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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克·霍恩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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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排行榜试读：

1

8

5

2

6

4

给Virgina

那时……

then...

◆◆◆◆ ◆◆◆◆

我的无人荒岛，有史以来，前五名最值得纪念的分手，依年代排名如下：

1.艾莉森·艾许华斯

2.彭妮·贺维克

3

4.查理·尼科尔森

5.莎拉·肯德鲁

这些人真伤了我的心。你在上面有看见你的名字吗，萝拉？我想你能挤进前十名，不过前五名可没你的位置，那些位置保留给你无助于拯救我的羞辱与心碎。听起来或许比字面上更残酷，不过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老到无法让对方遗恨终生，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所以别认为挤不上榜是针对你来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且他妈的去得一干二净。那时候不快乐还真代表些什么，现在则不过是个累赘，像感冒和没钱一样。要是你真想整我的话，你就应该早点逮到我。

1.艾莉森·艾许华斯（1

9

7

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在我家转角附近的公园里鬼混。我住在赫特福德，不过这跟住在英格兰任何一个郊区小镇没什么两样。就是那种郊区小镇，那种公园，离家只要三分钟，在一小排商家（一家VG超市、一家书报摊、一家卖酒的）的马路对面。附近没有半点能显现地方特色的东西。要是那些店开门的话（平常开到五点半，星期四到半夜一点，星期天整天），你可以到书报摊去看看本地的报纸，不过就算那样大概也找不出什么头绪。

我们当时十二三岁，才刚刚发现什么叫做反讽——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后来才理解到那就是反讽的东西。我们只允许自己玩玩秋千和旋转椅，任凭其他小孩子玩意在一旁生锈，还要表现出一副自我了得的嘲弄冷淡态度。这包括模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吹口哨、聊天、把玩烟蒂或火柴盒通常就能达到效果），或者从事危险动作，所以我们在秋千荡到不能再高时从上面跳下来，在旋转椅转得不能再快时跳上去，或在海盗船晃到几乎垂直时固守在船尾。如果你能证明这些孩子气的把戏有可能让你脑浆四溅的话，那这样玩似乎就变得合情合理。

不过，对女生我们可就一丁点反讽的态度也没有，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根本没时间。前一秒钟她们还不在我们视野里，或者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而下一秒钟你已经无法避掉她们，她们无所不在，到处都是。前一秒钟你还因为她们是你的姐妹，或别人的姐妹，想在她们头上敲一记；而下一秒钟你就想……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秒钟想怎么样，不过，就是那样、那样。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这些姐妹们（反正没有其他种女生，还没有）都变得教人兴致盎然，甚至心荡神迷。

让我想想，我们跟之前到底有什么两样呢？刺耳的喉音？但是刺耳的喉音不会帮你太多忙，老实说——只会让你听起来很可笑，而不会让你性感半分；新生的阴毛是我们的秘密，严守于身体与裤裆之间。它就长在该长的地方，一直要到许多年以后，才会有一个异性成员来检验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女生则明显地有了胸部，还有随之而来的，一种新的走路方式：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这个姿势一方面遮掩，另一方面又同时引起别人注意刚发生的改变。然后还有化妆和香水，都是些廉价品，技巧也不熟练，有时甚至很有喜剧效果，不过，这还是一个可怕的征兆，表示有事情无视我们、超越我们、在我们背后进行着。

我开始跟她们其中一个出去……不，这样说不对，因为我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贡献。我也不能说是她开始跟我出去的，“跟谁出去”这句话有问题，因为它代表某种对等或平等的关系。而情况是大卫·艾许华斯的姐姐艾莉森，从那群每天聚集在长椅上的女生中脱队接纳了我，把我塞进她的臂弯下，领我离开海盗船。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她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大概连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因为在我们第一次接吻到一半时，我的初吻，我记得我感到全然地手足无措，完全无法解释我和艾莉森·艾许华斯怎么会变得那么亲密。我甚至不确定我是怎么远离她弟弟、马克·戈弗雷和其他人跑到了属于她那一边的公园的，或我们怎么丢下她那一伙儿，或她为什么把脸靠近我、好让我知道我可以把嘴贴到她嘴上呢？这整件事足以推翻所有的理性解释。然而这些事都发生了，而且还再度上演，隔天晚上，以及再隔一天晚上。

我那时以为我在干吗？她那时以为她在干吗？现在当我想以同样的方式亲吻别人，用嘴唇舌头什么的，那是因为我还想要其他的东西：性、周五晚场电影、做伴聊天、亲人朋友圈的网络链接、生病时有人把感冒药送到床边、听我唱片和CD的一双新耳朵，也许还有——名字我还没决定——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和一个到底该叫荷莉还是梅希的小女孩。但当时我并不想从艾莉森·艾许华斯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不会是为了有小孩，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小孩；也不是为了周五晚场电影，因为我们都看礼拜六最早的那一场；也不是感冒药，因为有我妈就行了；甚至也不是为了性，尤其是性，老天爷千万不是，那是七十年代早期最龌龊恐怖的发明。

如果是这样，那些亲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事实就是——根本没什么重要性。我们只是在黑暗中瞎搅和。一部分是模仿（我一九七二年以前见过的亲嘴的人：詹姆斯·邦德、西蒙·坦普勒、拿破仑·索洛、芭芭拉·温莎和席德·詹姆斯，也许还有吉姆·戴尔、埃尔希·坦娜、奥马尔·沙里夫和朱莉·克莉丝蒂、猫王，以及一堆我妈爱看的黑白片人物，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把头左右摆来摆去），一部分是荷尔蒙使然，一部分是同侪的压力（凯文·班尼斯特和伊丽莎白·柏恩斯已经好几个星期都这样了），还有一部分的盲目惊慌……这里面没有意识、没有欲望也没有情趣，除了腹中有一种陌生且微微愉悦的温暖。我们不过是小动物，这不表示到了周末时我们会把对方的衣服扒光，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刚刚开始嗅闻对方的尾部，而且还没有被那个气味吓跑。

不过听好了，萝拉。到了我们交往的第四晚，当我到达公园时，艾莉森手钩着凯文·班尼斯特坐在长椅上，伊丽莎白·柏恩斯则不见芳影。没有人——艾莉森、凯文、我，或挂在海盗船尾巴上还没开苞的白痴——敢说一句话。我如坐针毡、面红耳赤，突然间忘了该怎么走路才不会为自己的每一小块身体别扭。该怎么办？要往哪里走？我不想起争执，我不想跟他们两个一起坐在那里，我不想回家。所以，我死死盯着小径上六号烟的空烟盒——那些空烟盒标定出男女生的楚河汉界——不瞻前顾后，不上下乱瞄，我直接回归那一群挂在海盗船尾巴上的单身男孩堆。在回家的半路上，我犯了判断上唯一的错误：我停下脚步看表。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明白我当时试图想要传达什么，或者我当时想唬谁。毕竟，有哪种时间会让一个十三岁的男生从女生身边离开，回到游乐场，手心出汗，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强忍着不哭出来？显然不会是九月底的某个午后四点钟。

我向马克·戈弗雷讨了一根烟，然后一个人到旋转椅上坐下来。“人尽可夫。”艾莉森的弟弟大卫吐了一口痰。我感激地对他笑了笑。

就这样。我做错了什么？第一晚：公园、抽烟、接吻。第二晚：一模一样。第三晚：一模一样。第四晚：被甩。好好好，也许我早已经看出苗头。也许是我自作自受。在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晚上，我早该看出我们已经落入俗套，我拖着事情毫无进展，使她开始另觅他人。但是她可以告诉我啊！她至少可以给我几天的时间把事情搞好！

我跟艾莉森·艾许华斯的恋情延续了六个小时（从放学后到全国新闻前的两小时空当，乘以三），所以我没办法宣称我习惯有她在我身边，而我却搞不定我自己。事实上，我现在几乎记不得任何有关她的事了。黑色长发？也许。小个儿？比我还小，八成是。吊梢眼，几乎像东方人的眼睛，还有黝黑的皮肤？有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别人。随便啦。但如果我们要依照悲痛程度而非年代来排名次的话，我会把她排上第二名。这样想想还挺安慰的，随着我年纪增长，时代也不一样了，恋爱变得更加精明老练，女性变得没那么心狠手辣，而脸皮更厚，反应更快，本能更发达。但是从此之后所有发生的每件事，都似乎带有那一晚的元素。我其他的浪漫史似乎都是头一个的混音版。当然，我再也不用走那长长的路，我的耳朵再也不会因为相同的愤怒而发烫，我再也不必数着六号烟的空烟盒来逃避嘲笑的眼光和奔流的泪水……不用了，没有了，不一样了。只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有类似的感受阵阵袭来。

2.彭妮·贺维克（1973）

彭妮·贺维克是个好女孩，而这会儿，我就要找个好女孩。只不过当时我没这么肯定。她有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有好房子，独栋的，有花园、树木和鱼池，还有好女孩的发型（她金发，头发留得有点时髦，很干净、很有生气、司仪般的中长发）和亲切、会笑的眼睛，还有一个好妹妹，每当我按电铃时她都很客气地微笑，而且在我们不希望她碍事时离得远远的。彭妮很有礼貌——我妈很喜欢她——而且她的成绩一向顶尖。彭妮长得很好看，她最喜欢的前五名歌手是卡莉·西蒙（Carly Simon）、卡洛·金（Carole King）、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凯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和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喜欢她的男生很多。她真的很好，事实上，她不让我把手放到她下面去，甚至不让放到她胸罩上，所以我就跟她分手。只不过，当然啦，我没有跟她说为什么。她哭了，而我因此憎恨她，因为她让我觉得自己根本是个大坏蛋。

我可以想像彭妮·贺维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一个好人。我知道她上了大学，成绩很好，找到一份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当广播制作人的工作。我能想见她很聪明、认真，也许过于认真，而且有理想有抱负，不过不是会让你想吐的那一种。她是那种我们起初都想成为的典范，而且在我人生的另一种阶段，我会被这些美德所吸引。不过当时，我对这些优点没兴趣，我只对胸部有兴趣，也因此她对我来说一无是处。

我很希望能告诉你我们有过有趣的长谈，以及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不过我不认为我们曾经交谈过。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去参加派对和舞会，而且我们扭打搏斗。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搏斗，在我的房间里搏斗，在她的客厅、在我的客厅、在派对的房间里、在派对的客厅，夏天时我们在不同的草地上搏斗。我们老为同一件事搏斗。有时候我为了要摸她胸部而被弄得厌烦不堪后，我会试着去摸她两腿间的地带，一种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动作：像是想借个五块钱，被拒绝后，反而转过头来要借五十元一样。

学校里有些男生问男生的问题（一个只有男生的学校）：“你上了没有”“她有没有让你上”“她让你上多少”这一类的。有时候是为了作弄你，等着听一声“没有”。“你还没上吧，对不对？”“你还没摸到胸部，对吗？”与此同时，女生们只能满足于被动的语言。彭妮用的是“攻陷”这个词：“我还不想被攻陷。”当她第一千次把我的手从她胸部上拿开时，她会耐心地、也许还有点哀愁地这么说（她似乎知道总有一天——不过不是现在——她总得放弃防御，而且当事情发生时她不会心甘情愿）。攻击与防守、侵略与反扑……仿佛胸部是一小片被异性非法吞并的领土——它们本该属于我们，而我们要把它讨回来。

然而幸运的是，对方阵营里总有叛徒、造反者。有些男生知道其他男生的女朋友会“让”他们做任何事，有时这些女生甚至会主动协助他们的骚扰。当然，没有人听说过有哪个女孩子敢大胆到一丝不挂，或甚至是脱掉或松开内衣。这样的话会把合作关系搞得太复杂。就我所知，这些女生不过就是摆出一种诱人亲近的姿态。克利夫莱·史蒂文斯深表赞同地提起他哥哥的女友：“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收缩小腹。”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弄懂这种女生战略所内涵的意义。难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收缩小腹女生的名字（她叫茱蒂斯）；我还真的有点想见见她。

翻阅任何女性杂志你都会一再读到相同的抱怨：男人——他们的小弟弟无论是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岁及以上——在床上无可救药。他们对“前戏”不感兴趣，他们无意去挑逗异性的性感带，他们自私、贪婪、笨拙、不明事理。你不得不感到，这些抱怨有点反讽。那个时候，我们所要的正是前戏，而女孩子却不感兴趣。她们不想被碰触、被抚摸、被挑逗、被刺激。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意尝试的话她们还会打人。所以，我们的技术欠佳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花了两三个漫长而影响深远的年头，被强力告知想都别想这个念头。从十四到二十四岁这几年，前戏从男生要女生不要的东西，变成女人想要男人懒得理（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呢，我喜欢前戏——主要是因为从前我全心全意只想碰触的年代在我心里历历如新）。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最完美的组合，就是读《时尚Cosmo》的女人和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要抓到彭妮·贺维克的一小块胸部，我会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如果有人问彭妮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要阻止我，我敢说她也会被难倒。那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其实，我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为什么她不要她的性感带被挑逗？我毫无头绪。我只知道，要是你努力探询的话，你可以从第一根阴毛到第一个脏兮兮的杜蕾斯之间——那段掩埋着饱受磨难的性爱空窗期里——寻获各种疑难杂症的解答。

而且更何况，也许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想把手放进彭妮的胸罩里。也许其他人比我更希望我去摸她。经过跟彭妮在全镇上的沙发上搏斗的几个月后，我受够了，我跟一个朋友承认，现在想想我实在是个大傻蛋，我什么也没上。我的朋友又跟其他朋友说，我成了一连串残酷而又可憎的笑话的笑柄。我试了彭妮最后一次，在我房里趁着我爸妈到市政府看本地话剧社演出《杨柳风》的时候。我对她使出的蛮力足以激怒并吓坏一个成年女人，不过毫无进展，我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乎没说一句话。

我下次跟她出去时完全没有毛手毛脚，那晚结束后当她要吻我时，我耸耸肩推开她。“有什么用？”我问她，“又不能怎么样。”后来她问我还想不想跟她见面时，我把脸扭向一边。我们已经交往三个月了，这对中学四年级来说几乎算是一辈子在一起（她的爸爸妈妈还见过我爸爸妈妈。他们互有好感）。接着她哭了，而我憎恶她使我有罪恶感，使我甩掉她。

我开始跟一个叫金的女生出去，我知道她已经被入侵了，而且她（我的假设没错）不会反对再次入侵。彭妮跟我班上的克里斯·汤森交往，这家伙有过的女朋友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还多。我是在玩火，她也是。有一天早上，差不多是我跟彭妮最后一次肉搏战三星期后，汤森大声嚷嚷着走进教室：“喂，弗莱明，你这个小儿麻痹，猜猜看我昨晚上了谁？”

我一下子感觉天旋地转。“三个月来你连奶头都没碰到，我第一个星期就干了她。”

我信他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上眼的没有他得不到的。我被羞辱、被打败、被比下去了。我觉得愚蠢而且渺小，而且比这个让人看不顺眼、体型庞大又大嘴巴的低能儿还要、还要幼稚很多很多。原本这档子事实在不足挂齿。汤森在有关下半身的事情上原本就独树一帜，而且四年级乙班还多的是一大票连女生的肩膀都没搭过的小怪胎。而我方的答辩词，即便没有发出声来，对他们来说早算得上是经验老到了。我并没有那么跌份。不过我还是没弄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彭妮突如其来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彭妮怎么会从一个什么都不肯的女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吝的女生？也许我最好别想得太劳神，我不想为任何人抱憾，除了我自己。

我希望彭妮后来一切平安。我后来一切平安，而且我怀疑甚至克里斯·汤森也算不上是世界最大的坏蛋。至少，我无法想像他会溜进他上班的地方、他的银行、他的保险公司或他的汽车展示间，扔下他的公事包，然后得意洋洋地告诉他的同事他刚刚“上了”——譬如说——他同事的老婆（不过，我倒是可以很轻易地想见他上别人的老婆。他看起来就像那种会上别人老婆的人，从小就像）。对男人感到不爽的女人——的确有很多可以不爽的——应该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以及我们跋涉了多么漫长的一段路。

3.杰姬·艾伦（1975）

杰姬·艾伦是我朋友菲尔的女朋友，我从他身边把她偷过来，缓慢地，耐心地，花了好几个月。并不容易，需要大量的时间、努力和诱骗。菲尔和杰姬差不多是在我和彭妮在一起时开始交往，只不过他们就这么一直交往下去，经过傻里傻气、荷尔蒙发达的中学四年级，世界末日般从学校毕业的五年级，到假装大人般老成的六年级上学期。他们是我们的黄金佳偶，我们的保罗与琳达，纽曼与华德，他们是这个不忠不义、变幻无常的世界中活生生的见证，证明有可能白头偕老，或至少老一点，无须每几个星期就分手换人。

我搞不清我干吗要搞砸他们俩，还有所有需要他俩长相厮守的人。你知道，当你看到服装店里成堆的T恤，叠得美美的，照颜色分类，所以你就也买一件。可你拿回家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发现得太晚，它只有在店里面才会好看，因为它有它的同伴在身旁。这多少有点类似那样子。我希望如果我跟杰姬交往，这种心态成熟女人的庄重会感染我，不过当然少了菲尔她就一无所长（如果那是我企求的，也许我早该想个办法跟他们俩一起交往。不过那种事连你长大成人后都很难搞定，在十七岁时可能足以让你惨遭乱石砸死）。

菲尔开始每周六在男装店工作，我则趁虚而入。我们这些没工作的，或是，像我一样，在放学后而非周末工作的人，会在周六下午碰头到海街轧马路，浪费过多时间过多金钱在哈乐肯唱片行，然后“招待自己”（我们不知怎么的，竟学会母亲那辈在战后戒酒令时期的用语）一杯滤泡咖啡，我们视之为法式酷风的最佳表征。有时候我们会去探菲尔的班，有时他让我使用他的员工折扣。这些都阻止不了我背着他上他的女朋友。

我知道跟某人拆伙可能会很凄惨，因为艾莉森和彭妮已经教会我这点；但我不知道跟某人打得火热也可能会很凄惨。不过我跟杰姬的凄惨是一种充满刺激的成人模式。我们偷偷摸摸地见面，偷偷摸摸地打电话，偷偷摸摸地上床，偷偷摸摸地说“我们将来怎么办？”这种傻话，然后谈到如果我们不用再偷偷摸摸的话该有多好。我从没真的想过那是真是假，根本没这种时间。

我试着不要过度压抑菲尔——这么做已经觉得够糟的，何况我还上他女朋友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不过这不可避免，因为每当杰姬表示对他的疑虑时，我必须哺育这些疑虑，就好像它们是一窝瘦弱多病的小猫一样，到最后它们变得又结实又强壮——那饱满的不满——让它们用自己的猫爪任意扫过我们的谈话。

然后有那么一晚，在派对上我看见菲尔和杰姬一起缩在角落，菲尔显然很难过，脸色苍白，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然后他回家去，然后隔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散个步，我们去了，然后我们从此不再偷偷摸摸地做事，然后我们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

你会说这太幼稚了，萝拉。你会说我把洛与杰姬以及洛与萝拉拿来相比太蠢了，后者已经三十老几，事业有成，住在一起。你会说成年人通奸打得青少年通奸落花流水，但你错了。从那之后我曾数次处于三角关系的一端，但那是最为尖锐的第一次。菲尔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周六购物伙伴也不太跟我们来往。我妈接到菲尔他妈的一通电话；有好几个星期，上学都让人感到不自在。

如果我现在搞出那种麻烦，相比之下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我可以去不同的酒吧和舞厅，把答录机打开，多出去玩，多待在家里，拨弄我的社交罗盘然后划出一个新的交友圈（反正，我的朋友绝不会是她的朋友，无论她是谁），避免与不高兴的双亲有任何接触。不过，这种匿名生活当时并不存在，你得待在那里忍受一切，不管你得忍受的是什么。

让我最最难堪的是杰姬在星期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时，那种突然降临的全然失望感。我无法理解。我密谋这项猎捕已经好几个月了，而当对方投降时我却毫无感觉——甚至比毫无感觉还要没感觉。我对杰姬张不开口，显然地，另一方面我又完全无法表现出她所需要的激情，所以我决定将她的名字刺在我的右臂上。

不晓得。在我身上留下终身刻痕，似乎比告诉杰姬这全是一次荒诞的错误而我只不过是在瞎搅和，要来得容易多了。我怪异的逻辑推算着，如果我把刺青秀给她看，我就用不着为了要挤出超过我能力范围的语句而苦恼。我该说明一下，我不是那种会去刺青的人；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摇滚小子那种“你见鬼去吧”的颓废派，也不是成群结队喝啤酒的肌肉男。但当时在我们学校，刺青不幸正大大流行，我知道事实上有好几个三十好几的男人——像是会计师跟学校老师、人事经理跟电脑工程师——他们身上还带着那个年代的蹩脚讯息（MUFC KICK TO KILL、LYNYRD SKYNYRD之类的），那烙进肉里面的猩红字。

我只想刺个暧昧的“杰★洛”在我的上臂，但是刺青师傅维特不吃这一套。“她是哪个？杰还是洛？”“杰。”“那……你和这个缩写叫做杰的马子交往多久了？”

我被刺青店那种具有侵略性的男性气概——其他的顾客（全部属于成群结队喝啤酒的肌肉男，而且似乎莫名其妙地觉得我很有趣）、墙上的裸女、服务项目的可怕范本（几乎都直接就烙印在维特的前臂上），甚至是，维特令人不快的言语——吓倒了。“够久了。”“那个他妈的由我下判断，轮不到你。”

我发现这种做生意的方式相当古怪，不过我打算改天再细心探究。“几个月了。”“所以你要娶她，是不是？还是你把她肚子搞大了？”“都不是。”“所以你们只是在一起？你没有被拴住？”“对。”“那你怎么认识她的？”“她以前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现在不在一起。他们什么时候分手的？”“星期六。”“星期六？”他放声大笑，“我不要你老妈跑来这里跟我哭诉，快给我滚出去。”

我滚了出去。

当然，维特的招子放得很亮；老实说，每当我受这种心病所苦时，我常常会想把他找出来。他能在十秒钟内告诉我这个人值不值一个刺青。但是即便在菲尔和杰姬欣喜落泪地破镜重圆后，事情并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有些她们学校的女生，和有些我们学校的男生，认为杰姬利用我作为重新商议她与菲尔两人关系的筹码，而周六的购物午后再也不一样了。我们不再仰慕那些在一起很久的人，我们挖苦他们，而他们甚至挖苦自己。短短的几个星期内，类似结婚的身份已经不再是让人渴望的事，而是被人嘲弄的由头。才十七岁，我们已经变得跟我们的父母一样怨天尤人又不解风情。

明白了吧，萝拉？你不像杰姬那样能让周遭一切风云变色。对我俩来说，这发生过太多次；我们只会回到从前的朋友、酒吧以及生活，然后就这么算了，而且搞不好，根本没有半个人留意到。

4.查理·尼科尔森（1977—1979）

我在技术学院认识的查理。我在上媒体研究课，而她在学设计；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明白她就是那种从我大到想认识女生以来，就一直想要认识的女生。她身材高挑，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她说她认识一些圣马丁的人，而这些人又认识强尼·罗顿的朋友，不过我从未被引见过），她看起来与众不同，而又充满了戏剧性和异国情调。连她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充满戏剧性、异国情调而又与众不同，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生活在女生只有女生名字的世界，没有这么有趣的。她话说个不停，所以你不会遇到那种乏味可憎的沉默，这个特色似乎是我六年级时大部分约会的通病，而且当她说话时，她说的都是极为有趣的事情——关于她的课，关于我的课，关于音乐，关于电影、书和政治。

而且她喜欢我。她喜欢我。她喜欢我。她喜欢我。或者说至少，我想她是。我想她是。这样的文字逻辑还可以继续推演下去。我从来就无法完全确定女人到底喜欢我哪一点，不过我知道热情会有帮助（连我都知道要拒绝一个认为你无法抗拒的人有多难），而我当然很热情；我不让自己——至少是不到最后关头——惹人讨厌；而且我从来不待太久——至少在还可以待的时候不会——讨人嫌；但是我亲切真诚善解人意全心付出，而且我记得她的事，而且我告诉她她很漂亮，而且我会送她不久前我们聊天时提到的小礼物。当然，这些完全不费力，也完全不用费尽心机：我发现要记住她的事情很容易，因为我其他的事情都不想；而且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而且我没法阻止自己买小礼物送给她；而且我的全心投入不需要假装。这里面完全没有努力的成分。所以有次当查理的朋友，一个叫凯特的女生，在午餐时充满渴望地说她多希望能找到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又惊讶又高兴。高兴的是，查理听到了，而且不是说我的坏话；惊讶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出于自身利益。但似乎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让我变成一个被欲求的人。怪哉。

无论如何，搬到伦敦让我比较容易受到女孩子欢迎。在家乡，大部分的人从小就认识我，或者我爸和我妈——或者认识某个认识我，或者我爸妈的人——我向来都对自己的少年时期会被公之于世感到不自在。当你知道你的童子军制服还挂在衣橱里的时候，你怎么能带女孩子到酒吧未成年就偷喝酒？假使有女孩子知道（或认识谁知道）就在几年以前，你还坚持要把诺福克保护区和爱斯摩尔国家公园的纪念臂章缝在你的厚夹克上，她怎么会想亲你？在我爸妈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我一双大耳朵穿着丑不拉叽衣服，坐在农用牵引机上，在迷你火车驶进迷你车站时高兴得手舞足蹈的照片；虽说后来令人苦恼的是，女友们都觉得这些照片真的好可爱喔，但在当时一切都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从十岁变到十六岁我只花了六年的时间，难道这六年不足以造成巨大的转变吗？我十六岁时，那件缝有臂章的厚夹克不过小了几号而已。

不过，查理不认识十岁时的我，她也不认识任何认识我的人。她只认识身为一个年轻人的我。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老到可以投票，我已经老到可以跟她一起过夜，一整夜，在她的宿舍里，已经有主见，可以在酒吧请她喝酒，而且安心地知道我驾照上鬼画符似的年龄证明就在我的皮夹里……我已经老到有过去。在家乡，我没有过去，只有一堆别人早知道的事，因此没有重复的价值。

但是我还是觉得假假的。我就像那些突然剃了个光头的人，然后说他们一向都是朋克，说他们在朋克都还没被发明前就已经是朋克。我觉得我好像随时都会被抓包，会有人突然冲进学校的酒吧，拿着随便哪张厚夹克的照片到处张扬，然后大叫：“洛向来就是个小男生！是个小家伙！”然后查理会看见照片然后她把我给甩了。我从没想过她也可能会有一整堆的小马童话书和可笑的舞会装，就藏在她爸妈在圣阿尔本的房子里。我知道的就是，她天生就戴着超大耳环，穿着紧身牛仔裤，对某个随处泼洒橘色油漆的家伙的作品有着超乎想像的那种世故的狂热。

我们在一起两年，每分每秒我都觉得仿佛站在危险的悬崖上。我永远无法自在，如果你知道的话，我没有余地自在地伸展放轻松。我为衣橱里欠缺亮眼的华服感到沮丧；我为自己做她情人的能力烦躁难安；无论她解释过千百遍，我还是不懂她到底看上那个橘色油漆男哪一点好；我烦恼我永远没办法对她说出任何风趣好笑的话。我害怕她设计课班上的其他男人，我开始相信她会跟其中一个跑了。她真的跟其中一个跑了。

我被踢出主剧情好一阵子，接着是次剧情、剧本、配乐、中场休息时间、我的爆米花、工作人员表和出口标志。我在查理宿舍的附近游荡，直到被她的几个朋友逮到，他们恐吓要痛揍我一顿。我打算杀了马可（马可！），那个她跟着跑了的家伙，在午夜梦回时分花上好几个小时运筹帷幄，虽然每次我撞见他，我都只是咕咕哝哝地向他打声招呼然后就闪人。我到商店顺手牵羊了一回，确切的动机我已经无迹可寻了。我吃过量的镇静剂，然后不到一分钟就把手指伸进喉咙里掏。我写了无数的信给她，寄了几封出去；我编写了无数的对话，没有一句说出口。当我回过神来，经过好几个月暗无天日之后，我猛然醒觉自己已经休了学，并且已经在卡姆登的唱片与卡带交流中心工作了好一阵子。

一切发生得很快。我本来还怀抱着我的成年时期会长久丰富又发人深省的那一类小希望，不过在那两年里就挥发殆尽了。有时，从那之后似乎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人与事都只是小小的插曲。有些人从来没跳脱六十年代，或是战争，或是当他们的乐团在”希望之锚”帮Dr Feelgood乐团暖场的当晚，穷尽毕生都在倒退；我从没有真正跳脱查理。而同时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决定我是谁的东西，在继续往前迈步。

我最爱的几首歌曲：尼尔·杨（Neil Young）唱的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只有爱情令人心碎”）、“史密斯”合唱团（The Smiths）的Last Night I Dreamed That Somebody Loved Me（“昨夜我梦见有人爱我”）、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Call Me（“打电话给我”）、随便哪个人唱的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我不想再提起”）。然后还有Love Hurts（“爱情伤人”），When Love Breaks Down（“当爱已逝”）、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你怎能修补破碎的心”）、The Speed Of The Sound Of Loneliness（“寂寞之声的速度”）、She's Gone（“她走了”）、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self（“我不知该如何自处”），以及……从我十六岁或十九岁或二十一岁起，这些歌有的我平均一星期听一遍（头一个月听三百遍，后来就偶尔听听）。这怎会不让你在某处留下瘀伤？这怎会不让你变成那种当初恋破灭时就会变得支离破碎的人？是哪一个先？音乐还是苦难？我是因为很悲苦才听音乐吗？或者我这么悲苦是因为听了音乐的缘故？这些唱片会让你变成一个忧郁的人吗？

人们担心孩子们玩枪和青少年看暴力录像带，我们害怕某种文化暴力会占据他们。没有人担心孩子们听上千首——真的是上千首——有关心碎与抛弃与痛苦与凄惨与失落的歌曲。浪漫一点来说，我所认识的最不快乐的人就是最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流行音乐造成了这些不快乐，不过我确实知道，他们听这些悲歌的时间，比他们过着不快乐的人生的时间还来得久。

总而言之。以下是不做生涯规划的方法：A.跟女朋友分手；B.野鸡大学；C.到唱片行工作；D.此后一辈子都留在唱片行。有时你看到那些出土的庞贝城人群的照片时心里会发问，真奇怪，你喝完茶玩个简短的掷骰子然后你就被定住了，然后几千年过去了人们就只记得你这副模样。假设那是你第一次玩掷骰子游戏呢？假设你只是陪陪你朋友奥古斯特玩一把？假设你刚刚写完一首绝妙好诗或什么的？被当成一个玩骰子的人记住难道不令人恼怒吗？有时候我环顾我的店面（因为有整整十四年我都错失良机！大约十年前我借钱开了自己的店！），以及礼拜六的老顾客时，我完全理解庞贝城那些居民的感受，如果他们有感觉的话（虽然重点是他们根本无知无觉）。我就卡在这个姿势里，这个看店的姿势，永远如此，就只因为一九七九年有几个星期我疯癫了一阵子。有可能会更糟，我想。我可能会走进征兵办公室，或者附近的屠宰场。不过就算如此，我仍觉得仿佛我刚做了个鬼脸而生命之风就突然转了向，然后我就得做着这个可怕的鬼脸过一辈子。

最后我不再寄那些信，几个月后我也不再写了。我还是狂想着杀掉马可的过程，虽然想像中的几场死亡都变得过于简短（我给他几秒钟浮现，然后给他“砰”的一枪！）——对那些缓慢凌迟的变态死法我可没那么耽溺。我又开始跟别人上床，虽然每一次艳遇我都视之为侥幸、视之为一次解脱，却没能改变我悲惨的自我认知［然后，就像《迷魂记》里的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我发展出一种“型”；短短的金发，饶富艺术气息，难以捉摸，喋喋不休，这些都导致好几次死伤惨重的错误］。我不再喝那么多酒，我不再带着相同的病态痴迷地听那些歌词（有一阵子，我把任何有关某人失去某人的歌都神经兮兮地当成有所影射，因为整个流行音乐都充斥这类的东西，同时因为我在唱片行工作，如此一来，表示我差不多无时无刻都神经兮兮的）。我不再编造让查理一听就悔恨自怨到在地上打滚的杀手式警句。

不过，我确保一件事，无论在任何事情上，工作或感情，我绝不陷入太深：我自己相信我随时会接到查理的电话，而且我必须能立即采取行动。我甚至连要不要自己开店都拿不准主意，以免查理要我跟她一起出国时我根本无法及时动身；婚姻、贷款、生小孩连想都不用想。我也很实际：每隔一阵子我会更新查理的生活，想像她一连串悲惨的遭遇（她跟马可住在一起了！他们一起买了一栋房子了！她嫁给他了！她怀孕了！她生了个小女儿了！）。为了要让我自己随时保持警戒状态，我需要一连串重新调整而且充满变数的遭遇，好维持我对她的幻想永垂不死（他们离婚时她会无路可走！他们离婚时她果真无路可走，我必须扛起她生活的重担！婚姻会唤醒她！照顾她和别的男人所生的小孩，会让她见识到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男人！）。没有我应付不了的消息，没有任何她与马可所做的事能说服得了我，说这一切仅仅不过是人生的某次过渡罢了。就我所知，他们还在一起，而时至今日，我又再度孤家寡人。

5.莎拉·肯德鲁（1984—1986）

我从查理这场大溃败学到的教训就是别自不量力。查理不属于我这阶层的人：太漂亮、太聪明、太慧黠、太优秀了。我是什么东西？平庸无奇，中等身材，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但当然也不是最笨的：我读过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类书，而且——我想——我看得懂（不就是跟女孩子有关吗，没错吧？）。不过我并不特别喜欢；我有史以来最喜欢的五本书是雷蒙·钱德勒写的《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托马斯·哈里斯的《红龙》（Red Dragon）、彼得·古洛尼克的《甜蜜灵魂乐》（Sweet Soul Music）、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然后，我不晓得，也许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或是库特·冯尼哥特（Kurt Vonnegut）的书吧。我读《卫报》（Guardian）和《观察家》（Observer），也读《NME音乐报》和通俗音乐杂志，我不反对到卡姆登去看带字幕的电影［前五名带字幕的电影：《巴黎野玫瑰》（Betty Blue）、《地下铁》（Subway）、《捆着你困着我》（Tie Me UP！ Tie Me Down）、The Vanishing、《歌剧红伶》（Diva）］，虽然整体说来我偏好美国电影［我的前五名美国电影，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教父》（Godfather）、《教父Ⅱ》（GodfatherⅡ）、《出租汽车司机》（The Taxi Driver）、《好家伙》（Goodfellas）、《落水狗》（Reservoir Dog）］。

我长得不赖，事实上，如果你把，例如，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放在外貌色谱的一端，然后把，例如，学校中以怪异丑陋闻名的伯基·爱德蒙放在另一端，那么我认为我，完全属于梅尔这一边。有个女友曾经告诉过我，我长得有点像彼德·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他长得不算坏，对吧？我的身高中等，不瘦、不胖，没有不雅观的脸毛，我保持整洁，通常都穿着牛仔裤、T恤和一件皮夹克，除了夏天时我把皮夹克留在家里。我投工党的票，我有一堆经典喜剧录影带——《蒙蒂蟒蛇》（Monty Python）、Fawlty Towers、《欢乐酒店》（Cheers）等等。大多数的时候，我能理解女性主义者在叨叨不休什么，但不包括激进派。

我的天赋，如果可以称之为天赋的话，就是把一整卡车的平庸无奇组装在一个简练扎实的躯壳中。我可以说像我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不过，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家伙有无懈可击的音乐品味，但是不读书；很多家伙读书但是肥得要命；很多家伙同情女性主义但是有愚蠢的胡须；很多家伙有伍迪·艾伦式的幽默但是长得像伍迪·艾伦。很多家伙喝太多酒；很多家伙一开起车来举止愚蠢；很多家伙爱打架，或爱装凯子，或吸毒。这些我都不做，真的。如果我的女人缘不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我没有这些缺点。

即便如此，当你自不量力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自知之明。我跟查理在一起就是自不量力。从她之后，我决定我再也不要自不量力，所以有五年的时间，直到我遇见莎拉之前，我只在浅水区玩玩水。查理跟我不配。马可跟查理相配，莎拉跟我相配。莎拉的吸引力还可以（个头娇小、苗条，甜美的棕色大眼，歪歪的牙齿，一头看起来永远需要剪一剪的及肩深色头发，无论她多么频繁地到美发师那里去报到），而且她穿的衣服或多或少跟我的一样。有史以来五个最爱的录音艺人：“疯子”合唱团（Madness）、“舞韵”合唱团（Eurythmics）、鲍勃·迪伦（Bob Dylon）、琼妮·蜜雪儿、巴布·马利。有史以来最爱的五部电影：《玉女神驹》（National Velvet）、《歌剧红伶》（你看！）、《甘地》（Gandhi）、《失踪》（Missing）、《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而且她很哀伤——就是哀伤这个词汇最原始的感觉。她在几年前被一个男人版的查理甩了，一个叫迈克的家伙，他想在BBC当个什么的（他没成功，那个鸟人，我们从没在哪一天的电视上看见他或在广播里听到他，我们都对这暗自窃喜）。他是她的黄金时代，就像查理是我的一样；当他们分手的时候，莎拉有一阵子对男人敬谢不敏，就像我对女人敬谢不敏一样。一起对人敬谢不敏蛮合理的，共同集中我们对于异性的不满又同时可以与人共享一张床。我们的朋友都成双成对，我们的事业似乎一成不变，我们害怕下半辈子都会孤家寡人。只有拥有某种特质的人会在二十六岁时就害怕下半辈子会孤家寡人，我们就有那种特质。一切显然比预期拖的还久，几个月后她才搬来跟我住。

我们填不满一个房间。我不是指我们的东西不够：她有成堆的书（她是个英文老师），而我有上百张的唱片，而且我的公寓很小——我已经住在这里超过十年了，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只狗屋里的卡通狗。我是指我们两个似乎都不够热情，或不够有力气，以至于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意识到我们所占据的空间，其实就只是我们的身体大小而已，我们不像有些情侣能够投影放大。

有时候我们也会尝试一下，当我们跟比我们更安静的人一起出去兜风时，虽然我们从没讨论过我们怎么会突然变得尖声刺耳、大声喧哗，不过我确定我们俩都知道有这回事。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弥补生活无路可走的事实，弥补在某处迈克与查理在一起，跟比我们更有魅力的人在一起过着更美好的日子；制造一点噪音好像是一种不服气的姿态，一种一无是处却有其必要的最低限态度（这是你走到哪里都看得到的情境：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当生活开始让他们索然无味时，他们就会在餐厅、舞厅和酒吧里制造噪音。“看看我！我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无趣！我知道该怎样寻欢作乐！”真可悲。我真高兴我学会留在家里发脾气。）我们是一种贪图便利的结合，就像其他的结合一样讽刺与互相利用，而且我真的认为我可以跟她共度余生。我不介意，她还可以。

某次，我在一出情境喜剧里看到一则笑话——也许是《一家之主》（Man About the House）吧？——一则荒谬透顶的笑话。有个家伙邀一个戴眼镜的胖妞晚上出去，把她灌醉，然后带她回家，对她动手动脚。她尖叫说：“我不是那种女生！”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这家伙说：“但是……但是你应该是呀。”十六岁看到这一幕时，我笑了，不过我此后再也没想起过这个笑话，直到莎拉告诉我她遇见了别人。我差点脱口而出：“但是……但是你应该不会呀。”我不是说莎拉不讨人喜欢——不是的，怎么说都不是的，更何况另一个家伙一定喜欢她。我只是说她认识别人这件事与我俩达成的默契在整个立场上对立。我们唯一的共通点（对《歌剧红伶》共有的仰慕，说实话，并没有维系我们超过之前几个月）就是我们都被人甩了——我们都是甩人者的强烈反抗者——我们都反对甩人。所以我怎么会被甩呢？

当然，我很不切实际。任何值得你花时间要在一起的人，你都是在冒终究可能会失去的险，除非你会对失去紧张到让你去选择一个万无一失的人——某个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的人。要是你还想投身其中，你就得忍受它可能最后会惨败，总会有个叫做迈克的人，打个比方说吧，或者这一次的搅局者叫做汤姆，半路杀出来惹毛了你。不过当时我可不是这样想。我所看到的只有我已经降格以求而事情还是不成功，而这像个诅咒一样，让我深陷在悲惨与自怜自艾的谷底。

然后我遇见了你，萝拉。然后我们住到了一起。然后现在你搬出去了。但，你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毫无新意。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挤进排行榜，你得更高明才行。我不像艾莉森或查理甩掉我时那么脆弱不堪，你也没有像杰姬一样改变我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你没能像彭妮一样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而且你绝不可能像克里斯·汤森一样羞辱我），而且我比莎拉离开时强健许多——除了被甩时打从心底深处不断涌出的忧伤和自我怀疑；我知道，你并非我爱恋关系的终结者，你并非我最佳的选择。所以呢，你明白就好。试得好。非常接近了，不过还不行。咱们改天见了。

现在……

now...1

星期一一早，萝拉就带着一个万用袋和一个背包离开。看到她只带走这么少的东西，教人猛然惊醒。这个女人珍爱她的东西，她的茶壶、她的书、她的照片和她在印度买的小雕像。我望着那个袋子心想，老天爷，这说明她有多不想跟我住在一起。

我们在门口拥抱，她哭了一会儿。

她说：“我不太确定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看得出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你不必现在走，你留到什么时候都行。”“谢了。不过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我最好……你知道的……”“那，今晚就留下来吧。”

但她只是做了个怪表情，就把手伸向门把。

这个离开很笨拙。她没有多余的手，不过她还是试着开门，但开不了，所以我帮她开门。但我挡住了路，所以我得到门外让她出来，但她得将门撑开，因为我没带钥匙，然后我得在门自她背后关上前，从她身旁挤进去。接着才告一段落。

我很遗憾这么说，不过有一种美妙的感受，些许的解放感与些许神经质的兴奋感，从我的脚趾附近蹿入，波涛汹涌地扫荡过我的全身。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而且我知道这不代表什么奇怪的事，譬如说，这不代表接下来几周我都会感到异样的开心。但我的确知道我要配合它，趁它还在时尽情享受。

这是我庆祝自己回归单身王国的方法：我坐在自己的椅子——那张会跟我留在这里的椅子上，一点一点地挖出椅子把手里的充填物。我点了根烟，虽然时间还早，而且我也不是真的想抽，只不过因为从现在起无论何时，我都能自由地在公寓里抽烟，不会有争执了。我想着我是不是已经遇到下一个上床的对象，或者她是我现在还不认识的人。我想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做，还是会在她的地方做，她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我决定在客厅墙上画上西洋棋唱片公司（Chess Records）的标志［在卡姆登有家店有所有唱片公司的标志——西洋棋、斯代斯（Stax）、摩城（Motown）、特洛伊人（Troian）——用模子喷绘在入口旁的砖墙上，看起来很棒。也许我能找到那个施工的人，请他帮我在这里做个小一点的］。我觉得还不坏，我觉得很好，我出门工作。

我的店叫做冠军黑胶片（Championship Vinyl）。我卖朋克、蓝调、灵魂乐和节奏蓝调，一点ska、一些独立（indie）的东西、一些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所有专业唱片收藏家该有的东西，就像橱窗上可笑而过气的标语所写的。我们开在哈洛威（Holloway）一条僻静的小巷中，小心翼翼地安置好吸引最低限度的过路人。除非你住在这里，否则完全没有理由到这里来，但是住在这里的人似乎对于我的Stiff Little Fingers白标唱片（二十五块卖你，我一九八六年时用十七块钱买的），或是我单轨版本的Blonde on Blonde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的生意还过得去，那是因为那些每逢周六专程到这里采买的人——年轻人，永远是年轻人，穿戴着约翰·列侬式的眼镜、皮夹克和方形的斜肩背包——还有邮购的关系。我在精美的摇滚杂志封底刊登广告，接到年轻人，永远是年轻人，从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渥太华的来信，这些年轻人似乎花了不成比例的时间搜寻“史密斯”合唱团被删除的单曲，还有在“首版非再版”下加底线的法兰克·萨巴的专辑。他们简直跟疯了没两样。

我上班晚了，等我到时狄克已经靠在门上读书了。他三十一岁，留着又长又油腻的黑发，穿着一件“音速青春”（Sonic Youth）的T恤，黑色的皮夹克试图充满男人味地诉说它的光辉岁月，只不过那是他一年前才买的，还有一个随身听跟一副大得可笑的耳机，盖住不只他的耳朵还有他的半张脸。他的书是平装版的路·瑞德（Lou Reed）传记。他脚边的斜肩背包——真有过光辉岁月的——广告着一个红得发紫的美国独立唱片品牌。他费了好一番工夫才弄到手，每当我们一靠近那个背包，他就紧张得不得了。他用它来装卡带，他听过店里绝大部分的音乐，他宁可带着新货来上工——朋友给的卡带、邮购的盗版货——也不愿浪费时间重复听同样的东西两遍（“狄克，要不要去酒吧吃午餐？”巴瑞或我每星期都会问他几次，他总会忧愁地望着他的一小堆卡带，叹口气说：“我很想去，不过我还有这堆要听完。”）“早安，理查。”

他紧张兮兮笨手笨脚地要拿下他的巨型耳机，结果一边卡住耳朵，另一边落在他的眼睛上。“噢，嗨。嗨，洛。”“抱歉我迟到了。”“不，没关系。”“周末还好吗？”

我打开门锁，他则七手八脚地找他的东西。“还可以，不坏。我在卡姆登找到‘甘草夹心糖’（Liquorice Comfits）的第一张专辑。这张叫《青春遗嘱》（Testament of Youth），国内从来没发行过，只有日本进口版。”“太好了。”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鬼扯些什么。“我帮你录一卷卡带。”“谢了。”“因为你说你喜欢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流行文化、女孩及其他》（Pop，Girls，Etc），封面有Hattie Jacques的那张。不过你没看到封面，你只有我录给你的卡带。”

我确定他录了一卷“甘草夹心糖”的专辑给我，我也确定我说我喜欢。我的公寓里到处都是狄克录给我的卡带，大多数我听都没听。“你怎么样？你的周末如何？好？不好？”

我无法想像如果我告诉狄克有关我的周末的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话。如果我说萝拉离开我的话，他大概会崩溃并化为尘土。狄克不大热中这种事。事实上，假使我要告白任何一点有关私人的事的话——譬如说我有一个母亲一个父亲，或是我年轻一点时曾上过学——我想他只会脸红、结巴，然后问我有没有听过“柠檬头”合唱团（Lemonheads）的新专辑。“两者中间，有好有坏。”

他点点头，这显然是正确答案。

店里闻起来有一股陈年烟味、湿气和塑胶防尘套的气味，狭窄又昏暗、脏乱又拥挤。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要的——唱片行看起来就该这样，只有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的歌迷才会去那种看起来干净健康得像郊区购物中心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提不起精神清理或重新装潢。两边各有一个陈列架，橱窗里面还有两三个，CD跟卡带在墙上的玻璃柜中。大小差不多就这样，差不多刚刚好，在我们没有任何客人的情况下，大部分的时候大小差不多刚好。后面的储藏室比前面的店面稍大，但我们其实没什么存货，只有几堆没人想花时间标价的二手唱片，所以储藏室大多时候拿来浑水摸鱼。我对这个地方厌倦到了极点，老实说。我怕总有一天我会抓狂，把皇帝艾维斯的模型从天花板扯下来，将“乡村艺人（男）A-K”的架子丢到街上去，然后到维京多媒体大卖场（Virgin Megastore）去工作，再也不要回来。

狄克放下张唱片，西岸迷幻的东西，帮我们俩泡咖啡，我则查看邮件。然后我们喝咖啡，接着他试着把一些唱片塞进挤到要爆的陈列架，我则打包一些邮购的货。然后我做一下《卫报》上的填字游戏，他读一些美国进口的摇滚杂志，然后轮到他做《卫报》上的填字游戏，我读进口美国杂志。不知不觉间，就轮到我来泡咖啡。

十一点半左右，一个叫强尼的爱尔兰酒鬼跌跌撞撞地闯进来。他大概每星期来我们这儿三次，他的光顾已经成为一种编排好的例行公事，我们两个都无意更动。在这个充满敌意与不可知的世界，我们仰赖彼此提供一些可以相互依靠的东西。“强尼，滚出去。”我对他说。

他说：“怎么？我的钱你看不上眼？”“你根本身无分文，我们也没有你要买的东西。”

这是他的提示：开始时来上一段唐娜（Dana）的“万事万物”（All Kinds of Everything）的狂热演出；而那是我的提示：从柜台后出来将他引回到门口；这是他的提示：向陈列架扑身过去；接着则是我的提示：用一手打开门，另一手松掉他紧抓在架上的手，然后将他扫地出门。我们几年前发展出这套动作，已经演练得滚瓜烂熟了。

强尼是我们午餐前唯一的客人。这实在不是有雄心大志的人会想做的工作。

巴瑞一直到午餐后才现身，这没什么稀奇的。狄克和巴瑞都是受雇做兼职的工作，每个人三天。不过在我雇用他们不久后，他们俩就天天来报到，连星期六也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假使他们真的没地方混也没别的事干，我不想，你知道的，点明这一点，以免引发某种心灵危机——所以我给他们加了点钱，然后不动声色。巴瑞将加薪解读为缩减工时的暗示，所以我就不再给他加钱。这是四年前的事，而他也没说过一句话。

他进店门时哼着一段“冲击”演唱组（The Clash）的音乐。事实上，“哼”是不正确的字眼，他发出那种所有小男生都会的吉他噪音，你得把嘴唇往外推，咬紧牙齿，然后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巴瑞已经三十三岁了。“兄弟们，好吗？嘿，狄克，这是什么音乐，老兄？臭死了。”他捏住鼻子做了个鬼脸，“呕……”

巴瑞常欺负狄克，到了只要巴瑞在店里，狄克几乎一语不发的地步。我只在巴瑞真的做得太过火时才介入。所以我看着狄克将手伸向柜台上方架子上的音响，关掉卡带。“他妈的谢啦。狄克，你像小孩子一样，得随时有人盯着。不过我不知道干吗得由我来管这档事。洛，你没注意到他放什么鬼吗？你装死啊，老兄？”

他拉开话匣就讲个没完没了，讲的十有八九都是些胡说八道。他常常谈论音乐，但也常常谈论书籍（泰瑞·普拉希特和任何有关怪兽、星球之类的）、电影，还有女人。《流行文化、女孩及其他》还算是“甘草夹心糖”乐团的专辑名称，而他的谈话只不过是排行榜。如果他看了一部好电影，他不会去形容电影的情节，或是他的感想，而是这部电影在他本年度最佳影片排行、有史以来最佳影片排行、十年来最佳影片排行中的名次——他用前十名和前五名来思考和发言，结果狄克与我也变成这样。而且他老是会要我们列出排行榜。“好了，各位。达斯汀·霍夫曼的前五名电影。”或是吉他独奏，或是盲眼乐手灌录的唱片，或盖瑞与西尔维娅·安德森制作的影集［“狄克，我不敢相信你把《不死红上尉》列为第一名，他是不死之身耶！那还有什么好玩的？”］，或罐装的甜食（“如果你们两个没有人把双色糖列在前五名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巴瑞把手伸进他的皮夹克口袋，拿出一卷卡带放进机器中，把音量扭到最大。不出几秒，整间店就随着“卡翠娜及摇摆”（Katrina and the Waves）的Walking On Sunshine（“漫步阳光中”）曲中的贝司而颤动。现在是二月，天气又冷又湿，萝拉走了。我不想听到“漫步阳光中”，这不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把音乐关掉，巴瑞。”我必须放声大吼，像个狂风巨浪中的救生艇船长。“没办法再更大声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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