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特”教育系列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教育名家印记试读：
前言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以“特定对象、特别对待、特殊方法、特例分析”为宗旨，立足学校教育与管理，理论结合实践，集多位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校长、老师们的教育成果与经验于一体，围绕困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难题，集思广益，多方借鉴，力求全面彻底解决。
本辑为“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之《在故事中升华经典》。
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塑造人心智的高超艺术。对于教育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本书中的观点能给人以许多启示。本书还汇集了众多著名教育学家、知名教师的经典教育文论，共同领略著名专家学术研究风范，引领我们进入教改理论与实践前沿，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把握创新教学理念脉搏，感悟前瞻性的教学思想。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本辑共2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1.《师生情难忘》
如果我们的人生有一段华美的乐章，那一定来自老师教给我们的7个音符！一天天，一年年，我们在校园里茁壮成长。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然后进入社会大舞台搏击人生。老师谆谆教诲的深情，是我们前行的灯火，给我们温暖、力量和信念……本书选录了100篇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真情故事。
这些平凡而真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回忆，让我们心怀敬意和感激……
2.《记忆深处》
翩翩红叶，徐徐飘落，总不忘留给土地柔软与肥沃；涓涓泉水，潺潺流淌，总不忘带给岸边甘甜与欢歌。享受“师生”情，奉献真诚心！让我们把握这份情，让心灵浸润在肥沃的土壤，开出绚烂的花朵；让我们紧守这份爱，让生命谱写圣洁的乐曲，唱出青春的赞歌。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谁为我们点燃了一盏最明亮的灯；在荆棘的人生旅途中，是谁甘做引路人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是您，老师，把雨露洒遍大地，把幼苗辛勤哺育！无论记忆多么久远，每当想起老师，依然激情难耐；每当面对熟悉的老师，那一瞬间，那一件小事……总是激起我们对老师久蓄于心的感激……
3.《成长足迹》
这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师生故事。因为爱，所以在教育的天空下，才会发生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也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
4.《悸动的心灵》
追忆往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发现自己最难忘的某一个瞬间，其实也就像重新获得一种生存的意义一样美妙。这些教育故事也许并不是教育的解决之道，但却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也许我们更应该在教育中活出自己，也许我们既活在未来更活在无限的过去，在这些纷繁复杂却又素朴平凡的场景中，有最乐意的付出，有泪水和智慧，更有目日夜夜用心抒写因而温润无比的爱。
5.《春暖花开》
教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执著并献身于教育，不仅需要大步向前，也需要回头反思。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走进本书，这里全是暖暖的爱。
6.《孩子的微笑》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
7.《故事里的教育智慧》
本书主要关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中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故事，它的特色是小故事蕴含大道理。其宗旨是：讲述真实的教育故事，研究深切的教育问题，创生新锐的教育思想，激活精彩的教育行动。其风格是：直面真实，创新为本和故事体裁。
8.《难忘的教育经典故事》
根据家长、教师和孩子的困惑，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故事讲述一些很明白的道理，引导人用智慧的手段促进人的成长。这些故事或来自国外的或来自一线教学的实践，对于教育类人群均具有启发性。一个个使教师深思的小故事，一个个让学生向善的小故事，让我们教师真正领会生命教育的内涵。从现在开始关注生命的成长，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注社会的进步。
9.《中国教育名家印记》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中国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内近百位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0.《外国教育名家小传》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人类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近百位世界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1.《随手写教育》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教育是诗性的事业？性教育何去何从？是否应该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假设陈景润晚生40年……本书汇聚了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对于和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问题都有所畅谈，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都有所裨益。
12.《我心思教育》
本书涉及到了教育学众多的重要领域和主题，包括教育的真义、教育的价值、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课程与教学、道德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的学习与成长等等。它力图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多彩的教育世界，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以满腔的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13.《教育新思维》
本书站在教育思想的前沿，以既解放思想又科学审慎的态度，兼用独特的视角，论述了近年的教育理论新说，涉及“教育呼唤‘以人为本”’、“公民教育”、“素质教育新解读”、“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家办学”等热门话题。这些文章，不避偏，不畏难，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反思教育行为误区，无不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对于渴望提升自身理论素养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14.《名家名师谈教育》
本书使读者在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的同时，领略到文章的理趣、情趣和文趣，既有助于深厚教师的文化底蕴，又有助于帮助广大教师确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既有助于培养和激发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理论兴趣，又能帮助教师生成教育的智慧和提升广大读者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柔情。
15.《世界眼光看教育》
本书荟萃了多位世界级教育思想巨擘的主要思想。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文化一历史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加德纳的多元智能一直到诺丁斯的关怀教育思想等等，现当代世界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准确而完整。
本书既有思想评介，又有论著摘录，无论教育研究人员还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均可非常便捷而精准地从中获得思想大师们的生动启迪，加深对当代教育发展特质的深切理解，是教育、教研、教学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
16.《大师眼中的教育》
这不是一本以教育专家的身份、眼光、学养来谈教育的书。本书各篇文章提供了许多新史实、新观点，为我国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对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思维定势提供了新的清醒剂。
17.《教育箴言》
名人名言是前入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阅读它，不仅能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更能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指引方向。该书着重论述三方面的内容：教育——造福人类的千秋伟业；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育人的典范；师德——塑造教师灵魂的法宝。
18.《百家教育讲坛》
这是一本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经典价值的教育智慧读本。书中介绍了孔子、卢梭、爱因斯坦、康德、梁启超、杜威、蔡元培、叶圣陶等几十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关于教育的精彩论述，集中回答了教育的本质、教学的艺术、知识之美、教师的职业生活、儿童的成长等问题。探幽析微，居高声远，让我们直窥教育本原之堂奥。归真返璞，正本清源，你会发现，教育，原来可以如此朴素而美好。
19.《名师真经》
本书从专家心理学研究出发，以新教师到专家教师这一成长过程为线索，剖析了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阶段性特征，动态性是展现了教师成长的内在原因与实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新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系列化教学理念、观点与方法，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深入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在观念层面上树立科学的教师人才观，以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师培养方法与措施。
20.《师道尊严》
本书意在激励教师以站着的方式获得成功。全书讲述了站着成长的精神、站着成长的思想、站着成长的基础、站着成长的学问和站着成长的行动。
全书力求字字诉说教师成长之心声，篇篇探寻教师优秀之根本，章章开启教师幸福之道路。
由于时间、经验的关系，本书在编写等方面，必定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各界读者、一线教师及教育界人士批评指正。编者
马君武
马君武（1881～1940）博士，原名道凝，改名和，号君武，原名马道凝，又名马和，字贵公、厚山，号君武，祖籍湖北省蒲圻县人，出生于广西省（今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马君武先生为广西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北蔡（元培）南马（君武）”之称。
1900年赴新加坡见康有为，衔命回广西策应唐才常起义。1901年自费赴日本读书，为广西第一个留学生。初与梁启超办《新民从报》，旋追随孙中山革命。1902年与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十二周年纪念会”。1903年入日本就都大学学应用化学。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首批盟员，参加起草同盟会章程，被选为执行部书记长。1906年回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马君武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值上海起义，出任《民立报》主笔，呼号革命。旋被推为江苏省代表，出席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创建中华民国，推选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民国始元，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和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德国入柏林农科大学。
1916年，马君武回国，次年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军政府交通部部长及广州石井兵工厂部工程师，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随军入桂讨陆，7月任广西省长。次年被迫撤退，从此转入学界。
1924年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1925年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1926年1月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1928年回广西创办广西大学，任校长。1932年兼任两广硫酸厂厂长。1937年抗战爆发，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复任广西大学校长，次年病逝于任上。生平译著甚丰，主要有：《物种起源》、《达尔文》、《民约论》、《弥勒约翰之说》、《赋税论》、《唯心派钜子黑智儿之学说》、《代数学》、《矿物学》等书。
马君武是南社诗人，也是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的诗，以鼓吹新学思潮和爱国主义为特色。《华族祖国歌》宣扬物竞天择思想，号召中华民族“肩枪腰剑”，奋起救亡。《从军行》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她殷勤教子，鼓励他从军杀敌，保卫祖国。《京都》抒发“欲以一身撼天下”的雄图壮志。《去国辞》写流亡异国前夕的怨愤。在艰难的条件下，马君武不消沉：“祖国前途正辽远，少年发想要雄奇“（《赠虞君》）；誓使华严从地起，莫临沧海患途穷”。他的诗总是洋溢着乐观、光明的基调。
马君武反对拟古，强调独创。《寄南社同人》诗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他的诗多描写国外风光，又好以西方故实、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哲理入诗，代表了黄遵宪以来作家们吸收新诗料、开拓新诗境的努力。留学日本期间，马君武曾编印《新文学》一册，译载歌德、胡德、拜伦诗若干首。柳亚子曾誉之为：“抗手无时辈，椎轮异昔贤。欧花兼米锦，哀怨杂鲜妍。”“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这是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广西大学任内撰写的一幅对联。正是怀着这种为壮乡培育佳弟子、为八桂输送栋梁才的雄心壮志，马君武先生与他的一批同道者于1928年10月创办了广西大学。从此，广西这片古代的蛮荒之地终于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种。
严范孙
严范孙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清朝鼎覆，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并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奖掖后进，成就者多；且擅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故颇值得一书。
先生原名严修，范孙乃其别号。原籍浙江慈溪。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英法联军之祸，举家寄居直隶（今河北）三河县。咸丰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于此。幼年就傅，习字读经；及长，入庠，补廪膳生。光绪四年（1878年），从陈奉周习西学，遍学数理化医等科，终身不辍。光绪八年（1882年）应乡试并中举人。翌年参加会试，连考连捷，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严修考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赐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严修字梦扶，号范孙，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度支大臣。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
范孙先生科举起家，以才华立身，少年壮志，锐气夺人。在翰林院时，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并信奉“学以致用”之信条。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授编修后，初任会典馆评校官，不久授贵州学政，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
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范孙“嗒然若丧”而又无可奈何。抵黔后，目睹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决意予以更张。甫到任，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各地士风文情。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考试时一改旧规，试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试算学。优贡、拔贡之考选，不惟笔答，还亲自主持面试，且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德行。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士子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史外，增设英文和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为助学兴教，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以供阅览，此外，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范孙诲人不倦，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十数月如一日，风雨无阻，使学风为之一振。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明令革除补禀费、封印等费等名目，严禁铺张糜费，随员、家人亦无所取。当范孙任满还京时，竟负债银4000两。离黔后，贵州学界立“去思碑”与“誓学碑”各一通，称其“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
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认定科举积弊深重，不除则国运危矣。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使之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经多日酝酿，范孙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据《清史稿·选举志·制科荐擢》记载：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亦一时之选。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仅留得编修虚衔。范孙大志难酬，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以推进“西学”。聘张伯苓为馆师，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范孙挺身而出，尽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想方设法，兴办地方教育机构。翌年9月，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借鉴“教育救国”经验，又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是年秋，范孙举荐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
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间，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
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民间称考棚，为科举制童试之地。笔者注）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本科、简易科等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学子，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培养师资力量。年底，又选派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同年，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师范，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
由于范孙在教育界影响日隆，口碑甚佳，清廷决定予以任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负责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盂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渎》、《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
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天津的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图书、教具，任人观览，以启民智。1907年，又与人合办《醒俗画报》，为移风易俗而鼓呼。同时，还鼓吹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
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范孙为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全面负责厘定全国教育规程。范孙到任伊始，便参与起草奏折，请颁“教育宗旨”，提出“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以道德教育、军事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为内容。他参照自己在直隶时的经验，将劝学所推向全国，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使教育会成为各省、府、厅、州、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
自宣统帝之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满汉朝臣严重对立，范孙在学部也多被掣肘，载沣曾几次借题发挥，令其难堪。1910年初，范孙自感难有作为，便离开学部，回到天津。
民国成立，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推行新式教育。范孙甚受鼓舞，对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赞同。
严范孙积极筹划并实施教育体制变革，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范孙与卢木斋、王少泉任校董。而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严范孙、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1916年，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严、张还曾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张伯苓先行，于1917年8月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张伯苓每天上完课，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人学、康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详细了解其办学体制、行政管理、经费来源、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1918年12月严、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南开大学。
春节刚过，范孙便不顾年老多病，偕张伯苓到北京，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同时，为筹集经费，范孙本人慷慨解囊，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范孙不仅以其财力、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其办学思想对南开大学校风之形成影响甚巨。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均与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范孙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灵魂。
1922年，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范孙亲临讲堂，移樽就教。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立即得到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1922年下半年，严、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但最后因经费未能落实助，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计划终致夭折。
在办学过程中，范孙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发现并奖励优秀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以品行优良才能卓越，很快便得到范孙的格外赏识。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到严宅，请范孙题写《敬业》杂志封面，马上得到应允。1916年5月间，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在校学生已近千人，共有260余人参赛，卷上姓名采用密封方式，由教师集体评阅。范孙亲自参加，审慎评选。结果从40份优秀作文中，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范孙亲自书写“含咀英华”奖旗，颁发给丁2班。以资鼓励。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范孙出席，并邀请陈独秀等来宾出席。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并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不久，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经严范孙、张伯苓特别批准，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范孙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
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锐是范孙的妹夫。曹推脱不见，并将周恩来等人逮捕。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议，动用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范孙书信往还，联系密切。为资助周恩来，范孙特在自家帐目上为周开立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命人转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表现出范孙的气度与境界。
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国学沦丧，传统文化式微，全盘西化之喧嚣甚嚣尘上。而范孙赓续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壮志始终未泯。1927年8月，他与华世奎，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研究国学的团体，并声言：“窃查中国教育，近年取法欧美，日求改进，而于国学，不暇兼顾，致乏通才。修等鉴于此，爱集合同人募款，组织学会，以讲求国学，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名曰崇化学会”。学会成立讲习科，分义理、训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学员，系统学习古代典籍，延请宿儒名师，定期讲授经义，按期命题试文，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崇化学会的成立，是其“中学为体”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崇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范孙竟一病不起。1929年3月15日，范孙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九。
巨星陨落，举世同哀。当时各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大公报》于1929年3月16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范孙先生之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赴义之勇，饮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欧美为南开募款事宜而奔波。闻此噩耗，不禁哀叹天不假人。离开南开远赴欧美之前，范孙尚一切安好，可等到满载而归时，与这位热心支持南开发展的“校父”已是天人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相见。情何以堪！伯苓满怀悲痛，召集南开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发表悼文，以纪念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南开的老人。悼文云：“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遵严先生为校父。”国内外的南开校友闻听此讯，纷纷捐款，在南开中学建成“范孙楼”，以兹纪念。
70年之后，即1989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至今，这座铜像仍安放在南开大学东门内的花园中，供南开学子瞻仰。
光阴似箭，时节如流，但岁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辉。严范孙先生以燕赵英杰，翰林伟器；追求进步，与时偕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滋兰树蕙，桃李满园；品行高洁，日月同辉。诚为玉堂前辈中之佼佼者也。
陈垣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一八八〇年，他自幼好学，但没有师承、家学，只靠勤奋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之路。在考据学、宗教史、元史和史论等方面，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间，他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给予他们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众多的史学人才。
陈垣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导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后四十五年。解放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等职。在政治上，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同志治学，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思想不断有所前进。在他少年时，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考过科举，不中。后来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参加了反清反帝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积极进行政治活动。
民国元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以连年军阀混战，宦途又污浊黑暗，大失所望，于是决心从事著述与教学。
八年抗战，陈垣身陷敌占区的北平，在教学中以著述明志，以著作抗敌，教育青年，指责汉奸，坚决斗争，不计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在党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陈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并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一个爱国学者，他深切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年过七十，在继续努力学习与科研教学进程中，在现实的教育下，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终于以七十九高龄，被吸收入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准备在晚年，继续努力为党多作贡献，但体力日衰，更兼处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岁病逝。
陈垣同志自小好学，无师承，只靠自学摸索，自辟蹊径。十二、三岁，在私塾里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卷有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他读后高兴极了，即以为师，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视为良师益友。按所指导和辅助，泛览群籍，经史子集，无所不触，因而知识面愈广，求知欲愈强。他的认真治学，可以说从《提要》开始。
陈垣十七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回来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岁，他读了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首卷识语有：“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侯博验君子订正。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认为前者是“史法”，后者是“史事”，于是把《札记》剪裁，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以便研究。这种分法，他在以后治史中时常应用。
陈垣治史，认为有时代的需要，也受时代的影响。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等，到二十世纪初，兴起了民主革命的风暴。一九O五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民主革命，就在这一年，广东人民展开了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的爱国斗争。他和潘达微几位青年志士，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的战斗。
这期间，陈垣因父亲患肾结石病，几经治疗，后得西医动手术治愈，深有感触，因而又决心学西医，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必须使科学发达起来。
一九〇七年，陈垣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读了一年，又因美国教会当局不尊重中国教师和学生，便愤然离开博济，另和友人创办光华医学校，开附属医院，延聘本国医师任教，自己继续当学生。他们这些爱国行动，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学校、医院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一一年，他学成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解剖学，研究医学史。其解剖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广州起义，继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运动，使陈垣又毅然舍医从政，时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自任编辑，更激烈地宣传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一九一三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他离开广州进北京，从此定居北京。入京后，他最高兴的是得纵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后来他说：“因此可以补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政局混乱。从此，他专心著述的意志，逐渐增强起来。
陈垣同志研究宗教史，和他对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关。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韩霖《铎书》序里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之作。他重视这一著作，以为这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元史中基督教史问题。据他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基督教人华史略》，基督教入华史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为清以后的耶苏教。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景教的衰灭始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景教灭后，到元代有也里可温教，盛于一时。所谓“也里可温”，是当时基督教各派之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据此，也里可温教史是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宗教史上，仅元代有也里可温教。但作为宗教史来说，也里可温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这书解决了元史中的宗教史问题，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他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为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此后，陈垣继续宗教的研究，先后写成《火袄教入中国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兴衰，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其教义——宗教思想史。《元也里可温教考》既属于宗教史的研究，又属于元史的研究。陈垣同志注意元史，实先于宗教史。早在青年时期，他在广州，有机会读到方功杰所藏旧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兴趣。其后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间偶尔买得这一旧藏抄本，不禁认为奇遇。前此，他先曾买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于是两相对校，他开始了《元典章》校补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为他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开辟了道路。《元西域人华化考》，题名“华化”，据他的解释：“华化之意义，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创者为断。”意思是说，“华化”指的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他认为是儒家。他说：“儒家为中国唯一的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家。”其次则宗教、文学、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等，也有中国的特色。至于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说：“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有，而为元所独有也。”“元时西域文化，本由袄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浓郁者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目于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时间，积累大量的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元史知识，引用了二百种以上的图籍，具体而明确地阐明了元朝百年间西域诸族人来华后吸收并传播了汉文化，留下了大量汉文写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元史，为我国民族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添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一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获得高度的评价。
陈垣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他特别钦佩钱大昕的精博。乾嘉学者重视掌握资料，用种种方法证明其正确，获得了确实的成就，超过前代。这就在于他们善用考据知识。他除了善于学习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实践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触了近代科学知识，就是他青年时曾学西医，并特别重视解剖学。他的史学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运用清人考据学的方法予以处理，而且科学地加以解剖，然后作出判断，作出结论。
陈垣的考据学，主要在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几门辅助学科上。
先谈校勘学。他既先后获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旧藏抄本的《元典章》，认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参考资料。他细细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两本外，他继续买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种，主要是借到故宫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之处共一万二千多条，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又从沈刻本一万多条错误中选出千多条作例，分门别类，指出致误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写成《元典章校析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他对《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脱稿。
陈垣运用校勘学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薛居正等编《五代史》，因后出的欧阳修的《五代史记》，而被称为“旧五代史”，且渐被埋没。清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史》，诏颁布于学宦。但当时馆臣为避免政治上嫌忌，将《薛史》原文中虏、戎、胡、夷、狄、蕃酋、伪等字眼，尽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来面目。他根据《册府元龟》、《欧史》、《资洽通鉴》等书，把辑本《薛史》中改窜的字句校勘出来，回复其本来面目；并指出当日馆臣之所以改窜《薛史》原文，实际有不满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不仅限于校勘，而且对当日馆臣之所以忌讳，作了分析。
陈垣同志在考据学上另一方面成功的专著，是属于年代学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书。在后一书的自序中，他简要地叙述了作书的原因和经过，“稿凡五易，时阅四载”。两书成于一九二五年。两书为研究中国史学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通史方面提供重要依据。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习制度。考据学中的避讳学，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学科。陈垣同志在《史讳举例》中，介绍自秦迄清，历朝的避讳制度和讳例。两千多年来，避讳的制度、习惯和风气，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语言、文字上不能触犯所谓尊者亲者以至贤者的名字，违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史不乏例。谈到避讳成为制度，其历史很长，朝代更换又多，各朝所避的讳不同，避讳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献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换文字，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名、书名，前代的地名、年号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乱不清。但是，他在《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过来，利用古文书的避讳，“可以解古文书之凝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识，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讳举例》中，所举的例，不少带有启发性，引起探索各种疑难问题。
避讳问题，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钱氏（大昕）《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只因散在诸书，未能为系统之整理。陈垣同志用了很多工夫，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种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后写成《史讳举例》。他在序言中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陈垣同志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多年间，着重考据学的研究。其中《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完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这年七月，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进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久，北京被日军侵占，成了沦陷区。他身处危境，但坚决与敌伪斗争。他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并黾勉学生爱国。同时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以抨击敌伪汉奸，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坚守教研岗位，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论》等宗教史论文，而实际是民族抗敌斗争史的专著，最后以《通鉴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战，陈垣同志一直身处沦陷区。一九四三年他写成《通鉴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写信给西南一位学者，说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大昕）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炎武）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后记中叙述研究经过：“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亡，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这样“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总之，《表微》确有表《胡注》之微的特点以处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内心之微。
解放后，陈垣同志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的飞跃。一九五〇年他给武汉大学一位朋友的信说：“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垣同志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其中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立今后治学的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摆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他并且劝告胡适，应该幡然觉悟，转向祖国。
一九五〇年，在辅仁大学坚决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使长期受到外国势力控制和影响的一所私立大学能够顺利地变成国立大学，并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为一所新型大学。他仍任新校校长。解放后，他的思想转变，还具体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作为团长，他率领工作团，到四川巴县进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从一九五八年起，历次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学术上，他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整理历年旧著作，一方面不断用新观点继续从事史学论文的撰写，前后写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壮心未已，本来还计划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册府元龟》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后，又连续几次重病，并曾动大手术，使壮志难酬。
陈垣同志生活在旧社会近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已经六十九岁。由于他多年专研历史，专攻史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他接触了新思想，迅速从旧思想的束缚解放出来，接受新思想，奋勇前进。经过十年的社会实践，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七十九高龄，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回忆多年旧社会艰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欢呼：“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此为题的文章。
入党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高，要求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别在史学方面。然而不久，来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户，宾客亲属不能探访。这样，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极端苦闷中含恨以殁，终年九十一岁。他临终嘱咐子孙，好好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同志谢世了，然而他留给我们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份文化遗产他无私地献给了全国人民。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时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亲无力供他读书，但小行知自幼聪颖过人，被一个童蒙馆老师方庶咸发现，愿意免收学费为他启蒙。
陶行知七八岁时，其父携其到休宁万安镇谋生，外祖母喜其颖慧，决意着力培养陶行知，先伴读于蒙馆，后师从当地一个著名儒者、前清贡生王藻攻读四书五经，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由于当时西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了中国农村，陶行知的父亲成为基督教内地会歙县的一个会员，其母得以在当地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帮佣的差事。这时，从外祖母家失学归来的陶行知经常去教堂看望母亲，幸运的他被传教士英国人唐进贤慧眼看中，由于唐是崇一学堂校长，他主动邀请陶行知免费入学该学校。这一人生机遇，改变了陶行知一生的轨迹。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初步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较好的英文基础。但他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于白（居易）、杜（甫），这对他后来善写白话诗和养成深沉的忧国情怀影响甚深。他在该校宿舍墙壁上铭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宏伟志向。由于旧学根底好，又聪慧过人，陶行知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
1908年，对医学救国抱有兴趣的他考入广济医学堂，但仅仅入学半年即退学，原因是该学校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轻的陶行知不肯牺牲自己的人格而就范。退学后半年，没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运地遇到唐进贤，得其帮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预科就读。同年秋，该校与宏育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大学里，他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蓬勃发展。思想活跃的陶行知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发现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众窄隘，他认为，没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来的。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积极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学协助校方筹划创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终于在1913年2月问世，他为该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担任了该刊中文版主笔。
在大学表现活跃的陶行知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异，热心帮助同学，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更得到校长美国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黄炎培先生应邀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为陶行知颁发了毕业文凭。因了这个因缘，当32年后，陶行知积劳成疾逝世时，黄先生曾有“秀绝金陵第一声”之悼亡诗。陶行知在典礼上用英文宣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该文阐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同时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直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陶行知以后把推广、普及教育作为他终生志业的根苗。
由于卓越的学业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陶行知赴美求学。抱着“十扣柴门一扇开”希望的陶行知终于筹足了旅费，1914年秋负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业是通过教育实现造福中国共和的理想。为此，一年以后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里有教育哲学的重镇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陶行知师从孟禄，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社会的教育》、《明日之学校》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社会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后来他回国从事乡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中国创造性发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6岁的他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他艰辛的平民教育实践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次年5月即受聘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这段教育经历中，他发现中国的教育方法陈腐落后，沿袭着灌输的旧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工厂。”掌握了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当然不满意于这种扼杀学生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导教学的改革，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诸如《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师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学法”的转变，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准备，这成为他后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决不只是把他的教学理论囿于区区一个校园，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学法推广到全社会，让整个中国人民都受益。从1920年起，他首创暑期学校，经过初步的成功试验以后，他利用暑期学校大量招收社会上准备报考大学的男女高中毕业生，参加暑期学习，而教师则除本校教师外，还广泛聘请社会名流讲授，方法灵活，视野开阔，思想先进。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夏，经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禄来华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累积了一手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统计材料。这为陶行知扩展他教育实践的空间进一步提供了学术依据。
1922年，陶行知受聘担任由
蔡元培
、马叙伦等知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由于该社总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务、教职，举家北迁。1923年，他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部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