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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荣奇

出版社：海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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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中医传奇试读：

前言

中医历史悠久灿烂，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不愧为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瑰宝。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见微知著的望闻问切，从温热寒凉的百草药性到各具特色的民间医药，从神秘的经络到延年益寿的养生之术，都充分地展示了中医中药文化的无穷魅力。

中医药的起源自有其亘古神奇的魅力，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名医与医学经典：古代扁鹊、华佗、张仲景的中医诊病，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起死回生、麻沸散、虎守杏林等医药典故千载流传；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著成《本草纲目》，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帝內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标志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

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日益强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成为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虽然中医如此瑰丽神奇，但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而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广大民众，对深奧的中医更是敬而远之。人们普遍认为中医枯燥无味，难以入门，其实并非如此，大众化的中医不但生动形象，而且非常有趣。

中医中药在以其独特的功效救死扶伤、祛病延年的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既有对中医中药起源的考证，又有古今名人与中医药的轶事珍闻，还有关于中草药的动人传说，以及中医中药与文学艺术的不解之缘。它们如同杏林中绽放的一朵朵美丽的鲜花，散发着缕缕幽香，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弘扬中医文化，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领略到中医深广的内涵和科学价值，让更多的人与千古中医欣然相对，息息相通，编者遍览中医诸书，上至中医典籍名著，下及中医报章杂志，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不惮其烦斟酌筛选，撷其中医文化知识精华，辑其中医典故碎片，谈药论医，文药结缘，寓乐于文，引人入胜，使艰难晦涩的中医变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

本书还配有内容丰富的知识链连，这些知识集锦浓缩了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和中医文化的精髓，充分地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展示了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

本书融医、药、文、史于一炉，集学术性、艺术性、知识性、实用性、资料性、趣味性于一体，分医药史话、本草典故、药物探源、医家轶事、奇法治病、医德医鉴、医苑趣谈等章节，所有篇什均为读者所喜闻乐见，或考证有据，或口口相传，或见之于典籍，或流传于坊间，一卷于手，品味咀嚼，饶有趣味，不仅是初窥中医奥秘者登堂入室的叩门之作，更是普通读者了解中医文化的读本。

第一章　医药史话

医药的创建

医与药，源于人类捍卫生命的需求。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特有形态，是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与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繁荣的战国、秦汉时期得到奠基，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医药萌生的根基。在原始的记忆中，人们将创立医药的伟大功绩归于圣人，而实际上，它是华夏先祖们在起居劳作中点点滴滴的智慧结晶。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寿命多数很短，很多原始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因各种原因死去。人类与生俱来有着对生命和健康的追求，由此产生了克服疾病与伤痛的愿望，这是医药起源的基本条件之一。

有了需求，那么，医药知识从哪里来呢？它并非一开始就诞生理论，而是由经验积累开始，在生产劳动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中毒，甚至死亡，而另一些食物则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在遍尝植物根皮、花果、野草、动物等后，通过分类逐步确定了许多动植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和毒性。

以上就是中草药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在这些基础上，华夏民族经过一代一代长期反复的试验和证明，确认了某些自然界物质的药物效果，逐渐学会了运用原始的中药。中药医术就是在长期实践中探讨、研究、归纳、总结、验证，逐步形成发展而来的。

针灸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它所用的针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工具——砭石。砭石就是打制的石器，它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可以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从砭石经过植物尖刺、骨针等阶段，然后才出现金属针，依次经历铁针、铜针、银针，直到现代的不锈钢针。

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这就是针刺的萌芽。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此外，拔罐法亦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时是利用兽角做成的饮具，借燃火的热力，排除其中空气，使其吸附在皮肤表面来治病，故古代称之为“角法”。

灸法则与发明用火有关。学会用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同时也使卫生条件得以很大改善。它可以将生食变成熟食，将生水烧成开水，减少肠胃疾病。

当古人知道用火以后，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当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进而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故认识到久熨可以用于治疗，继而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为艾灸。

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而原始人当身体某处有了痛楚时，除祈祷鬼神外，很自然地会用手去揉按、捶击以减轻痛苦，这就是按摩法的雏形。

不过，中国针灸疗法最大的特点并非所使用的工具，而是针与灸所依赖的经络与穴位理论。经络与穴位至今未能在人体解剖上找到对应的物质，却又客观存在，并在临床中有着神奇的效果。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穴位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阴阳等哲学观念，是中国文明的特有产物。

相传尧的时代，古人就已经知道跳舞能强化体质，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说明了环境阴湿造成身心烦闷，筋骨活动不流利，可以借由舞蹈导引气血运行来维持健康，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发展成导引疗法。

在实践中，古人们不断总结出有利于健康的知识。例如，人们意识到疾病的产生与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殷商时代就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诗经》记载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周易》则说：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饮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西周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疾病与气候有关，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多发病，如《周礼》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大意是说，春天容易感冒头痛，夏天则易生皮肤病，秋天易感染疟疾等冷热交替的疾病，冬天天冷，老年人易发咳喘，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准确的。

根据古书记载，早期人们是直接将药放在嘴里咀嚼，这既不利于吸收，还会对口腔产生不良刺激。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汤剂，这不仅有利于药效成分的析出，还方便吸收，因而成为中医最常用的剂型。

真正的职业医生，出现于周代。《周礼》中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据其记载，当时已经有专门为宫廷服务的职业医生，由“医师”统管。其手下的医生分为四科：食医、疾医、兽医和疡医。医学的分科是医学进步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为医药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同时，医药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已具备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可能。《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正式系统形成。实际上依据《汉书》记载，与《黄帝内经》同时至少还有6种医学经籍，合称“医经七家”，可惜除前者外其他经籍均失传了。但仅存的《黄帝内经》一书，其丰富内涵已足令后世惊叹。

秦汉时期，人们对药物应用的知识积累已经很丰富了，中医的第一本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也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神农本草经》书名中，“神农”当然是纪念这位传说中尝百草的先圣，“本草”则是中药的代称，这是因为中药中以植物类药物最多。除记载药物外，书中提出的中药基本理论十分重要，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神农本草经》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到唐初时，原本已失传，但由于它曾广为医家引述，后人得以将被引内容收集起来，编辑成复本，流传至今。

医药理论的完善，为医学家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医药学的发展又是与时代紧密联系的，东汉末年的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瘟疫横行。医学家在悉心救疗的实践中，又获得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

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理论，又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终于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伤寒杂病论》在汉末经战乱兵火而散失，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将原文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这些方剂法度严谨，对后世医家有重要启发，《伤寒杂病论》因此被称为“群方之祖”。

经过漫长的积累，在优秀的中华文明的哺育下，到汉末时这些原始的医疗手法，逐渐形成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一套完整的中医医疗体系，从此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医学中的一枝奇葩。

木的特性：木，包括所有的草木，它的生长特点是枝干曲直，向上向外舒展。它枝条柔软，极易弯曲，又易复原。因此，古人把木的特性归纳为：生发、柔和、曲直、舒展等。

火的特性：火的特点是温热，明亮。火苗向上，并能引起空气向上流动。古人把火的特性归纳为：炎上、阳热、升腾等。

土的特性：土承受了万物，万物皆生于土，这说明土中包含有万物生长的必要因素。万物埋于土中，也能因腐烂而消失。古人把土的特性归纳为：长养、生化、受纳、变化等。

金的特性：金属导热性良，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比重大，给人以沉重之感；坚硬而有韧性，得火之炼则化，可以任意铸形。因此，古人把金的特性归纳为：清凉、肃降、收敛等。

水的特性：水总向下流，能湿物，使之润泽而不燥。水性本寒，能灭火，即使炎热的暑天，井中之水也寒冷刺骨。因此，古人把水的特性归纳为：寒冷、下行、滋润等。

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

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

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那一时期社会上的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甚至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

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

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对抗。到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发生激烈的争论，最终决裂。

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但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将五行学说引进医学，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治疗和养生。五行学说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分属于五行，又将自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等也分属于五行，通过五行把自然界和人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使“天人一体”、“天人相应”的理论得到了具体的表达，为医学的整体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行学说引进医学后，五行之理也就成了疾病治疗的依据。《难经》上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提示我们治病要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懂得传变之理，尽早采取措施。这种病在本脏而治他脏的方法，中医学上称之为“治未病”。《内经·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四气调神大论》也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都是这个意思。

长生不老的迷梦

健康长寿本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也是医药学发展的目的。但如果想长生不老，这就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迷信方士，出巨资让他们去寻觅仙山，炼制仙药，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魏晋时期宗教思想的盛行，对以儒家礼教为正宗的思想界带来了冲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除了要求思想上摆脱束缚，行为上也经常以怪诞来反叛礼教，如居丧饮酒、赤膊跣奔等。这些行为的背后，又往往伴随着服散。散，指“寒食散”，又叫“五石散”，一般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矿石合成。

因寒食散药性燥热，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以散热，这正符合当时文人放浪形骸的举止，服散之风一度非常盛行。其实魏晋文人在放诞纵情的背后，掩饰不住的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这与当时疾病和瘟疫盛行的环境有关。

在不可捉摸的疫疾面前，人们倍感生命易逝。曹操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也感喟：“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喏令人悲。”这种情怀又由晋代竹林七贤等文人加以延续。服散放纵，不过是排遣方式之一。

魏晋时期，寻求长生不老丹药的思想盛行，道教炼丹术得到发展。丹药的原料往往是矿物质，因为炼丹家们认为金银玉石等永恒不坏，如果能以此炼成丹药服食，就可以将金石的不朽性移植入人体，人体就能像矿物一样不会衰败。

矿物质平时性质稳定，在炼制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化。古人觉得很神奇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实际是红色的丹砂（硫化汞）经煅烧后，生成二氧化硫，游离出银色的金属汞，再继续加热，最后又生成赤色结晶（氧化汞）。由于丹药这些奇异的现象，更显出它的“神奇”。

从医学角度而言，矿物类虽可入药，但往往副作用较强，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过量服用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皇帝，如东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

由于丹药具有明显的不良后果，最终使这一风气在唐朝以后渐渐衰退，只有某些皇帝贪恋人世，仍然不顾一切地以身试药。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所记载下来的内容，包含了不少化学变化的例子，被认为是世界化学的先驱。

炼丹家们在炼丹中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发明，其中尤以火药最为瞩目，火药的发明是在意外的失败事故中取得的。由于许多化学物质在一起煅烧经常会引起丹房失火，这样的意外事故却使唐代的炼丹家们注意到：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火药”。

后来，大约于晚唐时期，这一“配方”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从而就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对我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医疗系统的建立

北宋时，政府为了体现对医学的重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授予医生官职，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医官这一名称本来在唐朝时就有，从属于翰林院，宋代则专门设立了一所翰林医官院，后称翰林医官局，医官的级别和人数方面都胜于唐代。

宋代翰林医官院里医官本来是有固定编制的，最初是150人，后来增加到300人。但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时，实际人数竟然超过1000人。

超编的700多名医官清闲无事，后来就将他们分配到地方各州、府，每个州或府分配2～7人不等。这些经过严格考核的翰林医官分派下去，有利于提高各地的医学水平。

宋代，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学习、考试的正规途径当上医官，因此当时有不少人愿意学医。不过，在当医官之前首先要成为“医生”，也就是太医局的学生。

太医局随时都招生，只要年满15岁，以前没犯过法，任何人都可以填交申请表，审查通过就可以拿到太医局听课证。但这只是旁听，要凭证在太医局听课1年以上，才获得参加每年春天正式入学考试的资格。通过考试当上正式“局生”，也叫“医生”，就能享受朝廷的供养，成绩优异者还有奖学金。太医局学生的名额总共有300个。

按规定，太医局学生要轮流到军营、太学、律学、武学等给士兵和学生们义诊。每年年底，根据治病记录统计疗效，疗效最高的20人可以拿上等奖学金，每月15千钱；其次的30人拿中等奖学金，每月10千钱；再次的50人拿下等奖学金，每月5千钱。疗效太差的要开除。

当太医局学生3年以上，可以参加升太医的考试。只有优秀的考生，才能成为“翰林医官”，属于九品小官，然后才有机会向郎、大夫，甚至是太医丞晋升。郎中是七品官，每月有30千钱俸禄，大夫是从六品官，月有35千钱，平时还有各种绫绢罗绵赏赐。能够步步上升的医官毕竟是少数。但即使是一般的医官，在民间也有足够的号召力了。

宋代还设有医疗救助机构，如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宋徽宗崇宁二年，下诏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是综合性慈善机构，收容鳏寡孤独的贫民，供给食宿，有疾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安济坊则是专门的慈善医疗机构，收容孤独无依无靠的病人，免费提供医药，因此民间习称其为“医院”。为预防疾病传染，安济坊还设有专门的传染病室。

漏泽园是专门掩埋无人殓葬的尸骸的机构，客观上有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另外，宋代还注重监狱医疗，在押犯人患病者可获得免费的医药救济。

宋代政府对药业也加以管理，并且创设了国家经营的药局。宋代药局的设立，目的是普及医药，方便服用，也有利于药物知识的普及。

熙宁九年，宋神宗诏令在京城开封另设太医局熟药所，委任官员监制和销售成药，成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

宋徽宗崇宁二年，熟药所增加至5所，还另设“修合药所”2处，即专门的制药作坊（药厂雏形），生产成药供应销售。为了规范成药制作，政府还编修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规定了药方、分量和制作流程等，这是最早的保证成药质量的标准化文件。

为普及医学知识，还针对落后的边远州郡采取特别措施。以当时仍处于开发中的岭南为例，岭南缺医少药，崇信巫术的情况仍然严重。宋太祖时就决定对岭南不实行药物专卖，允许商人自由到岭南贩卖药材，给予免税。宋代政府还针对落后地区专门颁赐医书和药物。

元代政府的医学管理机构是太医院，太医院的长官级别时有变动，通常为三品，最低也是四品，这都是以前医官从来未达到过的高级别，而当过院长的许国祯甚至位列一品。

元代不设中央医学校，而着重发展地方医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医学校。元代地方医学校一般有管理人员兼教师2～3人，学生则来自医户中的子弟。

将从事医学行业的人全部编入名册，即所谓的医户，是元代的一项新政策，原则上要求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而为了保证其水平，医户的子弟必须进入当地医学校学习，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行医。所以元代的医学校不像宋代以考医官为目的，它注重培养民间医生。

在全国普遍兴办医学教育的基础上，元仁宗延佑三年又开始实行太医科举，向全国招考优秀医学人才。当时规定太医科举与其他科举考试一样，每三年一次，一般是前一年先于各地进行乡试，次年入京会试。所有医户人员经当地政府推荐都可参加考试。

宋代和元代，都致力于普及推广医学，经过这两个朝代的努力，在地方上建立医药机构，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州县的医疗系统，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我国古代医院

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在都城临淄创建了慈善性医院，收容各种残疾人集中医疗。此后，历代相传，如隋代称《悲田坊》，唐武宗时改名为“养病坊”。

自秦汉始就设有宫廷医院，如太医署等，集中一些医师随时奉诏进宫为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僚治病。据汉书记载，公元6年左右，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平帝刘衍下令在灾区建造房屋，内置各种药品，并配置医生，这也许是我国第一批公立的临时医院，以便隔离传染病。

隋唐时期，具有一定收容能力，并有相应管理制度的医院已初步形成。唐武宗年间，丞相李德裕就曾倡导成立“病坊”。另外，隋唐时始设麻风医院。

到了宋代，医院门类日渐齐全，如出现较早的“福田院”，以佛家世间有“三佛（福）阳”之说而取名，是用来收养老、瘫、乞丐的官办慈善医院。

北宋末年，各地陆续设立了为贫困病人治疗的“安济坊”，它们都带有救济色彩。南宋时，不少地方设置了供四方宾旅患者疗养的“养济院”。

元代在北京设立的“广惠司”，它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由于元代版图扩大至欧亚两洲的大部分土地，西方人居北京者增多，所以在北京设西医院以应需要。当时“广惠司”是请阿拉伯医生治病。1292年，元代在北京和多伦（内蒙古多伦县）各开设药物院，专卖西药。

明、清两代出现的太医院，其作用主要为皇室服务，至于其下属的医院，仍通称“病坊”。清代的医院开始出现了乳母、女使等职称，其作用可能相似于现代医院的护士了。

仵作与古代的法医

很久以前，华夏大地就出现了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这些吏役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后来逐步受用于官衙，但没有官位、官品，平时仍以为丧家殓尸送葬为生。

随着刑案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份逐步演变成官衙法定检验吏役，即仵作。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仵作泛指帮助丧家埋葬的人。

到了宋代，朝廷建立了专门的检验制度，制定专用的表格《验尸格目》和验尸图《检验正背人形图》，以规范尸体检验。这一时期官府衙门里的仵作，已参与具体办案，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负责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当时的仵作，还被老百姓称为团头。他们的同行有坐婆、稳婆，在遇有妇女下体检验时，坐婆方才参加办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宋慈总结经验，著成《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要早350多年。

宋慈是南宋人，出生于福建建阳，走上仕途后长期担任提刑官，积累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严谨态度，深入查访，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在《洗冤集录》中，宋慈提出：“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指出检验正确与否对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洗冤集录》记载有许多具体的检验经验，尤其是辨别自杀或他杀很有心得。例如他根据“缢沟”正确区分勒死与缢死。如死者是自缢，缢沟的特点是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若是被勒死者则绳索多缠绕数周，那么脖子上的绳索痕迹是相交的。《洗冤集录》记录了一种蒸骨验伤的方法：把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窑，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窑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趁着地窑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窑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分明是生前被打。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亡者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洗冤集录》还记载有一些急症的救治方法。如救治砒毒，用鸡蛋一二十个，搅匀，和入明矾末三钱，灌进服毒者口中，吐后再灌。如果中毒不深，抢救及时，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出的检验四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不轻信口供原则；调查研究原则；验官应亲自填写“尸格”原则，即使在今日，法医检验仍须遵守。

通过对尸体现象、现场检查、尸体检查情况的归纳，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整理出一整套符合科学原理并与现代医学相吻合的法医检验方法，实为集宋朝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之大成。《洗冤集录》问世后，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宋朝以及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仵作，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洗冤集录》。

因为宋慈的努力，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后来，《洗冤集录》的内容流传到国外，近代以来又引起西方法医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脉诀汇辨》中说：“近世医者，自附于知脉，而病家亦欲试其本领，遂绝口不言，唯伸手就诊。医者强为揣摩，揣摩耦合，则信为神奇；揣摩不合，则薄为愚昧。致两者相失，而讫无成功，良足叹也。望闻问切，犹人有四肢也。一肢废不成其为人，一诊缺不成其为医。然必先望、次闻、次问而后切者，所重有甚于切也。”

其意思是说，如今的医生自认为精通脉学，患者也愿意试试医生的本事，就诊时三缄其口，只是伸手就医，让医生据脉诊病。医生只能揣摩，偶尔蒙对了，患者就认为医生很神奇；没有蒙对，就认为医生愚昧无知。结果导致医患双方背离，导致治疗失败，实在是可惜。

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如同人体的四肢。人缺少四肢，就成为残疾人；四诊缺一，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医生。医生看病，首先是望诊，然后是闻诊、问诊，最后才是切诊，其他三诊的重视程度，远超过脉诊。因此，医生、患者对此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

古代的行医招牌

在商品经济社会，广告触目皆是，它既为商家扩大影响，带来效益，也为消费者增加信息，带来便利。有趣的是，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行医招牌、招贴一类的广告。

最早的行医招牌，大多数是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葫芦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药，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医的代名词。店堂门口只需挂个葫芦，人们便自然会进去就医抓药。

串铃又名虎撑，相传唐代医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撑虎口，后演变成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而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含有太极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之意；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不分昼夜的为人服务。

也有人将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予以炫耀。如建炎年间，宋高宗太子有疳疾，经太医院御监张元圭治愈，赐金蛤蟆一个。后嗣以医著名，悬金蛤蟆于门上，俗称“张蛤蟆”。

医家陈沂，字素庵，精妇科，曾疗宋高宗妃吴氏危疾，得赐宫扇。其后人刻木为扇以为荣，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字列门前，以为招牌，人称“陈木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而且还绘有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如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编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而“赵太丞家”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书有“治病兼售生熟药”；再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八字依稀可辨。《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景况，皆有生活原型，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该书记载，汴京的马行街北有金紫医官药铺、李家口齿咽喉药铺、柏郎中家医小儿、任家产科及香药铺，抱慈寺街有百草园药铺等。

清代医家傅山，字青主，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其于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牌“卫生堂药铺”，写有“行医招贴”最为完备，招贴中曰：

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招贴中论及了傅氏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内容详尽，效验显著。这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医史资料，对于考证傅氏医学著作的真伪亦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药店为何供獐狮

相传，神农采药时都得亲自品尝其药性，经常会因尝药而中毒。有一次，神农在一座山里得到獐狮这一奇兽。它周身像水晶般透明，能吃百草和百虫，各种药性均可通过观察它的脏腑、经络而一目了然。自从有了獐狮，神农识药再也不用发愁了。

一天，神农采药时发现一条黑虫，它遇动静就蜷成团，像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咕碌碌地滚下山去。神农从未见过这种怪虫，十分好奇，便拣起来看了看，然后递给獐狮试服。

獐狮闻了闻这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龇了龇牙，不愿吞食。神农便把它塞进了獐狮的嘴里，獐狮只好小心翼翼地嚼了嚼，就赶快吐了出来。

可是，怪虫的毒汁仍迅速进入了獐狮的肠胃，片刻即令獐狮遍体发黑，口吐白沫。神农急忙让獐狮服解药，可无济于事。獐狮望着神农，落泪而亡。神农悲痛万分，懊恼不已。

原来这种虫名叫滚珠虫，又称滚坡虫、千脚虫，身有剧毒，入药后可以毒攻毒，治各种肿毒和恶瘤。后来，中药店均供獐狮引以为戒：千万不可滥用错用药物！

药性即药物的性能，主要指药物在治疗、预防疾病中的特性和效能。药性主要分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有毒无毒等。

所谓四气，即寒、热、温、凉，也称为四性。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性质相对而言的。

所谓五味，即酸、苦、甘、辛、咸。辛，能散、能行，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甘，能补、能缓、能和，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酸，能收、能涩，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苦，能泄、能燥、能坚，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等作用；咸，能下、能软，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

所谓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升，即上升提举，趋向于上；降，即下达降逆，趋向于下；浮，即向外发散，趋向于外；沉，即向内收敛，趋向于内。

所谓归经，是指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而对其他经的作用较小，甚至没有作用。

所谓毒性，一般系指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

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扶正祛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本身具有的药性所决定的，药性也指导中药的组方配伍。

关于药锅的风俗

关于用来煎草药的药锅，民间也有许多趣闻轶事。

我国某些地区，有些人家一般不买药锅，认为买药锅会招来灾难疾病，所以常常借用或找其他东西代煎。在陕西旬阳一带，甚至流行“偷药锅”的风俗。

据说，陕西旬阳这一带，如遇患病需要煎药，一般不愿意向别人借药锅，他们怕把病也借来了。所以，常常采用“偷”的办法，用完之后再悄悄归还。丢药锅的不但不发怒，反而心里高兴，认为药锅被人偷去自己的病就快好了。如果药锅又送回来，心里还不高兴。

山西晋南一带，还有药锅“只借不还”的习俗。就是说，有药锅的人家，希望家人身体健康不再使用药锅，别人可以借走使用，但不能再送回来。

那些借用药锅的人家，煎完药后就把药锅放在自己家里，再等其他病家煎药时借走。这样药锅就好像是公用的，时间长了，也不知放在谁家里了。

然而，有些地方也有还药锅的习惯。如果有人借走了药锅，在他把药锅还回去时，药锅里必须放几角钱，或者吃的东西，以表示谢意，报以吉利。

倒药渣的来由

相传，将药渣倒在路上，任路人去踩踏，就能把病根踩去。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给患者一点心理上的安慰而已，不足以信。关于它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

清代江南某小镇上开设着两家药铺，一家名宗德堂，另一家则为仁济堂。两家都经营中药，但生意上却有较大的反差，宗德堂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而仁济堂则门庭冷落。

眼看仁济堂就要关门了，可仁济堂的店主说什么也不甘心，他怀疑是宗德堂有人使坏搞鬼。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仁济堂的店主便纠集一伙人前往宗德堂兴师问罪。

正当两家相持不下时，来了一位老翁，他拨开众人说：“药铺配药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宗德堂经营有德，济世扶贫，仁济堂名不副实，见利忘义。”语毕，老者飘然而去。

听老者这么一说，仁济堂的老板猛然醒悟，原来他药铺所配的药往往以次当优，低价高售，以牟取暴利。老者一语中的，说得他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从此以后，仁济堂的老板祈祷神灵，认真悔过。凡是有人来仁济堂抓药，都一再叮咛，将药煎好服下之后要把药渣倾倒在路面上，以让苍天来观其真假伪劣。

说来也怪，从此仁济堂起死回生，生意日益兴隆。仁济堂的药物货真价实，药到病除，众口皆碑。从此，老百姓中便传开了，只要把药渣倒在路上任人踩踏，就会药到病除。

大夫与郎中的由来

大夫和朗中都是古代的官名。古代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称号。

自宋代徽宗政和年间改订官阶时，医官开始置大夫以下官阶，一共分为七级，官职有22种之多，如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安大夫等。因此，从那时起人们就把医生统称为大夫，至今北方人仍沿称医生为大夫。

郎中亦为古代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属光禄勋，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分为东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没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逐渐泯除。

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称医生为郎中，乃南方人的方言，始于宋代，从此沿用至今。

相传，南宋有位郎中（官名）叫陈亚，为人诙谐，又爱好文字游戏，曾以中药名写诗百首。有一年大旱，陈亚和友人蔡襄在路上看到一个和尚求雨，赤膊自晒，殊为可笑，陈亚随口念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葫芦巴都是药名。

蔡襄见他讽刺过分，便道：“陈亚有心终归恶。”

陈亚应声道：“蔡君除口便成衰（‘便成衰’为中医学‘泄泻’的别名）。”

此事传到民间后，陈亚名声大振，人们认为他不但熟谙药名，也通医术。后来，常有学医者以读陈亚“药诗”为乐事，郎中也渐渐成为中医师的代称了。

苔色，即舌苔的颜色，一般分为白、黄、灰、黑四类及兼色变化。望舌苔，除注重其色外，舌苔之干、润，对判定虚实寒热，也非常重要。

白苔，常见于表证、寒证。由于外感邪气尚未传里，舌苔往往无明显变化，仍为正常之薄白苔。若舌淡苔白而湿润，常是里寒证或寒湿证。

特殊情况下，白苔也主热证，如舌上满布白苔，如白粉堆积，扪之不燥，为“积粉苔”，是由外感秽浊不正之气，毒热内盛所致，常见于瘟疫或内痈。

苔白燥裂如砂石，扪之粗糙，称“糙裂苔”，因湿病化热迅速，内热暴起，津液暴伤，苔尚未转黄而里热已炽，常见于温病或误服温补之药。

黄苔，一般主里证、热证。由于热邪熏灼，所以苔现黄色。淡黄热轻，深黄热重，焦黄热结。外感病，苔由白转黄，为表邪入里化热的征象。

灰苔，即浅黑色，常由白苔晦暗转化而来，也可与黄苔同时并见。主里证，常见于里热证。苔灰而干，多属热炽伤津；苔灰而润，见于痰饮内停，或为寒湿内阻。

黑苔，多由焦黄苔或灰苔发展而来。苔黑而燥，见于舌中者，是肠燥屎结，或胃将败坏之兆；见于舌根部，是下焦热甚；见于舌尖者，是心火内焚。苔黑而滑润，舌质淡白，为阴寒内盛，水湿不化；苔黑而黏腻，为痰湿内阻。

悬壶济世的来历

悬壶济世是人们对中医的一种称谓，一般把医生开业称作“悬壶”，把医生的事业称为“悬壶济世”。医生也把“悬壶济世救苍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那么，“悬壶”的说法有何来历呢？其实，这个“壶”应该是“葫”，即“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的果实，外面是坚硬的壳，把中间的瓤掏空后，就成了个绝佳的容器。

古时候，很多医生，特别是那些“摇铃郎中”，总是把药装在葫芦里，走街串巷为人们治病。慢慢地，“药葫芦”就成了医生的象征。

那么，医生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使用葫芦呢？《后汉书·费长房传》中就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相传，汉朝时集市上有位行医卖药的老翁，他店铺前悬挂着一个葫芦，等到集市过午散去时，老翁便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内。集市上的人都没有看见过，只有管理市场的一个小官员费长房在楼上看到过，他心里感到十分惊奇，自此便更加留心观察。

费长房发现老翁给人看病十分灵验，药无二价，知道他决不是等闲之辈，便备好了一桌酒肉饭菜，恭候老翁。当老翁便从葫芦内跳了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拜师求教。

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就告诉他说：“你明天再来，咱们到葫芦中去看看。”第二天，费长房赴约去拜见老翁，老翁领他一同进入葫芦中，只见葫芦内华丽堂皇，侍从多人，备美酒佳肴盛满桌上，两人对酒畅饮，尽兴而出。

后来，老翁收费长房为徒，带着费长房隐居于幽静闲适的山林之中，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予他。当费长房学成医术后，老翁就云游四方去了。

费长房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是将一个葫芦挂在身上。自此以后，行医之人纷纷模仿，都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后世就把中医开业称为“悬壶”。

坐堂医与游方医

古代，由于医生的应诊方式不同，将医生分为两种，一种叫坐堂医，另一种叫游方医。坐堂医是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人们可以在固定的地方找到他。

游方医是没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他们云游四方，走街串巷，往往会有一个铃铛或者一面布幌作为标志，因此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摇铃郎中。

坐堂医的来历，同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因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举孝廉，成为长沙太守。当时，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

为了能为百姓治病，他干罢公事，常借公堂摆开案桌，坐在堂中为当地百姓治医。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坐堂郎中。

游方医这一名称的由来没有特殊的传说，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扁鹊就是一位著名的游方医，他周游列国，为各国百姓治病。

游方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曰便，能够就地取材。尽管游方医多为国医所不称道，但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整理和研究。

有时游方医也受到世人的浅薄鄙视，有人认为他们游食江湖，买卖假药。这些或许是世人对游方医的偏见，为正游医之声，清代医药杂家赵学敏编纂了《串雅》一书。《串雅》对游方医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游方医的治疗方法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同时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医方，这些医方目前在临床上仍在使用，并有很高的治疗价值。《串雅》还介绍了民间防病的经验，书中集录了除蚤、灭虱、驱蝇、禁蚊、除臭虫等驱除害虫的措施，实际上是起了消灭疾病传染媒介的作用。

同时，还记载了民间的许多有效的急救法，例如：溺水用骑牛法，解药毒用防风，昏厥症用放血法等，这都是简便而又经济的方法。此外，它还重点介绍了民间外治法的经验，这些方法都具有简便、经济、有效、用药安全等特点。

我国历代名医大部分是坐堂医，很多都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堂，少了漂泊之苦，有更多的机会精研医术。但是，游方医虽然周游四方，颇为劳顿，却可以见到很多其他的病种，因此各有长短。无论是坐堂医还是游方医，只要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都会受到老百姓的尊重。

不过，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游方医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医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场所，也就是说都是坐堂医，而坐堂医和游方医这样的称呼也基本上没人再提了。

正常舌之色为淡红色。淡白舌，是指舌色较正常的淡红舌浅淡，甚至全无血色，常为血虚或气虚，多见于大病之后、久病之后或者先天不足之人。血虚除了舌色淡之外，舌往往较正常为瘦小或薄，气虚阳虚除了舌色淡之外，舌往往还会胖嫩，或者舌边有齿痕。

红舌，舌色比淡红舌深，甚至全舌发红，多为热证。病初起，舌边红表明热在表；全舌深红，表明热已入里，病情较重。舌尖红，为心火太盛；舌边红，为肝胆火盛；舌中红，为胃火太盛。舌红兼见舌体瘦小，或苔少，或剥脱甚至没有舌苔，多为阴虚内热。

绛舌，比红舌颜色更深，有时就像杨梅的颜色，提示体内火热深重，和红舌一样，表热、里热、实热和虚热，皆可见此舌，唯寒证不见此舌色。

紫舌，是红中带蓝，如果属于红色多，则称绛紫舌，表明内热重，血液流通不畅，这时舌面比较干燥；如果蓝色多，且舌面湿润，则称青紫舌，则说明体内有寒，血液因受寒而凝滞。所以，紫舌是和淤血密切相关，至于是因寒而淤，还是因热而淤就要细细辨别了。

青舌，是指全舌呈均匀青色，如水牛之舌。青舌多为寒证和淤血。

儒医的由来

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有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医”是医家中最向往的目标及最高的称誉。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作用。

宋代，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当时朝廷设立了特有的医学教育机构，将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从而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以“教养上医，广得儒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从而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的道路。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都属此类。同时，客观上受宋代儒学“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公愿为良医》记载，有一次，范仲淹（文正）在年轻尚未得志时，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

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太卑微了吗？”

范仲淹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才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得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此外，儒医之说还适应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既可满足他们的精神、心理需求，又可用来谋求生计。故因举业不成、国亡不仕，或因忤罢官而改从医业，并成为著名医家的不胜枚举，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故最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

此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也为一些不得志之人留下托词，聊以自慰。当然，要成为儒医，就必须有一定的儒学修养。

后世多少医家正是在这句话的鼓励下，把自己治病疗伤的职业看得和宰相普济万民的事业同等重要，从而忘我工作，造福苍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苔质，即舌苔的形质，包括舌苔的厚薄、润燥、腐腻、剥落、有根无根等变化。

凡透过舌苔隐约可见舌质的为薄苔，属正常舌苔，或是疾病初起、病邪在皮毛肌表，病情较轻。不能透过舌苔见到舌质的为厚苔，多为病邪入里，或暴饮暴食导致胃肠积滞而成。一般来讲，舌苔由薄转厚，表示病邪由表入里，病情加重；由厚转薄，多为正气来复，邪气消退，疾病趋于康复。

舌有津液，称为润苔。若舌苔润泽，干湿适中，即使患病而津液未伤；若水液过多，甚至涎流欲滴，为滑苔，多见于阳虚而痰饮水湿内停之证。若望之干枯，扪之无津，为燥苔，因津液不能上承所致，多见于热盛伤津、阴液不足、阳虚水不化津、燥气伤肺等证。

苔厚而颗粒粗大疏松，形如豆腐渣堆积舌面，揩之可去，称为“腐苔”。因体内阳热有余，蒸腾胃中腐浊之气上泛而成，常见于痰浊、食积，且有胃肠郁热之证。

苔质颗粒细腻致密，揩之不去，刮之不脱，上面罩一层腻状黏液，称为“腻苔”，多因脾失健运，湿浊内盛，阳气被阴邪所抑制而造成，多见于痰饮、湿浊内停等证。

舌苔全部或部分剥脱，剥处见底，称剥落苔。若苔剥呈现地图样，边缘凸起，称为地图舌，多为阴虚；若全部剥脱，不生新苔，光洁如镜，称镜面舌、光滑舌，提示胃阴枯竭、胃气大伤，病情危笃；若舌苔剥脱不全，剥处光滑，余处斑斑驳驳，存留如豆腐屑铺于舌面，散离而不连续，称花剥苔，是胃之气阴两伤的表现。

舌苔从有到无，是正气渐衰的表现；舌苔剥落之后复生薄白之苔，乃邪去正胜，胃气渐复之佳兆。无论舌苔的增长或消退，都以渐进为佳，若骤长骤退，多为病情暴变的征象。

无论苔之厚薄，若紧贴舌面，似从舌里生出者是为有根苔，即真苔；若苔似浮涂舌上，刮之即去，称为无根苔，即假苔。有根苔表示胃气未衰，无根苔表示胃气已衰。

榜方通衢的由来

清代王械《秋灯丛话》中有一则“榜方通衢”的故事。

山东莱州刘某，遇一和尚给他一本《海上方》，治病很有效，尤其是解砒霜毒的药方，更是效验如神。有位戚某多次向刘索求解砒霜中毒之方而未得，一直耿耿于怀。

戚某为了得到这此方，特地在家中置办了酒席邀请刘某。饭后，戚某关上门，突然对刘某说：“你已经中了砒毒了，快把解砒毒的药方告诉我，我好救你性命。”

刘某开始不信，但不一会感到腹中疼痛，于是无奈地说：“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把我生命当儿戏？快取三钱白矾来。”戚某取来白矾，刘某用水调好服下，立刻解了砒毒。

戚某厌恶刘某吝啬自私，不肯把解砒毒的药方外传，干脆把此方写在榜纸上，张贴在四通八达的路口，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榜方通衢典故的由来。

白矾原名矾石，又称明矾，经煅制后，失去结晶水，则称枯矾。白矾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味酸、涩，性寒，外用解毒杀虫、燥湿止痒，内服止血止泻、祛除风痰。内服时能刺激胃黏膜，引起反射性呕吐，从而将胃中的毒物吐出，以达到解救中毒的目的。

所谓的牵线切脉

中医诊察断病，素来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才能准确地辨证施治。至于中医切脉的专著，当推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和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最驰誉中外。

中医的切脉术可谓博大精深，且颇灵验。但把它吹捧得玄之又玄，则莫过于历史上宫廷医官为皇亲国戚的夫人、千金们看病时的“牵线切脉”了。

相传，有一次清代慈禧太后患病，陈御医就是在既不能目睹其神色，又不敢探问其病情的状况下，隔着帷帐，在红绿丝线上切脉，然后小心翼翼地开了三贴药方。慈禧太后服药后，果然药到病除，于是特赐予陈御医“妙手回春”金匾一块。

牵线切脉纯属故弄玄虚之举，是历代医官因受缚于封建礼教不得已而为之的骗技。据说，陈御医晚年隐退之后，透露出了当年他为慈禧太后牵线切脉的内幕。

原来，当陈御医获悉将召自己为慈禧太后看病的消息后，急忙变卖家产，花重金贿赂太后身边的内侍、宫女，从他们口中得知慈禧太后是因贪嗜螺肉太过而生疾。牵线切脉时，陈御医强装镇定，然后开出消食健脾的处方，终使慈禧太后药到病除，化险为夷。《友渔斋医话》中说：“孙思邈，唐季之真人，其治人疾病，必详问至数十语，必得其情而后已。何后人反智，以三部难形之脉，决人无穷之病，若非浅学无知，必遵古贤之训。”

中医临床诊疗时，一定要仔细揣摩，认真观察，详细收集各种临床信息，四诊合参，综合分析，全面把握，对病情有个整体了解，以增加诊断治疗的准确性。

苏东坡曰：“吾有疾病，必尽告医，使其了然于心，然后参以脉。今人以脉试医，犹以身试药也。”患者在就医时，一定要向医生详细叙述自己的病情，不要有所隐瞒，更不要抱着考核医生水平的心理，一言不发，听凭医生诊脉，这既是对医生的放任，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任何情况下的讳疾忌医都是不可取的。

反畏之中藏玄机

所谓十八反，即：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芨；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

十九畏指的是：硫磺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赤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相畏配伍可使药物某些方面的功效减弱，并非绝对禁忌；而相反配伍则可能影响到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不可合用。但是，古代许多名医大家，也有用相反相畏的药物配伍制成方子，用于疑难痼疾的治疗，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以毒攻毒”的经典医案。

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用了不少相反相畏的组方。比如，治疗寒气厥逆一症时，半夏与乌头同配成方，名曰“赤丸”；治疗顽固性痰饮时，又将甘遂与甘草配伍，制成“甘遂半夏汤”。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使用相反或相畏的组方有146个，治全身浮肿的“大豆汤”，就将甘草、甘遂、乌头、半夏两组反药同用，取其大吐以去湿，相反相激，以获良效。

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海藻玉壶丸”，甘草与海藻相伍，用于治疗瘰疬之症；清代医家吴瑭《温病条辨》中的“化症丸”，人参与五灵脂同用。《百一选方》中记载：安徽滁县人韩咏患脚气上攻，流注四肢，结成肿核，赤热疼痛。有一医者用甘遂研为细末，以水调敷于肿核上，另以甘草浓煎内服。肿核竟迅速消散，一服而病去七八，再服而愈。

如今，科学家们通过药理研究和动物实验，验证十八反、十九畏的科学性，研究数据表明：甘草与甘遂合用时的毒性大小，取决于甘草的用量比例；贝母、半夏与乌头配伍，则未见明显的毒性；而细辛与藜芦同煎，则导致了实验动物的死亡。

可见，中药的反、畏，是前人经验的总结，自有他的道理。那些反药方剂的产生，往往是针对个别的病例，非猛药不可救，不能说具有普遍性。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一般不应以相反相畏之药合用。特别是缺乏医药专业知识的患者，更不能乱用相畏、相反的中药。

药物之间的作用称为“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除单行是指单味药物的应用外，其余六方面都是指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

相须：指药物之间有协同作用，配伍在一起应用可以加强治疗的作用。

相使：一是协助君药治疗兼证，使整个方剂治疗作用包容的范围更全面；二是使药有的时候可以抵消、减轻君药的毒副作用，使中药方剂的治疗更安全，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相畏：指两种药物之间互相克制，一起配伍使用会降低治疗作用。相畏也可以是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相恶：指两种药物能相互作用而抵消、削弱原有的功效，因此应避免一起配伍应用。

相反：指两种药物在一起配伍应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原则上需避免应用。

人们的认识是发展的，对于药物的了解也是不断深入的。对于古代认为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的药物，经过实践检验，现代看来有些是可以在一起配伍应用的。

另外，相反属配伍禁忌，如十八反、十九畏，这样的药物应尽量避免一起应用。但是也有人认为并非绝对，甚至认为，相反之用能以毒攻毒，相反相成，产生较强的功效。若运用得当，可愈沉疴痼疾。如《兰台轨范》之大活络丹，乌头与犀角同用，治疗中风瘫痪、痿痹痰厥、阴疽流注、跌打损伤等。

中药一词的由来

我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现存的传统医药典籍中却没有“中药”一词，而只有“本草”或“药”。那么，“中药”一词是何时才开始出现的呢？

这要从西医的传入说起。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近代医学逐渐传入我国。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药开始流入我国。传统医药和西药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天然物质。不过，传统医药在制法上落后于西药，基本上停留在生药阶段，导致传统医药在某些方面逊色于西药。

为了振兴祖国医药，许多有志之士远离祖国，漂洋过海，学习西医药。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西药教育。辛亥革命后，西药学教育在我国逐渐推广。

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药相互鼎立和并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同西医、西药相区别，便将我国传统医药分别称之为中医或汉医、中药或汉药。正是由于西药的传入，才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中药”一词。

中药缘何称本草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本草”一词经千百年的沿用，已有了特殊的含义，它已经成了所有中药材的统称。有些中药材是动物和矿物，为什么统称中药材为“本草”呢？

五代时期的韩保升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药材统称为“本草”的公认的解释。

古代以“草”或“草本”作为植物的代称，而中药里又以植物药为主，所以说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药物的起源来看，认识还可再深入一步。

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某些动、植物的医疗功效。由于人类对植物接触最多，认识最早，起初寻找药物时只是在植物中进行，所以最初的药物只有植物。《说文解字》中说：“药，治病草也，从草。”反映了最初只有植物药的状况。虽然，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动物药、矿物药，但这一概念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后世把药物称为“本草”。

煎药用具：一般以瓦罐、砂锅为好，搪瓷器具亦可，忌用铁、铜、铝等金属器具，因为有些药物与铜、铝、铁等一起加热之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可能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煎具的容量宜大些，以利于药物的翻动，并可避免外溢耗损药液。同时应加盖，以防水分蒸发过快，使药物的有效成分不全释放。

煎药的用水：以用洁净的冷水，如自来水、井水、蒸馏水均可。前人常用流水、泉水、甘澜水（亦称劳水）、米泔水。根据药物的特点和疾病的性质，也有用酒或水酒合煎。

用水量可视药量、药物质地及煎药时间而定，一般以漫过药面3～5厘米为宜。目前，每剂药多煎2次，有的煎3次，第一煎水量可适当多些，第二三煎则可略少。每次煎得量100～150毫升即可。

煎药火候：前人有“武火”、“文火”之分，急火煎之谓“武火”，慢火煎之谓“文火”。一般先用武火，沸腾后即用文火。同时，要根据药物性味及所需时间的要求，酌定火候。

解表与泻下之剂，煎煮时间宜短，其火宜急，水量宜少；补益之剂，煎煮时间宜长，其火宜慢，水量略多。如将药煎煮焦枯，则应弃之不用，以防发生不良反应。

最早的病历

病历是记载病人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出现于西汉。

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淳于意，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人称仓公。他在管理粮仓之余便四处搜寻药方，拜求良医，后来他便成了一代名医。病历就是淳于意首创的。

淳于意是个细心的人，他给人治病诊病时，总是把病人的病情和自己诊断处理的方法记下来，当时人们把这称为诊籍，现在我们称它为病历。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为淳于意作传时，曾摘要记录了他的25份病历，这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最早的“病历”。

十问歌包括了中医问诊时所注重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这种歌诀便于记忆和传授，一直流传至今，对中医的临床问诊有着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

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

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

最早的医学校

南北朝刘宋元嘉年间，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隋朝创立了太医署，主要是一些太医们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

隋朝的太医署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其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唐高祖武德七年，在长安建立了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

唐太医署由皇家直属，设太医令2人，是太医署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的校长职务；还设立太医丞2人，他们作为太医令的助手。太医丞手下则有医监4人，医正8人。以上18人都是太医署的行政长官。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164人。其中医师20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药2人，医博士1人，医助教1人。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

针科共有师生员工62人，其中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30人，学生20人。针科学生先学医学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学习针灸专科。

按摩科共有师生员工36人，其中博土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以学习按摩专门技术为主。咒禁科共有师生员工21人，其中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道禁和佛教中的五禁。但该专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

太医署规定学生除了入学考试以外，月、季、年都有考试。对于学习9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考试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以保证学生的质量，并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才。

太医署中，“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药学部虽然没有医学部大，但也有一定规模。药学部包括“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药学部还设有药园，所以当时不仅从理论上，还通过实践培养药学专门人才。

唐太医署为当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以后历代都设立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校。宋代，把医学校划归国子监管理。国子监是当时主管教育的高级领导机构。宋代医学校的规模也有了扩大。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医学校都与唐太医署相类似，改变不大。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最早的医学协会

明代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研究协会，即“一体堂宅仁医会”。关于一体堂宅仁医会，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有记载。

顺天府（即今北京）的医家徐春甫等，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当时的医学协会是由客居顺天府的医家们组成的。据载，该会成员46人，有徐春甫、汪宦（著有《医学质疑》、《统属诊法》）、巴应奎（撰《伤寒明理补论》）等，都是当时的名医。

一体堂宅仁学会创立的宗旨，主要是探讨医药学术，如研究《内经》、张仲景及其他医家学说等；交流医疗技能，提高医疗技术；注重医德修养，要求会员“深戒徇私谋利之弊”，“要克己行仁”；促进成员之间“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等。

当时一体堂宅仁医会还制定了22条协会条款，即：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

最早的医学杂志

当时长洲一带文化繁荣，学术气氛浓厚，名医荟萃，其中不乏具有真知卓识、医技精良的高手。唐大烈为了不使这些才华匿采藏光，技能埋没，便于同道间的经验交流，互相切磋，于是在乾隆57年（1792年）创刊《吴医汇讲》，分卷出版。

嘉庆六年（1801年），唐大烈逝世，《吴医汇讲》停刊。至此，《吴医汇讲》先后出版11卷，合订为l册。10年期间，陆续收载了长洲、无锡、常熟、太仓等江南一带41位医家的各类医学论著文章94篇，其中唐氏自己的文章有15篇之多。《吴医汇讲》各卷所载文章，不分门类，不限体式，不拘内、外、妇、幼各科。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多彩，而且理论与临床初中并重，切于实用。

诸多作者的文章集于一册，由于作者的观点各异，难免互有矛盾之处。唐氏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不同观点的论著，只要言之有理，都兼收并蓄，由读者自己决定取舍。《吴医汇讲》选编文章，唐氏要求作者独立思考，文稿要有创见，那些重复前人陈词旧调的稿件，概不采用。依来稿的先后定次序，先来的先刊出。《吴医汇讲》刊出的每篇文章，在标题前先简要介绍作者姓名、讳号、籍贯等，以使读者对本文作者有所了解，颇具医史资料价值，在我国期刊出版史中可谓首创。

中医认为人体中的“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这一概念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指人体内流动着的精微物质；二是指机体中各个器官的功能活动。

正常的生理之气包括元气、宗气、营气、卫气。元气，又叫原气、真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对各脏腑组织功能的发挥起到激发作用。

宗气，存在于胸中，由肺吸入的自然界中的空气和食物消化后的精微物质结合生成，主要功能是推动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也与视、听、言语各种活动有关。

营气和卫气，都是由脾胃消化吸收的营养物质所化生。营气分布于血管中，是血液的组成部分，随血液循环周行全身而发挥营养作用；卫气行于经脉之外，发挥“保卫”作用。

气的功能随部位不同各有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

推动作用，推动气血津液运行，有助人体生长发育；温煦作用，维持正常体温；防御作用，抗拒外邪；固摄作用，控制体液排泄，约束血液循环；营养作用，营养全身；气化作用，通过气的运动产生的各种变化，维持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

我国第一部外来药学专著

香药主要通过海舶，自国外输入，所以又称海药。因此李旬对一些海舶运载而来的外国药接触的机会较多，对于海药的性质与功用了解的较深刻，故而撰著了《海药本草》。《海药本草》对药名释义、药物出处、产地、形态、品质优劣、真伪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等都有记载。李旬撰著《海药本草》时，曾参考40多种有关书籍，如《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以及山经地志等。《海药本草》体例乃仿照《新修本草》，不仅补遗了不少以前本草书所未记载的新药，而且对不少以前本草书记述的药物内容进行了补充或纠正。《海药本草》原书共6卷，至南宋末年已经亡佚，没有刻本流传。但其所叙述的药物散见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

我国最早的药匠

早在汉代，江宁就有“药匠”开始卖药了。宋朝《景定建康志》记述：“汉，李南……卖药自给，寿八十五。”李南便是见于史载最早以卖药为主的“药匠”。《景定建康志》中记载，南宋时江宁府有官办药局3个，下属中药铺11家。元、明、清历代沿袭，并有所发展。被誉为全国四大药店中的汉口叶开泰、芜湖的张恒春等中药店，都是江宁上元人在明、清时期创建的。

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称：“龙都之民善卖药。”江宁“药匠”最多，分布最广，名扬大江上下，盖源于湖熟——龙都一带。溯江西上至芜湖、九江、汉口，顺流而下到镇江、苏州、上海，从城市到县镇，都有江宁“药匠”从事药业。

据1931年3月20日《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第一届当选委员名册》中记载，南京市国药业同业会共有委员16人，其中13名是江宁人。据调查，南京市药材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药工有80%以上是江宁“药匠”。

先煎：有些石性或比较坚硬的药材，如石膏等，其成分较难煎出，应先煎10～15分钟，再放入其他药材同煎；如生附子等毒性药材，也应先煎30～60分钟，以减低其毒性。

后下：有些芳香或解表的药材，含有大量的挥发油，如薄荷、白豆蔻、藿香等，煎煮的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其有效成分丧失，应于其他药材煎好前5～10分钟再放入同煎。

包煎：有些带毛、粉末或过于细小的药材，如旋覆花、青黛、车前子等，为防止服药时刺激喉咙，应用纱布袋装好，再放入锅中同煎。

另煎：有些贵重的药材，如人参等，为了将有效成分更好地煎出，所以必须将药材单独煎煮，再将其汁与其他药汁混合服用。

烊化：有些药物易焦、黏锅或易附着其他药材，如鹿角胶、阿胶等，必须将其烊化后，再与其他药汁一起混合服用。

冲服：有些贵重药材，适合研磨成粉末后服用，如琥珀、三七等。

泡服：可以像泡茶一样用沸水泡饮，如菊花、胖大海等。

另外，为了充分的煎出药物中的有效成分，象桃仁、茯苓之类的药物，应将其压碎后煎煮；有些药物的外皮较厚，如红枣等，煎煮前应先将其剥开。

现存第一部中药学专书

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中药专书为数众多，但流传至今的要数《神农本草经》的历史为最早。《神农本草经》大约在1～2世纪编成，是汉代以前我国人民用药经验的总结。《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作者的姓名早已失传了，但因古代“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影响很深，所以自古人们将《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称为《神农本草经》。

1972年，甘肃省武咸地区发掘的东汉墓葬中，挖出一批有关医药的木简，这些木简中所提到的药物约有100种，其中多数在《神农本草经》里已有所记载。

公元2世纪以后的许多中药学著作，有不少内容是取材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奠定了中药学发展的基础，被后世列为古代著名的四部中医经典著作之一。《本草经》上所记载的药物总数为365种，植物类有252种，动物类有67种，矿物类有46种。对药物的产地、别名、形态、药性和治疗功能等，《本草经》做了简要的记述。

对于用药的剂量，《本草经》也做了说明，尤其是某些有毒药物，提出应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用药后的反应，再逐渐适当地增加剂量。在序录中，初步概括了用药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单味药的使用，复方中主药与辅助药的配合应用以及药物的配伍禁忌等。《本草经》中所载的药物，有很多直到现在还经常在应用，并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麻黄治疗哮喘，黄连治疗痢疾，常山、蜀漆治疗疟疾，海藻治疗甲状腺肿等。

我国最早的官办药店

宋神宗熙宁9年（公元1076年），诞生了中医史上第一家官办药店。

这第一家官办药店是王安石批准创建的。王安石在施行变法期间，各地曾多次发生自然灾害，很多病者缺医少药，甚至有人乘机制造和贩卖假药。

于是，有人提出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研制各种剂型成药，由国家专门出售，不许个人或其他部门私自制作；在瘟疫流行时，给百姓发放药剂。

这一建议非常适合当时的需要，王安石当即采纳并组织专门人员落实。不久，在京城开封便出现了“太医局熟药所”，也叫“买药所”，它就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太医局熟药所”成立后，既方便了病人，也为政府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许。所以，王安石变法未能成功，但“熟药所”的“生意”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到宋徽宗崇宁2年（公元1103年），药所已增开到7所。几年后，5所“熟药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2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与此同时，类似的药局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

宋代官办药局的组织结构相当完整，有专门人员监督成药的制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及检验，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炮制配伍的研究工作。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当时的药局内，还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急病如不立即卖药材，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及时毁弃等。

宋代官办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创制了许多有名中成药，如苏合香丸、紫血丹、至宝丹等，经过了几百年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给药途径是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之一。因为机体的不同组织对于药物的吸收性能不同，对药物的敏感性亦有差别，药物在不同组织中的分布、消除情况也不一样。所以，给药途径不同，会影响药物吸收的速度、数量以及作用强度。有的药甚至必须以某种特定途径给药，才能发挥某种作用。

中药的传统给药途径，除口服和皮肤给药两种主要途径外，还有吸入、舌下给药、黏膜表面给药、直肠给药等多种途径。在20世纪30年代后，中药的给药途径又增添了皮下注射、肌肉注射、穴位注射和静脉注射等。

不同的途径给药各有其特点。具体应选择何种途径给药，除应考虑各种给药途径的特点外，还需注意病证与药物双方对给药途径的选择。而病证与药物对给药途径的选择，则是通过对剂型的选择来体现的。无论从什么形式给药，都需要将药物加工制成适合医疗、预防应用的一定剂型。

传统中药剂型中，供口服的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滋膏剂、露剂；供皮肤用的有软膏剂、硬膏剂、散剂、丹剂、涂檫剂、浸洗剂、熏剂；供体腔使用的有栓剂、药条、钉剂等等。后来，又发展了胶囊剂、冲剂、气雾剂、膜剂等新剂型。

烟草致病的最早记载

烟草属于茄科，原产美洲。我国原来没有这种植物，最初传入烟草的是17世纪初的福建水手。他们从菲律宾带回烟草的种子，再南传至广东，北传至江、浙。

明末名医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卷48中最先记载了烟草传入的情况：“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地土皆种植之矣。”

书中还说：“烟，味辛，气温，性微热，升阳也，烧烟吸之，大能醉人，用时唯吸一口或二口，多吸令人醉倒。”可见，古人对吸烟的危害早在17世纪初已有所认识了。在此之后，我国医籍中对吸烟的害处就已陆续述及了，尤其是对肺部及呼吸道的损害记述更多。

1765年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写道：“友人张寿庄，己酉与予同馆临安，每晨起，见咳吐浓痰遍地，年余迄未愈，以为痰火老疾，非药石所能疗。一日或不食烟，如是一月，晨亦不咳，终日亦无痰唾，精神硕健，且饮食倍增，啖饭如汤沃雪，食饱后少倾即易饥，予乃悟向之痰咳，悉烟之害也，耗肺损血，世多阴受其祸而不觉，因笔于此，以告知医者。”

现已证实，烟草内含有多种毒性和刺激性的物质，吸烟对身体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吸烟能引起肺癌、鼻癌、咽癌、口腔癌等多种癌症和疾病。

所以，有吸烟嗜好的人应及早戒掉。据统计，20岁以下的青少年开始吸烟，死于肺癌的比不吸烟的高28倍。所以，青少年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吸烟的恶习。

国宝针灸铜人

北宋初年，虽然有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于是，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公元1027年，他制成了两个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

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据说，学生进行针灸考试时，先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

然后，学生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就能刺进去直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这两具铜人既记载了完善的经络腧穴学知识，又体现了宋代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身，难怪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铜人的经络的穴位进行具体说明，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

书中共记载腧穴657个，又按头部、面部、肩部等不同部位论述穴位，成为官方的针灸穴位标准。宋仁宗还下诏将此书刻成石碑，镶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四壁，供有志者学习。

由于宋金议和未成，后来金兵破城，不但将铜人掳走，连大相国寺的铜人图经石碑也一并敲断，统统运回了北方。此后，有关铜人的下落偶有记载，但最终失传，石碑也下落不明了，只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流传至今。

1972年，北京在进行清挖旧城墙的工作中，无意中挖出几块断裂的石碑，从碑上残留的碑文来看，正是当年大相国寺的铜人图经石碑的片段。

原来，北京在那时归金朝统治，金兵将石碑运到此处存放，在后来的战乱中遭到破坏，被用作砌城墙的材料。直到将近千年之后，这一国宝才重见天日，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经络是针灸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几千年来对中医临床尤其是针灸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经”是经脉，有路径的意思，是直行的主干。而“络”指的是络脉，有网络的意义，为侧行的分支。

经络系统是由经脉与络脉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而构成的体系，其中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以及附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络脉包括十五络脉和难以计数的浮络和孙络等细小的络脉结构。

经络系统将人体的组织、器官、四肢百骸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经气的活动，调节全身各部的机能、运行气血、协调阴阳，从而使整个机体保持协调和相对的平衡。

经络运行于全身和五脏六腑相联系，又沟通体表和内脏，所以人体有疾患可以通过经络表现出来，就是说通过经络的色泽、温度、痛感反映出来，这就是经络感传现象，通过经络的感传现象可以预测疾病。针灸治病主要是通过针刺和艾灸等刺激体表经络的穴位，达到疏通经气，调节人体脏腑气血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那么经络是否有其物质基础呢？人体里究竟有没有这个神奇的生理系统？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迄今科学界还无法对经络给出一种权威的解释。然而几千年来，经络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健康保健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对经络实质的研究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

御医史上的惨案

唐懿宗有八个女儿，同昌公主是长女。同昌公主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同昌公主也是天生丽质，是懿宗的掌上明珠。同昌公主长大后，嫁给了新科进士韦保衡。

韦家对同昌公主丝毫不敢怠慢，伺候得非常周到。公主整天养尊处优，但这并没有给同昌公主带来无尽的幸福，她三天两头就生病，身体越来越差。

韦家人为此寻遍名医，给她吃了无数的名贵药草，公主的主管御医韩宗绍、康仲殷带着十几位有名的御医差不多天天泡在公主的病榻前，为公主治病。

无奈公主体质太弱，御医们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公主的性命。公主一死，韦家如临大敌，他们知道皇上肯定会追究责任。韦家觉得只有将御医当作替罪羊，才能保全自己。

于是，韦保衡在向唐懿宗报告公主死讯时，谎称是御医们诊断不当，投错了药才使得公主身亡。唐懿宗正在悲愤当中，自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立即将韩宗绍及康仲殷等御医全部斩首，又将他们的亲族三百多人关进了大牢。

对于唐懿宗悲痛之中的过激之举，朝中大臣刘瞻正义直言，向懿宗进谏。懿宗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劝阻。刘瞻无奈，又联合京兆尹温璋再次进谏，结果却遭到皇上的革职处罚，温璋含冤自尽，刘瞻也被贬职离开长安。

这时，韦保衡为扩张势力，又向唐懿宗进谗言说刘瞻是御医的同谋，使得刘瞻又被降了一级。同时，他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瞻的一些同僚都贬了职。

一位公主香销玉殒，竟让那么多人为之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次御医的惨案是御医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后来，唐懿宗病重将死之时，当时给他治病的一些御医也被打入牢狱，幸好懿宗在弥留之际留下不杀诊治御医的遗诏，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中国人自古就以勤劳著称，历代先贤无不强调，无论齐家治国，还是修身养性，勤劳是第一位的。《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就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分的安乐里。

汉代枚乘在《七发》中指出：“纵耳目之欲，恣肢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也是强调如果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会损伤血脉的和畅。因此，朱丹溪《丹溪心法》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宋朝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伶官传序》还进一步强调：“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可见，安逸享乐不仅会生病，还会使自身堕落直至死亡。

预防天花的重大发明

大约在东汉初年，由西部战俘传入一种外来传染病，名谓“虏疮”，即后来所谓的天花。天花也称痘疮，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发疹性疾病。发病时患者全身起痘，高热不退，甚至昏迷不醒，由于容易出现合并症，在古代死亡率极高，愈后容易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而且，天花的传染性极强，一人染病，很快就会传及全家乃至整个社区。所以，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对天花病充满恐惧。

迄今为止，人类唯一能够宣布已经彻底消灭的一种疾病是天花。中国传统医学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古代典籍上，最早关于天花的记载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天花传入中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阻止其传播的有效手段。如何有效的预防天花，古代医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于天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得过一次之后，终生不再得此病。古代医家从中获得了启示，约在明朝隆庆年间，渐渐摸索出接种人痘的方法。

所谓人痘接种术，就是将已经得过天花病的人身上的病理性物质如分泌物、痂等，经过特殊处理后，接种到健康人身上，从而使接种者产生天然的免疫力，不再感染。这种方法的原理现代医学称为人工特异性免疫，至今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实践。比如现在国家要求新生儿强制注射的各种疫苗，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方法。

据清初张璐的《医通》介绍，此项免疫防患的医疗技术，颇经历了一番尝试、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最初，是用穿着天花患者曾穿过的衣服来预防，后来才渐次有用痘浆、旱苗、水苗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到了清代，又进而用“熟苗”替代先前诸法。所谓熟苗，就是经过多次接种的痘痂。朱奕梁的《种痘新法》说，这种称作“熟苗”的疫苗，接种时“万全而无害”。

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他在《庭训格言》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可见当时种痘术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据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直到康熙年间，由俄国人首先“至中国学痘医”，后来，这项医学上的免疫技术，又经由欧洲大陆辗转传入英国。英国人的接种牛痘，不过是我国早先发明的变化而已。

我国人痘接种术后来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曾带去了这种方法；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康熙时（1688年）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这是最早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的国家，回国后便传遍全国。

人痘接种法后经俄国又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得人痘接种法，3年后又为自己6岁的女儿在英国实施了人痘接种术。随后，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术已传遍欧亚各国。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写到：“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当时世界影响之大。

18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后，在英国流传达四十年之久。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琴纳幼时也种过人痘，后来在行医过程中，通过挤牛奶妇女的经验知道，得过牛痘后就不会再生天花了，琴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

1796年5月14日，琴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8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种部位生了一个典型的牛痘。

六周后，琴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已经有免疫力了。后来，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接种牛痘后确实能预防天花。

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这种牛痘法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比人痘更为安全，所以我国民间也逐渐改种牛痘了。

金元四大医家

北宋政府大力发展和普及医学，为后世培养了一批著名医家，如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张元素等。只不过这些医家成长起来的时候，北宋已经灭亡，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被金朝所统治，所以成了金代医家，但他们的成就与北宋政府的医学发展政策有密切关系。

后世将金元时代最有名的四个医家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朱丹溪合称“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富有创新精神，并且各具特色，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

儒家政治本来讲究思想一统，但从北宋到南宋，儒家学术内出现了程颢、朱熹等一批新儒学名家，他们的理论自成一派，彼此之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金元医家各立门派离不开学术界思想活跃的大背景，所以后人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刘完素曾经三次拒绝金朝章宗皇帝的征聘，不肯入朝为官。他非但未受到章宗皇帝的怪罪，反而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因此赐他一个外号为“高尚先生”。

对于刘完素的学术，后人曾概括说：“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一二方，奇而妥。”所谓“专主火”，是指他提出的“火热论”。

刘完素认为，虽然导致疾病的病因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但这六种邪气侵犯人体后，发病的表现通常以热证居多，也就是他所说的“六气皆能化火”。

在当时，外感疾病人们多沿用《伤寒论》方剂，杂病则喜欢用《和剂局方》的成药，它们都偏于温燥，会助长热病，刘完素对此进行了革新，制定了一些寒凉清热的方剂。

所以后人称赞他既遵守经典的法则，又从自我出发创新，方剂新奇而有效。刘完素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张子和曾任职太医院，不久辞职。当时医学界滥用温补，而张子和则善用汗、吐、下三法。由于张子和的大力宣扬，医学界滥用温补的风气收敛多了，而且不少人接受了张子和的理论，并为他起了一个称号叫“攻邪派”。

寒证用温热药，热证用寒凉药，这是中医的基本原则。然而，李果（即李东垣）提出一种看似违背常理的观点，他说“温能除大热”，提出“甘温除热”法，一时令医界议论纷纷。

李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在临床中观察到，有些病人发热是由于脾胃不足、劳倦气虚所致，用甘温的药补足元气，热证也就随之而愈。

发热一般认为是火证，但李杲看到的这种热证，却偏偏不能用寒凉清热法，而要用甘温药。为示区别，他特地创造了“阴火”这一新名词，以突出其特点。

朱丹溪认为人常常是“阳有余阴不足”，如果“人之情欲无涯”，平白消耗难得的“阴精”，则不利于健康长寿，因此他主张重视护养阴液，被后人称为“滋阴派”。“四大家”各有不同的医学观点，这反映了金元时代医学繁荣的局面。对于后人来说，学习他们的思想不应拘泥于某一派别，而要兼收并蓄，以运用于不同的情况。

明代有位医学家叫王纶，他曾经总结性地说道：“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这确实是对待医学流派的正确态度。

中医药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以经验医学著称，没有广泛的临床实践、没有名师指点，很难体会到其中的深奥微妙。自古以来，中医即以师承的教学模式，代代相传，积累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这是中医成材的一条重要途径。

唐宋以后，名医辈出，他们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特色，依靠师承教育的形式，父传子受，师授徒承，代代相传，通过几代传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其弟子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张元素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

其弟子继承其说，并加以发挥，如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强调肝、脾、肾三脏阴虚、阳虚在病变中的作用，尤重脾胃，创“阴证论”。

其再传弟子李东垣的门人罗天益，除了继承其师遗旨，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易水学派的理论为明代温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师承授受，不仅培养了名医，而且形成了流派，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与瘟疫的斗争

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极大。自古以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是一个总结、提高的阶段，并且对一些新出现的病种取得了成效。

温病学说是明清中医的重大突破。温病，是各种热性外感疾病的总称，其名早在《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中就已出现过。当时寒性病邪引起的发热性疾病（即伤寒）是中医研究的重点，对温病的认识并不十分透彻，认为它只是伤寒的一个变种。

后来，历代医家不断丰富有关温病的知识，如《巢氏病源》提出温病有“转相染易”的传染流行特点。金元刘完素倡导火热论，为温病应用寒凉法治打下了基础。明初，医家王履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标志着温病有从伤寒体系脱离的倾向，只是其理论尚未系统化。

明代多次爆发大瘟疫，疫情相当严重，尤其是万历、崇祯时期。据记载，有人与客人交谈，正举茶之际忽然摔倒不起，立即气绝；有户人家一个仆人死去，派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木，半天未见返回，原来已病死在棺材店；有一户全家病死，两个小偷乘机入屋偷窃，一个递出一包财物，另一个正伸手去接，就已双双染疫而死……

面对如此严重的瘟疫，中医学加强了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研究传染病治疗的专著，即吴有性的《瘟疫论》，又名《温疫论》。

吴有性（公元1561～1661年），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此书针对瘟疫起病急、症状同一等特点，提出了瘟疫成因的新观点：“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也就是说，瘟疫必有特定病因，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暑湿，这种病因吴有性称之为“戾气”，它虽然无形无影，但是客观存在。戾气有多种，侵入途径不同，吴有性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两大类。吴有性的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微生物致病的观点十分近似，而当时西方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尚未创立这一学科。

对瘟疫的治疗，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之说，他认为瘟疫病邪藏在膜原这个“半表半里”的部位，传统的解表和攻里法不能奏效，需要用“透达膜原”的治法，为此吴有性创立了名方“达原饮”，直达巢穴，使邪速离膜原，对治疗瘟疫有独特疗效。

吴有性创立了瘟疫辨证论治的新方法，成为辨治外感温热病的新学术流派。清代中期以后，温病学派日趋壮大，叶天士、薛雪、吴鞠通和王孟英等，成为该时期的代表人物，并称温病四大家，他们是奠定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人物。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是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温热大师”，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他口授、学生顾景文记录整理的《温热论》，是温病学奠定学科基础的重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温病学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使得温病学说成为专门的学科。

在《温热论》一书中，叶天士首先阐述了温病的致病因素、感邪途径、邪犯部位、传变趋势和治疗大法，他明确提出了导致温病的主要原因是感受了温邪，突破了历代医家“伏寒化温”的认识，从而真正摆脱了热病皆伤寒的束缚，这就从根本上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

在这部著作中，叶天士创立了诊治温病的方法，将温热病的转变规律归纳为卫、气、营、血四个时期。这好比皮、肉、筋、骨头，一层深一层。邪在卫最浅，在气次之，到营加重，入血危重。卫、气、营、血不仅起到了划分疾病阶段的意义，而且是治疗温热病的准则。邪在卫，可以发汗；邪在气，可以清气；邪到营分，应透热转气清营；邪入血分，应凉血散血。

除此之外，叶天士还对温病的诊断方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察舌验齿、辨斑疹等方法。察舌验齿，就是通过观察人舌头的颜色、质地、润泽，牙齿的荣枯老嫩、松紧、牙龈情况等，来判断疾病的浅深阶段，并指导治疗。所谓斑疹，就是热病过程中发于肌表的斑和疹两种，其中点大成片，摸之不碍手的称为斑，主病在血分；形如粟米，高出于皮肤之上，抚之碍手的称为疹，主病在气分。这些都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是同乡且与之齐名。薛雪自幼好学，很有才气，对温病中的湿热病症很有研究。在著作中专门对湿热病症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讨论，特别是对湿热之邪在上、中、下三焦的辨证和治疗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温病学的内容。

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一大类型，薛雪总结说：“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他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吴鞠通，名瑭，字配珩，江苏淮阴人。清代著名医学家，是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吴鞠通悉心研究，花了六年的时间撰成《温病条辨》。此书融会贯通各家学说，提出了“三焦辨证”理论和四时温病的范围和种类，为温病病种的划分确立了理论依据，形成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温病学已经走向成熟，从此也形成了一门新的独立学科。

王孟英，名士雄，自号半痴山人，晚号梦隐，又号潜斋，清代著名医学家，祖籍是浙江海宁，曾祖时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王孟英生活的年代适逢战乱，疫疠流行，他的亲人死于霍乱，所以王孟英决心专研温热病。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对温热病有了独到的见识，并撰写有《温热经纬》一书，这本书是我国温病学重要著述之一。

经过众多医家的努力，温病学最终从《伤寒论》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一个新的学科。这一学科的建立，标志着中医治疗急性外感热病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丰富了热性病的诊治理论和手段，进一步提高了临床治疗温热病的效果。

三焦是中医藏象学说中的一个特有名词，最早见于《内经》，为六腑之一，是上、中、下三焦的合称。膈以上部位为上焦，包括心、肺；膈以下、脐以上的部位为中焦，主要包括脾胃；脐以下为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膀胱、女子胞等。

肝脏如果按其部位来说，应划为中焦，但中医学认为，肝肾同源，生理病理关系密切，故将肝肾同划为下焦。由于上、中、下三焦包括不同脏腑，所以其生理功能也各不相同。

上焦如雾，指上焦有宣发卫气，以雾露弥漫的状态营养于肌肤、毛发及全身各脏腑组织的作用，实际体现为心肺的气化输布作用，关系到营卫、气血、津液等营养物质的输布，所以，上焦功能的异常，也主要反映为心肺功能之异常，治则以调理心肺为主。

中焦如沤，主要是指脾胃对水谷精微的运化，因此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气血生化之源。中焦功能的异常，主要反映为脾胃功能的异常，治则以调理脾胃为主。

下焦如渎，主要是指下焦泌别清浊，排泄二便的功能。故下焦功能的异常，主要反映为肾与膀胱功能的异常，治则以调理肾与膀胱为主。

中医百年浩劫

19世纪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中国出现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局面。在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西方医学传入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传统医学依然在不断发展，为中国人健康服务，并且针对旧政府的歧视政策，展开近乎悲壮的抗争。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医学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强。在“科学”的名义下，以西医理论来衡量中医，居然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拒绝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甚至要“废止中医”。尤其是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对中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谈到“废止中医”，首先要从日本谈起。中国的近邻日本，在l854年被美国首先用武力打开了锁国大门，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本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日本政府于是开展了明治维新运动，确立“学西洋，赶列强”的目标，实行全盘西化的国策。

在医学上，西洋医学取代传统汉方医成为主流，日本卫生行政部门完全采用西医，政府还对汉方医采取多项限制措施，在实质上废止了汉方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全面失败，使日本正式超越中国成为东亚强国，这引起了中国的极大震动。

后来，许多维新改良人士都主张效法日本进行改革，不少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在这过程中，不免有人对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把日本废止汉医也视为进步的做法。

有一位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叫余云岫，他于1916获大阪医科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余云岫就开始攻击中医。回国后，余云岫曾担任“上海医师公会”会长。

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作为委员参加，会上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即《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在政治上全面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

提案中余云岫指责中医为“旧医”，认为“旧医所用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六气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企图仿效日本逐步废止中医。

余云岫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将中医视为中国卫生事业的障碍。按照他的办法，数十年之后，中国将不复存在传统医学。就是这样一份荒谬的提案，在民族虚无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居然被会议通过了。

这份不切实际的废除中医的议案一经报刊登载，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为了避免优秀民族文化被毁灭的灾难，中医药界奋起进行不屈的抗争。

首先上海中医界l000多中医师停诊，齐集上海仁济堂召开“中医药救亡抗争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沿途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继而由上海中医协会发起，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了全国中医中药业反对废除中医的大会，到会的有l5个省、4个市、243个县的代表，因故未能赴会的省份也电汇捐款以示支持。

这次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上海著名老中医谢利恒为团长，陈存仁、隋翰英、蒋文芳和张梅庵为代表，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上京请愿。

代表团抵达南京后，立即向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等提交请愿书。迫于压力，行政院、卫生部、教育部接见代表时均表示不会执行此提案，最终《废止中医案》没有实施。

这一次大风暴过后，中医界将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救亡大会第一天的日期3月17日定为“国医节”。从此以后，每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近代中医抗击传染病

古代虽然缺乏病原学知识，不能有针对性地预防，但对改善卫生条件、增强抗病能力是十分重视的。近代，中医在运用温病及伤寒学说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中，取得许多成绩。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鼠疫。爆发的多次疫情中，中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894年春天，广州爆发了严重的鼠疫，据报道有10万人死于鼠疫。

由于当时政府根本没有公共卫生机构与政策，社会抗击疫病的主要组织是民间自发组成的“善堂”。善堂通常聘请中医师坐诊施药。据中医梁龙章记载，当时不少个体开业医生纷纷关门回乡避难去了，但善堂在组织抗疫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梁龙章本人就曾经被多间善堂聘请，善堂还出资将他的治疗心得和经验方药刻印广为传播。

当时省城广州有四位名医：易巨荪、陈伯坛、黎庇留、谭星沅，人称“四大金刚”。他们用升麻鳖甲汤（出自《金匮要略》）为主治疗鼠疫，效果显著，救人无数。

另一位医家罗汝兰，著成《鼠疫汇编》。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鼠疫“热毒血瘀”的病机，运用“解血毒，清血热，活血淤”的治则和方药，为众多医家所沿用。

1917年山西爆发鼠疫，致l万余人死亡。当时北京内城官医院的中医曹元森等，主动前往疫区大同，设点救治病人，效果显著，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赞扬。

19世纪，烈性传染病霍乱传入中国，死人无数。中医界对霍乱的治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温病四大家”之一王士雄，著有《霍乱论》，是第一本研究传染病霍乱的中医专著。

王士雄将霍乱分为寒霍乱与热霍乱两种，并创造了治热霍乱的名方蚕矢汤；徐子默著《吊脚痧方论》，着重以寒证论治霍乱，二人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从民国开始，中国逐步建立起西方式的卫生防疫机构，这对传染病的控制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在疾病爆发的时候，中医的治疗经验仍可以发挥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

正如近代广东名医卢觉愚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毒素，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中西汇通觅新路

近代社会变迁激烈，但是中医的发展并未停步，还不断借鉴新的形式，继续服务于社会。

1829年，中医陈定泰在广州拜访西医，当他细读西医解剖著作及图谱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认为西医对内脏的观察十分细致，值得中医参考。

1844年陈定泰写成《医谈传真》，引用了西医解剖图16幅。这是中医著作第一次引用西医解剖图，因此陈定泰被医史学家称为中西医汇通的第一人。

陈定泰的孙子陈珍阁，不但继承了祖父的医术，也接受了祖父的思想，而且更深入的学习了西医知识。1886年，陈珍阁到当时英属殖民地新加坡的一间皇家大医院学习。

1890年，陈珍阁著成《医纲总枢》一书，既系统叙述家传中医，又详细介绍西医理论。在临床上他能做到围绕西医的疾病进行中医治疗，进一步推进了其祖父中西医汇通学术。

除陈氏祖孙外，近代进行中西医汇通研究的医家还有很多，影响最大当属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和张锡纯四人，他们四人被称为“汇通四大家”。

唐宗海，四川彭县人，他中医医术高明，在京沪等地行医时，接触了西洋医学，于是试图“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来进行中西医汇通。他认为中西医有许多相同之处，对脏腑的认识可以对照沟通。相对而言，唐宗海比较肯定中医的方法，认为西医只是证明了中医的观点，所以有人说他是“以西证中”，不够客观。

朱沛文，广东南海人，他通读当时的中西医学著作，经过比较，朱沛文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所以，朱沛文对中西汇通的态度是“通其可通，并存互异”。朱沛文评判中西医理论的标准是以临床实践为准则的，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恽铁樵，名树钰。他早年从事文学，中年以后才学医，结果在医术上成绩不凡，开业后门庭若市。他认为中医与西医各有长处，其原因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张锡纯，河北盐山县人，善于在临床上中西医药合用，给后人众多启迪。他说：“当今之世，欲求医学登峰造极，诚非沟通中西不可也。”

他有一处方“石膏阿司必林汤”，阿司必林（即阿司匹林）是一种西药，具有发汗退热的效果。发热的热证病人，以蔗糖水冲服阿司匹林，并煎好石膏水，待发汗时饮服，过后可再饮石膏加粳米煎汤。这样既发挥西药发汗作用，又可利用中药清热和顾护正气。

根据用药经验，张锡纯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这是从中医的角度作出的评价。张锡纯根据中医原则进行中西药并用的试验，给后人以很大启发。

人体解剖这门学科总是被人们误认为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可是当我们仔细去考证这一事实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其实它在中国的医学史上是很早就有的。它和其他的学科共同发展，并且在同时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也共同不断地完善和自我提高。

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中说：“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锯石挢引，案杌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炼精易形。”看来俞跗是一个手法高明的解剖者。虽然传记具有传奇性，但是也透露了我国早期的解剖活动。

中国解剖学的起源很早，“解剖”一词最早提出于《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内经》中的《肠胃篇》、《经筋篇》、《骨度篇》、《脉度篇》等，都是记述解剖学的专章。其中对人体骨骼、部位、脏腑、血管等，均有长度、重量、体积、容量的详细记载。书中一些解剖学的名称，主要脏腑的命名，到现代还在运用。但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文化的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发展。

第二章　本草典故

鹤血染苍术

江苏茅山出产的苍术，异香扑鼻，切开后有七个朱砂点，经久不变。《本草纲目》和《金坛县志》中都有记载：“术产茅山石门，切开有朱砂点者为珍品。”

相传，李时珍到茅山采集药材，在悬崖间发现一株长得又高又大的苍术，芳香异常，更为奇特的是这株苍术长在一块鹤嘴石上，石头突兀山岩之外，活像一只仙鹤。

李时珍来到岩石边，用药锄去挖这棵奇异的药草时，蹦起了一块小石块，正好蹦到仙鹤岩的丹顶冠上，冠上竟一滴一滴地滴下7滴血珠。

李时珍颇为惊异，只听“砰”的一声响，这岩石竟变成一只美丽的仙鹤，长鸣3声，然后展翅飞向云天。李时珍拾起苍术切开一看，里面印着七颗鲜红鲜红的朱砂点。从此，茅山苍术的朱砂点，永不褪色，功效也远比其他各地产的苍术好。

苍术，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之功效，可用于治疗脘腹胀满、泄泻水肿、脚气痿躄、风湿痹痛、风寒感冒、夜盲等病症。《本草正义》中说：“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凡湿困脾阳，倦怠嗜卧，肢体酸软，胸膈满闷，甚至膜胀而舌浊厚腻者，非茅术芳香猛烈，不能开泄，而痰饮弥漫，亦非此不化。”

又说：“夏秋之交，暑湿交蒸，湿温病寒热头胀如裹，或胸痞呕恶，皆须茅术、藿香、佩兰叶等香燥醒脾，其应如响。而脾家郁湿，或为膜胀，或为肿满，或为泻泄疟痢，或下流而足重跗肿，或积滞而二便不利，及湿热郁蒸，发为疮疡流注，或寒湿互结，发为阴疽酸痛，但有舌浊不渴见证，茅术一味，最为必需之品。”

古人云：“术者山之精，服之辟谷长生，故有山精、仙术、天精之雅号。”苍术是一味古老的中药，《神农本草经》中说：“苍术，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南阳文氏，汉末逃难至华山中，饥困欲死，有人教之食术，遂不饥。数十年乃还返乡里，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身体也更为强健。

古人以苍术作为延年益寿之方者颇多，如《刘松石保寿堂方》的“少阳丹”，以制苍术1斤，为末，熟桑葚20斤，压汁和末如糊，待干，蜜丸赤小豆大，每服20丸，酒下，日3服，“一年变白发返黑，三年面如童子”。

湿为长夏的主气，可分外湿与内湿两种。湿邪由外入侵，以肌表、经络的病占多数；湿从内生，以脾胃病居多。湿邪易伤阳气，阻遏气机。湿邪致病，常感沉重、秽浊，其证多见头重如裹、身体困倦、肢体沉重，面现垢色、大便溏泄、下痢脓浊等。

湿性黏滞，从证候言，可有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滞涩不畅等；从病性言，湿邪缠绵，病程较长，起病较缓，常留着难移，固定于一处。

丁香除口臭

丁香，又名鸡舌香，味辛，性温，具有温中降逆、补肾助阳的作用，还是一味很好的温胃药，对由寒邪引起的腹痛、泄泻等，均有良好的疗效。

古代，丁香曾为治疗口臭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有人趣称丁香为“古代的口香糖”。相传，唐代著名的宫廷诗人宋之问在武则天掌权时曾充任文学侍从，他自恃长像仪表堂堂，又满腹诗文，理应受到武则天的重用。可事与愿违，武则天一直对他避而远之。

宋之问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写了一首诗呈给武则天以期得到重视，谁知武则天读后对一近臣说：“宋卿哪方面都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口臭的毛病。”宋闻之羞愧无比，从此以后，人们就经常看见他口含丁香以解其臭。

宋代《太平御览》记载，汉桓帝时期，侍中刁存因年老而患有口臭，帝赐以鸡舌香，令含之。刁存对丁香没有什么了解，不知皇帝所赐何物，置于口中感到辛辣刺舌。

刁存误以为自己有什么过错，皇帝给毒药赐死，回到家中一说，家人哀泣不止。有识者查验他所带回的药物是丁香，方知皇帝所赐乃香口之药。

胡椒除用作调味品外，还是常用中药之一，具有温中散寒、醒脾开胃之效，可用于腹部受寒所致的胃脘痛、呕吐、腹胀、腹泻、肠鸣等症。

古人认为，胡椒性热，过食会损肺、发疮、齿痛、目昏、破血、堕胎等。《本草纲目》中说：“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时珍自少食之，岁岁病目，而不疑及也。后渐知其弊，遂痛绝之，病目亦止。”

据说，李时珍年轻时经常患眼疾，双目干涩，视力模糊，最初找不出病因，后来才发觉自己的眼疾竟与平时特别爱吃胡椒有关。当李时珍停食胡椒后，眼疾便慢慢的康复。为此，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收录胡椒时，特地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示后人。

因祸得福的太守

蝎的尾部毒刺有毒，能刺人。被称为毒虫的蝎子蛰一下，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位因祸得福的“蝎子太守”。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载，清朝雍正初年，一位任同知的官员去朝见皇帝，不想帽子里藏着一只蝎子，他很想把蝎子弄出来，可在皇帝面前又不敢脱帽。

蝎子蛰这位同知的头，痛得他鼻涕眼泪一起流。世宗皇帝（胤祯）见了，十分惊异，问他何故。他乘机脱帽磕了几个头，假托说：“我想到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深仁厚德，我家两代人都深受皇恩，在不知不觉中感激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

世宗皇帝夸奖这位官员说：“你这人还算有良心。”于是记下他的名字，让他做了知府。后人因此戏称他为“蝎子太守”。

蝎，又称全虫，《诗经》中称为“虿”。其入药始见于《蜀本草》，味甘、辛，性平，有毒，功能熄风止痉、通络止痛、解毒散结，可用于小儿惊风、抽搐痉挛、半身不遂、风湿顽痹，以及疮疡、瘰疬等。

蝎全国各地均产，以长江以北为多。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载，江南原无蝎，唐朝开元初年，有位叫杜伯的主簿，用竹筒盛蝎子过江，蝎子从竹筒中跑了出来，之后江南一带才有了蝎子。因此蝎子也叫“杜伯”，又叫“主簿虫”。

一味紫菀扬美名

北宋宋徽宗时，蔡京任宰相，权贵一时。因大肠秘结不通，痛苦异常，虽经御医调治，然病情毫无好转。由于蔡京不想使用泻药大黄，害怕损伤正气，众医皆感束手无策，只好贴出告示说，能治好宰相之病者，赏银千两。后来，有人推荐史载之（名堪，四川眉山人）为其诊治。

当时史载之刚到京城，还尚无啥名气。入室后，史载之详细切脉诊查一番，并不处方，而是直接向蔡京讨要二十文钱，蔡感到莫明其妙，问其何用，答曰用作购药之资。

史载之仅买来紫菀一味药，研为细末，让蔡京用水送服。蔡服药后不久，其肠“须臾遂通”，立即见了奇效。蔡京感到惊奇，问其用紫菀的理由。

史载之说：“气与肺相连，肺与大肠相表里，肠乃肺之传送器官。若肺气不宣，则可导致大便不畅。紫菀功能肃降肺气，肺气得以肃降，大便就会得以畅通。”仅用一味紫菀就治好了蔡京的病，从此，史载之名扬京城。

紫菀味辛、苦，性微温，功能润肺下气、消痰止咳，可用于咳嗽气逆、咯痰不爽，以及肺虚久咳、痰中带血等症。治疗外感咳嗽宜用生品，治疗久嗽虚嗽宜用蜜制品。

李时珍认为紫菀根色紫而柔宛，故名。紫菀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谓“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紫菀治咳嗽，无论得病新久均可用之。

表里是中医学中特有的概念。中医理论中，脏与腑表里互配，一脏配一腑，脏属阴为里，腑属阳为表。脏腑之间由经络来联系，彼此经气相通，互相作用，相互影响。

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经之热可还能移热于小肠，出现小便短赤、尿道涩痛等症；肝与胆相表，肝疏泄失常，会影响到胆汁的正常排泄，胆汁的排泄失常也会影响到肝。

脾与胃相表里，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主升，胃主降。二者燥湿相济，升降协调，互相为用，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共同完成水谷的消化、吸收和转输的任务。

胃气不降，反而上逆，易现呃逆、呕吐等症。脾气不升，反而下陷，易现久泄、脱肛、子宫下垂等症。脾胃在生理上密切相关，在病理上互相影响，治疗上多脾胃并治。

肺与大肠相表里，若肺气肃降，则大肠气机得以通畅，能发挥其传导功能。肺失肃降，可引起便秘，反之，大肠传导阻滞，又可引起肺气肃降失常，出现气短咳喘等。

肾与膀胱相表里，肾阳蒸化，使水液下渗膀胱，排泄小便；心包与三焦相表里，温热病邪在三焦时，如未能制止其发展，便由三焦内陷心包，而出现昏迷、谵语等症。

除瘴明珠薏苡仁

薏苡仁，简称薏米、苡仁，又称米仁、干珠、珍珠米等。汉代有一段“薏苡明珠谤”的轶事。《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东汉时期，号称伏波将军的马援，奉汉光武帝刘秀之命，远征交趾（当时境辖相当于今两广一部分和越南的北部、中部），平定南疆叛乱。

南征将士水土不服，多染脚气病（手足麻木无力，疼痛，甚至下肢局部水肿或全身水肿）。马援采用当地民间食疗方，以薏苡仁煎水服用，治愈了该病。

南征胜利后，马援将薏苡仁“载之一车”，准备带回引种，此事却被人诬告，说他搜刮了大量“明珠文犀”（珍珠与犀角）。马援当众将薏苡仁倒入桂林漓江之中，以回击诬陷。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清廉奉公的将军，把这里的山称为伏波山，山中的洞称为还珠洞，它们就是今天桂林漓江边上的“伏波胜境”。

薏苡仁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别名“解蠡”。其味甘、淡，性凉，功能健脾渗湿、除痹止泻、清热排脓，可用于小便不利、湿痹拘挛、脾虚泄泻、肺痈、肠痈等。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载，辛弃疾从北方回朝，在建康为官，忽患疝气病，阴囊重坠大如杯，后用薏苡仁炒黄，煮烂，入砂盆内研成膏，每次用无灰酒调服二钱，肿胀很快就消失了。程沙先生晚年也得了此病，辛弃疾亲授此方给他服用，亦消。

薏苡仁还是药食两用的佳品，与大米一同煮粥，用于扁平疣的食疗，有良好的效果。《青囊琐探》中载，薏苡仁二钱，甘草一钱，水一盏半，煎一盏温服，四五日，疣脱如扫。

被迫改名换姓的药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古代为了避讳帝王的一些忌讳，人们在言行上常常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就连一些中药也是难逃劫难。下面这些中药就是为了避讳某位君主而被迫“改名换姓”。

山药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其名为“薯蓣”。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豫之讳（因蓣与豫同音），改名为薯药。到了宋代，为了避讳宋英宗赵曙之讳（因薯与曙同音），改名为山药，并一直沿用至今。

玄参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玄者，黑也，故有黑玄参之名。到了清代，因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改玄为元，元参之名便由此而得。

玄明粉是从中药芒硝中提炼所得，又被称为风化硝。在清代，遭受了与玄参相同的命运，因避讳康熙皇帝玄烨之讳，改玄为元，故得名元明粉。

延胡索在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入药，名为玄胡，唐代始有玄胡索之名（见于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元代名医王好古曰：“本名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也。”该药因此而得名延胡索。明代贾所学在《药品化义》中称其为元胡索，现常简称为元胡。

远志：药中隐者

远志又名小草，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载有一则故事：东晋大臣谢安曾有隐居东山终身不仕的志向，但后来还是担任了桓公的司马。有人送给谢安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远志。

桓公就问谢公：“这药又叫小草，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呢？”

当时有人借此调侃谢公说：“这很容易理解。隐于山中时叫远志，出山之后就叫小草。”

这实际上是对一些所谓的名士假作隐居而实则求仕的讽刺。

远志入药较早，《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谓之“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

宋代陈言《三因方》中说：“治痈疽，发背，疥毒，恶候侵大，不问寒热虚实；远志（汤洗去泥，捶去心）为末，酒一盏，调末三钱，迟顷，澄清饮之，以滓敷病处。”

清代医家程国彭《医学心悟》亦云：“凡治一切痈疽肿毒，初起之时，随用远志肉二三两，去心，清酒煮烂，捣为泥敷患处，其效如神。”

盐山名医张锡纯还善用远志治疮疥，用水煎远志取浓汁，去渣重煎，令其汁浓如薄糊，以敷肿疼疮疡及乳痈甚效。若恐其日久发酵，每一两可加硼砂二钱溶化其中。

华佗试茵陈

俗话说：“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人切记牢。三月茵陈治黄痨，四月青蒿当柴烧。”茵陈蒿又称茵陈、绵茵陈，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茵陈蒿或滨蒿的幼苗。

据说，华佗曾三试青蒿草。相传，有一天华佗给一黄痨病人治病，苦无良药，无法治愈。不久，华佗发现病人突然好了，忙问他吃了什么药。他说吃了一种绿茵茵的野草。

华佗一看是青蒿，便到地里采集了一些，给其他黄痨病人试服，但试了几次，均无效果。华佗又去问他吃的是几月的蒿子，他说三月里的。

来年春天，华佗采集了许多三月间的青蒿，给黄痨病人们服用，果真有效。后来，华佗又把根、茎、叶分别进行尝试，发现只有幼嫩的茎叶可以入药治病，并取名“茵陈”。

茵陈，味苦，性微寒，具有清热利湿、利胆退黄之功效，为中医常用的利胆退黄要药。《本草纲目》中说：“主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神农本草经》记载：“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食而在夜。”

一般说来，病在上焦，宜食后服；病在下焦，宜食前服；补益药与泻下药，宜空腹服；安神药宜临卧服；对肠胃有刺激的，宜食后服。

急性重病则不拘时服药，慢性病应按时服药，治疟药宜在发作前2小时服。十枣汤服在平旦，鸡鸣散服在五更。这些服药时间对提高疗效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冰糖葫芦话山楂

山楂又名山里红、红果，用山楂制作的风味食品如冰糖葫芦、山楂片、山楂糕、果丹皮等颇受人们青睐。关于冰糖葫芦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

相传，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最宠爱的妃子病了，面黄肌瘦，不思饮食，身体衰弱，御医用了许多贵重药却不见效，于是张贴黄榜招医。

后来，有位民间郎中献方，以山楂加红糖煎熬，每餐饭前食五至十枚。半月后，贵妃的病竟获痊愈。后来，这种酸脆香甜的糖山楂传入民间，成为冰糖葫芦。

山楂入药，始见于梁代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最初是用山楂煮汁洗漆疮。自元代朱丹溪发现山楂有消食的功用后，山楂才成为临床常用之药，被广泛应用。

山楂味酸、甘，性微温，功能消食健胃、行气散淤。《本草纲目》中记载，一小孩因食积不化，面黄肌瘦，腹胀如鼓。他在山上无意中采食了很多野山楂，食之至饱，回家后即大吐痰水，其病遂愈。所以，《本草纲目》谓山楂“化饮食，消肉积，症瘕，痰饮，痞满吞酸，滞血痛胀”。《本草图经》中说山楂“治腰痛有效”，并且“核有功力，不可去也”。据说光绪皇帝患有腰痛病时，清宫御医曾用“山楂核，瓦上焙焦，研末，每服三钱，用老陈酒冲服”。《素问·痹论》曾明确指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就是说。如果饮食过量，会损伤人的脾胃功能。《素问·生气通天论》还说：“膏粱之变，足生大疔。”这是教育人们不要偏嗜，意思是若经常偏食肥甘厚味之品，会蓄为热，以免生疔疮之疾。《素问·上古天真论》在论述人们如何才能长寿时，精辟地指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就是说，无论是饮食、起居或行为都应避“过”，才能健康长寿。

杀虫疗疳使君子

使君子别名留求子、病柑子，其味甘，性温，功能杀虫消积、健脾，主治小儿疳积虫证腹痛，是儿科良药，所以民间有俗语云：“欲使小儿喜，多食使君子”。一般用量为6～10克，小儿嚼服时总量不宜超过20粒。

使君子入药较晚，首见于北宋《开宝本草》，云：“俗传始因潘州郭使君疗小儿，多是独用此物，后医家因号为使君子也。”

相传，北宋年间四川潘州，今松潘一带，有位名叫郭使君的先生，经常上山采药。有一回，他无意中发现一种落叶的藤状灌木，它的花朵颜色十分鲜艳，而且芳香扑鼻。

有趣的是，这种藤状灌木每年夏秋季开花，每当黄昏来临，花朵开放，花瓣颜色初开时呈白色，待第二天清晨变成粉红色，到了傍晚又变成红色，3天以后逐渐变成紫红色。

这种花朵颜色几经变化的植物，引起了郭使君的注意。到了九十月份，这种植物结果，其果如山栀，但棱瓣深而两头尖；亦似诃子，但体轻而内又含仁。

郭使君去壳尝之，味甘淡气芳香。一位过路的樵夫告诉他，这就是“留求子”，无多大用处。郭先生感到新奇，便摘下一些带回家潜心研究。

过了几天，郭使君见采回的留求子尚未干透，恐其发霉，便放锅内炙炒一下，顿时香气四溢。年仅五岁的小孙子闻其香味，吵着要吃，便拣了四五枚让其尝之。

次日晨，小孙子竟然便出几条蛔虫，中午吃饭也比平时香。郭先生感到奇怪，于是又把昨天炒熟的留求子给小孙子吃了十多个，不料未到一个时辰，只见小孙子一个劲地打呃，还伴着呕吐，郭使君一时慌了，忙用生姜、陈皮等止呕药给小孙子止呕。

估计是吃得太多的缘故，于是次日又减半让小孙子吃下，当晚又解出数十条蛔虫。郭使君这才知道它能驱蛔虫。从此以后，郭使君在遇到有蛔虫病的小孩，都让他们吃留求子，病儿也十愈其九，留求子逐渐被乡邻以郭使君的名字所取代，称之“使君子”。

使君子炒熟后味道甘美香甜，易为儿童所接受，故李时珍赞其“为小儿诸病要药”。《本草经疏》中说：“使君子为补脾健胃之要药，不苦不辛，能杀疳蛔，故为小儿上药也。”

在闽南、台湾一些地区，七夕节有驱虫保健的习俗，这天晚餐食用以使君子煮的鸡蛋、瘦猪肉、螃蟹等，并吃石榴，因为使君子和石榴都有驱虫的功能。

相传该习俗始自北宋景祐元年，当时闽南一带瘟疫流行，名医吴本看到大人小孩面黄肌瘦，不少人还患有虫病，就倡导大家多食使君子和石榴，民众都遵嘱去做，效果很好。

因时值七夕期间，后来相沿成俗，时至今日。吴本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其家乡闽南白礁建有他的塑像。宋成祖追奉他为“慈济真人”，明成祖追封他为“万寿无极保生大帝”。

吴茱萸的来历

重阳节用茱萸避邪，最早见于《续齐谐记》。当时汝南人恒景随东汉道士费长房学道，一天费长房对恒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一场灾难降临，全家必须在那天离开家，每人用红色的袋子装满茱萸系在臂上，到一个高处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恒景听后马上回家，照费长房的话做了。全家人在九月九日的晚上从山上回到家，见家中鸡犬牛羊全部暴死。费长房听后说：“这是鸡犬牛羊代人受祸啊！”

于是，后人就在九月九日这一天登高饮酒，并佩戴茱萸，“重阳登高，效恒景之避灾”，以后渐渐形成一种习俗。吴茱萸因此而得了一个“辟邪翁”的雅称。

吴茱萸是一味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古人认为入药以吴地所产为好，所以称吴茱萸，或吴萸。关于吴茱萸，民间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吴茱萸原生长在吴国，称为吴萸。有一年，吴国将它作为贡品进献给楚国，楚王见了大为不悦，不听吴臣的解释，将其赶了出去。

幸亏楚国有位精通医道的朱大夫追去留下了吴萸。一日，楚王受寒而旧病复发，胃痛难忍，诸药不效。此时，朱大夫将吴萸煎汤治好了楚王的病。

当楚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前往吴国道歉，并号召楚国广为种植吴萸。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朱大夫的功劳，楚王把吴萸更名为吴茱萸。

吴茱萸味苦、辛，性热，有小毒，功能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常用于治疗厥阴头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经行腹痛、脘腹胀痛、呕吐吞酸、五更泄泻等。

李时珍收集一单方：吴茱萸研极细末备用，每次用少量细末加适量好醋调成糊状，涂在纱布上，敷于双侧涌泉穴，即足心，一昼夜后取下，治慢性复发性口腔溃疡很有效。

泄泻，《内经》以“泄”称之，汉唐书包括在“下利”之中，唐宋以后才统称“泄泻”。古有将大便溏薄而势缓者称为泄，大便清稀如水而势急下者称为泻，现在一般统称泄泻。

泄泻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外感风寒暑热湿等邪气，内伤饮食情志、脏腑失调皆可致泻。外邪之中湿邪最为重要，湿为阴邪易困脾土，运化不利，升降失职，水湿不分，混杂而下，而成泄泻，其他诸多邪气需与湿气兼夹，方易成泻。

其他脏腑只有影响脾之运化，才可能致泻。泄泻的病位在肠，但关键病变脏腑在脾胃。若脾胃运化失司，则小肠无以分清泌浊，大肠无法传导变化，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合污而下，发生泄泻。然而脾气之升降又与肝气之疏泄有关，若肝郁气滞，横逆犯脾，则升降失职，清浊不分，发生泄泻；脾胃之运化又与肾阳之温煦有关，若肾阳不足，失去温煦，则脾失健运，水湿内停，而成泄泻。可见泄泻的发生尚与肝、肾有密切关系。

湿为泄泻的主要病理因素，脾虚湿盛是其发病关键，故治疗应以运脾化湿为原则。暴泻应以祛邪为主，切忌骤用补涩，清热不可过用苦寒；久泻当以扶正为主，不宜分利太过，补虚不可纯用甘温。泄泻痊愈后，应注意饮食调养，防止复发。

槟榔：中国式口香糖

相传，炎帝女儿“宾”的丈夫长得聪明威武，一次同妖魔相斗，不幸被杀死在昆仑山下，化成一片树林，并结出累累果实，即今天的槟榔。其妻“宾”便将果实装在荷包里，常带在身上以示怀念。据说，人们吃下这种果实就不怕妖魔作恶了。

我国南方人，尤其是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有嚼吃槟榔的习俗。嚼槟榔先苦后甜，越嚼越有味，所以有人趣称之为“中国式口香糖”。

岭南人喜嚼食槟榔以代茶，说槟榔有预防瘴气的作用。宋代罗大经初到岭南时一点也不能吃，后来能稍微吃一点，再后来就一天也离不开了。他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说槟榔“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饥能使之饱，饱能使之饥”。

槟榔常被用于醒酒消食。《南史·列传》中记载有宋武帝时名臣刘穆之的一则轶事，据说穆之少时家贫，但好酒食，屡上妻兄处乞酒，妻江氏屡劝不止。

一日妻兄家办喜事，穆之不顾妻子劝告前去，酒足饭饱之后，向妻兄乞槟榔消食。当时，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

其妻听后深以为耻，归则暗剪秀发出售，回请兄弟以挽回一些颜面。后来，刘穆之作了丹阳尹，某日设宴招待妻兄弟，待其醉饱后，令仆以金盘满盛槟榔奉上。

槟榔入药，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并将其列为中品。书中说：“主消谷，逐水，除痰癖，杀三虫伏尸，疗寸白。”

槟榔味苦、辛，性温，功能杀虫消积、降气行水、截疟，主要用于绦虫、蛔虫、姜片虫病，以及积滞泻痢、里急后重、水肿脚气和疟疾等。

李时珍认为：“食槟榔有损正气，不宜久服。”清代名医王士雄认为，槟榔“制肥甘之毒，膏粱家宜之，虚弱人及淡泊家忌食”。

十方九当归

古人常以药寄情，即以中药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崔豹《古今注》中记载，古人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芍药一名“将离”故也。

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和杨贵妃被迫离开长安。临行时，大臣罗公远将一个密封的锦匣送给皇帝，匣上写着“愿此物保君王一路平安”。

玄宗匆匆离京，无心查看是何物。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后，唐玄宗才命人打开包封，只见匣中是几支上等的当归。皇帝大喜，即命摆驾返回长安，重赏罗公远。

当归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称之为“子归”，以治妇人“漏下绝子”故名。《本草纲目》中说：“当归调血，为妇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

当归味甘、辛、苦，性温，功能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是和血补血的要药，可用于血虚证、妇科病、腹痛、痈疽疮疡、风湿痹痛、跌打损伤、血燥皮疹、肠燥便秘等症。

古代医案中，有妙用当归者。有一女病人，产后二十几天，突然发热，头痛身痛，四肢酸楚，胸满恶食，大便秘结。一医诊之，断为外寒夹食滞，气血不和，便用生料五积散，一服诸证尽解，唯头痛不止，大便不通，再服仍无效，因而请教于当时名医缪仲淳（公元1546～1627）。缪先生诊之，嘱其加一两当归身，服之果然大便通畅，头痛立止。

中药配方中素有“十方九归”之说，当归使用非常广泛，许多名方都离不开当归。当归酒炒，能为强活血作用。通常补血用当归身，活血用当归尾，和血（补血活血）用全当归。

牛黄：牛的胆囊结石

牛黄是牛胆囊里的结实，作为药物用的历史悠久。据说，扁鹊与牛黄还有一段趣事。

相传，有一天，扁鹊为邻居阳文锻制了一块青礞石，准备研末做药治他的中风偏瘫。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阳文家中养了一头十几年的黄牛，不知何故，近两年来日见消瘦，不能耕作。阳文的儿子阳宝请人把牛宰杀了，他在牛胆里发现一块石头。

扁鹊对此石头颇感兴趣，嘱咐阳宝将石头留下。阳宝笑问道：“先生莫非想用它做药？这石头乃是我家黄牛的病根，哪能治病？”说着就把结石随手和桌上的青礞石放在了一起。

正在这时，阳文的病又发作起来，十分危急。扁鹊叮嘱阳宝：“快，把我桌上那块礞石拿来。”阳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也未细察，很快研为细末，取五分给阳文灌下。

不一会，阳文停止了抽搐，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当扁鹊回到屋里后，却发现礞石仍在桌上，而那块从牛胆里取出来的石头不见了，忙问家人：“何人动了我那块石头？”

家人说：“刚才阳宝回来取药，说是你吩咐过的。”

这个偶然的差错，使扁鹊深思：“难道牛胆里的石头也有豁痰定惊的作用？”于是，他第二天有意将阳文的药里的青礞石改换为牛胆里的那块石头。三天后，阳文病势奇迹般地好转，不但止住了抽搐，而且偏瘫的肌体也能动弹了。喜得阳文连声称谢。

扁鹊说：“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家公子呢。”于是将阳宝错拿药物的经过讲了一遍，并说：“此石久浸于胆汁中，苦凉入心肝，能清心开窍，镇肝熄风。”

阳文问道：“这药叫什么名字呢？”

扁鹊思索片刻：“此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成黄，可称它为‘牛黄’。”然后又说：“牛黄有此神效，堪称一宝，牛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叫‘丑宝’吧！”

牛黄味苦、甘，性凉，功能清心开窍、豁痰定惊、凉肝熄风、清热解毒，主治热病神昏谵语、中风痰迷、惊痫抽搐、癫痫发狂、牙疳、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痈疽疔疮等病症。《神农本草经》中把牛黄列为上品。明代医家缪希雍说：“牛为土畜，惟食百草，其精华凝结为黄，犹人身之有内丹也，故能解百毒而消痰热，散心火而疗惊痫，为世神物，诸药莫及也。”

牛黄的珍贵，在于它来之不易。牛黄是病牛体内的一种结石，牛得了这种结石症后，便会出现枯瘦、吃草少、喝水多、行走无力、眼睛发红失神等症状，最终病死。所以，一枚牛黄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一头牛的生命为代价的。

宋代董弇在《闲燕常谈》中记载，宋徽宗政和初年，户部下提举司下令在全国各地购买牛黄，以供惠民和剂局配药时使用，由于“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但仍与索求的数量相去甚远。

于是，各地方官乘机从百姓中敛钱，以贿赂上下官吏以求免，并中饱私囊，各地方百姓叫苦不迭。独有山东莱州掖县知县汝霖写状至提举司申诉说：“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提举司对此无可责备，使一县获免，百姓无不感戴知县。

由于牛黄的疗效神奇，加上药源稀少，所以天然牛黄就显得非常珍贵。如今，主要是通过人工方法来培育出牛黄，即在牛的胆囊置入异物（埋核），以便培育出牛黄。

痰迷心窍的主要诱因是情绪刺激，典型表现是疯癫，说白了就是精神分裂。

中医认为痰是一种“其液黏稠”的病理产物，有狭义的有形之痰和广义的无形之痰之分。狭义的痰，看得见，摸得着，故称有形之痰。

有形之痰，质地稠厚叫痰，质地清稀叫饮；根据痰液的颜色和性质，又分为热痰与寒痰两类，痰色黄稠如胶者为热痰，痰液澄白清稀如水者为寒痰。

无形之痰，是中医特有的一种概念，乃脏腑功能失调，体内津液代谢失常而致，痰停积于经络、脏腑，引起各种顽症、怪症。因手不可触及，眼不能见之，故称无形之痰。

其致病无一定的规律，症状表现离奇古怪，变化多端，因此有“痰为百病之母”的说法。临床上遇有疑难杂症，症状离奇，只要是舌苔腻，脉濡滑，体肥胖，常从痰来辨治。

延年益寿话茯苓

茯苓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并被列为上品，言其“主胸胁逆气……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茯苓味甘、淡，性平，功能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常用于水肿尿少、痰饮眩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等症。

茯苓是药食两用的珍品，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魏晋时期服食茯苓蔚然成风，《梁书·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辞官隐退时，梁武帝令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辙，年少时身体十分虚弱且疾病不断，虽四处求医问药，却疗效甚微。步入而立之年，整天心慌气短、头晕，身体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苏辙干脆找来医书，开始自学。他毕竟聪明过人，又勤学好问，没费太多工夫，便对《神农本草经》中数百种中草药的性味、功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他发现茯苓这味药药性十分平和，《神农本革经》中说“久服可安魂养神、延年”，正好对自己的病症。于是，他买了些茯苓，天天坚持服用。

果然，不出一年，以前那些十分难缠的痼疾都神奇般地消失了，身体更是一天天强壮起来。后来，他还把这段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并推荐人们用茯苓祛病延年。《柳宗元集》记载，有一天柳宗元突然患病，脘腹部胀闷不舒，于是去找医生诊治。医生诊完后说，用茯苓可治此病。柳宗元就从街上买药回家，服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柳宗元就派人把医生找来，质问其原因。医生听完后，要求看一下药渣，发现他煮的是老芋头。原来卖药人用假药欺骗柳宗元，于是柳宗元专门撰文《辨茯神文并序》，申辩茯苓伪劣、申明茯苓的功效，警告世人，避免上当。

据说，慈禧太后为了养身延年，采纳了太医的进言，命御膳房用精白面和茯苓粉制成“茯苓饼”供膳，并常以此赏赐大臣。因茯苓饼既有清香之味，又有祛病延年的功效，故成为清王朝宫廷里的名点，从而使茯苓饼盛行于世，成为京都名食，饮誉至今。

孔子曾告诫人们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里清楚地指出人们应按照不同时期的体质特点来养生，即年龄不同，生理、心理特点不一样，养生方法就应有所区别。青少年时期，由于发育不成熟，不能早婚，不能迷花恋蝶，沉迷于儿女之情。中医历来反对贪色纵欲，主张节欲以养精，藏精而健身。所以“戒之在色”，对“少之时，血气未足者”是大有裨益的。中年时，是气刚任性、好胜善斗的年龄，所以应平心静气，和谐宽容，“戒之在斗”。老年时，体力已经虚弱，不要再竭力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如果贪婪无度、挖空心思地谋取个人利益，就会大伤元气，损身折寿。

将军命名车前草

相传，西汉有位马武将军，一次被敌人围困在荒无人烟之处，时值暑日，又无水源，结果人和马都腹胀如鼓，小便如血，滴沥不尽。

一天，马夫突然发现马不尿血了，仔细观察发现马总是嚼食一种牛耳形的草，他猜想此草能治病，就拔了此草水煮后饮用，果然小便正常了。

马夫禀报了将军，将军问马夫这草哪里有，马夫用手一指：“车前就有。”将军于是让人马食用此草，几天后人马均被治好了。从此，马武将军就把此草叫做车前草。

车前草的叶可止血，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治金疮出血，车前叶捣敷之。”不仅是外伤出血，对尿血、鼻血亦有效，《外台秘要》云：“治小便尿血，车前捣汁五合，空腹服。”《图经本草》亦谓：“治鼻衄不止，生车前叶捣汁饮之，甚效。”

车前草的种子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其味甘，性微寒，功能清热利尿、渗湿通淋、清肝明目、化痰止咳，可用于治疗水肿胀满、热淋涩痛、暑湿泄泻、目赤肿痛、痰热咳嗽等。

明代《名医类案》中记载，宋代欧阳修有一次患暴泻，便下如水，经名医多方医治，服药无数，难以奏效。一日，欧阳夫人对他说：“街市上有人出售治疗腹泻的药，三文钱一帖，据说很有效，偏方能治大病，何不买来试一试？”

欧阳修不太相信，夫人出于无奈，便暗派家人去市上将药买回，又请名医诊治处方，然后谎称是名医所开之药，让欧阳修用米汤调服从市上买回的药，想不到竟然一服而愈。求得其方，只不过是一味车前子而已，每次用米汤送服二钱。

补肾之果话栗子

南北朝陶宏景记载，有位名叫周武的人，腰脚软弱无力，不能行走，百药无效。一天，朋友将他带到栗树下游玩，他见栗子很好奇，便取出栗肉吃，越吃越觉得味道甜美，结果食数升便能起行。

栗子是补肾佳品，能补肾强腰膝、益气厚肠胃。《本草纲目》中载：“有人内寒，暴泄如注，令人煨栗二三十枚，顿愈。”《经验方》中说：“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个，再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

清代名医黄宫绣说：“栗，肾之果也，味咸性温，体重而实，故能入肾补气，凡人肾气亏损而见腰脚软弱，并胃气不充而见肠鸣泄泻，服此无不效。”

苏东坡晚年患有腰腿痛，他经常食栗，久而久之，腰腿痛不治而愈，并写出了“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的诗句。据说慈禧太后也爱吃栗子，每餐都吃些用栗子粉、面粉、冰糖蒸制而成的栗子糕，既香甜可口，又补肾强腰。

栗子又称河东饭，关于其来历还有一段故事。相传晋朝时，晋王曾率部队追击敌军，由于粮食断缺，眼看功亏一篑，这时晋王见到周围山林上有许多成熟的栗子，于是命令士兵采摘山栗作粮，蒸煮为饭，这样不仅充了饥，而且行军所致的腰腿酸痛症状也消失了，结果士气大振，终于使这场战争大获全胜。

肾藏精，这里所说的“精”是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繁衍后代的基本物质，包括男子的精液、女子的卵以及与生长发育有关的其他精微物质。

肾精属于肾阴的范围，肾气属于肾阳的范围，精与气对立而又统一。肾精的活动常以肾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精足则气盛，反之则气衰。

肾有主管全身水液代谢的功能。虽然，水液代谢过程中，脾主运化为胃行其津液，肺气可通调水道，三焦为水液运行的道路，膀胱能贮泄尿液，但调节水液、维持体液代谢平衡的，主要是肾中的阳气。

此外，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与大脑的功能有关），其华在发；肾主纳气，肾气充沛，纳气正常，才能使肺的气道通畅，呼吸均匀；耳的听觉有赖于肾的精气充养，前后二阴（指尿道和肛门）大小便的排泄，也与肾的气化功能有关。

王勃与豆豉

豆豉，是用黄豆或黑豆经过蒸煮，冷却后经过发酵、盐渍、晒干而成，处方名淡豆豉、香豆豉、炒豆豉，有解表除烦、透疹解毒之功。如用青蒿、桑叶蒸煮发酵，则其性寒，多用于治风热感冒，热病胸中烦闷之证；经麻黄、苏叶蒸煮发酵，则性微温，多用于治风寒感冒。

本品发汗力弱，用于发汗解表时，配伍荆芥、薄荷、生姜、葱白等同用，疗效更佳。相传，王勃在为滕王阁作序的时候，与中药豆豉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上元二年间，南昌都督阎某于重阳节为重修滕王阁完成而大宴宾客。这天，王勃恰好路过洪州，也被邀请而来。席间，阎都督展宣纸备笔墨，请其为滕王阁作序。

年少气盛的王勃欣然命笔，一气呵成，阎都督不由为其拍案称绝。翌日，他又为王勃专门设宴。连日宴请，阎都督贪杯又感外邪，只觉得浑身发冷，汗不得出，骨节酸痛，咳喘不已，胸中烦闷，夜不得寐。请来了当时十多位名医诊治，众医都主张以麻黄为君药。

阎都督对中医略知一二，最忌麻黄，他说：“麻黄峻利之药，我已年迈，汗出津少，用发汗之药，就同釜底加薪，不可！”不用麻黄，症候难解，药效不佳，这可怎么办？

正在这时，王勃前来告辞。他听说此事后，不觉想起了豆豉。制作豆豉，先用苏叶与麻黄等浓煎取汁，用以浸泡大豆，再煮熟发酵而成，可做小菜。

王勃见众医束手无策，心想：“何不用豆豉呢？”

他把想法说了出来，众名医讪笑，连阎都督都直摇头：“当地土民小菜，焉能为药。”“不妨一试，况且豆豉不过食物，无妨身体。”王勃相劝道。

阎都督确得此话有理，于是连服三天，果真汗出喘止，胸闷顿减，能安然入睡，几天后痊愈。不日，阎都督又上滕王阁为王勃饯行，取重金相谢。王勃固辞不受：“都督若要谢我，何不扩大作坊，使其不至失传。”阎都督含笑点头。

从此，豆豉不仅在洪州流传，而且行销大江南北，至今不衰。

祛风良药乌梢蛇

乌梢蛇原名乌蛇，又名黑花蛇、乌风蛇、剑脊蛇、黑乌梢等，入药始载于唐代甄权《药性论》，以后历代本草多有记载。其味甘，性平，无毒，功能祛风通络、定惊止痉，可用于治疗风湿顽痹、麻木拘挛、中风口眼喁斜、半身不遂、抽搐痉挛、麻风疥癣、瘰疬恶疮等。

唐代《朝野佥载》中载，一商州人患麻风病，家人嫌弃他，便入深山起草庐自居，每日以酒浇愁，坐以待毙。不料酒快饮尽时，病却慢慢好了。后来他发现盛酒的酒罐底有一具蛇骨，原来是一条乌蛇坠于其中淹死。这才知道，原来是乌蛇药酒治好了他的顽症。

麻风是一种传染病，古称疠、疠疡、大风。当时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所以古人对麻风病很恐惧。据说，卢照邻就是因患麻风病而投河自尽的。

卢照邻和王勃、杨炯、骆宾王被并称为“初唐四杰”，他曾是四川新都县尉。有一年，他因事进京，恰巧与孙思邈相遇。卢照邻对这位“苍生太医”的医术和博学十分钦佩。

此前，卢照邻自觉全身发痒，请了不少医生诊治也未见好转，故求教于孙思邈。孙思邈为他切脉察舌，又检查了痛痒的部位，然后告诉他：“你患的是恶疾。”

卢照邻忙问：“是何恶疾？”

孙思邈说：“就是疠风。”

卢照邻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于是请求孙思邈为自己医治。孙思邈答应他的请求，并希望卢照邻住到他那里，以便随时照看。就这样，卢照邻在孙思邈的住宅里留了下来接受治疗。后来，由于唐高宗要到甘泉避暑，特令孙思邈与之同行。这样卢照邻不得不中断治疗，便回了四川新都。不久，孙思邈也离开了唐高宗而回故里，从此再也未与卢照邻见面。

大概5年以后，卢照邻以病辞官，此时他的病愈来愈严重，麻风病的各种症状逐步显露出来。在当地道士的蛊惑下，卢照邻服了“仙丹”，不但没有治好旧病，反添新病。不久，卢照邻的病情恶化，最后无望地投颍河而死。患病期间，他写下了《病梨树赋》，诉说自己的痛苦和不幸。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逐客的王不留行

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记载，晋代曾做过江州刺史的卫展对人毫无情义，他在浔阳时，过去结交的一位朋友来投奔他，他根本不照顾不接待。

因难以启口辞客，于是送给来人一斤王不留行。来人知道他的意思，就马上起程归去。卫展的外甥李弘范听说此事后，说：“我舅舅是如此刻薄，竟驱使草木来逐客。”

刻薄的卫展用这味中药的药名表达自己不收留客人的意思，而王不留行的得名也正是来自这味中药具有“逐物”的特性——通乳汁、逐经闭。

王不留行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入上品，云“久服轻身耐老增寿”。王不留行味苦性平，功能活血通经、下乳、消肿，可用于乳汁不下、经闭、痛经、乳痈等。

李时珍说：“此物性走而不住，虽有王命而不能留其行，故名王不留行。”正因为它功专通利，上能通乳汁，下能通经闭，中医学形象地称其特点为“行而不住，走而不守”。

左思，西晋文学家，字太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曾经用朴实的语言，以诗歌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记下了王不留行治疗乳汁不下的故事。

据说，左思的妻子生下长女惠芬后，乳汁很少，女儿饿得哇哇直叫，夫妇俩非常着急。恰好左思遇一走乡郎中，手摇环铃，高歌叫唱：“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左思听了喜出望外，便向郎中述其原因，索要催奶方。

郎中告诉他，此药是他家祖传催奶秘方，产后无奶者服此非常灵验，实属催奶第一药。左思当即如法配制，让妻子服下，果然应验如神，奶汁源源流出。

王不留行还能“治血淋不止”、“治诸淋及小便常不利”。宋代医家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记有一则医案：一妇人患淋证卧病在床已久，诸药不效。其丈夫来王执中处求药，王执中令其用剪金花十余叶煎汤服之。其丈夫第二天早上就赶来说，病情已减去八分。病人再服药后而愈。剪金花又名禁宫花、金盏银台、王不留行。

该医案治淋证用的是王不留行的叶子。据考证，早期王不留行的全草与种子是并用的，如《蜀本草》有“三月收苗，五月收子，晒干”；《日华子本草》有“王不留行，根、苗、花、籽并通用”；《本草纲目》有“苗子皆入药”；《指南方》中用剪金花连茎叶阴干，浓煎汁，温服，治鼻衄不止。但如今习惯用王不留行籽，鲜有将其叶供药用。

黄芩趣话

黄芩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别名腐肠。陶弘景曰：“圆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其腹中皆烂，故名腐肠。”其实，黄芩还有空肠、妒妇、枯肠、枯芩、内虚，皆为贬义恶名。黄芩是味良药，何以“身败名裂”，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黄芩和人参长得一模一样，它们亲密无间，形影相随。由于吃人参能大补，所以采挖服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几乎使人参到了绝种的境地。

为了生存，人参只得逃往关东避难，临行前人参悄悄告诉黄芩：“你我情同兄弟，是最好的朋友，今日去关东避难，你千万别向他们泄露我的去向。”

黄芩赌咒发誓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一定会守口如瓶，保证不会吐露半点风声，如果我说出去，就让我心坏肠烂！”于是人参连夜北上，逃往关东了。

自从人参走后，人们经常误把长相类似的黄芩挖了又挖，但又不是人参，就扔掉一旁，这下可苦了黄芩。无奈之下，黄芩为了保命，以防绝后，终于说出人参逃往关东的秘密。

说来也怪，咒语竟成了现实，黄芩得到了报应，所有黄芩的内心变坏变黑，中空犹如朽烂枯肠，尽管外表看上去色黄完整，可内心却成了“枯芩”。

黄芩味苦，性寒，功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可用于暑湿胸闷呕恶、湿热痞满、泻痢、黄疸、肺热咳嗽、高热烦渴、热吐衄、肿疮毒、热不安等症。

黄芩的不同炮制品种，其功用有异：清热多用生黄芩，安胎多用炒黄芩，止血多用黄芩炭。过去认为，生长年久的黄芩宿根称枯芩，善清肺火；生长年少的子根称条芩（子芩），善清大肠之火，泻下焦湿热。现今的用药习惯则无枯芩、条芩之分。

黄芩得酒上行，得猪胆汁清肝胆火，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得桑白皮泻肺火，得白术安胎，确有奇效。关于黄芩的配伍，清代名医邹澍曾对张仲景用黄芩的经验作了概括：气分热结者与柴胡相配，血分热结者与芍药相配，湿热中阻者与黄连相配。

黄芩尤善于清泄肺热，治疗肺热咳嗽，单味黄芩即有效。元代朱丹溪有一名方“清金丸”，以黄芩为末，蜜制成丸，“泻肺火，降膈上热痰”。《本草纲目》中记载，李时珍二十岁那年，因患感冒咳嗽，日久不愈，渐至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烦躁口渴多饮，寝食几废。当时服了各种药物，均无效果，病情越加严重，皆认为必死无疑。后来，其父李言闻用一味黄芩汤，泻肺经气分之火而治之。将黄芩一两煎汤后，让李时珍一次服下，次日即身热尽退，随后吐痰、咳嗽皆愈。

肺主气，肺气宣发，可营养皮毛。如肺气虚衰，不能宣发和濡养皮毛，则皮肤干燥、毛发枯槁。鼻为肺之窍，即鼻是肺气呼出和吸入的门户，《灵枢·脉度》中说：“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如外感致肺气不宣，则可出现咳嗽、气促与鼻塞流涕。

杏仁医话

杏原产于我国，周代就已有种植的记载。《山海经》曰：“灵山之下，其木多杏。”春秋时代的《管子》一书中有“五沃之土宜杏”，说明当时杏树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据说唐代进士科考放榜后，皇帝把新榜进士们请到长安曲江之西的杏园，饮酒赏花，谓之“探花宴”。此时正值杏花怒放，红杏被誉为“及第花”，进士被称为“红杏园中客”，还封其中的“少俊之人”为“探花使”，可见当时珍视杏花的风流时尚。

杏与中医有不解之缘。晋代葛洪《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有位名医叫董奉，隐居江西庐山。他医术高明，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需病人在他住处周围种上几棵杏树。

经过数年，所种的杏树竟有十万余株，这一大片杏林郁郁葱葱，被称为“董仙杏林”。杏子成熟后，董奉就用杏子换来稻谷，救济贫苦百姓。后来，对医术高明、品德高尚的中医常用“誉满杏林”、“杏林春暖”等词给以赞誉，即本于此。

杏仁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名“杏核仁”，列为下品。杏仁有苦、甜之分，入药以苦杏仁为主。苦杏仁味苦，性微温，有小毒，具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之功效，可用于咳嗽气喘、胸满痰多、血虚津枯、肠燥便秘等症。

古人曾称杏仁为“杏金丹”，又有“草金丹”之雅号。《左慈秘诀》中说：“杏金丹亦名草金丹，皇子服之长年不死，夏姬食之寿年七百乃仙去。”宋代名医唐慎微对此曾指责说：“久服寿至千百，其说妄诞可鄙，读者勿信其诳也。”

杏仁是中医最常用的止咳化痰药，两千多年来久用不衰，正如清代医家黄宫绣所说：“杏仁既有发散风寒之能，复有下气除喘之力，凡肺经感受风寒，无不可以调治。”

杏仁还有一种特殊功效，即润肤驻颜。《太平圣惠方》中的“变白方”，药仅三味，其中就有杏仁，制成面脂，临睡前涂面，能消除面部斑点瘢痕，使面部光净润滑。

明代《鲁府禁方》载有“杨太真红玉膏”一方，据说是杨贵妃所用驻颜秘方，此方是以杏仁为主药，配滑石、轻粉，经调制，敷之能“令面红润悦泽，旬日后色如红玉”。

相传贵妃年幼时，脸色黝黑，皮肤粗糙，长相也不漂亮。她家院子里有棵杏树，每逢杏子黄熟时，贵妃百食不厌。到了及笄之年，贵妃竟出落得冰肌玉骨，貌美如花，因而被选入皇宫。后来，人们便把这种杏叫做“贵妃杏”。

古人还常用杏仁来治疗手足皱裂，以杏仁与瓜蒌瓤同研，用蜜糖调和，配制成擦手的药膏，坚持擦手，能“令手光润，冬不粗皱”。

降气定喘莱菔子

萝卜古称莱菔，可消食。《本草纲目》中记载，昔有婆罗门僧东来，见食麦面者，惊云：“此大热，何以食之？”又见食中有莱菔，乃云：“赖有此以解其性。”自此相传，食面必食莱菔。

莱菔入药首载于唐代苏敬等编著的《新修本草》，萝卜子之名首出于宋代《日华子本草》，莱菔子之名出自元代朱震亨编撰的《本草衍义补遗》。莱菔子味辛、甘，性平，功能消食除胀、降气化痰，可用于饮食停滞、脘腹胀痛、大便秘结、积滞泻痢、痰壅喘咳等症。

南宋张呆《医说》中说：“铙民李七病鼻衄甚危，医以萝卜自然汁和无灰酒饮之即止。盖血随气运，气滞故血妄行，萝卜下气而酒导之故也。”

古称莱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名医张锡纯对它颇多赞誉，认为“无论生或熟，皆能顺气，开郁消胀除满，此乃化气之品，非破气之品”。

相传，光绪皇帝患有痰涎壅盛、脘腹胀痛之病症，让太医开补药吃。太医遵旨开了补药处方，光绪服后，症情反而加剧。后来，太医院的医生在煎药时，偷偷在药中加些莱菔子，由于莱菔子能行气健胃、消食化痰，所以皇帝服药后，一剂病减，二剂身轻，三剂病愈。

清代名医陆以湘《冷庐医话》中记载，苏州某官之母偶伤于食，又感风邪，身热不食，医者认为其年高体虚，就在发散药中加参术进补，结果药后病情反而加重。其内侄也懂医，闻讯前来探视，诊脉后认为是伤食后误服补药所致，应当用峻下的药物泻下积滞。就用莱菔子、大黄、槟榔、厚朴等，果然服三剂药后病告痊愈。《续名医类案》载有一则用莱菔子通小便的医案。有一官家女仆，患小便不通之证。医家治以利水之剂而不效，直至腹部胀满而小便始终不通，几乎近于死境。有草泽医将莱菔子炒香，白水吞下数钱，小便立通。

胃：人体的气血津液等为食物中营养物质所化生，但却首先依靠胃的受纳和消化作用。胃气以通降为顺，故胃气的强弱，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预后有重要关系。

胆：主要是贮藏和排泄胆汁。此外，胆还具有某些调节精神心志功能，如胆怯、善恐、易惊、睡卧不宁等，从胆治疗，多可见效。胆还为奇恒之府。

大肠：主要是传导作用，即将小肠移送过来的糟粕（食物残渣），吸收其部分水分，变化而形成粪便，最后经肛门排出体外。

小肠：主要功能是分清泌浊，即承受胃中初步消化的食物，继续消化，吸取其精华后，将糟粕下移大肠，并将水液下渗膀胱。

膀胱：主要功能是贮存和排泄小便。

三焦：它统管着人体的气化作用，又是饮食和水液运行的通路。上焦主宣发敷布，输送营养精华至全身；中焦主消化饮食，调节津液，使营养物通过肺脉的传输以化生营气；下焦主要是分别精华与糟粕，排泄废物。

妙用生姜

相传，神农尝药草中毒后，因偶食生姜而得救，故而发现了生姜。因神农姓姜，就把它取名为生姜，意思是它使神农起死回生，作用神奇。

生姜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生姜味辛，性温，功能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可用于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寒痰咳嗽。

生姜是治疗感冒风寒的常用之品。生姜的发汗作用较弱，治风寒感冒时，生姜一般作为辛温发汗方中的辅助药，用以增强全方的发汗作用。

生姜具有很好的解毒作用，宋代洪迈《夷坚志》有一则用生姜治愈喉痈的故事：广州府通判杨立之咽喉生疮红肿，溃破而流脓血，寝食俱废，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遇名医杨吉老，杨吉老仔细观察后说：“这病很特殊，必须吃生姜一斤。”杨吉老走后，杨立之的儿子却说：“咽喉溃破流脓疼痛难忍，怎么能再吃生姜呢？”

杨立之深信名医的医术，于是先吃了一二片生姜，感觉姜的味道甘甜而香，再吃更觉香甜。吃了半斤时，咽喉疼痛渐渐消失；吃完一斤，才开始感到姜味辛辣。

此时，咽喉之中已无脓血，饮用米粥也通畅无碍。再请来杨吉老，询问是何原因。杨吉老说：“你在南方做官，必然多吃鹧鸪，鹧鸪好吃半夏，时间长了必定中毒，毒侵咽喉故发此病。生姜专解半夏之毒，只能用生姜治疗才能对症，不用再吃别的药了。”

清代名医吴鞠通常将一块老干姜用小绢袋盛装佩带身上，称佩姜，以避瘟疫邪气。一天，他在郊外遇见一村妇面白昏倒，守候一旁的丈夫顿足捶胸。

吴鞠通问其原因，得知妇人连日泄泻，再诊其脉舌后，便取佩姜嘱其夫速煎送来，即于树荫处为之点穴揉按。当村妇服下姜汤后，四肢渐转温暖，目睁神复。

多子多福话石榴

据史载，约在公元前2世纪，石榴产在当时隶属中国王朝的西域之地。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才将其引入内地，从此中原大地才有了石榴树。

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因此，石榴被视为吉祥物，以为它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

石榴，性味甘、酸涩、温，具有杀虫、收敛、涩肠、止痢等功效。相传，有年夏天，元代名医朱震亨（浙江婺州义乌人，居义乌丹溪，学者尊之曰“丹溪翁”）的一位书友腹部疼痛，腹泻，朱震亨给他开了一帖中药，服了不见好转，又开三帖，服后还是无效，弄得朱震亨没了主意。于是，把药量加重一点，却仍旧是老样子。

那位书友无奈，即到朱震亨的学生戴思恭家中求医。戴思恭，字原礼，婺州浦江县人，从朱震亨学医。朱震亨见其颖悟倍常，倾心教他，思恭从此遂以医名著东西浙。

戴思恭知道他是老师的好友，热情接待了他。寒暄以后，书友求他治病，戴思恭感到奇怪，问道：“你的病先生看过了吗？”

书友说：“看过了。”

戴思恭切脉后，经过详细询问和审视，说道：“先生开的药方没有错，晚生给你加上石榴皮三钱，试试看。”书友回到义乌，服药三帖，腹泻霍然而愈。

有一天，书友去见朱震亨，满面红光，精神颇佳。朱震亨很奇怪，问明情况后，不觉高兴得喊了起来：“对呀！石榴皮止泻痢，治腹痛，缺它不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酸石榴还是“治气虚不摄肺劳喘嗽之要药”。这是近代盐山名医张锡纯偶然发现的：他邻村张氏妇，年过四旬，素患肺劳喘嗽，夜不安枕已数年，服药皆无效。一晚偶食酸石榴，觉夜间喘嗽稍轻，从此每晚服之，其喘嗽日减，连眼过三月，竟脱然无累矣。《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这些针对病情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治疗方法，称为正治之法，属于治疗中的常法。

正治是在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其本质相一致的情况下使用的治法，采用的方法和药物与疾病的证象是相反的，又称为“逆治”。《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有时某些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其本质不一致，出现了假象，此时采用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与疾病的证象是相顺从的，即反治，又称为“从治”。反治法一般多用于病情发展比较复杂，病势危重，出现假象的情况。

冰片治怪病

病家看到了一丝希望，立即请求道士为其医治。道士认为获此药几乎不可能，正准备离去，恰好一官员途经此地，便不断追问此药名称，道士方说此药是“龙脑冰片”。

官员笑着说：“这倒不难，我家中就有此物。”随后让仆人回去取药。道士拿到药后，将冰片研为细末，撒在病人舌头上，伸在口腔外的舌头不久即缩回去了。

冰片味辛、苦，性微寒，功能开窍醒神、清热止痛、明目去翳，可用于热病神昏、痉厥、中风痰厥、气郁暴厥、中恶昏迷、目赤、口疮、咽喉肿痛等症。

冰片入药首载于《名医别录》，称之为龙脑，后被《唐本草》等书收录，并称之为龙脑香。冰片之名始见于《本草纲目》，李时珍曰：“龙脑者，因其状加贵重之称也，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

藜芦的故事

金元时期名医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记载，有一妇女自幼得了风痫病，并日渐加重。严重时每天要犯十几次。有一年遇上了荒年，只好到地里挖野草充饥。

一天，她在田野中见有一种好像大葱的草，就采回蒸熟饱吃了一顿。到后半夜，她忽然感觉腹中难受不安，吐出许多黏稠如胶样的痰涎，接连几天，吐出的东西大约有一二斗。同时浑身出汗如水洗，非常困倦，自认为难以活命了。

谁知三天后，不仅身体渐觉轻健，多年所患之病也好了。她拿所吃的“葱”去问别人，别人告诉她说这叫“憨葱”，就是药书上的“藜芦”。

藜芦有“吐风痰，疗中风癫痫，杀诸虫”的作用。李时珍说：“吐药不一，常山吐疟痰，瓜蒂吐热痰，乌附尖吐湿痰，莱菔子吐气痰，藜芦吐风痰。”《本草纲目》中记载，明朝荆和王妃刘氏，七十岁时病中风，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群医束手无策。经太医吏目月池翁诊视，药不能入，后来打去一齿，浓煎藜芦汤灌之。少顷，噫气一声，遂吐痰而苏，调理而安。

藜芦，因黑色曰黎，其芦有黑皮裹之，故名。《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藜芦根有强烈辛味，若吸入此粉末，立即引发剧烈的喷嚏；误服少许，则会引起呕吐，混于饭中，蝇食之即死，故又名“蝇毒”。清代黄宫绣认为：“藜芦宜作散剂以投，切勿汤药以服”。

中医的治疗方法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

汗法是运用各种发汗药物组成方剂，来开泄腠理，逐邪外出的一种方法。

吐法是利用催吐药引导病邪或有害物质从口涌吐而出的一种方法，大都用于病情严重急迫，必须迅速吐出的积结实证。

下法是运用泻下药物攻逐体内结滞（如宿食、水饮、淤血等）的一种方法，可以排除蓄积，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

和法是通过调整人体机能，达到祛病除邪目的的一种方法。病邪既不在里，又不在表，或者气血营卫不和，或者脏腑关系失调，采用汗、吐、下、温、清、补、消都不适宜的，就可以采用和解的方法。

温法是用温性或热性药物补益阳气、驱除寒邪的一种治法。

清法是用寒凉药物以达到清热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补法是运用补药补益人体气血，增强体质，达到扶正祛邪作用的一种治法。补法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种种区别。

消法是采用消食、化淤、软坚、化痰、化湿、利水等药物，对慢性积聚胀满进行渐消缓散而不伤正气的一种治疗方法。

中医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对于上述八法的运用是相当灵活的。由于有不少病的情况相当复杂，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法，而是把许多治疗方法配合起来使用，如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并用、消补并用等。

朱砂治癫狂

相传，很久以前癫狂病医生没法治，但方士却治一个好一个。有位秀才懂医术，他想弄清其中的原因，于是跟妻子商量了一个办法，以探出方士的秘密。

秀才的妻子去找方士，谎称自己的丈夫得了癫狂病。方士急忙来到秀才家，装模作样地作起法术。方士先端一碗净水放在桌上，又拿起一张画好的符，嘴里还念念有词。正当方士就要点火烧符时，不料秀才一把抢过符纸，并将方士推出门外，然后将门关紧。

在屋里，秀才先尝了尝那碗水，发觉确实是碗净水；再看看符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最后，他盯住画符用的朱砂，心想：“莫非这能治病？”

后来，秀才遇到一位得癫狂的人，便试着将少量朱砂放在水里让他服用，竟治好了此人的癫狂病。就这样，朱砂便成了一味中药。

其实，早在秦汉时代，方士们就用金石朱砂等炼丹，以求制成长生不老之药。三国时期著名道家葛玄，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及其重孙葛洪均擅长炼丹术。

葛洪曾闻交趾（古地名，泛指五岭以南）出丹砂，于是携其家眷来到罗浮山炼丹，他著有《抱朴子》一本，其中详细记载了运用朱砂炼丹服食，养生成仙之法。《抱朴子》中载：临沅县廖氏家，世世寿考，后徙去，子孙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复多寿考，疑其井水赤，乃掘之，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也。饮此水而得寿，况炼服者乎。

朱砂虽不能使人长寿，但能治病，它能清心火，《珍珠囊》中云：“心热非此不能除。”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谓：“朱砂同滑石、甘草则清暑，同远志、龙骨则养心气，同丹参则养心血，同地黄、枸杞则养肾，同厚朴、川椒则养脾，同南星、川乌之类则祛风。”

朱砂还能安魂魄，光绪皇帝就曾服用“朱砂莲心散”和“归神丹”，以安神定志，其主要成分即是朱砂。但朱砂不宜久服多服，古人云：“独用多用，令人呆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其中，中医特别重视肝与情绪的关系。王孟英说：“七情之病，皆从肝起。”肝主疏泄，当肝气不亢不抑时，疏泄功能正常，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当肝气反常时，则情态活动亦随之变化，如肝气不足时，常易出现惊恐怕事、情绪消沉、精神恍惚等表现。

忧思或悲哀太过，致肝气抑郁，出现胸闷、胁痛、烦躁、情绪忧郁、月经不调等“肝气郁结”的症状。发怒时，肝气亢进，出现头昏头痛、血压升高等“肝阳上亢”的症状。

巴豆建奇功

一日，他到泰山东岳庙烧香礼拜后，走到山中树林中上吊自尽，不料被一老者救下。老者问赵瑜为何轻生，赵瑜说自己屡次不第，家境贫寒，无耕食之资，不如一死。

老人开导他说：“除了高官厚禄，谋生之路还有很多。你既与高官厚禄无缘，我有一秘方传于你，既可为百姓治病，也可解你生活之困，可保衣食来源。”

老人所传之方为巴豆丸，主治冷积、腹满、血瘕、痰癖、水肿、疥疮、顽癣、喉风喉痹。后来，赵瑜专售巴豆丸，疗效显著，求诊者络绎不绝。

巴豆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下品，释名巴菽。《本草纲目》载：“此物出巴蜀（四川），而形如菽豆，故以名之。”其味辛，性热，有大毒，仅适量外用蚀疮，用于恶疮疥癣、疣痣，研末涂患处，或捣烂以纱布包擦患处。《古今医鉴》载有巴豆外用导水秘方，即导水饼：去油巴豆12克，水银粉6克，生硫黄3克，同研成饼。先用新棉一片，布脐上，次以饼掩之，外加纱布固定，如人行三五里许，自然泻下恶水，待三五次后，去药，以粥补之。

为了减轻毒性，常制成巴豆霜使用，或将巴豆仁炒黑焦后用。巴豆霜功能峻下积滞、逐水退肿、豁痰利咽，可用于寒积便秘、下腹水肿、二便不通、喉风、喉痹等症。

巴豆辛热，能峻下寒积，开通肠道闭塞之症，张元素喻其有“斩关夺门之功”。《本草通玄》中说：“巴豆、大黄，同为攻下之剂，但大黄性冷，腑病多热者宜之；巴豆性热，脏病多寒者宜之。故仲景治伤寒传里恶热者，多用大黄；东垣治五积属脏者，多用巴豆。”

世人皆知巴豆为峻下剂，古代医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将巴豆称作治泻痢良药。如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云：“巴豆，可以通肠，可以止泻，世所不知也。”

李时珍曾治一妇，年六十余，病溏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痛。服调脾、升提、止涩诸药，入腹则泻反甚。延时珍诊之，脉沉而滑，乃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

王太仆谓：“大寒凝内，久痢溏泄，愈而复发，绵历岁年者，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李时珍遂用蜡匮巴豆丸药五十丸与服，二日大便不通亦不利，其泻遂愈。

另据毛祥麟《墨余录》中记载，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80高龄患泄泻病，自治不愈，邑中诸医也遍治未效，迁延数月，病情日重，于是写信请李中梓为其诊治。

李中梓日夜兼程，来到肯堂病榻前，经过凭脉审证，仔细诊视，认为是屡用补剂所致，愈补则愈滞，治疗唯有采取“通因通用”之法。由于王肯堂比李中梓年长，名气也高，李中梓颇有为难之处。于是，他便对王肯堂说：“公体胖而多痰，应该迅利荡涤，不可不慎重啊！”

王肯堂说：“你与我皆为当世名医，你定方，我服药，不用多虑。”李中梓遂用“巴豆霜一味，下痰涎数升，其疾顿愈”。两位名医相互敬重，彼此信任，一直被医林传为佳话。

半夏趣谈

半夏入药，首见于《内经·灵枢邪客篇》中的半夏汤，《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礼记·月令》云：“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故名。”

半夏性味辛温，有毒，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功效。张元素《医学启源》中说：“生姜，制半夏、厚朴毒。”关于生姜制半夏，还流传有一则苏东坡的佳话。

有一次，苏东坡与好友姜至之等饮酒，席间要求用中药名行酒令，姜至之指着苏轼说：“你就是药名，子苏子。”

苏东坡接着说：“你也是一味药，不是半夏，就是厚朴。”

姜至之问：“为什么？”

苏东坡回答说：“如果不是半夏、厚朴，何必要姜制（至字谐音）之。”

半夏是常用的化痰药和止吐药。《本经逢原》中说：“半夏同苍术、茯苓治湿痰，同栝楼、黄芩治热痰，同南星、前胡治风痰，同白芥子、姜汁治寒痰。”

清朝末年，一位英国医生患呕吐证，“屡屡吐，绝食者久矣”，邀请了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共同为之治疗，皆不见效，遂求盐山名医张锡纯治之。

经过详细诊视之后，张锡纯说：“余有一策，姑试行之。”即用自制的半夏加茯苓生姜，一二服后奇效忽显，数日竟回复原有之康健，使那些洋大夫们赞叹不已，敬佩至极。

张锡纯爱用自制半夏，他说：“愚因药房半夏制皆失宜，每于仲春季秋之时，用生半夏数斤，浸以热汤，日换一次，至旬日，将半夏剖为两瓣，再入锅中，多添凉水煮一沸，速连汤取出，盛盆中，候水凉，晒干备用。无论呕吐如何之剧，未有不止者，是降胃安冲之主药。”

蒲黄擦舌治怪病

相传，南宋年间，宋度宗到御花园游春赏花。当天晚上，宋度宗突然舌肿满口，既不能言语，又不能进食。满朝文武百官焦急万分，急召集宫廷御医前来诊治。其中有位姓蔡的御医说：“用蒲黄和干姜各半，研成细末，蘸之干擦舌头可愈。”度宗按此方法治之，果见奇效。

宋代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中记载，有一士人之妻，夜间忽然舌肿满口，不能出声。其丈夫急忙外出请来一位名医，用蒲黄频频掺入舌上，至天亮时竟痊愈。

蒲黄味甘，性平，具有止血、化淤、通淋之功效，可用于吐血、衄血、咯血、崩漏、脘腹刺痛、跌仆肿痛、血淋涩痛等症。因蒲黄具有化淤活血之功，而舌肿失音是由于血淤于舌所致，故用蒲黄搽舌可疗此怪症。

舌诊是中医最具特色的诊法之一。中医学把舌面分为四个区域和五脏六腑相应，即舌尖区属心、肺，舌中部属脾、胃，舌根区属肾，舌的两边属肝胆。

舌就像一面反映五脏六腑的镜子。中医舌诊，包含着“舌”和“苔”两个方面，舌是指舌质，苔是指舌上的一层苔垢。在反映病情的具体情况中，两者各有重点却又互相印证。

望舌质主要观察舌色、舌形、舌态等内容，以反映脏腑、气血、虚实的变化。舌苔的变化主要包括苔色和苔质的改变两种情况。苔色即舌苔之颜色，苔质指舌苔的形质，包括舌苔的厚薄、润燥、腐腻、剥落、有根无根等变化。

苔色一般分为白、黄、灰、黑四类及兼色变化，苔色与病邪性质有关，观察苔色可以了解疾病的性质。望舌苔除注重其色外，舌苔之干、润，对判定虚实寒热也非常重要。

安神良药酸枣仁

相传，唐代永淳年间，相国寺有位和尚名允惠，患了癫狂证，虽经许多名医医治，均不见好转。允惠的哥哥潘某，与名医孙思邈是至交，潘恳请孙思邈设法治疗。

孙思邈详询病情，细察苔脉，然后说道：“令弟今夜睡着，明日醒来便愈。”潘某听罢，大喜过望。孙思邈吩咐：“先取些咸食给小师父吃，待其口渴时再来叫我。”

到了傍晚时分，允惠口渴欲饮，家人赶紧报告孙思邈。孙思邈取出一包药粉，调入约半斤白酒中，让允惠服下，并让潘某安排允惠住一间僻静的房间。

不多时，允惠便昏昏入睡，孙思邈再三嘱咐不要吵醒病人，待其自己醒来。直到次日半夜，允惠醒后，神志已完全清楚，癫狂痊愈，潘家重谢孙思邈，并问这是何故。

孙思邈说：“用辰砂一两，酸枣仁及乳香各半两，研末，调酒服下，以微醉为度，服毕令卧睡，病轻者，半日至一日便醒，病重者二三日方觉，须其自醒，病必能愈，若受惊而醒，则不可能再治。昔日吴正肃，也曾患此疾，服此一剂，竟睡五日才醒，醒后病亦愈。”

酸枣仁，味甘酸，性平，具有养心益肝、安神、敛汗之功效，多用以治疗虚烦不眠、惊悸怔忡、自汗盗汗之证。《本草纲目》中说：“其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皆足厥阴、少阳药也”。

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一“宁志膏”，治丧心病狂，其方药及方义与孙思邈的方法相似：酸枣仁微炒去皮，人参各一两，辰砂研细水飞半两，乳香一分。四药研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粒，温酒化下，也可用酸枣仁煎汤，空腹临睡前服。

青娥丸与大唐相国

青娥丸为古今补肾良方，首载于宋代的《和剂局方》中。青娥者，古代指少女美貌，也指耳前鬓发。方名取青娥，表明该方有“乌鬓发、益颜色”之功效。

青娥丸之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唐元和七年，郑因年五旬时，奉朝廷之命，出任岭南节度使。郑因年高体弱，加之南方多湿，任职不久即引发多种疾病，身体阳气也渐衰竭。经服补剂无数，但都无济于事。

这时，一位来自诃陵国（今印尼爪哇或苏门答腊）的船主，名李摩诃，获知郑的病况后，前来探望，并向郑献上一方并附有已配好的药，嘱病者服之。

郑初时未敢服，摩诃三登郑府，经再三苦劝，始服下。不料药后七八日，郑觉得有些应验，病情开始减轻，继续服用后效果更加明显，最后竟痊愈了，身体也强壮了许多。

三年后，郑罢郡归京，将此方录下传之他人，经多人服用后，发现该方对腰痛等有良效，经常服该药还能“壮筋骨、活血脉、乌鬓须、益颜色”。

此方如此功效卓著，对此后人有诗赞曰：“三年持节向南隅，人信方知药力殊，夺得春光来在手，青娥休笑白髭须。”青娥丸之名大概就缘由于此。

青娥丸中之主药为补骨脂和胡桃肉。此方制法和服法是：将补骨脂洗净研为细末，胡桃肉去内皮捣如泥，用蜜和糖和匀，贮于瓷器中。每日晨，以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后以饭压，或以开水调服亦可。后来的青娥丸中又加入杜仲炭或蒜，制丸服用。

肾主骨生髓，肾气旺盛，则骨健壮，动作有力；反之，则出现肢体痿弱无力，腰脊酸痛等。齿为骨之余，小儿牙齿生长迟缓或成人牙齿松动早脱，多由于肾的精气不足引起。

肾之华在发，即头发的荣枯反映了肾气的强弱。肾的精气亏虚，则头发稀疏、枯黄、早白或脱落。《灵枢·脉度篇》说：“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声矣。”肾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精髓充足，则听觉敏捷；若精髓亏损，则耳鸣，听力减退，甚至耳聋。

此外，腰者肾之府，因肾位于腰部，故当肾病时，可见有腰脊酸痛等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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