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培芳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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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钟型社会：公共理性经济革命试读：
新商务系列丛书总序
姜奇平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其中一个重要取向，是不断用人类新的知识，更新国人旧的头脑。在上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通过对工业文明智慧渊源及思想果实的系统引进，为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在下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必将通过对信息文明智慧渊源及思想果实的系统挖掘，为推动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再次提供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商务，既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未来。
我们推出这套“新商务”系列丛书的目的，就是继承商务印书馆的启蒙传统，抓住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历史机遇，用下一代经济的先进理念，进行新商务启蒙，为迎接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文明浪潮，提供值得追随的智慧。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就预言人类将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制造，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有力推动了这一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继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之后，人类发展方式又一次深刻的历史转变。从此，人依靠机器生产转变为机器围绕人生产成为可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人类上一次生产方式转变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包括欧美梦幻般的崛起，人们有目共睹；而对这一次意义更为深远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包括中国将对人类做出何种贡献，人们没有理由熟视无睹。“新商务”系列丛书建立在对“下一代经济”核心理念的发现力之上，通过追踪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渊源、现实进展以及未来走向，从中发现新的经典，发现新的规则，发现新的方法。为此，丛书开辟“发现经典”、“发现规则”、“发现方法”三个子系列。“发现经典”系列，主要定位于从世界范围信息革命中发现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通过系统翻译和重新发现世界知名学者的新经济思想和经典著作，为人们探索下一代经济的元逻辑，提供思考线索。“发现规则”系列，主要定位于从中国信息革命的实践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游戏规则。通过汇集中国学者对新商务实践的总结，为提炼新商务规则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发现方法”系列，定位于指导新商务实践。侧重对国内外新商务概念的归纳、对前沿商业模式及其本地化的阐释，以期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与工业革命“新商务”思想成果的引进不同，除了具有共同特点外，“新商务”系列丛书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信息革命正在发生，有待成熟，经典、规则与方法都是相对的，在探索中难免失误，恳请读者以批判态度、宽容心态对待；二是中国与世界同步走上信息高速公路，相对以往，中国学者有了更多产生原创发现的机会和条件，我们将以开放心态力推新人，也希望读者与我们共同前行、共同提高。
春江水暖，先下水者当作先知；继往开来，新商务中敢为人先。让我们共勉。
导读
杨培芳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两元对立的思维误区，重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政策势必走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死胡同。而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平台，平等、互利、共赢的互联网精神正在解构工业社会伦理，催生“自由市场”和“官僚支配”之外的第三种经济模式。
农业社会的基础伦理是“族群理性”，工业社会的基础伦理是“个人理性”，信息社会的基础伦理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内在驱动力是网络协同准则和平等互利动机，即“在信息日益透明的条件下，一个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这种公共理性原则正在被各国的实践所验证。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还有一批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发现，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和更高程度合作的产生，工业社会的“自利”哲学和实用主义的战略选择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相关者互利共赢才能代表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
就人的本性而言，他们非善非恶，多数人既不想当圣人，也不想当罪人，只想当一个能够平等对待别人、别人也能平等对待他们自己的人。唯有网络生产力给他们提供了平等交易的环境和条件。如果说计划经济要求人们“利他”，传统市场经济假设人们“利己”，协同市场经济则引导人们走向“互利”。在网络生产力条件下，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网络之磨”产生的一定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以中产者为主体的钟型社会。
序言 如何拯救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解构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工业生产力基础之上，以满足私人占有欲望为伦理基础的交换体系。它相信每个人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在不自觉中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也叫作“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但是很明显，这种理想状态在整个工业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你去大量占有，别人就不能占有；这群人大量地占有，那群人就不能再去占有；人类大量地去占有，其他动物就不能再占有。
人类近百年的工业实践已经证明，资本和物欲的无节制扩张已经触怒上帝，于是上帝就派“沙漠”、“灾害”和“瘟疫”这三头怪兽对人类实施普适性报复。几乎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勇士大声疾呼，人类物欲必须限制，经济正义不能泯灭，人类行为不能与理想背道而驰！但是声音过于孱弱，西方经济学者们仍在扩大物质财富市场经济的适用范围。“正统的经济学者，正和中世纪的经济学者一样，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基本论断。他们无休止地工作，以便为这一论断建立一个出色的合乎逻辑的体系。”（亨特：《对经济理论的批判》，企鹅出版社1972版，第188页）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前卫经济学者不得不承认，工业市场经济具有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和缺陷，这些矛盾和缺陷已经使它处于不良运行状态。失业、垄断、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贫富悬殊，有时会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发现，“始自亚当·斯密，经过200多年发展的经济学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上册2007年版，第3页）
近代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支配别人劳动的欲望迅速增长，这些很快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推手。无止境的贪欲被奉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为了不使社会经济系统因极端自私行为而崩溃，西方国家不得不在适当限制私利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工业社会留下来的这样一个体系：一方面促使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又通过税收和捐赠引导部分财富投向社会。但是在中国，由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以及社会精神严重缺失，学者们开出的药方陷入了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悖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已经使我们的国家机体饱受折磨。市场经济如何走出凯恩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双重误区，成为后现代社会一道最大的难题。“健全法制”也许包含了解开这道难题的有效成分，但是在社会精神严重缺失的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事事都要诉诸法律，法律文本将越来越厚，诉讼环节会越来越繁，执法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样的社会还能不能运转？
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信息不透明几乎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只要你走进书店，最畅销的经济读物是《教你如何赚钱》、《市场竞争三十六计》、《厚黑学》之类，与之相应的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充斥我国城乡市场。带讽刺意味的是，网络技术本来可以为社会提供信息透明的条件，然而经营者却利用网络制造信息不对称，贪婪地赚取超额利润。广大消费者天天都在受骗上当，也许你今天受了他人的骗，明天换一个位置去欺骗他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加节制，我们将面临“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社会。
在这样的状态中，不少学者开始倡导“国学”，主张用传统道德伦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可是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相信道德说教，在物质财富面前，道德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国传统道德力量主要来自一种内省的修炼，浸透了伪善本质，面对新兴生产力，它们既违背科学精神，又落后于新的经济时代。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迅速扩展，信息网络的无边界协同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封建时代的经济交易伦理是群体理性，工业时代的经济交易伦理是个人理性，那么信息时代的经济交易伦理应该是公共理性。因为在网络透明环境中，无边界合作、平等交易必然会成为一种刚性的非正式约束气氛，“个人的成功必然建立在相关者也成功的基础之上”。
约翰·纳什1994年就用数学方法证明，利己主义非合作重复博弈的均衡结果肯定是进入“皆输”的陷阱。后来他又在“三人演化合作博弈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如果交互的生物体或人类被假定为仅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并且促进彼此之间合作的本能来引导”。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除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天然法则就是“一报还一报”。人类掠夺自然，自然要报复人类，强者恃强凌弱，弱者联合报复强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以往信息传递的时延太长，能量积蓄缓慢，这种报复来得太慢。而信息通信的迅速普及不仅使信息传递时延缩短，同时也使能量积蓄或动员速度加快，人类必须更自觉地适应“一报还一报”的社会法则。
根据这个法则，未来企业的首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价值，只有向社会提供有用价值，才能从社会得到合理的回报。经营者也不再需要假冒伪劣、偷工减料、坑蒙拐骗、价格欺诈，因为他们知道通过网络作用，弱势群体联合起来就不再处于劣势地位，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量不义之财更能获得长远利益。一种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第三种平衡力量悄然萌发，它的微观机制就是透明管道下的社会监督，而网络及其产业就是这种透明管道的生产力基础。
人类对待自然环境已经走过了一条先破坏、后治理的弯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文环境也正在受到破坏。而要修复人文环境，可能要比修复自然环境更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一个严重问题是传统经济规则和制度安排还在重复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亘古恒言。我国有不少共产党员反映，党教我大公无私，市场经济教我个人利益最大化，怎样才能摆脱这种二元悖论的困扰？
按照人类普遍的需求层次，如果说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尚要靠利己主义推动，那么交流与尊重则要靠平等互动，满足自我实现则要靠牺牲精神。有人将高层需求和牺牲精神理解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另一表现方式（沽名钓誉），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对人类“天下为公”理想共识的亵渎。与过去不同的是，信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不能脱离时代，但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迷恋传统不如超越现代
国人的文化基因中似乎有一种向后看的倾向，现实社会一旦出现些许不如人意，就喜欢在历史故纸中寻找楷模和寄托。孔子要克己复礼，认为周天子的统治是最美好的时代；孟子骂五霸是三皇之罪人，认为三皇禅让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到了后来有人独尊儒术，有人惜秦皇汉武，每每改朝换代也要打匡复前朝旗号。刘备要光复汉室，朱元璋要驱胡兴汉，清朝入关多年以后，还有人要反清复明。现代则有人怀念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到了老百姓那里，就经常有人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甚至怀念政府高度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感叹21世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于是乎，有人极力要复兴国学、振兴国粹，寄愿华夏文明再次崛起。但是只要认真探究一下世界历史，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巴比伦，各个时代有适应各个时代的文明，它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复兴之梦总是以破灭告终。工业时代不可能复兴农业时代的安谧，信息时代也不可能复兴蒸汽机时代的辉煌。两百年前欧洲蒸汽机驱动了纺织工业革命，使中国男耕女织的丝绸文明黯然失色；一百年前，美国电气革命又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北美，这都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许多人都看到中国现实社会中的“GDP主义”、贫富悬殊、自然环境污染、人文环境破坏，但是开出的药方每每对立相克。比如有人要继续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富人再富；有人则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美好时代。这些主张在信息时代都难以为继，我们应该在新兴生产力基础上创建“第三经济模式”和“第三社会模式”。相信多数国人的智慧，在经受一个阶段的“鬼打墙”之后，一定能走出二元悖论的误区，找到既适合国情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唯一出口。
西方理论工作者喜欢用案例说话，本人也想探究两个案例。一是中国京剧能不能振兴？前几年我有幸和圈内人士讨论，共同结论就是，只要打破历史局限，大胆改革、与时俱进就可以振兴；否则只把它当作故国之粹，一板一眼不能改动，不能与时俱进，那就只能进历史博物馆精心保存，供一部分人把玩欣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全社会振兴。
第二个案例是中医理论。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有位院士提出“取缔中医”的那场风波，本人也坚决反对取缔的主张。可是中医理论几千年，言必称《黄帝内经》，言必称《本草纲目》，甚至把阴阳五行、28脉、手相八卦都作为千年不变的金科玉律，怎么能和全球化接轨？还有一个重大失误是我们把“中医”翻译成英文就成了“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永远地传统下去又怎么能够持续发展？必须承认祖国医学有许多好东西，但又必须承认，里面确实也有许多糟粕，即便是精华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我曾经建议把中医名称改为“生态医疗”或者“绿色医疗”，希望有更多人士重视这个问题。
近些年，不少外国友人喜欢中国国学、京剧、中医，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只有把传统中的精华元素与最先进的生产力相结合，才能与时俱进、真正走向世界。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不但能使优秀传统得以持续，还很可能创生系列新兴产业，铸造新的起跑线，使中国重新跑在世界前列。净琉璃世界不是梦
几千年前，菩萨问佛，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佛言“自此向东，穿过十个恒河砂子那样多的一个一个的世界，就到达一个叫作‘净琉璃’的国度。那里一片光明，晶莹剔透，每个人的身体内外都干干净净，每个人的眼睛都能够看清楚3,000个世界之内的万象。这里的众生都没有贫穷，也没有痛苦和烦恼，而且非常有智慧，随便他们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获得成功”。这就是佛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是人类在农业和工业生产力阶段，这个净琉璃世界只存在善良人群的愿望和幻想之中。信息严重不透明，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盲目性很强，使得人类生产总量与破坏总量剧增，幸福总量并没有获得实质性增长。
1964年，一位英籍华人高锟博士（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从理论上证明，用玻璃纤维传递语音、数据和图像信息，比用铜线传输在速度上能够提高几百万倍。1970年世界第一根光导玻璃纤维由美国康宁公司制造成功。1972年，硅系大规模集成电路又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问世，使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并朝智能化、全光网络方向发展。现在人类完全可以借助河里的沙子，提炼出硅系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通过无边界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使人类变得越来越智慧，社会也越来越透明。
尤其是在近30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世界第一大信息通信网络，并渗透到全国城乡，普及到相当低端的人群。这一成就除了仰赖中国通信人的敬业精神和长期努力之外，主要得益于网络的一系列后现代经济规律以及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比如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法则、达维多定律、新泰尔定律，都从多个侧面显示出强烈的规模经济性质，也就是用户量越大，使用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而单位成本反而越低。
有人说技术再先进也只是一种工具，如果人们利用网络制造信息不对称，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适得其反。比如现在网络给我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淫秽内容、垃圾短信、网瘾、诈骗电话，以及病毒木马、流氓软件等等严重的社会危害。然而这些危害的根源不在网络，而在于传统社会遗传下来的弱肉强食、二元对抗的文化基因；当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奸诈、诡异等糟粕成分不无关系。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正在从低级阶段向智能化高级阶段迈进，实名制、透明化、讲诚信、负责任将成为网络智能时代的主流文化，人类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无边界融合、大规模合作时代。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技术还是比我们先进，但是东方文化中“兼容、共享、和谐”的精华基因更能够把最先进的信息生产力推向前进，净琉璃世界不再是梦。第一章信息产业方兴未艾电话时代花落去
人类经过了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形成语言；第二次是出现文字；第三次是发明印刷；第四次是普及电报电话和电视；第五次是计算机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一百多年前，电的发明并没有很快促进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后来电动机的普及应用使工业生产力从蒸汽机阶段一下子跃迁到电力阶段。几十年前，计算机的发明也没有马上使生产力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后来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信息生产力一下子跃迁到网络阶段。
如果说第一次至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都是材料、能量经济环境中的附属物的话，那么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正在成为人类信息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石。
1992年，国际电信联盟顾问委员会就提出“后电话时代”（post-pots era）的概念，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日益融合，多数国家的主要通信方式开始由简单的普通电话向更广泛的数据、图像、移动通信、智能网络和增值服务方向发展。
早在1977年，日本电气公司（NEC）董事长小林宏治在一个国际通信展览会上发表了题为“将计算机与通信相结合的发展方向”的演讲。此后，国际社会迅速形成“C&C构成未来世界”的重要概念。1978年，法国财政部长西蒙·诺拉创造了一个新词：Telematics，意为远程信息处理。几乎同时，美国哈佛大学的安东尼·奥廷格创造了另一个新词：Compunication，更是通信和计算机的合成词。这些都说明通信与计算机越来越不可分割。
其实，计算机在发明阶段就与通信技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1938年，贝尔实验室在试制新式自动电话交换机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继电器式的数字计算机，并发明了布尔逻辑代数。直到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试制成功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除了将继电器换成电子管外，仍然基本采用这种数字电路的逻辑原理。这种电子管计算机的特点是体积大、造价高。美国总共生产了1,000台，日本共生产了3台。
1948年，第一支半导体三极管在贝尔实验室问世，1955年该室科研人员又研制成功硅系集成电路，为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开辟了道路。目前几乎100％的计算机都成为通信终端设备，诞生出越来越多的信息通信服务方式。
计算机多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对未来通信的基本模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三电融合，即电话、电脑、电视融合为一台终端通信设备，一机多用。另一种理解是三网融合，即由目前三个不同的网络（电信网、计算机网、电视网）融合为一种相同的网络，同时承担三类业务。现在看来，以光纤为核心的传输网络已经融合；传统的电路交换平台、广播分配平台正在融合为一个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而终端接入越来越朝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演化，根本不需要融合。互联网的魔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以它神奇的魔力快速发展起来，这主要得益于它的独特的自组织方式和低廉的收费。它能够做到费用低廉主要是由于它能精巧地利用现有电信资源。但它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这种无级别、无管理的网络继续发展，用户已经很难找到有用的信息。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带宽通道还不适应大量视频交互信息服务。于是又出现了宽带互联网方案和“智能IP”概念，也就是吸取电信组网方式和网管方式，以适应更大范围的高速数据传输交换。
一个理想的、适应信息社会高性能的信息基础设施至少应该具备三层结构，即物理网络层、信息业务层和用户接入层。物理网络层主要由光纤传输和宽带交换或高速路由器构成，它主要用来支撑所有的公众基本通信服务；也支撑一些行业通过联合建设或者租用部分传输和交换能力组成内部网络或者虚拟专用网络。信息业务层包括利用物理网的传输交换能力向用户提供端到端的透明的信息传递的基本服务，也包括各种信息内容和各类应用服务。用户接入层指所有的用户终端设备通过有线、无线、固定、移动方式接入到任意通信业务交换平台的接口。接入的可以是最终用户，也可以是终端业务的转售经营者。从长远看，多数行业的内部专用网络应该被公共网络取代，就像运输服务业最终取代企业单位的内部车队一样。所以应该控制内部专用信息网络的发展，要么在十分必要时再建，要么尽量在公用网络基础上采用虚拟专网方式。
中国的互联网建设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一些坎坷，终于在2000年之后走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到2011年7月，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达4.85亿，超过了美国人口数，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现在互联网服务模式正在快速侵蚀传统电信服务市场，除了宽带传输和接入之外，“任何信息服务统由互联网承载”。无论各利益集团的态度如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光电极限几经突破
推动网络经济发展的有两个技术基础，一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二是光纤带宽技术。20世纪70年代，英特尔公司的摩尔总裁发现芯片的集成度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这一发现被称作摩尔定律。摩尔是半导体管发明人肖克莱的学生，肖克莱在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并获诺贝尔奖以后，就与摩尔到美国西海岸创建了英特尔公司，最后成为计算机芯片的垄断提供商和硅谷的策源地。
20世纪90年代，吉尔德发现互联网所需要的带宽正以每6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这一发现被称作超摩尔定律。从理论上讲，一根光导纤维的带宽可以供给几亿对人同时通话，但是由于受到电子器件时延特性的影响，一套光纤通信系统最多只能携带250万路电话。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用时间分隔技术把一束光电信号的载荷能力扩展到15万路电话，再沿着这个技术方向发展，已经得不偿失，于是科学家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光纤的波分复用（WDM）上来。起初是几个光束、十几个光束，到1999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一个华人青年突破了1,022光束的密集光波分隔技术（DWDM）。这一技术的突破，可使制约互联网的带宽迎刃而解，使通信距离和带宽的成本因素大大降低，使整个网络产业的利益结构重新配置。
一个芯片集成度的大小取决于光刻的精度，以前人们认为芯片上的线间距离不能小于可见光的波长，因此0.17微米就是硅集成电路的线间距离极限。但是不久，美国成功地突破了这个极限，用量子技术实现了0.05微米的线间密度。这一技术的突破，可使10万门电话交换机的主要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可使许多网络终端的功能植入人体，真正的奇迹不久就有可能出现。也许再过几十年，通信网络只剩下透明光纤连接遍布城乡的移动信息通信基站，智能终端将与某些人体功能融为一体，过去许多被认为只是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在技术上都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插上智能化的翅膀
以往，人们认为只有生物工程普及以后，才能真正实现人机融合，促使人类社会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硅系集成电路芯片很快做到可以植入人脑的程度。未来学家托夫勒将智能化叫作第四浪潮，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即使依靠生物工程处理信息，它仍然是第三浪潮中的一个高级阶段。
将芯片植入人脑的人机融合可理解为广义的思维解读技术。这种支撑人机融合的神经网络技术和智能计算技术在近二十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学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研究热情。智能计算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脑的模拟问题，其中，神经网络系统理论以人脑的智能功能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与人脑的智能信息处理能力相关的信息处理理论方法。
由于人类大脑工作机理十分复杂，目前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识还很肤浅，揭开大脑思维之谜任重道远，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目前计算机的主要应用仍然是信息处理和科学计算，对于智能计算，像分析、推理、判断、综合等方面，现代计算机仍然显得能力低下。
虽然技术派科学家为公众勾勒了“电脑人脑对接技术”的美妙前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解读和控制人脑的种种技术，在短期内并不容易实现突破。要想实现解读或者控制大脑完成复杂动作的愿望，技术上的“瓶颈”很难逾越。因为人脑太复杂了，奥秘也一直没有被参透。就连一直雄心勃勃打算介入这一领域的比尔·盖茨也承认，想要实现电脑对人脑的解读、控制和“兼容”，至少是两三个世纪以后的事情。
目前的人机融合的“机器人”技术，尚处于外围的“脑机接口”或者生物电传送分析阶段。可将人机融合的思维解读技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阶段一，生物芯片植入大脑末梢来解读简单信息，起到连接神经网络的接口作用。这个阶段，总体上可概述为以“人”为主的“机器人”阶段。阶段二，将记忆存储生物芯片植入大脑，人脑利用芯片进行存储、读写或者思维，即“半机器半人”阶段。该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以“读”脑为主的前期和可“读”可“写”的后期。阶段三，人工神经系统可以模拟人脑，就是说生物芯片系统完全置换大脑，即完全“机器人”阶段。目前人机融合技术刚进入第一阶段前期。
涉及具体用途的机器人技术产品的开发研究，还需要认真甄别对待。比如用于工业的机器人、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机器人，技术越进步，智能化程度越高，对社会进步的正面影响越大。但是，如果有人研究开发专门用于控制别人大脑思维的机器人或者受控机器人杀手，那就十分可怕。再比如社会是否允许研究开发机器人性玩偶、机器人保安、机器人仆从，就需要进一步甄别讨论。
也有科学家利用脑电信号来控制计算机。这是一种持续300毫秒的电脉冲，通常出现在大脑进行决策的时候，有时候也被用于测谎领域。计算机可以“知道”受试者想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哪个字母。尽管利用脑电图实现人脑机器接口相对廉价和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脑电图显示的是大脑中1,000亿个神经元活动的总体状态，试图从中提取出特定的思维活动信息，就如同在万人大合唱中分辨出单个个人的声音。
有关研究证明了人们不仅可以从大脑中读出简单的运动指令，证实了思维意图储存在人脑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区域，而意图的执行则发生在另外一个区域。更重要的是，这种非侵入式的接口技术提供了新的希望——机器可以读出人脑的抽象意图，比如打开电灯，阅读电子邮件，而使用者只需要自然地思考这些事情。
现在可以预料的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一旦与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将再次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面貌和生活状态。协同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
正值工业经济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商品交换这个社会活动细胞，发现一个幽灵正在欧洲上空游荡。但由于历史的必然或者偶然因素，这个幽灵并没有在工业生产力发达的西方国家降落下来，而是在工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降落。但是很快又出现反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极度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服务逐渐成为世界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并且正在以数倍于工业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范围扩展，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幽灵就要降临。这个幽灵不再是工业生产力时代的集中控制的社会规则，也不是个人理性的自由主义规则，而是建立在网络约束条件下的联合起来的公共理性规则。无边界协同，平等合作，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上世纪70年代人们初识信息化时，大家注重信息机器（大型计算机），后来人们注重信息系统（MIS），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开始注重信息网络，这是发达国家信息化的轨迹。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必走发达国家建设太多封闭信息系统的弯路，应该直接走上发展社会化信息网络的快车道。可是我国还是经历了购置大型计算机热、建设各部门信息系统热。1992年，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我国又很快出现了群雄逐“路”的局面。由于过度效仿美国，致使我国信息化的努力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交了过多的学费。
以往，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是研究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以后，如何改善原有工业经济结构下的运行规则，这些理论学者多出自一批数量经济学家，其中获诺贝尔奖者大有人在。但是，信息经济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信息网络及其产业的经济学问题，恰恰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近乎空白，而照搬或者改良工业经济理论，很可能把信息经济引入误区。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比如，高科技产业是高质量高利润的行业还是高质量低利润的行业？知识财富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资源？相互依赖性经济的增长，未来特大型企业的约束机制是政府还是市场？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公共基础设施需要的大量资金如何解决？面对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市场和政府都显得力不从心。信息社会正在呼吁除官僚支配和营利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经济形态，即网络条件下的社会协同经济形态。以信息服务为主要经济活动
如果说商品生产这个工业社会肌体中最活跃的细胞将人类带进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信息服务这个后现代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究竟将把人类带进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过多地接受了工业社会的理念，总是认为不论什么时代，人类都必须以钢铁、粮食、机器等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东西为主要生产对象，而满足其他需要的东西不过是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永远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不过是附在坚实肌体上美丽的羽毛。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1)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农业社会人们用镰刀斧头生产；工业社会人们主要用机器生产；进入信息社会，50％以上的劳动者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从事生产。他们既生产粮食、机器等实物产品，也生产日益多样化的精神产品和服务。
十年前我在欧洲参观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那里一个硕大的生产车间里的四条生产线基本无人管理，只看到一位工人在一个角落喝咖啡看报纸。原料库也无一人管理，只有机械手在货架上忙碌。成品库只有机器人负责输出和输入。而在白领车间，每个人都在工位上望着三台电脑入神。但也时常看到有人在休息角吃点心和聊天。工厂负责人十分感慨地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未来经济增长主要靠休闲、娱乐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产业。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就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许多原则差异，将会招致许多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冲突。最核心的一个经济问题是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信息服务的价值，又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服务是大家共享的，社会尚没有适当的机制去决定信息服务的合理配置。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需要做出的是一种公共决策，它不等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个人决策加到一起将是一场噩梦。
尽管经济学家尚没有找到衡量信息服务价值的标准方法，但是信息经济依靠某种神奇的力量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使人们直接感受到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日益贫困。在商品生产社会里，机器居于支配地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时间被编排得井井有条。大规模生产同一种商品是工业社会的象征，能源代替肌肉提供生产动力。在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社会里，受过教育、掌握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是社会的中心人物，包括管理性劳动在内的信息劳动将成为主要劳动方式。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
人类社会从来离不开材料、能量、信息这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绿洲，为了占有更多的实物资源，演出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相互争斗的壮歌。这就是以材料为主要生存环境的第一代人类文明。
蒸汽机革命之后，人们不再被动地适应资源条件，而是利用动力机器，让资源流动起来，创造了以能量为主导、以竞争为动力的生存环境，也就是第二代人类文明。必须充分肯定动力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1774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修理工瓦特，对纽可门的蒸汽机进行了重大改进，使它达到实用化程度，从而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产业的迅猛发展。1807年、1814年，轮船和火车相继问世，使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根本变革，并带动了造船业、机车制造业、铁路建设业等新产业群的兴起与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事情总是有利有弊，我们也不可忽视工业文明对人类施行的种种报复。
记得孩提时代，有位下乡干部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大片厂房和插入云端的大烟囱，迎面开来一辆突突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旁边镌刻着一行金色大字：“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当时我想，将来能在这样的工厂当个工人该多惬意！但我并没有想到，蒸汽机革命不但给人类带来了工业文明，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能源的过量消耗、土地沙化、空气污染、温室效应和现代疾病，这些后果又反过来严重危害到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区的垃圾曾堆积如山无人处理；日本妇女上街购物要戴防毒面具；英国交通严重阻塞，母亲们抱怨说孩子上学的马路简直成了死亡陷阱！专家们警告说，我们的城市因交通问题正在走向毁灭！于是，生态悲观主义者预言，人类进入21世纪不久，就会面临矿产资源耗尽、粮食增长终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的灭顶之灾。尤其是曾经席卷欧美大陆的能源危机，形成一种人类末日即将来临的不祥预兆。甚至有社会学家预言，世界所有以石油为动力的机械将全部报废，只有美国国内石油储备可供应军事之急用。然而时隔不久，发达国家的交通问题戏剧般地相继解决，能源问题虽然还未找到根本解决办法（比如核聚变），但是全世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信息通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交通能源的置换。
在这种情况下，各类与信息经济、信息社会有关的论著应运而生。这些论著不乏严肃之作，但大多是沿用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只将信息产品（软件、服务）置换为工业产品，很少触及由信息服务引起的价值观念、预测方法、运营机制、支撑理论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实质性问题。
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信息网络给当代经济理论带来的严重挑战。因为谁能够掌握信息服务业的经济规律，谁才能执未来经济学之牛耳。但我国经济学界许多人热衷于用西方经济学中早已成熟的工业经济理论解释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而对处于未来社会核心地位的信息服务及其内部规律，以及对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理论带来的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但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信息服务过程比作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按照这种工业社会的思维定式，人们会像对待物质商品那样去独占信息资源，或者专有一套信息系统。这就造成严重的信息割裂，扭曲了信息共享这一根本性质。
重视当前实证对策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忽视对未来问题的规范分析是更危险的，因为观念的落后才是最可怕的落后。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200年前的欧洲纺织工业革命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丝绸文明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从东方移到欧洲；100年前的电气革命又把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信息革命正在促使它再次移向东方。可见上帝并不总是厚待强者，关键是欠发达国家在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中能不能捕捉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我国基础工业落后，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并不落后。10年前我到美国最大的一家地方电信公司考察，发现他们的光纤化比率没有中国高，甚至保留了1/3继电器式的电话交换设备，同类设备在中国已经全部淘汰。我国精细加工能力落后，但是设计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并不落后。我国软件产业落后，但是软件人才和队伍并不落后。当前国际竞争焦点开始由传统工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由精细加工能力转向智能和系统设计能力。一旦我们学会利用智力资源优势和最大的市场空间，一定能够在信息生产力平台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奇迹来。
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中，无论是种子、农药、机耕、灌溉等专业生产服务公司，还是各类农用物资、产品的购销服务公司都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化信息网络这个重要支撑条件。在城市，企业集团化的发展使信息网络显得更为重要，零库存生产是任何一个工业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不仅需要在企业集团内部进行有效的生产调度，更需要及时掌握各种社会信息以便对实时变化的市场情况做出反应。
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对信息网络的依赖程度本来就高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各类交通运输体系越来越要求在路况透明的情况下运行，卫星定位和汽车漫游信息网络服务可使车辆空返控制在最小范围，客运定座和客房预约系统必须延伸到居民家庭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电子商务可把用户需要的商品送进家门，并通过手机网络付账。科研设计工作者可坐在家里访问各种知识库、方法库和数据库，真正站在巨人肩上进行科学的再创造。面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全景应用，我国13亿人口就是无与伦比的潜在市场。
人类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之中，这一过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竞争焦点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从单机技术转向网络集成。我国工业精细加工能力长期落后，但是却拥有雄厚的智力资源和优秀的软件后备大军。只要继续运用信息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世界经济重心肯定会再次向东方转移。分布化协同发展道路
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一份“增长的极限”咨询报告给人类敲起了警钟，部分学者还着意描述了资源枯竭、能源耗尽的人类末日景象。70年代一时走红的几本社会学著作开始把信息社会作为主要议题进行描述。作者大多又以“科技乐观主义”的基调驳斥了“生态悲观主义”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其中许多论点还成为西方政府制定经济技术发展战略的立足点。但是，他们又用传统市场经济方法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只要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因而也就具备了补偿日益增加的科技开发成本的财力。这种肤浅的认识难免使他们走向本来立意的反面。
相比之下，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更严肃地分析了人类面临的难题。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科技发展正在使社会经济形态由商品转向服务，由于许多服务是大家共享的，一个最核心的经济问题就是人们无法用市场条件来衡量这些公共服务的价值。“生产率的增长远远落后于服务总成本的增长，财政问题很可能是后工业社会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而，丹尼尔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工业制造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是相加效应；而信息服务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是倍乘效应。来自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实物产品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约是它的成本的几倍或一点几倍；而网络服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是对它支付费用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在市场上衡量信息服务价值的条件，工业方法使它的效益、价格、需求规模和发展机制受到严重的扭曲。
同是面对信息社会，出现了集中化和分散化的两个极端观点。丹尼尔·贝尔教授认为：“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必须交给国家去寻求解决办法。”新闻记者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认为，第三次浪潮将使人类回到以自由个体、分散经营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
如果我们站到信息网络这个新的平台上重新审视经济活动，就会发现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老自由主义都不适应未来社会。这是因为，在今后的岁月里，人类面临的首要挑战不再是生产多少钢铁、制造多少产品，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庞大的联结网络，使各社会组织协调运作。人类面对的是消费者直接参与生产，从而产出更高质的产品和更有效的服务。正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指出的，“解释社会和预测社会未来的传统工具已经不怎么顶用了。因为它们已不能用来说明这个逐步摆脱直接生产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谋求经济改革与理论重建的根本原因。
在“生态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之间，我们应该选择谨慎科技乐观主义；在经济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选择单一集中化或单一分散化道路，又不可选择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历史循环论观点，我们应该选择一条分布化、协同发展道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
如果说系统论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原则和思维方法；控制论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理性目标和手段；那么信息论研究的则是一个时代的组织机理。人们已经发现信息论能够比系统论、控制论更直接、更有效地把握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
现代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由科学到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一点也不能忽视。错误的选择会成为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障碍。电话的发明（1876）到电话公司的兴办（1878）只用了2年；电视的发明（1925）到电视台的兴办（1937）则用了12年；数字计算机的发明（1938）到正式应用则经过了9年，可视电话从发明（1963）到部分使用经过了30年，而毫米波波导通信发明了40年却没有应用，最后被光导纤维通信所代替。现代网络技术的选择更加艰难而沉重，法国20世纪70年代选择了可视图文（专用计算机集中数据库信息检索）网络，最后被互联网技术代替；日本曾选择模拟高分辨率电视技术，最后被数字电视技术代替；美国人曾选择低轨卫星移动通信（铱星系统），结果因找不到市场定位而宣布破产。
在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历史上我国也走过不少弯路。鲁迅先生曾经悲愤地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枪弹御敌，中国用火药制造爆竹敬神；外国用指南针航海，中国用指南针观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人拿来当饭吃！”
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蒸汽机革命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欧洲纺织工业作坊用大烟囱取代大批人力岗位，而在于分化出独立的能源、交通产业。因为集中供能比烟囱林立的工业模式具有高得多的生产效率，社会化交通比专用运输工具更能发挥运输力。
信息技术革命也不在于用计算机取代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岗位，而在于分化出一个现代服务产业，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计算机的使用方式就是人类工具从“单机”到“系统”再到“网络”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中期，人们只能在计算站操作计算机，完成少量的科学运算；到上世纪后期，人们可以通过专用通信系统完成更多的运算和控制功能；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可以在家或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操作网络终端，甚至在运动状态用手机上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最大的信息设施建设和服务市场，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网络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来把握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探索一条利用后发优势的跨越发展道路。应该说，我国在20世纪后20年内，成功地实现了从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技术的跨越；从机电式电话交换向程控电子交换的跨越；从铜线电缆向光纤光缆和数字化移动通信技术的跨越。但是，我们无奈也走过不少的弯路。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位美国专家主张中国不要高新技术，而要适用技术。理由是中国是一条又大又旧的船，上面挤满了人，而且每个人都在用手划水，现在需要改为用木桨划水。如果安装一台发动机，这条大船就会沉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电信部门廉价购买过北美的二手模拟微波通信设备，日本淘汰掉的纵横制电话交换设备，后来又阴错阳差发展9,000万小灵通用户。当然我国技术人员很快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陷阱，及时调整技术政策，从以适用技术为主、小步快跑式的发展战略，及早调整为以新技术为主、高起点跨越式的发展战略。在数字化、光缆化网络建设领域，中国的先进程度一度超过欧洲甚至美国。
但是在行业管理和产业经济领域，我国远没有跟上网络技术跨越的步伐。大家知道，三网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趋势。但是由于我国部门利益的冲突和行业管理不力，三网融合政策长期没有落实。
在计算机与电信的融合方面，世界各国没有出现什么难题。因为计算机网也好，互联网也好，一开始就是电信网的一部分或者是电信网的一个网上之网。西方三网融合的主要问题出在电信与有线电视的融合上。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鼓励有线电视与电信融合的国家，早在1987年，英国一家电缆电视公司就获得了英国电信管制局的许可，作为第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开始运营电话业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全国电视公司申请的用户很少，后来英国政府又进一步放宽政策，使电视部门经营的电话用户数有所增加。5年后，英国电信运营公司也被获准经营按需点播电视节目，从而促使电信公司投资上百亿英镑，用于发展光缆电视网络。据统计，目前欧盟国家传统无线电视用户已经不到5％，有线电视用户占10％，而网络视频用户已经占到80％以上。
美国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在各大城市分别建设了独立电缆电视网和本地电话网。从1993年起，美国地方电话公司开始收购有线电视公司，同时也利用宽带电信网提供视频点播业务，并加紧开发双向电视业务以传送商业信息、健康咨询和教育节目。
但是最有可能成为主流方向的还是将电信部门的网络优势和电视部门的节目制作优势结合起来。把各地电话公司、电视公司、长途电信公司，以及软件公司和影视节目制作公司甚至家电和家用电脑厂商统统融合起来，向社会提供多媒体服务。可是美国这个自诩为拥有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这种融合和合作，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对于有着几千年的东方文明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来说，长期的系统思维方式应该更适应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当前在网络融合、信息共享方面出现难题主要是由于团体利益作祟。现在我国急需要做一些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科学的而不是功利的、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团体主义的系统研究，尽快建立一种多元化融合、多样化服务的经济运营模式，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信息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对工业制造业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对服务业尤其是通信服务业影响不大。因为所谓危机主要是没有需求，你生产的产品没有人买，于是就出现产能降低、经济萧条、失业上升。危机以后往往就会有通货膨胀接踵而来，也就是产品供不应求，面临货币贬值的压力。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通货膨胀，它们都会在总体上提高社会对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来自外需紧缩，而通信服务的需求主要在国内，所以除了某些行业、单位对电信业务需求结构有一定影响之外，对整体通信需求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据统计，2010年全国电信业务量增长依然维持在20％左右，业务收入增长6％—7％。固定电信用户减少1,400多万（全部是小灵通用户，固定有线用户略有增加），而新增移动用户突破1亿户，新增上网人数超过7,000万。
许多业内人士担心业务收入低于业务量的增速，会不会形成全行业的衰退。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增收低于增量是信息经济规律所致。正是由于竞争加剧、价格持续下降才导致低收入人群也用得起信息通信，而低收入人群进网，又诱发更大的通信业务需求。如果我们更积极发展光纤到户和移动宽带，将每月每线40—50元的语音收入换成每月80元的综合上网收入，电信业务收入至少还能增长一倍，这种独有的网络效应在后危机时代将对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再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极端重要性，这意味着通信将面临诸多新的发展契机。
第一是外需下降，内需上升。而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在于发展内需。第二是投资结构将侧重于增加消费能力，而不单依赖生产性投资需求。第三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将获得更快发展。第四是对现有城乡结构进行调整，加快城镇化的进程。这些变化都对通信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信息通信不仅仅是人们通话、聊天、获取信息的工具，它的监测、定位、控制功能正在快速向精准生产、公共服务领域渗透，成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无论新型汽车、飞机还是其他机电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都可以通过网络（维基）实现服务外包生产方式，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这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的制胜之道。
以往我国城市化发展过于集中和同构，而新的城镇化战略的关键在于实现区域化、差异化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本质是追求差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新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与信息社会特点的不谋而合决定了这个时代会对信息通信产生更加多样化的需求。
后危机时代，我国将更加关注民生和包容性均衡发展，将经济改革与发展成就惠及更广大城市和农村、更多穷人和富人，而信息通信天然适应大众经济和均衡发展方式。
电信业面临宽带网络和业务的转型，除了光进铜退、光纤到户可以节约稀有金属和交换中心、数据平台可以降低耗电之外，宽带无线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大大促进全社会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中国粗钢产量已经突破6亿吨，遥居世界第一位，但高品质钢材却要靠进口。能源使用效率只有3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50％。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占能耗总量的70％，石油占18％，天然气占2％，水电仅占6％，核电刚刚起步，中国能耗结构极不合理。按照传统增长模式，我国单位GDP中耗费的能源是世界发达国家的2—3倍。靠传统发展模式还能维持多久是国人必须考虑的问题。信息通信突破了时空的制约，使得信息传递、搜寻、处理的成本极大降低；减少了市场中供求双方、竞争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使得信息通信成为改造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
近年我国通信发展走向平稳，有人认为通信发展已经超越了我国当前阶段的消费能力，甚至认为通信能力已经过剩，没有新的发展空间了。但是据权威部门测算，中国社会的综合信息化指数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通信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空间还大得很。
如果说，传统电信还是按集中化、城市化和大工业生产规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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