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凤东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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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覆灭：粉碎美国间谍炮击天安门阴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国庆背后的阴谋
●侦查科长曹纯之说：“这的确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重大间谍案件，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彭真说：“这很可能是一起意欲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新中国国庆日的刑事大案！事不宜迟，你们一定要赶在敌人行动前破案！”
●包瑞德说：“我要利用在中国的德、意、日情报人员，炮击天安门！”
新中国成立周年的庆典
1950年10月1日，在新中国的北京，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盛大庆典。
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崭新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和刚刚通过的国徽，东西两边红墙上横挂着两幅巨大的标语，一边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边写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广场红墙的前面，上面缀着“国庆”两字的红绸和32面红旗迎风招展，受阅的武装部队就站在这些红旗的前面。与去年开国大典时不同的是，天安门前修建了4座可容纳约5000人的观礼台。
上午10时30分左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军乐队奏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
参加这次庆祝大会的40余万首都各界人士顿时沸腾了，他们都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们的口号声如雷鸣翻滚，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上午11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军乐队奏出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天安门两侧的礼炮鸣放了28响。
随着军乐声和礼炮声，新中国的国旗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结束后，林伯渠大声地宣布：
阅兵开始！
接着，阅兵司令朱德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登上敞篷阅兵车，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中间的城门开出，来到天安门前的马路上检阅部队。与去年开国大典阅兵时不同的是，这次参加检阅的部队除了陆、海、空三军外，还有一支由上百人组成的公安部队。
朱总司令乘着检阅车检阅完部队之后，返回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上发布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乘机侵入中国领土台湾的局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的准备。“分列式阅兵”中也有一个与去年不同的壮观景象，那就是这次的骑兵部队是由1900名战士全部骑着白马，排列成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阅兵式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分别向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献旗致敬的仪式。
开国一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在战争的废墟上勾画着新中国的美好蓝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心情，看到美好的明天。一年前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海纳百川，让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共同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这一切新的景象，在国庆周年庆典中都得到充分地展现。
国庆观礼结束后，首都人民40万人进行了盛大庆祝游行活动，游行队伍历时3小时25分钟才全部从天安门前通过。
夜幕低垂，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当灿烂的礼花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图案时，我公安部的侦查员们脸上才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参加庆典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为了保卫新中国成立周年庆典的安全，我公安部的广大指战员与敌特破坏分子斗智斗勇，在庆典举行前几天，破获了一起中外间谍联手谋划的炮轰天安门、暗杀我开国领袖的惊天大案，保证了庆典的顺利举行，保障了党和国家的安全。
一封奇怪的信件
1950年9月26日，在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长狄飞的办公桌子上，摆着一封刚刚截获的信件，内容如下：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这封信的投寄地址是：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狄飞把信件看了一遍，一切并无异样之处。
这封信是他从一个被长期监视的日本女人手中获得的。他知道信中的“CLC”是一个间谍组织，他也知道这个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他还知道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那么，这个人要“CLC”为他购置灭火器干什么呢？
狄飞再仔细地检查信中，竟意外地发现里面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等景物。
另外，图中还画了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这两条线分别从金水桥上和天安门城楼下两处出发，指向两个不同的目标：
一条抛物线以金水桥上的物体为起始点，结尾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在这条抛物线的一旁，用日文写着如下文字：
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
另一条抛物线，将天安门城楼下的一处为起始点，结尾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在这条抛物线的箭头最尖处，草图制做者用并不出色的画技，胡乱地将一个圆圈和一个“八”字组成一人的形状。箭头最尖处正好指向这个人形附近。在这条抛物线的左边，同样用日文写着：
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狄飞将手里的草图翻过来检查，又意外地发现了在草图的背后，还写有另一段日语文字，其内容为：
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狄飞并不了解草图上日文的真正意思，但图上的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此，狄飞将图上的文字抄写了下来，又对信和草图进行了拍照。然后，他一面吩咐警卫将信送回原邮局，以免“打草惊蛇”，一面又亲自将照片拿到相关部门进行冲印。处理好一切，狄飞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艺专日语教授陈某的住处。
陈教授是辽宁省大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过学，对日语有一定的研究。1939年日本人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当过翻译。但陈教授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随侵华日军到了北京后，他便与当时的地下组织联系上，并一直利用教授的身份作掩护，为我党做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陈教授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他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聘用。
陈教授50多岁，身体清瘦，但精神却很好。一副深黑色琇琅架眼镜架在鼻梁上，很自然地增添了几分学者气质。
狄飞见到教授，热情地问候后，拿出亲自抄写好的纸条，急切地询问道：“教授先生，这是我刚刚掌握的一些资料，但这些都是日文，麻烦您帮忙翻译一下吧。”
陈教授接过纸条，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两眼盯着上面的字看了很久，最后问狄飞：“狄处长，你确定你抄的内容没有什么问题吗？”
狄飞一脸疑惑，忙说：“我确定没有抄错啊！怎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是这样的，你抄写的这些内容真是奇怪的文字呀！”陈教授将纸条递到狄飞面前，指着上面的内容说：“你看，这一句是说‘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而这一句又是‘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这下面的内容就更是奇怪了，说的是什么‘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又是什么‘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让我不明白的是，这‘消防压水机’，和‘天安门’还有‘毛主席’有什么关系呢？”
狄飞听完陈教授的解释，仍然疑惑不解，就着急地说：“哎呀，教授先生，您简直都把我搞糊涂了！什么‘消防压水机’，什么‘天安门’呀？您能慢慢地给我讲清楚吗？”
陈教授看狄飞着急的样子，知道自己一时间也给他讲不明白，于是赶紧来到书桌旁，拿起一旁的毛笔，对狄飞说：“这样吧！我把内容给你翻译在纸上，你自己看一下，如何？”
狄飞跟着教授来到书桌旁，当下赞成说：“那这样更好！真是太感谢您了！”
狄飞拿着教授为自己翻译的文字立即返回公安局侦查处。他边走边想：这真的仅仅是试验消防压水机的草图吗？不会那么巧吧？这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古到今，只有搞阴谋破坏的人，才会故意使用各种密码、暗语、代号，才不会明目张胆地、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意图。今天这张图纸的画面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可是天安门，天安门啊！这可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活动的场所，而且现在这个地方又是中央领导节日里检阅部队和与群众见面的地方！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安门了，她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是一个政治概念啊！现在，敌人却明目张胆地画出毛主席所站的位置，这件事情太严重了，真是太严重了！
回到侦查处，狄飞将此案件报告给市局和冯基平副局长，又拿着已经冲印好的信件照片和教授翻译的文字样本来到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
侦查处长李广祥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李处长首先将狄飞拍摄的信件给大家传阅。大家看完信件和草图后，都认为此信件非同一般，也感觉到其背后一定还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同志们一时还无从断定。
今天是9月26日了，距离一周年的建国大庆仅仅还剩下4天时间，而这份神秘的信件却清楚地指明了“定于10月1日发货”！案情十万火急。“发货”时间定在10月1日，这说明非同一般。众所周知，这天是新中国第一次过国庆节，到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大家一起欢度这个盛大的庆典。
这一天，所有人都忙着庆典的事，哪里还有时间来“发货”？看来，这个“消防压水机”确实问题严重！
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那张画着天安门草图的照片上，只见上面的“消防压水机”就放置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金水桥上。
大家都知道，金水桥因为环绕紫禁城的缘故，又称“御河桥”。它的水源来自玉泉山。这条逶迤而来的长河在元朝时称为“金水河”，明、清两朝在这条河上修桥时又将它称为“金水桥”。既然金水桥下就是水源，那么还要这个“消防压水机”做什么呢？
大家再定神一看，“消防压水机”旁的抛物线正直指着天安门城楼。“发货日”、“消防压水机”、“金水桥”、“抛物线”，这些重要的疑点和什么有关？相互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假如信件中的“消防压水机”是一门大炮，那么这“抛物线”不就正好是炮弹的弹道吗？这样的话，“发货日”、也就是国庆间的10月1日，不就会面临着一场劫难！
想到这里，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看到大家的紧张神态，李处长发言说：“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实力，为此，美国人为了获取他们的利益，会采取一切手段，重新夺回他们以前的东西。再有几天我们就要迎来第一个国庆节了，而且现在正是我国准备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各位刚才都已经看到了，敌人的阴谋是想在我国庆大典之时，暗杀我党和政府领导人。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侦查工作立即进入一级作战状态，所有侦查网点要密切注视敌人的活动，坚决把他们消灭在‘十一’行动之前！”
侦查科长曹纯之接过李处长的发言说：“我同意李处长的分析。这的确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重大间谍案件，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不等别的同志发言，曹纯之又接着说道：“不过，这件事情并不好办，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外国人的案子，这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外籍案件啊。”
狄飞处长似乎早有准备，他拿出一本蓝皮国际法律文本说：“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文件规定：一国境内的外国人，除了享有外交特权者外，都处于该国的属地管辖之内，理当受该国法律的管辖。但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人身、婚姻家庭和受教育的权利，外国人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等，均应得到保护。但另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期间，也必须遵守和服从我国的法律及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外国人在中国犯罪，除对享有外交特权的刑事责任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外，其他人一律依中国刑法处罚。因此，对他们的处置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
曹纯之接过狄飞手中的蓝皮书翻阅着，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立即逮捕他们了。”
听了他们的谈话，李处长表态说：“暂且不可，我看此事很重大，必须立即向中央请示！”
说完，李国祥站起身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花厅听了汇报，看了证据后，感到事关重大。他指示李国祥说：“这很可能是一起意欲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新中国国庆日的刑事大案！事不宜迟，你们一定要赶在敌人行动前破案！”
李广祥处长坚定地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又指示说：“这一案，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千万可不能有一点差错。不然，它不仅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声誉，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与外国人的友谊，这里面的轻与重，你们一定要认真把握呀！”
李广祥处长庄重地举手敬礼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
大洋彼岸的罪恶阴谋
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侦查处长李广祥的分析一点不错，他们截获的这个情报，正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企图谋杀中国领导人罪恶计划中的一部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趁机武装侵略台湾。并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登陆朝鲜仁川，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为了将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战略情报局又在酝酿一个杀气腾腾的阴谋！
这天，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秘室里，特务头子威廉·约瑟夫·杜诺万正用他那略显低沉的声音同上校武官包瑞德讲话。只听他说道：“上校先生，在这非常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付特定的敌人尤为重要。但是仅仅依靠普通的间谍手段，已经不是最好的办法了。因此，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情报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立刻组织精干的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刺杀他们的领导人。”
杜诺万，1883年1月1日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母因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早年就离开爱尔兰进入美国，移居纽约市布法罗区，白手起家，成为农场主。由于杜诺万的父亲很后悔自己年轻时未能读书深造，因此，在杜诺万出世之前，他就为孩子们建了一间图书室，使少年时代的杜诺万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1905年，22岁的杜诺万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学习，于1907年在该校获法学学士学位。不久，他与别人合作在纽约市创办了日后颇为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1912年，杜诺万同布法罗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参军，在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骑兵队第一骑兵连服役，不到6个月就被任命为连长，授上尉军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诺万在法国著名的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第六十九团服役。1916年，美、墨边境冲突加剧，布法罗第一骑兵连奉命出战。此时远在欧洲的杜诺万闻讯返回连队，在潘兴将军麾下征战8个多月，以骁勇顽强得到了“野人比尔”的绰号。
美国对德宣战后，杜诺万又随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第六十九团整编加入美国陆军第四十二师——“彩虹师”，转属麦克阿瑟帐下。在将近两年的欧战中，他作为中校营长，指挥有方，英勇善战，数次负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诺万退伍回到律师事务所，不久开始涉足政界。1922年，杜诺万当上了纽约西区检察官，后就职于司法部。1924年任助理司法部长。
3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不断恶化。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武装进攻，对此，杜诺万非常关注。他已意识到另一场战争可能爆发，并将再次把美国卷入其中。9月，他致信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要求陆军部安排他到非洲做考察旅行，以了解非洲局势。陆军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年底，杜诺万取道罗马、开罗、苏丹前往目的地，先后会见了墨索里尼和意军驻非司令，视察了前线各方的情况。返回时，他又途经利比亚、伦敦，和英国军政要员进行多次长谈。回到华盛顿后，他向陆军部提交了一份“其他途径搞不到的重要报告”，其后几年中，他每年都以此方式到海外旅行。多次出访考察使他掌握了大量情报资料，也使他认识到情报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939年欧战开始后，杜诺万挑选了情报工作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此后就一直为美国情报部门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失，这使杜诺万耿耿于怀。为此，他想出行刺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下策。
戴卫·迪恩·包瑞德，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1917年加入美国陆军，几年后，他随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前往中国山城重庆，其后担任美国政府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在这期间，他一直钻研中国汉语，成为了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作为赫尔利的助理，自1924年来华以后，即一贯奉行美国政府中部分人“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1944年7月，以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给中国带来内战的危机。而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政府，置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于不顾，仍然继续进行发动内战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各个战区浴血奋战，而蒋介石独裁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却仍然是“反共第一，攘外必先安内”，把抗日放在第二位。
面对中国一触即发的内战，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直接以武力进攻我党的政策，而是于同年11月，派出了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前往中国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谈。
包瑞德作为赫尔利的助理，以美军视察组长的身份访问延安。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古朴的黄土高原上的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同他的谈话。
包瑞德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毛泽东回答：“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
包瑞德又说：“不做不好。”
毛泽东问：“为什么不好？”
包瑞德回答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
毛泽东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包瑞德先生，你对我们的认识太有限了。”
尽管包瑞德与毛泽东的谈话并不投机，但他的上司赫尔利却在这次和谈中一度表示赞同我党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共享政治、军事权力”等五点建议。
包瑞德曾经以为赫尔利当真会放下美国的利益而不顾，坚持帮助中国共产党，但是，随着赫尔利回到重庆蒋介石身边，他便把在延安的诺言顿时忘得一干二净。
同年底，赫尔利回到华盛顿，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中另一群人的意见，公开声明：“美国政府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事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以积极的态度争取美国舆论的支持，促进中国的内部团结，毛泽东准备亲赴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罗斯福总统病逝的消息。赫尔利再次回到了驻中国山城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尔后，包瑞德跟随着赫尔利，积极地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东奔西跑。
但历史总是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不可逆转地发展。虽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协议，多次发动空前的反革命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迸发出来巨大的力量，只经历了三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使赫尔利的“扶蒋反共”美梦彻底破碎。
1949年10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驻华大使馆上校武官包瑞德被迫逃回华盛顿。
多年来，包瑞德一直受到上司赫尔利的影响，他是非常憎恨中国人的，特别是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包瑞德便和CLC特务头子杜诺万长期勾结，一直从事着专门对付中国新生政权的多项秘密间谍活动。
这天，包瑞德听完杜诺万的话，连连摇头说：“不不不，杜诺万先生，难道您是要我组织人学日本人再制造一次‘猎熊行动’吗？不不不，先生请听我说，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的话，这件事的成功几率是非常渺小的。您想想看，现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围虽然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是想要真正地接近中共领导人，却还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们的领导人戒备森严，现在又正在进行什么‘组织群众反特运动’。如此种种，我认为，日本人的‘猎熊行动’是万万不可取的！”
包瑞德口中的“猎熊行动”，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部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当时，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并收买流窜在中国东北的白俄，组织起了一支以“猎熊”命名的暗杀小组，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但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悄悄地打入了“猎熊”组织内部，并先后两次将这一阴谋报告给了苏联内务部，使“猎熊行动”最终失败。
包瑞德深知要想真正接近中国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举行一次“猎熊行动”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当杜诺万提出“刺杀中国领导人”的建议时，他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杜诺万见自己的提议被包瑞德否决，便急着问：“可是，上校先生，就目前这个局势来看，我们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是最佳的选择呀，即使这件事的成功几率只有百分之一的话，我们也不能放弃呀！”
包瑞德再次摇了摇头，坚决地说：“杜诺万先生，您就听我一句劝吧，我比您更加地憎恨中国人呢。”
见到杜诺万已经被激怒的神态后，包瑞德急忙为自己的建议寻找解释的理由：“先生您想，您这样做的暗杀目标只有一个人，就算我们真的除掉了毛泽东，可共产党的力量多大呀，杀了毛泽东，不是还有朱德、周恩来吗？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不能从中获利，还会败露我们今后的行动，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消灭中国人的领导实体，让他们的‘社会主义’都见鬼去吧！”
杜诺万打断了他的话，气急败坏地说道：“上校先生，你总是说这些话来敷衍我，你都回国这么久了，可你的设想在那里呢？你的计划又在那里？赫尔利先生已经等不及了，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今天，就在这里，上校先生，你一定要给我确切的答复！”
杜诺万快步走到办公桌前，端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一口，又一屁股地坐在了桌前椅子上，使劲地拍了拍身旁的桌子，向包瑞德吼道：“上校先生，你要明确地意识到，这次的朝鲜战争对我们真是太有利了，但朝鲜战争的胜负，会决定着到底会由谁来主宰亚洲。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绝对不能失败！上校先生，你看，西亚是世界油库，南亚是米仓，谁将来能够成为亚洲的主宰，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呀！目前，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不足，对我们肯定是无可奈何。但是，中国方面极可能出兵朝鲜对他们形成保护，那么这样一来，将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在朝鲜战场的军事部署，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立刻对中国采取措施，晚一步，可就来不及了！”说着，杜诺万激动地站起身来，再次猛烈地拍打了一下桌子。
包瑞德见此情形，立即走到杜诺万身旁，轻轻地握住杜诺万的手臂，示意他坐下身去，并陪着笑脸地说道：“先生您请先坐下，慢慢听我说，我，我刚刚不是还没有把话说完吗？”
停了一下，他又用眼角的余光向门口及窗外扫射了一圈后，才神秘地将嘴凑到杜诺万的耳边低声说道：“杜诺万先生，请您放心，我正考虑在中国大陆进行一项特殊的秘密有效的行动，以创造我国将军麦克阿瑟先生在朝鲜战场上所不能创造的奇迹！”
杜诺万惊诧地转过头来，连声追问：“到底是什么行动，创造怎样的奇迹？”
包瑞德阴险地笑了笑，说：“用中国的兵法家《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策略，利用在中国的德、意、日情报人员，炮击天安门！”说完“砰”的一声，包瑞德的拳头狠狠地砸在桌面上。
杜诺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狡诈的诡笑，但随即又做出一副半信半疑的神色问：“炮击天安门？”他瞪大了眼睛，“就凭你，能行吗？”“没有问题！”包瑞德非常自信地拍了拍他那并不隆起的胸脯说：“10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国庆节，他们的领导人一定会到天安门城楼上集中，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杜诺万感兴趣地凑过去：“来，过来！我最亲爱的上校先生，把你的计划给我透露一下。”
包瑞德得意地在杜诺万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去，将自己的整个计划向杜诺万吐露：“杜诺万先生，在我离开中国前，我特意将手中的一门新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手榴弹等武器放置在了我的一名驻大陆情报员那里，只等我的一声命令……嘿嘿！”
杜诺万听了包瑞德的计划，十分高兴地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们对朝鲜的战局就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让全世界看一看我们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的气魄。”
说完，杜诺万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站定说：“你今晚就飞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并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杜诺万毕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为确保炮击天安门行动的成功，他又告诉包瑞德：“你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侦查机关内部，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侦查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拖住共产党侦查机关，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
包瑞德附和说：“你的预测很对。中共侦查机关在反间谍方面已经做了工作。但他们对这次行动，可以绝对地说，是毫无察觉的。为以防万一，做到绝对保密，我早已停止使用中国大陆的一切使馆和知名人士等关系，而改用别的联络方式，以避免引起共产党侦查机关的注意。”
杜诺万十分满意地夸赞说：“好，好，你不愧是从中国归来的战略情报局的人。这次具体行动计划，对台湾方面要绝对保密，他们的任务是从内部混淆中共的侦查视线，在时间上推迟中共侦查工作的进程。”“我认为，中共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离中共国庆只有20天。我今晚就飞回香港，立刻行动。成功之日，再回华盛顿。”包瑞德再次附和。
杜诺万拍了拍包瑞德的肩膀，神气地说：“上校先生，没有想到哇，你在中共大陆的间谍工作这样出色！我想决定朝鲜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不在战场，而在这次神秘的行动。到那时，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授勋的。”
包瑞德听到杜诺万的赞扬，高兴地站起来，说道：“那我今晚就直飞香港，立刻下达行动命令！成功之日，再会！”
杜诺万见包瑞德对此次行动如此自信，自己的情绪也提了上来，上前为包瑞德整了整红色的斜纹领带，将他送出了门。
二、立案之前的侦查
●8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下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侦查科曹科长处集中！”
●方良科长从文件包里掏出一袋材料递给曹科长说：“奉部长指示，叫我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您。”
●经过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等人“过去从事过间谍活动”的事实终于得到了证实。
召开第一次侦查会议
中国公安部也并非对外国间谍没有防范。其实，早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后，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搜集国际间谍的材料了。
1950年7月初，面临着国际国内对敌斗争的复杂形势，公安部领导经研究后向党中央请示，决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7月底，党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请示。
8月25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正式在北京召开，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亲自主持会议。
在庄严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公安战线的指战员们，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光荣的任务，奔赴第一线。
在会上，罗瑞卿作了《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特务及其走狗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特别是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新中国周围，邻国使馆秘密派遣高级特务，与国内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查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了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从指导思想和战略方法上给全体公安指战员们以极大的鼓舞。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下令：
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侦查科曹科长处集中！
搜集整理间谍材料
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结束后，公安部一局侦查科曹纯之科长就陆续收到一些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
有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的方良科长，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急匆匆地来到了曹科长的办公室。
见到曹纯之，他简短地寒暄了几句，就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一袋外文材料递给了曹科长，并说：“奉部长指示，叫我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您，这些材料是在北京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北平分支机构和美国大使馆与其他外国人来往的材料，没有整理还有些零乱。”
曹科长接过材料，握住方良的手，诚恳地对他说：“方良兄，感谢你专门为我送来这些东西，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不等方良回话，曹纯之又接着说：“听说你以前是北京地下工作的老情报员，我这里正好缺人手，我想请你协助我一起来调查这件事情，怎么样啊？”
方良歉意地对曹科长表示：“我自己倒是无所谓，对整理情报的事情也非常喜欢，只是，部长那边的工作也离不开啊！不过，我会抽空给你帮忙的，一有机会，我义不容辞！”
方良告辞后，曹纯之立即着手整理工作。
当曹纯之翻开这些厚厚的材料才发现，原来，部长派人送来的资料都是没有翻译过的外文。曹纯之一下子犯了难。
经过副科长成润之的提醒，曹纯之带上材料，立即前往清华、北大等几个名牌大学去物色相关的外文翻译人员，并要求这些老师、教授用最短的时间将材料翻译出来。
半个月后，经过几个学校的老师、教授们的突击翻译，一袋被翻译成中文的外文材料重新摆到了曹纯之的办公桌上。
曹纯之把这些文件看了一遍，不禁皱起了眉头，对成润之说：“哎呀！这些材料零乱得很，从中怎么看不出有多少敌情呢？”
成润之接过科长手中的一份材料，翻了两下，说：“曹科长，你可不要小看这些材料，这些东西可是来之不易的呀！我可是听说，这些东西可都是在北平解放前，情报工作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起来的呢！”
曹纯之眉头皱得更紧了，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样凌乱的东西，你让我从何下手呢？”
曹纯之又拿起几张纸翻阅，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别的地方去想办法。”
时间又过去两天，曹纯之仍然一无所获，单独依靠材料破案，希望似乎很渺茫。
这天，曹纯之来到副部长杨奇清办公室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一见到杨副部长，曹纯之便拿着材料向他委屈地说道：“杨部长你看看嘛，单从这些材料上，我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问题呀！”
杨奇清接过材料，边翻阅边说：“老曹，这些都是死材料；死材料都是这样，关键是让它变活！”
杨副部长机警地一张一张地很快看了个遍，对曹纯之启发道：“你不能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孤立去看。这不是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的材料吗？可惜缺少一条线，有一条线能把这些材料串起来，就活了，就能找到根据了。北京有这么多外国人，总能找到突破口。”
接着，杨副部长分析道：
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的情况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长期居住中国的普通侨民；二是在中国外资办的经济、金融、文化机构和宗教团体中任职的外国人；三是解放前在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工作，解放后尚未撤走的人员；四是日本投降后，未遣返回国的日本人；五是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这五种外国人除第一种外，其余四种人中不乏外国间谍。
杨奇清副部长说完，又沉思了一会儿，指示道：“你们还可以去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一下，问问这些外文材料到底是谁提供的，这样你们再找找这些同志，也许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可就是得老曹你亲自走访一下才是，怎么样，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曹纯之听完杨副部长的谈话后，思路明朗了许多，表示一定按杨副部长的指示去做。
从陈教授处获取情报
曹纯之和一位侦查员很快去了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到提供材料最多的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陈教授。
于是，曹纯之带上手中的原始资料很快地找到了陈教授的家里。
曹纯之进屋刚坐好，便迫不及待地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叠纸递到教授的面前，尊敬地询问：“陈教授，从侦查需要考虑，我们急需知道当初您为什么要搜集这些材料呢？”
陈教授了解到曹纯之的意思后，立即向他解释说：“哦！是这样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大约是1947年吧！美国人当时在北京东四三条设立了一个自己的机关，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他们自己的‘新闻处办公处’，但我却从来没有见到他们正式挂牌。可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时常发现，有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常到那里去，另外，还有各国的显要外侨人物也经常往那个地方跑。可是他们去那里到底做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后来，这事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意，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神秘的东四三条’。从此后，我自己也想要知道那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了了解到真相，我开始向我的一些外国朋友打听这件事情。有一次，一个外国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啊！你猜猜看，那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说到这里，陈教授故意卖了个关子。
曹纯之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教授说：“怎么？难道是个情报机构吗？”
陈教授“嘿嘿”一笑，向曹纯之竖起大拇指说：“不愧是干侦查出身的，一下就被你猜到了。其实，当时我的这个外国朋友根本就没有给我说实话，他还告诉我说，这里的确是美国人的新闻处。可我又想，既然是他们的新闻处，又为什么不在那里挂个牌呢？再说，如果真的是个新闻处，也应该有许多新闻记者出入呀！可在这些来往的人里，大部分是德、意、日的其他外国人，怎么都不像什么记者呀！就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我有一个教授朋友才悄悄告诉我，原来那里名义上是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的间谍们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肯定会投靠美国人。东四三条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美国间谍机关在华秘密接受战败国间谍的对口机构。因此，我对他们所联系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查，整理了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人材料。”
曹纯之听了陈教授的分析后佩服地说：“教授，您不愧是一个有心人。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判断。美国人为了称霸世界，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他们极有可能收买外国间谍。”
陈教授也表示赞同：“再说，你看这些人，他们既没有外交身份，又没有正事可做，可却赖在中国不走，到底是有什么企图呢？因此，我就将他们部分人的信息搜集了起来，希望对你们能够提供帮助。”
随后，陈教授又专门为曹纯之介绍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山口隆一、魏智、马迪懦、甘纳斯等人的一些情况。
调查回来之后，曹纯之前去向李广祥处长汇报：“报告处长，原来，早在北平解放前，东四三条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关，陈教授就是从那里得到的部分人员的资料。不过，陈教授说他提供的这些线索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他说，他提供的资料只能够给我们作为参考。要想了解到个别人员的具体情况，我们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我准备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先从这几个重点人物的真正身份入手！”
李广祥对曹纯之的汇报表示同意，并指示曹纯之亲自写一个立案侦查报告，请杨奇清副部长审批。
李广祥又指示曹纯之道：“你还要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我们进行侦查，并希望他们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对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侦破工作，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反动气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作出贡献。”
很快，曹纯之将立案侦查报告递到杨副部长手里。杨副部长肯定了曹科长的下一步计划，他指示说：“你一定要全力以赴，集中优势兵力搞好这个专案。争取在这个与国际间谍斗争的第一场战役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临别时，杨副部长又提醒曹纯之说：“老曹，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敌人，我还有个好办法。”
曹纯之停下来虚心听命，杨副部长神秘地向他一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关键是要迅速接近他们，这些天，我反复在想，该怎么去接近他们呢？”
杨副部长停了一下，接着说：“老曹，据我估计，这些外国人都应该是不爱干家务活的懒家伙，他们肯定是要雇人的，所以我突然觉得，我们何不把这些佣人换成我们的人，直接打入他们的内部。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怎么样？”
曹纯之听完杨副部长的话，顿时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还是部长想得周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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