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那点事（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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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那点事（五）试读：

简介

岁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就是皇帝！有人做了大致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被杀害率为31%，活不到40岁的高达50%，寿命超过60岁的只有15%。如果只从秦始皇开始算起，秦朝2位，汉朝31位，三国11位，晋朝16位，五胡十六国78位，南北朝59位，隋朝2位，唐朝22位，五代十国55位，宋朝18位，金辽西夏35位，元朝18位，明朝16位，清朝12位，还有南明、北元，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位。其中一共有61位被杀。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奴仆的。倒是两个少数民族的皇族得以保全性命，元顺帝跑回了大漠，清皇室被袁世凯优待了。

第一章

“常所用”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

从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短矛”、“魏口口口所用搏口口口二枚”、“口口口常所用长犀盾”、“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系列石牌、石器来看，如果“魏武王”果真是曹操，那么“常所用”应该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非常流行，至少曹丕、曹植非常熟悉。要不然，曹丕、曹植还不至于专门创造这样一个古怪生僻的词汇埋进高陵，与颇有文采的曹操黄泉相伴。但是，笔者在曹操、曹丕、曹植的《文集》和晋代之前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常所用”的踪迹。

有人可能要反驳，《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引《江表传》）记载“权把其（周泰）臂，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不就说明“常所用”曾出现于三国东吴吗？非也！裴松之所引用的《江表传》，确实是反映三国东吴的一部文史作品。但是不能因为作品反映三国，就把作者笔下的文字、词汇也一并交给三国。

文史作品，特别是记述类的史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和用语习惯。同样是孙权赏赐周泰“御帻青缣盖”这件事，千年之后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道：“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御帻青缣盖”变成了“青罗伞”，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而“青罗伞”正是明代才出现的称谓。同样道理，《明朝那些事儿》把明朝历史写得很好看，但是能把当年明月笔下的那些现代时髦用语当作是明代的用语吗？引用人物对话，作者一般不会随意篡改；描述历史事件，作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

语言，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即使像《史记》和《汉书》两部紧凑的史料在记述同一话题时，语言描述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举一个例子，同样是写刘邦的帽子，司马迁写道：“……所谓‘刘氏冠’乃是也”（《史记》）；班固写道：“……所谓‘刘氏冠’也”（《汉书》）。一个“乃是也”，一个“也”，意思相同，但用语明显不同。此外，《史记》还记载（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刘向在《战国策》中也留下了“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的文字。司马迁、刘向、召平均为西汉人，著书、说话喜欢使用“乃是也”，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人对“乃是也”不感兴趣。“乃是也”如此，“常所用”也应当如此。所以，了解“常所用”在古代的使用轨迹，不能盯住作品反映的历史时期不放，而应该把目光投向作者的生活年代和作品的成书年代。为了弄清楚“常所用”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笔者将所有含“常所用”的文字史料片段，按成书年代排列如下：

——《江表传》：“权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晋代，作者虞溥，原书已佚，这段文字见于《三国志·吴书·周泰传》中裴松之引注。）

——《晋书·朱伺传》：“朱伺拒曾贼于河南，常所用弓，忽禁不发。”（晋代，作者王隐，原书已佚，这段文字见于虞世南《北堂书钞》。）

——《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南朝，编者沈约，根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宋书》汇编，这段文字也被收录于李延寿《南史·萧思话传》和宋代的《太平广记》。）

——《道乡集·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明日稍就枕，即屏左右，却药饵，召常所用医二，亲谢遣之。”（宋代，作者邹浩。）

——《秋崖集·与程提干》：“乃闻常所用漆匠，则祈门人。”（宋代，作者方岳。）

——《陶朱新录》：“遂以常所用消化药饵四五粒辄利者与之。”（宋代，作者马纯。）

——《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知入玉堂》：“元佑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仓卒取他砚以行。”（宋代，作者祝穆。）

——《宋史·乐二》：“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元代，编者脱脱。）

——《释文纪·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明代，作者梅鼎祚，裒辑历代名僧及诸家之文。）

九段含有“常所用”的文字，不涉及特定名称，不涉及人物对话，均系作者对历史事件的通俗记述，其中的“常所用”是作者的习惯用语，而不是作品反映的时代用语。

从传世文字来看，《江表传》是第一部记有“常所用”的文献，虞溥是第一个使用“常所用”的文人。虞溥生卒年不详，但《晋书·卷八十二》留有线索。其一，虞溥曾受到卫瓘（220—291）的器重；其二，虞溥在列传中排在陈寿（233——297）、王长文（238—302）之后，司马彪（240—306）之前；其三，虞溥的儿子虞勃把《江表传》献给了司马睿（276—323）；其四，《江表传》为虞溥晚年作品；其五，虞溥活了六十二岁。综合分析推断，虞溥生年约为239年，卒年约为300年。也就是说，“常所用”用于书面文字，最早出现于西晋中期。

晋代之前既然没有“常所用”这一用语，那么，那时的人们在描述“经常使用的”某某物件时，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呢？笔者在早于《江表传》的文献史籍中，发现了若干“常用”的字样，任选几例如下：

——《战国策·宋卫》：（宋国君）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公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宋，为先秦诸侯国。）

——《汉书·东方朔传》：“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汉书·杨雄传》：“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作者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

——《魏书》：“乌丸者，东胡也……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作者王沈（？—266）、荀顗（205—289）、阮籍（210—263）。）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作者陈寿（233—297年），三国蜀汉大臣，后归晋，西晋史学家。）

可见，先秦时期的宋国君说话，西汉人和东汉人著书立说，即使与曹操生活时代接近的班固、王沈、荀顗、阮籍、陈寿记述历史，一概是清一色的“常用”，并无“常所用”。

有人说，“常”和“尝”通假，“常所用”可以理解为“尝所用”，即曾经用过的，如“齐宣王好射……其尝所用不过三石”（《吕氏春秋》）。但是，从东汉初年，“常”和“尝”已区分开来，后来也极少通用，如《史记》称“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汉书》则称“高祖尝告归之田”；《史记》称“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汉书》则称“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再者，一个人“常所用”的物件有限，而“尝所用”的就多了去了，十个陵墓未必装得下。可见，把“常所用”理解为“尝所用”讲不通。

有人会说，曹操时代未必没有“常所用”，那些含有“常所用”的史料后来在战火中遗失也未可知。笔者认为，战火不是搜索引擎，不可能只盯着“常所用”仨字去烧；曹操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如果当时文学领域有“常所用”这样一个新潮词汇，他与曹丕、曹植等建安文人一定会接触到，一定会活学活用。然而，从这爷仨保存完好的诗、赋、令、诔、表、制、策文、乐府等文字来看，“常所用”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还没有诞生。

三国归晋，政治格局变了，文学领域也有了显著变化。建安风骨讲究言简意赅，一字千金；西晋文学则追求雕琢玄虚，仿古趋新。所谓仿古趋新，并非脱胎换骨，而是在效仿古文的基础上有所革新。把简单词汇复杂化，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共性。《晋书》称虞溥“专心坟籍”，称王隐“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在这样的文风气息下，虞溥、王隐等人把前朝的“常用”整成“常所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曹操葬于汉魏更迭，其随葬品刻文不可能穿越时空，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常所用”字样。

从语言学上看，“曹操墓”的墓主人要晚于曹操多年，甚至超过百年。“魏武王常所用”系列石牌、石器中的“常所用”用语，说明“曹操墓”被张冠李戴。“曹操”这顶帽子，是不能乱戴的。

哪位皇帝的反腐诏令最具影响力？

从北宋初年到清朝中期，在长达七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各地大小衙门正厅前的甬道上，都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以此来告诫各级地方官员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扰民，不虐民，做一名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公正父母官。《戒石铭》的十六字为宋太宗赵光义所定，但论及它的出处，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

孟昶（919—965），字保元，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934），孟昶即位，成为后蜀第二代皇帝。孟知祥在位时，对大臣宽厚优纵，大臣们也大都骄纵横蛮，广收贿赂，厚敛不止，鱼肉百姓。孟昶执政后，严肃法纪，处死了几个民怨颇大的旧臣，才使得朝廷内外的贪敛之风有所收敛。为了治理好国家，广政四年（941）五月，孟昶正告官员严谨理政，并亲笔书写了一份《令箴》，颁布国内，全文如下：“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令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字字珠玑，句句泣血，里面提到了四个典故，即三异、七丝、驱鸡、留犊，笔者稍加解释。三异，是指因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迹，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后汉书》）。七丝，是指古琴的七根弦，借喻“考治乱於律均兮”（《文选》）。驱鸡，即赶鸡，“急则惊，缓则滞……迫则飞，疎则放”（《申鉴》），借喻作官御民宽严得当。留犊，出自“（羊篇）历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晋书》），借喻居官清廉，纤介不取。

一纸言辞华美、情意深长的《令箴》，既反映了孟昶才华横溢的博学功底，也表现了他孜孜求治的强烈愿望。时至今日，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孟昶当年洞悉民意，体恤民情，情系民心，关爱民生的和善面孔，和告诫公卿百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百姓的恳切心情。可以说，孟昶的这份《令箴》，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则精华，也是古代吏治史上的一例典范。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孟昶能够如此明了官员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得的。在昏君暴主层出不穷的五代十国时期，孟昶此举更是难能可贵。《令箴》既是孟昶规戒臣下的诏令，也是孟昶亲民爱民的宣言。为了了解真相，孟昶设置举报箱，“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新五代史》），在君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凡百姓有冤情苦楚的，均可直接向孟昶投状诉告，孟昶根据举报，查实处理。孟昶执政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官场廉洁清明，百姓富庶安居，“昶……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蜀梼杌》），境内一派繁荣景象。官清民附，民富国强，在后晋、南汉、南唐、契丹、后周及北宋等强敌的觊觎和进犯下，后蜀能够独守一方，能够偏霸川蜀，能够顽强地存活三十余年，这绝非偶然。孟昶是五代十国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孟昶也曾想染指中原，“志欲窥关中甚锐”（《新五代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壮志难酬。同北宋相比，后蜀永远是弱国，是小国，必然要顺应潮流，顺从华夏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北宋乾德三年（965），宋军在剑门关一带大败蜀军主力，趁势挺进成都，孟昶为了保全百姓，不得不选择出降，后蜀灭亡。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作为亡国之君，孟昶在宋元时期的官方文献中被丑化成一个沉湎酒色、不思国政，“务为奢侈以自娱”（《新五代史》），“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宋史》）的骄奢之君，荒淫之君，在所难免。然而，在北宋时期的民间记述中，孟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贤君明主形象。

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

在历代皇帝中，摆过地摊的有之，做过赌徒的有之，当过乞丐的有之，蹲过大牢的有之。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悲苦遭际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低。与他们相比，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入主中原，能够建国立业，能够当上皇帝，能够名垂青史，他所建立的后赵政权能够在刀光剑影中维系三十年之久，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石勒（274—333），匈奴别部羯族人。石勒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起初连个姓氏也没有，单名一个“訇”字。十四岁时，石勒随族人“行贩洛阳”，做点小买卖；闲暇时“倚啸上东门”，很有一些英雄气概。西晋皇亲王衍看见石勒后，认为“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人去抓。石勒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跑了，“驰遣收之，会勒已去”（《晋书·石勒载记》）。不久，“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宗室争权夺利，烽烟四起。太安（302—303）年间，北方一带“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因为天灾人祸，石勒不得不“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自幼在外闯荡，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一身好武艺，“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西晋北泽都尉刘监想把石勒绑了卖钱，多亏宁驱暗中保护，才得以幸免。后来，石勒在流亡途中遇到了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二十出头的石勒一起被抓。郭张怕出现意外，于是将被抓的胡人统统缚以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又“数为隆所驱辱”，不少胡人连打带饿死于途中，石勒遭受的苦楚不得而知。郭敬见石勒可怜，便找到族兄郭阳再三说情，这才使得石勒能吃饱饭，没有饿死在通往冀州的路上。

到了冀州，疲惫不堪的石勒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石勒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沦落为奴隶后，石勒失去自由，每天的工作就是“耕作于野”。师欢虽然是地主，但还算仁慈，后来，听说石勒的身世悲苦，又发现石勒仪表堂堂，便大发善心将其赦免，“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从奴隶到平民，石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让他再次濒临绝境。师欢家附近有一个马场，石勒无依无靠，便谎称自己会相马，继而投奔马场主人汲桑。新工作并没有给石勒带来好运气，不久，石勒在武安做工时“为游军所囚”，这时恰好有一群鹿经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晋书·石勒载记》）。

一次次死里逃生，让石勒明白了一个道理：想活命，自身必须强大，必须拉起一支队伍。为了掌握命运主动权，石勒四处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十八人的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永兴二年（305），公师藩聚众数万起兵造反，汲桑和石勒便率领数手下加入公师藩的军队，竖起了反晋大旗。石勒入伙后不久被任命为前队督，当了一个小头目，由此开始了他倥偬的军戎生涯。征战过程中，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又招集一批山野亡命之徒，组建起了一支骠悍的军队。当时，石勒还没有“石勒”这个名字，汲桑便以上级的身份做主，“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这才有了姓，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永嘉元年（307），石勒投奔刘渊，被任命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兵众也逐渐强盛起来。接下来的一年，是石勒打仗最多、战果最丰的一年，一年时间内先后攻陷魏郡、汲郡、顿丘、邺城、赵郡、中丘，威名远播，部众逾十万。在石勒看来，想在汉人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必须依靠汉人的文化援助和智力支持。不久，石勒将手下的汉族衣冠人物集中起来，建立了“君子营”，对他们实行优待政策。后来，石勒又纳张宾为参谋，对他尊重有加，言听计从。在随后的数年间，石勒用计用谋，先后擒杀王浚，赶跑刘琨，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太兴二年（319），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石勒建国后，在张宾等人辅佐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一是籍户口，定租赋，课农桑，以恢复战乱破坏的经济；二是兴庠序，立太学，倡导教化；三是简选历代律令制定《辛亥制度》，以安定社会秩序；四是整顿吏治，奖廉惩贪，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采用举荐加考试的方式选拔任用各级官员。同时，对东晋采取睦邻政策，下令修茸了东晋边帅祖逖在河北的祖墓，并将东晋叛降将领杀死，献首于祖逖，使两国边境得以绥靖，人民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后赵太和元年（328），石勒擒杀前赵皇帝刘曜，完全统一了燕赵地区。太和三年（330），石勒称帝。这位当年做过奴隶的羯族青年，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人生得意，石勒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谦虚谨慎。后赵建立之初，石勒衣锦还乡，“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按年龄大小与老乡们坐在一起喝酒唠家常，丝毫没有架子。石勒曾和邻居李阳争麻池而“迭相驱击”，石勒回乡，李阳故意躲着他，石勒一句“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尽释前嫌，并拜李阳为参军都尉。为了检验守城将士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贪赃枉法，石勒曾夜间微服私行，“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不料被守门将士王假拿下，“欲收捕之”（《晋书·石勒载记》），直到石勒的侍从赶来才收场。这种做法类似于时下的暗访，虽然有引诱的成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石勒谨慎的一面。

石勒虽为胡人，但对汉人较宽仁。建国后，他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有一次，汉臣樊垣入宫时“衣冠弊坏”，石勒问其故，樊垣称刚刚“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所致。石勒“讳胡”，更讳“羯贼”，樊垣一时气愤，竟忘了石勒就是“羯贼”之首，吓得连连叩头。石勒非但没生气，反而陪笑道歉说“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并“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胡人喜欢喝酒，耗费了大量粮食，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为由，下令“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结果“数年无复酿者”。中原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人口稀少，谁家生了多胞胎男孩，石勒则予以奖励，并派专人去伺候，“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晋书·石勒载记》），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石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施政，莫过于创立“考试”制度，规定“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学员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以此来培养国家后备干部。这种“三考修成”的办法，成为乡试、会试、廷试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萌芽阶段，正是石勒埋的种，浇的水。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石勒本人也很注重学习。石勒不识字，不能看书，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捷径——听人念书，“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听到张良劝阻后，才说道“赖有此耳”，幸亏有张良在。石勒虽然没文化，但谈论古今得失时却很有见解，以至于“闻者莫不悦服”（《资治通鉴》）。

石勒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332），石勒设宴招待高句丽、宇文屋孤的使臣。喝到高兴时，石勒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地“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后赵建平四年（333）六月，石勒一病不起。为了不打扰百姓，石勒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如此恤民之君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七月，石勒病逝，在位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三百年后，房玄龄在编著《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作为开国皇帝，石勒难免会有“凶残”的一面，但总体来说不愧为“一时杰也”。往事越千年，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别

刘邦称帝后，每次去拜见父亲刘太公，刘太公均“拥彗，迎门却行”，用人臣之礼迎接刘邦。在刘太公看来，“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乱。刘邦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成了龙，当父亲的总该有个与之相称的头衔，于是下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自从刘太公被尊为“太上皇”，刘邦以后“五日一朝”时，就不必再像先前那样“下扶太公”（《汉书·高帝纪》）了。

秦汉时期，没有“太上皇帝”，只有“太上皇”。“太上皇”是一个尊号，一种荣誉，不是皇帝，不问政治。对此，东汉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颜师古注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见，“太上皇”是当朝皇帝出于人伦对父亲的尊称，没有实际政治权力。在古代，“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皇”。“皇”出自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帝”出自远古时期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二者比较，“皇”是虚幻缥缈，“帝”握有实权，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太上皇”中单一个“皇”字，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誉上的虚衔。

汉代以后，“太上皇”的含义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演变为皇帝禅位于皇子后，自称“太上皇帝”。十六国时期，后凉政权的建立者吕光与东晋王朝及其他政权分庭抗礼，执政期间自称天王。后来，吕光病重，为防止诸子趁乱争位，于是提前将太子吕绍立为天王，自己作为“太上皇帝”压阵，“光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晋书·吕光载记》）。吕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帝”。不过，这个位子没坐上几天，吕光就病逝了。

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因不满文明太后掣肘，“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后经大臣劝谏才决定禅位于儿子拓跋宏。当时，拓跋弘只有十八岁，非老非病；拓跋宏年仅五岁，又小又弱。于是，群臣经过商议公奏：“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想到太后的强悍霸道，想到儿子的稚嫩无助，拓跋弘放弃了当“甩手掌柜”的初衷，“乃从之”。当上“太上皇帝”之后，拓跋弘一改过去“雅薄时务”的毛病，勤于朝政，“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显祖纪》）。可见，“太上皇帝”禅位后依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是凌驾于当朝皇帝之上的皇帝，与先前的“太上皇”有本质区别。

大概是由于“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的缘故，在以后的史料中出现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杂乱现象，其中以《宋史》最为突出。史官在称呼同一个禅位的皇帝时，一会儿用“太上皇”，一会儿用“太上皇帝”；前面用“太上皇帝”，后面又用“太上皇”。通篇看下来，让人眼花缭乱。如，《高宗纪》称宋高宗赵构退位时提出“朕称太上皇帝”，而《孝宗纪》却称“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从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纪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纪》称宋光宗赵惇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宁宗纪》却称“太上皇违豫，赦。辛卯，太上皇崩”，两篇本纪前后不同。

按照“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亲，不掌握大权；“太上皇帝”不仅是父亲，而且是皇帝，大权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对禅位后享受什么样的尊号很在意，退位前专门规定“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清史稿·高宗纪》），意思是说，正式文件必须称“太上皇帝”，口头上可以称“太上皇”，一句话点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权。事实上，乾隆皇帝退位后，“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清史稿·高宗纪》），嘉庆皇帝除“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还要朝夕听其“训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清史稿·仁宗纪》）。

历史上还有几位恋权的皇帝，不过，他们没有乾隆皇帝厚颜无耻。如，北齐武成帝高湛传位后，自称“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北齐书·武成帝纪》）；又如，唐睿宗李旦禅位后，自称“太上皇帝”，规定“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也就是说唐玄宗只能管些小事，只能算是半个皇帝。直到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叛乱，唐睿宗才不得不彻底交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旧唐书·睿宗纪》）。又如，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西逃时，太子李亨自立为皇帝，唐玄宗无力挽回，又不甘心，在自称“太上皇”的同时，提出了“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的政治要求。

有恋权的，还有没有丝毫权力的。这些皇帝大都与宫廷政变或突发事件有关。如，晋惠帝司马衷曾一度在“八王之乱”闹剧中被王司马伦赶下台。司马伦是司马衷的叔祖，他想当皇帝，又怕众人不服，于是“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晋书·惠帝纪》），将其囚禁起来。又如，隋炀帝杨广出游期间，李渊攻占长安，“遥尊帝为太上皇”（《隋书·炀帝纪》），另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皇帝。又如，唐高祖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被迫退位，唐太宗“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旧唐书·高祖纪》），相当于幽禁。又如，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被瓦剌活捉后，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遥尊帝为太上皇帝”（《明史·英宗纪》），后来改称“上皇”，明英宗被放回，“入居南宫”（《明史·景帝纪》），被幽禁七年。

可以说，从晋惠帝开始，“太上皇”的原意已经走了样，不再纯粹是皇帝的父亲，而是指“上一任皇帝”，甚至是“太上皇帝”。此后，“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现了一些别的叫法。如北齐后主高纬被尊为“无上皇”（《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周书·宣帝纪》），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上皇天帝”，又尊为“圣皇天帝”（《新唐书·玄宗纪》），唐顺宗李诵被尊为“应乾圣寿太上皇”（《新唐书·顺宗纪》），宋徽宗赵佶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徽宗纪》），西夏神宗李遵顼自号“上皇”（《宋史·外国传》），等等。笔者分析认为，尊号中只带个“皇”字的，不掌权，属“太上皇”一类；带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权力，应视为“太上皇帝”。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封建社会皇位终身制的一种补充形式，中国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禅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时也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越南的陈朝最为明显。越南陈朝（1225—1400），是越南李朝外戚陈氏夺权后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今河内）。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于是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越南古代史家吴士连称：“陈氏家法……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其中提到的“但传大器……事皆取决于上皇”，与中国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谓如出一辙。

越南陈朝第一位“上皇”是太祖陈承，其子陈煚执政时年仅八岁，所以“权摄国政为上皇”，以辅佐陈煚。后来，太宗陈煚逊位于太子陈晃，被尊为“显尧圣寿太上皇帝”，与陈晃共理国政。圣宗陈晃也仿照其父，让位于儿子陈昑，被尊为“光尧慈孝太上皇帝”，而后继续征战。此后，仁宗陈昑、英宗陈烇、明宗陈奣、艺宗陈暊也曾先后当过“太上皇帝”。建新三年（1400），陈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少帝被外戚胡季牦簒位，陈朝至此灭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百七十五年间，陈朝竟出现了两位连任的“上皇”，其中明宗陈奣是两朝（宪宗、裕宗）太上皇，而艺宗陈暊（被尊为光华英哲太上皇帝）更是三朝（睿宗、废帝、顺宗）太上皇帝，这在东亚诸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参见《大越史記》）。越南陈朝皇帝禅位后多数被尊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说明“太上皇”与“太上皇帝”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被人们误读千年的高陵曹操墓

曹操死后葬高陵。高陵在哪里？《曹操文集》中的《终令》和《遗令》，无疑是考证高陵的第一手资料。可惜，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误读。曹操当年究竟是如何交代丧葬事宜的？让笔者带您重新认识《终令》和《遗令》。

——《终令》，又称《寿陵令》，全文如下：“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遗令一》，全文如下：“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遗令二》，又称《遗命诸子》，全文如下：“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馀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繐帐，朝脯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

时下，考古界、学术界普遍把《终令》和《遗令》放在一起，综合分析，并把瘠薄之地、西门豹祠、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宜陪寿陵、广为兆域、邺之西冈、西陵墓田等线索，一股脑地作为研究高陵、探寻曹操墓的重要依据和必备条件。剪不断，理还乱，是纠结。笔者可以断言，照此下去，必定徒劳无功。

众所周知，《终令》和《遗令》都是遗嘱，但主题不同。《终令》用于安排丧葬事宜，《遗令》多为告诫和嘱咐。《终令》已经将丧葬安排妥当，《遗令》就不会再次提及，正所谓帝王一言九鼎。如，曹丕《终制》确定“首阳山东为寿陵”，死后即“葬首阳陵”，且“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又如，刘备临终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又嘱咐他“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丝毫不提丧葬之事。曹操是无冕之皇，也是干练之人，在《遗令》中重提丧葬事宜，唯一的解释是要对《终令》作出重大修改，甚至否定。

古往今来，遗嘱人多次立遗嘱，如果涉及到的同一项内容前后相抵触时，应当以最后所立遗嘱为准，前面的遗嘱自动撤销。对照《终令》和《遗令》不难发现，二者在陵墓选址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终令》曰“西原上”，《遗令》曰“西冈上”。何为原？《说文》称“高平曰原，人所登”。《尔雅·释地》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可见，原为宽广平坦的高地。何为冈？《释名》称“冈，亢也，在上之言也”。《说文》称“冈，山脊也。从网从山，取上锐而广形”。《楚辞·守志》注“山岭曰冈”。可见，冈为蜿蜒起伏的山脊。在原上，场地空旷，信马由缰；在冈上，空间狭窄，缓步代车。一个原字，一个冈字，相差甚远。

此外，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称曹操“弃此宫庭，陟彼山阿”，以及“西陵”后来改称“高陵”，也可以佐证曹操葬在“冈上”，而非“原上”。除了选址不同，《遗令》的丧葬信息也比《终令》更成熟，更具体。在称谓方面，《终令》仅提到“寿陵”这一泛称，而《遗令》则公布了“西陵”这一陵号；在陪葬方面，《终令》仅提到“居瘠薄之地”，而《遗令》则交代“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与曹操“禁厚葬”（《三国志》）的观点相吻合；在方位方面，《终令》仅提到“西门豹祠西原”，而《遗令》则点明了“邺之西冈”，并用“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加以衬托。多个方面表明，《遗令》是对《终令》的颠覆性变更。从效力上来看，《遗令》既出，《终令》作废，曹丕等人最终只能执行《遗令》。

事实上，《终令》确实不能算数。曹操讲“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是要效仿尧、舜、禹等圣主明君，“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廛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吕氏春秋》），但前提是华夏一统，天下太平，荣登帝位。为了完成夙愿，曹操六月作《终令》，随即“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三国志》），气吞宇宙之志跃然纸上。然而，事与愿违。作《遗令》时，吴蜀未平，群雄争霸格局犹存，面对现实，曹操不得不发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的叹息。所以，《终令》“其规西门豹祠……”中的“规”，不是规格，不是章程，而是谋划和打算。《康熙字典》注“规，犹谋也。后汉书，凡谋皆作规”。一个“规”字，透露了《终令》不过是曹操对丧葬的初步构想，并没有最终敲定。

从史料记载来看，《终令》也多与高陵不符。《终令》称“不封不树”。封，即筑土堆；树，即种树、立殿、竖碑。不封不树，即不留痕迹，保持原来的地貌。但是，曹操下葬后，曹丕派人“於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三国志》），又派人“立陵上祭殿”（《晋书》），后来又下诏将“高陵上殿屋皆毁坏”（《毁高陵祭殿诏》），说明高陵建有陵屋，建有祭殿，这与“不封不树”有较大出入。《终令》称“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事实上，史料中除记载卞夫人“祔葬于高陵”，曹冲“迁葬于高陵”，曹操手下那么多功臣死后均没有提及“陪葬”一事。种种迹象表明，曹操死后并没有依照《终令》下葬。所以，要正确认识曹操墓，要确定高陵的具体位置，应首先将曹操的《终令》撇开。《终令》和《遗令》唯一挂钩的，只有一个“西门豹祠”。在历史上，西门豹祠有多处，不具有唯一性，两份遗嘱中所提到的西门豹祠也未必是同一处。再者，黄初三年（222），曹丕在《终制》中称“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有了秘葬的念头，并下诏将“高陵上殿屋皆毁坏”，显然是要拿高陵作试点。高陵附近那座醒目的西门豹祠能否幸免，笔者不得而知。到了晋代，曾“见魏武帝遗令”的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提到了高陵的诸多信息，却唯独对“西门豹祠”只字未提。《宋书》记载高陵时只写道“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偏偏也少了“西门豹祠”，这恐怕不是简单地漏记。不难想象，那座西门豹祠应该早已不存在了。后来，西门豹祠建了毁，毁了建，模样变了，位置也变了。所以，考证曹操高陵，也必须要把早已走了样的西门豹祠撇开，否则，将无异于“刻舟求剑”。

“曹操墓”的真正墓主人是谁？

安阳“曹操墓”一经发现，网络上、电视上、报刊上就没消停过。“挺曹派”很强硬，“反曹派”很坚决，双方公开对垒，口诛笔伐，火药味很浓。

曹操死了一千八百多年了，诸如“邺城”、“漳水”、“铜雀台”、“西门豹祠”等参照物还没走样的时候，那些想修理他、报复他、算计他的人按说早该得手了，还能留他到现在？历经五胡乱华，南北对峙，隋末暴动，五代更迭，没听说谁找到高陵，也没听说谁见过真佛。一个连皇帝都能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乱世英雄，处理个人大事时还能轻易让别人参透？故意留下一个“与西门豹祠相近”的幌子忽悠人吧，谁知道当时中原地区有多少个西门豹祠？曹操有这份心机。

证据不足，一直是“曹操墓”的硬伤。冷眼看，“曹操墓”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件能和曹操挂上钩。就连“挺曹派”最自信的《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在众位专家学者的考证下也变得苍白无力，反倒成了“曹操墓”硬伤中的硬伤。且不论《鲁潜墓志》的真伪，试想，一个没有墓穴的墓志，又如何能确定另一个没有墓志的墓穴呢？仅以出土地点就能下此结论吗？如果《鲁潜墓志》在山东发现的，能认定曹操高陵就在山东吗？找不到鲁潜墓，就别拿墓志当坐标。

关于“曹操墓”，争议最大的还是“魏武王”仨字。曹操生前封魏公、魏王，死后谥武王，曹丕称帝后又追封其为魏武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下笔很慎重，分别以“魏公操”、“魏王操”、“武王”、“武皇帝”来称呼曹操，这段时间内并无“魏武王”的字样。事实上，曹操当时也确实没有这个四不像的头衔。曹操虽然把汉献帝当傀儡，但他终归没篡汉，始终是汉臣。曹操死后，曹丕继任魏王，断然不会用“魏王”来称呼死去的曹操。再者，曹操希望死后能得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模式的题言，所以下葬时应称“汉武王”。

此外，“曹操墓”中那些超标的圭和璧，那块没有前脸的头骨，那件离奇的陶猪圈，那些“常所用”字样的石牌，那些朝代紊乱的画像石，那些薄葬墓室中不该出现的金银珠宝等等等等，考古队至今仍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歪曲历史，编造故事，永远瞒不过民众的视听，盖不住历史的真相。

毫无疑问，安阳“曹操墓”决非高陵，“魏武王”也决非曹操。有人认为“曹操墓”出土的文物涉嫌造假，笔者不敢苟同，也不能苟同。如果要造假，为何不造的更贴近曹操一些呢？一是一，二是二，应辩证地看问题。否定“曹操墓”，只是说这座墓的墓主人不是曹操，并不能否定这座无辜的墓，墓应该是真的。

墓主人既然是“魏武王”，定是个帝王级别的人物，他会是谁呢？历史上，有“魏武王”称号的仅一人，即后秦开国皇帝姚苌之兄姚襄。晋升平元年（357），姚襄被杀，时年二十七岁，前秦皇帝苻生“以公礼葬之”。晋太元十一年（386），姚苌建国称帝，追谥姚襄为“魏武王”（《晋书》）。据头骨骨龄鉴定，墓中的“魏武王”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与姚襄的年龄差别太大。再者，姚襄死了很久以后才封魏武王，姚苌没必要为了放几个铭牌，再去惊扰埋了三十年的姚襄。

既然不是姚襄，那有没有杂牌的“魏武王”呢？民众的呼声，主要集中在两个历史人物身上，一个是冉魏皇帝冉闵，一个是东魏丞相高欢。这俩人一个生前当过皇帝，一个死后追尊皇帝，而且都和“魏”字有关联。笔者考证，冉闵谥“武悼天王”，也可以称作“魏武王”，但他死于辽宁朝阳，死时不足三十岁，年龄不合适，应排除；高欢活了五十二岁，死后谥“献武王”，也可以称作“魏武王”，但他葬于漳河以北，与“曹操墓”隔河遥距，也应排除。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没有别的“魏武王”呢？按照常规找法，恐怕是找不到了。不过，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第三任皇帝石虎（即位前当过魏王，死后谥武帝）的嫌疑非常大。

石虎（295—349），字季龙，羯族，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侄子（一说从弟）。石虎初封魏王，执政后，将国都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历任居摄赵天王、赵天王、赵皇帝。晋永和五年（349）四月，石虎病死。后来，诸子争位，冉闵趁机以魏代赵。冉闵死后，冉魏灭亡，前燕入主黄河流域。晋升平三年（359）二月，前燕皇帝慕容儁“梦赵主虎啮其臂，乃发虎墓，求尸不获，购以百金；邺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慕容儁对石虎的尸体先是“蹋而骂之”，继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倚桥柱不流”。晋太和五年（370），前秦灭掉前燕，王猛出镇邺城后，将石虎遗骸“收而葬之”（《资治通鉴》）。

王猛将石虎葬在何处？东明观下，显原陵，还是随便挖个坑埋了呢？笔者忍不住要探究一番。东明观，在邺城东城门。慕容儁既然气得挖了东明观，抛了石虎尸，应该不会在国都东墙跟下留着东明观。再者，王猛为石虎收尸是苻坚的意思，应该不会草草了之。所以，石虎的遗骸最有可能葬在显原陵，因为这里原本就是石虎的虚冢。当年，慕容儁挖开显原陵，没发现石虎的尸体，气得一阵打砸，没封墓门就走了，此后一直门户大开。那么，显原陵会在哪里呢？晋太和四年（369）十一月，慕容垂的一次避难，竟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迷。《资治通鉴》称，慕容垂受到排挤，想去龙城（今辽宁朝阳）发展，结果在范阳（今北京西南）遭遇慕容强的骑兵追杀，于是“傍南山复还邺”，沿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山谷小路往南跑，最后“隐于赵之显原陵”，也就是石虎的虚冢，不久“西奔”关中。从逃亡路线看，显原陵靠近太行山脉，应该在邺城之西；从战略防御看，慕容垂应该避免“前有漳河，后有追兵”，显原陵应在漳河之南；从背叛倾向看，慕容垂早已准备投奔前秦，应该提前越过漳河这道障碍。此外，《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的“显原陵，在故邺城西，石虎虚葬处”也可以佐证。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显原陵应在太行山脉北，邺城西，漳河南，也就是今河南安阳县安丰乡一带。

那么，安阳“曹操墓”会不会就是显原陵呢？“魏武王”会不会就是石虎呢？笔者通过查阅史料，结合出土文物和墓室特征的分析，大胆而严谨地推断：石虎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魏武王”，但极有可能就是安阳西高穴墓的真正墓主人。笔者之所以敢这样说，敢拿石虎和曹操PK，依据颇多，下面逐一论证。

一，石虎是员猛将。《晋书》称石虎“勇冠当时”。二十年来，石虎“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是名副其实的“成大赵之业者”。此外，石虎的养孙冉闵是他一手带大的，冉闵“勇力绝人”，作战时“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晋书》）的本领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而是石虎手把手传授的。有其徒，必有其师。所以说，安阳墓室石牌上提到的“大戟”、“短矛”等兵器，石虎是非常精通的。曹操虽然“才力绝人”，也有几把上等宝剑，但除了“割须弃袍”、“割发代首”、“梦中杀人”外，没怎么派上用场。

二，石虎喜欢打猎。《晋书》称石虎“性既好猎”，而且有一个“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养兽万里”的猎场。执政后期，石虎更是游猎无度，昔日的兵器也就成了“常所用”猎具。石虎晚年身体发福，骑马不便，于是造“格兽车四十乘”，站在车上挌杀群兽。文中的“兽”，应该是“虎”，或者说以虎为主。因“虎”字犯李渊之父李虎，所以《晋书》中改为“兽”。石虎说的“兽者，朕也”，应为“虎者，朕也”。曹操虽然“手射飞鸟，躬禽猛兽”，但没有与猛虎挌斗的史料记载，最大的猎绩不过是“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三，石虎遭遇鞭尸。石虎死了十年，尸体竟“僵而不腐”，如果没被挖出来，说不定能化作木乃伊。慕容儁掘坟，是因为梦见石虎张着大嘴“啮其臂”，所以才气得亲自“蹋”尸，继而鞭尸。挥鞭时，慕容儁应该会“照顾”一下石虎的嘴巴，估计脸是没了。墓室中男性头骨“只有后脑勺和头盖骨，已经没有脸了”，与石虎遭鞭尸的史料恰好吻合。再者，石虎死时五十五岁，由于生前营养良好，又做过防腐处理，经过十一年的暴晒，泡在水里的躯干部分虽然散架了，但头骨尚在，骨龄鉴定应该在六十岁左右。曹操寿终正寝，下葬时身体是完整的，即使遭到破坏，不可能只剩下部分头骨和两颗牙齿，其他部分应该散落墓中。

四，石虎喜欢养猪。墓室中出土了很多陶器，其中有一件很让人意外——陶猪圈。对于这件随葬品，众说纷纭。支持的，说这是“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反对的，说帝王陵里不该有这东西；爆料的，说墓主人是个养猪大户。在历史上，刘昱曾“于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宋书》），而石虎却喜欢养猪。据《晋书》记载，石虎杀掉太子石宣后，又“洿其东宫，养猪牛”。可见，石虎不仅养猪，而且把猪养进了东宫，成为名副其实的帝王养猪大户。石虎未必会制作陶器，但他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制陶业发达，搞些个陶猪圈不难，谁让他喜欢呢。搞文学，搞音乐，曹操是把好手；养猪，养牛，曹操是外行。

五，石虎疯狂盗墓。历史上参与盗墓的帝王不少，曹操和石虎榜上有名。曹操盗墓，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石虎盗墓，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晋书》称石虎“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只要是知名人物，不管是政界精英，还是千古一帝，格“挖”勿论。赵简子墓挖了一个月，“不可发而止”；秦始皇冢虽然难挖，但仍能“取铜柱铸以为器”。再者，曹操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墓室中断然不会出现金、银、玛瑙、翡翠等物；石虎“穷骄极侈”，生前拥有，死了也要占有，如果他能从“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中挖到东汉五铢钱、周代画像石等等，下葬时多半会二次使用。

六，石虎能执圭璧。墓室中出土了石圭和石璧，圭璧合一，是墓主人帝王身份的象征。圭，是一种礼器，分为镇圭（一尺二寸，天子执）、桓圭（九寸，公执）、信圭（七寸，侯执）、躬圭（五寸，伯执）等多种规格，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不可篡越。按东汉度量衡，一尺不超过23.75厘米，一尺二寸也不会超过28.5厘米，而墓室中的石圭长28.9厘米（一说29厘米），显然不是东汉晚期之物。此圭上部尖首（喻为天下至尊），中部有圆孔（喻为不偏不倚），是天子所执之镇圭。曹操虽然霸道，但生前最高头衔为魏王，没有资格用此圭，再说当时也没有这么大的圭。石虎执政于魏晋时期，又当过皇帝，即便此圭是盗墓所得，他也可以大胆使用。此外，史料中有石虎“遣使致祭，沈璧于河”（《晋书》）的记载，曹操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七，石虎喜欢石器。石勒是羯族人，最初连个姓也没有，名字只一个匐字。后来，石勒率“十八骑”入了汲桑团伙，汲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晋书》），石虎也因此有了石姓。因为姓石，石虎对石器非常喜欢，甚至说过“石者，朕也”（《太平寰宇》）。此外，《邺中记》记载石虎建石室、石床，“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石虎洗完鸳鸯浴，往石床上一躺，倒也快活。古人均留长发，石床不怕水，但枕头未必不怕水，所以布料枕头不好用，最好还是防水石枕，于是“慰项石”成为石虎“常所用”石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以后的圭多为玉质，石虎喜欢石器，应该也喜欢石质的圭璧。

八，石虎崇尚佛教。羯族人信奉“胡天”，最初对佛教不感兴趣。后赵开始信佛，始于石勒，因于佛图澄。《晋书》称佛图澄是天竺人，为宣扬佛法找到石勒。石勒起初不信，经过几次验证后“益信之”，称帝后“敬澄弥笃”。石虎即位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甚至到了“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和“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的佞佛地步，以此谄谀取悦佛祖。古代僧人普遍坐西朝东下葬，石虎也一定会虔诚效仿。实冢东明观，石虎选在了邺城东城门；虚冢显原陵，也应该是坐西朝东，同时也朝着东明观。曹操是汉人，且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不管是按民族传统，还是未竟事业，下葬时都应当坐北朝南。

九，石虎建有虚冢。文献记载，石虎下葬时有一虚一实两座墓，显原陵为虚冢，东明观下为真坟。但凡虚冢，墓主人不在，棺椁自然也不在。“曹操墓”既没有棺椁，也没有停放棺椁的台面，这与曹操死后有“梓宫”不符。如果墓室中曾有棺椁，至少会留下痕迹或者碎片，而“曹操墓”却出奇的干净和空旷。虚冢虽虚，但总要放些象征墓主人的东西。石虎，字季龙，下葬时应该会放一些“石虎”、“龙”之类的雕刻品代替自己。此外，虚冢的档次要远低于真坟，里面的东西也多为真坟剩下之物，不够的就用一些石牌写上字代替。“胡粉二斤”、“黄豆一斤”等石牌，以及朝代紊乱的画像石下脚料，均可以表明“曹操墓”是一座虚冢。

十，石虎最后称号。石虎从魏王篡权，称天王，称皇帝，谥武帝。当然，这只是在后赵。离开了后赵，谁还承认他这个皇帝？在五胡纷争时期，民族与民族之间，特别是胡人和汉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和打压。北魏称东晋为“僣晋”，称南朝皇帝为“岛夷”（《魏书》）；冉闵辱骂慕容儁为“夷狄”，慕容儁蔑视冉闵为“奴仆下才”，后来也只是追谥他为“武悼天王”（《晋书》），汉人瞧不起胡人，胡人也瞧不起汉人。作为一个汉人，王猛是不会对臭名昭著的羯族皇帝石虎很客气的，刻意给他弄一个四不像的“魏武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石虎讳胡，也讳虎，王猛故意在其长柄兵器上刻上“挌虎”二字，不正是讽刺他咎由自取吗？

十一，石虎魂锁深墓。“常山圭璧应真人，啮臂无端入梦真。东苑鞭尸谁指认，后宫犹有石家嫔”（《全史宫词》）。诗中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慕容儁，一个是石虎，一个是促成慕容儁鞭打石虎尸体的李菟。李菟初为石虎的宫嫔，后因后赵、冉魏相继亡国，又成为慕容儁的宫嫔。慕容儁死后，李菟无依无靠，便宅居于后宫的冷清角落。前燕灭亡后，苻坚“以李菟无状，无少长悉坑之”（《御览·五百四十九》）。后赵建武四年（345），李菟入宫时不满二十岁，到前秦建元六年（370）被杀，活了四十有余。想到石虎无人陪葬，想到李菟曾是石虎的宫嫔，苻坚让王猛将李菟挖出来放入显原陵，也属正常的人道主义。

王猛以为，把墓口封死，把地面还原，石虎从此也就会销声匿迹了。谁曾想，一千六百年后，显原陵上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曹操墓”的考古骚乱，举国哗然，万民受骗。一个与曹操没有任何瓜葛的陵墓，干嘛硬要给它戴上顶“曹操墓”的帽子呢？甚至成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利益之争，学术之争，功名之争；真假之辩，掺假之辩，造假之辩，是耶？非耶？尊重历史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石公是曹公，甚荒唐！不知道那只仅剩下两颗牙齿的“石老虎”，是不是“周老虎”的对手？

后宫美女超过十万的暴淫皇帝

后赵皇帝石虎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了四个字：暴虐，荒淫。

在暴虐方面，石虎动辄屠城，杀人无数，甚至用“拔其发，抽其舌……断其手足，斫眼溃腹”（《晋书》）的酷刑杀死亲生儿子，其残忍程度史所罕见，令人发指；在荒淫方面，石虎骄奢淫逸，欲壑难填，除霸占了石勒的宫嫔，还大肆征纳民女，强抢有夫之妇，后宫美女数量竟逾越了十万大关，其贪婪指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历史上，以荒淫著称的皇帝不胜枚举，而后宫美女过万的皇帝却如寥寥无几。如，嬴政“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三辅旧事》），刘彻“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汉武故事》），孙皓“后宫坐食者万有余人”（《三国志》），司马炎“多内宠，掖廷殆将万人”（《晋书》），陈叔宝“帷薄嫱嫔，有逾万数”（《隋书》），就连大名鼎鼎的李隆基也不过“宫嫔大率至四万”（《新唐书》）。所以，作为一个割据统治者，石虎能把后宫规模扩大到如此空前绝后的地步，无不暴露了他当年异常出格的荒淫人生。

石虎（295—349），字季龙，羯族，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侄子（一说从弟），后赵第三任皇帝。因为“虎”字犯李渊之父李虎，所以唐臣为了避讳，在撰写《晋书》时一概称石虎为石季龙。龙也好，虎也好，再怎么讲究的名字，也不能改写石虎“暴君”“淫君”的双料骂名。

石虎从小跟随石勒，后来一度失踪了六年。石虎十七岁时，重新回到了石勒身边。石虎个子长高了，人也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流氓恶少，“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效力石勒后，石虎有事没事就用弹弓打人，将士们无不“以为毒患”。由于石虎弓马娴熟，治军严格，加上正是战乱用人之际，石勒从石虎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其作战勇猛、所向无敌的长处，所以对石虎越来越器重。不过，石虎杀戮太重，“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为此，石勒也多次斥责他，但石虎我行我素，照旧“行意自若”（《晋书》）。

东晋咸和五年（330）九月，石勒称帝，改元建平，立儿子石弘为皇太子、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尚书令。对于这个位子，石虎显然不满意。在石虎看来，这些年来他南征北战，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先后攻克了十三个州郡，后赵江山是他一手打下来的，他是真正的“成大赵之业者”，大单于（石勒实行胡汉分治，皇帝管理汉人，大单于管理胡人）这个位子非他莫属。想到石勒封赏不公，想到石弘坐享其成，石虎心里早就窝下了一口恶气，发誓有朝一日要让石勒断子绝孙，“待主上（石勒）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晋书》）。

石虎这话不是说着解闷的，而是用来扎扎实实践行的。建平四年（333）七月，石勒病死，太子石弘即位，改元延熙，封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石弘文弱，名义上虽是皇帝，但大小权力完全操控在了石虎手中。延熙二年（334）十一月，石虎废掉石弘，后在众人所谓的“推逼”下，自称居摄赵天王，改元建武。不久，石虎将石弘及其生母杀害，继而将毒手伸向了石勒的所有儿子，“乃杀大雅（石弘）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诸弟”（《晋书》），这才解了当年的心头之恨。建武三年（337）正月，石虎正式即位，称大赵天王。

权力，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本性。石虎执政后，随即着手重修古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并于建武元年（335）九月，把国都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至邺城。此后，石虎便连续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别的皇帝建宫室，一般建在国都，或国度附近；而石虎却放眼各大城市，在所辖版图上来了个遍地开花。如，建武二年（336）十一月，石虎“作太武殿于襄国，作东、西宫于邺……又作九殿于显阳殿后”；建武八年（342）十二月，又“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又营洛阳、长安二宫”；建武十一年（345）正月，又“治长安未央宫……修洛阳宫”（《资治通鉴》）。建武十三年（347）八月，石虎又命人“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晋书》），可谓水榭楼台一应俱全。

古代没有机械化，搞土木工程完全靠人工，拼体力。如，建观光台和洛阳、长安二宫，用了“四十余万人”；治长安未央宫，用了“十六万人”；修洛阳宫，用了“二十六万人”；筑华林苑，用了“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为了早日完工，早日享用，石虎命工匠不分昼夜地抓紧施工，白天靠太阳，天黑了则“然烛夜作”。遇到斜风细雨倒也罢了，可遇到恶劣天气，石虎仍然不许停工，结果造成了大批工匠的非正常死亡。仅华林苑工程，就因“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而像太武殿这种“高二丈八尺，纵六十五步，广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珰，银楹，珠帘，玉壁，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为金莲华以冠帐顶”（《资治通鉴》）的大项目，更是可想而知。

石虎在全国各地建造多处大型宫豪宅，不是为了搞投资，搞房地产，而是用来广纳美女。石虎是个极端好色之人，石勒刚一闭眼，他就迫不及待地将石勒的后宫美女连同贵重物品一扫而光，“简其美淑及车马服御，皆归虎第”（《魏书》）。显阳殿后面的九座宫殿建成后，石虎又“选士民之女以实之”，其中仅“服珠玉、被绮縠者万余人”。后宫有了这么多佳丽，石虎除了发泄兽欲，还从中精心挑选了一千名善骑者组成一支千骑美女仪仗队，充当自己车驾的侍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执羽仪，鸣鼓吹，游宴以自随”（《资治通鉴》）。此后，石虎无论是外出游幸，还是应邀赴宴，这支英姿飒爽、粉香脂浓的千骑美女仪仗队出镜率极高，堪称中国后宫史上的一大奇观。

石虎的后宫美女远不止这一万多人，其后每年都有递增，仅建武十一年（345）就陡增了四万多人。这一年正月，长安、洛阳殿修缮完毕急需填充，其他宫殿也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为此，石虎打着“增置女官二十四等”的幌子，向全国十三至二十岁的未婚女子发布招贤就业通告，各路使者“大发百姓女”，貌美者优先。这哪里是招公务员，明摆着是选美，可石虎的话谁敢不听，结果连抢带骗加威胁，有“三万余”民女掉进火坑，被石虎“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二十四等指标，只招了三等，数量还远远不够。为此，石虎下令可以适当降低门槛，放宽条件，无论是处女还是熟女，不管是已婚还是离异，只要容貌“务于美淑”即可。于是，又有一批已婚女子约“九千余人”被离散家庭，强抢入宫。到了六月，先后有四万多名美女云集国都邺城，场面极其壮观，难怪石虎“临轩简第诸女，大悦”（《晋书》）。

上行下效，其中反应最快、下手最快的，莫过于石虎的儿子石宣。选美期间，石宣等人浑水摸鱼，瞒着石虎“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后来，石宣被石虎用酷刑折磨而死，焚尸扬灰，恐怕也与这件事有关。入宫伺候天王石虎，未婚女子去也就去了，而多数已婚女子都不肯合作。不少已经嫁人的女子，面对威胁，宁死不屈，“率多自杀”（《晋书》）。郡守县令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强夺人妻”，甚至操刀杀掉她们的丈夫，断其后路；也有不少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被人抢走，又气又恨，自寻短路，致使“杀其夫及夫自杀者三千余人”（《资治通鉴》）。一时间，后赵各地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石虎只想着把美女弄到手，哪管百姓的死活。为了表彰先进，石虎还“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破例提拔了十二个黄门使者为侯级干部。那些没有封侯的黄门不甘心，继续在各地“大发百姓女”，以博得石虎的封赏。元老逯明实在看不下去了，恳切地劝了石虎几句，就被“拉杀之”，用杖打断肋骨而死。建武十二年（346）五月，中黄门严生因为遇上大雨，道路泥泞，延误了上交美女的期限，非但没提拔，反遭到石虎的训斥。为了推卸责任，严生告发尚书朱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晋书》），石虎听后，立马囚禁了朱轨，不久又杀掉。石虎之所以杀朱轨，不修路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朱轨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背地里说他的坏话，议他的无道。明目张胆地做了，又怕别人说，石虎还真有点婊子立贞节牌坊的意思。

为了杜绝“讪谤朝政”，石虎下令，今后凡奴才告主子的状，下级说上级的不是，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一律处以“威刑”，也就是砍头。石虎的高压政治，让朝野上下噤若寒蝉，公卿以下的官员索性就此封住了嘴巴，朝会时只能相互递个眼神，谁都不敢多说一个字，就连最基本的日常寒暄问候语，也从此销声哑言，“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晋书》）。石虎广蓄后宫一事，成了一条高压线，谁说一下，谁碰一下，就会招来灭顶之灾。石虎究竟霸占了多少美女，大臣们不敢说，史官们也不敢记，所以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述，不过，当年苻洪劝谏石虎的那番话中，还是提到了十万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苻洪，氐族盟主，早年投降石虎，封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石虎对他宠遇甚厚。朱轨被囚后，苻洪对石虎说：“陛下既有襄国、邺宫，又修长安、洛阳宫殿，将以何用？作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夺人妻女十万余口以实后宫……愿止作役，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副众望”（《资治通鉴》）。对此，《晋书》也有类似记载，“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朱轨，允众望。”苻洪说的这段话，不是谩骂，不是声讨，而是对石虎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谏。苻洪当时寄人篱下，在没人敢吱声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跳出来说话，至少应该不敢夸大石虎的罪恶事迹。

在古代，四马一车为一乘，千乘即四千匹马、一千辆车。修建一所华林苑，石虎还动用了“十六万人，车十万乘”呢，何况石虎从小就喜欢打猎，置办“猎车千乘”在情理之中。再者，《晋书》也明确记载石虎“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石虎的猎场确实很大，《晋书》称“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灵昌津，今河南滑县；荥阳，今河南荥阳；阳都，今山东沂南。三处连起来，周长“环数千里”或方圆“养兽万里”是恰当的。既然猎车和猎场都用了实际数字，同一句话中的“十万盈宫”会是苻洪信口开河？再者，后宫是皇家私密禁地，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苻洪敢说吗？显然，石虎后宫美女数量至少是十万，恐怕还要高于这个数，所以司马光用了“十万余口”，加了个“余”字。

可能有人会说，隋炀帝的后宫嫔数也不少，“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隋书》）。笔者认为，文中提到的“十万人”并非专指宫掖，而是指各种男女随从。所以，石虎是中国历史上后宫美女最多的皇帝。这么多美女，以石虎一人之力应对，恐怕也只能走马观花了，难怪苻洪会比较含蓄地开导他“出宫女”，“休宫女”。对于苻洪的忠告，石虎虽装作不理不睬，但还是做了一下自我批评，“罢长安、洛阳作役”（《资治通鉴》），“停二京作役”（《晋书》），保持现有的规模，不再搞扩建项目了。除去吃着的，占着的，看着的，石虎把一部分宫嫔做了重新安排，有“星占及马步射”的，有“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晋书》）的，那支千骑美女仪仗队也要随时做人事调整。

民间的美女，石虎不去理睬了，大臣家的小姐却遭了秧。尚书柳耆的两个女儿都很漂亮，石虎先是“特幸”老大，封为贵嫔，后来又看上了老小，“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晋书》）。除了好色，石虎还特别喜欢金银珠宝，“据十州之地，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纪”。建武十三年（347）八月，石虎为了搞钱，竟“悉发前代陵墓，取其金宝”，又一个帝王级的盗墓贼。睡觉睡累了，数钱数累了，石虎有时也会出来登台观景。石宣被杀时，身体已经被折磨的惨不忍睹，还要放在柴火上活活烧死，“四面纵火，烟炎际天”时，石虎竟饶有兴趣地同“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资治通鉴》）。

长期的放纵纵欲，让石虎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太宁元年（349）正月，染病在身的石虎正式称皇帝，改元年号，想以此消灾去病，老来安宁。然而，石虎已经病入膏肓，任何法子都无力回天。四月，石虎一命呜呼。石虎一死，几个儿子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后赵宫廷一片血腥，而那些后宫美女们却面临着另一种生活。石遵争得帝位后，石虎的养孙冉闵掌握大权，为了收拢人心，广树恩信，除了为悍将“万余人”加官进爵，还特别“赐以宫女”，估计至少一人一个，这一下子就少了接近两万。后来，冉闵兵败被杀，邺城被前燕围困，因城中无粮，石虎的女人们又派上了用场，“邺中饥，人相食，季龙（石虎）时宫嫔被食略尽”（《晋书》）。这样一来，石虎的十万美女所剩不多，没被吃掉的则成了慕容儁的战利品。

石虎死后，谥曰武帝，庙号太祖，《晋书》和《资治通鉴》均称石虎葬于显原陵，其实是空坟一座。石虎自知罪恶不浅，死后怕人算计，于是效仿石勒丧葬时“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晋书》），也想忽悠盗墓贼。然而，十年后，这个秘密竟被一个名叫李菟的“邺女子”揭晓。晋生平三年（359）二月，前燕皇帝慕容儁梦见石虎咬他的胳膊，醒来后便挖了石虎的显原陵，一看是虚冢，“求尸不获”。没办法，慕容儁四处打听，并“购以百金”。不久，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慕容儁一边踢石虎尸体，一边大骂“死胡，何敢怖生天子”，然后“鞭之，投于漳水”（《资治通鉴》）。也就是说，石虎真正的墓在东明观下。那么，李菟——这个神秘女子究竟是谁？

为了解开这个谜，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从《水经注·卷九》记载的“过邺县南，洹水出山，东径殷墟北……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北径东明观下。昔慕容隽梦石虎啮其臂，寤而恶之，购求其尸，而莫之知。后宫嬖妾言，虎葬东明观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此盖虎始葬处也”，得知李菟当时是慕容儁的“后宫嬖妾”。此外，《全史宫词·前燕》中那首“常山圭璧应真人，啮臂无端入梦真。东苑鞭尸谁指认，后宫犹有石家嫔”，则点明了李菟曾经是后赵（石家）的宫嫔。晋永和八年（352），前燕攻陷邺城，慕容儁下令“殿中旧人皆随才擢叙”，李菟的岗位没变，只是换了男人。考虑到石勒早就死了，石世、石遵、石鉴在位时间极短，石袛又是在襄国称帝，所以，李菟只能是石虎的宫嫔。

应该说，李菟是后宫十万美女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女，要不然，她不可能知道石虎的真正墓穴。李菟为何要告密，现在看来已无关紧要，关键是石虎一生倒行逆施，居然连同床共枕过的女人都对他咬牙切齿。石虎，这位后宫美女多达十万的暴淫皇帝，这个疯狂掘坟敛财的盗墓贼，竟然由于李菟的告密，最终被暴尸墓外，鞭尸东苑，弃尸漳河。可惜，河水没能冲走那具肥尸，“尸倚桥柱不流”。十一年后，也就是晋太和五年（370），前秦灭前燕，王猛出镇邺城后，诛李菟，将石虎遗骸“收而葬之”（《资治通鉴》）。为此，王猛遭到了各种议论，有说他多事的，有说他汉奸的，有说他执行苻坚密令的，也有说他调节民族关系的，褒贬不一。往事越千年，历史的真相，恐怕也只能穿越时空问问那一条滔滔漳河水了。

第二章

“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别

刘邦称帝后，每次去拜见父亲刘太公，刘太公均“拥彗，迎门却行”，用人臣之礼迎接刘邦。在刘太公看来，“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乱。刘邦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成了龙，当父亲的总该有个与之相称的头衔，于是下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自从刘太公被尊为“太上皇”，刘邦以后“五日一朝”时，就不必再像先前那样“下扶太公”（《汉书·高帝纪》）了。

秦汉时期，没有“太上皇帝”，只有“太上皇”。“太上皇”是一个尊号，一种荣誉，不是皇帝，不问政治。对此，东汉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颜师古注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见，“太上皇”是当朝皇帝出于人伦对父亲的尊称，没有实际政治权力。在古代，“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皇”。“皇”出自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帝”出自远古时期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二者比较，“皇”是虚幻缥缈，“帝”握有实权，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太上皇”中单一个“皇”字，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誉上的虚衔。

汉代以后，“太上皇”的含义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演变为皇帝禅位于皇子后，自称“太上皇帝”。十六国时期，后凉政权的建立者吕光与东晋王朝及其他政权分庭抗礼，执政期间自称天王。后来，吕光病重，为防止诸子趁乱争位，于是提前将太子吕绍立为天王，自己作为“太上皇帝”压阵，“光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晋书·吕光载记》）。吕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帝”。不过，这个位子没坐上几天，吕光就病逝了。

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因不满文明太后掣肘，“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后经大臣劝谏才决定禅位于儿子拓跋宏。当时，拓跋弘只有十八岁，非老非病；拓跋宏年仅五岁，又小又弱。于是，群臣经过商议公奏：“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想到太后的强悍霸道，想到儿子的稚嫩无助，拓跋弘放弃了当“甩手掌柜”的初衷，“乃从之”。当上“太上皇帝”之后，拓跋弘一改过去“雅薄时务”的毛病，勤于朝政，“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显祖纪》）。可见，“太上皇帝”禅位后依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是凌驾于当朝皇帝之上的皇帝，与先前的“太上皇”有本质区别。

大概是由于“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的缘故，在以后的史料中出现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杂乱现象，其中以《宋史》最为突出。史官在称呼同一个禅位的皇帝时，一会儿用“太上皇”，一会儿用“太上皇帝”；前面用“太上皇帝”，后面又用“太上皇”。通篇看下来，让人眼花缭乱。如，《高宗纪》称宋高宗赵构退位时提出“朕称太上皇帝”，而《孝宗纪》却称“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从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纪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纪》称宋光宗赵惇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宁宗纪》却称“太上皇违豫，赦。辛卯，太上皇崩”，两篇本纪前后不同。

按照“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亲，不掌握大权；“太上皇帝”不仅是父亲，而且是皇帝，大权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对禅位后享受什么样的尊号很在意，退位前专门规定“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清史稿·高宗纪》），意思是说，正式文件必须称“太上皇帝”，口头上可以称“太上皇”，一句话点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权。事实上，乾隆皇帝退位后，“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清史稿·高宗纪》），嘉庆皇帝除“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还要朝夕听其“训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清史稿·仁宗纪》）。

历史上还有几位恋权的皇帝，不过，他们没有乾隆皇帝厚颜无耻。如，北齐武成帝高湛传位后，自称“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北齐书·武成帝纪》）；又如，唐睿宗李旦禅位后，自称“太上皇帝”，规定“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也就是说唐玄宗只能管些小事，只能算是半个皇帝。直到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叛乱，唐睿宗才不得不彻底交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旧唐书·睿宗纪》）。又如，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西逃时，太子李亨自立为皇帝，唐玄宗无力挽回，又不甘心，在自称“太上皇”的同时，提出了“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的政治要求。

有恋权的，还有没有丝毫权力的。这些皇帝大都与宫廷政变或突发事件有关。如，晋惠帝司马衷曾一度在“八王之乱”闹剧中被王司马伦赶下台。司马伦是司马衷的叔祖，他想当皇帝，又怕众人不服，于是“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晋书·惠帝纪》），将其囚禁起来。又如，隋炀帝杨广出游期间，李渊攻占长安，“遥尊帝为太上皇”（《隋书·炀帝纪》），另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皇帝。又如，唐高祖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被迫退位，唐太宗“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旧唐书·高祖纪》），相当于幽禁。又如，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被瓦剌活捉后，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遥尊帝为太上皇帝”（《明史·英宗纪》），后来改称“上皇”，明英宗被放回，“入居南宫”（《明史·景帝纪》），被幽禁七年。

可以说，从晋惠帝开始，“太上皇”的原意已经走了样，不再纯粹是皇帝的父亲，而是指“上一任皇帝”，甚至是“太上皇帝”。此后，“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现了一些别的叫法。如北齐后主高纬被尊为“无上皇”（《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周书·宣帝纪》），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上皇天帝”，又尊为“圣皇天帝”（《新唐书·玄宗纪》），唐顺宗李诵被尊为“应乾圣寿太上皇”（《新唐书·顺宗纪》），宋徽宗赵佶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徽宗纪》），西夏神宗李遵顼自号“上皇”（《宋史·外国传》），等等。笔者分析认为，尊号中只带个“皇”字的，不掌权，属“太上皇”一类；带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权力，应视为“太上皇帝”。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封建社会皇位终身制的一种补充形式，中国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禅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时也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越南的陈朝最为明显。越南陈朝（1225—1400），是越南李朝外戚陈氏夺权后建立的皇朝，首都位于升龙（今河内）。陈朝吸取前代吴、丁、黎、李诸氏皆被权臣篡夺的教训，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于是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越南古代史家吴士连称：“陈氏家法……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其中提到的“但传大器……事皆取决于上皇”，与中国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谓如出一辙。

越南陈朝第一位“上皇”是太祖陈承，其子陈煚执政时年仅八岁，所以“权摄国政为上皇”，以辅佐陈煚。后来，太宗陈煚逊位于太子陈晃，被尊为“显尧圣寿太上皇帝”，与陈晃共理国政。圣宗陈晃也仿照其父，让位于儿子陈昑，被尊为“光尧慈孝太上皇帝”，而后继续征战。此后，仁宗陈昑、英宗陈烇、明宗陈奣、艺宗陈暊也曾先后当过“太上皇帝”。建新三年（1400），陈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少帝被外戚胡季牦簒位，陈朝至此灭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百七十五年间，陈朝竟出现了两位连任的“上皇”，其中明宗陈奣是两朝（宪宗、裕宗）太上皇，而艺宗陈暊（被尊为光华英哲太上皇帝）更是三朝（睿宗、废帝、顺宗）太上皇帝，这在东亚诸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参见《大越史記》）。越南陈朝皇帝禅位后多数被尊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说明“太上皇”与“太上皇帝”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

在历代皇帝中，摆过地摊的有之，做过赌徒的有之，当过乞丐的有之，蹲过大牢的有之。因为头上有一顶耀眼的皇冠，所以他们的悲苦遭际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低。与他们相比，石勒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奴隶，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入主中原，能够建国立业，能够当上皇帝，能够名垂青史，他所建立的后赵政权能够在刀光剑影中维系三十年之久，这份传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石勒（274—333），匈奴别部羯族人。石勒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起初连个姓氏也没有，单名一个“訇”字。十四岁时，石勒随族人“行贩洛阳”，做点小买卖；闲暇时“倚啸上东门”，很有一些英雄气概。西晋皇亲王衍看见石勒后，认为“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人去抓。石勒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跑了，“驰遣收之，会勒已去”（《晋书·石勒载记》）。不久，“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宗室争权夺利，烽烟四起。太安（302—303）年间，北方一带“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因为天灾人祸，石勒不得不“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自幼在外闯荡，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一身好武艺，“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西晋北泽都尉刘监想把石勒绑了卖钱，多亏宁驱暗中保护，才得以幸免。后来，石勒在流亡途中遇到了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二十出头的石勒一起被抓。郭张怕出现意外，于是将被抓的胡人统统缚以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又“数为隆所驱辱”，不少胡人连打带饿死于途中，石勒遭受的苦楚不得而知。郭敬见石勒可怜，便找到族兄郭阳再三说情，这才使得石勒能吃饱饭，没有饿死在通往冀州的路上。

到了冀州，疲惫不堪的石勒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石勒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沦落为奴隶后，石勒失去自由，每天的工作就是“耕作于野”。师欢虽然是地主，但还算仁慈，后来，听说石勒的身世悲苦，又发现石勒仪表堂堂，便大发善心将其赦免，“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从奴隶到平民，石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让他再次濒临绝境。师欢家附近有一个马场，石勒无依无靠，便谎称自己会相马，继而投奔马场主人汲桑。新工作并没有给石勒带来好运气，不久，石勒在武安做工时“为游军所囚”，这时恰好有一群鹿经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晋书·石勒载记》）。

一次次死里逃生，让石勒明白了一个道理：想活命，自身必须强大，必须拉起一支队伍。为了掌握命运主动权，石勒四处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十八人的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永兴二年（305），公师藩聚众数万起兵造反，汲桑和石勒便率领数手下加入公师藩的军队，竖起了反晋大旗。石勒入伙后不久被任命为前队督，当了一个小头目，由此开始了他倥偬的军戎生涯。征战过程中，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又招集一批山野亡命之徒，组建起了一支骠悍的军队。当时，石勒还没有“石勒”这个名字，汲桑便以上级的身份做主，“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这才有了姓，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永嘉元年（307），石勒投奔刘渊，被任命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兵众也逐渐强盛起来。接下来的一年，是石勒打仗最多、战果最丰的一年，一年时间内先后攻陷魏郡、汲郡、顿丘、邺城、赵郡、中丘，威名远播，部众逾十万。在石勒看来，想在汉人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必须依靠汉人的文化援助和智力支持。不久，石勒将手下的汉族衣冠人物集中起来，建立了“君子营”，对他们实行优待政策。后来，石勒又纳张宾为参谋，对他尊重有加，言听计从。在随后的数年间，石勒用计用谋，先后擒杀王浚，赶跑刘琨，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太兴二年（319），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石勒建国后，在张宾等人辅佐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一是籍户口，定租赋，课农桑，以恢复战乱破坏的经济；二是兴庠序，立太学，倡导教化；三是简选历代律令制定《辛亥制度》，以安定社会秩序；四是整顿吏治，奖廉惩贪，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采用举荐加考试的方式选拔任用各级官员。同时，对东晋采取睦邻政策，下令修茸了东晋边帅祖逖在河北的祖墓，并将东晋叛降将领杀死，献首于祖逖，使两国边境得以绥靖，人民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后赵太和元年（328），石勒擒杀前赵皇帝刘曜，完全统一了燕赵地区。太和三年（330），石勒称帝。这位当年做过奴隶的羯族青年，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人生得意，石勒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谦虚谨慎。后赵建立之初，石勒衣锦还乡，“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按年龄大小与老乡们坐在一起喝酒唠家常，丝毫没有架子。石勒曾和邻居李阳争麻池而“迭相驱击”，石勒回乡，李阳故意躲着他，石勒一句“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尽释前嫌，并拜李阳为参军都尉。为了检验守城将士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贪赃枉法，石勒曾夜间微服私行，“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不料被守门将士王假拿下，“欲收捕之”（《晋书·石勒载记》），直到石勒的侍从赶来才收场。这种做法类似于时下的暗访，虽然有引诱的成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石勒谨慎的一面。

石勒虽为胡人，但对汉人较宽仁。建国后，他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有一次，汉臣樊垣入宫时“衣冠弊坏”，石勒问其故，樊垣称刚刚“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所致。石勒“讳胡”，更讳“羯贼”，樊垣一时气愤，竟忘了石勒就是“羯贼”之首，吓得连连叩头。石勒非但没生气，反而陪笑道歉说“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并“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胡人喜欢喝酒，耗费了大量粮食，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为由，下令“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结果“数年无复酿者”。中原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人口稀少，谁家生了多胞胎男孩，石勒则予以奖励，并派专人去伺候，“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晋书·石勒载记》），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石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施政，莫过于创立“考试”制度，规定“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学员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以此来培养国家后备干部。这种“三考修成”的办法，成为乡试、会试、廷试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萌芽阶段，正是石勒埋的种，浇的水。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石勒本人也很注重学习。石勒不识字，不能看书，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捷径——听人念书，“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听到张良劝阻后，才说道“赖有此耳”，幸亏有张良在。石勒虽然没文化，但谈论古今得失时却很有见解，以至于“闻者莫不悦服”（《资治通鉴》）。

石勒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332），石勒设宴招待高句丽、宇文屋孤的使臣。喝到高兴时，石勒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地“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后赵建平四年（333）六月，石勒一病不起。为了不打扰百姓，石勒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如此恤民之君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七月，石勒病逝，在位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三百年后，房玄龄在编著《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作为开国皇帝，石勒难免会有“凶残”的一面，但总体来说不愧为“一时杰也”。往事越千年，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皇帝是谁

凶残一词，无论理解为凶狠残忍，还是诠释为凶恶残暴，或者二者兼备，安在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后废帝刘昱的头上，都不为过。在以凶残著称的诸多皇帝中，像刘昱这般暴戾，这般冷血，这般阴毒，这般变态，这般亲自操刀，这般奋不顾身，这般卑鄙下流，这般嗜杀成性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何况刘昱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皇帝，笔者会毫不犹豫地投刘昱一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顶尖凶残的皇帝，却因为对“织女”动了邪念，最后竟暴死于当年那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七夕”。

刘昱（463—477），宋明帝刘彧的长子，也是刘彧早年从李道儿那里借来的种，生母陈妙登。泰始二年（466），刘昱被立为皇太子。刘昱天性顽劣，“惰业好嬉戏”，五六岁时就能像猴子一样“缘漆账竿，去地丈余”（《宋书》），在上面一玩就是个把小时，连师傅也管不了他。年龄稍大点，刘昱更加任性，而且品行恶劣，脾气暴躁，左右稍不合他意，一巴掌就扇过去，动辄拳打脚踢。此外，刘昱形象龌龊，站没站相，走没走相，就连坐相也是光着脚丫学狗蹲。为此，刘彧让陈妙登没少捶训他。泰豫元年（472）四月，刘彧病亡，年仅十岁的刘昱即位，成为刘宋王朝第八任皇帝。

即位之初，刘昱“内畏太后，外惮诸大臣，犹未得肆志”，老实了一年多。江山可改，本性难移。元徽二年（474）冬，刘昱加元服，行成人之礼。过了这道坎，刘昱旋即“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干什么都由着性子。好在他不问朝政，只是一门心思地玩耍嬉戏。从元徽三年（475）秋冬“好出游行……日暮乃归”，到元徽四年（476）春夏“无日不出……夕去晨反，晨出暮归”，再发展到“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刘昱越玩越放纵，越玩越血腥，昼夜不分，阵势雷人。不管是走路的，还是赶车的，刘昱觉得谁不顺眼，谁就得翘辫子，见人杀人，遇狗宰狗，逢驴屠驴，以至于“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宋书》），昔日繁华的京城大街小巷被他搞得奄奄一息。

一开始，陈妙登看他年龄尚小，每次都“乘青篾车，随相检摄”，生怕他出现意外。可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刘昱，非但不体谅母亲，感恩母亲，反而嫌母亲无聊多事。为了甩掉母亲，刘昱越发狂奔，陈妙登终究一介女流，只能望尘莫及，“不复能禁”（《宋书》）。无奈之下，陈妙登只好命仪卫追踪谏阻，竟被刘昱任情呵斥，甚至屡加手刃，“仪卫亦惧祸不敢追寻，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资治通鉴》）。没有了母亲的约束，没有了众人的监督，刘昱很快就从一个品行恶劣的顽童皇帝，变成了一个凶残嗜杀的魔鬼皇帝。

刘昱年龄虽小，杀起人来却头头是道。刘昱让手下准备了“白棓数十枚，各有名号；针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杀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刑具，多用于“击脑、槌阴、剖心之诛”（《南史》），一旦有人“有忤意，辄加以虐刑”（《宋书》）。用棍子打脑袋，用锯了掏心脏，已然残忍血腥；用锤子砸人生殖器，则极其阴毒变态。一天下来，至少有几十个人遭此毒手，“日有数十”（《南史》）。刘昱以杀人为乐，看到尸横街头，就手舞足蹈，看到血迹四溅，就心花怒放；一天不杀人，刘昱便浑身难受，“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尤其是“槌阴”这种下流酷刑，有人敢稍皱皱眉头，刘昱便龙颜大怒，定会给他好看，“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遑，夕不及旦”（《宋书》）。

刘昱的暴行，最终招致了阮佃夫等人的密谋造反。元徽五年（477）四月，阮佃夫等人准备废掉刘昱，另立刘准。因事情泄露，刘昱派人将阮佃夫等人全部杀死。光看手下杀人，看腻了，不过瘾，刘昱便亲自操刀，亲手杀人。阮佃夫的腹心张羊被抓后，刘昱“自于承明门以车轹杀之”。六月，有人告发杜延载、沈勃、杜幼文、孙超四人与阮佃夫同谋，刘昱再次大开杀戒。杀杜延载、杜幼文、孙超时，刘昱“躬运矛铤，手自脔割”；闻到孙超嘴里有蒜味，刘昱又给他加了一项“剖腹视之”（《南史》）；杜幼文的哥哥杜叔文被抓于玄武湖，刘昱不怕路远“驰马执槊，自往刺之”（《宋书》）。当时，沈勃在家丁忧，刘昱在“左右未至”的情况下“挥刀独前”，隔得老远就冲沈勃“投铤”刺之，随后“帝自脔割”（《南史》）。同谋杀了，还要满门抄斩，刘昱下令“悉诛之，刳解脔割，婴孩不免”（《资治通鉴》）。

除了杀百姓，杀叛臣，杀无辜，刘昱还对血脉相连的刘姓宗室下手，文帝第十八子刘休范、文帝之孙刘景素就先后死在他手里。该杀的，不该杀的，差不多都杀完了，下一步要杀谁呢？刘昱突然想到了皇太后王氏。王氏是刘彧的皇后，为人正直，对刘昱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经常以长辈的名义来训诫他，“每加勖譬，始者犹见顺从，后狂慝转甚，渐不悦”（《宋书》），刘昱很烦她，总想除掉这个指手画脚的老太婆。元徽五年（477）五月，“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资治通鉴》），左右劝他说，王太后一旦死了，皇帝要作为孝子哭丧守孝三年，期间不能外出游玩。刘昱一听，吓得连连撇嘴，这才罢休。

王太后可以不杀，但萧道成必须要杀。萧道成是刘彧时期的一员悍将，刘彧临死前，任命他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参掌机事。后来，萧道成在镇压刘休范叛乱中立下大功，被刘昱任命为中领军，兼南兖州刺史，留卫京师，并逐渐染指朝政大权。刘昱虽然不关心朝政，但对于皇帝宝座却看得很重。萧道成权重功高，在朝中颇有威信，一旦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刘昱一直在寻找机会。元徽五年（477）六月，刘昱带人直入领军府，见萧道成光着膀子睡觉，便把他叫起来，命令他立正站好，“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萧道成大喊无罪，左右也求情，刘昱才极不情愿地改用软质骲箭“正中其脐”。不久，刘昱一边“磨铤”霍霍，一边叫嚷着“明日杀萧道成”（《资治通鉴》），最终被生母陈妙登强行拦下。

三番两次要杀最想杀的人，却均为得手，刘昱从小哪受过这等闷气，于是继续找机会杀萧道成。萧道成自从上次逃过一劫，吓得从此躲进领军府，大门紧闭。萧道成不出门，刘昱就找人雕了个萧道成木像，“画腹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赏”。刘昱觉得效果不好，又带人去放火烧领军府，结果没烧起来；还多次前去诳门，始终也没诳开。萧道成越是抱定“坚卧不动”，刘昱越是“益怀忿患”（《南史》），必除之而后快。此后，刘昱无论看到什么东西，一律呼之为萧道成，连骂带踢。因为见不到萧道成，杀不了萧道成，刘昱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甚至一个侍从的马不小心掉进湖里，他都会借机歇斯底里地发泄一番，“左右张五儿马坠湖，帝怒自驰骑，刺马屠割之”（《南史》）。

刘昱不肯罢休，萧道成也不甘坐以待毙，整日躲在府中与王敬则密谋政变，干掉刘昱。作为萧道成的铁杆死党，王敬则除了每天晚上穿着黑衣，趴在路边，为萧道成探听观察刘昱的往来动向；还受萧道成委托，秘密联络刘昱左右的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二十五人，伺机起事。杨玉夫是诸近臣中的一号人物，对刘昱一向鞍前马后，忠心耿耿，这段时间不知道什么缘故，刘昱突然变得对他很反感，“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此外，刘昱每次看见杨玉夫，都会恶狠狠地冲他说“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资治通鉴》），而且咬牙切齿，面带狰狞。杨玉夫听得心里直发毛，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理上渐渐疏远了刘昱。

萧道成这边紧锣密鼓地谋划，刘昱却浑然不觉，依然没白没黑地四处游荡嬉戏。元徽五年（477）七月初七，刘昱又出去折腾了一天，先到宫外的山冈比赌跳高，又去青园的尼姑庵调戏小尼姑，随后到新安寺偷了一只狗，接着又到昙度道人那里杀狗吃肉，很晚才晃悠悠地回到寝宫仁寿殿。刘昱是个小色鬼，在搞女人方面是一把好手，他九岁就娶了媳妇，十几岁就和侍从的老婆们私通，之后又多次淫乱尼姑庵。这天晚上喝了些酒，刘昱突然想起七月初七织女要渡过茫茫银河与牛郎相会的传说来，于是便想入非非，有了歪念。随即，刘昱安排杨玉夫“伺织女度河”，并警告杨玉夫“见，当报我；不见，将杀汝”（《资治通鉴》）。莫说天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织女，就是有，她也断然不敢出来与这位好色的皇帝见面。

偷来的狗肉分外香，因此酒也喝得爽，刘昱回来时已经有些醉意了。打发出去杨玉夫之后，刘昱走进仁寿殿东的一个毡幄，看到几个宫女正在玩“穿针乞巧”的“七夕”游戏，乞求一双巧手和一份巧艺。七夕，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节日。因为以乞巧为主题，以女性为主角，所以又称乞巧节、女儿节。此刻，宫女们每人拿七根针，用一根彩线穿进针孔，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刘昱从小就是个玩家，看她们玩得高兴，忍不住也玩起了穿针引线。刘昱本就醉眼朦胧，没玩了几把，眼前就模糊了，酒劲也上来了，“因与内人穿针讫，大醉”（《南史》），于是倒头就睡。

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要么死，臣要么让君死。等织女，这项死了都不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把杨玉夫逼上了绝路。杨玉夫不想死，唯一的活路就是杀掉刘昱，然后向萧道成请功。刘昱最近玩得很疯，作息时间紊乱，居无定所。众人都知道刘昱古怪刁钻，喜怒无常，凶残暴戾，说一不二，是个典型的狂躁肆虐型皇帝，没人敢得罪他。为了方便刘昱出入，宫内的房门夜晚都不敢关闭，惟恐让刘昱吃了闭门羹。值班人员都藏在角落里，没人敢露面，生怕被刘昱逮了不是。寝宫门口的侍卫害怕无端被杀，都远远的躲着，也担心被皇帝寻了晦气。整个仁寿殿里外周边的安全保卫措施形同虚设，混乱不堪，一塌糊涂，“内外莫相禁摄”（《资治通鉴》）。最关键的是，刘昱今天晚上喝得不少，警觉意识和反抗能力都很差。

想到这里，杨玉夫与杨万年、陈奉伯等人轻松地潜入仁寿殿，“见昱醉熟无所知，乃与万年同入毡幄内，以昱防身刀斩之”（《宋书》）。杀人者，人恒杀之。刘昱，这位杀人不眨眼、视生命如草芥、顶尖凶残暴戾、极度荒淫无耻的皇帝，最终丧命于当年“七夕”，年仅十五岁，首级也于当夜传给萧道成。沈勃被杀前，曾“手搏帝耳，唾骂之曰：汝罪逾桀、纣，屠戮无日”（《资治通鉴》），仅过了十四天，刘昱又被别人杀死，真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刘昱死后，王太后令曰：“昱穷凶极暴，自取灰灭……可特追封苍梧郡王”（《宋书》）。值得一提的是，刘昱那把防身刀名为“千牛刀”，“千牛”谐音“牵牛”。七夕之夜，刘昱想代替“牵牛”与“织女”相会，不料却死在了自己的“千牛刀”下，令人捧腹。

哪位皇帝的小名最具传奇色彩？

小名，即乳名，也称小字，得之于襁褓，受之于父母。古人，包括皇帝，其小名大都比较粗鄙，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几千年下来，皇帝的小名能留传下来的不胜枚举，而被文人写进诗词的却微乎其微，在这个方面，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是个例外。翻阅古诗词，寄奴——也就是刘裕的小名，让人应接不暇，触目惊心。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陆游《书陶靖节桃源寺后》）

英雄恨，赢得名存北府。寄奴今寄何所。（孙吴会《摸鱼儿》）

今古恨，登临泪，几斜阳。不是寄奴住处、也凄凉。（郑熏初《乌夜啼》）

赤纸藤书宋鼎归，寄奴柴燎告功时。（曾极《宋受禅坛》）

平南上策归诸葛，伐北奇功属寄奴。（李壁《再和雁湖十首》）

寄奴真伟人，落拓龙潜地。（刘子翚《建康六感·宋》）

寄奴千载心争雄，登高把酒临秋风。（吴师道《戏马台》）

何处寄奴遗垒是，废兴千载总成墟。（安箕《过穆陵关》）

狮子寄奴生长处，一片雄山莽水。（陈维崧《游京口竹林寺》）

……

从宋到清，从诗到词，从辛弃疾到陈维崧，从爱国词人到翰林作家，“寄奴”一直是历代文人笔下一个相当活跃的字符。仅在手头现有的古诗词集中，笔者就轻松地找到了“寄奴”近四十处，其出现频率之高，使用数量之大，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独占鳌头。

按正史记载，刘裕有名、有字、有小名，“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宋书·武帝纪》），“宋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南史·宋本纪》），“刘裕，字德舆”（《魏书·刘裕传》），那么，历代文人为何偏偏对刘裕的小名如此神往，如此情有独钟呢？这个奇怪的文化现象，让笔者忍不住要对“寄奴”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皇帝小名探究一番。

众所周知，“奴”是六朝时期古人小名中常用的一个字，一般用来煞尾，是亲人之间（父子、夫妻、长幼）出于爱怜的一种昵称，多指长辈称呼晚辈，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如，王荟小名小奴，桓嗣小名豹奴，石崇小名齐奴，孙腾小名僧奴，冉闵小名棘奴，陈叔宝小名黄奴，等等。通常情况下，父母给孩子取小名时虽然比较随意，但总起来说还是有些讲究的。如，排行最末的，就取名小奴；希望强壮的，就取名豹奴；出生齐地的，就取名齐奴；崇道信佛的，就取名僧奴；个性强势的，就取名棘奴；推崇华夏的，就取名黄奴，等等。与他们相比，刘裕小名“寄奴”的由来，则少了一些讲究，多了一份孤苦。

刘裕（363—422），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曾祖刘混于“永嘉之乱”时举家南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刘裕出生的那天晚上，“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祥瑞不断。父亲刘翘非常惊讶，便为刘裕取小名“奇奴”（《宋书·符瑞》）。然而，没过多久，母亲便去世了。因为“家贫”，刘翘“将弃之”，把刘裕扔了算了。刘裕的姨母闻讯，立即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刘怀敬“走往救之，断怀敬乳而乳之”（《资治通鉴》），把奶让给刘裕吃。看到这种场面，刘翘索性把刘裕托付给了小姨子。此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刘裕便长期寄养在姨母家中，小名“奇奴”也由此改为“寄奴”，“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宋书·符瑞》）。后来，刘翘续弦，刘裕虽然重返老家，但“寄奴”这个小名却保留了下来。

谁曾想，这个饱含辛酸磨难的小名，日后竟传奇般地被命名为一味中草药，一座古城池，并逐步成为刘裕的一个响亮招牌，最终让刘裕传奇般地成就一代帝业。

据《南史·宋本纪》记载，刘裕年少时，因家贫，曾到新洲（今镇江丹徒）砍伐荻竹，“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觇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反（返）。”后来，刘裕领兵打仗，随军必备这种草药，将士们“每遇金创，傅之并验”。用时下的话说，疗效那是杠杠的。将士们不知道药名，听刘裕讲了这个故事，便把这种草药称作“刘寄奴”。

现在看来，刘裕“射蛇得药”纯属虚构，而且是在效仿刘邦。刘裕“勇健有大志”（《资治通鉴》），且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宋书·武帝纪》），为了成就霸业，刘裕依照刘邦“斩蛇起义”炮制了“射蛇得药”，显然是重走了刘邦当年发迹之路。为了提高声望，为了增加威信，搞出一些玄幻的噱头来神化自己，是历代开国皇帝发迹前所惯用的政治手段。但是，不管怎么说，“刘寄奴草”这味药名却因此流传开来，并沿袭下去，以至于医学大师李时珍对这种说法都深信不疑，“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遇一大蛇，射之……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反。每遇金疮敷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草”（《本草纲目·草部》）。笔者考证，“刘寄奴草”是中医学上唯一一味以皇帝小名命名的中草药。

有了“刘寄奴草”，刘裕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为他日后南征北战、纵横沙场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此外，因为有“刘寄奴草”，刘裕还成功地迷惑了桓玄。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位，刘裕非常不满，招来诸多猜忌。不久，桓玄诏令刘裕进京，刘裕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为由没有入朝。其实，刘裕身边常备“刘寄奴草”，还怕这点伤，因此骗过了桓玄，为他“徐于京口图之”（《宋书·武帝纪》）并最终击败桓玄，赢得了充足的谋划时间。久而久之，“刘寄奴草”竟成了兵家的常备良药，“刘寄奴”这个名字越来越响，刘裕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刘寄奴草”又有了一些别的叫法，如金寄奴、乌藤菜、六月雪、九里光等等，而“刘寄奴草”这个叫法却历经千年不倒，直到现在还广泛应用。

除了用于中医学，刘裕的小名还被命名为一座古城池——寄奴城。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聚众造反，“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高祖（按：刘裕）参府军事”（《宋书·武帝纪》）。刘裕作战勇猛，胆识过人，短短几年便成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隆安五年（401）三月，孙恩从海中北上进攻濒海的海盐县城，海盐百姓人心惶惶。危急时刻，刘裕昼夜兼程，第一时间赶到海盐，奋力抗敌。由于孙恩兵势浩大，海盐易攻难守，刘裕便在汉代故邑城的基础上重建城池，“筑城于海盐故治”（《资治通鉴》），并命名为“寄奴城”。依托这个阵地，刘裕多次击退孙恩的疯狂进攻，最终“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宋书·武帝纪》），既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使海盐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关于“寄奴城”，《海盐县志》中有明确记载，“海盐……汉代称鼓邑城，南北朝宋刘裕时在这里筑城，称寄奴城”。自古至今，以皇帝的小名命名的城镇，除了“寄奴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昔日的“寄奴城”，由于地势较低，在历经千年的沧桑巨变之后，如今沉沦于茫茫大海久矣，但“寄奴城”三个字却在江浙一带影响甚广，流传甚久，并永久地扎根后文人的诗词作品中。如，元代嘉兴孝子过宗一有诗云：“寄奴王者亦英雄，更爱风流顾侍中。今日孤城沧海畔，一天红日晚来风。”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的“鹰案绝顶海风晴，乌免秋残夜并生。铁锁石塘三百里，惊涛啮尽寄奴城”（《鸳鸯湖棹歌》），以及清代阳湖（今江苏常州）女词人刘琬怀的“江南好，草绿寄奴城。沽酒客来双屐滑，打鱼人去一舟轻。浮玉望中明”（《补栏词》），就是后人怀念“寄奴城”，纪念救命恩人刘裕的多重文学见证。

刘裕从戎时，已是而立之年，按说应该早有了正式的名和字（刘裕，字德舆），而刘裕却一直在军队中使用小名“寄奴”。这一点，从“刘寄奴草”和“寄奴城”的命名上就可以得到答案。在刘裕看来，频频搬出自己的小名，能让部下觉得他亲近，进而笼络人心。久而久之，刘裕也习惯了自称小名，在外面如此，在家也如此。据《宋书·宗室》记载，“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即刘裕的继母萧氏；寄奴，即刘裕。当时，刘裕已经封宋王，位高权重，与继母说话时自称“寄奴”，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尊敬继母，一方面佐证了他习惯自称小名，一方面也反映了刘宋史官们下笔时根本无需避讳皇帝的小名。试想，连刘裕本人都不忌讳自己的小名，后朝的文人墨客赞颂这位低调可亲的英雄人物，还不信马由缰？

永初元年（420）六月，刘裕称帝，以宋代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刘宋政权。刘裕，这个当年曾一度被父亲抛弃的苦命孩子，凭借自己的胆识、智慧、勇猛和“寄奴”这个响亮的传奇招牌，最终修改了酸楚命运，登上了政坛巅峰，并奠定了维系了百年相对稳定的南北对峙格局。难怪后人想到他寄人篱下的辛酸遭遇，想到他定南燕、平后秦的英雄气概，想到他倡导北伐、收复失地的历史功绩，想到刘裕的小名在军事、医学方面的影响力，就忍不住会对“寄奴”二字追忆一番，感慨一番。此外，据《刘氏宗谱》记载，刘裕原名刘道成，“九十五世祖，刘翘，生子刘裕（道成）、刘道怜、刘道规，余不详……九十六世祖，刘裕，原名刘道成，字德舆，小字寄奴”，令人惊奇的是，“道成”竟与后来推翻刘宋政权的萧道成同名，这大概也是历代文人在诗词作品中普遍选用“寄奴”的一个原因。

有褒，就有贬，有鲜花，就有口水。受人追捧的同时，“寄奴”也偶尔招来些讽刺和挖苦，如刘克庄的“宁书处士卒，不践寄奴朝”（《杂咏一百首·陶渊明》），方回的“文叔本侥幸，寄奴非英雄”（《拟古五首》）。至于辛弃疾的“人道寄奴曾住”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这应该不是对“胡、虏、戎、夷”过敏的爱新觉罗氏所为，也不知是哪个觉得“奴”字刺眼的“奴才”下的黑手。嘲讽和篡改，挡不住后人对“寄奴”的追思。从陈维崧的“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醉太平·江口醉后作》），到章炳麟的“雪中原之涂炭，光先人之令闻，寄奴元璋之绩，知其不远”（《革命道德说》），可见“寄奴”风采不减当年。没有蜷缩在史籍角落，而是经久不息地唱响于历史长河，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面独特旗帜，与历代皇帝相比，寄奴——刘裕的小名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

中国帝王鲜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

纵观历史，每一个帝王的兴起和败落，每一场权谋的较量与浮沉，都决非偶然。

帝王是历代牛人中的牛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每一位帝王的身上都笼罩着传奇色彩。

帝王头上闪耀着让人仰慕的历史光环，同样也有着被人津津乐道的另一面。“史海二刘”刘继兴和刘秉光联手倾力打造的新书《历史上那些帝王们》，近日已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集文学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体，作者用全新的视角、理性的思维、翔实的史料和过硬的考证，寻根究底，探幽发微，带您穿越时光隧道，揭开帝王们的神秘面纱，洞悉一个个波诡云谲、无奇不有的帝王真相，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帝王们鲜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

该书包罗万象，气势宏大，语言精炼，妙趣横生，涉及到文、史、哲、理等多方面，既有历史现象的未解之谜，又有人物命运的背后隐情，既有穿越时空的大胆推理，也有追昔抚今的另类解读。纵横天地间，涵盖数千年。捧起此书，感受帝王们的变化莫测，感受历史长河的风起云涌……

北京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谁？

北京，是中国首都，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和深厚文化积淀的皇都。从金元到明清，从中都到京师，在岁月的变迁中，北京这片土地上迎来了一位位皇帝，送走了一代代王朝。北京成为皇都，普遍认为始于金废帝完颜亮在贞元元年（1153）的那次迁都，“三月，上至燕京……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金史》）。其实，在完颜亮之前，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也曾在北京建都，他就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景昭帝慕容儁（jùn，古同俊）。笔者考证，北京千年皇都史的辉煌序幕，正是由这位出身鲜卑慕容部的传奇人物揭开。

鲜卑慕容部是东胡后裔，发源于塞外鲜卑山，又称慕容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又一支崛起于北方的彪悍游牧民族。东晋时，慕容鲜卑自辽西迁至辽东，并以棘城（今辽宁义县）为根据地，打着“尊晋勤王”的旗号开疆拓边。晋咸康三年（337）十月，首领慕容皝正式建国，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慕容鲜卑骁勇善战，对广袤繁荣的中原地区更是虎视眈眈。为了便于向中原扩张势力，晋咸康八年（342），慕容皝将国都西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此后，前燕袭夫余、掠后赵、灭宇文部、攻高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晋书》），统一了大小凌河和辽河流域，成为雄踞辽东辽西的一个强国，并且已经具备了进军中原的条件。

以龙城为跳板，伺机杀入关内，进而席卷中原、一统天下，慕容儁就是肩负着这样一个家族使命登上历史舞台上的。慕容儁（319—360），字宣英，慕容皝的次子，史书上称他自幼骨相不凡，深得祖父喜爱，“及长，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晋书》），从而被慕容皝确定为接班人。晋永和四年（348）九月，慕容皝病逝，三十岁的慕容儁即位，成为藩属于东晋的前燕新一任燕王。慕容儁“雅好文籍”，因为仰慕华夏之风，故而倾心汉化。即位后，雄心勃勃的慕容儁一面“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晋书》），一面厉兵秣马，等待时机，谋划向中原进军、扩张和融合的宏伟蓝图。

在中原诸国中，后赵与前燕南北毗邻，无疑是前燕杀进关内的第一个目标。慕容儁即位时，正逢后赵各种矛盾激化，起义暴动频发，统治根基动摇。不久，国君石虎病死，诸子争位，石虎的养孙冉闵乘乱建立了冉魏政权，赵、魏两个政权水火不容，攻伐不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直“砺甲严兵”（《魏书》）的慕容儁嗅到了绝佳战机，“赵、魏大乱，俊（儁）将图兼并之计”（《晋书》）。晋永和六年（350）三月，慕容儁率军一举占领后赵北方重镇幽州，攻克蓟城，并随即将国都从龙城南迁至此，“三月，燕兵……拔蓟……俊（儁）入，都于蓟”（《资治通鉴》）。《通典·州郡典》也称“蓟……汉为蓟县……慕容俊（儁）都于此也。”蓟，是北京的第一个曾用名，蓟城故址位于今北京西南的宣武一代。

慕容儁之所以急于迁都蓟城，笔者认为有四个原因。其一，慕容鲜卑志在中原，把国都从关外迁至关内，便于进一步向中原腹地扩张势力；其二，蓟城地区文明程度高于关外，置国都于先进的汉文化氛围中，便于倾心汉化的前燕加快封建化进程；其三，蓟城是关内距离龙城最近的重镇，进可南下中原，退可返回老家，进退自如；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蓟城作为进掠冀州的军事前沿阵地，便于慕容儁就近指挥对冉魏军队的攻守防御。在此后的两年中，慕容儁多次往返于龙城和蓟城，频繁调动军队，最终于晋永和八年（352）八月灭掉冉魏政权，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这段时间，蓟城虽为国都，但因慕容儁是燕王，所以只能称为王都，还算不上皇都。蓟城真正成为皇都，是慕容儁于当年十一月称帝之后。

关于慕容儁建都称帝一事，《晋书》称“永和八年……隽（儁）僣帝号于中山，称燕”，说慕容儁称帝不是在蓟城，而是在中山（今河北定州），这显然有误。因为这一年，慕容儁确实去过中山，“如中山，为二军声势”，但又返回了蓟城。要不然，蓟城正阳殿出现的燕巢和燕子，慕容儁不可能亲眼看到，更不会“览之大悦”（《晋书》）。关于慕容儁在蓟城建都称帝，《资治通鉴》有明确记载，“七月，燕王俊（儁）如中山……十月，燕王俊（儁）还蓟……十一月……即皇帝位，大赦。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建留台于龙都”。龙都，即龙城；留台，特指王朝迁都后留置于旧都的官署，即留都。由此可见，从晋永和八年（352）十一月起，蓟城正式成为皇都，这比后来完颜亮在中都当皇帝早了八百多年。

慕容儁称帝，标志着前燕彻底放弃了先前“尊晋勤王”的策略，开始与东晋分庭抗礼。当时，恰好有东晋使者出使前燕，慕容儁便趁机对晋使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晋书》），意思是说，你回去禀报你们的天子，我趁着天下人才匮乏的时机，已经被中原地区推举成为皇帝了。笔者认为，慕容儁这句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前燕从此不再是东晋的藩国，慕容儁和东晋皇帝从此以后至少应该平起平坐；其二，慕容儁是“中国所推”的皇帝，前燕成了中原正朔，而晋穆帝则是偏安之主，东晋倒成了割据之邦。此时的前燕占据着半个中原，兵强马壮，慕容儁如此高调，也非虚张声势。难怪在《晋史演义》中，蔡东藩会用“怏怏自归”四字描写了晋使当时的尴尬表情。

称帝后，慕容儁效仿中原皇帝大赦天下，追谥祖先，并大肆封赏定鼎蓟城有功的官员和将士，“从行文武、诸籓使人及登号之日者，悉增位三级。泒河之师，守邺之军，下及战士，赐各有差。临阵战亡者，将士加赠二等，士卒复其子孙”，就连那些赵魏俘虏也跟着沾光，“殿中旧人皆随才擢叙”（《晋书》）。除了广泛收买人心，慕容儁还通过风靡中原的“五行论”和“五行学说”，极力向世人宣扬前燕的正统地位，“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一时间，前燕国人都把慕容儁当作是天命所归的真人，“燕人咸以为俊（儁）之应也”（《晋书》）。此后，慕容儁以皇都蓟城为根本，肃清残魏，攻克广固，大败丁零，入寇河南，声势大振。

后来，随着疆域向东向南的不断延展，前燕再次迁都，由蓟城南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关于前燕迁都邺城的时间，《魏书》称“建国十六年……俊（儁）自蓟迁都于邺，号年为光寿”，魏建国十六年为公元353年，燕光寿元年为公元357年，《魏书》记载明显有误。据《晋书》记载“升平元年……俊（儁）自蓟城迁于邺，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复铜雀台”；《资治通鉴》也称“升平元年二月，癸丑，燕主……改元光寿。十二月，乙巳，燕主俊（儁）入邺宫，大赦”；此外，《十六国春秋》也有“升平元年……十一月，自蓟迁邺”的记载。由此可知，前燕由蓟城迁都邺城的时间为晋升平元年，也就是公元357年。从晋永和六年（350），到晋升平元年（357），蓟城作了二年王都，五年皇都，共计七年。

七年，弹指一挥间，但蓟城作为前燕的政治中心，对于慕容儁立足中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迁都邺城，标志着继龙城之后，蓟城作为慕容鲜卑席卷中原的又一块跳板，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迁都邺城后，慕容儁在数年间，取并州，拔上党，克晋阳，收许昌，与前秦平分了黄河流域，疆域“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读史方舆纪要》）。在慕容儁的统治下，前燕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接着，慕容儁把南征东晋、西图前秦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晋书》）。为此，慕容儁下令“户留一丁，馀悉发为兵”（《资治通鉴》），在全国征满一百五十万士兵，准备大举进攻东晋。然而，兵未发，慕容儁就倒在了病床上。晋升平四年（360）正月，慕容儁带病检阅大军后，于第二天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谥曰景昭皇帝，庙号烈祖，葬于龙陵，即龙城。

慕容儁死后，前燕上层贵族发生内讧，国势逐渐走向衰败，最终于晋太和五年（370）十一月被前秦攻灭，包括蓟城在内的大片土地划入了前秦版图。蓟城作为前燕国都虽然只有短短七年，却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晋永和十一年（355）十二月，“高句丽王钊遣使诣燕纳质修贡”（《资治通鉴》），这是北京作为皇都首次接纳朝鲜使者。又如，慕容儁曾铸铜马“置之蓟城东掖门”（《晋书》），东掖门因此又名“铜马门”，唐、辽、金时期的“铜马坊”即由此沿袭而来。此外，慕容儁还于晋永和十二年（356）十一月“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晋书》），在促进鲜卑族与各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为北京留下了宝贵的人文精神。此后，蓟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历经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京师）、清（北京）等上层皇家文化的交织荟萃，最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历史上唯一被地震吓死的皇帝

地震，这种来自地下的神秘力量，在古代往往被看作是神灵震怒，是上天对执政者的警示和惩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的这套“灾害天谴论”，着实让那些代表上天来管理子民的所谓天子，也就是皇帝，吃了不少苦头。在这种迷信舆论下，每当有灾害特别是地震发生，皇帝们多半会坐立不安，内心忐忑。意志坚强的，搞个大赦天下，弄个自我批评，抵挡一下谏臣们的唇枪舌剑，也就顺利过关了；心理脆弱的，或战战兢兢，或精神恐惧，严重的甚至会像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慕容德那样一命呜呼。

在历史上，慕容德称得上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他是未有战场败绩的皇帝之一，是年逾六旬才登基的皇帝之一，是墓葬至今未被发现的皇帝之一。除此之外，他的离奇死亡更是一则空前绝后的奇闻。关于慕容德的死，《资治通鉴》称“戊午，备德引见群臣于东阳殿……俄而地震，百僚惊恐，备德亦不自安，还宫。是夜，疾笃，瞑不能言……寻卒”；《十六国春秋·南燕录》也称“引见群臣于东阳殿……俄而震起，百寮惊越，德亦不安，还宫疾甚……是夕薨于显安宫”。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慕容德是唯一一位被地震吓死的皇帝。

慕容德（336—405），字玄明，鲜卑人，慕容垂之弟，南燕开国皇帝。严格意义上说，南燕是从后燕分裂而来。慕容德能够草创政权，还得从北魏那次大举进犯后燕说起。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八月，拓跋珪率四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对后燕的中山、信都、邺城发动猛烈攻势。慕容德虽然取得了邺城保卫战大捷，但信都和中山却被北魏攻陷，国君慕容宝逃跑，后燕政权严重受创。晋隆安二年（398）正月，慕容德从邺城移师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代行帝制，“依燕元故事，称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晋书》），史称南燕。

滑台处于平原地带，一马平川，四通八达，地少人稀，加上“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晋书》），南临东晋，三面俱为强敌，南燕腹背受敌，很难立足。晋隆安三年（399）三月，慕容德与前秦对攻之际，不料后院起火，滑台在内奸的策应下被北魏占领，南燕面临着迁都的重大抉择。尚书潘聪力排众议，建议慕容德将目光投向广固（今山东青州），“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晋书》）。

慕容德接纳了潘聪的建议，放弃滑台，穿越黄河，定兖州，拔琅琊，占莒城，克广固，成功控制了山东全境。晋隆安四年（400）八月，慕容德在广固城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更名备德，改元建平，南燕也由此成为几千年来唯一一个在山东境内建都的王朝。虽然年近古稀，但慕容德壮心不已，他礼贤下士，听纳忠言，发展教育，赏罚分明，尽情展示治国之才。此外，慕容德还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讲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周亘山泽，旌旗弥漫，钲鼓之声，振动天地”（《晋书》），使南燕雄踞于齐鲁。

然而，就在南燕国力蒸蒸日上之时，慕容德的身体却出现了重大变故。晋元兴元年（404）二月，桓玄被刘裕打败，江南大乱。慕容德闻讯，立刻调兵遣将，准备攻取江南，可后来却因为突然生病而放弃。对此，《资治通鉴》称“南燕主备德闻桓玄败，命北地王钟等将兵欲取江南，会备德有疾而止”；《晋书》也称“俄闻桓玄败，德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克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慕容德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不久前还扬言要“饮马长江，悬旌陇坂”（《晋书》）。看来，慕容德确实病得不轻。

慕容德生的什么病，为什么突然生病，《资治通鉴》和《晋书》均没有提及，而据《十六国春秋》记载，晋元兴元年（404）二月，广固城附近发生了一次地震，“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鸡皆惊搅飞散”（《南燕录》）。从史籍记载来看，这次地震很轻微，不过让那些正在睡觉的鸡“惊搅飞散”而已，难怪正史会将这次地震忽略。然而，慕容德却非常紧张，想到当时盛行的“灾害天谴论”，想到去年四月境内爆发的王始叛乱，“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资治通鉴》），慕容德不能不把这次地震看作是上天对他的谴告。

作为马上皇帝，慕容德有其威武、雄壮的一面，也有其脆弱、忧虑、伤感的一面。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旦受到外界刺激，常常让慕容德难以控制，不能自拔，而且年龄越大，反应就越强烈。如，登高远望鼎足山（按：齐国君主陵墓），他发出了“古无不死”的长叹，且“怆然有终焉之志”（《晋书》）；受命在外的杜弘被强盗杀害，他“闻而悲之”（《晋书》）；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当着众人的面“号恸，吐血”（《晋书》）；见到失散多年的侄子慕容超，他“恸哭，悲不自胜”（《资治通鉴》）。在历代帝王中，像慕容德这般敏感的人，实属罕见。

对外界事物如此敏感的一个人，一旦遇到老天爷震怒，一旦遇到神灵谴告，一旦发生预示执政者存在严重过失的地震，哪怕是一次只能让鸡“惊搅飞散”的轻微震动，慕容德的那根敏感神经如何不紧张，他又如何不恐惧，不生病呢？所以，地震过后，慕容德“疾动经旬，几于不振”（《南燕录》）。动，即地震，地动；疾动，即因为地动而染疾。这次地震，让慕容德受了不少苦头，直到三月份，有人用偏方拿白酒内服外揉，慕容德才缓过劲来，“以白酒解之，乃廖”（《南燕录》）。因此，慕容德才不得不放弃那次进兵江南的绝好战机。

从此以后，慕容德沉寂了不少。晋义熙元年（405）九月，南燕境内又发生了一件怪事，确切的说，是广固城附近一条名为女水的小河突然枯竭了，这让慕容德心里很不痛快。据《水经注》记载，广固城“四周绝涧，岨水深隍”，城西为淄水（今淄河），城东为浊水（今北阳河），淄水和浊水之间，有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这条小河发源于鼎足山下的晏蛾儿墓，故名女水。放在时下，河流枯竭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古代，由于人们得不到科学解释，常常把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女水便成了一条诡秘之河。《齐记补》称“女水，东海龙女隐于此……将还，作此水，甚有神焉。化隆则水生，政薄则津竭”；《太平御览》也称“齐人谚曰：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慕容德“博观群书”，曾专门向晏谟请教“齐之山川丘陵，贤哲旧事”（《晋书》）。所以，对于女水，慕容德耳熟能详。此外，慕容家族最初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虽然已经迁至农耕地区，但他们潜意识中对水的崇拜心理，也很容易把河流的枯竭视为政权衰亡的先兆。两种因素交织影响下，慕容德再次病倒，“汝（女）水竭，南燕主备德恶之，俄而寝疾”（《资治通鉴》）。

躺在病床上，慕容德想了很多。称帝期间，他励精图治，“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资治通鉴》），南燕国力强盛，百姓安居，没有大的“政薄”和“世乱”问题，也没有国家败亡的迹象。这些年来，唯一能让慕容德感到心虚的，就是当年对后燕和慕容宝的背叛。中山失陷后，慕容宝被迫逃亡，慕容德趁乱建立南燕政权。后来，慕容宝曾一度南下黎阳，准备与滑州的慕容德汇合，并派使臣前去联络。这时，慕容宝偶然从樵夫口中得知慕容德已经代行帝制，吓得又跑回了龙城，“知德摄位，惧而北奔”（《晋书》），不久便被兰汗杀害。

老实讲，慕容宝的死，是由慕容德间接造成的。按说，这种事情在慕容家族司空见惯，算不上什么，但慕容德除外。慕容德的地盘是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和盛行地。称帝这几年来，慕容德一直被孔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德伦理所困扰。因为女水枯竭而生病，不能不说是其良心受到谴责的一次体现。慕容德向来以德著称，“此儿易生，似郑庄公，长必有大德”（《南燕录》），而他为了种种谶语应验而抛弃故主，另起炉灶，分裂后燕。这种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篡逆行为，致使他在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

最严重的是，慕容宝虽然死了，但后燕政权并没有倒下。直到慕容德此次病倒，后燕政权还一直在延续着。后燕存活一天，南燕就是反动组织，就是叛逆政权，慕容德就是佞臣贼子。米已成饭，木已成舟，慕容德已经毫无退路可言。所以，侄子慕容超多次请求前往女水祭祀祈祷，慕容德一直没点头，“终不许”（《魏书》）。慕容宝也是慕容德的侄子，他的死，一直是压在慕容德心头的重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慕容德梦到父亲说“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晋书》），与其说是让他传位慕容超，还不如说是对他背叛慕容宝的训斥。

到了九月，慕容德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资治通鉴》）。这次廷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立慕容超为太子。然而，恰恰在这个非常关键、非常敏感的特殊时间，广固城再次发生地震。这次地震，明显要比上次强烈，上次是鸡“惊搅飞散”，而这次却让“百僚惊恐”（《资治通鉴》），“百寮惊越”（《南燕录》）。对此，《青州大事年表》对此次地震也有相同记载。生病之人最怕惊吓，何况慕容德是一个极其敏感且尚在病中的老人。所以，地震发生后，慕容德就吓得说不出话来，当天晚上就死了，享年七十岁。

慕容德在位五年，庙号世祖，谥号献武皇帝。慕容德死后，没有经过小殓和大殓，当天夜里就匆匆潜葬在了某一处山谷之中。对此，《资治通鉴》称“为十余棺，夜，分出四门，潜瘗山谷”；《晋书》也称“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当时，南燕官方发言人称，慕容德葬在东阳陵（青州境内），经后人证实，这里埋葬的不过是一口空棺材而已。一千六百年后，有学者称慕容德葬在青州附近的山谷，也有学者称慕容德葬在临淄的鼎足山，但均没有过硬的依据。慕容德究竟葬在哪里，迄今仍没有定论。

张邦昌当皇帝为何不称“朕”？

朕，最初是指身体，后来演变成为第一人称代词。先秦时期，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自秦始皇规定“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起，“朕”这个字开始成为皇帝用来称呼自己的专用词。可以说，称“朕”是封建礼制赋予皇帝的特权，不论执政者是英武皇帝还是傀儡皇帝。然而，在历史上却偏偏出现了一位当过皇帝却没有称过“朕”的皇帝，他就是两宋之间“大楚”政权的皇帝张邦昌。

张邦昌（1081—1127），字子能，北宋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张邦昌的名字寓意深刻，邦，社稷也，昌，昌盛也，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张邦昌当年心系国家、修立治平的理想和初衷。张邦昌出身进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然而在黑暗腐朽的北宋末年，其才干却难以得到发挥。为了加官进爵，出人头地，心理扭曲的张邦昌通过“专事宴游，党附权奸，蠹国乱政”来迷惑皇帝，一味地溜须拍马，粉饰太平，因此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和器重。十几年时间，张邦昌官运亨通，历任大司成、光汝知州、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却毫无政绩可言。宋钦宗即位后，拜张邦昌为少宰。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进逼东京，北宋政权摇摇欲坠，软弱无能的宋钦宗决定与金军求和。金将翰离不趁机提出四个苛刻条件：其一，向金国纳贡；其二，向金帝称侄；其三，对金国割地；其四，向金国派出亲王和宰臣。在求和派的怂恿下，无计可施宋钦宗答应了这些条件，并命康王赵构为计议使、少宰张邦昌为计议副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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