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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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试读：
铜币故事
在我创作这一卷的时候，曾经前往卡拉卡拉浴场遗迹参观。当我亲眼见到那宏伟壮观的遗迹，并且查阅了将这座浴场充分利用起来的那个时代的相关资料之后，不由得被当时罗马人民所拥有的高超技术水平所震撼。但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也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惋惜之情。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无比清晰的事实，那就是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不一定和其所拥有的国力成正比。
就连当时的硬币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虽然强大的铸造技术使其至今仍然保持完整，但是，在雕工精美的罗马帝国皇帝像的下方，能够看到虽然微小却十分明显的金属劣化的痕迹。
在雕像之上的卡拉卡拉皇帝，不知为何看上去给人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难道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急于要为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帝国做些什么而无意中露出的焦急之情吗？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铜币故事
在古董收藏市场之中，硬币的价值是由以下两个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硬币不仅要做工精美，保存状态还要良好。
第二，稀有。也就是说硬币本身被制作出来的就少，流通到市场上的更少。
因此，那些当了很多年皇帝，或者赶上罗马帝国经济腾飞时代的皇帝的硬币，反倒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
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奥古斯都，而素以暴君闻名的尼禄的硬币也可以轻松搞定，就是因为他统治时期正好是罗马经济的繁荣期，市场上需要大量的硬币。
综上所述，在古董收藏市场中，价值最高的硬币当属“3世纪危机”时期的罗马帝国皇帝硬币。因为随着帝国陷入危机之中，皇帝在位的时间也非常短，因此这些短期在位的皇帝硬币就变得非常稀有。在这些皇帝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谋杀身亡，不过他们的硬币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变得如此价值不菲，或许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慰藉吧。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因为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大部分都继位不久便惨遭杀害，所以在位5年对当时的皇帝来说也算是比较长的时间了。不过，奥勒良的价值并非在于他统治时间的长短。关于这位皇帝，我没能找到像样的雕像，而硬币上面的肖像，则完全无法令我满意。
虽然奥勒良称不上是什么美男子，但是从硬币上的模样来看，铸造技术实在是退化得惨不忍睹。人常说国力的衰退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上，这么说来，也难怪历史学家们都将当时称为“3世纪危机”。
奥勒良在短暂的统治时期一直为了帝国的重建而东奔西走，甚至连给自己建造雕像的时间都没有，一想到这里，难免为他感到有些难过。
尤里乌斯·恺撒以罗马的防线在边境之上为由，拆除了首都罗马的城墙。而时隔325年之后，奥勒良又将城墙重新建造了起来。其中的缘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处这样写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这个说法在历史中也适用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这么说：每个民族在兴盛时期都是一样的，而衰败的时期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模样。
但实际上，作为家庭集合体的民族以及民族集合体的帝国，并不适用于以上的公式。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到《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之中所描写的罗马帝国兴盛期，是具有罗马特色的兴盛。而《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到《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之中所描写的稳定期，其治理方式也非常具有罗马的独特风格。
就连《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到最后的《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之中所描写的从衰败到灭亡的时代，其产生的原因也和导致其他民族衰败与灭亡的原因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但最主要的因素具有十分明显的“罗马特色”。
因此，在我们阅读从《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开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时，与其寻找罗马帝国与其他民族衰亡的共同点，不如将目光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人衰亡这个问题上。毕竟作为历史上生命周期最长的帝国，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的衰亡原因，那么在研究其他国家的衰亡原因之时，应该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盐野七生
2003年夏于罗马
“危机”性质的区别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罗马帝国从公元211—284年这73年间的历史。这段时期在罗马历史上专门被称为“3世纪危机”而大书特书，正如本书第193页的浮雕所展示的那样，在这段时期甚至发生了罗马帝国皇帝被敌人生擒这样前所未闻的惨剧。但造成3世纪危机的原因却并非仅仅于此。虽然和罗马帝国以前所遇到的众多危机一样，3世纪危机也被冠以“危机”（crisis）之名，但实际上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能够克服的危机，后者则是只能疲于应对并终将导致灭亡的危机。从前的罗马人只要坚持发扬自己的特点就能够克服出现的危机，而这段时期的罗马人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结果只能导致危机愈发严重。从本卷开始，罗马帝国便很明显地走上了后者的道路。
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都将3世纪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统治阶级的昏庸
蛮族的频繁入侵
经济的衰退
知识分子的愚钝
基督教势力的崛起
以上的分析都没有错。但是在罗马人漫长的历史之中，绝对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除了基督教势力的崛起之外，其他的那些问题他们多少都经历过。可是为什么之前都能够克服的问题，到了3世纪就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呢？在本卷中，我将按照年代顺序依次为大家详细地解开这个疑问。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到3世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代，请参照下表。通过这张表格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造成3世纪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政局的不稳定。
政局不稳定，即便在通信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也会对政策的连续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更何况从广阔疆域的边缘向首都罗马传达信息，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时间的两千多年以前了。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来说，由于帝位频繁更迭所导致的政策无法延续，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公元1世纪的皇帝
公元2世纪的皇帝
公元3世纪的皇帝
公元3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版图
第一部分 3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公元211—218年
皇帝卡拉卡拉（公元211—217年在位）每到夏天甚至会在其中上演歌剧的卡拉卡拉浴场（意大利文为Terme diCaracalla），大概可以称为罗马遗迹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虽然这座浴场因为其建造者卡拉卡拉大帝而得名，但实际上卡拉卡拉并非这位皇帝的本名。据说按照罗马皇帝的命名公式，他的全名是“皇帝·恺撒·马可·奥勒留·塞维鲁·安敦尼·庇护·奥古斯都”。
皇帝、恺撒和奥古斯都是每一位罗马皇帝都可以使用的敬称。塞维鲁是他的父亲即前任皇帝的姓氏，儿子继承这个姓名在古代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他的问题在于将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这两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皇帝的姓名加在自己的名字之中。不过这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前任皇帝塞维鲁的安排。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出身于北非的行省莱普提斯，身份属于在罗马社会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自图拉真与哈德良之后，还接连出现过安敦尼·庇护以及马可·奥勒留等人，因此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并不少见。虽然北非地区在450年前一直属于罗马帝国的死对头迦太基人的领地，但是对于一贯实行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来说，行省出身也算不上什么负面因素。不过即便如此，军团长和行省总督与皇帝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正如图拉真作为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而始终被后世所铭记一样，塞维鲁作为第一位北非出身的皇帝也不会被后世遗忘。
除此之外，塞维鲁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行省出身的人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这些被罗马人称为“新贵”（Homo novus）的新兴精英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之内身居要职，大部分都是因为迎娶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但是塞维鲁的妻子尤利亚·多姆娜却只是一位叙利亚祭司的女儿。因此，她和塞维鲁生下的儿子卡拉卡拉，身上基本没有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血统。
当塞维鲁决定将这个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时，感觉到有必要为他增加一些特别的权威。所以他才将两位德高望重的皇帝——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的名字加进儿子的全名之中，为的是使儿子能够像这两位明君一样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为年纪轻轻就将继承皇位的儿子镀了一层金。因为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是安敦尼·庇护的养子，因此“安敦尼”是这两位皇帝共同的姓氏。卡拉卡拉继承的也是这个姓氏。当卡拉卡拉登基之后，他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安敦尼，所以大浴场的正式名称也是“安敦尼浴场”（Thermae Antoninianae）。至于卡拉卡拉这个名字，只是别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在成为皇帝之后依然经常穿着高卢人传统的长袖大衣。虽然在天气寒冷的不列颠和高卢地区这种服饰十分常见，但是在气候温和的意大利，这种装扮却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或许是因为他从小跟随父亲在驻地高卢生活，所以对孩提时代的服装情有独钟。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23岁便继承皇位的卡拉卡拉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展示欲望。
不管是后世还是当时都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塞维鲁和马可·奥勒留，都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如果将继承皇位的这两个人相比，康茂德和卡拉卡拉则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身为皇帝的康茂德显得非常消极，而卡拉卡拉则明显十分激进。也就是说，卡拉卡拉在继承皇位的时候干劲十足地想要闯出一番伟业。这位23岁的年轻皇帝的理想是能够成为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伟人。
卡拉卡拉
盖塔
公元211年2月4日，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远征途中病逝于不列颠的罗马军团基地约克，享年64岁。皇帝的位置立刻被塞维鲁的两个儿子——23岁的卡拉卡拉和22岁的盖塔共同继承。因为塞维鲁很早便安排好他们兄弟二人共治，因此皇位继承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卡拉卡拉无法忍受和性格温厚的弟弟共同分享权力，甚至不顾当时母亲也在场就将自己的弟弟杀害了。公元212年2月12日，距离他的父亲去世仅一年时间，卡拉卡拉终于如愿以偿地独揽大权。因为元老院一直对盖塔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也没有追究卡拉卡拉谋杀弟弟的行为，并且承认了他的独裁统治。而就在此后不久，一项法令便贴满了罗马帝国的大街小巷和广场回廊。
在开始讲解卡拉卡拉皇帝的“公民权法”之前，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将自己的认识从现在的21世纪退回到2000年以前的古罗马帝国。虽然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在2000多年以前的古代社会，这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毕竟在1600年之后才出现人权宣言，在1800年之后才出现普通选举法。尤其是相比于因为“血缘”不同而没有公民权的雅典而言，不分人种与民族全部授予其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大进步。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是罗马公民！
罗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的。这个被称为“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法令规定，凡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的自由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至于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身为颁布者的卡拉卡拉在公告之中是这样解释的：
我不应该只让我的臣民们分担守护帝国的责任，也同样应该与他们分享帝国的荣誉。通过这项法令，曾经那些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够享受的荣誉，现在将平等地沐浴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
从此之后，罗马帝国的特色之一——“罗马公民”（romanus）与“行省居民”（provincialis）之间的区别被彻底废除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在公元212年，即罗马帝国建立250年之后，终于完全消失了。不仅仅是曾经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在人种、民族、宗教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的罗马帝国之中的所有居民，将全都享有和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完完全全是一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法令，甚至可以说自从尤里乌斯·恺撒以来一直坚持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至此终于宣告完成。就连对公元4世纪之前的罗马帝国的政策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会，都对这项法令从人道的角度给予了肯定。
可是，这样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却很少被那些研究罗马历史的专家和学者所提及。首先，关于这项法令的描述就非常少，也基本没有人正面提及此事。就算偶尔有人提到，对此也没有一个正面或者是负面的评价，最终使这项法令变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鲜有留下关于这项法令的评价和文献史料，导致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无从着手；二是为了尊重当时的学者对这项法令的看法。当时唯一对这项法令作出评价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认为，卡拉卡拉扩大公民权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税收罢了。而就是他的这个评价，对后世的历史学家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卡拉卡拉制定这项法令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当然他们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罗马帝国的税制是由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根据他所制定的税制，像营业税和关税这样的间接税种，不管是罗马公民还是行省居民都要缴纳相同税率的税。但是在直接税种上，拥有保卫帝国义务的罗马公民不必缴纳税金，而没有这种义务的行省居民却要缴纳收入的10％作为行省税。哲学家西塞罗将行省税称为“被保护者向提供和平与安全保障的一方缴纳的税金”。
但是，并非所有的罗马公民都拥有进入军团服役20年的机会。奥古斯都时期军团兵的数量大概在16万人左右，但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在当时帝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就超过500万人。也就是说，在30个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履行保卫帝国的义务。
奥古斯都认为这种现象非常不公平，于是他决定向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追加两种直接税，分别是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税率都是5％。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税款，对于胜者通吃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人，尤其是身为胜利者一方的古罗马人来说，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奥古斯都巧妙地将这两种直接税设计成目的税，那就是将其作为军团兵满期退役之后的退役金。这样一来，那些同样拥有保卫帝国义务的罗马公民就无法对此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了。
而就是这种延续了200多年的罗马帝国税制，在卡拉卡拉统治时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由于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行省居民获得了和罗马公民一样的权利，从此他们不再需要缴纳行省税。但是，在他们从“行省居民”变成“罗马公民”的同时，需要承担缴纳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的义务。不仅如此，卡拉卡拉还将这200年来被看做是“罗马公民税”而稳定在5％的税率一下子提升到了10％。这也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将“安东尼努斯敕令”看做是增加税收政策的原因。
罗马帝国历代的皇帝，对税收政策都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首先，罗马的税收制度一向简单明了。因为税制越复杂，需要从事这方面的人员也就越多，这样不仅会增加人工费用的支出，还会给税务相关的从业人员留下钻空子的机会。不管对此的惩罚多么严厉，仍然无法杜绝贪腐行为的发生。想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税制环境，就必须将税制本身简化到无须专门安排人员管理的程度。
只有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的基础，所谓善政，除了要使社会中善良的民众得到公正的对待之外，将税率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内并且不再提升，也是实现善政的重要条件。人们对直接关系到自己利益的政策都会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反应，由此引发的暴动和叛乱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手段进行镇压。对于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来说，配置在国境附近的军团数量尚且不足，如果维持国内秩序还要出动军团的话，那么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势必需要增加军费，而如此一来就要继续增加税收，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就要将税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使纳税人不会感觉税率太重。
实际上，罗马帝国已经成功地将这一税制保持了200多年。行省居民缴纳的行省税为“十分之一”（decina）。关税除了从东洋舶来的奢侈品之外一律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营业税为“百分之一”（centesima）。只面向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征收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从以上这些通称之中就可以看出，古罗马帝国的税制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后世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罗马帝国所实行的广范围和低税率征收税金制度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因为确立了帝国税制的奥古斯都以及其后的众位皇帝，并不仅仅将税制看成经济问题，而是将其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正如前文所说，与卡拉卡拉法令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批判这项法令只是为了增加税收的政策，如果他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通过将行省居民全部纳入罗马公民范畴，应该会成功地增加大量税收。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历史资料上完全看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记载，就连卡西乌斯·狄奥都没有提到最后的结果。因此我个人认为，“安东尼努斯敕令”的颁布，虽然使卡拉卡拉改变了自奥古斯都以来延续了200多年的税制，但是非但没有为他增加税收，反而还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首先，因为马可·奥勒留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坚持不懈的努力，入侵的北方蛮族终于在公元212年被成功击退，帝国的防线（limes）依旧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帝国还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状态之中。在防线保护之下的行省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非常完美地诠释了罗马帝国广阔的疆域，就算你住在多瑙河沿岸，也一样能够买到北非的产品。行省税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一个行省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占收益10％的行省税在帝国税收之中占据的重要位置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卡拉卡拉将其完全废除了。而且，将行省居民全部升级为罗马公民所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有行省税的损失。因为行省税是每年都会缴纳的稳定收入来源，而即便将原有的行省居民全部转变为罗马公民增加了课税对象，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所带来的收入却只是一次性的。就算将税率从5％提高到10％，也无法弥补完全废除行省税之后所造成的损失。
在卡拉卡拉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其前任塞维鲁皇帝的军事强化政策，导致在防卫上的支出大幅增长。军团数量也因为新编成了3个军团而增加到33个。同时，军团兵的年薪也在不断增长，到了塞维鲁时期已经从最初延续了百余年的300第纳尔增加到375第纳尔。总之，在这种状况下所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对帝国的财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那些原本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看来，一直稳定在5％的遗产税与奴隶解放税突然增加了一倍。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对突然增加的税赋感到开心。而且就算征税对象扩大为全体民众，并且税率也增加了一倍，但是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与行省税之间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稳定性。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向这两种行为征收税金，主要是由于罗马人具有下列特质：
首先，这和罗马人的性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将遗产的一部分赠送给那些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或者自己一直以来尊敬的人。这种习惯曾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罗马人的性格之中。奴隶解放税也是如此，使奴隶获得自由身的行为本身就是主人对奴隶的最大馈赠，就相当于给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奴隶发放一笔退役金。所以在奴隶获得自由的时候，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金。这个钱既可以是奴隶自己支付，也可以是主人支付，或者别人垫付。在罗马有一种被称为“解放奴隶”（libertus）的阶级存在，这在古代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标榜自由与民主的雅典都是没有的。当然，如果没有一定数量被解放的奴隶，肯定无法形成一个社会阶级，由此可见解放奴隶在当时的罗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但是，罗马社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罗马人逐渐地变得更加内向，而这种改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主义的产生。根据史料记载，早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志愿成为地方自治体议员的民众数量就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并非因为议员是不会获得报酬的公职，而是因为在罗马社会，担任地方自治体公职的人为了充实当地的社会资本，需要向政府进行捐赠。因此在遗产的继承上，人们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财产赠送给毫无关系的人。而需要说明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获得遗产是不需要缴税的。
另外，奴隶解放税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提高财政收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与其说奴隶主不愿意给予奴隶自由身，不如说在罗马社会之中的奴隶数量大幅减少。自从罗马帝国成立以来，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局面下，基本上不再发动用于增加奴隶的侵略战争。从五贤帝时代制定的奴隶保护法案就可以看出，当时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另外，鼓励奴隶之间的婚姻，对奴隶生育下一代给予奖励的行为，更使得奴隶主不愿解放自己的奴隶。当时的人们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奴隶罗马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奴隶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逐渐显现出来。因为奴隶如此重要，所以奴隶主们自然也没有像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那样好像支付退役金一样给予奴隶自由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作为税收的主要支柱，只能说卡拉卡拉不但对经济一无所知，身为一名统治者也过于缺乏经验。
事实上，被认为是增加税收政策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恶评如潮，在卡拉卡拉死后不到两年便被废除，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回到了5％的水平。但是赋予所有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恢复原状的只有税率，而“行省居民”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被废除的还有行省税。由此可见，所谓的权利，一旦赋予之后再想要剥夺回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给罗马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废除了作为国税支柱的行省税，导致帝国的财政恶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法令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罗马公民”存在的意义。“既得权”与“期待权”
作为最早的城邦，罗马和希腊的雅典都属于同一类别。不管是宗教、风俗还是文化，后世都将这段时期称为“希腊罗马时代”，给人一种先有雅典再有罗马，就好像两个民族直接连续下来的感觉。但是在公民权这个问题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公民权看成现代的国籍。
雅典的“公民权”，只有在父母双亲都是雅典公民的前提下，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才会被承认为雅典公民。就算母亲同属于希腊民族，但只要出生在雅典以外的城邦，那么仅凭这一点她的孩子便永远无法取得雅典的公民资格。更不用说双亲都出生在希腊北部地区的情况了，还有在意大利南部众多由希腊人建设的殖民城市出生的人，不管这个人对雅典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他的身份都永远是外国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雅典人，尽管亚里士多德创办了闻名于世的吕克昂学园，为雅典文化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雅典依然没有授予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雅典公民的身份。不，应该说在雅典人的头脑之中，根本就没有将公民权授予外国人的想法。因为对雅典人来说，“公民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另外，雅典社会的构成方式，也加强了这种封闭的倾向。雅典城邦经历了从王权到贵族制最后到民主制的转变，是被后世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时代之中最为繁荣的国家。民主主义最早就是由这个时代的雅典人所创立的政治体制，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常识。
但是，民主政体需要拥有权力的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因为虽然每个人的能力不尽相同，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管拿在谁手里的选票，所具有的功能都是一致的。
对于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来说，那些外来者即外国人很难融入其中。就好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家伙，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你的家人，这种事情想必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吧！所以说全民平等是外来者融入雅典的最大障碍。甚至就连帮助他们打败了宿敌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雅典都没有授予其公民权。
反观罗马，自从在台伯河沿岸建国开始，罗马人对于“公民权”的认识就和雅典人完全不同。
罗马在建国初期与周边各部族战争不断，但是就算罗马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将对方作为自己的奴隶，更不会像斯巴达那样将战败者当做农奴使用。只要对方承认罗马的胜利并且缔结和平协议，那么这些战败者从领袖到平民都可以移居罗马，并获得罗马公民权，其中有能力的人甚至还会获得罗马元老院的席位。罗马最初将其作为一种增加人口的政策，虽然在共和政体成形之后不再强制人民向首都迁徙，但这种同化政策仍然保留了下来。如果没有同化政策，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克劳狄乌斯一世。追溯他们的家谱，可以发现这些人的祖先都是曾经的战败者。事实上不仅上述的这些皇帝，就连组成罗马领导阶级的大部分人，其祖先也都是曾经的战败者。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罗马人毫不在意。这一点实在是非常有趣。
罗马人的“公民权”并不像雅典人那样以“血缘”为基础，而是由“志同道合”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就算是那些曾经被打败的人，只要愿意为守护罗马这个“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便可以和其他的罗马公民一样，拥有同等的资格和权利。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担任军团总指挥的时候，就以高卢战役需要帮助为由，赋予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所有人以及居住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之中的有能力者罗马公民权。而且，当他打败高卢之后，不仅赋予高卢的有能力者罗马公民权，还向强大部族的族长提供了元老院的席位。当恺撒成为帝国全境的实际领导人之后，他还向教师和医生这些从事教育和医疗行业的人，不分人种、民族与肤色，全部授予罗马公民权。如果亚里士多德出生于罗马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是最早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吧。
作为罗马第一位皇帝的奥古斯都，不但忠实地延续了恺撒的这种开放路线，甚至还确立了一种更大规模提供罗马公民权的系统。这个决定就是行省出身的人如果作为预备兵加入罗马军队，那么在25年服役期满之后，就算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晋升也一样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和教师以及医生获得的罗马公民权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拥有可以继承的权利。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拥有罗马公民权。就算他们的孩子身上没有一丁点罗马人的血统，也可以和在本土意大利出生的罗马公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虽然前面只列举了几个例子，但实际上罗马人对“公民权”的看法如此开放，并非出于人道主义之类的感情。应该说同化政策对于罗马人来说，相当于帝国运营上的“政略”。在帝国创建初期恺撒和奥古斯都制订的这条开放式路线，之所以会被随后的皇帝们沿用下来，是因为这是最适合罗马帝国统治广阔疆域的政治系统。甚至可以说从罗马建国初期便实行的开放路线，正因为符合罗马人自身的特点，所以才会被贯彻下来。因为人类只有在进行基于自己本质的行为之时，成功率才是最高的。
因为创作了《希腊罗马名人传》而闻名于世的普鲁塔克，将罗马强大的原因归结于同化政策。这位生于五贤帝时期的希腊人，深知希腊之前连同盟都市的居民都不会获得公民权的历史，所以从他口中说出的这句话显得更有一番深意。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民权是一出生就享有的“既得权”。而对于罗马人来说，公民权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意愿和努力而获得的“期待权”。因此罗马自然更容易对外人敞开门户。虽然“血缘”自己无法改变，但“意愿”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从罗马社会的构成上来看，更容易使外来者融入他的社会体系之中。
希腊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邦雅典，自上而下分为领导者、市民、奴隶三个阶级，而罗马帝国的社会各阶层则更为细致地分为以下几个阶级：皇帝、元老院、骑士、一般市民、解放奴隶、奴隶。之所以能够划分得如此细致，是因为罗马并没有采用民主政体，因此不必特意去维持全体公民的平等性。同时，这种阶级的细化，也更加方便外来者融入罗马社会之中。因为只要社会各阶级之间保持良好的流动性，那么对于不同种类社会之间的融合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外国人这样的不同种类社会分子，想要融入罗马社会的话，首先就将其排在社会最底层，至于接下来的发展就要看其个人的能力和奋斗了。
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将罗马帝国纵横交错的道路设施比做人类的血管一样，罗马公民权也和罗马的交通网一样在帝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涌现的人才就像是罗马帝国的新鲜血液，通过同化政策的公民权系统提供给罗马帝国。只要肯努力便有机会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对于行省居民们来说充满无穷的诱惑，这也是使罗马帝国长期保持活力的奥秘。
但是这长久以来的政策在卡拉卡拉的法令下被彻底改变。行省居民不管贡献如何，都将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样一来，原本作为“期待权”的罗马公民权就变成了和雅典一样的“既得权”。“期待权”变成“既得权”带来的影响
这项改变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那些从前便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失去了自己身为帝国支柱的自豪感。因为既然全国所有人都一样了，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像以前那样身先士卒、鞠躬尽瘁。
第二，成为罗马公民的行省居民，也失去了曾经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既然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身份，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努力奋斗呢？
第三，这也是完全违背了卡拉卡拉皇帝颁布这项法令的最初意愿的一点，那就是升格为罗马公民的旧行省居民，并没有积极地承担起帝国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对于很容易便得到的东西都不会感到珍惜，比如现代社会的投票选举中极高的弃权率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这和自己的实际利益有什么关系。旧行省居民不再需要缴纳行省税，使收入增加了一成的喜悦只是暂时的。成为罗马公民之后新增加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也是暂时的，而且对这两种税比较敏感的资产家，一般来说早已经获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因此，摆在那些刚刚得到罗马公民身份的旧行省居民面前的问题是因为取消了行省税而产生的国家财政缺口。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他们需要缴纳大量的临时税。所谓临时税，是皇帝以向前线调拨军费为由临时征收的税种，但是在当时社会，这种临时税频繁出现。卡拉卡拉不仅彻底改变了公民权的意义，还将罗马一直以来沿用的简单明快的税制，发展为临时税频繁出现的复杂奇怪的形式。就算后来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恢复到了从前的税率，但是关于临时税频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第四，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区别消失之后，罗马社会最具特色的流动性也随之消失。由此导致的社会僵化就如同人类的动脉硬化一样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
最后，虽然没有了罗马公民与行省居民之分，但是在这两者共存的一般市民阶级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局面。这两极分别是“崇高者”和“卑微者”。也许人类本就无法忍受全员平等的状况，必须人为地制造出一些差别才能够生存下去。而那些出身于奴隶和“卑微者”阶级的人，在罗马社会将一辈子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罗马也变成了永远没有希望出人头地的绝望之地。
由此可见，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对罗马帝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罗马帝国的一角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便宣告崩塌，就好像帝国损失了一座坚固的要塞。而造成这种损失的人并非敌人，恰恰是罗马人自己。
也许正如敕令上所写的那样，卡拉卡拉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实现罗马国民的地位平等，因此才会实施“行省居民全部罗马公民化”的政策。这位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年轻人，在登基数年后甚至谋求罗马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的合并。连自古以来的宿敌都能够想要合并，那么他作出废除罗马帝国阶级的举措也不足为奇。所以，我认为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并非是为了增加税收而颁布的法令。毕竟只要从常识的角度考虑一下就会发现，通过这项法令想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煞费苦心地从深层含义去理解“安东尼努斯敕令”，不如单纯地从字面上理解更加贴近事实。也就是说，这项法令只是24岁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而他之所以会作出如此草率而肤浅的决定，想必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尤里乌斯·恺撒的那句名言吧：
每一个导致糟糕结果的决定，其出发点都是好的。
我之所以会对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个疑问和一个碑文。
如果“安东尼努斯敕令”真的如基督教的评价那样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法令，那么为什么被称为优秀政治家的五贤帝们没有颁布这项法令呢？特别是其中坚信尊重人权是皇帝的责任与义务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就连自己的女儿选择行省出身的人作为丈夫，他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和阻挠，如此开明的贤君，别说颁布这项法令，甚至连诸如此类的想法都从来没有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罗马时代的墓碑背面的碑文，会将这个人一生的履历都雕刻在上面。就连那些默默无名的普通市民，都会在墓碑上明确地表明其“罗马公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从这个人的家族名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祖先并不是拉丁系的罗马人，而是希腊，或者高卢人，由此可见，他生前是一名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而在这些墓碑之中，还有几个特别标明自己是在“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之前的罗马公民。也就是说，他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罗马公民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
卡拉卡拉使罗马公民权失去了其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的魅力。而失去了魅力之后，附加在罗马公民权之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也随之消失。这对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融合在一起的罗马帝国而言，无异于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就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品牌的消亡。帝国防卫
虽然坚信废除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区别，就能够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想法过于浅薄，但是卡拉卡拉对于皇帝的最大责任和义务就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一点上的认识，却非常有罗马先贤的风范。而这个时候他才只有24岁。因为讨厌虽然性格稳健但做事消极的弟弟盖塔，卡拉卡拉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年纪轻轻便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他，毫不留恋首都罗马奢华安逸的生活，在他杀害盖塔成为独裁者的第二年，即公元213年，立刻亲自奔赴北方的前线。就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感受阿尔卑斯北部那充满活力的春季一样，他只带了非常少的近卫兵便动身出发了。
他不在首都之时的内政，全权交由一个叫做“Concilium”的机构负责。如果说元老院相当于国会的话，那么这个Concilium就相当于“内阁”。这一时期在暗中支持内阁的是一位处事相当周全的女性——尤利亚·多姆娜。可以说正因为有这位贤明的母后，卡拉卡拉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出征。虽然尤利亚·多姆娜对于自己的儿子杀害了自己另一个儿子的事实感到非常难过，但出于母亲的本能，她还是不遗余力地为卡拉卡拉的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关于卡拉卡拉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都去了哪些地方，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从他包括视察和战斗在内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其活动范围应该仅限于莱茵河防线和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a）周边地区。不过他既然视察了防线，那么用于向防卫基地输送“血液”的帝国交通网络也自然不容忽视。事实上，卡拉卡拉也确实下令将从高卢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所有道路全部整修一新。罗马的交通网络在3世纪时仅主干道便超过8万公里，即便没有必要全部重新铺设，但要想使其完美地发挥作用，定期的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罗马的历代皇帝都不曾忘记这项重要的工作，卡拉卡拉下令进行的却是比之前更加认真的整修工程，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还被刻在石碑上流传于世。
在单纯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上，日耳曼长城也在卡拉卡拉的整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就连曾经只有壕沟加木栅栏的地方，现在也用岩石和砖块武装了起来。
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上游的地带，是罗马人征收十分之一农耕税的重要产粮区。这个被称为“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的地区位于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的中间，从安全保障的意义上讲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软肋。这片地区布满连绵起伏的山脉，导致在河流沿岸建立防线十分困难，周围溪流众多，使得军队难以驻扎，加之覆盖了这片区域大半面积的黑森林（Schwarzwald），都让罗马帝国对这片地区的防卫问题挠头不已。更重要的是，日耳曼民族一向将森林看成日耳曼人的母亲，每当进入森林作战的时候都会变得英勇无比，难以阻挡。
最早考虑保护这道“软肋”的人是提比略皇帝，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建立罗马帝国北方防线的人也是他。真正将包括黑森林一带的全部地区都包围在防线之中，却是图密善继位之后的事了。从此以后，在莱茵河沿岸的波恩和科布伦茨中部以南、美因茨以北30公里处直到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出现了一道守卫罗马帝国北方边境的重要防线。这道将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连为一体的日耳曼长城，使罗马帝国的防御体系更加合理化。所谓合理化，就是将经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同时还能够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
完成时的日耳曼长城（引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但是，这片区域如果稍有疏忽便会再次回归到曾经的“软肋”局面，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忘对这里的防线加以强化。特别是哈德良与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对此进行的强化非常正规，卡拉卡拉皇帝在前人的基础上于40年之后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巩固。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揣摩人民心理的政治家，但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才能却是有目共睹的。
帝国成立后军费的演变
在对“软肋”的强化和保护问题上，卡拉卡拉也非常具有自己的特点。他既没像哈德良那样只是一味地强化防御工事，也没有像马可·奥勒留一样在击退蛮族的入侵之后便置破损的日耳曼长城于不顾。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所采取的策略是越过防线主动出击，将迎战的日耳曼军队彻底打垮，最后凯旋。这种在修整防御工事之前先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在士兵之中大受好评。因为没有什么比积极出战并且大获全胜更能提振军队的士气了。卡拉卡拉在这一年的秋天回到首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战胜日耳曼蛮族的凯旋仪式。元老院授予这位年轻的皇帝“pacator orbis”的尊称，直译过来就是“为帝国带来和平的人”。但是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段时期军费的猛增。罗马的通货膨胀
卡拉卡拉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增加军团的数量，也没有提高军团兵的年薪。但是因为他实施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赋予所有的行省居民以罗马公民权，因此之前只招收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和允许招收行省居民的辅助兵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从法律上来讲，这些人全都属于军团兵。结果罗马军团的士兵数量，在卡拉卡拉颁布法令以后猛增为之前军团兵与辅助兵的总和。而这样一来对于之前的辅助兵也要按照军团兵的标准在期满退役的时候给予退役金。
因为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所以关于卡拉卡拉以前的罗马军队辅助兵的年薪究竟是多少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与军团兵相比，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少的。
第一，辅助兵都出身于被罗马军队征服的行省，也就是说他们处于罗马人的支配下。在古代，支配者拥有被支配者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行省士兵的任务仅仅是帮助军团主力作战的辅助战斗力。
第三，军团兵的服役期为20年，而辅助兵的服役期则是25年。
第四，虽然奥古斯都为军团兵确立了退役金制度，但是对于辅助兵的奖励则是服役期满后赋予其罗马公民权，至于其他的物质奖励想必是没有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史料对此有所提及。
通过以上几点不难看出，军团兵与辅助兵之间的收入应该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在“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的时候，不可能立即将原先辅助兵的待遇提高到军团兵的水平。但是既然行省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那么在军队的待遇上也无法继续区别对待。就算是分阶段性地提高，但最后辅助兵的收入一定会逐渐接近甚至达到军团兵的水平。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发行的第纳尔银币
卡拉卡拉实行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无法对其进行批判，但实际上对罗马帝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将行省居民提升为罗马公民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恢复到5％就能够简单解决的。就连军队内部也因为这项赋予所有人公民权的法令而产生了和罗马社会一样两极分化的现象。尤其在正规辅助兵和被称为“numerus”的临时兵之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因为完全取消阶级之间的区别，反倒切断了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性。
因为父皇塞维鲁不断增加军费，以及为辅助兵提供与军团兵相同的待遇，仅这两条就足以使卡拉卡拉的帝国财政状况相当吃紧。再加上过去30年来一直平静地持续着货币贬值，更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支撑罗马帝国经济的基础货币大体上可以分为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和塞斯特斯铜币三种。其中流通最广的当属第纳尔银币，甚至可以称之为银本位也不为过。不管是派往行省的官僚还是军团兵，都用第纳尔银币为计算单位发放工资。
对货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认为，硬币的信用度在于其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统一。同时他还认为货币和税制一样，要想被大众广泛接受，就应该越简单明快越好。
就这样，在公元前23年实施的货币改革中，奥古斯都确立了1枚奥里斯金币＝25枚第纳尔银币＝100枚塞斯特斯铜币的货币系统。这个系统一共维持了87年，直到公元64年才被皇帝尼禄作了少许的改动。
虽然历史学家普遍将尼禄进行货币改革的原因归结为他的铺张浪费，但我不这么认为。尼禄将奥里斯金币的重量从7.8克下调到7.3克，第纳尔银币的重量从3.9克下调到3.4克，而且将银币的材质从纯银调整为含银率92％的合金。如果说尼禄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是为了填补其建造黄金宫殿所造成的财政漏洞，那么在尼禄死后继位的皇帝们，为什么谁也没有将这一改革调整回来呢？而且从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来看，罗马帝国完全有能力重新恢复奥古斯都时代的金币和银币重量。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进行这样的尝试。就算韦斯帕芗将尼禄想要建造广阔人工湖的土地改建成了竞技场，提图斯和图拉真也在黄金宫殿被毁坏的废墟上分别建造了大众浴场，使得皇帝尼禄曾经的都市计划都变为一张白纸，但是尼禄制定的货币系统仍然被后来的皇帝所沿用，而且这一用就是120多年。由此可见，尼禄皇帝的货币改革，对于1世纪中期到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最为兴盛的时代，当然经济实力也处于鼎盛的时期。而经济的活跃自然会带来货币流通量的提升，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需要的货币数量超出了现有的货币供应量。但是如果为了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加大矿山之中金银的开采数量的话，那么用不了多久矿脉就将枯竭。所以皇帝尼禄需要的是一个不用增加矿山的开采量，也可以解决货币流通量不足的办法。也就是说，尼禄的改革并非单纯地降低货币的价值，而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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