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春花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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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40年：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县域发展样板试读：
前言
你可能不知道顺德，但你一定知道或听说过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和、神州、康宝、万家乐、华宝等著名的家电品牌；你可能不知道顺德，但你一定知道或者听说过碧桂园、顺丰、顺德农商行、大自然木地板等著名的企业；你可能不知道顺德，但你一定知道广东盛产家具，而顺德的龙江正是“中国家具第一镇”，乐从是“中国家具商贸之都”；你可能不知道顺德，但如果你是做花卉生意的，就或多或少会听说过陈村，因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花卉种植基地。
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顺德”二字始终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高频词。对于媒体来说，顺德是一座新闻的富矿；对于学界来说，顺德是一个研究的样本。人们用顺德现象、顺德模式、顺德奇迹、顺德改革等各种各样的词语来透视和描写顺德。
那么，在一系列的经济现象与改革形象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德呢？或者，顺德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中国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中，顺德会如此与众不同？
徜徉在中国第一县（市）的大街上，我们无法想象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40年前是何等模样；当我们穿梭在一家又一家制造中心构成的小镇时，不得不对顺德巨大的发展潜力心生钦佩。顺德，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这个不起眼的南国小县如此显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顺德人创造了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商业人文素质、金融与信息中心等优势，正是他们的经验与创造改变了中国商业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此同时，还深深改变了中国政府的市场经济实践。
从商业角度看，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除了核心技术的竞争外，另一个是比较优势的竞争。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顺德想成为面向全世界的家电生产基地，这样的战略选择是有很大风险的——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仅依靠规模生产优势来参与竞争无疑是缺乏优势的。出乎意料的是，顺德人并没有开展传统的面向核心技术的研发投资，而是果断地联合顺德本地各家企业资源，将顺德自己的竞争性资源转变为竞合性资源，进而向全球化进程迈进了一大步；顺德人对于商业的联合协作思维方式和不拘一格的合作习惯使得这些当地企业将资源合作形成主流，并因此拥有了三个最大的产业集群：家电、家具、花卉。
当顺德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之后，他们并未满足于这一点，反而开始了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与品质发展。一方面，顺德人选择了工业设计作为切入口，聘请全球顶级的设计人才来到顺德，美的成为其中领先者并成功拿回世界设计大奖——红点奖。另一方面，顺德人选择了技术创新作为突破口，从引进合作、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引领超越，走出来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可行之路。更令人惊喜的是，顺德人还选择了品牌塑造作为制高点，从为世界品牌代工转型到打造世界品牌的战略方向，借助于最近20年的持续努力，顺德企业品牌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从市场经济的政府实践来看，顺德的做法与思路很明显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另类形象。因为顺德的发展模式是全新的：“政府重在服务经济，以市场来指导政府的工作”，顺德的巨大成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工作重心提供了实践经验。如果进一步解析顺德政府的实践内涵，会发现顺德发展的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次又一次实实在在的制度创新。顺德每一次制度的变化，都给资源配置带来新的途径，并无限放大着资源的产出。在初期，顺德的制度创新表现在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与股份合作制上；中期制度创新的特点是产权改革，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分离；后期的改变主要放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每一次的制度创新都能给顺德带来新的动力，甚至达到几何级的增长。尽管这之中有些做法招致这样那样的非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政府角色的转变，没有政府甘当顺德的经纪人，顺德绝对不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利用市场的手法来聚集大量的社会资源为顺德所用。
回顾过去40多年来的发展，从发展的角度看，实际上，顺德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使得顺德的土地失去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可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与格局让顺德失去城市推动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外部环境的问题，顺德已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宠儿位置上退了下来，在与其他兄弟区域享受同样阳光的时候，顺德的推动力明显减弱……发展期间不时传来的质疑与追问，总让对顺德怀有美好情感与期望的人为顺德捏一把汗。
顺德长盛与否，取决于顺德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能否胸怀足够的使命感，这是一个企业和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地区能否立足的关键因素。对于顺德人来说，尤其如是，因为他们往往敏于行而讷于言，重实干而轻理念；顺德的长盛与否还取决于顺德人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新技术剧变的时代，就要以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顺德的长盛与否更取决于顺德能否检视自己的优势，培养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全世界谈论最多的就是“金融危机”。同样是冬天来了，我们会看到，顺德和其他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种情形。在其他地方听到的，大多是“挑战”“衰退”；而在顺德，人们谈论最多的却是“机遇”“机会”。当大家还在高谈阔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的时候，顺德人已经开始敏锐地做好过冬的准备，并且谋划好要在冬天中开始发力超越对手。当人们有一阵子还在怀疑“顺德还能可怕多久”的时候，2008年，在冷冷的寒冬中，顺德人再一次用行动回答了这一命题。
2012年开始，全世界谈论最多的就是“颠覆”。同样是实体经济受到挑战，我们会看到，顺德和其他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种情形。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大多是“焦虑”“无所适从”；而在顺德，人们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与升级。当大家还在谈论虚体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感觉不舒服的时候，顺德人已经开始采用智能机器人，构建新产业集群，打造工业设计重镇以及构建城市化全新社区。到了2017年，顺德已经拥有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并保持着一贯的发展势头。
说起改革开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上广的摩天大楼、高铁、通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文件。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所波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除了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宏观认识之外，还需要中国广大基层的层面，进行局部的触摸与细节的展现；除了个案的解剖之外，还需要梳理出一些在时代大潮中日益呈现的基层大众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基因。顺德40年，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端，一直保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既带领了区域经济的腾飞，又融入了世界。如果总结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顺德无疑是最具有内涵和特征的样本。基于此，本书的主题集中于三点：
一是改革开放作为最宏大的国家战略，如何在一个县级区域得到成功实践。这是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系有效性和执行力的一把尺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距离上，顺德离北京2000多公里，顺德为什么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听到北京的声音，并且以最快的速度付诸实践？这是本书探寻的第一个主题。
二是对顺德企业集群出现以及持续稳健发展进行梳理和寻根。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制企业，再到进入全球领域展开竞争的国际化企业，顺德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代工工厂到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领先企业。为什么顺德一个小小的县域经济体，可以诞生出如此多的企业，可以形成如此巨大的产业集群？这是本书探寻的第二个主题。
三是对“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每一步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创新。顺德的实践正是过去40年中国实践的生动写照。特别是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和探索勇气，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品质。这样的精神品质从何而来？它在民间有何根基？这是本书探寻的第三个主题。
我们通过亲历实践、阅读文献、收集史料、实地访谈以及切身感受，向人们展示我们所理解的顺德发展模式，那就是：转变政府角色、明晰保护产权、龙头企业带动、尊重市场规律、敢为人先精神。顺德的价值，不仅仅是贡献令人惊讶的GDP，更是贡献基层政府智慧和商业智慧。顺德辉煌的背后，是曾经凤凰涅槃的迷茫和彷徨，是曾经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曾经摸索的创新和变革。
顺德，以顺德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成为践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第一篇选择40年前人们所要面对的并不是如何判断机会，而是判断如何承受风险。没有人知道一旦做出选择后，要遭遇的挑战是什么，结局又会是什么。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朦胧中看到曙光，一线生机如何幻化出彩霞满天？答案只在做出选择的行动中。第一章拉开序幕三来一补
1978年5月，一位名叫杨钊的香港客商通过罗湖口岸来到了珠三角腹地的顺德县。三个月后，设在顺德容奇镇的“大进制衣厂”正式开工。顺德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真正的“三来一补”企业。2007年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中有明确的界定：“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这次考察深圳的时间是1978年7月5日至10日，当时这两家工厂已经在做“三来一补”业务。“三来一补”是打开国门的第一条缝隙，在历经20多年的封闭、10年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之后，这个敢于将“资本家请进来，让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为资本家打工”的举动，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惊人之举，其中也蕴含着内涵丰富的冒险精神。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大胆尝试，其深刻的探索意义和精神内涵必然成为各地争相关注的焦点。“三来一补”是一件颇具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事情。
与农民熟悉的“包产到户”相比，“三来一补”不仅需要更多的商业经验，还需要专业的国际贸易知识。在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没有破除，广东各地还没有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往来香港还需要严格审批的情况下，靠几个农民或基层组织，真能搞得起“三来一补”吗？且不说从外商投资引进设备，到外商提供订单来样加工，然后再将产品运到香港，最后再用外汇结算的补偿贸易，这一整套复杂的程序，仅仅是每一批订单几千打的衣服要装船运往香港，也要经过外贸、海关、边防等各个部门的层层把关与严格审查。如果没有拿到合法的手续，一经发现，就一定会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付出惨重的代价。
虽然在杨钊来到顺德前的一个月，顺德县已成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到月底已经全部摘掉右派帽子，但还有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许多华侨与港澳台同胞的平反工作，还要到一年之后才能落实政策，而“投机倒把”这个含义笼统、边界含混、量刑无度的罪名，要到30年之后的2008年才能正式废除。
在当时的情况下，偷渡香港仍被视为“叛逃”，而将没有国家计划的物品运往香港则无异于“走私。”仅凭一个香港商人和一个乡镇政府，绝对不可能打开一条对外开放的缝隙。那么，当年的“三来一补”到底是怎么开局的呢？
30年后，南下顺德的老工程师李少魁做了大量的研究，才让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逐渐呈现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30年前，正值盛年的他受改革开放的感召，从青海省工业厅辞职，南下顺德，进入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广东珠江冰箱厂（科龙集团），做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在历经形形色色的科龙风波和人事变动之后，从科龙辞职，在容奇镇开了一家质量管理咨询公司。
2011年，李少魁向顺德政府建议在容奇大进制衣厂原址，建设“三来一补”纪念馆。在顺德区委宣传部和社科联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李少魁牵头的课题组，历经两个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一份结题报告书。这份报告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和关键性档案资料的搜集得出结论。
结题报告得的结论是：“三来一补”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广东省委的直接指挥下，在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我驻港机构的长期筹划、牵引下，爱国港商和顺德县基层干部发挥集体智慧，上上下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新型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生产模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创新。
根据前文所述，“三来一补”在顺德之前就已存在于深圳的两家企业，顺德显然不是第一。这个结题报告的重要之处在于，让我们了解到，顺德的“三来一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被确认为第一的2家宝安工厂，则成为“三来一补”这个极具政策性事件的民间首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2011年6月6日，李少魁带着项目组在北京海军总医院采访了原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黄静波说：“你们这个‘三来一补’，毫无疑问是习仲勋同志抓的试点。这是个常识问题，否则，你怎么报上去？我们党，我们的干部，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对于新生事物，历来都是先搞好试点嘛！”
黄静波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红军、老同志，也是习仲勋的老部下。1978年初春，当习仲勋结束了长达16年的下放生活重新复出时，黄静波也刚刚出狱。他是因为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表了不同意见，讲了自己的看法而被投入监狱的。后经王震的营救和努力才无罪释放。1978年4月，中央决定黄静波与习仲勋共赴广东，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临行之前，习仲勋听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在肯定和推动“家庭联产责任制”，于是派自己的夫人齐心与黄静波去安徽请教取经。然后，他们才在习仲勋之后，辗转抵达广东。
黄静波在20世纪80年代调任青海省省长、省委书记。他在北京海军总医院的病房里接受了顺德课题组的访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他还对课题组说：“我在广东省四年的工作期间，曾经四次到过顺德，都是黎子流书记陪同的。我对顺德印象比较深，养殖业搞得好，出口创汇搞得好。”
此时的黄老已是94岁高龄，一生足迹遍及西北、东北、华南等地，却对广东、顺德的印象如此深刻。“养殖业搞得好，出口创汇搞得好”，看似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当时顺德的养殖业产品主要供给香港，换取外汇。
外汇，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来说，如同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急需的血液。创汇也是当时中央交给广东省委的主要任务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让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到达广州。上任伊始，习仲勋就雷厉风行地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在全省上下迅速开展整风运动，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筹办经济特区，为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杀出一条血路”，统一了思想，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广东新局面，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敢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
在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的过程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出口创汇、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是习仲勋最关心的问题，而开展外贸加工装配业务，无疑是一个最有效、最快的途径。他说：“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来到了宝安。此时的深圳，还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小镇。但宝安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原因是日趋严重的“偷渡外逃”现象。据官方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到1978年，由于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内地人了生活水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1977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就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还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第二年他在四川考察时又一次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
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认识，让广东省委有了从根本上解决偷渡问题的胆识和勇气。习仲勋在宝安之行中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他在参观两家来料加工企业时也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他还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这是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表态，广东对外开放的南风窗就这样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隙。
一个月后，1978年8月8日，顺德大进制衣厂正式投产。
三个月后，1978年10月17日，靠外来资本和设备建立的容奇大进制衣厂正式获得顺德县工商局核准的营业执照。
四个月后，1978年11月下旬，意义深远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讨论中，习仲勋介绍了广东经验。他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开展。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金额3350万美元。
五个月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定，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年后，1979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从此，“三来一补”正式走到了光明正大的阳光下，如果说前面推开的是一扇窗，那么这次推开的则是一扇门。从此，“三来一补”作为一种粤港澳优势互补的经济形式，将港澳的资本、技术及市场优势与广东的人力资源优势迅速结合起来，很快就席卷南粤大地，将广东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查阅1978年顺德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过程，背后始终活跃着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新华银行等国家机构的身影。第一份合同的实际签约方是大进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甲方）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乙方）。顺德容奇镇只是双方选定的一个合作方。前期的接触与谈判过程主要由甲乙双方完成，最后将厂址定在了顺德。由此可见，这是一份经过广东省委和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审核把关的合作方案。选择顺德的原因，除了容奇港可以直通香港之外，也不排除另外一个考虑，规避宝安外逃之潮。毕竟，陷于偷渡漩涡中的宝安太引人关注了。
对此，原顺德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黎子流在接受李少魁采访时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参考：“顺德县农副产品出口一直搞得很好，20世纪70年代就是国家外贸战线的先进县。所以，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找到顺德承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的限制很死，不能借外债，更不可能租赁进口设备，在那个条件下，没有中央批准，不通过国务院，顺德县、广东省都不可能办成任何涉外的事情。”
1979年6月12日，顺德县革委会向习仲勋、杨尚昆做了一次正式的书面汇报，在这份题为《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大有可为》的汇报材料中，全面回顾了8个月以来的情况：收取工缴费1276234港元，其中扣除偿还设备款281337港元，实际外汇收入为993383港元，折合美钞210599美元。按照政策，企业有15%的外汇留成指标，有31589美元。与此同时，还解决了720人的就业，工人月均工资52～56元。产品已销往美国、西德、我国香港地区。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三年之后，大进制衣厂已完成了外商投资设备款偿还，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到1991年，大进制衣厂已成为一家员工2300人，年产值8135.5万元，年上缴利税534.4万元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顺德，像大进制衣厂一样的“三来一补”企业已达到600多家。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的全面实施和对利用外资的进一步放宽，大量进入珠三角的港澳台投资，选择了离香港更近、交通条件也更加便利的东莞，而顺德在注意引进外资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本土乡镇企业，创造了一种与东莞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宝安的“自下而上”到顺德的“自上而下”，这个过程显示出政府顺应需求，开放打开的决心。当中央发出“改革开放”的构想之时，如何走出一条可行的路，需要地方政府管理者和敢于冒险先行者拿出自己的方案，同时，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前途负责，担当风险。这有时意味着突破某些既定的规则，但是又要获得认可与支持。顺德人拿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随后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最艰难、最沉重的那一扇国门已经被推开，太平洋的南风扑面而来，接下来就要看顺德这个小地方的大作为了。第二章归来的“英雄”离开与归来“1947年，杨钊生于广东惠州西子湖畔，1976年，未满30岁的杨钊来到香港，进入一家制衣厂当杂工。”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杨钊早年情况的很有限的资料。
没有人知道，在1976年，杨钊是怎么到香港的。但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当时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内地农民要到达香港，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渡。在当时，这可是一种叛国行为。
杨钊的出生地惠州，一向是偷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顺德虽离香港还有较远的距离，但也从来不乏偷渡者。编纂于1996年的《顺德县志》对于偷渡的记录语焉不详，既不使用“逃港”，也不说“叛逃”，只说是“偷渡港澳”，而且惜墨如金。即便如此，仍然有迹可循，在“打击刑事犯罪”一节中有如下记录：1954年年初，查获伦教一个有20余人参与的从香港走私货物入境，偷运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出境的团伙犯罪大案。
与改革开放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地想方设法让居民更加方便地来往港澳的情况完全相反，在此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安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想方法设法阻止内地居民去港澳，也不让港澳居民来内地。
据《顺德县志》有限的记载，顺德人员违法偷渡港澳或国外，始于1953年，以后逐年增多，1962年达到131宗，486人。1963年起又由农村蔓延到乡镇，还有机关干部和职工也加入其中。为防止偷渡外流，从1962年起，成立收容站，专门收审、教育、遣送偷渡外流人员。到1978年，在仙塘、均安、杏坛都设有收容分站。“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如今看来，习仲勋1979年6月20日在惠阳地委反偷渡会议上讲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所谓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线，是两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线，同时也是内地政治气候的高压线。所谓老大难问题，就在于它首先是一个思想问题和观念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把偷渡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因素。只要思想解放了，观念变革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偷渡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潮水般退去。政策放宽了，土地承包了，农民看见希望了，这条高压线也就不值得再去触碰了。
跟随着杨钊的步伐，一批又一批的港澳同胞跨过往日戒备森严的边防线，走进了深圳，走进了东莞，走进了顺德，走进了广东。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和设备，也带来了订单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庞大的国际市场和成熟的国际贸易平台与信息渠道。
他们中，当然也不乏早些年偷渡出去的“逃犯”。在东莞，曾经大约有20%的青年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们回来了。一位原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对他们另眼相看。”10年前，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押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10年后这位书记成了县政府官员，职责是联系以前偷渡到香港的人，鼓励他们回来投资。据东莞官员估计，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50%是与原来的东莞人签订的。
顺德的情况与东莞有所不同，由于地理上距离香港更远，偷渡出去的人显然没有东莞那么多。但顺德是著名的侨乡，全县共有华侨与港澳同胞40多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地区约有30万人，他们的亲人遍布全县各个村镇。而当时顺德全县才有80万人口，华侨与港澳同胞几乎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一半。
顺德华侨及港澳同胞极富爱国爱乡精神，在历史上曾热心支持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还组建华侨投资公司兴办企业。在1961～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们也曾慷慨解囊，购买化肥、农具、车辆支持家乡建设，为家乡亲人汇钱送物改善生活。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早年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辛苦打拼，功成名就之后还是情牵故土，不忘初心。信任与英雄
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顺德也有许多归侨和侨眷因“海外关系”而受到诬陷、迫害，还有很多华侨的房屋、财产被没收，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政策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顺德就立即行动起来，成为广东省内最早落实侨务政策的地区之一。而且，落实的方式也颇有深意。
1978年5月，顺德县委县政府召开批判极“左”路线大会，参加的干部和归侨、侨眷代表1000多人，县委组织部当众烧毁了干部“海外关系”登记表，重新宣传“一视同仁”的政策。
紧接着，又经过调查核实，改变华侨、港澳地主和华侨富农的成分，其中包括华侨地主404户、富农202户，港澳地主984户、富农295户。与此同时，积极落实华侨房屋政策，退还和赔偿华侨房屋财产。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海外和港澳地区，极大地激发了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他们在全县举办了许多“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至1991年，全县三资企业共636家，实际利用外资2.17亿美元。
与此同时，港澳和海外乡亲的各种捐款，也为刚刚开始城市化进程的顺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间，侨胞及港澳同胞独资兴建或与县内合作扩建中学24所，小学91所，幼儿园51所，图书馆2所，还设立了各类奖教奖学基金会32个。除此之外，截至1991年，全县共接受海外乡亲捐款3.72亿港元，这些捐款除用于教育外，还新建、扩建医院、医疗站40所，修筑乡村公路239公里、桥梁95座、会堂9座、康乐体育中心6所、敬老院16所。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捐款解决燃眉之急，顺德县政府才能集中更多的财政资金修筑“五路八桥”等更大的工程，成为当时全国公路网最密集的县，修建了全国第一座县级公路立交桥、全国第一家县级四星级的宾馆，拉开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幕，一个又一个特征明显的专业镇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融入了世界产业分工的链条。
在此过程中，有几个香港商界的知名人物为顺德今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祐，顺德伦教人，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1978年开始，他先后投资2亿多港元，与顺德北滘镇合作兴办了蚬华电器制造厂和蚬华微波炉厂。可以说，正是他为早期顺德家电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作为香港顺德联谊总会首席荣誉会长，他在支持顺德建设方面不遗余力。早在1983年，他便捐资在家乡伦教兴建翁祐中学，历任校董会主席，并设立奖教奖学金。此外，还捐资助建羊额何显潮纪念小学、伦教中学、北滘中学、杏坛南朗小学、顺德医院、顺德体育中心、顺德市慈善基金等，其中，他于2000年捐巨资2000万元助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历年来捐资总额超过3500万元。
李兆基，顺德大良人，香港著名地产发展商，恒基兆业、中华煤气主席，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2016年1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香港富豪榜第二位，排名仅次于首富李嘉诚。李兆基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捐资遍及世界各地，仅在顺德就捐资超过亿元。其中包括1978年与郑裕彤先生一起捐资180万元扩建顺德华侨中学，1980年捐资310万港元兴建“顺德医院”，1991年捐赠500万港元助建顺德体育中心，1994年与郑裕彤各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兴建两所高级中学——“顺德李兆基中学”和“顺德郑裕彤中学”。1996年，顺德举行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已是世界第四大富豪的李兆基不但捐资，而且亲自参加全程活动。
郑裕彤，顺德伦教人，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首任主席，香港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名誉主席，香港恒生银行董事。2010年3月，《福布斯》杂志公布他是香港第三大富豪。郑裕彤在伦教投资兴建的周大福珠宝首饰加工厂，奠定了今天伦教珠宝首饰产业的基础。他在顺德投资兴建的新世界酒店长期以来都是代表顺德城市化与国际化的地标性建筑。改革开放以来，郑裕彤累计为顺德教育、卫生、养老等各项事业捐资逾2亿元。
可见，正是边防线上的开放，成为农村工业化的第一驱动力，将源源不断的血液和力量输入了急需资金的顺德。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不仅在顺德投资办厂，推进了顺德的工业化进程，同时还大量捐资修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顺德的城市化进程。
与后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乡镇企业不同，“三来一补”企业从一开始就让顺德站在了国际贸易的链条上，让顺德人参与到了国际性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之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实际上，关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广东改革开放中的巨大作用，广东省委和中央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979年4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多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这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上下齐心，里应外合。顺德之所以崛起，与这些归来的“英雄”密不可分。他们的到来，无疑让人们看到了政府的决心，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完全与过去不同的政策环境，以及真正的改变。正是在这股力量的驱动和感召之下，一大批昨天还在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的农民，纷纷洗脚上田，与归来的“英雄”们一起，放眼世界，踏上了波澜壮阔的农村工业化历程。第三章农村工业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工业化都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在人类历史上，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18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至19世纪30年代，机器大工业在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标志着英国产业革命初步完成，那么，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持续了大约100年。
在此过程中，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化过程，至18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在亚洲，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工业化进程，到19世纪初，也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至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经大约2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从清末洋务运动算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过近百年时间的缓慢发展，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的基础也十分薄弱。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历经25年的发展，才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面貌。
新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充满了曲折与痛苦，其结果是通过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和城乡剪刀差的高利润来实现的。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一方面，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快速积累；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和农民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通过国家统购统销，以极端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换取高昂的工业品，甚至饿着肚子支援城市的工业发展。
以这样的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中国才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涵盖各个重要生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遍及全国各地的社队企业，是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前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计民生的大业；而后者则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企业，将成为今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两支生力军。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积累，是在与世界经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动力和城乡之间的自我循环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融入世界。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冷暖变化对中国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40年来，不管一部分人竭力追捧也好，反复唱衰也罢，中国依然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和自己设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观。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
哈佛大学中亚研究所创建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时也认为，西方学者普遍公认的“冲击——反应模式”无法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它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那么，这种动力和需求，或者说是内在性和动力源到底在哪里呢？
中国很大，千头万绪；顺德很小，却是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我们研究顺德40年发展历程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剖析顺德，发现一些中国县域以及小城镇走向现代化的基因图谱。南国丝都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处留下一些伏笔，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路径和依据。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翻阅以往的历史时，才发现市场经济的因素早就蛰伏在顺德这片土地上，几经涌动，几经沉浮，终于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变成了春雷震动的大潮、实业兴邦的梦想。
历史上，顺德县因为人多地少，很早就开始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过程。史料中不断出现的“毁稻树桑”，就是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早在宋代，由于中原战乱，北方移民不断南迁，珠三角地区的人地矛盾日渐显现。位于珠三角腹地的顺德、南海等地，由于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移民数量更多，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为突出，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粮食需求。
爆发于明正统年间的黄萧养起义，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人口与土地矛盾尖锐而引发的沙田争斗。起义失败后，朝廷为加强对起义策源地的管治，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割南海三都膏腴之地”，设立顺德县。
既然是“膏腴之地”，则必然是人口稠密地区，加之建县较晚，所辖面积也只有806平方公里，是珠三角各县中面积最小的县。但是，顺德人口增加却非常迅速。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时只有7万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已达到近49万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达到103万人，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至135万人。
伴随着人口的增加，沙田开发面积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争斗也日趋激烈。特别是顺德与香山（今中山）之间的沙田诉讼，不绝于史书。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明末清初。
那一年，浙江进士周齐曾被朝廷派到顺德出任县今，他在上任途中就听说了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的消息，强忍悲愤，来到顺德，闭门不出。后来他了解到香山与顺德互争沙田的很多官司都被积压下来无法处理，于是他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将香山的地主豪强数十人捕拿归案，沉入江中溺毙。最终，周齐曾被革除官职时，顺德县百姓为表达抗议，连续几天关闭城门和罢市。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口使土地越来越显得珍贵。于是，人们一方面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沙田围垦，不断增加土地面积；另一方面开始想方设法提升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益。他们开始发展养鱼业和果木种植业，提升土地的产量，增加商品性农业收入，再通过地区间的交换获取粮食。在此过程中，结合兴修水利，筑堰为塘，叠土成基，发展出了“塘中养鱼，基上种树”的基塘农业，这种“果基鱼塘”的开发，使花果种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就此萌芽。
进入明代嘉靖朝以后，由于受到丝绸大量出口的影响，国内外市场对蚕丝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蚕桑业的快速发展。在顺德，果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日益向桑基鱼塘转变，形成了“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粪便）养鱼，含有鱼粪的塘泥又作为桑基肥料”的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
与果基鱼塘相比，桑基鱼塘的生产效率更高，民间也有“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的评价。据说，这种生产模式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者是浙江湖州。
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长，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顺德曾两度掀起“挖田为塘，毁稻树桑”的高潮。到光绪末年，全县有桑基30万亩，鱼塘20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91万亩的55%以上。塘鱼、桑蚕、蚕丝三项年产值达12760万两白银。
顺德人“毁稻树桑”的积极性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种植水稻的收益远低于桑蚕养殖业。
据《广东新语》记载：“茁即成，大蚕茁四千，小者六千，可获丝一斤……计一妇之力，岁可得丝四十余斤。桑叶一月一摘，摘已复生，计地一亩，月可得叶五百斤，蚕食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
后世学者据此推断，当时一亩地种植水稻与养殖桑蚕的收益之比是1∶3。农学家根据《广东新语》的记载，也认为珠三角蚕桑产量高于江南地区。
但是，桑基鱼塘无论有多么完美，它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因为桑基鱼塘本身并不能生产稻米，还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才能维持它的生产和循环。因此，桑基鱼塘必须依赖开放的市场和贸易，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类乡村墟市的增加和交易的活跃。
随着桑蚕业的发展，顺德逐渐成为珠三角地区最主要的蚕丝贸易基地。清末，墟市数量明显增加，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以蚕丝贸易为特色的专业化墟市。至民国初期，已形成了容奇、伦教、水藤、甘竹、桂洲、勒流、陈村、乐从、杏坛、龙江尾等11个远近闻名的蚕丝集散市场。
桑蚕业的兴盛带动了手工缫丝业的发展，19世纪开始，西方机器缫丝技术被逐步引入顺德。同治十三年（1874年），顺德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在龙山建立，带动全县机器缫丝业迅速兴起，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县丝厂已达42家，宣统三年（1911年）达142家，成为广东蚕丝业的主要生产基地。
据《顺德县志》载：清宣统年间，较大型的机器缫丝厂142家，产业工人6万多人，20世纪20年代初丝业全盛时期，机器缫丝厂135家，踩手工场200多家，丝织厂400家以上，晒莨厂500多家，工人八九万人。还有其他各类手工业者，共有两三万人。
有人据此推断，当时仅顺德一地的产业工人总数已超过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实际上，顺德大部分在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并非“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有鱼塘、桑田及工具和房屋等生产资产和私有财产，在工厂中的工资收入也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与上海的产业工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让人感慨的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将在以后乡镇企业的崛起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基础。
为了将生丝运往广州等地，水路交通运输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船丝远出，一船白银归”的景象。丝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金融，顺德丝业最盛时期，全县有钱庄（银号）44家，占珠三角私人钱庄总数的65.2%，广州50%的银行家和55%的金融资本都来自顺德。顺德被外界称为“南国丝都，广东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市场纺织品原料紧缺，生丝价格暴涨，顺德县蚕丝业进入十年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岑国华、薛广森等一批近现代企业家也应运而生，实业兴邦的梦想像基因一样深深地植入顺德的历史文化中。
在《顺德县志》中记录了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薛广森（1865——1943），顺德龙江美里坊人。少时读过三年私塾，17岁到香港谋生，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后应聘回顺德在丝厂工作，得到丝商曾秋樵的赏识，委办大良顺成隆机器厂。光绪三十三年，自行招股在乐从开办顺栈机器厂，仍兼顺成隆厂经理，两厂均经营缫丝机械维修配套，业务兴旺。民国元年，与人合作在广州创办协同和机器厂，发现刚问世的柴油机很有发展前途，遂借为英国青龙号油轮检修机器之机，设法将船上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于民国四年成功制造出第一台国产柴油机。由于对机体结构做了若干改进，遂获得合法专利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是为广州柴油机厂的前身。民国七年，薛广森、陈沛霖与梁墨缘（顺德县人，时任三水县西南联商航运公司经理）合作，集股金10万银圆，创办粤海航运公司，全部舰船都率先使用了自产柴油机，占据竞争优势，业务遍及粤桂两省，有力地推动了华南水运业的发展，柴油机也得到了广泛推广，订货量大增。此后，薛广森业务范围涉及碾米、造纸、缫丝、电筒等行业，所到之处，一方面通过现代技术与机器设备的更新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股和利润再投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广东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气绝日伪商会笼络，所办企业屡遭打击，终至倾家荡产，举家搬回乡下，在悲愤交加中度完余年。去世后，挚友梁墨缘亲撰挽联“粤海交通领袖，岭南机轴先模”，摡括薛广森一生业绩。
岑国华（1886——1942），顺德葛岸西村人。出身蚕农家庭，少时读过两年私塾，早年在广州丝厂做学徒。后回到顺德县自行招股，先后在桂洲和葛岸开办大和生、瑞栈两家丝厂。民国8年（1919年），率先采用日本新式缫丝机，产量、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引来同行竞相仿效，带动全省生丝出口量激增。此后又陆续在南海和石湾开办祐昌、永昌两家大厂，还斥资在岭南大学设立生丝研究所，致力改进生产技术。岺国华注重品牌，创立的鸡球牌粗丝和明珠牌、飞轮牌精丝，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订货量日增。岑国华抓住时机及时集股扩大生产，属下丝厂发展到18家，同时将业务扩展到广州，直接与各国丝商交易。由于讲究信誉，经营有方，近40家非属下丝厂也长期委托代售，岑国华所经营丝庄、洋行常年营业额在1000万两银圆以上，居全市同行之冠。为资金周折方便，他又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了四家银号。由于社会声望不断提升，曾一度担任广州商会会长。20世纪30年代，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蚕丝销量日减，岑国华属下多家丝厂相继歇业。广州沦陷后，在香港开设分号，艰苦支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000担生丝在运往印度途中被炸沉，香港商号又遭到日军炮轰，不久岑国华去世，年仅56岁。
薛广森、岑国华只是那个时代顺德人中的代表，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探索了在顺德乃至广东和中国实现近现代工业化的可能性，培养了第一代在现代工厂中劳动的工人，也品尝了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辛，体会了家国民运休戚相关的时代风云和个人沉浮。在国家主权与经济主权并不完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业兴邦的梦想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宿命。
薛广森、岑国华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广泛采用集股方式，成功地将股份制合作引进了顺德，使现代企业组织方式广为人知。同时，他们还参与银号、钱庄、银行等金融业务，推动现代金融业的转型发展，为探索金融业与实业的融合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
60多年之后，当顺德以石破天惊的“产权改革”引起举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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