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视角下的解放区广播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芳群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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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视角下的解放区广播研究试读：

摘要

1940年12月30日，解放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陕北）[1]新华广播电台开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的开始，从而开启了广播媒介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利益表达之间的特色对话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媒介工具，解放区广播从一开始就深陷政治势力的角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传播景观。

本书以“政治传播”为研究视角，全面系统地对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的传播活动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考察解放区广播在传播活动中的五个要素：解放区广播的媒介环境；解放区广播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解放区广播介入政治的表现形态；内容生产过程的决定因素，即政治在什么范围被报道又是如何报道的；政治论争的效果。

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本书试用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观点，目的是借助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来对解放区广播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的实践进行深度解读和研究。同时本书坚持“论从史出”，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对解放区广播的媒介背景、创建与发展、文本研究、受众和传播效果以及影响力等方面进行整体研究。全书主要从六个部分来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从时代背景出发，对解放区广播成立前的国内外媒介生态环境作综合描述。着重描述在战争状态下，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广播宣传战线上的角逐。在与国民党广播、日伪广播的宣传博弈中，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表现出在夹缝中生存的困境和媒介利用的局限性。第

二

三

四

五

任何一种基于传播媒介上的政治传播都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解放区广播宣传的智慧与经验无疑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传播实践。因此，解放区广播作为中国共产党喉舌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书的内容研究依旧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为本位，但同时希望能尽可能地将解放区广播的影响力置于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以研究其对社会总体的意义。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先后被改称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绪论

2010年，

一

[1] 〔英〕E.P.汤普森著，钱秉旦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一

1940年12月30日，解放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

[1]电台开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注：此处指口语广播）的开始。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在曲折中发展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己有广播电台近40座。

解放区广播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处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即战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媒介宣传，则是战争这种非常状态下政治传播的手段，在战争双方的战略战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主动而有效的武器，是一种更经济的政治统治手段。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于1926年写成《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书中提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扼[2]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作为战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解放区广播的宣传自然体现着战争的特征，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工具，其身份属性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媒体责任、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受众群体等与同时期的其他广播宣传力量相比都存在较大差异。

解放区广播经历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在两场性质相异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转变决定了解放区广播历史角色的转变。解放区广播成立的时候，正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遭受到巨大的战争创伤，宣传战线也陷入多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作为二战中东方世界反法西斯的媒介主角之一，解放区广播在抗日社会动员、形成舆论、激发民族情感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国民党政府发起了“皖南事变”，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得延安台在抗战宣传中还要内外兼顾，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宣传中是不多见的。解放战争中，随着战局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媒体的宣传职责也逐渐发生变化。解放区广播由过去战略宣传的附属部分上升为战略宣传的主导部分，其宣传任务和内容也随着战局的发展而呈现阶段性特征。在这场中国共产党全面战线化被动为主动，直至夺取政权的整体战中，解放区广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具，充分发挥媒介优势，以声音为载体，以信息为“弹药”，通过极具说服力的宣传内容和高超的宣传策略，在激励自己的人民和军队、争取第三者、破坏敌方民众基础、瓦解敌方军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一些重大战役的报道中，解放区广播的宣传部分地代替了人与武器的作用，直接参与战争，加快了时局的改变，成为整体战胜利的核心组成部分。

解放区广播是历史的产物，其应时而生，适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反击国民党顽固力量的政治主张。擎着延安窑洞里的星星火炬，解放区广播走向了燎原中华，成为推动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过去的70多年也是人民广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发展创新的历程。今日广播媒体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舆论宣传工具，它已扮演着一种全新的重要角色，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迅速壮大的大众媒体，宣传以“信息”或“传播”的名义向各种社会制度下的民众“滚滚涌来”，只是，传播的政治色彩也由公开（“硬性宣传”）走向“温和宣传”，甚或隐性，以期“润物细无声”之效。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角逐就是媒体传播实力的较量，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思想。本书试图用当代的视角重新审视解放区广播的政治传播在推动中国红色政权成立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出的精神内核在当今广播媒介发展中的价值和动力。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先后被改称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等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二

在对“解放区广播”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必须对“解放区”的含义予以界定。从普遍意义上讲，“解放区”一般特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敌伪统治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1945年10月29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新开辟的《解放区介绍》节目中播出了广播讲话《19个解放区的形势》，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系统地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并对解放区的定义作了通俗介绍：

各位听众：本台广播常常说到“解放区”这个名词。究竟什么是解放区呢？这或许是许多听众愿意知道的。“解放区”就是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得到解放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吧，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敌人长驱直入，国民党的军队，一败涂地，大批城市和乡村，被敌人占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向敌人占领的地方，开向敌人的后方；在那里，收复了祖国的土地，挂起了中国的国旗，那里的人民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们自己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了政府，实行保护人民利益的各项政策，组织起自卫武装，把自己的家乡变成抗敌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就是解放区。像这样的解放区，遍布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和福建19个省份。

由于上述广播节目播出时，正值抗战刚结束，因此节目中“解放区”的概念只是局限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得到解放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的含义及其历史划分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纷争。目前，广播业界对“解放区”的解释主要采用中国共产党党史界的划分。党史界对于“解放区”的界定习惯将其置之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定义范围内。如《中国共产党党史名词解释（上册）》所作解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相当力量的革命武装，战胜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人民政权，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回旋区域，具有一定的经济力。” 该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党的工作重点逐渐由敌人统治比较强大的城市转入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工农联盟建立起来的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叫“工农武装割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根据地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革命根据地因而也被叫作“苏区”。而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经过艰苦游击战争开辟出来的地区，称‘抗日根据地’，亦称‘解放区’，有陕甘宁（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以上各区都处于几省的边界，并设立行政单位，也叫‘边区’）、山东、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鄂豫皖、苏南、皖中、浙东、东江、琼崖等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被通称为“解放区”[1]。

由此，“解放区广播”的范围也依此有所界定，如哈艳秋在《解放区广播宣传和事业发展简述》一文中的解释：“解放区广播是指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到1949年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解放区建立发展的广播事[2]业。”

[1] 空军政治学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名词解释（上册）》，内部发行1981年版，第141页。

[2] 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三

从现有资料来看，1949年10月前从学者的研究角度来论述解放区广播的文章较少，这与当时解放区广播电台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且大都身处创业阶段，传播具有不稳定性，以及囿于物质条件匮乏受众接触较少或困于政治形势的压力不无关系。对解放区广播的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略有介入的主要来自抗战结束后解放区广播的业务介绍或解放区广播工作人员的工作总结，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1945年）、《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1946年）、《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1947年）、金凤的《人民广播事业的成长和发展》（1949年）、温济泽的《我国目前人民广播事业的概况》（1949年）等。虽然这类文章数量少，但“可以看[1]作是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的萌芽”。同时，解放区广播建立后，国民党当局部分机构和电台对解放区广播进行了长期监听，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广播宣传的特点并寻求压制中国共产党广播影响力的对策。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有幸发现一份对解放区广播颇具针对性的分析论述，即来自于国民党察哈尔电台工作人员撰写的《透视“共匪”的广播宣传》，该文共计8 000余字，文章显示，该台从1948年1月到8月对解放区9个短波电台进行了监听和分析。文中对解放区广播的“节目与内容”、“方法与伎俩”以及“目的”皆有细致描述。此文于1948年10月15日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抄送至国民党有关当局，以期对该文的“见地”有所重视，并参考其分析结果来确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战的原则和方法。由于政治立场的偏见，该文出现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词汇，但仍不斥为我们侧面了解解放区广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证据。

新中国成立后，对解放区广播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8年、1959年先后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广播史教研组承担了解放区广播的历史调查以及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工作，并于70年代初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早期历史作过一次集中调查，后因“文革”影响而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的征集以及广播稿的编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对延安广播史、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历史调查活动也再度开展。齐越、温济泽、赵玉明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考证后，对解放区广播诞生日期所作的结论，对解放区广播的研究意义重大。上述这些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成果主要汇集在《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共四集）、《中国广播史料选辑》、《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等出版物中。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省市也陆续完成了解放区广播地方台相关历史资料的选编，这些资料文集的出版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史，各省、市、自治区等新闻史、广播电视史或广播电视志等研究成果以及散落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中国共产党通信兵史》、《中国共产党报刊史》、《民国新闻史》的资料中。相关的回忆或研究成果都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资料来源，有助于笔者研究的深入发展。

学术界对于解放区广播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史学领域。这些成果主要有：

从广播专题史角度论述解放区广播的事业发展路径、宣传内容及其影响，如赵玉明主编，杨春荣、哈艳秋担任副主编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解放区广播研究专著，资料丰富翔实，论证严谨且多有新见。在阐述解放区广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任务、内容和作用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解放区广播发展的基本经验。另有从解放区广播区域台史的角度对解放区广播的主要电台进行阐述的，如杨兆麟、赵玉明所著的《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1986年）、吴少琦主编的《东北人民广播史（1945～1949年）》（1991年）。以上三本著作各具特色，其共同点在于，都“贯穿着解放区广播事业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艰苦[2]创业、战斗成长的红线，寓革命传统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中”，是当前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苏力编写的《延安之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纪闻》（1990年）在综合多方资料的基础上，从纪事的角度对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主要报道内容进行了线性描述，给予读者一个关于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史实的清晰轮廓。在业务研究方面，姚喜双写的《中国解放区播音语言规范》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系统的成长发展过程及其形成的特征和动因进行了详尽剖析。此外，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08年）、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2000年）对解放区广播开辟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丰富和拓展了广播史学的研究。

从广播通史的研究来看，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进一步从“寓论于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方法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并就解放区广播的特点和规律作了进一步归纳和探讨。

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广播隶属于新华通讯社的领导，是新华社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解放区广播的史料也穿插在对战争时期新华社工作的总结和回忆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2010年出版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该书呈现了新华社及其前身红中社最初18年（1931～1949年）的历史轨迹。书中结合大量史实，对新华社口语广播的体制建立、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战斗历程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宣传内容及其作用、影响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从新闻史的综合研究角度上看，国内众多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者在对中国新闻史作全景式论述时，对解放区广播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都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价，这些成果都为本书的研究铺垫了开阔的历史思维和多维的视野。台湾新闻学术界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1973年）用寥寥数语勾画出两种政治命运前途下国共两党广播事业发展的对比，并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宣传特色予以了点评：“因为他们宣传的对象是政府地区的老百姓，所以每天广播的都是新闻和政治评论，并对共[3]区人民的生活情形加以渲染，说和天堂一样舒适。”政见立场不言而喻。

同时，值得关注的层面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宣传作为一种传播学、军事学的专业理论在中国得到了系统和专业性的关注。中国的军事史学工作者和军事战略学家出版了一批相关领域的研究著作，包括马忠、温金权、周志哲、丁凤仪编著的《兵不血刃的战争》、吴杰明编著的《心理战》，李而炳、王西华、李拴民等撰写的《瓦解战》等。这些著作主要从舆论战、心理战、瓦解战的角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重要国际战争为实例和研究对象，在宏观分析军事策略的基础上对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广播的部分内容传播和策略影响进行了简要的理性分析。《瓦解战》中提出，舆论瓦解战简要说来就是宣传战，是政治瓦解战的意识形态显现，是指作战双方利用各种信息手段引导和控制舆论瓦解对方的对抗行动。其实无论是舆论战、心理战、还是瓦解战，都是基于政治传播为目的的手段或策略，这些分析手段对本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新的理论思考和借鉴。

[1]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831页。书中阐述的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的创立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抗日战争结束后恢复播音开始的，“中华民国3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第一座广播电台。当时设备简陋，其发射强度仅200瓦特。”四

大众传媒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就已介入到政治和政治活动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传播的思考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传播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政治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西方学术界在经历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中大众传播与政治这两种社会现象密切联系的思考之后，提出了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汉译为“政治传播”，也有政治沟通、政治交往等含义。

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关于政治传播的定义存在多重解读。西方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在界定“政治传播”这一定义的时候都十分谨慎，由于其包含着双重的学科要素，即：政治与传播，而这两个学科要素又各自具有理解不同的“广义与狭义”的学科界定，使得对“政治传播”范畴本身的界定十分困难。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的学者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如费根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并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1]经济、社会决定因素。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查菲，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出于简约、直接的效果，英国学者麦克奈尔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即政治传播就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他认为对于介于信息来源与接受者之间的专业传播者，可通过对符号的操作将一个团体中的语言、价值、利益、观念及目的等转换成不同群体可接受的内容。

由于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是多样的，其传播内容、形式和切入角度等也存在差异，且不断有新的研究元素加入研究当中，不少学者在研究政治传播过程中，干脆采取了不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直接选取政治传播行为、内容、形式、途径、环境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关于宣传、舆论、选举、民意、形象塑造、议题设定、政治演说、政治新闻、政治广告、政治公文、政治谈判、政治辩论、政治漫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总体看来，学者们在探究政治传播定义和研究政治传播的具体领域中对政治传播基本特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传播的内容是与政治有关或有政治意义的信息。这构成学术界研究此领域问题的思想基础，也是本书研究视角的出发点。

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内地引起重视距今有20余年时间。邵培仁在《政治传播学》（1991年）中对政治传播学的结构、历史、发展现状、趋势、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等都进行了初步阐述。在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邵培仁给出了“政治即是传播”的论断，指明“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张昆在《政治传播与历史思维》中的研究主题涉及宣传、对外宣传、国家形象传播、战争报道、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等，并将这些研究内容都纳入政治传播研究范畴，可以看出，尽管作者没有给政治传播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开放性的论述是立足于政治传播的“场地”的，诚如麦克奈尔所言，只要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就是政治传播。近两年，在顺应信息全球化和传播国际化的时代要求背景下，李智的《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2007年）、周宇豪的《权利与博弈：信息时代的政治传播》（2008年）以及殷晓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2012年）都产生了较大反响。不过，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多样性。郑一卉在《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一文中总结道，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迅猛得益于没有固定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体系，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虽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要达到更多向度的透视还需要一种开放性的研究面向，也需要采用更多的社会科[3]学研究方法。也就是说，立足于本土化的政治传播行为，多做实证上的基础研究，而不急于建构抽象的理论，也许是我国政治传播当下最迫切的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在“政治传播”的概念出现之前，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术界对媒介传播中的政治思想意图更多冠之以“宣传”的字眼。“宣传”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现有资料表明，史书中最早使用“宣传”一词的是西晋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如《三国志·蜀志·彭羕传》：“先生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以及《三国志·魏志·贾逵传》：“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上述文中“宣传”词义皆为宣布传达和相互传布，与今日之“传播”的词义已很接近，并且其运用多见于与军事和战争活动相关的范围内。

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源于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Gregory XV）于1622年创办的“信仰宣传委员会”（Sacra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该部门的任务是“研判并处理有关在整个世界传播天主教信仰的每一个和任何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宣传”自一战开始才逐渐流行。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通过总结一战的宣传成果提出，宣传是一种主动有效的武器，所谓宣传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斗争，主要“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4]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强化沮丧、幻灭和挑拨离间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力”。

在拉斯韦尔提出了宣传战的理论之后，宣传在战争中的“软杀伤力”日渐受到各国政府、媒体、军队和学者的重视。这期间众多涉及宣传，尤其是战争宣传研究的著作得以出版，如英国的C·史图尔特撰写的《克尔之家的秘密》（1920年），书中总结了英国瓦解敌军的宣传经验，在制定战争进程中组织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某些原则方面作了尝试。西德尼·罗杰森的《即将爆发的大战中的宣传问题》（1937年），总结了一战中英国对敌宣传的基本任务和一些宣传法则，作者认为任何宣传都应符合内容的真实性和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在德国，德国一战中的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撰写的《总体战》影响巨大。他在该书中论述了一个国家要怎样动用军事新闻为战争服务。另有施杰林·贝鲁特的《宣传是政治武器》（1922年）、阿尔布雷·希特的《宣传是武器》（1935年）等。正如美国传播学家沃纳丁·赛弗林和小詹姆斯·坦卡特所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了不少以宣传为题的书。至少有两个传播理论的重要领域，已在当时的宣传理论中奠定了基础。“第一是‘态度改变’，这是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传统的课题。要改变人们的态度，有哪些最有效的方法？对宣传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某些常识性的答案。第二就是对大众传播的一般效果的理论探讨：大众对个人和社会有何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早期关于宣传[5]的研究也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般性的结论。”

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宣传概念对我国早期宣传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对宣传的研究进入一种自觉的状态，并随着国内战争状态的逐步深入，主要成果大多建立在抗日战争对敌的宣传实践之上。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出版的近70种新闻学著作中，有关抗战新闻学和宣传学的“战时新闻学”的著作25种。

对于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郭沫若在《战时宣传工作》（1938年）中指出，革命来临时，“宣传是一切工作的开始，无论是哪一种思想，哪一种主张，或是某一种行动，某一种运动，要取得多数人的拥护与参加，都得先经过宣传，使被宣传者理解认识，然后方能取得他们的同情、拥护和行动。使不明白的明白起来，有错误的改正过来，犹疑不决的坚定起来，不行动的行动起来，这都是宣传作用”。但是特殊地说，“所谓宣传，是指政治的宣传而言，即是为着某种政治思想或政治目的，用某种具体的宣传方法以促成和推进某种政治运动的工作”。王一之在《综合宣传学》中结合中外史实对“宣传”定义的变迁作了系统论述，认为其经历了宗教宣传、主义宣传、战争宣传和政治宣传四个阶段，当一般人逐渐感觉到宣传不但是国家的战时武[6]器，更是国家经常的政治武器时，宣传便演进到为政治宣传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宣传教育工作看成是“实现党的任务[7]的经常的基本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思想趋于成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和党的领导人对有关宣传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均有深入论述。其中 1941年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宣传的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宣传、鼓动的概念和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界定。该《提纲》是党的宣传工作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标志，在党的宣传工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思想除围绕当时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外，还在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策略原则等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在这一时期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思想的重要文件主要有：《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1946年3月8日）、彭真的《改造我们的党报》（1947年11月7日）、陆定一的《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1948年3月30日）、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等。中央文件中的规定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思想，也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和广播宣传工作提供了指导原则，包括解放区广播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媒体成为上述宣传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从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力量。

从上述时代的角度来看，各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不同，概念不同，意义也就随之而异。在研究者的眼里，宣传大体都是通过传播某种主义、思想、观点以影响或改变特定对象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这种活动往往是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总体看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宣传实质上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传播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言，政治传播虽然不能被理解为完全意义上的宣传，却也不能够[8]丢掉宣传的基本特质和其所带来的优势。我们不妨说，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尤其在战争这种语境中，宣传就是特殊的传播，或者说就是政治传播。

任何一种基于传播媒介上的政治传播都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解放区广播宣传的智慧与经验无疑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传播实践。因此，解放区广播作为中国共产党喉舌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书的内容研究依旧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为本位，同时希望尽可能地将解放区广播的影响力置于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以研究其对社会总体的意义。

[1] R. R. Fagen，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An Analytic Study，Boston：Little Brown，1996.

[2] Brian McNair，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1999.

[3] 郑一卉：《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等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1937年，拉斯韦尔又提出，广义的宣传是“通过操纵表述以期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这些表达可以采用语言、文字、图画或音乐的形式进行”。转引自〔美〕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陈韵昭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 〔美〕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陈韵昭译：《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6] 王一之：《综合宣传学》，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版，第13～14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8]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传播不能丢掉“宣传”的基本特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7月29日。五

解放区广播所发挥的功能角色毕竟在中外广播史上是非常独特的，解放区广播的内容和运作始终是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即媒介话语权的实现依赖于群众及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已有的解放区广播研究大部分是本着“革命史观”，在明确的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指导下，遵循历史的元叙事展开。解放区广播的宣传活动与革命历史叙事的同构成为解放区广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主要集中在对解放区广播的总体研究上。

麦克奈尔主张，在研究政治传播时，要考察有关媒介的五个要素：媒介在政治中的角色；媒介环境；政治论争的效果及它与政治传播的联系；媒介生产过程的决定因素，即政治在什么范围被报道又是如何[1]被报道的；媒介报道政治的几种形式。本书试以解放区广播的相关材料为研究客体，从解放区广播所处社会生态环境入手，从广播媒介的特征和其介入社会生活的历史本来面目出发，运用政治传播视角，力求在一个更宽泛的视野下对解放区广播传播的历史进程、整体策略、宣传文本、受众特征、实践影响、经验启示等进行系统解析。同时，解放区广播的传播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与当时的外部环境系统联系密切，其历史的演进一一体现和反映着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的动态特点。本书也希望通过对解放区广播的传播活动与外部的能动关系的思考，在概括总结出解放区广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传播经验和意义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宣传政策和党内政治的发展有所考察，而不仅仅是关注广播体系内部孤立的变化，以满足时代对历史的解读诉求。

完整的广播发展史“应该是其参与各方‘俱在’的历史。所谓[2]‘俱在’，至少应当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在研究的过程中，本书论点的佐证除参考已印行的解放区广播史料之外，部分资料的挖掘运用尚属首次。如国民党察哈尔电台工作人员对解放区广播的部分记录及撰写的分析报告；唐人的《金陵春梦》中，也多处大量引用延安广播资料。解放区广播生存的历史空间是中国政治力量角逐激烈的时代，其时代人物，尽管他们的历史立足点可能曾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其日记、回忆录、自述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它们是当事人经历最原始的直接记录，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具体的事实。这些资料也是其他渠道各种史料正确与否的重要参照。唯有全面生动地记录时代的声音，才可能勾勒出更真切的新闻社会史。

鉴于解放区广播电台的不同地位和宣传影响的考虑，本书主要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宣传内容为重点研究对象，并择取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东北地区广播电台和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等地方台的宣传内容为辅助研究对象，就解放区广播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或行为背景作重点剖析和描述，多层次呈现事实的真实面貌和丰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判断和评价以获得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研究。

广播的最大魅力在于声音。解放区广播的声音对于时代民众来说是号角，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四面楚歌，在某些国民党广播电台人员的眼里，它的攻心效果比“毒瓦斯”还厉害。从1940年至今，解放区广播的历史已经有了70余年的沉淀。尽管时代技术的缺陷使得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的是一段“无声”的历史，但借鉴前人的果实和自己对史料的新发掘，本书试图从在政治传播与解放区广播史实之间找到一个有力的结合点，希望能开辟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在借助于政治传播进行逻辑关系梳理的同时，作为新闻史的研究，本书将始终坚持“论从史出”。

[1] B·.McNair，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1999.

[2] 艾红红：《网络时代的新视野——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三论》，《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第一章解放区广播的媒介背景透视

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自媒介诞生以来，媒介就在维护不同政治权利主体利益的过程中担当重要功能。“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媒介间的斗争演变成为政治[1]斗争，媒介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的重要舞台。”由此，人类历史上出现任何一种新媒介，都将成为政治利益争夺的中心，“公共的放大效果与新的媒介一同成长，并且媒介的每次改变都使其信息[2]抵达更多的受众”。而“信息的专门使用权被认为是通向权力的通[3]道。对于传播媒介的控制通常是取得政治权力的首要一步”。广播的起源应追溯到1895年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时期。无线电广播的出现消除了过去几千年来信息传播的空间障碍。然而广播的社会价值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之前，无线电广播被视为有趣的新事物，其功能要么成为少数无线电爱好者自编自播节目的娱乐场，要么成为各国军事通信技术的竞技场，如阿芒·马特拉所言：“直[4]到1919年，广播被认为是战争武器，禁止成立私营电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宣传战的影响力使得各国都注意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自己的形象。无线电广播得到迅速发展。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成立。广播不仅表现出较强的娱乐媒体功能，也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的重要舞台。1923年1月，中国境内第一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诞生，广播也日渐成为中国境内各种政治势力传播政治信息的主要载体。

[1] 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徐桂权译：《新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3] 〔美〕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第一节 政治传播与广播的联姻

亚里士多德言：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对政治信息的接受和共享，是社会正常人的经常性活动。作为传播中介的媒体青睐政治内容，也是其天然属性。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独特方式，广播媒体具有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染力强等优势。广播与社会生活的方面息息相关。但就政治而言，二者更像根与树叶，彼此互利互惠。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左右着广播的发展，同时，广播的繁荣又促进政治的进步。一、广播为政治传播插上翅膀

广播开始介入政治传播主要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值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深陷争夺殖民地和扩大各自势力范围的纷争中。世界战争开始进入“总体战”时代。战争由传统的交战国军队的较量转变为交战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战争也因此演变成两个“战场”，一个是以“硬打击”为特征的武器战，另一个是以“软杀伤力”为特征的宣传战。战争被认为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与其说像某种艺术，还不如说像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1]政治中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已形成一样”。战争与政治的瓜葛使得宣传和对公共舆论的控制成为政府最需花力气的事。1914年，一战爆发，各交战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宣传组织，试图以最经济的方式组织和动员大众按照其既定的政治目标前行。1917年，在对同盟国宣战的一周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即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权主导的“制度化的宣传机构”。该委员会主席克里尔（George Creel）在战后著述中指出，与战场上的炮火相并行，美国还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舆论战，这是“为人的心灵而战，为征服他们的信念而战，而战线延伸到每个家庭、每个国家，正是认[2]识到公众舆论之作为主要战力之一”。在拉斯韦尔看来，“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为后盾；没有哪个国家能[3]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而宣传正是帮助和支持这一过程的方法。这些手段包括新闻、电影、唱片、图片、书刊、演讲、布道、广播、海报、标语、传单等，“所有当时[4]的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卷入战争的构成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的前所未见的宣传巨浪，使人们不仅看到媒体对公众舆论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看到了它对战争及其进程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求推动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无线电通讯成为战场上的“新式武器”，另一方面无线电为宣传创造了可能。英德宣战四小时后，英国就成功切断了德国与美国之间的电缆，“切缆行动”被看作是“审查和宣传的首要任务，这样一来，就可支配美[5]国人对战争的想法了”。一战也因此被称为“海底无线电操纵宣传[6]的时代”，“德国因为缺乏这种‘武器’而在宣传中失败”。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天，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无线电报就发布了列宁的广播稿《告俄国公民书》，向全世界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被苏维埃接管。

尽管无线电广播赋予宣传新的技术手段，但出于军情的需要，收音机设备及电台的发展在一战期间遭遇障碍，从而限制了广播的传播效果。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政治局势的平稳和经济发展的复苏为广播的发展创立了相对宽[7]松的发展环境，“‘速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参数”。广播的“瞬时”和“共性”传播的特色使广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20年11月2日，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在匹兹堡市成立了世界第一家获得执照的商业广播电台——KDKA。电台围绕哈丁—卡克斯（Harding-Cox）总统竞选拉锯赛这一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定期广播，这场“全国特大政治新闻”引发了深远的“广播热”。截至1925年，“美国境内有550台收音机投入使用，这个[8]数字几乎是全世界总量的一半”。不过早期美国广播的政治传播活动多属于一种自发行为，广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民主工具，“它将填平阶级鸿沟，因为这些鸿沟极大地依赖于信息和文化机会的[9]差异”。

与美国广播注重信息沟通功能不一样的是，英国政府到1922年初才宣布准许设立广播电台。1922年底，六家大无线电广播公司和电器制造公司联合组成了商业性的英国广播公司。1927年，英国广播的覆盖率已达到了80%，不过英国政府一直视之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在批准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的皇家赦令中特别规定，“英国广播公司是为政府利益服务的手段，而不是提供娱乐的手段”[10]。

美、英等国家无线电广播技术的扩展也引起了苏俄的重视。从1918年到1922年，列宁关于无线电技术的信件、电报、文件签署就有二三十件。列宁对广播的社会功能认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他认为广播是实现政治宣传的最佳工具，并把它比喻为“不要纸[11]张、没有距离的报纸” 。1922年5月19日，列宁就无线电广播的重要性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全体委员进行了专门谈话，他强调：“无论是从宣传鼓动的观点来看（特别是对不识字的居民群众），还是是为了播送学术讲座，都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必要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当吝惜金钱去彻底完成无线电广播事业和生产真正的扩音[12]器。”强烈的政治需求使苏俄政府为无线电实验室和广播电台的建设花费巨大，甚至不惜动用国家黄金储备。1922年11月7日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电台“共产国际广播电台”成立。前苏联广播不仅成为[13]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可靠而迅速的通信与报道工具”，而且也是日后苏联抗衡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宣传工具。罗塞蒂认为：“传媒影响了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议程和舆论，它构成了人们用以观察世界和给世界下定义的视角，这就道出了为什么传媒的通讯手段已变成了进[14]入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对抗集团与对抗利益之间的政治战场。”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引发出了各种政治危机，社会矛盾因此突显，广播却额外成了危机的受益者。众多国家广播的管理体制、节目类型都相继完善。二、战时广播宣传是争取民心的武器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战争和传媒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即战争为传媒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肥沃土壤。大众传媒也催化着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过去一个世纪所爆发的战争中，战时宣传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新生的战争形式，绽放出它独特的魅力。施拉姆认为，由于广播媒介“对道德和信仰具有强大的影响，又由于他们必须分配一定的频道[15]以避免干扰，因而招致了官方机构施加的较高程度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敌对国之间在进行武力较量的同时都主动将广播纳入战略性的政治宣传中，二战中发明的宣传技巧几乎都是广播的派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一种智力的、心理的以及政治的环境中，这使舆论倾向于一种观点，即无线电广播可能成为某种类似于全面武器的东西。无论怎样，得以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就会抵得[16]上多个兵团的兵力”。

战时宣传对于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为对对方战略战术情报的获取，同时也表现为让人们及时了解战争的发展进程。二战中，“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都受到日趋庞大的观众群体的[17]广泛关注，而不再是统治阶级的私人禁地”。广播成了大众的宠儿。与此前的报纸和传单等印刷媒体相比，广播具有鲜明的优点。第一，广播具有语言传播的一切长处，基本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可以适应不同的人群；第二，传播信息迅速及时，免去了印刷媒体在流通过程中的时间损耗，尤其适用于战争中紧急的新闻事件、通知等信息传递；第三，传播范围广阔，印刷媒体不能到达的地方通过它就可以轻松将传播内容传至目标受众；第四，广播媒体更易为受众所感知和接受，可以做到“声情并茂”。而印刷媒体因为频繁的交火、邮路受阻等多种原因，在时间控制和空间跨越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好瞠乎其后。[18]

荀子曾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意思是，君子的本性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聪明的人善于借鉴万物。传播学认为，意见领袖在大众传播效果的行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于广播的特殊传播效果，二战中各国领导层都十分青睐广播媒介这一阵地，并苦心“经营”，充分发挥广播的远距离传播和声情并茂的优势，使自己的政治言论获得最大范围内民众的认同。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借助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其他广播公司等传播平台，做过30次“炉边谈话”。借助私营媒体表达政府观点的这种方式，是从未拥有媒体控制权的美国政府与民众直接沟通的一个开创性做法。美国广播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史和广播史的里程碑”。在这些广播讲话中，意见领袖成为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广播彻底成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从另一角度来看，虽然政治人物的初衷是利用电台发布新政争取民心，但从中广播的发展也受益匪浅。国家对广播的重视使它不仅在技术方面不断革新，而且成为一国进行本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有利宣传媒介，成为时代不可或缺的武器。可以说，美国将这个新式武器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任何社会对它的传播机构所施加的控制都是从这个社会[19]中产生出来并代表它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在德国，德国广播电台在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精心操纵下，确立了对德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导向。同样，“领袖和战争本身在受到某些人的歌颂的同时也会[20]遭到政敌和文化反对派的嘲讽”。1940年5月，荷兰、比利时相继陷落，英法军队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反法西斯陷入低谷，英国首相丘吉尔“我们决不投降”的声音通过电波从伦敦传遍世界。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曾经评论过丘吉尔出色的演说。他说，在德国空军对英国狂轰滥炸之际，英国人只剩下三样东西：一样是皇家空军的勇气；第二样是莎士比亚的名言：“我们英国人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21]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还有一样就是丘吉尔的声音。1940年6月，当法军惨遭失败，贝当政府屈膝投降时，戴高乐在英国通过BBC[22]发出号召，掀起自由法国抵抗运动浪潮。战争进程推动广播发展，也提升了广播的地位，使得广播成为无可置疑的强势媒体，其传播范围、面积都达到了传统媒体难以想象的高度和广度。三、对外广播成为公共外交的工具

战争是实现国家主张的主要手段，同时又是促进传播发展的动力所在。利用大众传媒来形成人们共同的意识，是维持社会政治和控制经济的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因为谁控制了思想，即意识的产生，谁就有可能无需动用武力而控制人们的行为。战争期间，报刊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是人们对于各种信息的需求却空前增长。广播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传播时既可以穿越国界，又可以绕开对象国当局的审查。以美国为例，从二战开始，美国军队所到之处，空军常常向当地民众空投大量收音机，目的是让捡获者在收听脱口秀和摇滚乐的同时，“顺带”着听听美国官方的意见。在战争状态下，只要广播播出的语言是对象国受众所熟知的，那么于己有利的信息便可传出，收到显著的效果。由此，广播成为除海陆空以外的第四战场。发展对外广播被认为是国际宣传中最有效的传播手段。

还在二战前，很多国家就已建立了大功率、多语种的国际广播系统。二战中，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从1939年的27个增加到1945年的55个，其实力也随着各国版图实力而分布不均。统计资料显示，1938年开始用阿拉伯语对外广播的英国，从1941年到战争末期共使用了46种语言从事对外广播；纳粹德国战时的广播电台拥有1万多名员工，到1943年已经使用了53种语言向欧洲及全世界散布言论；苏联于1929年开办对外广播，其对外广播语言从1933年的11种增加到[23]二战中的30种。在东方，日本早在1931年11月，就开始与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联播，并扩至朝鲜、中国台湾。从1935年6月开始用英语、日语面向北美、加拿大西部、夏威夷广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外广播规模急剧扩大，到1941年，共计用16种语言对远东、中南[24]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广播，其宣传战扩展到了全世界。而在中国，1940年初，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其主要面向北美、东南亚和中国边境广播。该台在建台初期积极宣传抗战，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用多种语言报道战况，并与BBC、CBC、NBC、CBS等外国广播电台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日本东京的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载：“我皇军飞机大炸重庆，那里的青蛙全部炸死而无[25]声。为什么那个扰人心绪的中央电台，还是叫个不停。”

[1] 〔德〕克劳塞维茨著、杨南芳等译校，《战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9页。

[2] 吕祥：《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美国对外宣传》载黄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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