辖好几个村子，经常出去巡回督察。像许多农村地区的小官僚一样，他在那些由他监管的知识分子面前似乎矮了一截。他恭敬地请这位教他儿子数学，又请另一位教他女儿弹钢琴。这些流放者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他们甚至于趁他出巡时在他家召开秘密会议。第三，这位局长的女儿同我母亲年龄相仿，她教我母亲怎样雇到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换乘汽船，使我母亲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第四，我母亲身上有证件（在旧俄，人们必备的三样东西是：“身体、灵魂、证件”），又有足够的钱供旅途之用。她就这样经由水路、陆路、铁路横跨俄国并且到了境外――巴黎！她很高兴能逃出来，只有一点不放心――不知那位局长和他的女儿会不会因为她而遇到很大麻烦。在巴黎，由于“犹太劳动同盟”和其他流亡在外的革命者的帮助，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为犹太诗人阿弗拉姆・兰辛当秘书。她随同阿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未来的苏联文化部长――去博物馆和画廊，担任高水平的团队导游，大大开阔了眼界。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那时已在中国）常常翻看我母亲带回来的那本厚厚的Petite Larousse法文字典，增长了一些关于法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识。

其实法国不是我母亲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大约在12岁时她曾随外祖父去过伦敦，外祖父是去做皮革生意，母亲在那儿上了一阵英语学校。过了些时候，我父亲也到了巴黎。此前，他在沙皇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境外重逢，友情发展成了恋情。他们一起去瑞士卢加诺湖度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们回到维尔纽斯结婚。我母亲本着她“人人都应有一技之长以服务于人民”的信条，接受了担任助产士工作的培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沈苏儒译）第三章邱茉莉的家世和成长历程

现在来说一下邱茉莉①的家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有的是她在不同的时期讲给我听的，有的是在命运把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之前，我所知道的。

她的父亲休・费尔法克斯-乔姆利（1864―1940）是英国约克郡勃兰斯比村的乡绅，继承了几处农庄，但后来大部分都卖掉了。就英国的乡绅阶层而言，这个家庭是不典型的。因为他的祖上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300年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与仕途和军职无缘，而正是这两者使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成为英国保守势力的柱石。

到了休・乔姆利手上，虽然他本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其他家庭成员仍继续信奉天主教），但并没有使他同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更加合拍，倒是离得更远。从大学时起，他就倾向于激进思想，具体表现在他那条鲜亮的红领带上，正派人见了都会摇头。家族中有这样一个传闻：他的一位脾气古板的姑妈命令她家的门房，如果她的侄子戴了这样的红领带，就不准他从大门进来，让他跳篱笆，从后院进来。她是很愿意见

①[译者注]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的中文名字邱茉莉，是她的姓Fairfax-Cholme-ley后半部分的拟音。她的英文名字是埃尔西（Elsie）。按通行的音译准则，Cholmeley应译作“乔姆利”。

到这个浪荡公子的，但又不想惹来邻居们的议论。这个青年自己则从志愿到“托因比大厦”慈善机构为伦敦的穷人服务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他对威廉・莫里斯渐生敬慕之心，并且常常参加萧伯纳这样的人物所组合的社交圈子。

在主持家政方面，他也不按老一套规矩办事。直到快40岁时他才同他家一个园丁的女儿艾丽斯・莫弗雷（1885―1963）结婚。她就是邱茉莉的母亲。为了使她能够担当这个家庭女主人的角色，从她12岁起他就让她受教育并指导她的学习――如同“皮格马利翁”①的故事那样。举行婚礼之前，他把她全家从农村送到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当时还是郊区），并在那里给他们置了一所房子。由此可见，他也仍然不能彻底摆脱老规矩的束缚。

作为一位乡绅，他是家长式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村里搞了一套小型的自来水设备并设了一部公用电话（附近的地主们为此大为恼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佃农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为了开阔佃农们的眼界，他建了一座红砖小会堂，取名“乔姆利馆”，每个星期日下午让佃农们到这里聚会，听他念《曼彻斯特卫报》――自由主义者的喉舌。邱茉莉回忆道，这件事情可不像自来水那样受到佃农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星期日上午要上教堂，下午就想干点别的事情。但对她父亲来说，他这样安排正是为了要使这些《卫报》社论对上午刚听到的牧师们正经的布道起一种消毒的作用。他虽然仍然遵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但不虔诚。

宣布脱离天主教后，休・乔姆利自己去参加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礼拜――这是时兴的事。但他不喜欢本地的教区牧师，所以对勃兰斯比村

①[译者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钟情于一座女神雕像。罗马诗人奥维德据此进行创作，将主人公改成雕刻家，钟情于他所雕刻的一位理想女性，爱神维纳斯应他之请，给予这座雕像生命。1913年，萧伯纳又据此创作了一个剧本，主人公改成教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语的卖花女培养成谈吐文雅的上流社会妇女，并且爱上了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

的教堂实行抵制。每个星期天他都要乘坐他的二轮轻便马车，“铃儿响叮当”地驶过本村的教堂去邻村的教堂。

这位英国“怪人”――他既是托尔斯泰型的，又是叛逆型的――很有艺术天赋。他是个很好的男中音，能唱许多英国和意大利民歌，常常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音乐是他留给女儿们的遗产的一部分。邱茉莉学会了大提琴，她最小的妹妹罗莎蒙德会拉小提琴――她们常常参加四重奏演出，水平相当高。

邱茉莉一直记得从绿色的、农业的英国传下来的许多古曲老歌，在我们婚后她曾教给我一些。在重庆，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位老歌迷，他常带着他自己的吉他到我们住处来一起唱歌。他就是李约瑟教授，“二战”时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他后来所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碑式的学术巨著。

另一件事邱茉莉要感谢她父亲的是他决心使子女们――不光是儿子，女儿也一样――受到良好教育，使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并对此十分关心。当时，社会地位较好的年轻女子，上了几年学之后，大多就准备出嫁了。但他要她们准备自食其力――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因为家里的田产大部分卖掉了，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钱财。

邱茉莉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她到海峡区的北福芝德私立女子中学念书，以后又到雷丁农业学院学习饲养奶牛。她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则在伦敦大学接受培训，成为医院膳食营养师。

关于邱茉莉的幼年和少女时期，我只有一点零碎的文字资料。大约在七岁时，她写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没有日期），这封信不知怎么一直留了下来。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圣诞老人：请你给我一辆自行车；一个大的洋娃娃，穿长衣服的，我会照顾她；还有一本童话故事书，随便什么都行；我还想要一盒纸牌、

一盒颜料和一个球，我要玩。

很爱你的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如果你看不清地址，那是：22 Montpelier Crescent，Brighton．这地方不在勃兰斯比村。

Brighton（布兰顿）是她家曾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邱茉莉要圣诞老人把礼物送到那里。勃兰斯比村在约克郡，是她祖辈世居之地。她在这样小的时候说话就那样明确具体，这个特点她一直保持着。

下面两封信是在她去世后她的中学女同学写的，内容都是回忆往事。有一位老同学这样写道：

我一见她就喜欢她。我知道她不寻常……她常有一种使人向善的感染力……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或者是想要使自己变得更好……别问我为什么……有时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对方是怎样一个人……能认识她我觉得非常幸福――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人。她是这样充满人情，却又是这样纯真。

另外一封信的作者回忆了邱茉莉爱玩又爱反抗的性格。她写道：

我们（三个同学加上邱茉莉）被称为“四剑客”，因为我们都反对统治势力……我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学校，使那些“老婆婆”式的女孩子感到骇异，她们大多在最后一学期结束时哭哭啼啼，而我们却开怀大笑，还私下里开“派对”。

我们称呼邱茉莉“花儿”，因为她一感冒，鼻子就红。她常对我们说，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们说，农民家厨房里总是挂满火腿的，她真的搞来一只火腿，挂在钩子上，跟大家开玩笑――她有很强的幽默感。虽然我这么多年没见她了，我肯定她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

她的猜想是对的，邱茉莉确实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邱茉莉25岁时，她经营的农场因大萧条而失败，就去伦敦找工作。

她父亲在这时给她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感到她父亲在她进入劳动者行列后仍然对她有影响，并且仍然想把他的价值观传授给她。他在信中对于当时英国保守派报业巨子比弗布鲁克勋爵和罗瑟米尔勋爵这样挖苦道：

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坏家伙。我想罗瑟米尔是更大的坏蛋，但我不敢肯定。他们中的一个想得到鲍德温首相的关照，升为贵族，并为他的儿子在内阁中安排一个位置，被拒绝后就怀恨在心，大骂鲍德温。

另外一封信讲的是个人方面的事情。他建议邱茉莉努力成为作家，但她表示不想接受这个建议，他也就同意了。这封信的措词反映出父女两人的个性。他在信上说：

你认为除非你有什么话要说，否则你就写不出东西。所有其他的写作都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掌握了“说空话”的艺术……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应该多读书、培养自己对世界性问题的见解并且使自己对重要事物及人性产生兴趣……

就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而言，他们的地位越高，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就越广泛……你会发现，像雪莱、拜伦这样的诗人，他们深深地、严肃地关心改良运动，甚至还关心当时的政治。即使像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画家也有不容置疑的对知识性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兴趣。不论别人，就说威廉・布莱克这位神秘的理想主义者，也十分熟悉政治和社会问题。你不可能想出什么有价值的主意，除非你用心去深入地――不是浮泛地――研究问题。但一旦你这么做，主意就会迅速地出现……那时你如有表达的能力，要写就很容易了。

他提到的作为模范的作家都是进步人士，就雪莱和布莱克而言，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派。布莱克有以下的传世名句：

我决不停止我的思想斗争，也不会让宝剑在我手中沉睡，直到我们建设起耶路撒冷，在英格兰绿色的、欢愉的土地上。

布莱克是邱茉莉一生中最喜爱的诗人。这位18世纪的伟大理想家的诗作和刻画艺术都非常有力量，只要有新的版本出版，她总会去买来，我们两人一起阅读。

在兄弟姐妹中，邱茉莉同她父亲是最亲近的，谈话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在实践中则比她父亲走得更远。她童年时同佃农们结下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老年。她对合作社的兴趣也来自她父亲。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亲就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车辆及其他设施，以帮助他们把奶牛场的产品远销出去（这所合作社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存在）。邱茉莉在中国抗战时期也参与了“工合”运动。

在政治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父女对英国统治制度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一起阅读由克劳德・科伯恩主编的《周报》。这是一张激进派的“时事通讯”报（一种小型的、仅在有限范围内流通的小报），常以事实为根据，揭露上层社会中反动的、亲法西斯倾向。但到30年代末期，年逾七旬的父亲认为内维尔・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有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缔造和平”，女儿邱茉莉却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尽管她对“老爸乔姆利”的爱从未减退。

总的说来，邱茉莉的成长同我一样，也是受到同一时代世界潮流的推动，虽然从地理上或社会地位上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很不同的。1929年后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毁掉了她在约克郡所经营的奶牛场。她在伦敦学习文秘专业，但仍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出于对日益增加的英国失业大军的同情，她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因为在英国，妇女的就业机会比男人更少，男女同工不同酬。她曾想移居美国或者苏联，那里对妇女的歧视较少。

1935年，她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到许多国家旅行的机会。这个机会来自她的家庭同上层社会的关系，但却使她更加坚定地左倾，最后使她来到中国，来到我身边。

她的父亲曾托他的一些有办法的朋友为她找份工作。有一个朋友正参加接待“太平洋关系学会”全球考察团。这个学会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实际上却是美国主办的。它的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为了改变一下它的形象，想找一个英国人来参加工作。他听说邱茉莉出身英国乡绅家庭，而且又是双姓（美国人往往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它表示门第高贵），觉得可能是适当人选。但他先要他的夫人艾丽丝・卡特见一见她。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看见邱茉莉身材高挑、容貌端正、没有娇气和架子、有教养而又坦率，觉得挺合适，就点头了。邱茉莉有点挖苦地告诉我说，这次重要的会见是卡特夫人在伦敦一家美容院里做头发的时候完成的。

但经济上碰到了一点困难。按照“学会”的规定，雇员本人要负担一部分旅费，但邱茉莉和她父亲都付不起。幸亏一位富有而热心的姑妈出手援助，她才算得到了这份工作。

她受雇后就陪同这个代表团继续它的全球旅行――到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都有附属于这个学会的团体。后来她成为这个学会设在纽约的“国际中心”的正式工作人员，具体职务是学报《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秘书，这个学报当时由著名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主编。

这次意外的、足迹几及全球的远征扩大了她的视野。在印度，她看到了大英帝国华丽外表下本地居民的苦痛；在中国，她看到在外国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下，人民如牛马般地劳动。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她遇到了谨慎而坚决地反对这一进程的人士，如学识渊博的康夫博士和来自贵族阶层的西园寺公一――后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二战”以后他住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在纽约以及在学会的国际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游胜地“优山美地”举行），她结识了为学会工作的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公开身份，因为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共党员不但不能出国，还随时有可能被杀害。

1937年，日本开始了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中国一边。邱茉莉成了妇女界抵制日货运动的积极分子。日货主要是丝，用于制造女用长筒丝袜（那时尼龙尚未出现）。日本对美出口丝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油、废钢铁和其他军需品。

她还参与了“美国救济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以及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作（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来，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斗争的两个前线）。

她在学会内部帮助成立工会。前面提到过的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像许多雇主一样，原来是同情职工的，但一旦职工的行动侵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就变了。他感到他那种家长式统治被触动了，由此认为邱茉莉――这位由他雇来的出身高贵的“英国小姐”――不知恩图报。

1939年，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英文名字叫“苏西”）去香港，名义上是为“学会”做出版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争取援助。因为中共虽然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了战时统一战线，但它的部队不但得不到军用物资，甚至连医药用品也没有供应。

这时，邱茉莉同陈氏夫妇已成为最好的朋友。她取得了“学会”委任她的一项任务，到中国内地去研究传统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这在战时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她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内地而是在陈翰笙领导下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工作。“工合”运动是使日本占领区内的技术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转移到抗日地区。她还同陈翰笙合作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报，报道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初名《内部参考》①，后改名《远东公报》，主编者用了“伊迪丝・克伦威尔”的假名。

正是在香港，通过上面说到的一些共同参与的工作，我们相识了。最初我们只是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的一般朋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脸色苍白、金发的英国妇女，比我高出一头，工作勤奋，不大爱说话，年纪大概三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据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只是一个矮个子、有点害羞的年轻人，“眼睛长长的，老往上翻”（可能因为她比我高很多，所以我要往上看）。除了好奇之外，我们彼此心里都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同第一个妻子仍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她也有她自己的私生活。

我第一次对她动心是1941年在香港街头同她的一次邂逅。她满脸愁容，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黑眼圈中。她刚经历过一段热恋――据她后来告诉我，不但是她一生中欢乐的巅峰，并且看来已达到了彼此的理解――最终发现被人欺骗了，被粗暴地抛弃了。

我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平时看来是非常能够自持的，现在却使人意外地感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伤心。但我当时仍没有想

①[译者注]原文为拉丁字Internos，意为“只限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

到或察觉到我们以后会结合在一起。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在此之前，我们在志愿为中国战时救济服务的工作中重逢。她的情绪显然已全恢复正常，在“中国平准基金会”找到了一份新的正式工作。这是由中、美、英三国联合组成的一个机构，任务是维持中国正在贬值的通货，使之免于崩溃。她到那里去工作是由于冀朝鼎的推荐。冀朝鼎同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同乡，他家的一个老朋友又同孔有关系，因此他成了这个“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之一。邱茉莉在她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使英国代表霍尔-帕奇大为恼怒，因为她不是站在英国代表一边，而是支持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曼纽尔・福克斯和所罗门・艾德勒――他俩都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人士。

在18天的香港之战中，她不止一次到南华早报社来看我，我当时任该报副主编。每次她都需镇静、勇敢地从“山顶”高级住宅区――她从原住处搬到这里来同一位女友做伴――弯弯曲曲地一路下坡，这一带经常受到敌人的炮击。那时她参加了战时工作，帮助中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出版一种名为《香港战时快报》的新闻传单。

我们在一起谈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平准基金会”的文件。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员已匆匆乘飞机撤往重庆，冀朝鼎临行前给邱茉莉留了个条子，嘱咐她办这件事。我陪她到冀所住的“香港大酒店”房间里，把他来不及销毁的片纸只字都放进一个钢制废纸篓中烧掉。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她和她那位住在“山顶”区的女友把一个马口铁箱子埋在花园肥料堆的下面。

我们还谈到如何使“中国工合”的档案不落入日本人手中――由她和同事们加以销毁。我还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同事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讨论香港陷落――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我们如何才能逃脱日本人对我们的报复，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抗战效劳，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据我们了解，中共地下组织有一个帮助统战对象及积极分子撤退的应急计划。香港的自由主义报纸《大公报》的文学编辑杨刚是地下党员，她会告诉我们撤退的时间和地点。

日军攻占九龙半岛并进而在香港岛登陆这段混乱的日子里，我和邱茉莉失去了联系。她后来告诉我，她去当了一名志愿护士，工作地点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军队医院，设在十分时髦的“香港大酒店”酒廊里。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力去做。伤员越来越多，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地板上，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痛苦不堪。我能想象她在工作时的样子――强壮的身体、不倦地劳动、对伤员无比关爱，尽管如她懊丧地对我所说，她所受到过的医疗训练只限于兽医急救，那是在雷丁农业学院学习时以及在奶牛场实际工作时所学到的。

但这时她在外表上一点也没显示出那一年早些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她对危险的回应是行动而不是忧伤。

我们的撤退安排由于香港的过快沦陷成为了泡影。我们再次相见是在日本人所设的赤柱平民拘留营，赤柱（英文名字是Stanley）位于香港岛的最南端。

她是随同住在“山顶”区的英国人一道来的。她用讥讽的口吻告诉我，住在“山顶”这个特权地区的英国人都是官方或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他们最初曾请求日本当局允许就把他们拘留在他们所习惯的这个有名地区内，彼此以君子之礼相待。但经过几次谈判，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们成了进入赤柱营的最后一批外国平民，剩给他们的住处是条件最差的――营里的人说他们活该。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同意他们乘卡车来，所以他们带来了“席梦思”床垫、装得鼓鼓囊囊的箱子、食物，还有准备在营里买卖的各色物品。这些东西在拘留营里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因为早一些进来的人都靠步行，只能带一点点随身的衣物。

邱茉莉本来不属于这批人之内，只是因为作为一位住在“山顶”的女友的客人同她做伴，就意外地跟着这批人一块儿来了。我一眼就看见她和她的那位女友在一辆卡车上。我帮助她们卸运行李。我虽然个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在营内，我们住在不同的区域，她在英国人区，我在美国人区（我在营里用假名，并说是美国传教士）。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们帮助中国而对我们进行报复并且希望尽快继续这一帮助中国的工作，我们共同的脱逃决心又使我们聚在一起了。初时是共同策划，后来，在经历了共同行动和共同脱险之后，我们成了夫妇。

这是以后要讲的事了。（沈苏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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