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文寂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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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试读：
阅读的选择、代入与超越——曾文寂《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序
高晓晖前不久，付宇自报家门，说她是曾文寂的爱人，让我加她的微信。付宇说，他们夫妻经常谈起我，说我曾经“扶”过文寂老师。付宇发来她刚写好的诗作让我欣赏，比如《倔强的孩子》：“妈妈，我是你最倔强的孩子
任性，执着，不听你的话
多像你骂我的那样
我的胆子比倭瓜还大……”
付宇说，这是一首思乡诗，流着泪写完的。付宇是黑龙江人，是爱情的力量，使她穿过大半个中国与文寂老师相守相伴在一起。也因此，乡思与爱情，就成了付宇写作的基本主题。付宇说，文寂老师要出他的论文自选集，请我为他写个序。
一边与付宇聊微信，一边在脑海里回放与文寂老师相遇的情景。2007年9月，省作协召开第五次作代会。文寂老师作为武汉市的会员代表参会。他双腿残疾，完全靠双拐支撑进出会场。记者程评用相机定格了当时温馨的瞬间：文寂老师正在邓一光（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搀扶下步出洪山礼堂大会场。一光主席神情自然、目光温暖，文寂老师面带微笑，一脸阳光。我把这张照片刊发在了《湖北作家》2007年秋冬合刊上，并把文寂老师感谢一光主席的话引用作了照片的说明：“每次上下车，他（邓一光）都要亲自扶我，生怕我摔倒了！”在同一期刊物上，我还刊发了文寂老师给我的文章《＜细语深情＞及我的写作》。他说：“与同龄人相比，我有过较多的磨难与坎坷，然而任凭风吹雨打、贫病交加，却掠不去我亲近书籍、追求理想的情怀。置身于万千诱惑犹如蚊蝇的物欲时代，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艰辛的日子里执着于读书和写作。它恰好为我穿上了抵御世俗恶习的甲胄，保护我修炼成一颗平静的心，默默而长久地守望那纯净而快乐的精神家园。”由此，我似乎读懂了文寂老师那一脸阳光。
我不清楚付宇说的“扶”，是指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在大会期间，我可能给予文寂老师一次两次的搀扶，像一光主席做的那样，还是指作为《湖北作家》编辑，我刊发过他的照片和文章？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此微不足道的芝麻小事，却还在文寂老师心里念叨，这叫我感动且又惭愧。
关于写序，我当然是不会，也不能拒绝文寂老师的。这是一种情份，一种信任，一份抬爱。只是正好碰到省委巡视组进驻省作协这个时段，杂事缠身，我差点耽误了这个约定。好在有中秋节几天假期，容我可以静心拜读文寂老师的书稿。
我以为，《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是一部非常之作。所谓“非常”，理由有三：
其一，这是文寂老师这样一位身体重度残疾的写作者在贫病交加的生存状态下进行的阅读与思考。这种阅读与思考，“合乎一己生命之需要，合乎一己的志趣习性”，是他对人生困境的现实追问，“是对抗孤独疾病、寻找生命意义的手段。”他不是“学院派”，他不做那种与人生课题不大相干的“学问”，他只以“非常”之体验成就“非常”之写作。
其二，这是文寂老师的第一部论文自选集。可以说是他积数十年思考的集大成之作。30多年前，他就开始泡图书馆，读他喜欢的书。“边读边想，边学边写”，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满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又写满一个绿塑料皮的笔记本。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之后，重新整理，打磨，最终结集成书。经过时间的淘洗，再加上人生长路和泪含血的擦拭，这部书因此变得纯粹、澄澈。它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封缸老酒的异香。如果把时下网上写作下笔万言，日进斗金视为平常，那么，文寂老师如此这般“酿制”自己的文字，如此“高耗能，低产出”式的厚积薄发，必以“非常”视之。
其三，这是一部有温度或者说有热力的论文集。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论文不同，在这里，每一篇论文都是“读后感”，他作为文本的阅读者、研究者，并不做旁观者，而是在场者。行文的来龙去脉，阅读的情感起伏，更有他的个人经历、人生体验等等，都自然而然地融入“论文”之中，于是，这些“论文”，时有越出文体边界的表达，在作为“论文”的理性面孔淡化之时，作为散文或者报告文学的情感要素就明显强化。如此“跨文体”表达，也算一种“非常”。
读文寂老师的文章，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为人生的阅读，为人生的思考。他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为人生求解的过程。所以，他的阅读是有选择的阅读。史铁生、海子、梵高、《浮士德》……成为他积多年之功，精心研读的对象，实际上，他是在完成锲而不舍地人生追问：人生的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如何超越人生苦难？善或者恶，所生何由？生或者死，由谁来主宰？这样一些关于人类的终极命题，当然是形而上的范畴，但这些形而上的思考却是来自他个人遭遇形而下困境时的强烈发问。在文寂老师的人生历程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难，以致他把自己的人生比喻为“黑夜的行走”。可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文寂老师以“黑夜的行走”，奋发着“寻找光明”的努力。对文寂老师来说，阅读的过程，既是精神能量的充电过程，也是他对人类终极命题追问，掘进的过程。显然，他的阅读不是休闲阅读，而是一种有效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阅读是有很强“功利心”的，只是他的“功利”选择最终完成了非功利的使命。比如：他阅读《梵高传》，正是因为他遭遇苦难时，得到了《梵高传》兄长般的“挽救”和“安慰”：“我即使坐在黑暗之中，坐在坟墓集中之地，周围是荒败的废墟，无边的寂静和广大的虚无；即使身处绝境之地，我也能感受到梵高传递过来的阳光、灼热、高傲和那株耀眼的伸向天空的向日葵。哦，此时此刻的我，身感温暖，内心安详，灵魂沉静。我渴望和铭记着梵高，用他的孤独抵御我的孤独，用他的残缺抚慰我的残缺，用他的失败消除我的失败。用他的不幸瓦解我的不幸，用他的觉醒完成我的觉醒，用他的奋斗去支持我的奋斗。”
文寂老师的阅读，无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尝试着角色的“代入”，在与主人公的角色互换中进行能量转换。他经历的苦难，丰富着对作家作品苦难叙事的理解，同时，他从作品的苦难叙事中汲取了更丰富的精神营养。尽管梵高的苦难与文寂老师的苦难有如此鲜明的共通性，尽管角色的“代入”取得了一定的情感代偿的满足，但是，文寂老师在“代入”中更有超越。“这苦难啊，永远也不会终结。”这是梵高的临终遗言。文寂老师发现了苦难不会终结的原因，因为梵高持守自己的“艺术标的”。也就是说，苦难，其实源于超越。你超越了世俗的“标高”，苦难就会如影随形。在文寂老师看来，苦难，是人生超越的标志物。也因此，文寂老师欣赏《梵高的卧室》，他发现这间卧室，无比简陋却无比丰富。“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具存在感的家之一，只有永恒可以在这里居住。”文寂老师对《梵高传》的阅读依赖，并非仅仅是梵高的苦难舒解了他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更重要的是，梵高的“永恒”激励了他的超越，他的旷达。
较之梵高的苦难，文寂老师与史铁生的“共通性”更强。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命运轨迹，使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相知相惜。那么，对于史铁生的解读，文寂老师给予了更多的认同。重点是对史铁生生死观的认同：向死而生。“对‘活，还是不活’这个问题的千百遍思考后，他（史铁生）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儿，只有活下来同命运抗争，才能在抗争中获得尊严和幸福。”除了认同之外，在大量阅读史铁生的著作之后，文寂老师对史铁生的哲学思考进行深入的辨析。他认为，史铁生的创作是体现哲学气息和宗教精神的。哲学气息表现为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而宗教精神则表现为对超越人性之外的“神性”的肯定。与宗教不同，史铁生宗教精神中的“神性”，不是外在于人自身之外的“上帝”或者“佛祖”，而是人自身爱的能力。他说：“我们可以看出史铁生赋予宗教精神的涵义，其实是对人的理性、人的精神、人的意志、人的力量的赞美。在宗教那里，人生的信念都来自于神，但在史铁生这里，他的宗教精神中也有一个‘神’，但这个‘神’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是人的精神。”“其‘宗教精神’的实质主要弘扬的是一种‘爱’，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也是通过‘爱’来实现的。”
我愿意把文寂老师对海子的研究看成是对史铁生研究的互文或者延伸。虽然研究的命题是生存或者死亡，但研究史铁生的落脚点在于生存，即“向死而生”，而研究海子的落脚点却在于死亡。即“以身殉道”。关于海子，文寂老师的解说是这样的：“海子试图通过诗歌的方式来拯救这个欲望化、精神家园荒芜的时代。这是海子经过时间和文化积累的过程，在对自我的精神拷问后所形成的诗歌理想。当他在拯救的过程中，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在文寂老师看来，海子的死，在形而下层面的种种揣测，并无多大意义，只有在形而上意义上的探究，才更接近海子的精神内核。
文寂老师对《浮士德》的研究似乎更理性，更“学术”，但他依然“在场”。十五年后重读《浮士德》，他在脑海里依然掀起了巨浪，进入了思绪飞天、狂风乱舞的状态。解析“恶魔”的形象，探讨浮士德精神，对阎连科《坚硬如水》进行比较分析，文寂老师心底里关注的还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底蕴，更关注民族文化的自觉。他认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法则之一就是无中生有，有无相生。”有无相生，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过于重有轻无，过于强调有用之用而忽视无用之用。“一个只重有不重无，只务实不务虚的民族，前途堪忧。”他说，“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文寂老师对中国文化品格的质疑，可以说是鞭辟入理，切中肯綮的。实用、功利的文化品格与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互为表里，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所以，根本的出路，就在于文化自觉，就在于对精神性的坚守。“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就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很显然，文寂老师的思考与抗争的内在动力，正是源自内心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为天地立命的使命感，使他成为一位执着的文化守望者，以自己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践行着自己思考家国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文化理想。《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记录着文寂老师几十年阅读的选择与代入状态，更昭示他坚定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标本，它以个人苦难叙事为发端，进而完成了向解读民族精神文化气质、追问人类终极文化关怀的深度超越。2016年9月20日（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无论他敏锐、深邃的文字，还是他宁静、宽厚的为人，都在述说一个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并如何把自己带到一个艺术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史铁生用文字建构起来的，也是他那种有精神体量的生存所抵达的地方。生时坐着，死后站着，恰如一株历尽沧桑而又枝繁叶茂的老树，让人满眼仅剩下两个字：美好！
我最敬佩的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
诺贝尔获奖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一、悼念与回忆
2011年元旦中午，窗外下着淅沥的小雨，还一阵接一阵地飘着雪花。冬季是我的风湿病加重的季节，全身疼痛不已，用过药后躺在床上休息。这时手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是北京的范老师打来的，他是我的发小好友，几十年的莫逆之交。老范在手机里说，老曾，新年好啊！我说好啊好啊！他说天气寒冷，你们要多保重啊！接着他又鼻音囔囔地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史铁生先生昨天去世了……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我说，啊！这怎么可能？两月前我还跟他夫人通过电话啊！老范说，这事是真的，你快看报纸吧！
我大惊失色，放下电话，赶紧爬起身来，挪到书桌边打开家中的台式电脑，联上互联网，一段触目惊心的黑色标题出现在我的眼前：“著名作家史铁生昨因脑溢血辞世！……”，“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整个北京城还沉浸在冰冻的黑暗中，地坛公园依旧静默在巨大的空寂中，而它的‘挚友’——著名作家史铁生却因脑溢血突然离开人世。他没能等到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也没能等到四天后吹灭自己六十岁的生日烛火。……”
我心里咯噔一颤，眼前一片黑暗，接着，眼镜一片潮湿，泪如泉涌……想起这些年来，史铁生一直饱受瘫痪和尿毒症的痛苦折磨，每周都要去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钱人，透析所需要的高额费用，常常使他捉襟见肘，虽有朋友和作家协会的一些资助，他的生活仍然摆脱不了无以言表的窘境，总是让人想起另一位英年早逝而又成就卓然的作家路遥。但最终，史铁生并未殁于肾衰竭，而是殒于脑溢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电脑关机之后，我爬回床上重又躺下，望着墙上贴着的“平心沉思”四个字（这是史铁生送我的），默默地想了很久很久。这个雨雪交加的元旦，终因史铁生的突然病逝而成为一个民众忧伤的纪念日。又想到正在医院输液的妻子，她的过敏性哮喘久治不愈；还有自己的类风湿瘫痪亦是无力抵挡，悲哀一阵阵袭来，嗟芝焚而蕙叹，泪流满面。我说不出来是疼痛还是不舍，随后编写了一段一百多字的悼词，准备发给史铁生先生的夫人陈希米女士，但犹豫许久，还是放弃了。想一想，她一个瘦弱的残障女士，此刻一定正在忙乱与悲哀中，我不能给她添乱，而且史铁生先生似乎也不需要这些。他那样一个通达、智慧的人，早已了悟生死，早已做好了准备。我随后用手机给陈希米老师发去一封简短的信息：“祈愿铁生老师在天堂一路走好，望希米老师节哀保重身体！”几分钟后，希米老师在巨大的哀伤中给我回了短信：“谢谢。他走得很安详，我没事儿，你们放心！”希米老师也是同样的豁达，悲痛时还不忘宽慰我们。
对待死亡，铁生老师一贯坦然：“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曾把死亡写得那么深刻那么真实，今天就这么驾鹤西归跟它走了。他摆脱了繁重破烂的躯壳，重获自由走向了新生，很多人为他的解脱感到欣慰感到快乐，可是我真的很不甘。对于中国文学，他一直在，但也一直不在，但他的道路恰好说明：一个作家的真正处境，不在作协大楼，不在圈子里，它就在自己的穷愁、疾病和死亡之中。
作为在铁生老师亲切关爱下成长起来的残疾人作家，我尤为悲痛。之后一些天，对史铁生的思念和缅怀，一直在网络、报纸和各地自发举办的烛光追思会中蔓延。我从未见过一个当代作家，生前能在读者当中获得如此纯粹的声誉，死后又能在民众当中引发如此浩大的伤怀之情。死亡何时来，是以什么方式来，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出了他的灿烂人格——无论他敏锐、深邃的文字，还是他宁静、宽厚的为人，都在述说一个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并如何把自己带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史铁生用文字建构起来的，也是他那种有精神体量的生存所抵达的地方。生时坐着，死后站着，恰如一株历尽沧桑而又枝繁叶茂的老树，让人满眼仅剩下两个字：美好！
史铁生曾说过，人生如梦。生命从无到有，又从有走向无，生生死死，构成社会和世界。从人生无常这一点来说，人生有如梦幻。因此，一个人只有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才不枉到这世界上走一回。纵观史铁生这一生，虽然命运多舛，早年患病，但因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了受人爱戴、敬佩的作家和学者，他这一生真正可谓无憾矣！
史铁生曾对我说过，他一向喜欢读思想和哲学著作，他喜欢一个人沉思默想，这决定了他的写作，既关注现世，也关注永恒。无论他的小说，还是他的散文，他总是持续地在思索人的存在如何才能获得意义的确认。他曾应我的请求，用粗笔写过四个楷体字“平心沉思”寄给我，是教我如何理清纷乱的生活，静下心来思考与探索，从而转向纯粹的写作。
多年来我不能说读他的长篇小说是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享受，以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有时候会觉得比较费劲。那些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在社会底层艰难挣扎，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白天架着双拐为谋生计而忙乱不堪，几乎没工夫看书，但我喜欢晚上入睡前读他的书，只要读上一段，心情就会安静下来。他的文字不发水，都是干货，相当饱满，读起来有嚼劲儿，可以反复回味。
有时我也会很俗气地想，为什么他可以写得如此清纯脱俗？是不是因为他身体的病患与残障比我严重，使他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有了距离？而我也是残障人士，为什么总是写得怨气冲天、粗暴庸俗？铁生老师曾在信中对我这样说，活着就是你对生命有疑问，对生活有疑难。我想，这其实就是他给我的答案。应该讲，读铁生老师的来信和作品，那是非常独特的阅读经历，也许是一种聆听心理医生帮我分析病情的感觉，或者说心灵触摸也好，精神升华也罢，反正，铁生老师在人生的莫大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以及化蛹为蝶的洒脱，只有亲历才能写出如此高质量的有关生命与死亡的文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是公认的用生命写作的中国当代心魂作家。
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残障人士，我特别喜欢史铁生的散文和小说，那些年我一直有个美好的愿望，即想方设法上北京去拜访史铁生先生，向他当面请教。而在我从武汉到北京或开会或治病的那几年中，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始终没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没想到机会有一天突然来到了，那是1992年7月的一天，著名残疾人事业活动家孙恂大姐邀请我上北京开会，当时她安排我住在羊肉胡同旁边的中国评剧院招待所里。事情忙完之后，有一天到孙恂大姐家吃晚饭，我和王家琦、许开三一起做的饭菜，有肉有菜有米饭，我和开三喝了点啤酒，王家琦有哮喘病没喝。孙恂大姐患重症肌无力下不了床，靠在枕头上仅仅吃了两片白菜叶和一小块馒头便算进过餐了。就这么一点动作，她已累得不行了，喘了一会儿气，对我说有一个会议很重要，要开三天。她说她身体特别虚弱去不了，希望我能代替她出席，她说著名作家史铁生会去的，你不是最喜欢他的作品吗，可以当面请教呀！
记得当时是七月中旬，北京的夏天并不太热，孙恂大姐的一句话戳中了我的心窝子，我当即回答说那太好了！孙恂大姐当即给华夏出版社打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出版社就派车来羊肉胡同载上我，于是我就这样就去了京城郊外的小汤山温泉疗养院，参加了“中国残疾人作家座谈会”。这个会议是由中国作协和华夏出版社联合组织的，会议开了三天。该会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先生主持的，第二天他有要事急办就先走了。后面的会议是由华夏出版社社长主持的。华夏出版社的编审徐军老师是1990年我在长江笔会上认识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热心人，几乎全国各地的残疾人作家都曾得到过她的辅导和帮助。那天看到她我非常高兴，徐军老师随即介绍我认识了参加会议的几位著名作家前辈如徐白伦、叶廷芳、郑荣臣、王占君和史铁生等人。当时就属我和史铁生年轻，我们俩立马就自然熟了，聊得特别热乎，相互都在日记本上留下了对方的住址和电话。会议结束那天，史铁生跟我握手告别时说，你若能上公汽就来我家玩玩儿吧！我说歇两天后我一定去拜访您！
由于常年熬夜写稿（白天摆地摊糊口），我的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急剧下降，有时甚至会短暂性失明。徐军老师非常关心我的眼睛，会后就带着我去医院看病，开了一些药，徐军老师跑来跑去地为我缴费拿药，说什么也不要我的钱。一辈子我都忘不了她给我的关怀和帮助。
用药、休息了一周，感觉眼睛好了许多，我就按照史铁生写给我的地址，在一个清凉的早上起来，在招待所吃过早饭，就坐上公汽出门了。那天天气很好，公交车转了一大圈，约摸十点钟到了金台路，下了车，我见不远处马路边有家商店，三间门脸，挺大的，货摊上摆满了各种时令水果。我架着双拐慢慢走了过去，老板挺热情的，我向他打听水碓子多少楼多少号，离这儿有多远？他说没多远也就三十来米距离。我说那可太好了，老板，我想买点水果带给老师，可又拿不动，您可否帮我送货上门？老板乐呵呵地笑着说，那没问题，我立马就给您送去！于是我就选了几样水果，老板找了两个塑料袋给装起来说，得嘞，咱们走吧！就这样，他一只手帮我提着水果，一只手扶着我来到了铁生老师的家。
那时，史铁生已是全国知名的作家了，但他没有一点架子，亲切和蔼地跟我这个上门求教的文艺青年聊文学、聊生活，他的夫人陈希米老师还为我沏了一杯茉莉花茶招待我。我就在他们家那间能收到一丝阳光的客厅里，和铁生老师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自由聊天。我当时好像也生吞活剥了几本书，大凡那会儿所谓的现代思潮都有点涉猎，知道好些个时髦的人名、书名和概念。自我感觉不错，加上初入文坛并不怯场的牛犊子劲，第一次见到铁生老师，就自顾自地说得很起劲儿。一直聊到十二点，他留我吃午饭，我也没推辞。饭菜是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老先生做的，伯父烧的菜很有水准，端上来的菜肴色香味好极了，有肉丸子，溜白菜，红烧鱼，是用大鲤鱼做的，京都的烹饪法，味道鲜美至今我都还记得。希米老师拿来啤酒给大家一一倒在玻璃杯里，我借花献佛给伯父和铁生老师分别敬酒。希米老师一直在旁边照顾我们俩，她很年轻，富有朝气，拄着一支拐杖，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动作轻盈麻利，令我钦佩不已。铁生老师说希米是上海人，山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比我俩文化水平高很多啊。我说是啊，我文化程度最低了，才初中毕业，请希米老师多多指教！铁生老师、希米老师和我都一起大笑起来。
铁生老师的笑容很灿烂，这样通透的笑即使是一般身体健康的人也难得展现的。我想，真正强大的人不是看起来你有多健壮，你可以说自己能战胜多少困难，真正强大的人是即使身临无望的困境，依旧努力寻找生活的快乐。后来我在周国平先生的博客里曾读到一段他对史铁生的评价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铁生是中国当代最有灵魂的作家。无论见其人，还是读其文，我相信人们都会有一个感觉：铁生的生命真是太健康了。健康的生命，第一元气充沛，富有活力，单纯，开朗；第二善于同感，富有同情心，平等，善良。铁生就是这样，身体的疾患没有给他的生命带来一丝悲苦和阴郁。”
饭毕，铁生老师继续和我说话，交谈甚欢。和他说话，不会越来越狭隘，只会越来越宽广。他肾衰却毫无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夹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在自己之外，有一种嘲讽自己的快乐。他不是，完整的保存自己，依然快乐阳光。他是用快乐平衡困难的人，不容易破灭；也是用阳光温暖寒苦的人，不会再阴郁，所以我敬重他喜欢他。
在我俩谈话中间，希米老师特意过来提醒铁生老师少抽点烟，叫我别给他敬烟了。于是铁生老师就将烟摁灭了放在烟灰缸边沿上，他说他脑血管和肾不大好，一支烟会分为两次抽。史铁生和陈希米个性不同，史铁生是北方人，性格豪放却又平稳，说话不紧不慢；陈希米是南方人，说话语速快，干脆利落，性格开朗而又爽快。我觉得他俩恰好互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生活及文学伉俪。
我觉得史铁生跟我很投缘，也许因为我们有相似的经历，都曾下放农村劳动接受农民再教育，后来又都是因为病重被退回城，都曾在底层胡同艰难地找工作谋生计，都属重度残疾人，都爱写作。但他站不起来了，我还能架着双拐弯曲地站立和难看地短程行走。我跟他絮絮叨叨地说，我一直拿他做榜样，学习他的作品和思想，一步一步地模仿着走向他。他的困难比我多十倍，他的思想却比我深刻十倍。在我眼里，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我敬佩的作家。我们坐在一起聊文学的梦想和观点，一起聊下放当知青跟农民交朋友的感受，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可以说是相见恨晚。我越来越感觉史铁生就像两个老北京——孙恂和徐军大姐对我描述的，不仅温和通达，简直是庄严和迷人的。他就像身边的凡人邻家大哥，他也是凡人中的神父，但他从不布道传教，只潜心钻研自身的处境和人生的哲学，我一接触他便感受到这种温暖的气场，也自然感受到他的魅力所在。他一直在用一把标尺去考验和见证着知青的跌宕人生和中国文学的道德尺度和艺术品质，并留下货真价实的足迹和文字。
那天我特别兴奋，和铁生老师不停地说话，一直待到下午四点钟突然想起他是重病的人，不能太劳累他了，于是才起身告辞。那天是我在北京最为快乐的时光，仿佛一次灵魂漫游，我们在一起花了好多时间讨论各种书籍，准确地说，应该是他花了很多精力告诉我各种读书和思考的方式。对尊重文学的人来说，不承认他的伟大和崇高是别有用心的。当时我特别再三请求他教我一招写小说的方法，于是他耐心地对我讲解了他现在所使用的思想推进法，辅以故事情节跟进，对此我记忆深刻。在以前，我写了不少的诗和散文，也都发表了，就觉得写小说特别难，不知从何下手。当时铁生老师拗不过我的恳求就真心教我了，他告诉我，写小说不单单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也不是为了表演自己的技巧，更多时候应该是在精心思考如何准确传达自己的意识和感受。人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如何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或许是一个作家一生都要追求的事。他还送给了我许多稿纸，是那种长长的六百格的，方格是淡绿色的，纸是浅灰色的，柔软而吸水，非常适合钢笔书写，我非常喜欢。当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写作，非常顺手。那年下半年我一口气写了四篇小说（两个中篇和两个短篇），后来经反复修改以后，都陆陆续续地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了。十几年后，在一次省作协代表大会上，我有幸出席了会议，恰好遇到那位曾经给我发过小说处女作的编辑老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杂志编辑做事特别仔细，他曾专程到我家去访问我的创作经历），说起当年给我发稿的事儿他仍印象深刻，说当时收到这个无名作者的小说稿件，第一感觉就是大信封上的字儿有特点，粗犷有力；第二感觉就是这稿纸与众不同，比一般稿纸几乎长了一倍，而且文字书写特别工整，吸引着他不得不仔细地看下去。他经家访确认后就填上稿签报给主编了。想想当年发表作品真不易啊，这些都得感谢铁生老师给我的倾心指导并保佑我有好运。
其实，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对于整个生命来讲，很多痛苦是没质量的。比如在我下放的鄂西山区，有的同学因为丢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就疯癫了，有的同学因为早恋挨了批评就自杀了，还有的同学因为偷鸡摸狗被农民发现要揍他而逃回城里再也不敢回知青点了，这痛苦就来得太轻浮。错误是错误，委屈是委屈，但那不是痛苦。我的经历更为坎坷独特，从健壮到瘫痪，从温饱到赤贫，从红火到被抛弃，从荣耀到被打压，我的痛苦和愤恨不知如何发泄。借着酒劲我向铁生老师请教，我该怎么活？怎么写？铁生老师跟我说了很多，大意是说你要珍惜你的生活，因为你的经历你的苦难都会成为你的创作源泉，这是你的文学宝库，将来你会感激你的苦难。他两次强调“宝库”这个词，他说你不必忧伤，不必自卑，我还羡慕你呢，你的生活是独特的，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金矿，这够你采掘几十年的。他还说，一个人要展示伤口，最起码是为了荣誉和尊严，是更高层次和更宏大的痛苦。有些人看起来很有范儿，每天都感悟，每天都痛苦，每天都愤世嫉俗，喝大酒，说狠话，特立独行，好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但他不一定能拿出和那“范儿”相匹配的作品。你要想写出好东西，就得慢慢磨，不可急躁，写字儿归根到底是个手艺活儿，跟农民种地伺候庄稼、木匠师傅打衣柜桌椅一样，得把手艺练好喽才能让读者喜欢你的作品……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就跟他说我从小就喜欢手艺人，我爸就是个挺棒的白案师傅，在汉口小有名气；下放农村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手艺高超的普通人，我特别敬重他们，比如我下放的那个寨子有位杨大爷每天嘴里叼个竹烟杆，过寻常日子，却能一眼看出坡上的绿苗下长了几个红薯；比如镇上有个谭铁匠，长得五大三粗，却能把一截废铁加上一点点钢锻打成一把锋利无比的弯刀；比如公社中学的覃老师其貌不扬个子矮矮的，但语文课讲的特别生动活泼，尤其了不起的是他对诗歌的韵律十三道大辙门门儿清。我还说比如我和你都是下放知青，你史铁生经历的生活比我简单得多，我写的诗和散文忧郁悲伤，反响平平。但你写的小说和散文却曲折优雅、大气磅礴，你写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命若琴弦》，滴水映太阳，这太高级了，我太佩服了！
在我拜访史铁生之前，徐军和孙恂大姐对我的人生和创作经历做过详细的了解，觉得大有可谈的，就决定做一期谈话节目。当时在孙恂家里录好了音，然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之友”做了一个专题节目播出了，据说反响还不错。我把这些情况都如实地向铁生老师说了，比如下放山区不觉苦，比如爱劳动当模范，因为我在那时候，和农民相处得不错，觉得种地挺好的，自己犁田插秧种菜种烟叶酿茯苓酒有吃有喝的，偶尔农闲时帮农民写几幅对联写几首小诗、组织知青和青年农民成立个小小演出队给农民唱唱样板戏就觉得挺牛的，我和农民大叔大婶小伙子大姑娘都相处得像亲人一样，农民也都很喜欢我，即使我回武汉了得病了他们还千里迢迢来看我。谁知后来病重瘫痪残疾，返城后十几年上不了户口找不到工作，只得摆地摊谋生糊口，还比如遭家人嫌弃而到处流浪，悲观失望之极去投海自杀却被外国人救回……
铁生老师说，你的经历很坎坷，很痛苦，却比我幸运，这种生活和记忆要珍惜（不要抱怨，要珍惜，要写作，孙恂和徐家大姐都曾对我这样说），也要珍藏，因为坎坷和痛苦是作家的金矿。我说真的吗，那么我这后半辈子有的挖的了。铁生老师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痛苦又是作家一生的债务，他一直认为可能有成功的作品，但是肯定不会有成功的作家。原因就在于，痛苦最终总是给予一个真正的作家“失败”的感觉。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多么“成功”，总是有一种失败的懊丧，这也许就是写作的宿命。我不懂，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打了个比方，说也许写作就像是一种“思乡”吧。
后来我对此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即使过去二十年了我偶尔还在回想，不论是我的写作还是我的生活，我一直有一种深刻的失败的感觉。这也许就是铁生老师所说的“失败”的根源吧。他说写作者思念的“故乡”是一个它总是在经过，却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地方。我记不清原话了，大意如此吧。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却总是给写作者一种“流离失所”的伤感。那个地方就是命运，就是“语言”。那个总是在远离写作者的“语言”，就是写作者思念的“故乡”。它早已经注定了写作者失败的命运。难道完成了一篇新作不是一种成功吗？恰好相反，每一次完成和发表在我这个业余作者看来都是一次被证实的失败；每一次比赛获奖后就会遭受莫名其妙的打击和批判。然后，我这个不入流的写作者总是要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灵感的沮丧，战战兢兢地走向新的作品，接着走向新的失败。
我们说话说得高兴时，曾经想过要做一个对话录，按照现在也还在流行的那样，铁生老师说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我给你签名，你可以拿到本地报纸挣些稿费。但等我开完会回到武汉以后，家中一连串的剧烈变故把我打得蒙头转向，我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了。但我和铁生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家父不幸去世后的那十余年里，由于被哥哥驱逐，没有住房，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四处流浪，逃离闹市租住在郊外廉价的农民房里生活。每搬一次家，每一次发表作品和出书，我们都会给铁生老师和希米老师写信，铁生老师和希米老师总是来信鼓励我们坚持写作，还给我们寄来铁生老师刚出的新书——《对话练习》《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铁生老师亲笔题写的“曾文寂付宇批评雅正”等字样，书法工整漂亮，希米老师还时常寄一些理论书籍和各地的文学杂志给我们。
由于被月益高涨的房租逼得我们频繁搬家，几乎每年搬一次家，从一环搬到二环，从二环搬到三环，从市中心一直搬到远郊农村，那不断迁徙的岁月既损坏了我和妻子本已残障的身体，而且还丢失了很多重要的手稿和信件，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从1992年到2006年，我和铁生老师几乎每月一信，想来应该存有二十多封信吧，2006年有了电脑连上互联网后，基本上不写纸质信了，一般都是通过QQ邮箱和手机跟希米老师保持联系直至现在。到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想拿出铁生老师的信件回忆那些美好的日子，但我和妻子翻遍全家的箱箱柜柜，却只在户口簿的夹层里找到仅剩的一封信了，那是铁生老师1993年10月写给我的回信。那么多的信件——记得还有孙恂、徐军、叶廷芳、王占君、肖复兴等许多老师亲笔写给我的信件，装了满满一大纸箱——如今都找不到了，令我伤心不已。为了向读者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谨将这封不长的信件拍照上传并且全文抄录如下：“文寂兄：好！
你的大作都收到了。今天（一会儿）可能会有《花城》的编辑来访，我想先把《路的尽头》给他们带回。并望他们能用，倘不行，请他们仍寄回给我，我再向其他刊物推荐。匆匆先给你个回音，免你惦记。我的电话未办长途手续，故不能给你打电话。
你绝对应当有信心，慢慢地、不断地写下去，肯定能写好。首先，你不愧诗人出身，语言很好，感觉也很好。不足之处大约仍在于：被事实束缚得太紧，尤其是被苦难捉拿得无暇他顾。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能写那些事实与苦难，而是说，必要从那事实中时而脱神出来，以便能更多角度地观看那苦难的真象与来源。比如母亲何以至此？并不见得是去寻找她的社会及历史原因，而是从她的心的深处去看，必当有更杂复、更丰富的层面。就是说，好的小说（我以为），不能以现象为满足(尽管是诗化了的现象），所谓深刻，其实就是深入，深入到常人未曾发现的领域去。对了，发现！（注：“发现”二字及感叹号写得比其他字大一倍）必须用心于发现，发现即是创造，真的、新的、深的发现，小说着迷于此！我以为这也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和文学必要存在的理由。否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们为什么要看小说呢？
我以为你不差别的，文字功夫无可挑剔，要紧的还是平心深思（注：“平心深思”四字写得比其他字大一倍，并加了下划线）。发现，不在外面，而在思中，而思的广阔则在于心的平静。激流在心底，让它涌出来则需平静。就像你把激流拍摄下来，但放映时最好是慢镜头，以便让人见其微妙，否则大家见不出每一浪花与水珠的美丽。
先写这些。第一重要的还是别把身体搞垮，切切！
祝好运！铁生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一日”
在史铁生老师的扶助和激励下，我白天摆地摊养家糊口，晚上刻苦自学、勤奋创作。我在自修完大学本科全部课程并考试合格拿到文凭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散文和小说，并于200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散文集《守望内心汹涌的河流》，铁生老师高兴地为此书作序。2006年华夏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第二本书小说集《飞越凡尘》，也是铁生老师作的序。那年我申请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随后又成了武汉作协的签约作家。2007年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第三本书散文集《细语深情》，2012年武汉出版社为我和付宇出版了第四本书——中篇小说集《患难情侣》。每出一本新书，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寄给北京的铁生老师和希米老师，请他们批评指教。
记得2009年秋的一个下午，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邓一光专程开车来到我们家，他说他要调往深圳工作了，专程来跟我们道别。谈话中，邓一光老师还透露了一些以前保密的往事：“那一年我在北京中国作协全委会开会时，史铁生特意来到湖北代表团找了我，请求湖北作协帮帮曾文寂。你知道吗，这些年史铁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你们，有关你们的病情、住房、创作和女儿上学等等，他都非常关心，陈希米还曾两次打电话给方方和林白，询问你们的生活情况。你们可要记住史铁生夫妇的深情厚意啊！”听到这些，我和付宇流下了热泪。
以上是铁生老师和希米老师二十多年来给我们的许多辅导、提携和帮助中的一点回忆，老师的恩情我们全家都会终生铭记。据我们所知，铁生老师还曾先后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湖南的残疾人作家姚平、谢涵，湖北的残疾人作家黄敏，或为其作序推介他们的作品，或去信鼓励他们的创作。还有北京、上海和各省的残疾人作家有好多都曾得到过铁生老师和希米老师的关爱和资助。数十年来，铁生老师忍着巨大的病痛，竭尽全力地扶持着残疾人事业和残疾人作家，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血。
想想铁生老师当年把他的散文集题做《病隙碎笔》，我知道有多么确切。他每三天透析一回。透析那一天，除了承受全身被掏空的痛苦，除了耗在医院里的工夫外，坐在轮椅上的他往返医院还要经受常人想象不到的折腾，是不可能有余力的了。第二天是身体和精神状况最好（又能好到哪里啊！）的时候，唯有那一天的某一时刻他才能动一会儿笔。到了第三天，血液里的毒素重趋饱和，体况恶化，写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时间在受病折磨和与病搏斗，不折不扣的是病隙碎笔，而且缝隙是那样的小得可怜！
然而，读这本书时，我在上面却没有发现一丝病的愁苦和阴影，看到的仍是一个沐浴在思想的光辉中的开朗的史铁生。这些断断续续记录下来的思绪也毫不给人以细碎之感，倒是有着内在的连贯性。这部大作证明，在自己的“写作之夜”，铁生老师不是一个残疾人和重病患者，他的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思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残缺与爱情、神命与法律、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既执著又开阔，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写作之夜”依然充实而完整。对此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在铁生老师身上业已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东西，足以使他的精神历尽苦难而依然健康，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哲人的智慧，还是圣徒的信念，抑或两者都是？
我想说，有铁生老师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幸运我能从他那里找到自己的幸运，把以往认为是灭顶之灾的不幸缩到最小；幸运让我认识到听任“不幸”的摆布是多么愚蠢和可笑，因为那样只会增加自己的不幸；幸运从而让我能笑迎一切可能降临的灾祸。我还想对铁生老师说，你的生命在所有被你爱过的和爱你的人们身上延续，你的思想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你博大的爱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你的热血在我们的躯体中流淌。这就是我们对你的永久纪念。听说有许多有识之士提议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先生树立一座雕像供后人纪念瞻仰，但公园管理层没有同意。其实无论是否有实际的雕像，史铁生已经让地坛这座普通的园林，变成一处令人神往的圣地，他的名字和地坛永远地连在一起，就像巴黎圣母院因雨果而闻名于世、得以永存一样。“一个生命的消亡将预示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尽管史铁生曾这样说，但他的生命的消亡，或许只会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填补的文化空洞。我想，铁生老师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是特别高尚特别美丽的。他是一个已蜚声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个重病缠身而一直写作到死的残障人士，更是一个共和国的伟大公民。他多重身份的存在，为浮华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片宁静世界，为救赎困顿的个体生命，反映现实的文化隐痛，体察社会的沉疴痼疾，都提供着重要的路径。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史铁生的宁静叙述，是一种规格极高的品质。他的离去或许会让这种文化宁静变成彻底沉寂，不知何时一种生命的诞生才可以改变这曲死亡的绝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或可是公认的几位用生命写作的现代作家之一。在中国作家当中，能够留有这样巨大精神遗产和身后价值的，屈指可数。铁生老师的这种身后价值，来源于他生前令人尊敬的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创造。我想，我们再度重视和温习他所关注过的倡议过的反思过的，也一定是他最愿意的，这是文学大师和伟人对人类的贡献。二、残疾与写作
史铁生重病瘫痪后，终于明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年轻的他当时想到了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没有人能够轻松地接受厄运的到来，这厄运告诉他，他将永远失去那个他本可以游刃有余的世界，不得不呆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中，没有人能一下子就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态调整到适合他眼前的处境中来。很多人在遭受打击后，更多的是对造化弄人的无比强烈的诅咒，对自己惨遭厄运深切的自怜自惜，对自己的未来和自己应该有的应对能力的彻底无望。这时候，死的问题就会自然的显现出来，挣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个挣扎不仅仅是对生的留恋，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对眼前处境的无力承受，对未来的困惑。
在遭遇了命运沉重而残酷的一击后，是地坛古园里的沉思让史铁生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想象史铁生是怎样被众多问题所纠缠着的，谁也不可能想象他心理是怎样的感受，但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了生的事实，他已经将死视为了生命中必然来临的“节日”，他坦然的接受了一切。
史铁生渐渐找到了自我拯救之路，活下来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在抗争中争得人的尊严，人的骄傲与不屈不挠，争得心灵的自由与幸福。从渴望死到永生，这是史铁生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从自身厄运的阴影中走出来，获得了直面人生的精神力量。他寻找到了一种超越残疾的创造方式，即文学创作——“写作就是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祈祷、梦想、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处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的事》）“我干吗要写作？”对史铁生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比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史铁生给我的回答是：“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他还在《写作的事》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我自己为什么写作？先是为了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然后才有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中，因为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关于残疾与写作，史铁生说道：“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这时，对他来说，写作还只是活下去的一种理由。“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病隙碎笔》）这种认识后来进了一步，他明白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他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宿命的写作》）
接下来便要说到如何写作。诚然，在史铁生的写作生涯中，本不存在如何写作的问题，他说：“写作我先以为是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更相信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人无论干什么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发生。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就不可改变地在那儿了，你能所做的就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多一点，跟随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一样。”（《写作的事》）
史铁生写作初期是以残疾为主题的散文和小说创作而出名的，但他的作品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不是以塑造一个伟大而超凡的形象来表现主人公身残志不残的古老主题，而是通过对残疾现象的描写、残疾主人公的塑造，尤其是对残疾主人公与厄运抗争的表现，观照整个人类共同的命运，旨在使人们洞见其自身尴尬的处境，给人们提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
咱们残疾人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生命世界。然而，这个独特世界却一度为文学所忽视。因此，作为一个重度残障人士，作家史铁生表现残疾人独特生命体验的系列小说，便格外地引人注目。史铁生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谈到，他想写一群残疾人从出生到长大、到老死的整个客观历程和内心旅程。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确实是努力这样写的，而且写得动人心魄发人深思。大部分残疾人作家（包括笔者）的创作素材，大都取自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或遭遇，容易纠缠于一己的情感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往往看不清事件的全貌和真貌，对生活的揭示常常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史铁生却不然。尽管他是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的情感型作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小说限定在某种个人的经验范围内，但他努力与自己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从自己的感受中走出来，从个人的情绪中跳出来，找到理性认识的归宿。
在身体遭受瘫痪磨难的同时，史铁生的作品却依然放射出真正的人性光辉。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史铁生从来没有停下他在文学上的脚步。那些在轮椅上完成的文字，给我们每一个读者以鼓励，引人思考入胜，却又毫不晦涩，说的都是我们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那些在病痛中写下的文字，看不出怨怒和愤懑，却带着对命运的冷静思索、传递着宽广深厚的情怀，给我们以真实的慰藉和激励。
在此，我不揣简陋，试以史铁生的一些代表作品为例，对其作品的几种常见主题做些探析。在宿命的世界，人是孤立无援的。史铁生曾以《宿命》为题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前程似锦的青年，因为滚落到车轮下的茄子而导致了一场悲剧。那个宿命的世界是我们无从把握的。我认为，史铁生的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笼罩在悲剧氛围之中，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比如《命若琴弦》等小说，更使读者领略了残疾人的孤独、悲悯、神秘和茫然。《没有太阳的角落》写的是一个小小的仿古家俱厂，三个残疾青年和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我”觉得“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真实地再现了“我”此刻沉重、悲伤的心境，对青春、爱情的渴望。《人间》用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情节写的只是记者对“我”的一次采访。记者总想引导“我”从“为人民”、“自强不息”这样的高度答复问题，而“我”只是回答了同学、邻居、同事，特别是插队时的房东，对“我”的真诚关怀与相助，怎样使“我”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看到了人生中的“春色”。这些都是作家瘫痪致残之后，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的记录。
在一些作品中他虽然表现的仍是个人的现实生存，但渐渐地内容丰厚了，意蕴深远了，增添了一种开阔向上的情调。《我之舞》写“我”在荒芜的古园流连忘返、所见所感，写得亦真亦幻、神秘苍茫。两位老人悄悄死亡，一对幽灵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一座秘密工厂突然消失……构成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图画。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四个命运迥异、性格不同的残疾人，有的在等待、有的在思索、有的在梦想……作品似乎在阐释这样一个主题：天地悠悠，世事无常，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他们都是渺小、脆弱的，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和梦想。《车神》中的“我”，尽管女友即将远游，但“我将摇着车在岸边等候。”虽然双腿瘫痪，可有轮椅带着“我”在遥远的“海湾跑一圈”。车神是谁？“信心告诉你她是谁，她就是谁。”这里的“我”已不再是那个叫“史铁生”的个人，而是残疾人的一个精神形象、象征形象。
史铁生的作品向人们敞开了一个丰富独特的残疾人世界。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残疾人世界，但健全人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鄙而弃之，对这个世界是隔绝的、陌生的。他由自身的残疾走进了广大的残疾人群，敏感地发现并表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情状，使人看到了残疾人的困境、抗争以及独异的精神图景，使人们认识到残疾人面临的生存和精神问题，也是健全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史铁生笔下，人的身体残疾描述得触目惊心，而身体的残疾又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精神向往和生命追求。《夏天的玫瑰》中那位卖玩具风车的老头儿，因患脉管炎而截掉双腿，依靠假肢行走。倔犟的老人为了不成为社会和他人的负担，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寄居在城郊小村子里。他在困厄中渴望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见到自己喜爱的女人，花高价买来一只青铜公牛雕像、用以激励自己的意志，显示了一位老人顽强的生命和高贵的精神。《来到人间》里那对年轻夫妻，郎才女貌，家庭幸福，但却生了一个发育不全、又患肺病的女儿。而这女孩又天性聪慧、要强。于是年轻的夫妻面对着如何承担孩子的现在和将来的责任，而年幼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直面她的残疾、开始她的人生的困境。一个残疾的孩子竟给自己以及父母，带来如此严峻的生存挑战，而这又是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史铁生以逼真、鲜活的描述，展现了人生的偶然性，“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揭示了生存的苦难性，哪怕是一点残疾也会造成终生的悲剧。《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更把残疾人的悲苦人生推向了极致。年轻的丈夫一条腿和脸被严重烧伤，妻子则是一个侏儒。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两人商定要收养一个孩子，并认真探讨了抚养、教育等一切问题。尽管他们的梦想瞬间破灭了，他们只有收养一只猫的命运，但她们对美满人生的期望和努力，令人感动。《足球》是史铁生的一篇代表性作品，情节单纯，构思巧妙，把残疾人对拼搏人生、壮美生命的渴望和想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球迷小刚、山子是两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他们幸运地得到一张法国足球队比赛的门票，小刚担心自己的轮椅进不了场，邀请山子作候补观众。这一情节的设置可谓匠心独具。于是顶着烈日，摇着轮椅，向体育场驰去。在他们的一路对话中，透露出他们对生活的乐观、爱情上的苦恼、还有对足球运动的痴迷……山子的眼前幻化出一幅情景：“一片辽阔的草原，他自己正在那儿踢足球。踢得可真不错，盘带，过人，连着过了几个后卫，又过了守门员，直接把球带进了大门。他笑着在草原上奔跑。他看见自己腿上结实的肌肉，心想这下子行了，不用再去摇那辆手摇车了。”山子和小刚的梦想，浪漫、激越、壮丽，凸现了残疾人丰富的精神想象、强劲的生命追求。它属于残疾人，也属于健全人，是人类共有的梦想。
在史铁生的小说中，人的精神残疾也表现得真切有力、发人深省，精神的残疾却生长出一种美好的人情人性来。《“傻人”的希望》里的二龙，缺心眼，长得丑，但不缺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为人处事中恪守着“我席二龙不会说瞎话”的信条，即使是因此而吃了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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