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实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弗诺·文奇等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真名实姓(读了它才能跟上5G节奏！刘慈欣多次盛赞)试读：

前言

您手中这本集子的编辑工作始于1995年。作为弗诺·文奇在托尔图书[还有其他图书公司的版本，首版《真名实姓》由戴尔图书出版，收录于1981年的《双子星5》（Binary Star 5）中]的编辑，我一直对这部中篇小说抱有极大兴趣。

然而，自首次出版以来，《真名实姓》一直很难持续出版，弗诺·文奇在本

前言

在科幻小说领域内外，人们经常讨论一个概念：有些时候，现实会“追赶”上科幻。那些不懂科幻小说的人经常这样说。一些人认为，科幻作家的新点子快要用光了，仅仅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要么使得曾在某些科幻小说中出现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存在，要么就是在面对某些完全无法预测的发展时，科幻小说中的一些猜想被证实是不可能的，这使得科幻小说概念似乎太过离奇，甚至更糟。

对于后者，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的发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几个故事，他认为计算机会变得更强大——也更巨大——直到变得和整个星球一样大。我个人觉得这个愿景虽然有点吓人，但是很酷，因为这一趋势的最终结果实质上是计算机变成了上帝。

随后，微型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起来了，从那时起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体积则变得越来越小了。这让我们想到了这本书。

当我和我的助理吉姆·米兹开始去获取与《真名实姓》有关或受其启发的文章时，我们找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并将其中一些收录进本书中。然后，这个项目因一系列原因而推迟，但与素材本身无关。因此，这本书历时近六年才出版。

这里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最早的便是《真名实姓》，其次是马文·明斯基写的后记，最新的是理查德·斯托曼的《阅读的权利》（The Right to Read）。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在面对最新的科技发展时，有些文章包含的材料似乎有点过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上个时代的科幻小说，已经被（矛盾的）现实所取代。

然而，在编辑过程中，另一件逐渐清晰的事情是，网络空间的一个永恒特点就是快速变化。几年前新奇、独特的事情到今天都成了陈年旧事，而且变化的速度短时间内似乎不可能放缓。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不过几年的光景，这本书中所有非虚构的内容似乎都会像过时的科幻小说。

但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报告关于网络空间即将发生的事情，或是本书出版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初衷是，基于这个首次严肃设想互联网未来模样的故事，提供一种历史视角，然后给读者一个窗口去了解让互联网和万维网某些方面变得更加迷人有趣的那些发展和理论。《真名实姓》写成后被认为是富有远见的。在塑造今天的互联网上举足轻重的人都阅读过这个故事。因此，我们选择了做唯一真正明智的事情——让作者的思想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做事后评价。詹姆斯·弗伦克尔2001年8月

序言

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8月。彼时距我完成《真名实姓》的初稿已有整整二十年了。这个故事作为本书的一部分再度出版，也是首次同时收录多篇其他作者写的论文。他们都是非常有趣的人。因为《真名实姓》的缘故，除了一人以外，其他人我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见过。如果找不到其他写这篇文章的理由，这些友谊便已足够。我非常感激詹姆斯·弗伦克尔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真名实姓》是我写过的最简单的小说之一。我认为有几个原因。我上大学之前，计算机尚未出现。虽然并非完全如此，但我的大学时代是科技呈指数级发展的时代，似乎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机问世了，但据我所知，当时大学里没有计算机科学系。目前我们每天使用的很多计算机服务在当时都是无法想象的。对于一名科幻作家而言，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一个计算机应用程序被人们想象到了，而且仍然在未来等待着我们：机器智能，尤其是超越人类的机器智能。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计算机技术与太空旅行一起成了我主要的思考领域。

然而，在大学里我从来没有修过任何计算机专业课程，有时候，我很好奇这种无知是不是一种优势，可以让我免于迷失在片刻的细枝末节中。毕竟，我认为自己知道事情最终会走向何方！（本书中，约翰·福特的文章是一个有趣的回顾。当未来的机器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史前时期做调查研究，试图去理解像人类电影一样离奇的事物的意义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到了1979年，我对现代计算机有了一些了解。我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计算机科学课程已经好几年了，做了很多现在称为远程办公的工作。一天晚上，我在家工作，登录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UDU）的主计算机[一台运行着RSTS（资源分时系统）的PDP-11/45，它的计算能力相当于我办公桌上的数码相机]。像往常一样，我用匿名账号潜行在网络中，因为没有必要让全世界看到我在上网。有时，我会看看其他用户或我的官方账号。突然，我被另一个用户通过TALK程序（不知怎的就启用了）搭讪了。这个人说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字，我善意地回应了他。我们聊了一会儿，都试图知道对方的真名实姓。最后，我放弃了，告诉对方自己必须下线了——我实际上是一个人格模拟器，如果我继续聊下去的话，我的人为特性就会变得很明显。

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个科幻故事，至少根据我童年时的标准是这样。几年以来（自从阅读厄休拉·勒古恩的《地海传奇》之后），我有了一种想法，想象中的《真名实姓》就像大型数据库中的对象ID编号一样。现在我明白了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那是1979年的夏天。《真名实姓》是我用文字处理软件写的第一个故事，那是一个运行在Heathkit LSI 11/03上的文本编辑和校正程序。对我来说，这种写作环境简直就是天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RT-11的8英寸软盘升级到IBM的5.25英寸软盘，再到我的第一个硬盘……原稿的机读版本丢失了，可惜）！我用硬拷贝的方式发送手稿，这毫无疑问。詹姆斯·弗伦克尔建议我把这个故事写长些，在与邮件人大战后补充一些情节，再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重写的故事是在1980年年初完成的，即你在此书中看到的故事。戴尔图书在1981年年初出版了《真名实姓》，作为双子星“双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另一个是乔治·R.R.马丁的《夜行者》），杰克·高根为这两个故事绘制了插画。

戴尔图书的版本出版多年以后，《真名实姓》再版并绝版：詹姆斯·弗伦克尔所在的蓝鸟图书出版的版本由鲍伯·沃尔特斯绘制了插图，还有马文·明斯基写的后记（重新选入本书当中）；吉姆·班恩在我的短篇小说集《真名实姓与其他危险》中出版了这个故事。还有一次是被选入了托尔图书哈特韦尔和沃尔夫编辑的《幻想奇迹》才得以出版。这几次三番出版并绝版的过程令一些读者感到沮丧——而且对我来说真的很沮丧！部分原因在于，《真名实姓》有三万词，单独成书篇幅太短，放到大多数小说集里体量又过于庞大。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非常关心读者对于《真名实姓》的反应。我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朋友，她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读者，当时是1980年，她很喜欢它，但认为这个故事有点“荒诞”。几年后，她重读了这个故事，仍然很喜欢，不过那时，故事本身似乎没那么激进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故事的思想在许多地方都（独立）出现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些思想的电视节目。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注意到了另一种兴趣，他们并非被这个故事中的互联网情节所启迪，而是被栖息在另一层面上的自治精灵和守护者所启迪。这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这比任何小说都令人印象深刻！）帕蒂·梅斯和莱尼·方纳（帕蒂的博士生，现在已毕业）二人都从事这项研究，他们的文章都收录在了本书中。

我也在寻找《真名实姓》的前身。有波尔·安德森的《死去的国王》（King Who Die，1962）和约翰·布伦纳的《震荡波骑士》（The Shockwave Rider, 197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相信会有用于计算机网络互动的角色扮演程序上市销售（我很感谢与之相关的可靠参考）。当然，还有万尼瓦尔·布什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如我们所想》（As We May Think, 1945），以及泰德·尼尔森的“上都”系统。《真名实姓》的诸多精华几乎是在我创作它的时候下意识地成长起来的，另一些则来自情节对我的限制。（所以下面讲到的在我当时的记忆中是无从考证的！）网络方面的灵感源于我和SDSU的拨号计算机进行的交互。将其放大并想象结果很容易，同时还指出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我在写《真名实姓》时意识到了某种形式的摩尔定律。我认为自己很好地瞄准了原始硬件能力。故事发生在网络媒介技术奇点附近，但是超越人类的自动化大部分还在幕后（关于未来的事情，小说未涉及的或者尚未发生的还有很多。本书中的《真名实姓》进行了一些小修订，但据我所知，都是拼写、标点符号和排版方面的修订。对于这个故事，我觉得再大的“修订”也不如见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趣）。《真名实姓》中的某些事情仅仅是非常快乐的意外。例如，破坏分子使用“五万波特”与他们的家用机链接。“波特”只是行话的误用，我应该说“比特每秒”。“每秒五万比特”是正确的，即便在1999年许多家庭用户有了更好的网络链接。《真名实姓》中的家庭链接要大得多，但在我看来，难以捉摸的隐蔽通道相比之下会小很多，因为所有人都隐藏了自己的踪迹（实际上，在隐蔽链接中，潜伏可能会更糟糕，但我并不懂这些）。正是这种低比特率让我把图片生成的责任交给了用户端，即“脑关”——通过用户的想象调节。有趣的是，在几年后的黑客大会上，我与奇普·莫宁斯达和兰德尔·法默谈论他们对于“栖息地”的建设工作。奇普和兰德尔做了真正的事情，他们使用每秒300比特的链接和一个协议来唤起存储在用户本地磁盘上的影像片段。

1999年时的互联网用户环境并不像《真名实姓》（指向发生在2014年前后的事情）中的那样神奇。但我在写故事时，却发现到处都是魔法。“真名实姓”的概念盘踞在幻想中，似乎极为适合网络环境中的真名实姓的重要性。甚至在严肃的商业规划中，魔法的隐喻也非常普遍，部分原因是幽默，部分原因是他们提供有用的术语来进行推理。（有趣的是，甚至合理的迷信行为也再度出现。很少有人相信，如果你打翻了盐，只要往肩膀上撒一点就能避免霉运。但我敢打赌，几乎每个计算机用户都会注意那些几乎毫无根据的相关性，并依照其采取行动。例如，一个用户注意到：“我的某个复杂的应用程序经常在我打开日历窗口时死机。”因此在运行这个复杂的应用程序时要避免看日历。在计算机之前，事物进展得足够缓慢，这种相关性能够得以测试和验证，并产生富有逻辑的见解。在计算机程序中，事物非常复杂且相互关联，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超越迷信去分析这种巧合。）

因此，魔法术语适合编程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当然，魔法意象是我作为一名作者用来描述另一层面的现成工具。魔法中诞生了很多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以及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所代表的事物。事实上，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物可能是让故事容易展开来写的最重要的原因。魔法的隐喻对于术语的选择是强有力的指导（如“真名实姓”）。但即使是好的比喻也会让你偏离其他洞见，我最后给出了马克·吐温一个很好的例子：“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之间的差别等同于闪电和萤火虫之间的差别。”《真名实姓》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将成为计算机用户的一种活动场所。我需要一个词语来表示这个场所，我想到的最好的词语是“另一层面”（The Other Plane）。唉！这个词相比于“网络空间”（cyberspace）而言，如同用萤火虫较之于闪电（然而，“另一层面”这个词还有希望……《真名实姓》电影中选择的词语是“在TOP上”，即在The Other Plane上）。从长远来看，我认为网络空间里的居民（用户）将会用不同的隐喻来处理他们在那里找到的东西，以及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方式：在《真名实姓》的幕后，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和其他幻象的群体。马文·明斯基和马克·佩斯在这些想法上有比我更深刻的见解。奇普·莫宁斯达和兰迪·法默在文章中用实际行动说明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真名实姓》的出现为我们揭示了硬科幻写作的一个新价值。《奥秘》杂志派了一些科幻作家参加1982年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会议（根据当时的决定，与会作家有吉姆·霍根、弗雷德·波尔、鲍伯·希克利，还有我）。在会议上，我遇见了马文·明斯基和汉斯·莫拉维克。在后来的几年里，马文邀请我去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讲座和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思考机器、黑客以及以太连线之间，我有绝佳的机会和那些身处于美好事物前沿的人交流。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一直启发着我。有时候，这种见证历史的感觉会变得非常非常强烈！

我注意到，本书中有四篇文章都很关注政治和加密问题。在《真名实姓》中确实涉及很多政治态度。这个时代的政治形势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噪声：人们都生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问题都被构想出来，其中有很多都被证明是非常真实的，但我提供的解决办法很少。一个有趣的错误预测（至少我希望是一个错误预测）是接入网络要经过许可：废除你的“操作许可证”是终结你职业生涯的有效手段，就像20世纪时失去汽车驾驶证一样。这是没有完全考虑到所有后果的作家的典型看法。现在，网络接入无处不在，因此要想使得许可变得实际可操作，就需要采取一些怪诞复古、出人意料的动作。貌似这样的法律比禁毒法更难执行。

在本书中，蒂姆·梅、艾伦·维塞尔布拉特、莱尼·方纳、理查德·斯托曼的文章在描述问题和倡导政策方面比《真名实姓》更为实际。在预言个人权力时，蒂姆·梅的作品无疑最为坦率。在1996年第六届计算机、自由与隐私会议（CFP'96）上，当我在墙上描绘出一系列意见时，我大笑不已：图表描绘的是“不同人看到的计算机对自由的影响”。在谱线的一端是乔治·奥威尔，另一端是……蒂姆·梅。我认为我的CFP'96听众一定认可，蒂姆的思想堪当奥威尔的观点的第一对立面。在个人计算机出现之前，奥威尔“技术是暴政的推动者”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于1984年），个人计算机用户才开始意识到，计算机可能会终结暴政，终结国家政府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各种方案来控制加密，甚至使用分布式自动化来实现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在我看来，计算机和网络是会推动人类自由，还是会损害人类自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这一领域，最极端的场景也是最合理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走上蒂姆·梅指引的方向，或许最终会走向像尼尔·斯蒂芬森的《钻石时代》中所描述的世界。另外，“四骑士”，即前文所述的蒂姆、艾伦、莱尼、理查德。这四位骑士都是加强监管和执法的好借口（这些人对于说服选民而言比其他人要高效得多）。但我认为，“恐怖骑士”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社会走向严格控制。仅仅几起可怕的恐怖主义事件就足以使公众舆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会像20世纪末期的机场那样运行。但还有更糟糕的噩梦：一个政府强制控制着每一个通信芯片的某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的计算能力可能被用于严格的管控，程度甚于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控制。

理查德·斯托曼的《阅读的权利》是本书除了《真名实姓》外唯一的小说。它拥有科幻小说最优秀的特点之一：乍一看似乎是夸张的模仿……然后，你会在当下生活中看到故事中撒下的种子，随之感到一种寒意。知识产权正处于十字路口。也许信息时代会迫使这些权利终结。也许技术会被利用，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来实施，就像理查德·斯托曼在《阅读的权利》中描述的那样。总之，未来十年将会见证这个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因为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模式已经设计完成并在试验之中。然而事实证明，理查德·斯托曼在自由软件运动和GNU“公共版权”协议方面的工作是20世纪末最喜人的发展之一。

丹尼·希利斯的文章拉开了本书的序幕。他不是讨论政策问题或做噩梦。他关注的是趋势曲线和身边的真实世界。这篇谨慎而抱有希望的文章既可以作为本书的序言，亦可以作为后记。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未必知道自己能飞多高（也有可能坠落消亡）。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展翅翱翔……

过渡时期/人类联结

丹尼·希利斯是思考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创始人，迪士尼的副总裁，他同时置身于过去世界和随着新技术发展而日益壮大的未来世界之中。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他简要地概括了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面对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任何一代人所面临的截然不同。虽然很多人认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种不同的智能生物，但是希利斯解答了由速度和进程的变化带来的问题，作为一个已经出生的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敏锐而又深刻的文章是接下来的文章的序曲。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97年。

通过绘制图表，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使用线性尺度来绘制进度。我们图表的高度与进步的度量是成正比的。但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刻，进步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把它绘制在了对数尺度上。

在计算机领域，我们已经习惯了有些度量每隔几年就会翻一番——处理器速度、通信带宽、互联网上的网站数量，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到了一个可以同等地显示出每一个数量级的尺度上。通过绘制对数坐标系（1，10，100，1000），我们可以将进步想象成一条直线，随着时间的推进稳步上升。这给了我们一种舒服的错觉，认为发展是可以预测的。

当然，如果我们用线性尺度来描绘这些同样的曲线，它们看起来不会很平淡。它们会呈指数级增长，直接不可控制地冲出纸外。这会让人们觉得，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微不足道的前奏。在线性尺度上，指数看起来不可预测。曲线近乎垂直，汇聚到一个奇点上，奇点处的规则被打破，一些不同的事物开始出现。

描绘进步的两种方式与对技术变革的不同态度相对应。我看到了两种方式的优点。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是一个推算者。我是技术进步的信徒和参与者。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喜欢半对数坐标。但我也是一个家长、一个公民、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我是变革的对象，不仅仅是变革的代理人。作为一个对象和观察者，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指数爆炸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正在变成别的东西。

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中期是历史上的罕见时代之一，人类社会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用一个物理类比来说就是，我们正处在相变之中，系统的结构正在两个稳态之间切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技术是催化剂，是自我增强的变革推动者。也就是说，每个改进往往都会提升其改进的能力。更好的机器使得我们可以建造出更胜一筹的机器。更快的计算机让我们可以设计出越来越快的计算机。

变化并不总是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子孙在和自己的世界一样的世界里长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父母知道教育孩子所需要的知识。在那时，对未来的规划比现在更容易。建筑师设计的教堂，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工。农民们播种橡树籽，用橡树为他们的后代遮阳。今天，启动一个无法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完成的项目看上去会很奇怪。今天，任何为期一年以上的计划都是“长期计划”。

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目光短浅？我们的善意不亚于我们祖先的善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无法想象未来。技术变革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会为孩子们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播种橡树籽，我们想象不到未来孩子们是否会坐在橡树下纳凉，甚至想象不到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在树下逗留。世界变化太快了，人类在改变，需求也在改变。我们这代人所从事的很多工作是我们的父辈从未想象过的。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在眨眼之间衰落。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过渡的时代，那么所有的困惑都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对子孙职业的了解并不比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对农民生活的了解，或工业化前的农民对工人生活的了解更多。我们能真正期待的是自己留下的美好之物。

那么，我们人类会变成什么？无论变成什么，都会有更多的联结、更多的相互依赖。今天，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在社会之外生存。没有哪座城市能够脱离能源、水、食物、信息网络的持续供给而独立存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维持它们的生活方式。网络技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同时迫使我们更加依赖彼此。

随着我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造物联系在了一起。每当我看到流水线上的工人、拉琴的小提琴手，或是在使用计算机的孩子，我都会被我们与技术之间的亲密程度所震撼。隐形眼镜和心脏起搏器已经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头发和牙齿一样。通过重组生物技术，我们已经模糊了人工制品和自身之间的界限。

1851年，纳撒尼尔·霍桑写道：“电流能把物质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让震颤在瞬息之间传送数千英里，这是事实，还是我的空想？倒不如说椭圆形的地球是一个巨型大脑，充满智慧！”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愿景的迹象。世界大脑的集体智慧——无论是生物的还是电子的——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许多经济决策。商品价格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人类和机器的网络决定的，这超越了任何个人心智的理解力。电话系统和互联网已经缩短了距离，即“让震颤在瞬息之间传送数千英里”。

还有其他更微妙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共生整体的一部分。很明显，不仅我们的职业变得更加专业化，就连我们日常生活活动也越来越专业化。

我们越来越多地将我们的活动分割为纯粹的组件。我们要么工作，要么玩耍；要么锻炼，要么放松；要么教书，要么学习。我们把艺术、科学、政治和宗教细心地划分为单独的领域。曾经有一类人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这类人可以同时工作、玩耍、教书、学习。但这种人现在已经过时了。整合需要标准化。正如我们身体中的细胞适应特定的功能和特定的时间一样，我们也必须关注我们的角色。早期的细胞可以持续地感知、移动、消化和繁殖，但是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并不能作为复杂整体的一部分。

我不禁对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前景感到矛盾，在这个新世界里，我将是一个我几乎无法理解的共生有机体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又是另一种社会、一种崇尚个人的社会的产物。我的认同感和生存感建立在抗拒成为其他事物的基础上。就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肯定会排斥现代城市生活一样，我也在抗拒这种蜕变。这是很自然的。我想毛毛虫肯定对蝴蝶心存疑惑。

尽管我对这种变化的前景感到恐惧，但我也为它感到兴奋。我爱我们现在的样子，但我还是忍不住希望我们能变得更好。我们人类或许是自私的、愚蠢的、目光短浅的，甚至是残忍的。正如我可以把这些弱点想象成我们几乎已然丢弃的兽性的残余，我也可以将我们最好的品格——善良、创造力、爱的能力——想象成未来的暗示。这是我的愿景的基础。

我知道我是一个遗物。我是一种共生的人，出生在我们的过渡时期。然而，我很幸运地看到了我们的承诺。一想到它，我就觉得不知所措……因为我想到的是我们曾经甜蜜而又悲伤的爱，还有我们未来可能变成的可怕的美。

真实的假名和加密无政府状态

如今，网络空间的最大问题是监视下的通信安全问题，而且只要有互联网这样的场所，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存在。在接下来详细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前英特尔物理学家以及密码朋克的创始成员之一蒂姆·梅讨论了以下几大问题——侵犯个人隐私，政府干涉个人事务，各类人、实体、组织出于各种目的通过网络转发信息……对于任何使用互联网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意味着无论如何，这事关每一个人。

在以前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和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伤害别人，而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一切都成了可能。然而，今天……在你读过蒂姆·梅的文章之后，你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高枕无忧了。这篇文章作于1996年。《真名实姓》的影响

1986年，《真名实姓》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沓折了角的电子复印件，并说：“你要读读它。”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始读这本地下出版物，蓝鸟图书就出版了平装版，我读的便是这一版，它拯救了我的视力，也为弗诺·文奇的劳动贡献了版税。《真名实姓》深深吸引了我，它与当时计算机界周边的其他发展相符，即数字货币、匿名电子邮件以及与“强加密”和“公钥加密”相关的一切问题。

我的一些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为网络开发“信息市场”，尽管这发生在万维网出现和公众广泛使用互联网之前的六年间。我很清楚匿名互动、信誉系统、数字假名、数字签名、数据避风港以及公钥加密，所有这些理念对网络空间中的市场都很重要。身居荷兰的美国密码学家大卫·乔姆提出了大部分关于数字货币和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的早期设想，他的研究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乔姆关于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的成果在1985年的《美国计算机协会通信》的封面故事中做了报道（1985年11月），这让人们意识到：带有匿名性、不可追踪性以及附属的无政府资本特征的数字经济可以构建，如托管代理人持有资金完成服务、信誉评级服务和工具，以及各种结构下的“持久性”。换言之，这是文奇《真名实姓》，甚至是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高尔特峡谷”的密码学版本。《真名实姓》中成熟、浸入式的虚拟现实可能仍然遥遥无期，但加密技术、数字签名、重邮器、信息库以及数据避风港，使得《真名实姓》的许多最重要方面得以在今天的网络上实现。可以说，滑溜先生已经出现了，正如弗诺所预测的那样，联邦政府已经在试图追捕他了。1988年，这些想法促使我在网络上编写和发表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这里引用其中一段话：“一个幽灵，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计算机让个人、团体之间完全匿名的交流和互动逐渐成为可能。两个人可以在完全不知道对方真名实姓和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交换信息，开展业务，进行电子合同谈判。通过对加密数据包和防篡改盒子进行大量重新路由——几乎可以实现防止任何篡改的加密协议，网络上的交互能够做到无法追踪。信誉将变得至关重要，在交易中甚至比在今天的信用评级中更为重要。这些发展将彻底改变政府监管的性质，改变其税收、控制经济互动、信息保密能力，甚至会改变信托和信誉的性质。”

这些想法在我写完之后已经演变了很多年，但是基本思想仍然没有改变。密码朋克小组在实现许多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强加密和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以及它们与《真名实姓》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一本书中，或许会长销很多年，因此我没有列出具体的文章出处和网页地址，因为它们变化得很快。搜索作者的名字应该是找到当前位置和信息的更可靠的方法。密码朋克

1992年，密码学和计算机社区中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并将其中一些抽象概念具体化了。我和埃里克·休斯一起聚集了一些优秀的人，这些人是我们从黑客年会和湾区计算机社区上认识的，我们一起讨论这些想法的意义，研究将关于密码学的学术工作转化为实际程序。最初的会议发展成规模更大的月度会议，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份活跃的邮件名单。朱迪·密尔顿打趣地提出了“密码朋克”。这个名称和密码朋克邮件名单活跃至今。在这份名单上，网景浏览器以及其他网络程序最严重的几个安全漏洞被揭示出来，密码朋克名单在持续进行的加密术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Clipper芯片、密钥托管、出口法规、私人使用强加密、数字货币的含义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也很幸运，就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菲尔·齐默尔曼的优良保密协议（PGP）出现并投入使用。PGP是领先的人性化加密程序，几乎在所有平台上都可用，它被用作我们和其他人开发的许多加密工具的构件。

密码朋克小组也是“虚拟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小组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在数分钟内进行电子通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对当地法律视若无睹。密码朋克小组确实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是虚拟的，有自己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一些成员使用假名，并使用匿名重邮器与名单上的人通信，使用PGP进行数字签名。这些数字假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的真名实姓，他们“真实的假名”。在密码朋克名单中，一些备受尊敬的假名已经出现，并且跟真名不分伯仲。通过数字认证的信誉，以及个人积累的或受他人意见影响的信誉资本是一个涉及经济学、博弈论、心理学以及期望值的课题。信誉在网络空间的匿名和假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信誉被考虑在内时，很多关于假名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经常向新成员推荐几本书：《真名实姓》领衔，接下来是约翰·布伦纳的《震荡波骑士》、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哈基姆·贝的《TAZ》，当然，还有各种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参考书目，特别是布鲁斯·施奈尔的《应用密码学》。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使用加密协议模拟了“真名实姓”中的一些概念。大部分关于假名、数字角色和匿名性的问题都是使用“密码朋克重邮器”以及相关技术直接进行探索的。匿名重邮器

匿名重邮器也称数字混合器，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加密技术所固有的发展潜力。大卫·乔姆最初在1981年所写的论文《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中提出了大部分重要的想法，而在此之前，电子邮件像今天一样，得到了广泛使用。他后来在一篇名为《DC网络》的论文中完善了这些思想，这有点超出本文的范围，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人们希望偶尔进行不被追踪或识别的交谈，其中原因不胜枚举。如果电子邮件程序可以识别电子邮件的源头，数字假名显然毫无用处。人们希望匿名的原因很多：保护隐私，害怕雇主或其他团体的报复，避免自己的活动和兴趣概况被发现，在有争议的新闻组或支持小组（如“alt恢复组”或强奸乱伦恢复组）发帖、告密以及发表有争议的想法，等等。作家们长期使用笔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最高法院于1956年裁定，作家不必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

为了了解匿名重邮器的工作原理，不妨想象一个正试图躲避跟踪的人——我们叫她爱丽丝，而跟踪者名叫鲍伯。无论爱丽丝走到哪里，鲍伯都尾随其后。爱丽丝走进一家商店，鲍伯在外面等着，看到她离开，就继续尾随。然而，假设她同许多人一起走进一家大百货商场，一段时间后又同许多人一起出现，他们身着不同的衣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被认出来的。鲍伯不知道哪个离开商店的人是爱丽丝，所以他要么放弃跟踪，要么尾随所有离开商店的人。她多次重复这个过程，跟他人的“混合”程度一次次加深。即便只有少数几次混合，鲍伯需要跟踪的路径数目也会变得非常庞大。就这样，爱丽丝利用百货商店的混合摆脱了跟踪。

这就是匿名重邮器或数字混合器的运行方式。电子邮件被发送到一个重邮器，用重邮器运营商或他的机器进行公钥加密。信息的内容对于任何观察者（例如，窃听这条线路的人）来说基本上都是随机的。重邮器运营商将信息解密，并保留一段时间，或等到积累足够多的信息，再添加一切需要的填充，使得邮件大小成为非相关因素，然后将累积的信息发送到下一个目的地。非常重要的是，重邮的信息通常由发件人用下一个重邮器的公钥进行加密，所以任何重邮器都无法读取信息的任何内容。链路上的重邮器也无法修改或以任何方式标记信息（链路上的任何修改都将使下一个重邮器无法读取和辨认信息）。在每个阶段使用加密完全对最终的收件人和所有的重邮器掩盖了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映射。收件人只接收到“最里面”的消息，所有早期阶段都在逐步与信息源头剥离。任何给定的重邮器只能打开发送给它的加密信封，但无法读取它看到的保留在文本块中的信息……它所能做的就是读取下一个目的地。就像信封套着信封，每一个都寄给特定的重邮器。

信息的发件人决定他希望使用的一连串重邮器，倒序加密并发送他的信息，然后将生成的信息发送给第一个重邮器，第一个重邮器对信息进行解密并将其结果发送给链路中的下一个重邮器，以此类推……假如发信人选择了五个重邮者，每个重邮器都严阵以待，直至积累到十条信息，然后将这批信息转发，那么，在理论上可能跟踪的线路就有十余万条。通常并没有这么多的信息，所以关联问题不像这般困难，但依然足以挫败任何跟踪信息的企图，除非各个重邮器相互勾结，或当局指示重邮器报告所有到达和离开的消息之间的映射。应对后一种跟踪方法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利用一些境外重邮器。有些人定期公布重邮器的常规列表，及ping测试、延迟时间测量、可靠性等的结果。

首个密码朋克重邮器程序最初是由埃里克·休斯和哈尔·芬尼用Perl和C语言编写的。他们允许电子邮件发送到重邮器，把源头剥离，然后重邮到被他们选中的目的地，包括其他重邮器。重邮器最早部署于1992年，到了1996年已经有几十个了。它们被用来匿名发布（“解放”）以前没有发布过的密码文件，公布山达基教的秘密，揭露一些军事和安全机密，当然也毫不奇怪地用于谩骂、侮辱和匿名攻击。在理想情况下，因为没有发件人与邮件之间的映射，所以，在披露这些发件人的身份方面，法院命令和诉讼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此外，基于硬件的数字混杂，即仅存于模块内部、外人不可读的带有公钥的密封模块，意味着没有人参与该过程，连系统管理员也没有。这种混杂的长链路在高速网络上运行快速，使跟踪消息的任务更加棘手。数字混杂的一种被称为信号混合器（MixMaster）的商业实现是可利用的。用户可以在他们的互联网盒子上安装这样的“即时混杂”，变成重邮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使用PGP的简单强加密应用程序起到的作用。Perl和C代码是简短而又简单的，整个链路的安全性完全取决于加密信息的不可破解性、跳数，以及不同重邮器之间相互勾结的不可能性（如果所有的重邮器都聚在一起交流，该系统当然会被破解。但随着重邮器数量的增加，这种策略变得越来越无效。同时，你可以通过给自己重邮信息来击败大多数勾结或窃听的企图）。

另一种重邮方法是芬兰人加尔夫·黑尔辛吉乌斯随后提出的，他运营了一个匿名服务，保存着假名和实际电子邮件地址之间映射的数据库。该系统非常易用，并可以给发信人简单的回复。然而，数据库是民事诉讼侦查人员（和刑事侦查人员）成熟的调查对象，加尔夫在1996年就终止了他的系统。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内，密码朋克重邮器分散运行，强烈对抗着调查要求，以此为匿名重邮网络提供更坚实和可扩展的基础。“数字邮资”既激励了重邮器运营者去经营营利性网站（从而增加这些网站的数量、增强其稳定性），又为一般电子邮件提供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于电子邮件而言，目前大多数用户没有任何发送成本，这导致网络上产生了大量“垃圾邮件”。（这与本文的主题一致，我们需要的不是全球监管，而是电子邮件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一些关于数字邮资的工作已经完成，但真正的进步需要等待数字现金系统的普及。

重邮器的这种用途只是使用密码学来改变体系和交互的一个具体例子。真实的假名

关于命名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提供真名实姓的论战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为什么我们经常接受这样的观念：政府赋予我们姓名和身份，而且政府必须确保这些姓名是真名实姓？政府喜欢参与身份问题，因为这给了他们更多的控制权，而且有助于他们跟踪资金的流向。例如，几百年前，欧洲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传统的父名惯例（“雅各，以撒之子”），以便更有效地征收税款，监视社会运动，等等。这些统治者甚至把“最好”的姓氏卖给那些付钱最多的人，留给其他人不甚满意，甚至带有侮辱意味的名字。在美国，同样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包括对前奴隶的取名和移民的重新取名。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主人的命名权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久，准确地说，就是语言本身即为主人权力的表达”。今天的政府甚至给了自己创造和伪造虚假身份的权利，包括虚假的信用记录、虚假的教育背景，等等。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所谓的证人保护）已经打着“保护证人”的幌子创造了五万个伪造身份。当然，主要的信用报告机构并没有上当，因为这些“幽灵”存在于他们的数据库中，而这些机构很可能在这些虚假身份的支持下串通一气。想象一下，你把钱借给了一个信用报告很优秀的人，结果却发现对方是一个为了得到一个虚假身份出卖合伙人而被定罪的诈骗犯。你会起诉谁？（匿名信息服务的其中一项内容——稍后会讨论——有益于探求政府谎言背后的真相，例如，花钱制作一张储存有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中的那些真名和位置信息的只读光盘。任何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卖家，而且可以得到不可追踪的款项。这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世界。）国家在发行身份证上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可能会使用智能卡，特别用于对移民、旅客、躲债的人、恐怖主义者的控制。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那些只希望与可以查清的真名打交道的人，当然可以自由地拒绝与假名进行交流，真名只是另一种凭证而已，有时会提供，有时无须提供。“数字假名”这一持久的网络角色的产物，它无法被别人伪造，也无法链接到它们所有者的“真名”，它目前主要用于确保言论自由，允许有争议的意见传播，提供不被地方政府封锁的经济交易。由密码朋克团体和其他人部署的这项技术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民族，甚至他们所在的大陆都是无法追踪的——除非他们的所有者选择透露这些信息。这改变了这个世界传统的“拓扑关系”，使没有外部政府监管、税收或干预的多样化交流成为可能。公钥加密

加密不仅仅是一成不变地发送秘密信息。强大且牢不可破的公钥加密和虚拟网络社区的结合会使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加密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实现，它超越了国界，使个人自由地实现了他们希望的经济安排。现代公钥加密体制的基本概念是上锁和开锁的钥匙，例如一个盒子，给盒子上锁的钥匙与开锁的钥匙是不同的。盒子的主人可以在上锁后公开给盒子上锁的钥匙，并秘密保存开锁的钥匙。任何人都可以用鲍伯的“公钥”把一条信息锁在他的盒子里，但是除了鲍伯没有人能打开那个盒子，调用全世界所有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无济于事。从这个基本点演变出了各种变化和扩展。另一个比喻是信封：任何人都可以把东西放在鲍伯的信封里密封，但只有鲍伯才能打开信封。（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重邮器的链路，一个信封套一个信封，有多少个阶段就用多少个信封。）

加密术以某种秘密的局部控制为中心。例如，用户有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私钥。其他人可以用他的公钥给他发信息，但只有他能破译或解密。只要这个私钥是保密的，加密通信就不能被其他人读取。安全性取决于密钥的长度，即密钥的比特数。例如，一个40比特或50比特的“弱钥”可以被一台个人计算机破解。60比特或80比特的密钥更胜一筹，但是仍然无法保证真正安全。使用数百比特有效强度的密钥也不难，这样的密钥应该经得起几个世纪、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蛮力攻击。公钥密码具有的重要属性是，用非常大的密钥加密信息比破解信息（不用密钥、暴力破解）要容易得多。随着密钥长度的增加，工作量的差异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能力的提升被更长的密钥所抵消。“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经常被无知者认为是破解这些密码的可能途径，它们只能提供暴力破解的最低限度的线性加速……这与分解大数因子所需要的计算量相比完全无足轻重。成功对抗更快的计算机是强加密的重大胜利。

现代密码学与传统密码学（或经典密码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现代密码学中的密钥是不对称的，而在传统密码学中，密码的当事人以某种方式交换了相同的密钥。与数百甚至数千名通信员交换密钥比在公共密钥目录中查找密钥，或是要求用电子邮件发送密钥要难得多。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公开密钥的方法适合在这里描述用途。例如，数字签名依赖于密钥的保密。如果使用传统密码，那么任何分享私人密钥的人都可以伪造签名，取款，肆意破坏。（数字签名利用这种不对称属性，允许任何人在不访问密钥的情况下，轻易地对签名进行身份验证，从而伪造签名。）

在这本书中，加密就像环绕在加密条目周围的一个牢不可破的“力场”，就像弗诺·文奇《为和平而战》（The Peace War）中描述的“球形力场”一样。运行计算机所需要的能量比宇宙中所有恒星制造的能量总和还要多，更不用说这些计算机的数量和所涉及的时间！这是对于一个足够大的密钥，有着几千位的RSA模数（分解大数的因子尚未在数学上证明很有“难度”。一些快速的因子分解的突破可能会被发现，但几乎所有数学家都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有人猜测，国家安全局知道如何快速分解大数因子，并以此来破解RSA，但这似乎同样不可能）。加密的争议

政府显然害怕公民掌握强大的加密术。世界各国政府都试图应对这种威胁的影响，方法是限制公民使用的密钥大小、限制可能使用的算法类型、要求公民“托管”（寄存）他们的密钥给政府或登记在册的政府代理人、禁止强加密，等等。正如菲尔·齐默尔曼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战斗：人的想法和信息到底是放在密封的信封里，还是必须写在“明信片”上供政府阅读？美国政府多次提出的一个提案是，信息可以封在信封中，但前提是政府得有一个可以打开信封的特殊密钥。这就像允许市民挂窗帘，但前提是当地警方能触发特殊的透明模式。这些问题非常类似。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加密术使某些类型的犯罪和革命活动更加可行，但是锁门、挂窗帘、低声交谈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并不会把锁门、挂窗帘、低声交谈视为非法行为。齐默尔曼指出：“我应该能够在你的耳边低语，即使你远在千里之外。”他指的就是电子邮件或语音加密技术（公钥密码足够快，当巧妙结合常规密码时，可以使实时音频和视频流加密）。这涉及深刻的宪法问题，至少在美国如此。各种权利法案中所列举的权利似乎使美国政府无法指定讲话的形式，无法坚持将钥匙交给警方托管，等等。许多观察家预计，基于宪法的密码学限制面临强烈挑战。事实上，法院系统中也有少数案例，挑战着美国加密政策的各种规定（特别是《军需法案》中的出口条款和相关限制）。

这场争论仍在进行中，现在还很难判断“伟大的加密镇压运动”是否会成功。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压制这些技术已经太晚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不会轻易让他们的通信变成“明信片”，他们担心政府腐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以及经济间谍活动会破坏“老大哥”在控制“公民单位”的通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数字货币与电子商务

数字货币是激动人心的前沿之一，也是大受欢迎的领域之一。但它也是最难实现的一项。金钱本质上涉及价值的储存、转移，体制和各种环环相扣的规章制度，因此切实地实现数字货币并非易事。事实上，数字货币的历史主要是在未来。当前的许多问题应该会在21世纪初期得到解决。

不可追踪的匿名数字现金（类似真实现金）正在到来，尽管各种技术、操作障碍依然存在。所谓的“金融网络中的瑞士银行”将使经济交易更具流动性，更少地受当地规章制度的约束。对于许多人而言，避税可能是一大亮点。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是，为“网络空间赌场”开发不可追踪的匿名系统的工作正在进行。“数字游戏”和“赌博游戏”虽然不像环境优雅的赌场那样吸引人，但它的流行意味着有机会去追求，这只是数字货币将会提供的诸多新机遇中的一个。

所谓的数字货币，不是指当前已经存在的各类电子转账、自动柜员机交易、电汇等，也不是指某些人宣称为“数字货币”，甚至“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出现在一些涉及缺陷协议的臭名昭著的例子中）的各种“智能卡”系统。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在强烈意义上不可追踪的工具。重申一下，乔姆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他的数字现金（DigiCash）公司当时正是数字货币的典范。它与几家大银行合作，合资发行数字现金。从美元、美分、马克是货币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数字货币大概不会是“数字的货币”，相反，它更像各种金融工具，以各种货币计价，如支票、无记名债券、信用证、本票、印章，甚至借据。

爱丽丝和鲍伯可以用如下方式交换数字现金：爱丽丝去银行，向银行提交一个号码，银行修改完号码的形式后将其返还给爱丽丝，仿佛给她的号码加盖了一个“用于数字货币100”的邮戳。当然了，通常这个号码是可追踪的，但爱丽丝可以对这个号码执行一种特殊操作（“揭盲”它），使得它无法链接到她最初购买的号码。然后她可以把这个号码邮寄（甚至通过一个匿名重邮器）给鲍伯，鲍伯再去银行用这个号码兑现。银行可以通过一些操作识别发行的号码，但无法将号码与爱丽丝联系起来。成熟的数字现金是既无法链接到付款人也无法链接到收款人的。目前浮出水面的一些建议只限制部分的不可追踪性，大概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关注，以及法律制度的批评者对于完全不可追踪性的担忧。密码朋克成员伊恩·戈德堡、道格·巴尼斯以及其他人提出了一种方法，使可追踪的这部分完全无迹可寻。

实际的细节涉及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才能了解，本文无法涵盖。布鲁斯·施奈尔的《应用密码学》很好地解释了乔姆数字现金的工作原理，《科学美国人》同样刊载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人们常说，“数字货币”不会得到广泛认可，更不用说得到政府支持了。如果数字货币被看作一种转账机制，而不是作为货币或铸币（金、银等）的竞争对手，那么政府的支持就不是重要问题，或许甚至都不是问题，因为银行在没有政府明确制裁的情况下做得相当不错。在国际领域，政府的角色已经无足轻重：银行已经制定了相互交易的机制，用于处理信誉不佳的实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贸易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

使用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有很多原因。有些人仅仅是出于各种理由而选择现金支付，并没有看到为什么电子交易应该比普通的纸币交易拥有更多可追溯性。有些人担心消费习惯、旅行日程等会被编辑。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保护经济交易的隐私，就像今天的现金一样。随着ATM网络和支票处理系统越来越强大，“购物档案”的发展受到了所有对隐私感兴趣的人的关注。让保险公司和雇主获取购买习惯是不可取的。极端地讲，这种访问可能导致执法者在午夜对各类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击检查，因为他们可能进行了合法的购买。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会针对此类情况提供保护。

一个显而易见的用途是让自动收费公路用不可追踪的现金付款。数字现金公司正在与欧洲各国政府合作，为这种应用发行数字货币。

当然，存在涉及匿名、数字假名、非法物品的各种交易，只有无法追踪的数字现金系统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有些新颖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永久信托”可以通过购买大量的数字货币工具来构建，可能会定期地转换为其他类似的工具。因为他们无法追踪，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取消数字来停止永久信托。因此，作为一个假设，没有人（当然不是银行家）会知道，哪些工具是比尔·盖茨在2010年用一百亿美元创造的永久信托的一部分……这种信托可能在一个世纪后仍然存在，税收无法触及它，甚至在任何特定的国家都没有真正注册。使用这种数字货币工具的契约同样可以是这种“即发即弃”的方式。因此，财富可以针对特定的目的，超越政府管辖的范围。（对于好奇的人来说，需要数字时间戳和密码定时释放技术来确保参与者不会违反最初建立的契约。）

当然，不使用无法追踪的数字现金也有很多理由。公司通常需要显示销售总额中开支的扣除记录。最简单的例子涉及匿名支付员工薪资：即使不会被抓，也很少有公司对这种做法感兴趣，因为他们无法从毛收入中扣除人事开支（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若雇主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兴趣，那么私下付款就会成为某类公司的惯例）。

现实中仍然有可能存在欺诈、交易不满，以及交易完成不当。加密术显然无法彻底消除此类纠纷。但是，诸如信誉评级服务、数字签名等各种措施应该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问题。贸易已经进行了几千年，政府并没有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国际贸易经常被当作无政府状态的鲜活例子，很显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易适用。这种交易运作得如此之好，证明了：行动有结果；回头生意很重要；即使在相对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也举足轻重。想要了解这种贸易无政府状态的出色研究，请参见布鲁斯·本森的《法律事业》（The Enterprise of Law）。

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的批评者通常认为，发行人会食言或潜逃，拒绝履行文书，忽略数字现金的性质。由于数字现金不可追踪，发行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评级服务“测试”了。（或者更可怕的情况是，客户是黑手党成员！）可靠性测试和信誉评级是非常重要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