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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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试读：
前言
本书从“过日子”角度切入农民生活伦理研究。“过日子”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士大夫希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小农而言，生活中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齐家”这一环节，因为“养家糊口”并非易事。“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义问题。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追求，人们在面对波折、苦难和各种危机时，才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所谓安身立命，确切地说，只有“立命”，才能“安身”。
农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血缘，另一个是地缘，二者共同构成了农民生命意义的坐标系。（1）中国人说，既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祖先—我—子孙，构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序列。男性依靠这个序列找到“存在感”，女性又通过婚嫁融入男性家族序列而获得“归属感”。（2）村落社会在农民生命意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熟人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面子”和“名声”既规范着村民的行为，又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
总之，“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是农民生活模式的两个内核，前者对应“为何活”，后者对应“如何活”——这两个被古今哲学家争论了数千年的玄妙问题。中国农民的问题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好好过日子”。
肯定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是中国人生活伦理的重要特点。执着于“当下”，有利于调适“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价值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圣即俗，俗即圣，活在当下，过好每天的“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均衡性，“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书的研究资料来源于陕西关中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家庭观念，依然实践着一套以“过日子”为核心的生活伦理。这既可归因于关中农村强大的小农经济传统，亦可理解为西部农村社会变迁速度小于东部农村，所以留存了更多的小农生活传统。关中农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传统农民生活伦理的场域。
本书副标题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六个字，主要是用来说明笔者的研究方式。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农民“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在调研过程中，我特别乐于记录农民的原话，不仅要听他们“说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怎么说”。这些坦诚的表述，更能表达人们意识深处的价值观念。
农民生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对许多问题可谓习以为常。访谈目的之一，就是设置一种情境，连续发问、解答和追问，不断地刨根问底，用一系列“问题”启发农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基于访谈法的调查研究，访谈对象是更为重要的研究主体。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当地人思想的表达。许多时候，我只是扮演了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而已。
我的写作目标并不是对农民生活伦理形成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一个个“文本”时，有自己的体会、理解和判断。书中讲了许多“常识”，并不会给人以理论冲击力，但正是这些常识，维系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都市人，依然在受“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的隐秘影响。
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如果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某种感悟和再认识，那便是作者最大的幸运。生活伦理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毕竟，“过日子”这件事，谁能置身事外呢？第一章导论一研究缘起
从“过日子”的角度理解关中农民的“生活伦理”，这个想法不是直接来源于理论，而是始于我农村调研时的体验、困惑和思考。[1]
2011年7月，我和桂华、阳云云等人在关中黄炎村调研时，多次听到当地人在各种语境中使用“过日子”三个字。例如：（1）人一辈子就是过日子，打开门，有钱处理事情，这就是好日子；（2）过日子不用多少钱，平平安安就行；（3）日子过得好不好，跟人的性格有关系；（4）过日子就是“过孩子”；（5）人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6）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7）我们脑子不聪明，不去社会上混，勤勤恳恳，能过日子就行，实实在在当一辈子农民；（8）我当了一辈子村干部，不顾家，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有关过日子更深入的访谈资料来自一名“斗长”，他主要负责维护水利灌溉的斗渠，并向农户收取水费。当我们咨询水费收取情况时，他说：“极个别人不交（水费），这种人是没脸的人，不过日子的人，你碰到也没有办法！大家都在背后骂他：都是给娃过日子，何必坑人呢！”
这位“斗长”用“过日子”来解释大多数人交水费的原因，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很有趣，于是没有继续追问水利问题，而是请他谈谈对“过日子”的理解。就这样，他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娃。我为啥管水？就是为了给娃多挣几百元。我种一亩就够吃，何必种五亩？我不种地，打工也能活，但是娃在外打工，回来没有粮食吃，这怎么行？……什么叫过日子？有儿有孙，好好干，这就叫给娃过日子。只有一个人，不叫过日子，光棍一个，没有子孙后代，过啥？人为自己吃，是一种说法，给娃过日子也是一种说法……都是为娃过日子。陕西人就是这个缺点，把儿管大了，还想管孙子。”
在“斗长”滔滔不绝的表述中，我仿佛理解了“过日子”的含义，但其实更加困惑了。因为我好奇的不仅是“过日子”这个词，还有“斗长”这些表述背后的生活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他如何去想、如何去说。进而言之，最重要的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其言说背后的意义系统。
经过几天访谈，我们慢慢发现，在当地人的话语中，“过日子”这个词一方面表达他们对于生活本质的理解，如“人生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是过孩子”；另一方面表达他们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思考，如“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过日子与“面子”的关系、过日子与“顾家”的关系。
总的来说，“过日子”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代表“一套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小而言之，“过日子”集中表达着当地人的生活伦理；大而言之，这是中国农民在漫长农耕文明中形成的一套生活伦理。
那次调研结束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将“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伦理”确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此后，我三次赴黄炎村调研，集中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生活琐事和生命体验，并对他们的感悟进行归纳、提炼、总结，于是就有了本书的写作。二选题意义
探讨农民的生活伦理，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学术话题。在许多人看来，日常生活充满了吃喝拉撒等琐碎小事，没什么理论内涵。甚至有人发问，研究“过日子”这种尽人皆知的事情，到底有何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依据生活经验就能从直觉上理解和把握的常识？
不可否认，科学研究普遍具有“反常识”倾向，通过发现异常、解释异常来贡献知识增量，拓展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理解。但同样不能忽视，“常识”也是科学的富矿。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生活常识之中一定具有稳定的结构，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更应该成为理论分析的起点。（一）研究农民“过日子”，有利于将民间俗语概念化
虽然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都在经营生活，都在“过日子”，但是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基础不一样。正如梁漱溟（1989：611）所说：“广义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器物、法律制度、经济生产和哲学思想，还在于人的生活样法，即“过日子”的方法。如何在艰苦岁月中把日子过下去，如何把日子过好，集中体现了中国小农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智慧。
好好过日子、过上好日子、让孩子过上好日子——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理想。辛苦经营不是为了灵魂救赎，也不是为了来世幸福，只为今世今生。意义就在生活中，只要把日子过好，只要完成现实生活给予的任务，这辈子就没有白活，就可以安身立命，此生也就圆满。
社会学应该重视对民间俗语的研究（麻国庆，1997），老百姓一些口头的词汇有时比国外翻译过来的学术概念更值得关注。民间俗语的特点是人们经常使用，令人倍感熟悉。曹锦清（2000：3）认为，熟悉是理解的大敌，因为熟悉，所以熟视无睹、习而不觉、习而不察，缺少理解的好奇心。一个研究者必须善于对“熟悉”发问，把“熟悉”陌生化，尽可能“留意日常生活中某些被普遍使用的语言、名词，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种上升为理论概念的空间”（曹锦清，2010：34）。
有学者对“人情”“面子”“气”等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语词进行概念化（贺雪峰，2000；翟学伟，2004；应星，2007，2010；宋丽娜，2011），以揭示中国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我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将“过日子”概念化，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进行学理分析的本土概念。（二）研究农民如何“过日子”，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小农的生活伦理”“小农”这个词，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色彩，如经常被提到的“小农意识”“小农观念”“小农思想”。“小农”早就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似乎代表了某种局限，象征着“落后”“保守”和“封闭”。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小农”，我们首先要剥掉这个标签，回到“小农”的原初含义。
从经济层面来看，“小农”指这样一类农民群体：他们占有小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生活上基本“自给自足”——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被称为“小农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小农经济”属于分散的自然经济。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的、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将被社会化的“大生产”替代。人们普遍认为，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小农经济”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小农”要转变为“大农”——上千亩的经营规模，大的资本投入，以美国为样板的“大农”模式仿佛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方向。问题在于，这种“大农”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按照1000亩的规模来计算，中国20亿亩耕地，仅够配置200万个美国式农场。中国农业如果依靠这200万个农场来经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数亿农业劳动力面临“转业”。可是，中国现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根本无法消化数量如此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美国的“大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的人地关系决定了“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小农经济”在中国有极其漫长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就已经兴起并日益成熟。此时“小农”的典型代表是“五口[2]百亩之家”，基本特点是铁器牛耕、精耕细作、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主体。孙达人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单位，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合二为一，并使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长期成为社会的独立细胞，而在观念上则具有十分强烈的家族色彩和经验理性精神……这种结构极为简单的家庭农业极易水平位移，普及到能适于它生存的一切地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1996：102，103）“小农经济”的这种生命力绵延千年，依然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小农经济”的方式，不同于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消灭“小农”，而是将“小农”组织起来，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和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分田到户，形成了以农户为单位的、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经营模式——这重新确立了“小农经济”在国家农业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
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伦理同样对社会转型产生隐秘影响。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农业人口还占较大比重。广袤的农村区域、庞大的农民群体、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将在更长时期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小农的生活伦理，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三）研究农民“过日子”，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表述农民
任何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都隐含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者到底从何种角度表述农民。表述方式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影响着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说，没有无立场的表述，关键是如何表述，以及通过表述达到何种目的。
在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个群体比农民更喜欢保持沉默。正如马克[3]思所说：“农民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将农民表述为“弱者”和“底层”，这是当前学术界一种较为流行的学术姿态。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农民在何种意义上是弱者。当我们极力把农民表述为“弱者”的时候，这到底是同情式理解，还是一种主观建构。有时候，同情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还可能暗含了高高在上。把农民想象为底层、弱者、苦难者和不幸者，绝不仅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还可能意味着认识论上的以偏概全。虽然贫困者、上访者、诉苦者更容易引起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弱者更容易成为被表述对象，但这些被代言者、被倾听者只是农民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更多农民全神贯注地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
对于农民来说，外界对他们的任何表述都无关紧要。无论别人是否表述以及如何表述，他们都生活在那里，努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生活，一个完整意义上“自我的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整地“关照”农民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更真实地“表述”农民——这种“表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代表”，而是为了“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把农民当作研究对象，而是让他们有机会自我呈现。
正是普通人的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从最基础层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近几年，我访谈了许多农民，在分享他们喜怒哀乐的同时，渐渐发现：农民在平凡生活中有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思考，虽不系统，但极其鲜活和深刻。平头百姓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生活，把每个人都变成“哲学家”。
如果说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他的人生哲学，思想是他的传记（冯友兰，2010：8），那么普通人的传记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才有机会触及普通人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把握他们生活实践的伦理原则。而这，正是研究农民日常生活的核心意义之所在。三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农民生活伦理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一）关于“生活伦理”
沟口雄三（1991）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民众的儒教，即民间伦理；民间伦理的核心是平民为了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生活伦理”；相比较于士绅阶层的“教化伦理”，“生活伦理”表达着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和活力。
肖群忠（2006）进一步区分了“教化伦理”和“生活伦理”。其中，教化伦理是国家倡导、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用于教化民众以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原则；生活伦理是民众依据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在生活经验中形成并指导生活的伦理原则。
生活伦理不是外在于生活，而是融于生活，通过人的生活实践展现出来。实践性是生活伦理的重要品格。生活伦理的实践者是大众，只不过他们常常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生活伦理”概念的提出，涉及伦理问题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转向——从精英阶层的著书立说，转向大众的日常生活。葛兆光（1998）认为，思想和学术，有时候只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悬浮于社会与生活之上；在人们生活中，还有一种作为历史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实际支配着人们的判断、解释、处理日常事务。“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超出常识，他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支持着常人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时代精英书写的经典著作。”（葛兆光，1998：20～23）
相比较而言，普通人的生活伦理，虽然缺乏理论化，但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引，并促发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只有细致考察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才有机会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伦理。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理解农民生活伦理的最佳方式，就是全面考察农民的日常生活，观察农民的行为方式，访谈他们关于生活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归纳和总结农民生活中的伦理原则。（二）“家”与农民的生活伦理
研究农民的生活伦理，要注重“家”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的家文化中考察农民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伦理原则。农民的生活伦理，本质上是家庭生活伦理。
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中国人把家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单位，我们将其概括为“家庭本位”或“家本位”。与“家本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祖荫下”。许烺光（2001）认为，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人都生长在祖荫下，通过延续祖荫而赋予短暂肉体生命以永恒意义。正是在“家本位”和“祖荫下”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人生活的时空特性得以建构：从空间来看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差序结构（费孝通，1998：27）；从时间来讲，它以祖先崇拜为基础，“过去—现在—未来”和“祖先—自我—后代”之间有着对应关系，个人身份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在这种继嗣时间中，现在从属于过去，未来从属于现在，现在及未来都是为过去而存在”（岳永逸，2006）。从更大范围讲，家—家族—国家是一体的，中国社会呈现“家国同构”的特征（舒敏华，2003）。不仅如此，民间社会中的行会组织和秘密结社都把家文化移植到组织内部，形成“拟制的家”（麻国庆，1999）。梁漱溟（2005：72～73）说，中国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此，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在论述中国社会时强调“家”的意义，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如阎云翔（2009：5）所说：“大量有关中国家庭制度与家庭生活的民族志……都是在研究中国宗族及亲属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的。”虽然有许多专门针对中国人行动逻辑的讨论，但又普遍存在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以“人情”“面子”“关系”“权威”等问题为主，其关注点亦不是人的“家庭生活”。能够很好地反映家庭生活的，恰恰是那些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如《家》《四世同堂》《围城》等。其中，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很好地展示了家庭生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林耀华在（2008：222）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道：“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金翼》的启示在于：家庭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在家庭生活的动态过程中，家庭制度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人们经营家庭生活的策略和方法，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时，“家本位”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人们的行动指南，是指导生活的“方法论”。
孔迈隆（1991：15～17）曾经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一个是“终极期望”（ultimate aspiration），代表着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理想，如家庭的大小及其延续；另一个是“生活经营”（life management），在“生活经营”过程中，农民有“一连串由习俗所规定的帮助人应付社会、经济问题的选择模式——不是被动选择，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
参照孔迈隆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农民的家庭生活：一方面，农民有一个关于“好日子”的理想生活图景，相当于“世界观”；另一方面，农民亦有一套“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相当于“方法论”。农民的家庭生活，正是在这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指导下完成的。（三）转型期农民家庭生活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农村社会学的诸多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生活的巨大变迁。
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更频繁地走出村落，到城市中赚钱谋生。这引发了农民家庭生活的诸多变动。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增多，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受到冲击。农村青年的婚恋模式也产生许多新现象，包括大龄未婚男青年增多、青年男女异地婚姻增多、离婚率上升，其中不乏闪婚闪离者，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宋丽娜，2010；陈锋，2012；王会、欧阳静，2012；魏程琳、赵晓峰，2013；陈讯，2012）。
家庭生活中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代际关系。贺雪峰（2008）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代际关系日趋失衡，虽然父母依然为子女的婚配耗尽心血，但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郭俊霞（2012）同样认为，与传统时代相比，农村代际关系的互动过程和互动模式已经有很大不同，子代婚后急于分家，以此获得更多利益；父辈依旧承受着子代的“剥削”，养老状况不容乐观。
更令人忧虑的变化发生在农民价值观领域。阎云翔（2009）认为中国农村正步入“个体化”时代，走出祖荫的农民变成“无功德个人”，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刘燕舞（2009）认为中国农村正逐渐从核心家庭本位过渡到个人本位。耿羽（2012）同样认为，农民以“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套意义价值体系正在消解，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以“个人”为中心去体验生活。
不可否认，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社会在转型期间，新现象层出不穷，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社会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变”，还应该关注“不变”。正是那些“不变”，支撑着人的生活世界，让社会转型平稳有序，让社会变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变”应“万变”。
就农民家庭生活而言。首先，在家庭核心化趋势之外，同样出现了逆家庭核心化的现象（黄宗智，2011）。其次，虽然农村代际关系的重心在下移，但它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家庭的反馈模式。再次，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依然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在流入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情交往圈，以差序格局的模式进行人情交往。最后，在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农民依然将养育孩子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依托（张世勇，2011；杨华，2010）。总之，尽管农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家庭伦理依然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桂华，2011）。
来自关中黄炎村的经验同样表明：当地农民在生活中依然践行着“家庭主义”的行动逻辑，未突破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家本位”还是农民生活伦理的内核。（四）家庭经济与小农的生计模式
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高度统一。一方面，家庭经济为农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家庭生活观念影响着家庭经济的具体安排。
在农业经济的研究传统中，舒尔茨（2003）和波普金（S.Popkin）（1979）认为小农是理性的经济人，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安排农业生产。斯科特（2001）基于东南亚小农的经验描述，提出了小农“规避风险”“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黄宗智在研究20世纪30～40年代的华北农村时，认为小农经济存在“过密化”现象，即农民在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依然增加劳动投入。理解这种似乎非理性的劳动投入行为，必须回归农民的家庭生活逻辑。农民追求的并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关于这一点，俄国学者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亦有论述。
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生活伦理，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深远影响。黄宗智（2000）将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概括为“过密型农业经营”。与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业“过密化”逻辑不同，当前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特征是“半工半耕”：农民一方面经营农业；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在通常情况下，“半工半耕”通过代际分工来完成，即老人留守在家，种地、照看小孩，年轻人外出务工挣钱。在这种趋势下，“三代家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统一体，是“过日子”的基本单位。“半工半耕”的经济形态表明，中国小农经济并没有在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走向解体，反而借此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功能。这显然不同于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认为商品化必然带来小农经济的质变。中国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另一套逻辑，即市场化快速发展与小农经济并存。中国小农以家庭为单位，不断调整自身，顽强地适应着市场化。副业经营以及外出务工经商，仅仅是小农家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策略性选择而已。
总的来说，农民的经济行为受国家、市场、技术、资本和人地关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农民的生计模式。但从家庭生活的视角来看，家庭观念、家庭生命周期、代际关系，都影响着农民生计模式的具体形态，从总体上表现出家庭生活伦理与小农经济的密切关系。四研究方法
理解农民的生活伦理，必须对农民生活进行解释性理解。人的生活行为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铁律般的数学法则，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受非理性统治——我们很难想象一群非理性的人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生活秩序。
访谈农民时，我之所以认真倾听许多农民的精彩人生故事，核心目的是为了在理解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抽离出一般性规则，即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伦理——此处所说的“大多数”不仅指数量，还涉及农民眼中正常人的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首要特点就是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正是那些不假思索的语言和行为表达着农民的行动逻辑。首先，我们要善于关注琐碎小事，理解那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其次，要特别关注“事件”，正是在事件中，生活的复杂性被完整呈现；再次，要通过考察习俗来探讨人们对某类现象赋予的确定性意义；最后，要敏锐地感知农民的语言，特别是谚语或俗语，因为它们可以集中反映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以一个村庄的调研材料来讨论农民的生活伦理，恐怕许多人会质疑个案代表性问题。《江村经济》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所用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外国出版商的本意是让外国读者通过“江村”来了解中国，但中国人看到这个标题后，难免会发出“江村何以代表中国”的疑问。中国区域广大且发展极不平衡，一个村庄显然不能代表中国。费孝通（1996）说（江村）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但还是能代表类似的区域。此后，费孝通尝试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来克服个案的局限性，于是有了《云南三村》。当代许多学者依然在尝试中国农村的区域比较研究。曹锦清等（2001）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谈论过类型比较的意义，贺雪峰及其研究团队在大量农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区域比较研究”。各种研究尚在推进之中，但有一点很明确：类型化的大前提是如何确定分类标准，分类标准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的。
换个角度说，全国有几十万个村庄，是不是把所有的村庄都调研一遍之后才有资格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总体性讨论呢？不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现实条件，即便真能完成如此大规模调查，恐怕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中国农村是什么。总体性认识并非只是个别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一千个农民有一千种活法，照此说来，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农民生活伦理？我们不能否认，在复杂多元的生活样态中，有一个大多数人所遵循和向往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些农民日常生活的调查和体验，建立一个理解农民生活的基本框架，形成关于农民生活的理性认识，并最终获取一个关于农民生活伦理的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来源于经验，又超越于经验，是人们理解其他经验的工具和指导。
在实地调查中，为了尽可能获取丰富的资料，我们不仅要善于观察，还要求选取合适的访谈对象，开展无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我们在调研前期，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没有提纲，问题比较开放，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调研中期，逐渐形成基本框架，访谈慢慢精细化和结构化。在访谈后期，再次以无结构式访谈为主，重新把思路打开，以获得意外的收获和发现，并修正原有的框架和认识。
我们要尽可能把研究者既有的生活知识悬置起来，多问几个为什么？既要逼着自己思考，又要逼着农民思考——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并不需要思考这么多为什么。
在调研中，有些东西不一定能从面对面的正式访谈中获得，却有可能在漫不经心的闲聊中被发现。调研中，研究者要尽可能融入农民的生活，认真分享和体验他们的情感。只有这样，经验才不会冷冰冰、硬邦邦。在破碎的经验现象背后，有一张关乎情感和价值观的意义之网，农民基于此来表达经验，我们也应该基于此来揣摩和理解经验，这是深度访谈的基础。
深度访谈还需要深度体验。我刚过而立之年，对于“过日子”这门学问，远不及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认识得深刻，更没有那些奋战在生活第一线的中青年人理解得真切。
本书的绝大多数观点是基于对农民的访谈以及对其话语的分析。话语反映着人的观念世界。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以理论分析为辅，以叙事为主，经常再现访谈中的对话过程——对话也内含辩证法，在访谈者的启发和追问下，访谈对象就某个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多角度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农民是本项研究的主体，他们将生命故事和盘托出，我只是系统记录和提炼了他们的体悟而已。五研究进路
如何具体开展本书的研究，现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过日子的角度理解农民的生活伦理，关键点是如何将“过日子”概念化，如何将“生活伦理”操作化，从而找到具体的研究进路。《现代汉语词典》将“过日子”解释为“生活；过活”。与其说这是一种释义，还不如说是用一个俗语去表述另一个俗语。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会追问俗语的含义。当交流者共享一套文化系统时，“词”与“义”之间具有非常稳定的对应关系。对于多义的词语，交流者亦能通过语境恰当理解。
生活中大量词语的含义属于默会知识。“过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俗语，虽然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但关于它的语义，可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民间概念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变成“可以言传”的。
吴飞（2009：42～45；2007）曾经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中使用了“过日子”这一概念，认为过日子是“一个人以家庭为中心经营生活的过程，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这些环节”。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理解“过日子”的含义，有利于把握重要事件对人现实生活的影响，但这种界定方式更类似于一种现象描述，并未揭示“过日子”三个字的本质。
以下从“日子”和“过”两个角度来理解过日子的内涵。（1）“日子”不仅可以指称日常生活，还可以指称夫妻二人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生活单位。所以农民说，一个人不叫过日子，一个人没法过日子。成家是过日子的起点。没成家的人，他的日子依托在父母的“日子”中。（2）过日子的关键是“过”。“日子”连续不断，“过”也不能停歇。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明天又是后天的前提。人在时间流转中饮食起居。一方面，人在过“日子”，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日子”在“过”人。正是在“过”的过程中，农民创造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人的生命、生活与时间统一起来。进一步说，“过”是一种生活实践。“过”不仅为当下生活创造条件，还替未来生活打下基础。“过”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家庭生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如图1-1）。图1-1 “过日子”内涵指示
概括地说，过日子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有“日子”可过；另一个是把日子“过”下去。过日子的本质是“家庭生活再生产”，具体包括家庭经济再生产、家庭关系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生意义再生产。当把“过日子”界定为“家庭生活再生产”，我们也就找到了对“过日子”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理论抓手。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生活伦理”操作化。前文提到，生活伦理是“民众依据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在生活经验中形成并指导生活的伦理原则”。简言之，生活伦理是人们在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具体包括四重关系。（1）从家庭内部角度来说，要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和万事兴。如何处理家庭矛盾，达到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是家庭生活面临的重要问题。（2）从社会交往角度来说，要处理好不同家庭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与亲戚、邻里和其他村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人情往来和利益纷争，同样需要一套原则指导。（3）从生命意义角度来说，要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无限的意义，获得超越性的生命体验和神圣感，这涉及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核心问题。（4）从家庭经济角度来说，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增加收入、降低消费，以创造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这集中体现了农民的经济理性。
以上四重关系，分别对应着农民日常生活中“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生命意义”“家庭经济”四个维度，亦与过日子中的“家庭关系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生意义再生产”和“家庭经济再生产”四个维度一一对应，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2）。图1-2 “过日子”与“生活伦理”关系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家庭生活中的秩序与冲突”，探讨农民如何处理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第三章为“社会交往中的情与理”，探讨农民的社会交往之道。第四章“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感”和第五章“人生意义与心理调适”，探讨农民的宗教感和人格特征。第六章为“家庭经济与小农的谋生之道”，探讨农民经济生活伦理。第七章为“结论与讨论”。
本书的经验材料来自我在黄炎村的驻村调研。黄炎村位于关中中部，离县城3公里，有南村和北村两个自然村，现有人口2300余人，其中北村有5个村民组，以炎姓为主，南村有4个村民小组，以黄姓为主。黄炎村现有耕地3300亩，双季种植小麦和玉米，80%以上的农户还栽种果树。比较而言，黄炎村去外省务工的人数明显比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农村要少得多。更多村民选择了就近务工，基本不出县城。按照他们的说法，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庄稼，有果树，不能走太远，要顾家。因为顾家，所以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不离土、不离乡、不离家的生活。用调研团队中桂华的话来说，这里依然是一个“很农业、很农村、很农民”的地区。
对于黄炎村的人来说，“过日子”不只是一个挂在嘴边的词，更是一种在生活中历练而形成的精神气质。当一位老人讲述他的生活经历、分享他的生命体验时，你会强烈地感觉到真实生活的感染力。只有生活者，才能成为生活伦理的真正言说者。
黄炎村的炎和平老人有句“名言”：“人人都是一天24小时，过日子就是把这24小时往前推！每个人的推法都不一样，这里面的学问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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