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广,郭秀芬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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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王与邯郸试读：
序言
有人说，在煌煌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中，秦汉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话不无道理。有道是：“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这三句话虽然简单，却说明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史实。青史黄卷证明，“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意，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时代和邯郸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钟灵毓秀的邯郸大地不仅孕育了居功至伟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而且也孕育了毁誉参半的新朝皇帝王莽。同样，两汉之际，邯郸作为诸侯国赵国的封地，刘氏子孙等也在这里享国400余年，极尽无限风光，直到邺城曹魏的兴起。不难看出，所谓的“秦皇汉武”时代和邯郸的历史竟然是如此地血肉相连，休戚相关，使人陡然间增添了无限感慨。因此，当人们习惯地留恋于赵武灵王时代的时候，这里的一字一句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视野，打开了邯郸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页面。一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地位特殊、且备受争议的人物，秦始皇的身上包含着太多的故事。生逢乱世，他义无反顾地趟入到了列国征战的血水之中，狂傲而悠然地迎接了嗜血与胜利带来的乐趣。他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者。在他的刀剑之下，一颗颗星星黯然失色，一座座山峰轰然崩裂，一片片土地改变了颜色。在这场惊天动地的裂变中，他成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也成了那个时代最神奇的人物，并且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伟大贡献不仅是结束了一个列国纷争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历史变迁的完成者；更重要的是他又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能够充分利用历史进程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机遇和条件，几乎无可挑剔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由此又使他成了中国历史篇章开端的标志性人物。
秦始皇是伟大的。他主张“严刑峻法”，从而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治皇帝；他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赢得了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他还修建了直道、驰道，给落后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他修建的万里长城和秦陵兵马俑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同时，秦始皇又是残暴的。扩建宫室，修筑陵墓，使成千上万的农夫死于繁重的徭役中；重赋苛役，酷法严刑，又使千千万万的人民痛不欲生，挣扎在死亡线上；焚烧典籍，坑埋方儒，又使诸子百家之竹、帛、绢质书籍顷刻间化为灰烬，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死于非命；封禅泰山，祈求长生，不知又将多少民脂民膏化为乌有，为后世留下笑柄，最终病死于巡狩途中。他的王朝也在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战争中走到了尽头，没有二世、三世地传承下去。这是一个曾经为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的悲剧，也是中国历代封建君主都无法走出的怪圈。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让历史感到强烈震颤的人物。同样，这也是一个让历史感到特别辉煌的时代。这个人物出生在邯郸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当秦砖汉瓦放射出万丈光芒的时候，这座城市曾以她的博大浑厚和美丽富饶吸引了万邦来客，赢得了历史的尊重。我们赞叹这座伟大的城市。更需要说明的是，不仅秦始皇这个人出生在邯郸这个城市里，同时，在这个伟大人物的身上，还流动着一半邯郸人的血液。赵氏母亲的乳汁伴随着战争的烽火艰难地养育了这个秦国王室的后代，而这个秦国王室的后代最终又带着几十万军队血洗了这个地方。并且在秦始皇的周围还有不少和赵国有各种关联的人，如李斯等。历史有时候真的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邯郸历史上的辉煌时节。今天，这节历史通过《秦汉帝王与邯郸》这本书被李广、郭秀芬两位教授系统地展示了出来，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秦始皇在邯郸的历史本来是零散的，跳跃性很大，然而，作者于严密的学术审视之后，对每一历史碎片进行了科学的链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体系，这就为我们研究秦始皇开辟了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也填补了邯郸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令人祈盼填补的空白，可谓沿波探源，原始表末，点面结合，详略有致，使更多的人对秦汉帝王与邯郸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二“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这里说明的是“汉承秦制”这样一种因袭关系。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大帝国之一。这一强大帝国的奠基者是汉高祖刘邦，他所建立的刘家王朝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四百多年的岁月，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独领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时长之风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中间有“王莽代汉”之断线，但它的历史延续性是不可分割的。
刘邦确实值得尊崇，刘邦及他所建立的强大的汉王朝的影响，不仅延续到今天，而且还要延续到后世。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如，现在中华民族的主体叫汉族，使用的文字叫汉字，使用的语言叫汉语，还有汉人、汉服等等，在中国用“汉”这个字的领域实在是太广阔了，很多的时候，“汉”就是中国的代称。由于这样一个深远的影响，引发了历朝历代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深深思索和回味。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邯郸作为一个诸侯国的都城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西汉时期，邯郸历经十三个赵王，因袭不绝；东汉时期，邯郸又历经八个赵王，延绵不断。诸侯国赵国王权的变化与汉朝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所曾说过的那样：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时候，有多少轻如一叶的小舟，敢在宁谧的海面上行驶，和那些载重的大船并驾齐驱！可是一等到风涛怒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坚固的大船像一匹凌空的天马，从如山的雪浪里腾跃疾进；而那凭着自己单薄脆弱的船身，便想和有力者竞胜的不自量力的小舟呢，不是逃进港口，便是葬身在海神的腹中。在政治上，诸侯国赵国就像那风涛中的一叶小舟，其王权和地位的变化，一直和大汉王朝相始终，或者繁荣，或者萧条，充分体现着大汉王朝国家权力的强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种命运，然而更多的则是享受着国家强盛之后带来的盛世。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汉朝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诸侯国赵国都城的邯郸，在西汉末年不仅成为重要的交通中心，而且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还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化艺术中心。在史学家的笔下，邯郸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第三大经济都会。每临集会，整个邯郸城人海如潮，川流不息，百业兴旺，商幌盈市，极尽繁荣之景象。这是邯郸历史上的一段难忘岁月，更是邯郸历史上的一个永恒记忆。这说明，邯郸也为大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写下了自己辉煌的一笔。
西汉赵国管辖的范围最为辽阔时，除了拥有故秦的邯郸、巨鹿、常山三郡外，还兼有代地的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包括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尽管到东汉时期赵国的辖地大大缩减，只有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五县，但它依然是一个诸侯国。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据有中原之地的曹操集团，在之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之后，又一次进军冀州。当时袁绍已死，正值袁绍之子袁尚、袁谭互相攻伐之际，曹操乘虚而入，直捣袁绍集团的老巢邺城。之后，又攻邯郸，击败袁尚守将沮鹄，占领邯郸。从此邯郸被曹氏集团控制。
曹操攻取邺城后，北征乌丸，南伐刘表，西据关中，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虽然建安时期东汉政权早已名存实亡，但东汉皇帝名义上还存在。所以，东汉初建制的赵国在频繁易手袁绍、曹操之后，也仍然保存了一段时间。随着邺城成为曹魏集团的政治中心，也为了削弱东汉刘姓诸侯王国的实力，曹操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式废除赵国，迁赵王刘皀为博陵王。从此赵国绝封。邯郸也失去了昔日几百年赵都的地位，成为魏郡管辖下的普通一县。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历史时代在李广、郭秀芬两位教授的笔下被重新撬动了起来，并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再现了邯郸历史上那最为生动的时刻。这种着眼一般、突出个别的历史梳理方式，于简明扼要之中，廓通了这一时期邯郸历史的基本脉络，阐释了邯郸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融入了他们自己研究的心得与卓识，具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品位。这是一种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述而有作，非一般的文化知识介绍所能企及，从而给了读者以有益的引导和启迪。三
两汉之交，在中国历史上还产生了一位在后世颇具争议的人物，这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这个出身于大名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从而使得邯郸的历史和秦汉这个伟大的时代又增加了一个直接的联系，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按照国史的一般传统，王莽对于刘氏汉室来说是篡位逆臣，理应受到口诛笔伐；再加上王莽是亡国之君，更应该被贬斥得体无完肤。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相反地，对王莽的毁誉之争一直贯穿于浩瀚的中国史。
就拿《汉书·王莽传》的史学史笔来说，班固的这部著作写成于东汉刘氏复国初期的盛世。在这部历史巨著中，王莽虽然被看作是比夏桀、殷纣还要坏上千百倍的“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的无道之尤，但更多的内容却是毁誉参半，甚至是誉多于毁。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古代正史笔法的公允平实，并不由于政治上的得失而全面把人妖魔化；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东汉刘氏虽然重建汉室朝廷，但一般人心尤其是士子们仍然同情、惋惜甚或在内心继续支持和效忠着王莽，因而班固不能对王莽过于苛刻。
但在“家天下”猖獗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人更多地认为王莽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佞臣，践踏了“君为臣纲”的道德信条，为天理纲常所不容。人们不能允许一个篡夺国家政权的乱臣贼子混迹于浩浩正史中，所以，荀悦的《汉纪》、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不以辛辣的语言，对王莽大加贬斥，从而把王莽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一个被历史唾弃的人。
王莽失败了，彻底地身败名裂了，他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被自己的老百姓所唾弃。可又有谁能想到，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王莽曾为改善他们的境遇而忧思，终生而不悔。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王莽的失败给他自己带来的厄运，不是身首分裂的痛苦，而是他篡位窃国的罪名和他改制的失败，这就如同他的死一样，永远被否定。真的如此么，冥冥之中是否有人能够理解王莽的悲哀？！
历史证明，王莽是贵族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执政后对国家是认真负责的。王莽由于经历比较坎坷，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比较重视，他有改善社会、改善政治的思想，同时也有强烈地树立自己权威的要求。他目睹了西汉末的各种政治经济状况，深谙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危机，更清楚自己一直坐在火山上，所以，他进行了改制，尤其是土地问题。尽管这种改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还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下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施行，最大可能地去解决改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触及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各种方式来破坏改制，最终导致了改制的失败。当然，这当中也有朝令夕改、官吏贪污等诸问题。
有人曾经这么说，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没有他走的那么远，那么艰难，两汉之际的中国人只要想到自己的苦难就会对他切齿痛恨。这是真正的悲剧。他是为西汉腐败政权苦撑危局的柱石，也是那个时代注定的罪人。六十多年命运多舛，六十多年力图创新，最后却弥缝补苴，南柯一梦。说来真的令人扼腕叹息，感慨万千。
历史总是在人们的思索中踉踉跄跄地前进，探索与求是的路子总是那么艰难。就是到了现代，当王莽在历史的视线中渐行渐远的时候，人们对王莽的认识仍然不甚一致。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评点二十四史》中曾经指出：“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作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土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可谓发人深省，语重心长，令人思索。
对王莽的解读是一个长期的学术研究问题。这里李广、郭秀芬两位教授以其长期的学养对王莽的一生进行了客观平实的诠释，疏事达理，修史达人，可谓深入浅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揭示出了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尽管在王莽的学术研究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的面貌将会变得日益清晰。敢于体验探索的艰难，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创新精神。四
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是人类对自身永恒的追问。学习历史，研究文化，了解自身的来龙去脉，对于如何走好今天的路，预测将来的路，我们会更多一份笃定。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如何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都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来指导现实，并为制定和实行各种政策提供借鉴，从而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具有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
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继承势必导致复古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返本开新、明体达用”的方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谓“返本”，就是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是一种弘扬精华、剔除糟粕的扬弃过程；所谓“开新”，就是要在比较、分析、综合各种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与发展的文化思想，从而创造出先进的精神文明，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明体达用”。
邯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郁盛，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邯郸的先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就历史人物而言，这里不仅是赵武灵王、秦始皇、曹操等震铄古今的铁腕人物纵横驰骋的地方，青史都为之震撼；同时，这里又是荀子、慎到、公孙龙子等旷古奇才著书立说的地方，黄卷也因之垂名，可谓千秋彪炳。其实，一部堂堂的邯郸史，又岂止是这么寥寥几人呢？！当邯郸历史上的鬼谷子、毛亨、毛苌、刘劭、束皙、魏征、窦默、崔东壁等过客踏马而来的时候，又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强烈的震撼，并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产生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无疑，这是邯郸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发扬光大，并融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深信，由此而催生的浓烈情愫必将成为邯郸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历史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了清醒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现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充满热情，抱有必胜的信心，让壮志融化在实际工作中，写在邯郸的历史上。这也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迪。五
一种历史与文化，能否发扬光大，能否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答未来和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面对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财富分化、日渐严重的人类精神危机、日趋激烈的文化碰撞以及不断升级的人与自然的冲突等困境，中华文明中的“仁则爱人”“道法自然”以及“和”“合”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对人类解决各种困境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意义和价值引导作用。
早在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无疑，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是当今世界科学家们的共识。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华文明面对困境时所具有的整合能力与救弊智慧。因此，我们无须妄自菲薄，相反地，应该对我们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充满信心。
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只有充满信心，才能更好地继承、发展和创造。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华文化精神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影响世界，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思考、解答人类遇到的新问题，发出东方文化精神和思想智慧的光芒。
同样，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吸收一些外来的先进的东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创造的灿烂多姿的文明或成果，是中国历史文化博采众长、茁壮成长的丰富资源。历经社会变迁，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气象万千的格局，之所以能维系绵延不绝的血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吐故纳新，完善自我。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邯郸历史中找到佐证。北朝时期，邺城佛学鼎盛，寺院林立，僧众八万，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窗口，极大地促进了邺城历史文化的发展，收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这说明，在多样的世界文化中，我们的文化创新需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不能闭门造车。引进和吸收，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的创新在吸收之中，当然还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不能邯郸学步。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将其他的优秀成果作为我们文化发展的参照系和资源库，并以此激发我们文化创新的灵感和活力。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化创新要有立足点，要以“我”为主。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吸收什么样的成果，这些都应从我们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晏子春秋》中有句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种变异在文化创新中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注意土壤，只是简单的嫁接，那么所谓文化创新，结出的就只能是苦果了。事实上，任何文化创新都是一种“扬弃”，既要力避无原则的照搬照抄，也要重视自己脚下泥土的芳香。所以，我们的文化创新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既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又顺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现实告诉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城市发展，更加重视以文化为发展的核心动力，注重以文化作为城市规划的定位基准，注重以文化的理念和方式经营城市，以文化凝聚人心，沁润人心，进而构成城市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气质。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予以科学的总结，进一步打造“平和安静，谦和大度，博爱真诚，感恩包容”的邯郸人文精神，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同时，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中华民族的先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也是我们进行各方面建设的必由之路。
是为序。（作者系邯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2010年8月18日
秦始皇与邯郸
秦始皇与邯郸——千古一帝的爱恨情缘
在中国，秦始皇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中国，邯郸不一定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地方。
但是，历史却把秦始皇与邯郸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历史不仅记住了秦始皇出生于邯郸，而且也记住了他死于赵地；不仅记住了他出生时那场爆发于秦赵两国之间的惨烈大战，而且也记住了他最早的姓名赵政……
生于斯，死于斯，秦始皇的生命和政治的车驾是从邯郸开始启程的，以后又在赵地终结。历史仿佛在大地上画了一个平面的圆，冥冥之中，似乎在昭示着一种历史的回归，给后人留下了长长的思索。
毋庸置疑，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缔造者。没有人怀疑他一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功伟绩。打开中国历史的长卷可以看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长河，正是从他的脚下发源，奔流不息，是中国封建帝制的滥觞；中国四百多位封建帝王的递嬗演变，正是从他的身上开始，兴废不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除了秦始皇“车同轨、字同文、统一度量衡”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非凡影响无人比拟外，他所开辟的郡县制国家模式，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效法的行政格局的基本框架。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秦始皇一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之所在。
时下，关于秦始皇的各种文字汗牛充栋，但细细分析来看，无非有两种，誉之者称他为“千古一帝”，毁之者称他为“暴君之首”。赞美也好，咒骂也罢，都是从一个帝王的角度来看待秦始皇的，很少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秦始皇。实际上，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尝试从地域或出生地的角度来看待秦始皇，不仅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于秦始皇许多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想法和做法，一掬同情之泪，不敢说完全赞成，但起码也能站在他的角度给予一定的理解。如果从出生地的角度去看待秦始皇，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起邯郸。因为，这里是秦始皇的出生地。
一、迷离身世
在《史记》中，对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国家人物事迹的记载，惟有秦国的年代最久远，世系最完整，事迹最丰富，内容最详细。《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著。在我国，通常被称为“信史”。关于秦始皇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史记》早已明确记载了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是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秦庄襄王也就是典籍或史书中所说的公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其二是说，秦庄襄王曾经作为秦国的人质押与赵国，在赵国期间，看到了吕不韦的一个姬妾，非常喜欢，就娶了她，生下了秦始皇；其三是说，秦始皇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59年，地点在邯郸，等生下来后取名政，姓赵。
对于这三层意思，后人理解判若云泥，莫衷一是。
秦始皇究竟是不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另一种说法认为不是。持不是的这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和赵姬的私生子，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这就是说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累积了上千金家产。阳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一说河南禹县），距离邯郸很近。吕不韦经商有道，但不以经商致富为满足。在他的人生座右铭中，他所羡慕的人物是春秋末年的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不仅在经商上发了大财，而且在政治上交结王侯，当上了鲁、卫两国的宰相，在春秋末年的政治风云中大放异彩。因此，以经商为跳板步入仕途，不能不说是吕不韦的最大夙愿。天公作美，在邯郸经商的过程中，吕不韦与秦国的质子异人邂逅，这使他喜出望外，仿佛看到了希望。但此时的异人却是一个落难王孙，不要说处境艰难，甚至连生命也系于秦、赵两国间的关系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就会搬家。见到这种情况，吕不韦颇有感慨，动了几分恻隐之心。可转念间，猛然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难道面前的这个落难王孙，就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吗？或许自己想做子贡的梦想就系在这位王孙的身上。想到这里，他不禁脱口说到：“此奇货可居。”这也是著名的邯郸成语典故“奇货可居”一词的由来。
吕不韦很孝敬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后，便和自己的父亲商量此事。史书上这样记载，吕不韦问其父亲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又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吕不韦问他父亲说：“耕田种地，可获利几倍？”“十倍，”父亲答道。“贩卖珠宝玉器呢？”“可获利百倍，”父亲又答道。“那么，扶立君主而安定国家，可获利几倍？”“无数。”父亲在回答后不禁对儿子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奇怪。
吕不韦没有注意到父亲脸上显现出的疑惑神情，他太兴奋了，便接下去说道：“今日天下的农夫，尽力耕田，仍然得不到暖衣饱食，而扶立国君，安定国家，却可以恩泽被及后世，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说到这里，吕不韦才抬头望见父亲疑惑的神色，便赶忙向父亲解释说：“孩儿这次去邯郸，在街头看到了秦国的人质异人。”接着，吕不韦便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秦国安国君、华阳夫人、王孙异人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父亲做了简单的说明，并下定了决心，决定在异人身上投注，去干一番顶天立地的大事业。
吕不韦擅长谋略，精于算计，他之所以敢在异人身上下赌注确实是有根据的。
其一，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秦国王储，异人将来有接替父亲执掌江山的可能。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子傒年长，最有继承资格，异人在兄弟中并不占有有利位置。异人要想脱颖而出，必须得想办法。无巧不成书。这时的安国君有一位宠姬，立为正夫人，号为华阳夫人。依照宗法继承原则，华阳夫人的儿子是嫡子，拥有公认的继承权，而这位夫人偏偏没有儿子。因此，若能让异人成为华阳夫人的儿子，那么，就有可能被立为嫡嗣，就可能是未来的秦王，上天给了吕不韦一个投机的机会。
其二，即使谋立异人失败，吕不韦起码也可以结交一位秦国贵族。这就为他以后在秦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可能从中获利，不至于蚀本。
其三，当时的政治制度已经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敞开了仕途的大门，使一些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跻身于权贵行列。对此，吕不韦充满了渴望。因此，无论如何，吕不韦决心一博。
吕不韦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后，满怀壮志地去拜访异人。见到落魄的异人后，吕不韦开门见山地说：“我能使你光大门第。”
异人这时虽然心里很酸楚，但表面上却笑着回答说：“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第再说吧。”
听到这句话后，吕不韦不仅不恼，反而接口说道：“我的门第需要等到你的门第光大之后才能光大。”
接着，吕不韦建议两人共谋富贵，光大彼此的门第。身为人质、处境困窘而又有危险的异人当然求之不得。吕不韦见异人没有拒绝，就说出了他的计划，并告诉他：“按说你不受重视，又长年在外作质子，当太子是毫无希望的，但如果在华阳夫人身上下些功夫，此事也许会成功。我虽然没有多少钱，可宁愿倾家荡产帮你活动，以促使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嫡嗣，那样你就有希望成为太子了。”
异人听完后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急忙叩头拜谢，说：“全赖先生帮忙了，如果我有朝一日能成为秦王，愿与先生共享秦国。”
交易达成后，吕不韦立即开始了活动。他向异人奉献了五百金，供他孝敬亲长、结交宾客使用；又用五百金购买各种奇物玩好，亲自出马到秦国为异人游说。他先后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阳泉君等，设法为异人寻求晋身之阶。在博得华阳夫人亲属的信赖之后，吕不韦开始通过其兄弟姊妹的关系间接地说服华阳夫人。
主要观点有四：
其一，“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这意思就是说，凭美色来侍奉人的人，一旦容颜衰老，宠爱也就会松弛。华阳夫人现今凭借青春美色获得安国君宠幸，亲属们也都因此居于高官尊位，可是一旦华阳夫人色衰爱弛，华阳夫人及其亲属们就有可能面临危机。
其二，安国君年事已高，他如果辞世而去，必定由他的某个儿子继承王位。如果新的秦王早就对华阳夫人及其亲属们心怀不满，那么，她们就很有可能面临危险，甚至是杀身灭族之祸，最起码也是这种处尊养优的生活结束了。
其三，华阳夫人趁着正在受宠，应该在诸子中挑选合适人选，并向安国君推荐，将其立为嫡嗣，这位嗣子必然感恩戴德。这样一来，安国君在世之时，华阳夫人尊贵无比，安国君百年之后，所立嗣子为王，华阳夫人一家也不会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
其四，在诸子中，异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贤达智慧，孝敬华阳夫人，并在各国享有盛誉。他的生母不受宠爱，主动依附于华阳夫人。如果华阳夫人选择异人作为嫡子，就会使夫人无子而有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如果华阳夫人得到父子两代秦王的呵护，一生都能在秦国受到尊敬，此事必须当机立断，否则，“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
吕不韦的分析和献策颇有道理，它打动了华阳夫人的亲属们，又通过他们说服了华阳夫人。于是，华阳夫人便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了。
在一个景色迷人的傍晚，按照计划安排，华阳夫人向安国君委婉地提出了选立嫡嗣的问题，并主张选择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做嫡嗣。一再表白公子异人贤能，使安国君很顺利地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华阳夫人听后，自然是心花怒放，乐不可支。
按照当时秦国的确定继承人的制度和惯例，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刻刻玉符为信物，正式立约，确定了异人的嫡嗣地位。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因为她认了异人为嗣子，于是，给异人改名为子楚。第二天，立异人为嫡嗣的消息便传遍了宫中。
不难看出，吕不韦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素质商人。他在经商发财之际，还在时时刻刻地关注着政治，注意着政治的动向。这既是为了发展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更重要的也是因为他有长远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治目标的实现，是他在耗费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后才换来的，可谓用心良苦。
吕不韦在邯郸伴随着异人，但家眷却不在邯郸。他过去是经常在濮阳、邯郸这些商业繁华之地活动的人，而这些地方自殷商以来就是男女多情之地，所谓“桑间濮上”、“郑卫之音”，就是这些地方上的风情，吕不韦自然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当异人把精力用到与人交往上去时，吕不韦则在邯郸城中，用重金买下了一个善于歌舞的绝顶美人赵姬，一同居住，很快有孕了。这使得吕不韦大喜过望，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吕不韦本身是一个极有谋略的商人。商人的精明与干练不仅使吕不韦“家累万金”，同时，也使得他的眼光和胆略超过了常人。因此，当他最初和赵姬在一起的时候，吕不韦欣赏赵姬的美貌和舞技，并为她纷飞的长裙所陶醉；而当他在和赵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当他们的爱情即将结出硕果的时候，吕不韦的心里骤然间似乎又发现了一个比赵姬的长裙更有魅力的东西，由此萌发了他脑海中的一个震撼古今的大商机——移花接木，于是，一个瞒天的计划在吕不韦的心目中酝酿成熟。
在一个激情四溢的晚上，吕不韦委婉地向赵姬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呀，任何一方不同意，都将一事无成。赵姬最初当然不同意，心里可能会说，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又把我送人了呢？这是肯定的，就是换了谁也不会同意，何况是情场老手赵姬呢！但是，她经不住吕不韦的一再劝说，拒绝不了荣华富贵的强烈诱惑，最终还是半遮半掩、羞羞答答，但却信念坚定地答应了吕不韦的这个要求，从而为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由此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难解的历史之谜。
异人初到赵国作质子时，不过是个少年，先时并不为赵国所重视，处境困窘，当然也没有婢女陪伴，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女人方面的要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就不一样了。青年男人的特征在他身上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对异性的冲动使他无法忍受这无边无际的寂寞，对此，无论是天王老子还是平民百姓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男人呀！
一天，吕不韦请异人到家里喝酒，饮到酒酣耳热之际，吕不韦叫出赵姬献舞伴酒。异人当即被赵姬的美色所震撼，神魂颠倒，难以自禁，便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开始时吕不韦假装很生气，拂袖而去；转而又表示他为了异人宁可倾家荡产，当然也就不在乎一个美人了。于是，异人接受了吕不韦馈送的这个尤物。对吕不韦这位好朋友、好师傅，当然是从肺腑里都感激的了。他哪里知道，自己早已掉进了吕不韦设计好了的圈套中呢！
于是，赵姬这位邯郸历史上的最美丽舞者，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演绎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历史，造就了一部扑朔迷离的人生传奇。或真或假，或是或非，或悲或喜，无疑都已成为中国历史天空里的一道无法抹去的彩虹，那么美丽，又那么遥远，那么真实，又那么诡秘。
时光在不知不觉地运动着，它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悲与喜、哀与乐而改变自己的轨迹。十个月之后，在邯郸城里的异人府中，赵姬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婴，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后来赫赫有名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可在当时，谁又能预测这个孩子的将来呢？！因为出生在正月，故取名为政，人称赵政。异人于是正式确认了赵姬的夫人身份。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个婴儿到底是谁的儿子呢？他的父亲是吕不韦呢，还是公子异人？历史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似乎在等待着人们的回答。
对于这个婴儿来说，一出生就两个父亲，确实是太不公平了。吕不韦送给了异人一顶绿帽子，可这顶绿帽子的下面是否有着丰富的内容呢？异人接受了一个美丽的舞者，可这个美丽的舞者是否妊娠在身呢？毫无疑问，吕不韦认为这个婴儿是自己下的种，而异人更认为这个婴儿是自己的儿子，可这不符合生命科学的规律呀，怎么断定这个问题呢？在没有“DNA”鉴定的中国古代，这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后世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理由有三：
其一，《史记·吕不韦列传》清楚地表述了吕不韦移花接木的全过程，甚至每个细节都记载的清清楚楚。字里行间，赵姬的国色天香，吕不韦的风流倜傥，无不掩盖在邯郸城中的灯红酒绿下。不仅如此，就是在异人撒手人寰后，赵姬的舞姿依然在吕不韦的面前阿娜多姿，楚楚动人。曲终人不散。这正是对吕不韦与赵姬这对旷世知音哀怨缠绵爱情的真实描述。因此，秦始皇不是真正秦王室的嫡传，而是吕不韦的儿子。
其二，吕不韦在与秦始皇的共事过程中，长期以“仲父”自居，并对秦始皇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表露出自己与秦始皇有父子关系。尤其是在秦始皇没有执政前的日子里，吕不韦殚精竭虑、竭尽全力地维护秦朝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颇有建树，为秦王朝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说明了吕不韦对秦始皇的良苦用心。
其三，吕不韦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无论在何时何地，吕不韦始终对秦王朝忠贞不二，鞠躬尽瘁，甚至在秦王朝的政治对他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直接威胁到他性命的时候，他还在忠心耿耿地捍卫着秦王朝的利益，没有半句怨言和一点过激行为，直到最后饮鸩身死，他把一生都毫无遗憾地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另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但观点也不尽一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其一，吕不韦并没有策划过秦始皇由出生到登基的一连串阴谋。他们说，秦昭王在位时，能让异人当王孙，就已经够反常的了，更别说把希望寄托在尚在赵姬腹中的胎儿身上，也未免太渺茫了。看得这么远，下这么大的赌注，不是神人就是傻瓜，而吕不韦既非神人也非傻瓜，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就是断无此事。
如果说真有此事，那只不过是后人根据已经发生过的史实刻意编造的情节而已，属于后人的猜测臆度，不能作为信史。司马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从而使得这种传说流传。持这种意见的人以清朝洪亮吉、纪晓岚为代表。在他们编撰的《历朝史案》中就指出，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乃“好事者为之也”，理由是《战国策》未记此事。
其二，秦始皇的出生日期值得研究。如果说赵姬是吕不韦献给异人的美丽舞者，那么，这位舞者一直生活在异人身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孩子是十个月出生还是十二个月出生，异人怎么能够不知道呢？何况异人还是一个被人监视的质子，经常闭门不出呢！由此可见，秦始皇的父亲应该是异人，而不是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始皇曾亲临邯郸，把同自己姥姥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那么赵姬既然是名门之后，她怎么能够先做吕不韦之姬妾，然后再被献给异人做姬妾呢？同时，如果赵姬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一名出色的优伶，那么她一个歌姬哪来的那么多仇家？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发生赵姬先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其四，如果秦始皇不是异人的儿子，那么秦的统一就可以变个说法，不是“秦灭六国”，而是“六国灭秦”了。因为“六国之人”的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只靠一条诡计，只靠一个邯郸女人，就打败了秦国的几十万大军，也太厉害了，就此而论，秦始皇也是异人的儿子。
概括上述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秦始皇不可能有两个生父。尽管是千古之谜，但有些人认为第一种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一些，理由是：
其一，司马迁的记述言之凿凿，毫不含糊，前后贯通，一脉相承。如果否定了吕不韦的前面作为，也等于删掉了后面的历史，诸多历史事实将解释不通。
其二，洪亮吉、纪晓岚等人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在《战国策》中根本没有提及的理由，并不能成为否定吕不韦是秦始皇生父的理由。《史记》所记许多事实，均不见于《战国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难道司马迁所记都是假的？因此，人们认为，洪亮吉、纪晓岚说的理由站不住脚。
人们还进一步认为，其实，洪亮吉、纪晓岚这些人，认为司马迁揭露了“千古一帝”的不光彩身世是伤风败俗，有损于秦始皇的形象，所以才百般进行掩饰。宋朝大名鼎鼎的道学先生朱熹，在《朱子纲目》中也没有记载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尽管纪晓岚等说他是个好心人，“诚不忍以莫须有坏人名节也”，但它却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司马迁记载的是历史事实。《朱子纲目》是可信的，但如果《朱子纲目》没有记载，我们也就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或那件事，显然是讲不通的。
其三，《史记·吕不韦列传》还记载“至大期时，生子政”。这里的大期一词需要注意。何谓大期，《史记索隐》引用谯周的解释说：“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盖当然也。即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逾常期也。”《史记集解》也引用徐广的解释说：“期，十二月也。”
按谯周的解释，“大期”的意思是大于正常的日期。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谯周认为赵姬是怀胎十二个月，比正常怀孕期多了两个月，所以司马迁用了大期一词。由于嬴政晚出生两个月，在异人看来，恰恰是十月怀胎，这样正好将吕不韦瞒天过海的阴谋遮盖了起来。
而一些人们认为，谯周的解释太牵强。因为司马迁说的是“至大期时”。若按谯周的解释，“至大期时”的意思是“到了超过正常怀孕期的时候”，未免有点文理不通。司马迁应该写作“生时大期”，“即生赵政的时候超过了大期”，这才文从字顺。
再说，“大期”的意思，就一定是“超过正常日期”吗？那也不一定。《老子》有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为限”。这里的大期，指的是“大限”。清人梁玉绳为《左传·僖公十七年》“孕过期”一词作注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这里的大期，指的是十个月。
所以，人们也完全可以将“大期”解释为“重要日期”的意思。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生日和亡日，所以老子才将人从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日叫做“大期”。女人分娩，自然也是个最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既是孩子的“大期”，也是做母亲的“大期”。如此说来，“至大期时”就迎刃而解了，即“到了分娩的时候”。
如果说赵姬分娩时，比正常怀孕期晚了两个月，但这也太巧了，殊不可信。再说，司马迁怎么知道人家赵姬的怀孕期，向后拖了两个月呢？倒是赵姬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可信度大一些，所以，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即赵姬到了分娩的时候便生下了赵政。
而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卷五中，还将司马迁所记的“至大期时生子政”改为“孕期年而生子政”。何谓“孕期年”，意思是怀孕一年。联系到司马光前文所说的“知其有娠”，即赵姬归异人后，已经有两个月身孕，再加上一年，就是说赵姬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嬴政，这就更显得荒唐了。
其四，嫁给异人不到十个月，赵姬便生下了儿子，难道异人没有疑心？很明显，等异人把赵姬弄到手，赵姬即可能怀有两个月以上的身孕。民间有“七活八不活”之说，意思是说怀孕七个月早产的，婴儿易于成活；而怀孕八个月的却不易成活。看来，赵姬与异人同房后七个月便生下了嬴政，异人很可能认为赵姬是早产，从而进一步认定嬴政是自己的骨肉。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异人如果粗心一点的话，根本不会怀疑这件事情。因为在异人眼里，吕不韦如此够朋友、讲义气，为他散尽千金、两肋插刀，又岂能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异人知道嬴政不是自己的种，所以才让嬴政跟随母亲姓。男人都是爱面子的，尤其是在老婆生了孩子却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这件事上，一向讳莫如深，所以，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关于秦始皇的身世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没有定论，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之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秦始皇既然从娘胎里生了出来，来到了世界上，来到了邯郸，那么，他就要生活。然而，他又该怎样生活呢？邯郸人欢迎他吗？
二、烽火硝烟
公子异人在得到赵姬后，很快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政，那么，他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是一个波澜壮阔、烽火不息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刺刀闪亮，战马嘶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间为了争夺天下，彼此间进行了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战争。土地、人口、财富成为诸侯国间掠夺、征战的原因和目的，硝烟弥漫在大地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型。
秦始皇生活、战斗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末期。
秦始皇降生的时候，正是他曾祖父秦昭王在位的时候。秦昭王在位期间，秦国的领土已经大于其他六国的总和，在七雄的争斗中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当时其他国家在秦国的攻势面前，为了能够保存下来，往往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抗击秦国的进攻，这在当时叫做“合纵”。秦国为了打败六国的“合纵”，分离他们相互间的支援联合，则采取“连横”策略。
这种策略从地形上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这本是晋国的故地，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意思，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的策略；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意思，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秦国，连横是六国屈服于秦国的意思。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邺人鬼谷子的弟子苏秦、张仪纵横捭阖，独领风骚。二人虽然同出一门，但政治见解却有天壤之别，在合纵连横问题上，各为其主，雄辩当世，可谓是闪展腾挪，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了让连横之国放心或相信，秦王则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派到别的国家去做人质。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是在秦国实施的这个策略下，被派到赵国做质子的。
阏与之战后，秦昭王先是将其次子安国君派到赵国去做质子，然而安国君在赵国做质子时间不长，因为在魏国做质子的太子于秦昭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死在魏国，秦国需要另立储君，按次序安国君当为太子。这样，就把公子异人即秦始皇之父派到了赵国，替换安国君回秦，以子替父去做质子。
何谓质子？质子在实质上就是人质，也可以解释为“抵押”。《说文解字》上解释为：质，以物相赘。即留作保证的人与物。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人质具有抵押、保证的作用，是信守诺言的承载物。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殷纣王把周文王囚居有羑里，其本质是怕其回去后争夺天下，所以把他扣押起来，以为人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类事例则更多。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主动为“质”的。这个可见《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文中写道：“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对此，赵太后起初不同意，最后，经过触龙劝说，赵太后还是送长安君去做了人质，才有了救兵，使赵国度过了一场危机。再如燕太子丹曾质于秦国等。
第二类是被诱骗或作为使节被扣为人质的，这类事例也不少。如楚怀王芈槐、平原君赵胜，都曾被秦国扣为质子。
第三类是主动“交质”的。以两国间出于表示友好或出于诚信的需要，互相派遣人质作为抵押。由于充为人质的多为王子或太子，所以称之为“质子”。其身份规格当然比一般大臣重要的多。因此，交质国对于交换的质子，都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
质子的身份虽高，但却是政治筹码，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他们的命运完全维系在两国的关系上。在风云变幻、战争迭现的战国时期，质子的命运是没有保障的，往往成为两国关系的牺牲品，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成为刀下鬼。例如楚怀王就客死在异邦。事实上，交换人质丝毫不起约束双方行为、缓和矛盾的作用。因而当时的君子批评说：“言不由衷，质无益也。”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交换人质的手段后来仍然不断被使用，一直延续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有人说，燕太子丹可能是最后一位质子，而异人则是最出名的一名质子。
在秦始皇出生前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秦、赵两国间先后发生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最为惨烈、也最为悲壮的当数长平之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正是伴随着这场战争而来到了人间。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克韩国要地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郡（山西长治）与韩国中心地带的联系，迫使韩国割让上党郡向秦国求和。但上党军民不愿意降服秦国，民怨沸腾，由此导致了上党郡守冯亭政治主张的改变，坚决拒绝执行韩王下达的命令，决心誓死保卫上党城。在当地军民的支持下，冯亭派遣使者来到赵国，请求赵国出兵，并愿意把上党郡所属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以此为条件，共同抗击秦国的进攻。
这的确给赵国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其实又何尝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难题呢！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当赵国的君臣还不了解问题本质的时候，赵国的君臣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所诱惑，强烈的占有欲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冷静和敏锐，结果把赵国引向了一条不归路。
不少史书记载，在是否接受上党的归附这个问题上，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派以平阳君赵豹为代表，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冯亭献城的原因，认为这是“无故之利”，是韩国嫁祸于赵国，一旦接受，必将把赵国拖入战争的轨道，并将与秦国发生战争，胜负难料，主张拒绝；另一派以赵孝成王和平原君赵胜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不费一兵一卒而“坐受城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主张坚决接受。也可能，在当时看来，他们认为赵国的力量足可以和秦国相抗衡，接受上党是一条富国强民之路。然而，祸福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决策带来的后果是那样的不可收拾，那样的无可奈何，由此，赵国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这种意见最后成为赵孝成王的决策。于是，赵孝成王派赵胜接受冯亭献地，晋封冯亭为华陵君。同时，派遣大将廉颇率军驻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与冯亭共同防御秦军，至此，赵国终于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
这对秦国来说似乎是太不公平了，他们不能眼看就要到手的利益被别人中途劫取，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而成全了赵国，这对于秦王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盛怒之下，秦王下令立即出兵，攻打上党。于是，在大将王龁的率领下，秦赵两国对峙于长平一线，开始了战国时代规模空前的秦赵大战。
其实，两国交战或者多国交战在战国时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可以说是常事。然而，长平之战却是一个例外。古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关注之程度，令人震惊。长平之战发生不久，便有人认为赵国其民难治，法令不行，已有亡国之形，不应“不忧民氓，悉其士民军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战国策·秦策》）。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评价平原君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对接受上党一事提出批评。这里的意思是说：平原君是浊世中的风度翩翩的好公子，然而却不明大局。俗话说“利令智昏”，平原君相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在长平损失军队四十多万人，邯郸也几乎因此而沦陷。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今天，人们都在关注这场战争，甚至在以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仍然会继续。
但是，如果像司马迁所言，把战争的责任都归结到平原君的身上似乎有点欠公平。就实际情况来看，平原君无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在赵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赞成与否可能对赵王产生直接的作用。但他毕竟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因此，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一历史问题。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战争呢？
现代史学家分析认为，战国历史发展到赵孝成王时期，对于秦赵两国来讲，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首先，长平之战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赵国接受上党而引起，但实际上，即使赵国没有接受上党事件发生，秦与赵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赵国接受上党本无可非议。同时，对于交战的敌对国来说，双方都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很明显，战争是在双方都愿意打的情况下才开始的，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也不管是哪个国家主动地打还是被动地打。如果战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胜负，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
其次，上党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北连赵国的太原郡，赵国收复它可以将战线移至离邯郸较远的上党高地，凭借有利地形与秦军作战，将上党地区变成一条防御秦国进攻的防线。若韩国将上党地区献于秦国，那么秦国就可以将河东、河西、南阳和上党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从西、北、南三面夹击邯郸的有利形势。如果是这样的话，形势对赵国来讲将更加不利。因此，赵国出兵上党，既是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必要的战略部署。
再次，从秦赵两国的国力上来看，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已经成为七国中的最强国，此时的秦国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发展，秦国的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赵国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军事力量骤增，兵种齐全，发展成为东方最强盛的国家，也是当时东方六国中唯一能够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因而成为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赵国也有称霸中原进而统一全国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两国交战并进行彻底厮杀是迟早都要进行的事情，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如果说此时的秦赵两国就像两只呲牙咧嘴的猛虎，须毛倒竖，谁都想把谁置于死地而后快，一点也不过分。
战争在双方的亢奋中拉开了序幕。
对于赵国而言，战争之初，赵国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因为对于秦国而言，赵国几乎是在本土作战，补给线短；而秦国则要东渡黄河，越过高耸的吕梁山，进行远程作战，补给线长。怎样才能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这方面转化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呢，这无疑取决于双方各个方面实力的较量，也取决于双方军事指挥员对战争驾驭的能力。
战争之初，秦军进攻猛烈。鉴于秦军进攻力量强大的形势，善于打仗的赵国大将廉颇采取疲惫敌军、伺机歼敌的作战方针，他命令赵国军队凭借山势，筑垒固守，坚壁不出，致使秦军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战争处于时断时续状态。从道理上讲，劳师远征本来就是兵家的大忌，这对秦军是不利的。如果持久地坚持下去，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是另一种局面。但历史没有假如，没有人能改变它本身运动的规律。
秦赵战争在打打停停中进行。对于这场战争怎么打，赵孝成王显然心里没有底数。他曾问计于诸大臣。这当中，虞卿和楼昌分别发表了不同意见。虞卿提出合纵抗秦，并提出了明确的实施方案；楼昌则提出派人入秦求和，与虞卿的观点针锋相对。
史书记载，虞卿不仅是一位饱学之士，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干练之才，他的建议有着独特的个人见解和清醒的政治分析。在秦国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派遣使者携重金向楚、魏求救，以利益相诱，造成天下合纵形势，迫使秦国退兵。按当时的情况说，虞卿提出的这个方案的确是一条合纵抗秦的妙计，一旦付诸实施，战争将会出现新的转机。同时，当时的政治形势也迫使楚国、齐国、燕国等国家考虑自己的国家命运，唇亡齿寒或者说兔死狐悲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那么，下一个遭受这种灭顶之灾的将会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也都准备配合赵国的军队作战。
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理睬虞卿的建议，从而使虞卿的一片赤诚付之东流。历史在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很快，赵孝成王便与平阳君商讨入秦媾和之事，并达成了协议。接着，赵孝成王派平阳君主持媾和之事，派贵人郑朱入秦求和，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战争主动权，从心理上已经呈现出一种败势。这样，秦国似乎在心理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气焰更加嚣张。在经过了缜密的考虑后，秦国将郑朱扣留在国内，以示天下，力图以此摧毁东方即将形成的合纵集团联盟，形成有利于秦国的态势。
秦国的这种做法很快见诸成效。本来东方的一些国家都已经打算出兵相救赵国了，但赵国的这种做法使他们看清了当时战争的形势，连赵国人自己都不愿意打，这些国家自然也就不会再愿意去替别人打仗了。这样，赵国不仅失去了一次破秦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一种良好的信誉，从而使得这场战争相持了三年有余。
战争的相持使赵孝成王逐步地失去了耐心。在不了解战场形势的情况下，赵孝成王多次派人责备廉颇守而不战，这给秦国提供了机会。秦国相国范睢趁机使用反间计，派人在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国人只害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快投降秦国了。这种流言很快产生了效应。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的作战战略已经不满，于是听信了流言蜚语，派赵括取代廉颇为将。
赵括，何许人也？
对于这个人史书上这样记载：“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赵括从小学习兵法，谈论起用兵来，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赵括曾经跟他父亲赵奢谈论兵事，赵奢也不能难倒他，但并不认为他行。赵括的母亲问其缘故，赵奢说，战争是要死人的事，而赵括说的太轻易了。假如赵国不用赵括做将领也就罢了，如果一定要用他当将领，使赵军大败的必然是赵括。可谓是知子莫若父。
不仅赵奢一人这样认为，就是蔺相如等人都对赵括的为人及所谓的军事才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蔺相如也曾劝谏赵孝成王：“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王凭借传闻使用赵括，像是用胶粘住瑟上的弦柱来弹瑟一样啊。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不能随机应变。但赵孝成王还是不听。
赵括之母对自己的儿子也了如指掌，听说赵孝成王要派赵括出兵为将，赶忙上书赵孝成王称“括不可使将”。赵孝成王问缘由，赵括的母亲说：“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这是说，当初我服侍他父亲，那时他父亲正在当大将，亲自捧着食物饮料招待客人，达数十人，所结交的朋友有数百人。大王和王族所赏赐的东西，全部给了军吏和士大夫。从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里的事。如今赵括刚刚当上将军，就朝东坐着接见部下，军吏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帛，拿回收藏在家里，而且天天留意买有利可图的田产房屋。大王您看这哪里比得上他父亲？父亲、儿子的想法不同，希望大王不要委派他。赵括母亲的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公私分明，表现了她长远的政治眼光。但赵孝成王还是不采纳她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赵括母亲也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大王如果真要委派他，假如有不称职的事，希望不要让我受牵连。赵孝成王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也确实如此，赵括兵败后，赵括母亲也确实没有受到牵连。
不难看出，赵括的母亲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尽管蔺相如、赵奢夫人等一再反对赵括出将，反对他去前方代替廉颇打仗，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还是让赵括到前线去了。
赵括被派到前线后，秦国人了解到赵孝成王中计，不禁大喜，于是更易主将，暗中改派名将白起为上将军，主持长平战事，并在军中宣布，有敢泄露此事者斩！就当时的情况讲，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军事信息，但赵国人似乎对此并没有发觉。
试想，在两国交战的危急时刻，一支连对方主帅是谁都不知道的军队，又怎么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那么，白起又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对于赵国或其他东方国家而言，白起确实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人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白起者，眉阝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从秦昭王十三年至五十年（前294～前257年）间，白起攻城掠寨，所向披靡，攻克韩、魏、赵、楚城池八十余座，杀人一百多万，为秦国夺取了大片土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被封为武安君。不难看出，在干戈四起、日月无光的战国时期，白起的确是一个令人谈起色变的人物，可谓是一位战神。尤其是在长平之战中，秦国本来就兵强马壮，势力滔天，再加上这么一位主帅，其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赵括按照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指挥着这场空前规模的战争。有谁能想到，当时的赵括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45万多人的生死存亡攥在这位自诩为军事家的统帅手里，还包括这些人背后的国家、土地和人民，赵括能对他们负责吗？！他有这个能力吗？！
历史，有的时候上演的真是一场悲剧。
赵括代替廉颇为将后，更改了全部军令，撤换了不少军官，派兵大举进攻秦军。白起听说，就命令正面军队诈败后退，引诱赵军追击。秦军另设两支奇兵，一支两万五千人，乘机袭击赵军后路；一支五千人，把赵国一直攻到秦军壁垒下的军队分割成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并截断了粮道。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秦军的手中。秦军派轻兵骚扰赵军，赵军筑起壁垒坚守待援，然而援从何来？被困四十六天后，赵国士兵饥饿难忍，军中暗中出现了杀人以相食的现象。赵括眼见救兵无望，于是把手中的兵力分成四队，轮番突围，均告失败。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赵括自己亲自带领精锐部队跟秦军作战，企图做最后一搏，结果被射杀，死在了乱军之中。兵败如山倒。赵国的军队失去了主帅，即刻溃不成军，如一盘散沙，40多万军队全部降秦。白起害怕赵军反叛，除释放了二百四十多个幼年战俘外，将四十多万赵军“尽坑杀之”，全部活埋了。
长平一战，赵国前后阵亡达45万多人。
……
长平之战结束七百多年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依然令人心惊胆寒。一条史料说，秦军把坑杀的赵国士兵的头颅都堆成了山，叫“白起台”，唐人称之为“头颅山”，惨矣！甚矣！宋朝人记载白起杀降卒时依然使用了“露骸千步，积血三尺”的词语。甚至在1996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山西发现了被坑杀的赵军士兵的尸骨。直到现在，在这片古战场上，还不时发现有箭簇、戈头、枯骨等。
人们对战争往往存在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军事家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莫过于那些妇女和儿童，对于他们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父亲和叔叔，可能还有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因此，战争不管是对于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二者齐头并进，搏杀不已。在这种搏杀中，社会也随之逐步地发生着变化。这说明，社会的发展需要战争的推动，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和平。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需要人们对战争进行回首和总结，从而达到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目的，进而远离战争，维护和平。
对战争的反省会使人记住两个最简单的文字：和平。
那么，对于赵国而言，长平之战失败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战争是政治的产物，又是政治的继续。现代史学研究成果证明，长平之战赵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赵国政治的不治。如前所言，开战之前，赵国的政治就已经笼罩在一片狼籍中。政令不通，法治不行，朝纲混乱，士气不振。尤其是赵孝成王没有长远的政治眼光，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不能辨别事物的是非，是一个无能的君主。他没有赵武灵王的锐气，也没有赵惠文王的灵气，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于秦赵战争的全面爆发估计不足，指挥失措。开战之初，赵孝成王左右徘徊，犹豫不定，软弱妥协；战争进行过程中又偏听偏信，不辨真伪，中了秦国的反间计。尤其是任命赵括为将，使赵国的45万大军损失殆尽。如此的政治领袖，治内尚有失度，对外焉能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对于赵国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战争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拼到底拼的是一种经济实力。从整体实力上讲，就秦赵两国来说，赵国的实力也不如秦国的实力强大。八百里秦川不仅是秦国粮食生产的主产地，足以支付强大的军事战争；同时还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障，坚持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如此，秦国的土地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已经扩展到甘肃、宁夏、四川、山西等广大地区，军备精良，战斗力强。而赵国的社会经济较之以前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与秦国相比较，难免有小巫见大巫之感。此外，韩、赵、魏三国还有大批的人民逃到秦国去开荒种地，寻求安定的生活，从而也增加了秦国的收入。由于赵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赵国的粮食生产也远远落后于秦国，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赵国军粮不济，这样就使赵国在持久战争中陷于不利地位。赵孝成王责备廉颇守而不战，就是因为赵国军粮缺乏之故。军粮的缺乏促使赵国急于决战，速战速决，这就使赵国又丧失了久劳秦师最后取胜的机会。
长平之战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是赵括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与失误，这是一个狗屁不懂却又自以为是的人。说到底，赵括不仅是赵军45万多士兵罹难的直接制造者，而且还是赵国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赵括不会打仗，只会纸上谈兵。这一点，其父母都看得很清楚，说的很诚恳。当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发现赵奢夫妇的话说得那么深刻，一针见血，可在当时又有谁能理解他们的话中语义呢？蔺相如也说这个人不明大局，结果赵孝成王还是派这个人去了，把仗打得乱七八糟，一团糊涂，致使45万多大军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用人不当的历史教训可谓触目惊心，可又有谁能告慰那些九泉之下的45万多士卒呢？
与此相反，秦国白起是一个精通韬略并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雄兵在握，胜券在胸，他把战争看作是自己人生迸发光芒的地方，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战火纷飞，血染征衣，可能被他认为是生命的进行曲；铁马金戈，效命沙场，又可能被他视作是军人的名利场；嗜血如命，渴望战功，盼望胜利，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无论长平之战的创伤多么难以平复，但对于白起，我们应该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一月，白起死了。之前，秦昭王曾多次命令白起攻打赵国，白起始终称病不出。最终，“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举剑即将自杀时说：“我有什么得罪于天而竟落到这个地步？”随即又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一战，赵国士卒几十万人投降，我用骗术活埋了他们，这就足够让我死了。”于是自杀。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曾记述曰：“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这就是说，白起不是犯罪应该死的，秦国人可怜他，在乡村中都祭祀他。
说起来也怪，在今天邯郸市管辖下的武安，清代时也有一座白起庙。据安秋生先生所著《把手给我》一书记载：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武安县来了一位新任知县秦茂林，秦知县来到武安后，很快发现了一件让他连呼“怪哉”的事情：城西竟然有一座白起庙，一年四季享用着当地百姓的香火。这勾起了这位秦知县的思古情怀，当即写下了《岁暮登粟山》二首，其中几句写道：生当服上刑，死岂足尸祝？何年城西祠，遗像快摧扑。在这种情况下，白起庙很快被推倒了，成了一堆废墟。
长平之战从公元前262年开始，到公元前260年结束，持续了三年之久，最终以赵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东方足以和秦国相抗衡的最后一个强国受到了彻底的削弱，从此进入了衰落时期。
有人曾经坦言：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次战役可谓是东周五百年列国林立而混战兼并，进而过渡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决定性之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役的确令人感慨。很难想象，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战役要杀掉对方45万多人，并且采取的是一种人类战争史上最野蛮、最落后、最原始的方式——活埋，秦国到底用了多少人？60万？80万？甚至是100万？按照“杀敌一万，自伤三千”的军事常识，秦国又死了多少人？这次战役又死了多少人？历史学家们在思考，军事学家们在研究。毫无疑问，这次战役仅就规模而言，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东周列国五百年的范围，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又有几次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呢？
长平之战在邯郸人的巨大创伤中结束了，邯郸城笼罩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赵国失去了生机。废墟上，时不时地传来几声嘶哑无力的哭声，哀怨缠绵，游荡在夜空中，增添了凄凉。谁能预测，在这夫死子亡的背后，伴随着的又何尝不是国家灭亡的大祸呢？邯郸城飘摇于风雨中！
空气沉闷的能把人憋死。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这时的赵国人对秦国人该有多么大的仇恨。然而，奇怪的是，历史却把一个秦国人依然滞留在邯郸城的一个角落里，哆哆嗦嗦地生活着，并且在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鬼使神差般地生下了一个孩子。仇恨与恐惧，既印在了赵国人的心里，也印在了这个孩子的心上，尽管他还没有记忆。如果世界上的婴儿都在母腹中有过胎教的话，那么，这个诞生在烽火硝烟中的孩子是否较早地接受了战争的启蒙呢？否则，他的一生为什么又是那样地和战争紧密相连呢？更使赵国人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孩子，最终灭掉了他的母亲之邦，给赵国人开了一个连回味都没有来得及的大玩笑。
历史，往往伴随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奇迹大踏步地前进！
秦赵之间的战争仍在延续。
长平之战后，秦国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东越太行，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取了赵国的太原，使赵国在南部、西部失去了大片领土。赵国有亡国之虞。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赵国上下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在《战国策·中山策》中记载，秦将白起对赵国长平之战后的情况作了清晰生动的叙述，他说：“长平之事，……赵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泪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经过八个多月的苦心经营，赵国“其国内实，其外交成”，合纵抗秦的局面基本形成，赵国的防卫实力大大增强。
赵孝成王七年九月（前259年），秦国经过几个月的休整，秦昭王再次派大将王陵进攻赵国，兵锋直抵邯郸城下，邯郸保卫战正式开始。这说明，赵国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没有退路了。
此时的秦国，正欲凭借长平之战的东风，一举攻克赵国，进而拉开消灭山东六国的帷幕。为了从策略上打败东方诸侯国的合纵抗秦，防止各诸侯国救赵，秦国扬言：“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这就是说，我进攻赵国，早晚之间就要攻下来，如果诸侯国有敢救援赵国的，在我攻下赵国之后，一定要移军先进攻它。言外之意，就是凭借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山东诸国进行恫吓，不能帮助赵国，否则没有好下场。
秦国的策略起到了效果。魏国开始时因平原君请求，曾派大将晋鄙率军救赵，但当听到秦的威胁后，魏王赶紧让晋鄙驻军邺城，观看形势变化。同时派人暗中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劝说赵王尊推秦王为帝，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让秦退兵。齐人鲁仲连听说此事，往见平原君，陈说帝秦之危害，使魏与赵放弃了帝秦的打算（《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战争又一次在秦国和赵国之间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秦将王陵率军全力攻打邯郸，邯郸军民奋力抵抗，秦军伤亡惨重。赵国亦因刚经过长平惨败，“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又缺乏外援，战争打得相当艰难。邯郸城中缺乏粮食，百姓“褐衣不完，糟糠不厌”，甚至出现“炊骨易子而食”的现象，但决不放弃，决死一战；又由于缺乏兵器，百姓或“剡木为矛矢”，换句话说，就是拿着棍子也要跟秦国人血战到底，视死如归！其景其情，气吞山河，感动天地，他们把白起坑杀赵卒45万多人的仇恨全部发泄了出来，誓死抵抗秦军，战争的惨烈和悲壮程度达到了极点。即使在战争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的今天，我们也实在不愿意再去回味，也不敢再去想象那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又补充了许多军队，并使用王龁代替王陵为主将，围攻邯郸八九个月，但邯郸城依然挺立于战火中。
血中残阳，照耀着邯郸城的半壁江山；喋血战争，把普通百姓变成了士兵，老人、妇女、儿童都拿起了武器，加入到了战争的行列，用生命撼动着战争的天平。
很明显，邯郸保卫战的胜败，直接关系到赵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每一个赵国人的身家性命。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平原君赵胜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邯郸城下的壮烈牺牲并没有打破他个人生活的平静。高墙深宫之内，抹粉戴花的女子仍然有100多人，仍旧“婢妾被绮鄃，余梁肉”，平原君本人则“器物钟磬自若”，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史书记载，平原君的这种糜烂生活惹恼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同，平时没有什么名声。找到平原君后，李同单刀直入，问平原君道：“你不担心赵国灭亡吗？”
平原君说：“赵国灭亡我就成了俘虏，怎么能不担心呢？”
李同说：“邯郸的百姓，用骨头当柴烧，交换子女的尸体而食，可以说是很危急了。你的后宫有女子上百人，婢女和侍妾都穿着绸缎，有多余的粮肉，而百姓穿着破烂的粗衣服，连糟糠都吃不饱。老百姓困乏，武器将用尽，有人削尖树木作为矛矢，而你家里的器物、钟磬却与以前一样。假如秦国攻破赵国，你怎么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假如赵国得以保全，你还用担心没有这些东西吗？”
李同的一番话引起了平原君的思考。李同接着进一步说道：“现在，如果你确实能把你的夫人以下之人都编入士卒之中，分工做事，把家中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犒劳士兵。士兵们正值危难困苦之时，你如果这样做，他们肯定会感激你的。”
李同的一番话慷慨激扬，大义凛然，使得平原君羞愧难当，茅塞顿开。于是，他听从了李同的建议，“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工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同时，还招募了敢死之士3000人。李同与这3000人一起出击秦军，秦军被迫后退了30里。
李同后来战死。
这是邯郸保卫战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赵地勇士。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也仅仅是这么寥寥几笔，既不知道他出生何处，也不知道他的亲人是谁，更不会有人替他收尸，然而，喋血沙场，马革裹尸，又何尝不是赵国男儿的一种情怀呢！
邯郸人是不屈的！
孩子、母亲、土地、国家，当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会让所有的热血男儿为之发狂，并掀起滔天的巨浪，即使是倒在了为国为民的战场上，虽九死而又有何憾呢！
战争，会让懦夫变成勇者；战争，会让平凡变成伟大。
与此同时，赵国还积极争取外援。赵孝成王派平原君向楚国求救，争取与楚国联合，共同抗击秦军的进攻。于是，平原君奉命出使楚国。平原君本来打算从自己门下的食客中挑选20个勇敢并且文武兼备的人一起前往，并做了两种假设，假如用文的办法能够说服楚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在楚国华丽的宫殿下采取别的办法，歃血为盟，一定要确定了合纵之策再回来。但当平原君从门客中挑选出19人之后，剩下的一个人怎么也挑选不出来，这样就无法凑足20个人。怎么办呢？这时，在邯郸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毛遂。
毛遂，赵国（今邯郸鸡泽）人。相传早年曾入鬼谷门，是鬼谷子的弟子。与纵横家苏秦、张仪，军事家孙膑、庞涓、尉缭同出一门，可谓是“名师出高徒”。邯郸保卫战激战正酣时，毛遂正屈居于平原君赵胜的门下为门客。当他听说平原君准备出使楚国的消息后，认为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于是，满怀一腔热血，自荐出使楚国，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毛遂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道：“我听说你将去与楚国合纵结盟，准备与20位门客一起去，现在还缺少一个人，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平原君说：“先生，你在我的门下几年了？”
毛遂回答道：“已有三年了。”
平原君接着说道：“贤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放在囊中，他的锥尖立即显现。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已经三年了，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左右的人也没有谁称道过你，这说明先生没有什么特长，先生不能去，先生还是留下吧。”
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求你把我放入囊中，假如你早日把我放入囊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不光是锥尖显现而已。”
毛遂的话使平原君一时语塞。在毛遂的要求下，平原君最终还是同意了毛遂一同前往，其他的人都相视而笑但没有反对和阻止。
在毛遂和其他人一起前往楚国的过程中，他与这些人一起谈论国事，很有见地，大家都很佩服他。到达楚国后，平原君向楚国建议合纵结盟，陈述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从早上谈到中午了，还没有谈下来，其他人都建议毛遂上去谈。
在众人的劝说下，毛遂手按宝剑踏上台阶，走到平原君面前直接问道：“合纵结盟的利害关系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可你们从早上谈到中午了，还没有定下来，为什么？”
楚王很惊讶地问平原君这个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说是自己的门客。于是楚王喝斥道：“我在与你的主人谈话，你是干什么的！”
毛遂并没有退缩，而是手按宝剑上前说道：“大王之所以敢喝斥我，是因为你们楚国的人多。现在十步之内，大王就无法依靠你们楚国的人多，大王的性命就悬在我的手中，何况我的主人还在你的面前，你喝斥什么呢？”
见楚王没有言语，毛遂进一步说道：“而且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而称王天下，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而让诸侯们称臣，难道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士卒众多吗？不是。相反的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客观形势而奋发自己的威力。现在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军队上百万，这是你们楚国称王称霸的资本。凭借楚国的强大，天下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了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白起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带着几万军队，与你们作战，第一次攻下了鄢和郑，第二次烧毁了夷陵，第三次使你们的祖先蒙受了侮辱。这是百世的冤仇啊，赵国都为你们感到羞耻，而大王却不知道它的坏处，还在摆架子，你知道不知道，合纵结盟是为了你们楚国，并不是为了赵国。”
毛遂的一番话说入情入理，使楚王很快改变了主意，答应了与赵国合纵，共同抗秦，并歃血为盟。
这件事对平原君触动很大，回国后，他对别人说：“我不敢再相士人了，我相过的士人多则千人，少则几百人，自认为不会错过天下的贤士，可现在在毛遂先生那里却失了手。毛先生一到楚国，他的话比九鼎大吕还重。毛先生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了百万军队，确实了不起。”从此待毛遂为上宾。这就是著名的邯郸成语典故“毛遂自荐”一词的由来，也是邯郸成语典故“一言九鼎”、“锥处囊中”、“因人成事”、“脱颖而出”等词语的由来。
然而，虽然赵国与楚国结成了同盟，但仅靠这两个国家能打败秦国吗？回答显然是没有把握的。
为了取得对秦国战争的胜利，平原君赵胜在向楚国求救的同时，还向魏国求救。但魏国由于担心秦国报复或攻打自己，所以魏国大将晋鄙率领的大军一直停留在邺城，未敢出来作战，这对赵国显然是非常不利的现象，长此以往，邯郸城就有被秦国攻克的危险，时不我待。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为了挽救赵国的危局，争取魏国的援救，平原君把求救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名鼎鼎的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明确地告诉他，你就是不管我，你也得管管你的姐姐呀，没有我了，你姐姐将来怎么办呢？希望他劝说魏王，改变主意，支援赵国。信陵君被平原君的一番话所打动。
于是，信陵君请求于魏王，但魏王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改变态度，这使信陵君感到很失望。无奈之下，信陵君认为不应该自己独存而使赵国灭亡，于是，他请宾客准备了一百多辆车马，想自己率领宾客去攻击秦军阵地，与赵国共存亡。由此看来，信陵君也真是一位铿锵君子。
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七十多岁了，家里贫穷，担任大梁夷门的看守小吏，平素与信陵君交往甚密，感情深厚。当信陵君赴赵作战的队伍经过他所在的夷门时，信陵君见到了侯先生，就把自己要同秦军决一死战的情况告诉了他，侯嬴当时并没有表示什么。当信陵君带着队伍离开的时候，侯嬴只说了一句话：“公子努力吧，我不能跟随了。”信陵君心里很不愉快，走出几里路了，想起侯嬴说的那句话，感到很蹊跷，于是带着车马又回来了，想去向侯嬴问个明白。
当侯嬴看到信陵君返回时便笑着说：“我料定你肯定会回来的。”随后侯嬴遂献计与信陵君说：“我听说魏王的兵符是放在卧室里的，而能够随意出入魏王卧室的只有最受宠幸的如姬，如果能得到如姬的帮助，偷到兵符，你就能调动晋鄙的军队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如姬帮忙呢？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死了，如姬想报仇已有三年，魏王以下的人也都想为她报仇，但没能如愿。你如果能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她一定会帮助你的，那时，你就可以得到兵符并夺取晋鄙的军队，去援救赵国，成就大业了。”于是，信陵君按照侯嬴的计谋行事，果然得到了如姬的帮助，窃得了兵符。这便是著名的邯郸成语典故“窃符救赵”一词的来历。
与此同时，侯嬴还担心驻扎在邺城的晋鄙不相信信陵君，不服从命令，于是，就让身边的大力士朱亥一并前往，晋鄙如果不从，就让朱亥击杀了他。计议停当后，侯嬴说：“我本该跟随公子，但我年事已高，不能前往了。为了报答公子的信任，当你到达晋鄙军营的那一天，我会面向北方割颈而死，以此来报答公子。”
信陵君离开后，侯嬴计算着时间。几天后，侯嬴果然履行诺言，伏剑而亡，可谓壮烈。
信陵君带着朱亥到了邺城，假托魏王的命令取代晋鄙。晋鄙虽然合了兵符，但依然怀疑这件事，说道：“我现在拥有十万大军，驻扎在国境线上，这是国家的重担，现在你独自驾车来接替我，这算怎么回事？”晋鄙想不从，却招来了杀身之祸，朱亥立刻击杀了他。于是，信陵君统领了晋鄙的军队，随后发布命令说：“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史记·魏公子列传》）其意思是说：父子都在军营里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营里的，兄长回家；独生儿子没有兄弟的，回家养亲。信陵君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士卒，他们都愿意随军作战。这样，信陵君拥有了精兵8万人，参加到了合纵的行列，很快打败了秦军，解了赵国之难。
秦将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率领两万秦军投降了赵国，秦将王龁率军撤退，历时两年之久的邯郸保卫战胜利结束。
邯郸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赵国来讲，可以说是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之后赵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连绵不断，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222年赵国灭亡。
三、苦难童年
秦始皇出生、生活于秦赵长平之战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战争与杀戮，烽火与硝烟，腐尸与枯骨，几乎贯穿于秦始皇从出生到踏上秦国土地的所有时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犹如泰山压顶般的趋势，仿佛还来的太早。历史老人似乎在说，这不该出生的孩子啊，为什么要伴随着这血肉横飞的时代来到人间？
历史总是饱蘸着血水前进的。罹难者的尸体，发腥的狼烟，应该是和平的前奏曲，它并不管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少灾难。
邯郸保卫战结束了。一个秦国王室的后代也伴随着这场战争在邯郸静悄悄地长大，先后生活了约八年又十个月的时光，度过了一个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童年。公元前251年的秋天，当漫天的落叶把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时候，这个孩子才踏上了回归咸阳的大道。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那么，当时的邯郸城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毋庸置疑，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公子朝发动叛乱，未果，逃亡魏国，并得到了魏国的支持。由于当时的赵国都城中牟距离魏国很近，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赵敬侯决定把都城由中牟迁往邯郸。由此，开始了赵国以邯郸为都的历史，并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迁都邯郸，对于赵国来讲，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一是赵国战略方针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基地为支撑。三家分晋之后，赵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内部敌人基本上已经被消灭，因此，赵氏已经不需要继续留在那里作战了。同时，诸侯间的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需要赵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把战争的中心转向更大或者说更辽阔的战场。这就需要一个基地，这就是邯郸。二是因为邯郸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司马迁在所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指出邯郸“北通燕涿，南达郑卫”，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就说明了邯郸地理位置的重要。尤其是太行山东麓的交通大道纵贯南北，滏口陉又把邯郸与太行山东西的往来紧密联系了起来，这就给赵国在邯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三是自殷商后期以来邯郸就是一个繁华都市，人口聚集，有着良好的都城基础。这里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土地肥沃，粮食生产富足。同时，手工业众多，商业繁荣，有着良好的市场。因此，赵氏的迁都邯郸，无疑给自己的发展带来了光明的前途。
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从较大地域范围的宏观上观察，邯郸一带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山前地带南部。史前至夏商周时期的太行山东麓地区，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小区，分布着稠密的遗址群，反映了聚落发展的连续性。与中原地区大多数聚落群形成的规律与模式一样，邯郸一带早期聚落的发生与发展也与一条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条河即是沁河。现在的沁河源于属太行山脉的鼓山东麓，东流注入滏阳河。东周邯郸城正位于沁河东出太行山余脉低矮丘陵的冲积扇上，由此溯河而上的两岸台地上，分布着稠密的新石器至东周时期的遗址群，此乃东周邯郸城出现以前的沁河两岸聚落群。沁河就像一根蜿蜒的链条，左右串挂着大小不一的聚落宝珠，而在其下游——链条的末端，则悬挂着一颗最大的大型聚落宝石——东周邯郸城。因此，邯郸城周围自远郊到周边广大地区，还分布着一批密集的中小城镇与一般村落聚落群，与其首都中心城市形成一个集聚群聚落区。”这说明，邯郸城的建城史源远流长。
考察邯郸故城遗址可以看出，邯郸故城分为王城与大北城两部分，总面积约1887.90万平方米。在遗址的西北约15公里处有赵国王陵区，西部4公里处有战国贵族墓葬区，西部及南部有汉代贵族墓葬群。
从地形上看，整个邯郸市西南部高，标高96米左右；东北部低，标高52～60米左右。邯郸市内的中华大街至滏阳河平均标高是56米（《邯郸考古文集》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不难看出，把王宫基址选择在西部高耸的台地上，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军事上讲，都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如今，当赵国的历史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的时候，赵王城却依然屹立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不肯低下高昂的头，仿佛仍在炫耀着昔日的辉煌，展示着王者的尊严。这是国人尤其是邯郸人无论怎样都无法割舍的历史，浸透着无边的眷恋。
1961年3月4日，邯郸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和同时期的其他王城的面积相比较，邯郸故城遗址稍大于齐都临淄故城遗址，略小于燕下都。三者虽然同在一个历史时期，但就出土文物而言，却又各有自己的特征，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据文献《追溯与探源》（乔登云主编）“赵都邯郸故城考古简史”（段宏振撰文）一文记载，对邯郸故城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中叶。1940年8月26日～9月26日，日本人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和我国的姚鉴等对邯郸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1954年出版了此次考古工作的报告，即《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一书，对这次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次考证与发掘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认为赵王城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20世纪50～70年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前身）和邯郸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再一次对邯郸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是对涧沟——龟台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阐释了邯郸城兴起之前数千年来沁河流域聚落群的发展轨迹，这是邯郸城的基础根系所在；二是百家村战国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战国葬制及赵都社会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三是赵王陵园的勘察与发掘，搞清了陵园的建筑形制、结构及性质；四是在邯郸城区地下发现了丰富的战国至汉代的文化遗存，经分析判断属于战国至汉代城址遗存，即发现了一座比赵王城规模更大的城址，称为“大北城”。
毋庸置疑，这些考古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对邯郸故城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大北城的发现，是邯郸故城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对此，侯仁之先生在《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中，第一次对邯郸故城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认为赵王城只是战国时期赵国建都邯郸后的宫城部分，而新发现的大北城则是自春秋以来的一直发展着的邯郸城。这个说法修正了《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一书在此问题上的某些差误，将邯郸故城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邯郸市文物部门仍然继续进行对大北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利用各种机会，推动考古工作的进行。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是对大北城内众多遗迹遗物的发现以及对一些城址的认定。认为战国时期的邯郸大北城是汉代邯郸城的基础，继续加以使用和修缮，东汉时开始废弃；同时，西汉后期开始修筑新城，范围缩小。进入新世纪后，考古工作依然有不少新发现，尤其是城壕的发现发掘，将邯郸王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劳动使我们对邯郸故城遗址的内容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一个又一个考古报告的先后公之于世，使我们对邯郸故城遗址的范围、建筑、特点、作用以及其他问题的认识逐步趋于清晰。这里，我们不妨根据《邯郸考古文集》（乔登云主编）的记载，神游于邈远的中国历史长河，去追逐一下那纷纷扰扰的浪花。
王城遗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的西南部，距邯郸市中心约4公里，东距京广线约0.5公里，王城遗址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品字形。王城遗址内，总面积约505万平方米。据现代考古发现，东西两城的周围，地面有残高3至8米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围墙内有布局严整的大小夯土台及地下夯土建筑遗址，四周有凹字形门阙。整个遗址西南高，标高约98米，东北低，标高约64米，相差约34米左右。
西城。从考古发掘看，西城平面基本为方形，遗址内东西长1354米，南北长1390米，面积为188.20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夯土台5个，地下夯土基址7处，古道路1条，古井1口。四面城墙均存在，保存比较好，基部宽度一般是20～30米，也有的达40米。
这里需要对5个夯土台中的1号夯土台进行一下表述。夯土台1号是王城遗址内规模最大的土台，位于西城的中部偏南。传说是王宫的基址，俗称“龙台”。现存地面台基呈现近正方形，南北长296米，东西长264米，经钻探西部夯土向外扩5米。顶部略平，南北长132米，东西长102米。由现在地表至顶的最高点，东为16.30米，西为7.20米，南为10.80米，北为9.70米。四面呈梯田状，由下而上，东8层，南7层，西6层，北5层。其中近顶部的一层面积最大，而且四面都比较平整，宽15～35米，考古专家认为此层及顶部当时都有建筑物。
由“龙台”经夯土台2号至夯土台3号，形成了一条南北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西侧有地夯1号、6号。这两处地夯紧靠主体建筑“龙台”，形成大面积的建筑基址，这应是规模宏大的王宫主要殿宇建筑群。在这条中轴线的东侧，以夯土台5号为中心，北有地夯4号，南有地夯3号，这又构成了西城东部的一条南北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的西侧有地夯2号、5号，形成了西城东部的一组建筑群。“龙台”规模宏大，无疑是王城内的主要宫殿基址。应该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国的一切军政大事莫不决定于此，颁布政令，发动战争，对外媾和，接见使者，无不在这里进行。就是现在站在远处向“龙台”眺望，你仍然可以看到整个“龙台”突兀而起，巍峨庄严，一股凛然之气迎面而来。登高而望，大好河山尽收眼底，脚下生云，头上生辉，慨然以为王者再生矣。
东城。出西城东门便是东城。除东垣北段、北垣东段外，其余地面夯土均比较完整，其宽度、结构与西城相似。遗址内东西最长处926米，南北最长处1442米，面积约为129.90万平方米。遗址内共有夯土台3个，地夯3处，遗迹2处，古路1条。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夯土台，即人们通常所称的“北将台”和“南将台”。
夯土台6号俗称“北将台”，位于遗址的西北部。台基现状呈方形，南北长120米，东西长119米，地下夯土西部外扩3米。东部由地表至台顶高9.10米，顶部略平，四周为梯田状。
夯土台7号俗称“南将台”，在6号台以南，两台相距约500米。现存地面台基呈方形，东西长104米，南北长113米，地下夯土西部外扩10米。台顶距地表的高度5～8.20米。台的四面略呈梯田状，台顶中部凸起，为保存比较完整的夯土台。
以“北将台”和“南将台”为主题，“北将台”以北有1号遗迹，“南将台”的南北两面分别有地夯7号、8号。两土台之间有遗迹2号，形成了东城内南北一条中轴线的大型建筑群。
显然，东城的军事色彩比较浓重。按照常理推测，有将就应该有兵，或从事训练，或布兵排阵，以保卫自己的国家。
北城。出东城北门便是北城。除西垣南段尚存800多米的地面残墙外，其余都是地下基址。北城的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遗址内东西最长处1410米，南北长1520米，面积约为186.50万平方米。遗址内的地面有夯土台10号与西墙的夯土台9号形成东西对峙。10号夯土台的面积仅次于西城的“龙台”，平面近似正方形，东西长111米，南北长135米，不知道当时具有何种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夯土台9号往南与西城内的夯土台3号至1号的中轴线相呼应。地面台基略呈方形，东西长55米，南北长67米。由地表至顶的高度，东部10米，西部6米。
据此，考古学家认为，夯土台与地下夯土，是高大建筑物的基址，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这种台榭式的建筑，同时代的燕下都、齐临淄等城址也有这样的土台，不过现存的布局不像赵王城土台这样的严整。
邯郸故城除了赵王城遗址以外，还有大北城遗址，这是和邯郸王城遗址居于同样重要位置的一处邯郸故城遗址。这座遗址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区内，北京—广州铁道线的两侧。大北城的西南部与赵王城的东北部紧密相连，两城相距60米。
大北城遗址地形复杂。该城址的平面呈不规整的长方形，南北最长处4880米，东西最长处3240米，面积约为1382.90万平方米。地势特征是由西向东倾斜于沁河、渚河的冲积扇上。由于河流的冲击，越往东淤积层越厚。从现在邯郸市城区中部的地层关系及城墙基部距地表的深浅程度，便明显可以看出上述的情况。
那么，怎么认识“大北城”呢？“大北城”除西垣在地面上还留有断续的夯土墙址外，其余大部分墙址都在地表以下0.20～8.00米的深处，有一部分还未找到基址。墙址总长应为15314米，其中，1636米是地面残存城墙（包括与土台连接的部分）。
西垣。今邯郸市西北角的“灵山”遗址，经调查实为西垣与北垣交角的一段地面城墙。该墙向东的一段为北垣的起点。由东北向西南走向（北偏东61°）的一段为“大北城”西垣的北端。西垣北端从“灵山”起，向南偏西伸延，中与“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地面台、墙相连接，全长5604米。其中包括地面墙1697米在内。墙址宽度为30米左右。
南垣。南垣地下墙址的西端在今邯郸市庞村南与西垣相接，由此向东微有曲折至今邯郸市贺庄村中部与东垣相接，全长3090米。
东垣。东垣地下城址。由今邯郸市贺庄村中部往北延伸，西距中华大街百米处，与该街道基本相同走向，北偏东5°，至今邯郸市和平路以南，长约1760米。和平路以北由于地形复杂，淤土厚，水位高，目前尚未探出城墙。按东垣南段及北垣西端伸延的趋向，应在今邯郸市联纺地区与北垣交角。总长度4800米左右。墙址的中段较宽，有的达40米，北段为20～30米。
北垣。“灵山”北端是西垣与北垣的交角，1958年修建京广铁路时，挖掉了往东延伸的一段，长约70余米，现在只能看到转角点。由此往东尚未找到地下墙址。按城墙的走向应在现在邯郸市内联纺地区与东墙北段延长线相交，长度应为1820米。
根据考古发掘，“大北城”内的建筑遗址有“插箭岭”等及其东侧的小城遗址。“插箭岭”是西垣地面墙的一段，也是高大的建筑基址。遗址曲折伸延，略成头朝东的鸟形。相传“插箭岭”是由赵国“胡服骑射”而得名的。在这一区域内，人们经常发现铜质的三棱箭头、绳纹面筒瓦、板瓦、素面瓦当、卷云纹瓦当和排水槽等残片。日本人曾在这一区域进行过挖掘，发现有铜镞、铜弩机残部、铁斧和空心砖等，认为“插箭岭”也是一处汉代遗址。
显然，这里的出土文物带有明显的战争色彩，是战争在这里留下的历史见证。当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纵马疆场的时候，“插箭岭”作为一个备战习武的历史舞台，曾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激动的战争场景，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任尔战马奔腾，万箭齐发，形成箭矢弓弩之阵，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合的。“插箭岭”东侧是小城遗址，小城的西壁就是“插箭岭”，二者紧密相连。小城。位于“大北城”的西北角，东北接近“梳妆楼”，西与“插箭岭”相连。小城中间有隔墙，形成南北相连的两个部分。
小城西垣与南垣交角大于90°，北垣与东垣略成直角相交。北垣方向较正，城址平面略成梯形，上宽290米，下宽约400米，南北长约700米。
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小城与“大北城”西垣的“插箭岭”遗址是紧密相连的整体。遗址内多战国、汉代面饰绳纹的板、筒瓦残片及陶器残片，并在“插箭岭”东坡发现过与王城出土形制相同的战国时代的排水槽、战国瓦、铜镞等。从地理位置与出土遗物来看，“插箭岭”及其东侧的小城，均应属于战国时代的建筑遗址，汉代全部或部分继续沿用。“铸箭炉”遗址。位于“灵山”南，“大北城”西垣的东旁。现存土台地面的基部呈方形，东西最长处60米，南北长74米。四面为梯田状，顶略平，据地表高约9米。夯土黄褐色，层次不很明显，由于地下水位高，周围地下情况不明。表层有少量战国时代饰绳纹的筒、板瓦及细把豆、陶盆的残片和红烧土块，也有部分厚胎的汉代瓦片等。
从历史传说和大量的考古资料来看，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赵国铸箭的地方，是赵国的军事重地，非一般人所能入。在冷兵器时代，箭矢弓弩无疑是战争需要的锐利武器，远距离的杀伤敌人，在刀枪剑戟等兵器所不能及的情况下，箭矢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此，铸箭的地方，如果借用现代概念的话，应该是赵国的兵工厂。当时光过去了两千多年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出当时的铸箭场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严酷的战争把这里的黄土变成了焦土，把夜晚变成了白天，是战国时代赵国的第二战场。没有这里的箭矢出炉，就不会有赵国将士在前线作战取得的胜利。
其实，就赵国的武器制造和武库来说，远远不止赵都邯郸这一处，并且管理严格。据目前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仅武库就达17处之多，而且应该更多。
台地遗址。位于“灵山”南约200米处，是个平台，俗称“皇姑庙”。地面基部东西长为120米，南北长为80米。台高2～3.1米（北高南低），分上下两层，半坡的一层宽13～22米，上层顶部平，东西长60米，南北长34米。在台面的地表下0.5米是耕土，耕土以下有一层薄沙土，沙土下是夯土。夯土不很坚实，表层有绳纹筒、板瓦残片等。“梳妆楼”遗址。位于“台地”以南约30米处，是一个高大的土台。遗址分南北两部分：北面的称“后楼”，南面的称“前楼”。“后楼”地面的基部东西长150米，南北长80米，高7～8米。“前楼”地面基部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00米，高约10米。四面呈梯田状，顶部略平。经钻探四面夯土都有向外扩展。有饰绳纹面的筒、板瓦和细把豆等陶器残片。尤其是台周围瓦片、砖块、瓦当等很多，其中大都是面饰绳纹底有布纹的厚胎汉瓦及卷云纹瓦当。日本人曾在“前楼”的台北、中、南进行挖掘，在中部发现河卵石铺设的道路的路面，南北长27米，其南北两端又有向东延伸的支路残段。路面卵石宽度为88厘米，卵石两侧又铺设宽约5厘米的长方砖，故路面总宽为1米左右，有的两侧又铺方砖，方砖外又竖埋长方砖加固，因此路面总宽应约2米。还出土了“千秋万岁”、蕨手纹瓦当以及“大泉五十”等。在接近路面东北角的地方，发现大型础石及瓦片，认为在路面的附近曾有过雄伟的建筑物，并认为其建筑在后汉时期曾有遭受火灾的可能。“铸箭炉”、“皇姑庙”、“梳妆楼”、“插箭岭”等遗址，在“大北城”的西北部，紧挨着城垣并互相连接。地表下有夯土基址，地面有战国及汉代的遗物（“梳妆楼”以汉代遗物为多）。以平面布局及遗物情况来看，它是战国时代的一组高大建筑群，汉代又继续修建使用，应为战国及汉代的建筑遗址。
除此之外，在“大北城”遗址中，还有“丛台”、“温明殿”等遗址。需要说明的是，“温明殿”遗址属于西汉时期建筑，为西汉时期赵王如意王宫中的建筑遗址，考古资料没有显示它和战国时期其他城址的联系，故这里不再涉及。
丛台。位于“大北城”东北部，是一处巍峨高大的建筑。在今邯郸市中华路、丛台路交角处的西南。据《汉书》注释，“联聚非一，故名丛台”。可以想象，当时的“丛台”是一个个高台的连接体，从“联聚非一”上去考虑，最少应该在3个高台以上。不知道是战争的原因，还是日月的风蚀和其他原因所致，其他的台顶已经看不到了，现在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台。说起来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然而，就是这一楼台也能把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隘联系起来，使人想起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回味战争的震撼。
相传“丛台”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目的是训练士兵，操练军队，检阅方阵，指挥征战。因此，这里应该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一个训练场，折射着一种奋发向上、勇武尚健的光芒，军事意义大于生活意义。正由于如此，“丛台”本身也具有载歌载舞的内涵。这是因为赵都邯郸自殷商以来就是一个轻歌曼舞之地，歌舞并驰，美女如云，这就为大战过后的赵王和将士们提供了一个休闲赏舞的瞬间。但这种享受混杂于战争的鞍马劳顿中，未免有一种呛人的味道。
现存“丛台”分为上中下三层，地表为第一层，有地表至中层高7米，面积东西长59米，南北长40米。其间，向南突出45米，宽8米，它原来是与“丛台”相连的明代城墙残存。从中层环绕而上可达“丛台”台顶，据地表的高度为12.5米，顶呈圆形，直径19米。原为平台，称“武灵台”。明嘉靖年间曾建台于其上，名“据胜亭”。根据1963年考古调查及《水经注》记载，我们现在看到的“丛台”应为战国时代的遗址。
邯郸故城的“大北城”在我国的古代城址建筑中，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其商业之繁荣，市井之繁华，人口之密集，都足以证明邯郸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并延续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直到东汉以后逐步衰落。邯郸古城遗址的发现发掘说明了当时的邯郸城的宏大，令人震撼。两千多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邯郸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那时还没有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
古代也有不少人赞扬邯郸城的美丽。其中，三国时期刘劭的《赵都赋》可谓名篇。有道是“清漳发源，浊滏泊越，汤泉涫沸，洪波漂厉”，好一派邯郸风光。更有曰：“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每读及此，总觉得余音绕梁，三日不去，茶饭不思，宛然身在其中矣。
这里，我们之所以把战国时代的邯郸城描绘的如此详细，是因为秦始皇出生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
那么，秦始皇又该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区域呢？
从邯郸已经发掘发现的考古文献来看，赵王城是战国时代赵国政权的核心，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赵国都不会把交战国的人质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让别人觊觎自己的政治。这就等于说，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应该生活在邯郸故城的“大北城”内。“大北城”是邯郸老城。这个老城的概念是说，在“赵王城”出现之前，这个“大北城”在春秋时代或商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邯郸城应该是“大北城”之内的“小城”。“小城”北部的夯土台有可能就建筑于这一时期，而“大北城”则为赵敬侯迁都后在“小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认为“大北城”的规模与这一时期诸侯国的都城相当，因已有小城修筑在前，故“大北城”修建时将“小城”围在其中。同时，这个老城的概念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说，当“赵王城”在秦朝末年毁于战火的时候，“大北城”虽然也遭受兵燹之灾，但“大北城”并没有被损坏殆尽，西汉时期恢复重建，一直延续到东汉以后。因此，从城市寿命上说，“大北城”也要比“赵王城”长很多年。
考古发掘发现证明，“大北城”的作用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大北城”内有一部分是军事区，包括“铸箭炉”、“插箭岭”、“丛台”以及“丛台”以北的地域。二是“大北城”内有一部分是手工业作坊区，包括中部、东部及南部的地域。如炼铁遗址、陶窑遗址、制骨作坊、石器作坊等。三是“大北城”内有一部分是居民区，包括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二者杂然相处。《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就记载“平原君家楼临民家”，应该不是无中生有。四是“大北城”内有一部分外来使者、质子、商人及其他四方来客居住区。
从地理学上来考虑，根据《水经注》记载，牛首水（沁河）由西向东自今邯郸市百家村流入邯郸城，经“温明殿”南，又东经“丛台”南向东汇入滏阳河等记载可以说明，当时的沁河两岸正是邯郸城中的繁华地段，应该是一个四通八达又宜居的所在。
若以此来推测，秦始皇的出生地应该在“大北城”的某个区域。按照战争年代的政治来讲，我们认为作为交战国的人质不可能居住在军事区，同时也不可能居住在商业和闹市区。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秦国的人质应该住在一个被管制区。首先不能让他窥探政治和军事秘密，其次又不能让他随意走动，更不能逃跑，应该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异人的质子府应该在“小城”里面更准确一些，秦始皇也应该出生在那个地方。
秦始皇本身是一颗苦难的种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催生了这个胎儿，同样，又是战争把他推向了权力的顶峰，他的一生都被死死地绑在了国家统一的战车上。欢乐、宁静、祥和对于他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而在邯郸这八年多的寄人篱下的苦难生活，又在他的一生中落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以至于使他在长大以后依然心有余悸。
战国本身是一个兵连祸结、命运多舛的年代。何况秦赵之间还时不时地爆发战争，并且是极度恐惧、惨烈的战争。生活在战争与刺刀的阴影下，秦始皇与他的父母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此，小时候的秦始皇是不幸的。邯郸的街市虽然也热热闹闹，但秦始皇一家三口可能是落寞寡欢，很少出门。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意思是说：子楚是秦王的一个地位卑贱的孙子，在诸侯国做人质，车辆等日常的费用并不宽裕，生活困窘，不得意。因此，他们见到的邯郸人的眼色，应该是冷漠、轻视，甚至是仇恨、怒火。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派大将王龁围攻邯郸，战争空前惨烈，情况十分危机。这个时候，赵国想要杀掉异人。此时的邯郸城戒备森严，对异人等人看管更加严密。吕不韦用六百金贿赂看守异人的官吏和守城的卫士，才得以使异人逃出邯郸。这之后，秦始皇只有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凄凄惶惶的生活。不久，赵国又想杀掉秦始皇母子，因赵姬的富豪之家身份，才得以藏身，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但还是东躲西藏，日夜惶恐不安。这点，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赵欲杀子楚妻子，得匿，故母子竟得活。”可以看出，秦始皇没有享受过童年的欢乐，他的童年是在那种孤寂、冷峻当中度过的，那颗稚嫩的童心，饱尝了人世间的凄怆与辛酸。这一切都促使他早熟，并使他在心灵深处潜伏下了要报复世人的种子。
沁河的水太凉了，秦始皇的心可能比沁河水还凉。
邯郸保卫战进行时，秦始皇只有三岁，这个年龄按道理说，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童年的快乐，可在事实上他和他的父母都被卷入到了战争的狂飙旋风中，过着像流浪狗一样的生活。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孩子是秦始皇，这个孩子选择了战争，战争中失去的欢乐应该在战争中去寻找。
这个说法可能不是没有道理。
秦始皇在邯郸早年的生活也有比较富裕的一面。从现存记载看，有他父亲和华阳夫人的资助，外祖父家又是当地豪族，所以一家想必也是衣食无忧。同时，他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父亲毕竟是一位王孙，有富裕的亲朋好友，有广泛的社会交游，因此，物质生活不应该是困窘的。再有，在他的童年玩伴中还有同在赵国做质子的燕太子丹等人，想来也应该充塞着一些欢乐。
那么，在邯郸的这段生活究竟给秦始皇的人格心理留下了什么呢？
人格心理学认为，成年人格的特征与某些童年经验相联系，童年的经历虽然不能像少年的经历那样对人格特征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健康。因为童年时期涵盖了人一到十三岁的时光。这里，虽然强调了少年时代是人格心理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但同时也说明，童年时代与此相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儿童期是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阶段，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所养成的习惯及其身体健康等因素对其人格的形成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那么进行了两年之久的邯郸保卫战，对于当时生活在邯郸的秦始皇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邯郸保卫战进行了两年之久，对于二三岁的秦始皇来说，虽然才开始用语言作信号描述外部世界，才有模仿和记忆，但他早就有了安全感的需求和复杂的心理生活。赵国的追杀使他生活在经常的恐惧之中，安全欲望得不到满足。这段在邯郸的最初人生经历，也许秦始皇成年后不能完全回忆，但同样也不能完全被抹去。它是儿童对自身环境的基本估计。公元前251年，随着异人地位的变化，“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史记·吕不韦列传》），秦始皇的境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与他原来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使他对自身、对环境必然有新的估计。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这种转变很容易造成秦始皇性格上的敏感、多疑的倾向，意志的动力表现为冲动性、激情性甚至偏激性。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继位后三天就死了。按照传统规定，异人继承了王位，是为秦庄襄王。这年，秦始皇十一岁，被立为太子。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庄襄王于在位的第三年也辞世了，十三岁的秦始皇一跃而成为天子。原先稳定的家庭瞬间巨变，父亲去世，母亲先与吕不韦、后与嫪毐私通，展现在童年、少年秦始皇面前的世界变幻莫测，这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焦虑、恐惧笼罩着秦始皇的内心世界。现代心理学认为，这种焦虑和恐惧被潜移到无意识中，长大后遇到新的挫折，往往会成为人格障碍和神经症的根源。这种认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可以看出，以后随着秦始皇的成长和统治地位的获得，伴随着随之而来的奢华生活和寂寞孤独的个人情感世界，儿童时代的焦虑、恐惧很快被一种新的情感所代替，逐步养成了他骄横任性、贪婪残暴的个性和追求代偿性满足的强大冲无疑，儿童接触的最初社会环境主要是自己的父母，父母家人是他的心灵港湾和精神寄托。然而，对于秦始皇来说，父亲异人的遭人追杀和惊恐逃亡，母亲赵姬的东躲西藏和流离失所，使他感到了亲情的破碎和感情的失落，激起了他童年时代的愤怒，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些不寻常的生命经历和抑郁环境是秦始皇早年心理格局的最早积淀，构成了他人格心理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形成了他孤僻、粗暴、冷酷、神经质的性格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都表现出多疑和不稳定的情绪特征。
秦始皇在邯郸早年的艰辛生活，还使他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之亦轻食人。”意思是说，秦王的相貌，鼻子像黄蜂，眼睛细长，胸如鸷鸟，说话声音像豺狼。这种人刻薄寡恩，心似虎狼，不得志的时候很容易表现出谦卑的样子，得志的时候也会很轻易地吃人。按医学上解释，“鸷鸟膺”也就是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而“豺声”，则表明有气管炎。这说明，秦始皇的童年时代一方面饱尝了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另一方面还遭受着生理上的戏谑和折磨，可谓是祸不单行，生不逢时。
这些生理残疾必然使秦始皇内心体验着自卑和压抑。然而，这种自卑的情感并没有使他消沉，相反，在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却惊人的看到，秦始皇把这种自卑和压抑隐藏在心灵深处，在行动上表现出惊人的自强和刚毅。他“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行为铿锵，决事果断，他为肯定自我、征服他人而斗争。自卑情感成了潜藏在他超人毅力后面的巨大的原动力，秦国的日益强盛激发起了他冲天的愿望，成为他以后统一中国的精神源泉。
对此，有些人不肯苟同，提出了一些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秦始皇不仅发育正常，而且应该是一位美男子。从遗传学角度讲，秦始皇的父亲是一位王子，有着高贵的家族和优良的血统，其遗传基因应该优于普通人；同时，秦始皇的母亲是一位绝顶美人，天生丽质，据推测，她也应该是赵国的贵族或大户人家之女，这样的强强联合，其后代在体质上不应该有其他问题，并且应该很漂亮。这种认为也不无道理。
关于秦始皇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情况，史无明文记载。有些学者认为，嬴政幼年羁旅邯郸，十三岁继位后又受制于吕不韦，所以从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嬴政归国以来，他的父亲就按照未来王者的要求，安排嬴政的教育问题。根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当年异人回国伊始，其父亲安国君就命他读书。异人自称“少捐弃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与诵”，对此父子二人深以为憾。因此，异人不会再让自己的继承人有此缺憾。更何况为王储选任师傅并使之接受系统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大量历史材料表明，自商周以来，国家就有系统的教育、训练储君和其他贵族子弟的制度和措施。在正常情况下，王储必须接受最高等级的教育。太子储君是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关系到国家存亡、政治兴衰，所以特设师傅之官，以尽教导、辅弼之责。“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乎列国，秦已有之”，因此，秦国理当有相应的教育王子的制度。
同时，就是秦始皇在邯郸这八年多的时光，尤其是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他也应该是以读书为主。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一个王子。如果说秦始皇在邯郸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也许有可能，但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公元前251年，秦始皇和母亲赵姬离开了赵国，走上了远去咸阳的大道。从此，这个邯郸出生的孩子就逐步走上了统一中国的艰难之旅，并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主宰。
谁能想到，曾几何时，就是在这个邯郸小子的麾下，出现了一些名贯古今的天兵悍将，指挥着千军万马，打下了秦王朝的一统江山，写下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谁能想到，就是这个邯郸小子，挺立在战国那个暴风骤雨般的时代里，排山山倒，倒海海流，雷霆万钧，气贯长虹，干出了一番多少人觊觎已久但都没有成功的伟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情。
千古一帝，居功至伟，直到他最后死在赵国的土地上。
历史永远地记住了这样一个史实：是他灭掉了赵国，并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赵国人，当然，还有燕国人、韩国人、齐国人……不过，历史也同样记住了这样一个史实，没有杀戮，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的统一。因此，我们应该祝福这个少年人。
沁河的水还在蜿蜒东流，仿佛还在流淌着不尽的铅华……
那么，这个邯郸长大的孩子，在离开邯郸后，都干了些什么呢？
四、入主秦宫
公元前251年，秦始皇离开了邯郸，离开了这个养育了他近9年的地方。聚散有时，等到他再回首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了23年。《史记·赵世家》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後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後为赵。”这说明，秦国和赵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赵氏与嬴氏同宗同族，一脉相连，都是华夏民族大家庭中的古老族群，并在以后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为各自不同的国家体系。
就秦国而言，公元前408年实行了“初租禾”，打开了通往封建社会的大门，秦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夺去了政权，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展生产力，秦献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殉葬制度，制定户籍制度，建立了四个县，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为后来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这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志向远大，由于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决定进行改革，光大秦献公的未竟事业。不久，他颁布了“求贤令”，号召纳贤求才，加快秦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卫国一个破落贵族的后裔——公孙鞅来到了秦国，因为是卫国人，时人也叫他卫鞅。后因变法有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他来到秦国后，通过景监得见秦孝公，并以“强国之术”说服了秦孝公，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和尊重，因此，秦孝公让他主持变法。这样，从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
1.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奴隶主的井田制，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即按军功大小进行奖励，杀敌越多，赏赐越厚。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整套军功爵制。在这个制度下，无论是谁，唯军功受赏封爵，概不例外。这对旧贵族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新兴的地主阶级来说，是个鼓励，即使是普通一兵，也可以通过军功获得相应的待遇。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员，商鞅实行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凡是多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以其他原因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同时，加重税收，不许商人买卖粮食等，迫使商人弃商归农。此外，还奖励一家一户的生产。
4.推行县制。在秦国没有推行县制的地方，把乡邑聚合并成县，新建31县，每县设置了令和丞等官职来管理全县政事，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
5.建立什伍连坐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有互相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可与斩敌同赏。如果一家“藏奸”，什、伍要同罪连坐。
6.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其标准尺为1尺约等于今0.23米，标准量器1升约等于今0.20公升。现在存世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不难看出，商鞅变法实质上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彻底打倒了落后的奴隶制度，巩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所以，这个变法得到了以秦孝公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拥护，政令颁布之时，举国响应，高潮迭起。虽然有一些旧贵族、守旧分子进行捣乱，但都被变法的洪流所淹没。“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可谓深入人心。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这时，一些宗室贵族都把仇恨集中到了商鞅身上，商鞅最后被车裂而死。由是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先河。
对于商鞅的死，常常令人扼腕叹息，三叹而有余哀。然而，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与其是说商鞅的死令人叹息，倒不如说商鞅的死给后来人树立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典范。商鞅以后，历朝历代仍有不少仁人志士乐此不疲，激流勇进，敢于改革，甘于奉献，这应该看作是对商鞅的最好纪念。
秦孝公之后，秦国迅速发展起来。至秦庄襄王时，秦国的历史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秦庄襄王即位后，立刻奖赏定国立君之功，“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他兑现了与吕不韦共享富贵的承诺，对吕不韦不仅封侯拜相，而且也信任有加，君臣二人共谋秦国大业，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秦庄襄王即位后虽然也雄心勃勃，然而天不假年，继孝文王短命之后，秦庄襄王也在享国三年之后驾鹤西游，十三岁的嬴政继立为秦王。这一切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似乎是来的太快了。
既然穿上了龙袍，按道理说就是天子。然而，按照秦制，秦王嬴政要在满二十二岁以后方能亲政。这样，嬴政要想自己理政就要等待一段时日了。
在这种情况下，少主临朝，母后主政，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这时候秦国的王权主要由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以太后和监护人的身份代行，这也是当时通行的惯例。既然是太后赵姬主政，那么她又该依靠谁呢？显然，吕不韦是首当其冲的人选，舍吕其谁也！吕不韦的特殊地位使他大权在握，权倾朝野，并成为秦国王权中的核心人物。他有四个有力的支撑点：
一是职务的权力，即相权。他是秦国的相邦，作为百官之长，他的权势位极人臣，《史记》有言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位置的地位和作用，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于百官众卿来说，这种权力是其他任何人代替不了的。
二是特授的权力。吕不韦与异人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虽然异人早逝，但吕不韦的定国立君之功，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君臣之间的生死私交使得吕不韦得以成为托孤大臣，权高位重，众人仰慕犹不及也。同时，吕不韦还被秦始皇尊为“仲父”，少年秦王对吕不韦也不得不毕恭毕敬。他还被封为文信侯，拥有门客三千，家僮万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实力，都是其他人难望其项背的，这就大大强化了吕不韦的权力地位。
三是情场的权力。他是太后赵姬的前夫和情人，个人情感自然非同一般。尤其是在秦庄襄王死后，他们旧情重叙，欲火复燃，你贪我爱，不能自拔，这就更加重了吕不韦在秦朝政治中的砝码。史书记载，“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这种男女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使吕不韦可以随时通过影响太后赵姬进而控制整个国家，并跨越道德和法律的任何底线。
四是无形的权力。吕不韦不仅是一个聪明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有高超的驾驭全局的能力。因此，在吕不韦掌控秦国政权的日子里，逐步形成了庞大的吕氏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纵横交错，从而对秦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吕不韦在朝为官的时候，还是吕不韦下野被贬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证明。甚至于在吕不韦死后，其送葬场面之宏大，都引起了秦王嬴政的高度重视。
不难看出，当这四个支点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吕不韦在秦国权力结构中心的地位就非同寻常了，他实际上执掌着秦国的大政。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而《资治通鉴》则明说：“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更明确地点出了决定秦国大事的人是吕不韦，这话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
辅佐少主、治理国家对于吕不韦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当初散去千金结交公子异人就是为了能有今天，现在目的实现了，他当然喜不自禁。如今吕不韦俨然已是秦国的政治家，是秦国的相国，是秦王嬴政的仲父，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毫无疑问会使吕不韦踌躇满志，豪情满怀，他理所当然地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去认真做一些事情了。既是为了秦庄襄王，也是为了太后赵姬，更是为了那个世人传说不一的小嬴政，这一点他应该比谁都清楚。从实际政绩上看，吕不韦也确实堪称为一代名相，在秦王嬴政亲政前，他的确为秦国做了一些大事，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为秦国的强盛作出了贡献。
在秦始皇执政前，吕不韦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大力开疆拓土。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依然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扩大秦国版图，先后占领了韩、赵、魏三家数十座城池，并将卫国变成了秦国的附庸国。同时，还在秦王政五年（前242年），指挥蒙骜攻占了魏国酸枣等二三十座城池，在此设置东郡，这就将东方六国大致分割为南北两部分，阻碍了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军再次攻魏，进逼魏都大梁。这些军事胜利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做了重要的战略准备。
其二，广泛招揽人才。大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战国后期，各国统治者都把争夺人才视为争夺天下的重要措施，纷纷致力于招徕人才。史称：“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这个措施为秦国聚集了大批人才。例如，甘罗是一位十二岁的小门客，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巧妙地扩大了秦国的领土，并被秦国拜为上卿，世间有甘罗十二岁为相之传说。同样，帮助秦始皇定天下、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李斯也出自吕不韦的门下。
其三，加强水利建设。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开始兴修大型灌溉系统——郑国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一百五十余公里。不管郑国在当时修建这条渠有什么目的，然而，这条渠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经过多年的建设，这条渠使广袤的关中平原得到了灌溉，使秦国得到了丰收和富裕，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为以后秦国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四，重视文化发展。《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而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时候，诸侯中有很多辩才，如荀子一班人，他们所著的书遍布天下。吕不韦就让他的门下食客人人都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汇集编排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有二十多万字，认为这些包罗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事情，书名叫《吕氏春秋》，以此作为历史的训鉴。编好后把书刊布在咸阳都市的城门上，并悬挂千金，邀请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观看，扬言谁若能增加或减少一字者，即予以千金之奖赏。这就是“一字千金”一词的来历。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吕不韦信心十足，自以为经得起任何检验，但似乎做的太过了。不过，在事实上《吕氏春秋》也确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对此，有人认为吕不韦这样做是为秦始皇以后主政提供理论基础，因为它融合了儒、墨、法、兵等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在内的理论体系，可以为国之鉴。但也有人认为，《吕氏春秋》虽不失为一部好书，但不该悬挂于城门之上，公然宣称“一字千金”，这显然是在向秦王嬴政挑战，说明自己权威的不可侵犯。这激起了秦王嬴政的愤怒，是吕不韦后来惨遭鸩杀的一个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一字千金”是一条著名的成语典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使用率很高。正因为如此，邯郸的一些人把它归入了邯郸成语典故的范畴，认为它是邯郸成语典故的条目之一。对此，我们认为不妥。因为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吕不韦不是邯郸人，故事也没有发生在邯郸，生扯硬拽不能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把这个成语典故放到秦国去讲，我们认为更合适一些。
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在秦国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在吕不韦实施一系列富国强民措施的同时，忽然间出现了嫪毐这么一个人，祸乱宫闱，染指中枢，从而给吕不韦和秦国的政治带来了严重危机。一时间内，秦国乌云滚滚，阴云密布，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事业被葬送，他本人也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那么，嫪毐是一个什么人呢？
嫪毐原是吕不韦的舍人。所谓舍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门客。后经吕不韦有意无意的推荐，来到了太后赵姬的身边，依靠一些社会所不耻的下流功夫，博得了太后的宠幸，尔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甚至于觊觎最高权力，把一个秦国弄得乌烟瘴气，狼籍不堪，由此导致了秦国的内乱。
吕不韦为什么要推荐这么一个人呢？
吕不韦推荐嫪毐实是出于无奈。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正当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秦国宫廷内部的一些阴暗肮脏的秽事也在滋长。庄襄王死后，太后赵姬正当年华，风姿绰约，妖娆迷人，耐不住青灯夜长，屡招吕不韦入宫，通宵达旦，不能自抑。这使得吕不韦左右为难，处于一种“始皇帝益壮”而“太后淫不止”的极度矛盾和恐惧中。
不用说，吕不韦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对吕不韦而言，这时他已经不是邯郸城里的那个“买贱卖贵”的普通商人，他懂得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在相邦、仲父、情人这三者的天平上，吕不韦自然掂量的出孰轻孰重。他有清醒的头脑，他不会因为私情而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正因为如此，他害怕二人的奸情败露而祸及于己，特别是随着秦王嬴政的日渐长大，使他日感恐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经过一段谋划后，他找来了一个大混混嫪毐，让他顶替自己进了宫。用比较裸露的话来说，就是吕不韦给太后找了一个男妓，让他去满足太后赵姬的欲望，以便使自己能够从太后身边脱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本来在吕不韦门下吃闲饭的人进了宫，成为太后赵姬的情人。
历史上没有人记载嫪毐长的是什么摸样，也不知道他有多高多嫩，只记载了嫪毐进入宫廷以后，很快得到了太后的宠幸，吕不韦也自以为计谋得逞。不久，太后便怀有了身孕。没有男人，自己却有了身孕，贵为太后，如何面对国人？赵姬害怕事情泄露出去有碍于己，于是诈称请人占卜，也就是算卦，说年内将有灾祸降临，不宜居于咸阳宫中为由，提出到外地去避灾。太后说话了，自然无人阻拦。于是，太后赵姬便移驾于秦国的故城雍城（今陕西凤翔），居住于雍城的大郑宫内，未几生下了腹中的男婴。一段时间后，又生下了一个男婴，连续生了两个儿子，真可谓色胆包天。按道理说，这在秦国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无论从正面讲还是从反面讲，都应该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史书上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相反地，看到的只是嫪毐飞黄腾达的闹剧。这也可能是皇宫深厚的缘故。
这时候的太后大概也不知道什么脸面不脸面了。随着两个儿子的降生，嫪毐的社会地位迅速攀升。太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封嫪毐为长信侯，使嫪毐的政治权力迅速膨胀，直插云霄，直到后来发展到朝中的一切大事“皆决于嫪毐”。同时，太后还对嫪毐“赏赐甚厚”，使之骤然间良田千顷、家僮数千，并把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地。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投奔到嫪毐的门下，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俨然形成了与吕不韦分庭抗礼的局面。一时间内，嫪毐在秦国的权势炙手可热，如日中天。这样，就使得当时的秦国同时有四个人有条件直接操纵最高权力，即法定的最高统治者太后赵姬，名分上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实际上分享最高权力的相邦吕不韦和获得太后宠幸的封君嫪毐。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忽然间被一对狗男女折腾的如此无度，的确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无疑，它必然会引起秦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导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从而为秦国的发展带来灾难，使秦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场生死对决。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嫪毐。从历史记载来看，嫪毐既不是什么名门出身，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本事，史书也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其他的能耐。如果不是吕不韦收留他做舍人，他充其量不过是市井中的一个无赖而已。吕不韦最初选他入宫，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壮年男子，想让他扮演一个男妓的角色，满足太后的特殊需求，借以为自己脱身免祸。但令吕不韦没有想到的是，嫪毐的势力增长如此之快，这确实是吕不韦始料不及的。
对混混的无耻人们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他一旦成功，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往往又是不可估量的。
后来事情的发展不幸被言中。据说太后赵姬与嫪毐有一个秘密约定：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拥立两人的私生子为秦王。这种密谋对王权的威胁是巨大的，它进一步刺激了嫪毐的政治野心，使他在有可能的时候铤而走险。这对秦王嬴政来说，即将来临的将是一场国家生死存亡的决战，由此，也迫使秦王嬴政对此必须有一个决断。
这是秦王嬴政亲政前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秦王嬴政亲政的时间是公元前238年，即秦王政九年。根据秦国的制度，秦王亲政是一次特殊的最高权力交接，一旦秦王行冠礼、佩宝剑、完成成年仪式，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全部权力，到时太后、吕不韦、嫪毐就必须交出他们以不同名分、不同形式掌握的那部分最高权力。随着秦王嬴政年龄的增长和亲政日期的临近，嫪毐日益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自己犯有多项死罪，一旦秦王嬴政亲政，他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嫪毐到底犯了哪些足以杀头的大罪呢？
嫪毐有多项罪过是可以被杀头的：
其一：祸乱宫闱，私通生子；
其二：自充假父，大逆不道；
其三：专擅权力，破坏朝纲；
其四：图谋王位，心怀不轨。
这些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秦王嬴政亲政后，第一个将要杀的人就是他。对此，嫪毐比谁都清楚。这就决定了嫪毐一党必须冒死一拼，才能有出路。成则一步登天，败则人头落地，生死富贵在此一举。于是，嫪毐及其同伙决定择机行事，以求一逞。他们选择了秦王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的时候动手，因为秦王嬴政亲政必须到雍城祭祀自己的祖先。
对于秦王嬴政来说，这一切都被他掌握得一清二楚，早已有察觉与防范，他也在等待时机，彻底拔掉这颗寄生在秦国身上的毒瘤，以雪多年之恨。
不难看出，正值青春期的秦王嬴政随着政治上的历练成熟，已经能够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决断。在自我、自强欲望的强烈鼓舞下，秦王嬴政迸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要为秦国的自立、自强而搏杀。
秦王政九年四月，秦王嬴政抵达雍城，住宿于蕲年宫，嫪毐趁机发动叛乱。他矫用秦王玺和太后玺，征调“县卒及己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秦王嬴政得知消息，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征调军队镇压叛乱，许多宦官也参与了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反叛之众一触即溃，嫪毐兵败逃亡。秦王嬴政向全国下令：“有生得禣，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不抓住嫪毐绝不罢休。嫪毐及其团伙很快全部落网。嫪毐被车裂处死，夷三族。他的党羽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部杀头。嫪毐的舍人，重罪者刑戮，轻罪者判刑。因受到牵连而被剥夺爵位、抄没家产、流放蜀地者达四千余家。
秦王嬴政这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他消灭了嫪毐集团，但一个市井无赖把秦国搅得如此的乌烟瘴气、臭不可闻，确实使他难以承受，秦王嬴政所受的刺激，使他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憎恨自己的母亲，所以盛怒之下，命人入宫把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装入口袋中扑杀，并将太后迁于雍城另一宫中居住。
这时的太后也失去了花容。她无颜面对自己的儿子，是她自己胡闹过了头，甚至糊涂到把玉玺拿出来帮助嫪毐去叛乱，作孽太重了，她交代不了，所以乖乖地听从了儿子的安排。
继此之后，秦王嬴政的怒火仍然不能平息。痛定思痛，此时的秦王嬴政开始迁怒于吕不韦，并想把吕不韦杀掉，让一切丑闻一了百了。因此，在粉碎了政治混混嫪毐的叛乱之后，秦王嬴政立刻把搏杀的目标转向了吕不韦，他不会放过吕不韦，这也是彼此间命中注定的事。虽然吕不韦四面透风，八面玲珑，但这一次难逃厄运。但因吕不韦奉立先王的功劳太大，还有不少宾客辩士为他求情，使得秦王嬴政左右为难，不忍心去法办他。杀之不忍，不杀，又丑名太大，并且这个丑名直接牵扯到自己的头上。这些突如其来的情况，确实弄得秦王嬴政方寸大乱，举止失措。但秦王毕竟是秦王，不久，秦王嬴政就把吕不韦撵到河南的封邑去了。
吕不韦在被撵到封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来往于从河南到咸阳的大路上，千方百计地为其求情，企图使吕不韦能回到咸阳重掌国政。同时，也有一些诸侯国的宾客使者访问吕不韦。宾客说情与穿梭次数之多，令人吃惊。
秦王嬴政对这种现象非常警觉，“恐为其变”，便正式赐书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这里的意思是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把河南封给你，食邑十万户！你跟秦国有什么亲缘关系，竟号称仲父？！你和你的家属迁到蜀地去住吧。
面对秦王嬴政赐书中的原因和举家迁徙四川的命令，吕不韦终于从抱有一丝幻想中醒悟：自嫪毐败亡以来，秦王嬴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因而吕不韦拿定了主意，不愿意再接受秦王嬴政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与羞辱，与其被他人所杀，还不如自尽而死。最后，吕不韦饮鸩酒而死。
吕不韦自杀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邙山，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场面很大。秦王嬴政闻知此事非常震怒，认为这是借给死人送葬向自己示威，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惩罚。对参加丧葬的门客，如是晋人就驱逐出境；如是秦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夺去官爵迁居房陵；五百石以下而没有临丧哭吊的，也要迁居，但不削夺官爵。并明确指出，从今以后，凡执掌国事而不守正道，像嫪毐、吕不韦这样的，抄没全部户籍，充当奴隶。
至此，秦王嬴政政彻底打败了吕不韦、嫪毐两大政治集团，结束了吕不韦、嫪毐两大集团把持秦国朝政的局面，开始亲理朝政。“宫闱侈事”奏出了秦王嬴政创造性自我人格的强音，展示了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的远大政治目光，揭开了他英雄盖世的序幕。这就为他以后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纵横捭阖打下了牢固的心理和政治基础。他已经不是那个屈服于吕不韦、太后及嫪毐两大政治集团斗争漩涡中的少年了，当他骤然被推倒严酷的权力斗争顶峰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搏杀，并用搏杀的胜利来抚慰自己惨遭多年蹂躏的心，他太渴望这样的胜利了。由此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鲜明的性格特征。
的确，血溅宫廷和残杀，甚至于流放几万人巩固的王位，不可能不激起秦王嬴政强烈的心理震荡，不可能不激起他冲天的豪情和壮志。这是一种青春的发泄，他要把这几年来遭受的忽视和侮辱一扫而光。毋庸置疑，这种通过搏杀换来的胜利，必然会在他的心理上烙下深深的痕迹。而这种心理活动的进一步升华，必然会使他产生更大的权力欲望，促使他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搏杀和进击，从而换来更大的胜利和心理满足。正是在这种人格心理的强力推动下，秦王嬴政最终完成了兼并六国的壮举，凝成了“千古一帝”的颂歌。
同样，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这表面文章的背后，秦王嬴政忍受着强烈的心理刺激，对权力的追逐使他压抑着人性的发展，性格中的缺陷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被更加强化了。搏杀使他更加粗暴专横，胜利使他更加冷酷残忍，从而形成了他典型的人物性格特征。
我们还需要再说一下太后赵姬。
秦王嬴政亲政前后，先后粉碎了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取得了巩固自身政权的决定性胜利。但在胜利之后，思虑再三，他也一直憎恨自己的母亲太后赵姬，“怨母失行”。的确，太后确实做了许多让他憎恨并不可饶恕的事情。于是，秦王嬴政采取了“久而隔绝”的措施。并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这表明了秦王嬴政在隔离太后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所致，人们对不愿意侍奉母亲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不闻不问的。“相继而谏者不止，秦王辄戮之，陈尸阙下，前后凡诛杀二十七人。”秦王嬴政还将这些人的四肢断去，将尸首堆放在宫门旁边，想借以吓退胆敢来谏者。
不过，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确实是很奇怪的。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可能因此倒了霉，罢了官，丢了命，可有的人就可能由此而走了运，发了财，当了官。就如经商一样，同行不同利。你秦王嬴政杀了27个，可还是有不怕死的。
在劝谏者被杀掉27个人之后，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就是来自于齐国的茅焦。《东周列国志》记载，“时有沧州人茅焦，适游咸阳，寓旅店，同舍偶言及此事，焦愤然曰：‘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使主人具汤水：‘吾将沐浴，明早叩阍入谏秦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王平日亲信之臣，尚且言而不听，死不旋踵，岂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谏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则秦王遂不听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听不听，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次早五鼓，向主人索饭饱食。主人牵衣止之，茅焦绝衣而去。同寓者度其必死，相与剖分其衣囊。”显然，这时的茅焦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必吐之而后快，可谓壮士。
于是，茅焦来至阙下，伏尸大呼曰：“齐客茅焦想要上朝堂劝谏。”秦王嬴政传出话来：“你没有看见堆放在宫门下的那些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已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来是要凑满这二十八个的数的，我可不是个怕死的人哪！”秦王嬴政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狂夫故犯吾禁！”顾左右：“炊镬汤于庭，当生煮之。彼安得全尸阙下，为二十七人满数乎？”于是秦王按剑而坐，龙眉倒竖，口中沫出，怒气勃勃不可遏，连呼：“召狂夫来就烹！”让人把茅焦召进来，他想看看这个不怕死的人是何等模样。
茅焦应召入见，举目仰望，看见秦王嬴政按剑而坐，怒不可遏，心中暗想：秦王嬴政已经动怒，立即向前会难免一死，于是，便决定拖延时间，装出一付令人可怜的样子，有气无力地慢慢前行。使者催促，茅焦低声说：“臣走到大王面前，则将受烹而死，你就不能忍耐一下，让我多活一会吗？”使者不再催促，等茅焦慢慢走到秦王嬴政面前时，看到秦王嬴政的怒气已经消释了几分。
这时，茅焦拜见秦王嬴政，哀声说道：“臣听说有生者不忌讳言死，有国者不忌讳言亡；忌讳言亡者不能够永存，忌讳言死者不能够长生。死生存亡的道理，这是圣明君主所急于闻知的，不知陛下想不想闻听？”
秦王嬴政见茅焦开口并没有谈及太后，却是讲什么“生死存亡”之道，心中怒气已经消失了大半，于是说道：“先生这话何意？”
茅焦见秦王嬴政怒气已消释大半，便趁机切入正题说：“夫忠臣不进阿顺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臣不言，是臣负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听，是君负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闻，臣恐秦国从此危矣。”
听到这番话后，秦王嬴政悚然良久，脸色越来越和蔼，说道：“你指的是什么事，我倒愿意听听。”
茅焦曰：“大王今日不以天下为事乎？”
秦王曰：“然。”
茅焦见秦王嬴政令自己讲话，便立即答对道：“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独威力使然；亦以大王为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毕集秦庭故也。今大王车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扑两弟，有不友之名；迁母于螿阳宫，有不孝之行；诛戮谏士，陈尸阙下，有桀纣之治。夫以天下为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母尽道，升庸为帝；桀杀龙逢，纣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后，更无有继二十八人之后，而复以言进者。怨谤日腾，忠谋结舌，中外离心，诸侯将叛，惜哉，秦之帝业垂成，而败之自大王也。臣言已毕，请就烹！”
不难看出，茅焦历数秦王嬴政的狂悖之行，言语尖刻，远远甚于已死的进谏者。但他的劝谏艺术无疑高人一筹，因为他始终站在秦王嬴政的立场上说话，深刻剖析秦王嬴政的内心，从而使得秦王嬴政的怒气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如梦方醒，以为遇到了高人。在这种情况下，茅焦的上谏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功。
临危不惧的茅焦及时地捕捉到了秦王嬴政身上发出的每一个信息，确信自己的这一番话已经奏效，自己已经没有被杀头的危险了，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向刑具挪去，边挪边自行解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准备赴鼎一死。
面对茅焦的这一番精彩表演，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时，可急坏了一个人，这便是秦王嬴政。只见秦王嬴政立即快步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向左右行刑的官员一挥，高声说道：“去汤镬！”
茅焦曰：“大王已悬榜拒谏，不烹臣，无以立信。”秦王嬴复命左右收起榜文。又命内侍与茅焦穿衣，延之坐，谢曰：“前谏者，但数寡人之罪，未尝明悉存亡之计。天使先生开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敬听！”秦王嬴政的这句话既说出了以往失败者的被杀原因，也指出了茅焦劝谏的可贵之处，说明了秦王嬴政对茅焦的心悦诚服。
于是，茅焦再拜进曰：“大王既俯听臣言，请速备驾，往迎太后；阙下死尸，皆忠臣骨血，乞赐收葬！”秦王嬴政即命司里，收取27人之尸，各具棺椁，同葬于龙首山，表曰会忠墓。可死掉了的人毕竟不能复生了，再隆重的葬礼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什么用呢？
秦王嬴政接受了茅焦的进谏后，当即下令起驾，千乘万驾浩浩荡荡地直奔雍城而来，亲自迎接自己的母亲赵姬回都城咸阳，以全孝道。太后赵姬自然是喜出望外，母子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咸阳，和好如初。
茅焦为秦王嬴政博得了一个好名声，由是也博得了天下志士的心，于是乎归秦者如云。
不久，茅焦被秦王嬴政赐爵为上卿。
通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出，秦王嬴政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正是因为秦王嬴政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和高贵的品格，才使得他有能力统一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太后赵姬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茝阳。
我们也不妨来分析一下赵姬。邯郸市的一位青年学者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有人说她出身贫寒，曾为烟花柳巷中的绝色舞女；有人说她出身豪门望族，舞蹈是她的艺术人生。有一点肯定无疑，她是天下名都邯郸城中最善舞的美女，舞蹈与美貌，共同构成了她生命长河中纷纷扰扰的朵朵浪花。”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不过，从出身看，史书记载赵姬出身于赵国豪门，有绝色，有道是婀娜娉婷，楚楚动人。擅音乐，尤其善舞，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也可能是邯郸历史上曾经的最美丽舞者。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她那阿娜多姿的舞姿中，旋转的究竟是喜庆还是悲凉。她的一生先后与三个男人有联系：吕不韦、异人、嫪毐。在和这三个男人的交往中，我们除了看到她水性杨花、风流成性的一面之外，同时，我们也更多的看到了她另一面的不幸。她跟了吕不韦，可商人的天性使吕不韦不可能把目光永远地定格在她的裙子上，当春闱罗帐还依稀透着香气的时候，吕不韦把她作为物有超值的礼品送给了异人。对于商人而言，“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经商之道可谓是一个法宝，可当它应用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她的命运该是多么地悲哀。她又跟了异人，庆幸的是异人待她如宝似玉，但异人又在她青春似火时，撒手人寰，孤零零地把她一个人留在了人间，使她青春难耐，深宫寂寥。她又跟了嫪毐，也可能这个嫪毐是一个眉清目秀、风儒俊雅的人，然而给人的一个最直接的印象是赵姬又一次被吕不韦这个商人所出卖。政治家和皮条客有时候是同一个概念。而这一次则是“廉价输出”了。她被剥夺了自尊和爱。她开始放纵自己，她纵容嫪毐，结果几乎被嫪毐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这个女人是不幸的。其中更不幸的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生的两个儿子被活生生地杀掉。她是一个母亲啊，这一定意义上的骨肉相残，使得她胆颤心寒，柔肠寸断，欲死不能。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对她的坎坷人生和不幸遭际一掬同情之泪。
但赵姬依然是伟大的，因为在她的母腹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有了这样一个儿子，她也应该含笑九泉了。若此，她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之一，也是邯郸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女人。
一抔黄土，埋葬了世间多少有情人。
秦王嬴政亲理政务后，仅用两年时间，先后消灭了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从而使秦国政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就为他争强图霸、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这以后，秦王嬴政雄心勃勃，准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了。
五、兼并六国
当历史的车轮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进入战国末年的时候，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趋白热化。“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较之于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结束长达几百年来的诸侯割据战争，实现国家的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以来，各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铁器已经被广泛使用。到战国时期，犁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各国在战争的间隙，还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西门豹引漳入邺，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郑国在秦国兴修的郑国渠等。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些都给统一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其二，统一市场的形成。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产品门类、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并出现了许多大商人，兴起了一些城市，各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荀子·王制篇》指出，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铜精、朱砂，东方的抹布、鱼、盐，西方的皮革、旄牛尾，都运到中原地区来交换。统一市场的形成要求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
其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春秋以来，经过四五百年的战争，各民族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与交流日益增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例如，秦向西方和西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和西戎、羌、西南夷的各族融合中心；燕赵向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与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的融合中心；楚向东南、西南发展，形成了诸夏和百越、西南夷的融合中心。这就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
其四，人民渴望统一。战国时期，分裂的政治格局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灾难是血腥的兼并战争，它使田园荒芜，千里丘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例如长平一战，一次便坑杀了40多万兵卒，使得“恨血千里犹未消，荒郊夜夜啼冤苦”，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不仅如此，因为兵燹不断，社会动荡不已，交通被战争阻隔，诸侯国之间关卡林立，日益趋向一统的经济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人民希望摆脱苦难，实现国家的统一。孟子提出的“定于一”，荀子提出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都反映了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普遍愿望。
天下统一的形势成熟了，而秦国因缘和合，风云际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具备了消灭六国、铲除割据势力的实力，逐渐成为能够实现统一的唯一国家，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发展史注定将围绕着秦国去展开。
从政治上看，秦国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日渐强大。同时，士大夫效忠于公室，官吏忠于职守，不结党，不营私，办事效率高。所以“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强国篇》）。这就是说，秦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国，不是侥幸所得，而是政策得当、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上看，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秦国不仅据有关中，而且又握有四川“天府之国”，本身在“地利”上就占有很大便宜。同时，秦国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战，兴修水利，粮食富足，这就使秦国有足够的本钱去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就经济实力而言，秦国已经胜券在握。
从军事上看，秦国军备精良，供给充足，战斗力强。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中间经过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嬴政公元前238年亲自执政，共历六代123年，在秦军的军事打击下，关东六国一个一个地衰败下去，唯独秦国越战越强。在此期间，据有关资料统计，秦国先后消灭了关东六国150多万军队，平均到每个国家则达25万多人。这是一个骄人的战绩。在秦国军队的进军号中，秦国的领土从今关中地区扩展到陕南、陕北、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领土总面积已经超过了东方六国的土地之和，形成了对东方六国的摧枯拉朽之势。
秦王嬴政刚即位的时候，李斯就在向秦王嬴政的上书中指出，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六国实际上已经降到秦国的郡县的地位了。凭借秦国的强大和秦王的才干，可以像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吞并诸侯，完成封建统一的大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史记·李斯列传》）。这说明由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秦王嬴政的非凡胆略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对夺取整个统一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秦王嬴政有着比其他君主更鲜明、更独特的人格和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激荡着秦王嬴政在征服的道路上永远不会停下淌血的脚步。他在以后的琅琊刻石中曾明确宣告了自己的个人理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的古代神圣原则的继承。他心里的直接动机是“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战国策·魏策》），是一种“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强悍心理反应。他想通过搏杀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里，权力欲和征服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对此，不管心理学家怎样评说，我们认为，是一种统一的情怀使秦王嬴政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壮志，并且势在必行。
秦王嬴政性格暴戾，这似乎已经成了他典型的形象特征。然而，当历史打开他的另一面的时候，我们发现秦王嬴政不仅有着坚韧不拔的克制力，而且还有着刚柔相济、与人为善的另一面，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人创造了历史而人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目的运动，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统一这样的重大的历史担当摆在秦王嬴政面前的时候，他自然也能够进行理想信念、情绪倾向、个人行为的自然调整，也能够把一批旷古奇才笼络在自己的周围，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进行开天辟地的事业。秦王嬴政擅政，更擅长用人，尤其是对于德才兼备者，他还能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他和大将尉缭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尉缭，战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相传是鬼谷子的学生，与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是同门师兄弟。鬼谷子是邺人，也就是今天的邯郸市临漳县人，早年曾在今河南省淇县云梦山一带讲学，以后又游离于其他地方授业。鬼谷子的军事理论与纵横捭阖之术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尉缭受业于这样一位夫子，其素质自然能和其他师兄弟相比肩，能力也不在师兄弟之下。在当时，他认准了秦国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只身来到秦国，想在秦国统一中国的大业中施展平生所学，一逞抱负。所以，他初谒秦王嬴政，就按照鬼谷子学说的理论体系，客观分析形势，提出了利用秦国的有利条件，瓦解关东六国的意见。他认为东方六国中一国的力量是不足为虑的，但如果联合起来将会给秦国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威胁。他劝秦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无疑，这是鬼谷子学说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这里，被尉缭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同样，尉缭在这里也继承了其师兄苏秦、张仪的口舌之能和“合纵”、“连横”之术，并有了新发展。
秦王嬴政接受了尉缭的这个建议。同时，尉缭在军事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尤其是《尉缭子》一书，五卷，二十四篇，对战争观、战略战术、指挥、攻防、训练与管理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是一部珍贵的军事理论著作，这使秦王嬴政感到尉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战略家。事实也的确如此，尉缭的军事理论不仅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对于后世战争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秦王嬴政看到了尉缭的价值，所以，他接见尉缭时很用心，坚持以礼相待，甚至于和尉缭穿同样的服饰，不着秦王之装。同时，在饮食上也保持和尉缭一样，不行奢侈之举，以此表示对尉缭的敬重和对人才的渴望。这也让人不难看出秦王嬴政思贤慕才用心之良苦。后来尉缭被秦王嬴政拜为国尉，成了秦王嬴政在统一战争中的重要助手，参与了秦统一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为秦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秦王嬴政在用人问题上的虔诚和胸怀。
正因为如此，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这时候，在秦王赢政的身边也聚集着一批军政素质极高的将佐之才。他们当中既有运筹帷幄的名将，也有精通谋略的策士；既有直言敢谏的诤臣，也有勇冠三军的猛士。如李斯、尉缭、顿弱、韩非、王翦、王贲、王离、蒙恬等，可谓群英荟萃，高手如云，这也就不能去怪秦王嬴政要去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了。
秦灭六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韩国。
公元前230年，秦王赢政下令内史腾率秦军消灭韩国。韩国从实力上说，应该是七国之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因此，秦国首先拿韩国开刀。勇猛无比的秦军将士，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直接攻入韩国都城新郑，韩王成了秦军的俘虏，韩国宣告灭亡，秦国把攻占的韩国土地置为颍川郡。
秦灭六国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赵国。
赵国是三晋之一。若以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王翦攻克邯郸并俘虏赵王迁计算，赵国是秦灭掉的第二个大国，但实际上赵国彻底灭亡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战国七雄中，赵国曾是仅次于秦国的强国，名将辈出，士卒如云，曾多次与其他诸侯国合纵抗秦，重创秦军。所以，秦国君臣都把赵国当作最大的敌人，并始终是秦军进攻的主要对象。秦王嬴政亲政后，秦赵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间断。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秦趁赵与燕交战、内部空虚之际，以救燕为名，兵分两路大举攻赵，秦将王翦、桓驣、杨端和先后攻破赵国九座城池，尽收漳河流域之地。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王命秦将桓驣进攻武城（今磁县西南）和平阳（今磁县东南），将两城团团包围后发起猛攻，平阳和武城皆位于邯郸之南的漳水边上，一东一西，扼邯郸南方要冲，为门户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赵王急调十万精兵，派扈辄为将前去救援。双方在平阳外围展开了激战，结果赵将扈辄被杀，赵兵十万被斩。
平阳之战是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前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赵国的有生力量在此次战役中再次遭到了沉重打击。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秦王嬴政再次命令桓驣率军攻赵，军队从上党出发，翻越太行山，向赵进攻，夺取了赤丽、宜安（今河北省藁城西南）等地。
秦王嬴政这次出兵的意图十分明显，主要是攻占邯郸以北的要塞，与以前秦军在邯郸以南所取得的战果相互呼应，造成对赵国都城邯郸以南北夹击的形势，为最后彻底消灭赵国创造条件。
面对秦军的战略进攻态势，赵王心里自然十分清楚。邯郸南边的失地是夺不回来了，但邯郸北边的土地却是不能再丢失的了，否则，将要陷入腹背受敌的地步。在此危险时刻，赵王果断地启用了镇守北部边关的良将李牧。李牧果然神勇善战，他率领军队与秦军展开了激战，给了秦国军队以迎头痛击。多年以来，秦军作战所向无敌，无人敢缨其锋，睥睨六国之兵尽如草芥。经此一战，秦军方知遇到了对手，被赵军打得大败。桓驣侥幸逃得性命，不敢回国，竟奔燕国去了。
李牧因功受封为武安君。
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秦王嬴政再次兵分两路攻打赵国。一路攻到了漳水流域的邺城，另一路兵马到达太原，向番吾进攻，企图再次形成南北合击邯郸的战略态势。在这个时候，赵王再次命令已受封为武安君的李牧率军迎敌。李牧不负众望，领兵直取番吾，同秦军展开了血战，第二次打败秦军，暂时解除了邯郸的腹背受敌之忧。
这次战役的胜利，一方面是由于李牧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赵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全军将士人人舍命，个个争先，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所以才取得了胜利，此所谓哀兵必胜也！但赵国也丧师失地，损失惨重。数战之后，邯郸仅存。
面对战局的突然变化，秦王嬴政决定放弃临时制定的先行灭赵的计划，恢复执行既定的先行灭韩、剪除心腹之患的方针。同时进行战略战术准备，另寻战机，想法除掉李牧，以确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也就在秦灭韩的同时，赵国发生了大地震，赵国北部震区房屋墙垣毁坏严重，紧接着又闹起了大饥荒，真是祸不单行。老百姓传唱道：“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秦王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决定再次攻赵。
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再次下令大举攻赵。秦军人强马壮，士气高昂。北路由李信率领，兵出太原、云中；中路由王翦率领上党之兵，通过井陉，进攻赵之中部；南部由杨端和率领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军队，自南向北进攻邯郸，直扑腹心。三路大军所过之处，黄土遮日，战马嘶鸣，对赵国都城邯郸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势。
这时的赵国，由于连年的战争和天灾人祸，实力已经消耗殆尽，整个邯郸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君臣间、大臣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赵王依然在指挥将士作战，李牧、司马尚带兵在邯郸外围拼死抵抗，筑成了一道铁桶般的防线，使得秦军一筹莫展，休想前进一步。就连王翦这般赫赫有名的大将，也在英勇的赵国军民铸就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久攻不下，无计可施，被挡在邯郸城外一年有余。
秦赵之战的焦点集中在李牧、司马尚身上。秦王嬴政决心剪除李牧，拔掉这颗秦国人眼中的钉子。强攻不行，采取智取。于是，秦国派人潜入邯郸，开始使用反间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载：“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可怜赵王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做任何调查，信以为真，李牧、司马尚被赵葱、颜聚所取代。这时，李牧以国家利益为重，抗拒王命，不交兵权。在这种情况下，赵王遂派人秘密捕杀了李牧，司马尚也最终被免职，从而使赵国失去了防卫的最后一张盾牌。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军在王翦和杨端和的指挥下，重新发动了海潮般汹涌的攻势，三个月内全歼了赵军，杀死了赵葱，攻占了邯郸，俘虏了赵王迁及颜聚。只有赵公子嘉在一些宗室大臣的护卫下逃亡代郡，定都代，赵国大夫纷纷前往，赵国基本灭亡，秦王政在以邯郸为中心的地区设立了邯郸郡。
赵王迁被押往秦国，秦国将其放逐到房陵（今湖北房县）。据说他后来满怀亡国之痛，曾作“山木之讴”以寄托故国情思，闻之莫不流涕，只是为时已晚矣。
秦赵之战刚刚结束，秦王嬴政也回到了他阔别23年之久的邯郸城。这里是他的出生地，如果按照现在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条例来说，这里实际上是他的家乡，他来到人世后的最初的八九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然而，早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辛酸记忆，为了躲避赵人的追杀，他曾经跟随母亲东躲西藏地讨生活。如果不是赵氏大族的保护，他和他的母亲早就身首异处了。现在，原来的小逃犯摇身一变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者，这确实使他感慨万千。爱恨情仇，激荡着秦王嬴政的心头。他想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抚爱，也想到了被追杀时的一些人给予的同情和怜悯，然而更多的是埋藏在心底的恨，还有通往咸阳大路上的屈辱的脚印。因此，他有说的清的爱，却有说不清的恨！他恨！为了把眼泪和伤痕还给那些给他带来不幸的人，他下令将曾经所有与母亲家有仇有怨者，一律活埋，全部坑杀，可谓残酷至极。
秦灭六国的第三个战略目标是燕国。
公元前230年，秦军在灭韩后，接着又发兵攻燕，兵临易水，对燕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燕国危在旦夕。
在这危急关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荆轲刺秦王的悲壮一幕。
燕太子丹年少时曾在赵都邯郸充当人质，而秦王嬴政出生在邯郸，相传二人当年曾是童年时代的好朋友。待嬴政回国继承王位后，太子丹又到秦国充当人质。但秦王嬴政对昔日在赵国的这位童年好友并不礼貌，太子丹请秦王嬴政允许他回国，秦王嬴政却说：“待乌鸦头上生出白毛，马头上生角的时候，便答应你回国。”这也是“乌白马角”一词的由来。对此，太子丹心中怨恨不已，便暗中逃离了秦国。最后，他虽然成功地策划了荆轲刺秦王这一壮举，但天不助燕，如之奈何，遂成千古遗恨。
但秦王的复仇行动立竿见影。王翦和辛胜指挥的秦军于当年在易水之西大破燕、代联军，很快占领了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慌慌张张地退保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兵紧追不舍。为摆脱困境，燕王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派人杀死了太子丹，欲求将其头献于秦王嬴政，以退秦兵。然而，在秦军即将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秦军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继续挥师猛攻。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在辽东生擒燕王喜。旋即挥师攻代，将盘踞在此六年之久的代王嘉俘虏。至此，燕、赵彻底灭亡。此前，秦国在燕地设有五郡，此后，又重建了代郡和辽东郡，燕赵之地全部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在秦灭燕赵的同时，秦也在进行着灭魏的战争。国家积弱日深，恢复起来自然很难。魏王假是个有为的少年君主，他即位后虽然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企图改变魏国的面貌，可是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使他饮恨终生。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军掘开黄河大堤，引水灌魏都大梁。历时三月，城墙崩塌，魏王假被迫投降。秦“遂灭魏以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灭六国的第五个战略目标是楚国。
楚国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个劲敌，几代秦王和秦军将士曾多次为此投入了大量兵力，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当秦国统一战争发展到这时，楚国已经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了。公元前224年，秦王派王翦率领60万军队进攻楚国。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王翦选择有利地形扎下营盘，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的策略，借以麻痹楚人。利用这一时机，秦王嬴政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这样过了一年多，楚军的斗志逐渐松懈，再加上粮草不足，难以支持，“乃引而东”。王翦乘楚军向东撤退的时候，率领秦军追击，一举消灭了楚军的主力，接着占领了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第二年，平定楚地，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
齐国是最后一个被秦吞灭的大国。在战国七雄中，齐国的强国地位确立最早，维持时间最久。但到战国末年，其各方面实力已经远不如秦。长期以来，由于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齐国一直采取笼络的政策，所以也就导致了齐王在思想上的松弛。齐王在位四十多年，“事秦谨”，“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直到五国灭亡后，齐国统治集团才慌了手脚，“发兵守其西界”，只是为时已晚矣。因此，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当秦军大兵压境的时候，齐国由于准备不足，军民也得不到有效地组织，以致“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而齐王也在秦王嬴政答应以五百里之地作为他的封邑时，遂降。可在胜利后，秦王嬴政却把他安置在边远的共邑，将他活活地饿死在偏僻荒凉的阡陌之间。
亡国之君，当他自己把一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给了别人，并幻想用此去换取别人一点点怜悯借以偷生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懂得了国家这个字眼是多么的宝贵。仔细想来，似此类庸人，焉能不误国误民！真是青史一把泪啊！
秦王嬴政把战争打赢了！这是自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四五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大统一。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年战争，兼并六国，对于从29岁走向38岁的秦王嬴政来说，可谓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大规模的杀戮使他的自卑性心理得到了强烈的满足，不休的征战使他一直处于一种胜利的亢奋中。可在这胜利的背后，谁又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吞并六国的成功和喜悦使秦王嬴政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搏杀——胜利——权力视为因果转化的同一过程，并以此作为价值取向。社会生活中的秦王嬴政也许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一价值准则的吸引和导向，但实际上总是在这一鲜明特征的氛围中思考和行动。尽管他有时候感到孤独、自卑、失落，然而，在人生搏杀的疆场上，秦王嬴政永远是一个豪情万丈的敢于亮剑者。
历史需要这样的人。
六、一统江山
公元前221年，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神圣使命，建立起了庞大的秦帝国，这是前无古人的光辉业绩，可谓光耀神州。天下终于统一了，“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汉书·严安传》），这无论是对于中国版图的确立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常言说的好，“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海内虽然统一了，但又该怎样来统治呢？为此，秦王嬴政采取了一些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为了标榜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秦王嬴政首先确立了皇帝的称号。先秦之世，各国最高统治者都尊号为王，并成为天下之惯例。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王的称号已经不能显示他的地位和贡献，必须更改名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传说里的“三皇五帝”中各取了一个字，称为“皇帝”，以此炫耀自己是天下第一人。为了使秦家天下的传承能够千秋万代，自称为始皇帝。还规定皇帝自称为“朕”，出命曰“制”，下令曰“诏”，大印称“玺”，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他凌驾于法律之上，对国家一切事物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
在皇帝之下，秦始皇还设置了一整套官僚制度。直接隶属皇帝之下的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秦朝设置左右二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文官之首。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家日常的一切行政事物。丞相为“金印紫绶”。秦统一六国后，原廷尉李斯被任命为秦国丞相。
太尉：“掌武事”，“主五兵”，为武官之长。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的一切军事事物，战时拥有领兵作战的权力，为全国武装部队之首脑，但没有调兵权。太尉也为“金印紫绶”。但实际上，自秦统一中国后，太尉一职并未任命任何人，只是虚设其位而已。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自己亲自掌控军队，任何人不得染指，权力更集中了。
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百官。“掌副丞相”，又“掌图籍秘书”，往往比丞相太尉拥有更大的实权。御史大夫为“银印青绶”。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作为皇帝在处理国家行政、军事、监察等三方面事物的助手，位在皇帝一人之下，居百官之上，合称“三公”。与此同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者形成相互分权，又相互牵制的形式，便与皇帝的直接控制。实际上，大权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其数目不止于九），掌管中央政府中的不同职能部门，分管全国不同的行政事物，分别受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领导，并直接听命于皇帝。秦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有：
奉常：“掌宗庙礼仪”，主管宗庙、陵墓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事物和活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负责保卫皇帝和上传下达。郎中令以皇帝警卫和机要秘书的身份，与皇帝关系亲近，在九卿之中拥有较重的实权。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即掌管皇宫的警卫部队。
太仆：掌管皇室车马。
廷尉：“掌刑辟”，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官。
典客：“掌诸义蛮夷”，主管秦王朝管辖下的少数民族事物。
宗正：“掌亲属”，主管皇帝宗室亲属事物。
治粟内史：“掌芥货”，主管全国经济和财政收入。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之用。
中尉：“掌徼循京师”，负责保卫国都。
主爵中尉：“掌列侯”，掌管授予爵位事宜。
将作少府：“掌治宫室”，主管国家宫室等大型土木工程建筑。
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主管皇后及太子宫中事务。
典属国：“掌蛮夷降者”，主管附属于秦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
这些官僚都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尤其是在经过了对匈奴、百越的战争后，拥有了“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广袤国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就给秦始皇出了一道难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该如何去统治呢？对此，丞相王绾认为，六国刚刚破灭，而燕、齐、楚地处边远，不立皇帝诸子为王，就难以镇守这些地方。他建议立诸皇子为王，得到臣僚们的赞同。但廷尉李斯提出异议，认为分封诸国会重蹈春秋战国纷争的覆辙，采用郡县制度才是“安宁之术”（《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秦始皇以为过去所以苦于战争连绵不止，就是因为分割王侯造成的，天下刚刚统一，如再分封，难免又要导致纷争，因此，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统治机制，使秦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秦朝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秦末增至四十余郡。郡设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掌管全郡，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郡守之下，设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部军事。又设监御史，负责监察。各郡每年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一郡之内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足万户的县设县长，统治全县人民。县令、县长之下设县尉，掌管全县军事。还设有县丞，助理县令、县长，并负责司法裁判。一县之内分为若干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负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游徼负责地方治安。乡以下有里，里设里正。此外并设有治安机构——亭，亭设“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刘昭《续汉书补注》）的亭长。
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规定官吏以外的居民称为“黔首”，一般也称为“百姓”。秦朝所建立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影响深远。
这些事情确定以后，国家机制就健全了，各级事物都有人管理了，秦始皇也可以通过他们集中天下权力，统治人民了。于是，他通令全国，再一次大酺，即让天下人再来一次欢乐大饮酒，以庆祝他的成功，真的是普天同庆、万家灯火了。
秦王朝建立后，保留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中央常备军和地方武装构成。中央常备军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率戍守边疆，并驻守京师。地方军由郡尉掌管。秦王朝戍边的军队有80多万人，全国军队数目至少在100万人以上。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秦王朝还颁布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律竹简第一次提供了秦始皇统治时期的法律条文、律文解释，以及有关断狱文书程式等方面的部分实物例证。律文中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国家粮食的储存发放，货币流通、市场交易、工程兴建、徭役征发、刑徒监管、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等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严格具体的规定，从中可以充分看到当时法令的严密程度。
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秦律》的主要内容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土地私有权的不可侵犯性，甚至于私自移动田界，也要判刑。同时，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律文中规定，五人共盗一钱以上要“斩左止（断去左足）黥为城旦（脸上刺字，徒刑六年）”，五人以下的盗窃者，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黥鼻为城旦。律文中所见到的刑罚有斩首、磔（断裂肢体）、弃市（于市中处死陈尸）、斩左趾、黥、劓、城旦舂（男子戍边筑城，女子舂米，四年以上）等，十分残酷。《秦律》渊源于李悝《法经》，商鞅改法为律，后又补充修订，秦始皇时成为颁行全国的统一法律。
在颁布《秦律》的同时，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威胁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下令收缴全国私人所藏兵器，禁止民间练习武艺。将没收所得武器运到咸阳销毁，铸成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千石）的金（铜）人和一些巨大的悬钟用的铜架陈列在宫廷之中。接着又强迁原六国地区旧贵族和富豪之家十二万户到都城附近，放在秦王朝的监视之下。做完这一切之后，秦始皇仍感不放心，又令拆除六国境内城防和山川险要地区的军事设施。
在政治上进行加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秦始皇还在经济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
秦始皇在全国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法令，即命令土地私有者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根据呈报的数额征收租税。这样，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成为一种合法的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形式，延续了两千多年，有着深远的影响。“车同轨，书同文”是秦始皇颁布的一条律令。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针对当时社会上“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修筑天下道路是秦帝国建立后所作的一件大事。秦始皇时期，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遍及原山东六国的诸多条驰道以及联系边境地区的“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他要求“车同轨”，“舆六尺”，直接目的是为了便利交通事业。“轨”是指车两轮之间的距离。战国时期各国的车轨并不统一，秦始皇则把它统一规定为六尺，这样行驶起来就要方便得多。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九百余公里。并令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五尺道（五尺宽的道路）”。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建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示疆威，服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六国和边境地区，并在六处刻石宣扬自己的威德。不难看出，秦始皇在利用一切手段来巩固国家政权的统一。
中国古代文字有着长期演变、发展的历史。直到战国末期，各国之间乃至于内部，在文字形体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即所谓的“文字异形”。在山东六国之中，仅一个马字，就有不同的九种写法。对此，秦始皇发布“书同文字”的法令，规定以秦国的小篆为统一书体，不再使用其他文字。秦始皇的统一文字，意义重大而深远，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
统一货币、度量衡是秦始皇颁布的又一个律令。
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长期林立，各国铜币在形状、大小、轻重以及计算单位上很不一致。从总体上看，铜币可分为四大系统：一是布钱，二是刀钱，三是圜钱，四是铜贝。黄金为各国通用交换媒介。显然，这种情况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因此，秦始皇下令统一货币，定钱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24两）为单位；铜钱“半两”（圆形方孔）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同时废除其他钱币的使用。秦始皇的统一货币，消除了各地区之间在币制上存在的严重不统一状况，减少了货币流通中的不必要换算，为货币的使用提供了方便，促进了商品交流和经济的发展。
秦统一六国时，山东六国度量衡器在名称、计量单位和进位制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秦国的度量衡器比较整齐划一，因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器的法令，便是通过颁发诏书的形式，以秦国的“衡石丈尺”为标准，下令将秦国的度量衡制在全国推广，废黜山东六国原有的所有度量衡器。度的单位分寸、尺、丈；量的单位分为升、斗、桶（斛）；衡以十钱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百二十斤为一石。如果按今天的量值，秦朝的一尺，约等于今天的0.23米，一斤约等于今天的半斤，一升约等于今天的0.20升。在全国各地制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标准器，作为度量衡的检定依据。
秦始皇在自命“始皇帝”之后，还对历数进行了改易。
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秦始皇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又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向秦始皇提出，古代的殷周统治“千余岁”，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而今统一天下，不分封，使子弟为匹夫，如遇到齐之田常、晋之六卿等篡夺事件，谁来相救呢？对此，丞相李斯进行了驳斥。李斯认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并进一步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就可能遭到破坏。因此他建议：第一，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者，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第二，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第三，严禁私学，欲求学者“以吏为师”。这个意见被秦始皇所采纳。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开始于咸阳，在冲天的熊熊大火中，许多珍贵书籍毁于一旦。
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发表了一些不满的言论。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于是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追查、逮捕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杀于咸阳，令人触目惊心。有人这样认为，秦始皇巩固中央集权，毫无疑问地要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对于一些不同政见的学说肯定要予以焚毁；同时，秦始皇坑杀的也多为方士，真正的儒生数量相对较少。但不管怎样，焚书坑儒的手段毕竟是残忍的，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秦始皇在对内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的同时，对外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匈奴族是居住在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对开发祖国的北部边疆起了重大的作用。从远古的时候起，匈奴的祖先就在我国的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常年游牧，居无定所，活动在南至阴山，北达贝加尔湖一带的地方。它在商代被称为鬼方，西周时称騚狁，战国时始被称为匈奴或胡。当时匈奴社会已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为了夺取土地和财富，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挥师南下，暴虐中原，掳掠人口，杀戮无辜。因此，无论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中原国家与北方匈奴都曾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并修建了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匈奴势力也日益壮大，铁马金戈，震响了漠北的茫茫荒原。对此，秦始皇是不能允许的。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令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精锐之师奔赴漠北，出击匈奴，给了匈奴以沉重打击。并在自榆中并黄河以东地区，设置了四十四个县，后来在那里又设置了九原郡，开始在那里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为了巩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迁移三万户居民到北河、榆中等地，开发边疆，垦田生产。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抢掠，同时，也有不少匈奴族人移居这里，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第二年，秦军渡过乌加河攻取高阙、阴山、北假，筑亭障，随后大规模修筑长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发“罪人”前往服役，经过几十万民夫的日夜劳作，用了几年时间，终于将秦赵燕北边长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郡碣石的万里长城，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工程体系，对抵御匈奴的入侵，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万里长城工程浩大，雄伟壮丽，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人类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
据文献记载，仅仅修筑长城这一项工程，秦始皇就至少役使了三十万人。《史记·蒙恬列传》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应当指出，在秦始皇修长城的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强行拉去为秦始皇建造巨大的陵墓、辉煌的宫殿、漫长的驰道，以及去戍守边疆，大批强壮的劳动力被迫离开家园，离开土地，使大片的耕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地，白骨累累，这是典型的专制行为与暴政现象，真可谓“一君功成万骨枯”。
在对北方边陲进行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的同时，秦始皇还兵进岭南，修筑了一条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为了使秦国的统治四通八达，秦始皇命令军兵和农夫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开路。这一带山高水急，崖直谷深，地形险要，气候多变，豺狼虎豹出没无常，条件十分艰苦。经过多年的努力，筑路者硬是在荒寂的群山中开出了一条道路。由于受条件限制，这条道路只有五尺宽，故被称为“五尺道”，它使西南的崇山峻岭变为坦途。它的北端，连接着难于上青天的巴蜀栈道，它的南端，则直达大西南。秦始皇随即把早已制定好了的计划付诸实施，派驻官吏，设置行政机构。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秦始皇可能还派遣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到那里，以雪亮的刀锋支持秦朝在当地的统治。
于是，西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同中原地区有了直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对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加快了华夏族同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了解，提高了对大一统文化的认同性，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春秋至秦朝，在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还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越。越，又名粤，是一个历史古老的民族，在其内部，部落众多，故又名百越。从地理概念上讲，主要包括今浙江（瓯越）、福建（闽越）、江西、湖南南部、广东（南越）和广西（南越）。春秋时期的越国即是由百越之中的于越建立起来的。至秦朝时，百越中比较大的是闽越和南越。其中，南越分布的范围更广阔，人数也最多。
秦并楚后，在瓯越地设会稽郡，在闽中地设闽中郡。南越地区在古代以生产犀角、象牙、翡翠、珠玑而著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令尉屠睢发兵南越，遭到了越人的奋力抵抗。他们趁秦军不备，夜间偷袭，大败秦军，杀死了屠睢。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又派遣援军，进攻越族，打败越人。战争结束以后，秦始皇在那里设置了地方行政机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省广州市）。次年，又迁徙了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
不论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动机如何，历史又一次慷慨地将造福于国家、造福于后代的光荣赐给了他。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通过征伐岭南，再次将社会推向前进。那些迁徙到五岭的大量人口，从内地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和当地人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南疆，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在秦对南越的战争中，为了军事供应，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桂江上游漓江之间的交通，解决了军需粮饷运输的困难。灵渠是利用湘江、漓江上游河道距离相近和两河水面海拔高度差距甚小的特点而开凿的人工运河。运河上修建有许多闸门，用以保持水量，以利船舶往来。灵渠的开凿，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大创造，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一起，对于加强中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假如你有时间到灵渠观光，那里的人们会告诉你“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故事。
显然，秦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此开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秦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堪为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秦始皇的另一面。权力的集中使他的自我性格越发膨胀，专横跋扈，骄傲自大，权欲、物欲也就越发得不到满足，从而也就导致了他征服的目标由统一六国转化为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企图通过索取一切以克服内心的孤独和压抑。这种面对社会急剧变化而不能自我迅速调整的人，随着其个性的发展，往往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灾难。可悲的是这种情绪始终笼罩在秦始皇的心上，使其人格向变态方向发展，先后做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离谱的事，这也是秦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即位之初，就开始在骊山北麓（今陕西临潼东10里）营造自己的陵墓。兼并六国之后，又征发刑徒奴隶七十万人继续作业。这座陵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有余，内筑各式宫殿，陈列各种珍宝，穷奢极欲，极尽豪华，如此规模的工程，其耗费是惊人的。不仅如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就派人将六国宫殿图样描绘下来，在咸阳照样修建。统一的次年，秦始皇即在渭水南岸修建信宫和甘泉前殿。又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于渭水南岸上林苑中营造朝宫，先造前殿阿房宫。阿房宫的规模结构空前庞大，仅阿房宫的面积，东西就有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一万人，下面可竖立五丈的大旗。而这仅仅是一个前殿。与此同时，还由阿房宫往南建阁道直达南山，往北建复道连通咸阳。据统计，当时兴建的离宫别馆达七百余所，遍布函谷关内外及渭水南北两岸。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进行统计的话，就可以看出：仅修建骊山陵墓就动用刑徒及奴隶七十万人，修筑长城动用了三十万人，戍守五岭动用了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修驰道或者在其他工地上劳作的人们，当时为秦始皇服徭役的人应该有二百余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繁重的徭役之下，人民“苦不聊生”，甚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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