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来古今（第八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凤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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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来古今（第八辑）试读：

序言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凤台县人民政协自1980年成立以来，业已走过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三十多年来，凤台县人民政协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履行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冶三大职能，积极协助县委、县政府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一心一意搞建设，凝心聚力谋发展，努力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为凤台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凤台县人民政协编辑出版的《州来古今》，伴随着县政协的成长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凤台县唯一一部具有统一战线特色、全面反映凤台历史原貌的文史资料，自1980年县政协成立以来，业已编辑出版七套专辑，对于繁荣我县文化事业，加强我县文史研究、宣传和保护，存史资政，全面发挥人民政协职能，团结凝聚社会各界力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次编辑出版的《州来古今（第八辑）》，是由各个不同层面的历史事件亲历者、见证人和知情者，通过口述撰写的回忆文章汇编成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是一部将史料价值与可读性融为一体，具有史料性、三亲性和统战性特色的历史典籍。它以翔实的史料，真实再现了我县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我们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和探索凤台的美好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州来古今（第八辑）》的编辑出版，凝聚了凤台县人民政协全体编纂人员的智慧和汗水，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代表凤台县人民政协，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州来古今（第八辑）》编辑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八大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篇章，人民政协工作亦进入了一个崭新历史阶段。新的历史形势为人民政协履职尽责提供了崭新舞台，也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让我们在中共凤台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人民政协三大职能，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美丽凤台，再书凤台历史新篇章！

人物琼林

北宋吕氏五贤

吕夷简（978—1043），字坦夫，北宋初人，是曾任寿州知府（治所在今凤台）的吕龟祥之孙，苦学成才的名相吕蒙正族侄。祖籍山东莱州，后随祖迁居寿州。据清寿州知府领凤台县令李兆洛所撰《凤台县志·卷八·人物志》载：“吕氏世居城北门外，为今县地。”吕夷简应为今之凤台县人。

吕夷简以进士及第补任山西绛州推官，不久擢升朝廷大理寺丞。夷简性耿直，敢言政，宋真宗大巾祥符年间，因对国政发表言论得罪朝廷，被罢官，改任通州通判，后徙濠州，之后又迁朝廷太常博士。时年河北发生水灾，吕夷简被派到滨州任知府。他到任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农具不应该计算在纳税的范围，于是向朝廷提出：“农器有算，非所以劝力之本也。”他的意见受到朝廷的重视，“遂诏天下农器皆勿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吕夷简因此被派任提点两浙刑狱，升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当时京师开封大兴建造宫观之风，木材都是从南方运来。运木材的人有劳累、病死的，反被人诬陷为逃亡，官府竟将死者的妻子儿女关押起来。吕夷简对此很有意见，他向朝廷进言，请求缓行这项工程，为朝廷所准。吕夷简又建言：“盛冬挽运艰苦，须河流渐通，以卒番送。”宋真宗听了很感动，说：“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遂提升他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有一年，天下大旱，并发蝗灾。吕夷简上书朝廷，请求真宗皇帝检讨过错，整肃朝政，严厉问责宰相等高官，以顺应天意民心在奏疏中，吕夷简还严辞弹劾了庸官李溥，检举了李溥玩忽职守、不恤民情、欺瞒皇上、贪赃枉法的罪行。时任永兴通判的寇准处罚了一批犯人。这批犯人路过开封时，向朝廷诬告寇准谋反吕夷简得知这一情况后，对真宗皇帝说，寇准办事认真，依法处理了这些罪犯，没有过错。这些罪犯诬告寇准，是要陷害他，皇上不必置疑，应该把这些罪犯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真宗皇帝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四川地方发生饥荒，皇上任命吕夷简为安抚使到四川去处理赈灾事宜。他上任后，认真查访灾情，救济灾民，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因政绩突出，他被朝廷擢拔为龙图阁直学士，不久迁为刑部郎中，代理开封府尹的职责，到任后，政绩、名声都不错。真宗皇帝把他的名字写在了宫廷的屏风上，准备重用他。

公元1022年，宋真宗病逝。第二年，宋仁宗即位做了皇帝吕夷简升任右谏议大夫。大内太监头目雷允恭擅自做主改变永定陵的陵址。吕夷简和鲁宗道奉命查办，判决处死了雷允恭。吕夷简以给事中的名义参知政事。朝廷为真宗大祭于祖庙，刘太后想把真宗平生所喜用的服饰、古玩等置入宫中，并以银罩覆盖真宗牌位。吕夷简认为不妥，他对刘太后说，这样做不合适，不能够报答先皇帝。今天，朝廷的政治决策都在两宫，太后只有疏远奸邪小人，奖励忠直之士，辅佐皇上继承先帝的美德和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报答先帝啊！按照过去的惯例，对先皇帝的祭祀大典结束后，辅佐大臣都要升迁。这次吕夷简和同僚们都一致坚辞不受，并为后人立下了这个规矩。之后，吕夷简先后被提升为尚书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担任了相当于宰相的重要职务。后又进入吏部，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宋仁宗天圣末年（1031），内宫发生火灾。清晨，文武百官都上朝觐见仁宗皇帝，但宫门却未开。辅臣请仁宗皇帝出来，仁宗皇帝来到拱辰门，百官都在楼下向他朝拜问安，独有吕夷简不拜。宋仁宗使人问他为什么不拜，吕夷简回答说：“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宋仁宗只得举起遮面的帘子，吕夷简见了，方才跪拜。宋仁宗下诏，任命吕夷简为修大内使。任务完成后，升任他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夷简辞掉右仆射，改兼吏部尚书。

当初，荆王子寄养在皇宫内，年龄大了，吕夷简便建议让他离开皇宫。刘太后想留他陪伴仁宗读书。吕夷简说，当今皇上正值年富力强，与皇上亲近的人如果不是饱读经书的硕学大儒，恐怕无益于皇上的健康成长。刘太后听了，认为他说得很对，当即便下令让荆王子离开皇宫，返回家中。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才开始亲政。为了整顿风气，重振朝纲，吕夷简亲自向宋仁宗提出了八条建议，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语词恳切，宋仁宗很受感动。

宋仁宗登基之初，曾与吕夷简商量，认为张耆、夏竦两人都是太后重用过的人，便罢了他们的官。仁宗回后宫把这件事跟郭皇后说了。郭皇后说，过去满朝文武都依附太后，唯独吕夷简不依附。此人很机巧，不过善于应变罢了！因为这件事，吕夷简被罢免了职务，改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到宣布的时候，吕夷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他托老朋友、时任内侍副都知的闫文应到宫中打听，方才知道是郭皇后的主意。过了半年，吕夷简才恢复宰相的职务。

先前，大臣刘涣曾上疏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皇帝，刘太后很生气，要把刘涣贬放到岭南以外去。吕夷简请求刘太后把刘涣留下来。宋仁宗很赏识刘涣的正直敢言，后来把他提拔为右正言他对吕夷简说，往时枢密院急于要把刘涣罢官流放，全靠你极力谏阻才得以幸免。吕夷简说，刘涣因为是外臣，所以敢提意见，如果朝中大臣们都效法他，那么太后必然要怀疑陛下，这样势必要造成陛下与太后母子不和啊！听了吕夷简的话，仁宗皇帝从内心里感到吕夷简是个厚道人，对朝廷很忠心。郭皇后对尚美人不满意，有一次用手打尚美人的脸，不料却误伤了仁宗皇帝的脖颈仁宗皇帝很生气，让大臣们看他脖颈上的伤痕。吕夷简认为郭皇后太不像话，有失皇后的身份，应该严肃处理，力主废掉她。仁宗皇帝对这件事却有些犹豫。吕夷简对他说，东汉光武皇帝是一位明主，他的皇后只因为失宠有怨气就被废掉，何况郭皇后伤了陛下您的脖颈啊！这时，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等大臣一齐出来反对。吕夷简力排众议，终于废掉了郭皇后，整肃了后宫纲纪。经过这件事，仁宗皇帝更加信赖吕夷简，给他官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与吕夷简同为宰相的王曾因事曾与吕夷简争论过数次，便怀恨在心，诬说吕夷简收人贿赂，以权谋私。吕夷简要求与其当着仁宗皇帝的面对质。仁宗皇帝质问王曾有什么证据，王曾却答不上来。皇上没办法，两人皆被罢免了宰相。不几日，吕夷简又以右仆射恢复了宰相之职。过了一年后，又晋位司空，但吕夷简坚决不愿接受这个任命。后徙许国公，兼枢密使，参与军国大事。

一段时期以来，兴起于辽宁等地的契丹族入侵并占据了河北的幽、蓟两州，并扬言要发兵南下，进犯中原。朝中的官员们议论纷纷，要求朝廷重修洛阳，以备契丹人入侵时朝廷撤退到那里去。吕夷简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向仁宗皇帝建议说，契丹人欺软怕硬，与其修建洛阳，还不如修建北京城，让契丹人看看，我们大宋朝是有能力打败他的。假使契丹真的南下渡过了黄河，洛阳城即使修建得再坚固，又有什么用呢？仁宗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便下令修建北京。

史书上说：“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划，选一时名臣报使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可见吕夷简在当时北宋王朝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晚年，吕夷简曾患轻度中风。仁宗皇帝诏拜他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病情稍微好一点，仁宗皇帝便命他隔几天到中书省去一次，以裁决军国大事。吕夷简力辞司空重任，仁宗皇帝复降手谕曰：“古谓髭可疗疾，今剪以赐卿。”这再次表示了对吕夷简的器重与厚待。

庆历三年，宋仁宗在延和殿召见吕夷简，钦令他骑马到大殿门前，并命内侍取来皇帝和皇后专用的座椅“兀子”让他坐。吕夷简诚惶诚恐，谦让许久也不敢坐。宋仁宗又命人搀扶着他坐下，恩准他不必跪拜，并当场任命他为司徒，监修国史，与中书、枢密同议军国大事。吕夷简请求宋仁宗批准他回家养老，宋仁宗授他太尉的名分，批准他退休。1043年，吕夷简病逝于洛阳，终年66岁，有文集20卷传世。宋仁宗听到吕夷简逝世的消息后，哭着对群臣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下令追赠吕夷简为太师、中书令，追谥“文靖”，并亲自为吕夷简的墓碑题写了“怀忠之碑”四个大字。

有史书评价说：“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吕夷简有子四人，名公绰、公弼、公著、公孺，皆为官，其中尤以吕公著官声最为显赫，亦位居宰相之职，宋史有专项述其生平事迹。二 足智多谋的吕公弼

吕公弼（约1016—1083）字宝臣，北宋名相吕夷简二子，赐进士出身。

吕公弼为官多谋善断，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累迁至直史馆、河北转运使。自宋仁宗宝元、庆历以来，朝廷为加强西北边防，在边境一带驻扎大量部队，后来边境情况缓和了，部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给当地老百姓造成很大负担，但兵饷仍然供应不济。吕公弼担任河北转运使以后，开挖了水道，把内地的粮食直接运到边防部队驻地。他还采取发展炼铁业以筹措军费，又把部分驻边部队移到内地屯垦，或改充守京城的部队，同时精简了冗员、冗赋。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不但每年可减轻边民负担数百万两白银，还使边防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1043年，一代名相吕夷简去世，宋仁宗回想吕夷简为相时的好处，询问其子女的情况，得知吕公弼的表现，便把他的名字写在殿柱上。宋仁宗认为吕公弼是个人才，遂提拔他担任了负责全国钱粮调度的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瀛洲，入权开封府。有一次吕公弼上朝奏事后退出，宋仁宗目送着他的背影，对宰相说：“公弼真像他的父亲啊！”

吕公弼被朝廷任命为同郡牧使，以枢密直学士知渭、延两州，治所在成都府。由于他治理社会比较宽松，有人便怀疑他缺少威严和决断。兵营里有一个士兵违犯了法纪，按律当受杖责，但那个士兵却抗拒杖责，并且扬言：“我宁愿受剑杀而死。”吕公著说：“杖责是国法规定的，剑杀是你自己请求的。”于是，对犯法的士兵果断实行了杖责，而后又予以处斩。这件案子的处理，使府衙和驻地部队无不肃然。

1064年，太子赵曙做了皇帝，即宋英宗。他罢免了三司使蔡襄，让吕公弼担任了三司使这个职务。当初，吕公弼任郡牧使时，尚未做皇帝的赵曙得到一匹劣等马，想让吕公弼给调换一匹好马，吕公弼按章办事，没有给他调换。他对吕公弼说：“过去你不给我换马，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位办事很认真的人了。蔡襄主管诉讼，不能及时办理案件，因此多有后遗症。现在你接替了他的这个职务，你将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呢？”吕公弼顿首拜谢说：“蔡襄先生勤于政事，没有什么懈怠失误的地方。恐怕说这话的人有失公允吧！”宋英宗很感动，认为吕公弼的确是一位忠厚长者，遂又让他担任了枢密副使的重要职务。

1068年，宋英宗赵曙逝世，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时，宰相司马光弹劾内侍高居简，神宗一时难以决断。吕公弼建议说：“司马光和高居简是死对头。高居简不过是个内侍，而司马光执掌着国家法律的重要职务。希望皇上能够考虑孰轻孰重。”宋神宗又问道：“是这样。不过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好呢？”吕公弼说：“给高居简官升一级，调离现在的岗位，司马光应该不会再有意见了。”宋神宗采纳了吕公弼的意见，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吕公弼遂被提拔为枢密使。宋神宗下诏让大臣们议一下，准备把环庆、鄜延两州合并为一路。吕公弼认为不妥，他说：“自白草西抵定远，中间相距千里，如果将两州合为一路，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将如何应付？”宋神宗又要把这个议题交到边防大臣们去讨论。吕公弼阻止道：“在朝廷上都决断不了的事情，再让边臣们去讨论决定，怎么能行呢？”宋神宗只好作罢。

王安石做宰相，嫌吕公弼不依附自己，用其弟吕公著做御史中丞，以此来逼迫他。吕公弼感到很不安，立即上书朝廷请求避位，但朝廷未批准。宰相陈升之建议，京城卫兵年满四十岁以上训练科目达不到要求的，减掉一部分薪饷，再充军到淮南。吕公弼认为这样做太没有人情味。他对宋神宗说：“我不敢为这件事沽名钓誉，只是怕影响到国家大局。既让他们离开家乡，又削减他们的薪饷，假如二十万卫兵都起来反对这样做，皇上将如何处置呢？”大臣韩绛建议恢复肉刑，吕公弼力陈不可。这两件事宋神宗都采纳了吕公弼的意见。

王安石立新法，吕公弼数次向王安石建言要谨慎，并准备给宋神宗上书说说这件事。有人将他的奏折稿偷走送给了王安石王安石抢先到宋神宗面前告了吕公弼的状，引起了宋神宗的不快，遂将他降职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这时，韩绛宣抚秦、晋要攻取啰兀城，命令河东地区发兵两万人，走神堂新路进军。吕公弼认为不妥，他对韩绛说：“敌人必然在这条路上设伏兵以待我。不如走永和关这条路，虽然远一点，但比较安全，可保无虞。后来，果然走永和关这条路的部队很顺利，而走神堂新路的援军却遇到了敌人的伏击。为这件事，皇帝专门下诏书褒奖了吕公麟州那个地方是北宋王朝与西夏接壤的边城重镇，但城里却没有井，唯一的一处沙泉还在城外。以往每遇西夏人来侵扰围城城里军民就没有水喝，甚至被渴死。几任官吏都想用扩大城市的办法把沙泉圈在城内，而当地的土壤多沙，易塌陷。吕公弼采取幕僚邓子乔的意见，模仿古代的“抜轴法”，挖去沙泉周围的沙子，再用木板夹起，以木炭、泥土混合封筑，终于解决了沙泉塌陷的难题。军民用水得以彻底解决，西北边防也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大将王韶夺取了熙河（今甘肃临洮），朝廷要找一位能担当主帅的人去那里镇守。宋神宗说：“以前吕公弼在河东，边境战事紧急时，有稳定局势、御敌守土的才能，可以让他担当这个重任。”吕公弼遂被拜为宣徽西院使。到熙河地区上任后，羌人首领董毡上书妄用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敕”字。吕公弼看了很生气，拒绝并斥责道：“你董毡一个小小的藩臣，怎么能妄自称敕？”在吕公弼的严厉训斥下，董毡害怕了，从此再也不敢对宋王朝无礼了。

1083年，吕公弼因病逝世，终年67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尉，谥号曰“惠穆”。三 耿介直谏的吕公著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北宋名相吕夷简第三子，是继吕蒙正、吕夷简之后第三位官拜相位的吕氏族人，北宋王朝中期的重臣。

吕公著自幼酷爱读书，“至忘寝食”。其父吕夷简很器重他，说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考中进士后，吕公著被朝廷任命为颍州的通判，与时任颍州郡守的欧阳修成为研究学问的好朋友。后来他奉调进京，被委以礼部南曹。宋仁宗很赞赏他的品行学问，奖赐他五品朝服，并提拔他担任了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吕公著性耿直，敢谏言，为官清正，颇有乃父遗风。有人建议宋仁宗，欲在祭祀先祖的殿堂里为宋真宗建立神主，吕公著认为不妥，他对宋仁宗说：“庙堂里已建有先帝的三神御，如果再建，恐怕有失祭祀之礼，不太合适。”宋仁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并拜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1064年，宋英宗亲政，加封吕公著为龙图阁直学士。宋英宗赵曙本是已故濮王的第十三子，后来过继给了宋仁宗赵祯，被立为太子。宋英宗亲政后，欲追封濮王，甚至想追称濮王为“皇伯考”。吕公著说：“这个称号是真宗先皇帝用来称呼太祖皇帝的怎么可以用来称呼濮王呢？”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下诏“称亲”，并且要求天下臣民在著文、说话时要严格避讳濮王的名字吕公著又提意见说：“称亲则有二父之嫌，濮王的名讳可以要求臣民避讳，但不能享受与先皇帝们同等的避讳待遇。”时大臣吕诲等因议论濮王一事有失误，被罢官免职。吕公著认为这样处理不妥，他又对宋英宗说：“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屡罢免敢于讲话的人，这将何以风示天下呢？”英宗不听。吕公著一气之下，便请求放他到外地去做官。英宗恳切地对他说：“先生是朕所倚重的大臣，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呢？”但吕公著去意已决，再三请求，宋英宗才答应让他到蔡州担任知州。

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朝廷召回吕公著，并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司台。时司马光因论事得罪了宋神宗，被罢免了御史中丞职务，回到原先给朝臣和宗室子弟讲课的经幄。吕公著认为这样对待司马光不公平，他封还了朝廷处理司马光的文书，对宋神宗说：“司马光以尽职言事被罢官，这样就为有谏言职责的人不得尽其职责开了不好的先例，今后言官也就不敢说话了。”宋神宗不允，将诏告文书直接送到阁门。吕公著知道后，又对宋神宗说：“朝廷的命令不经过我这个部门下达，那么朝廷立下的封驳之职则因我而废。我愿请求皇上治我失职之罪以正朝廷纲纪。”宋神宗安慰他说：“朝廷之所以这样安排司马光的职务是因为他教学有方，能搞好朝臣和宗室子弟的教育，并不是因为他说错话的缘故。”吕公著见请求无望，就主动辞去银司台的职务。

不久，吕公著被任命为开封知府。第二年，又改任御史中丞。当时正值宰相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坚决反对，他上疏宋神宗说：“自古以来，凡有为的国君，没有失掉民心而能实现天下大治的，也没有依靠权威、诡辩而能取得人心的。过去朝廷所采取的一些好办法，今天他们却认为都是错误的，甚至还把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错误，怎么能把过去的好办法都看做是错误的呢？”听了吕公著的言论，王安石非常生气。宋神宗授意王安石举荐吕惠卿做御史，吕公著坚决反对，他对宋神宗说：“吕惠卿这个人固然有才能，但他品行不端，是个奸邪小人，不可重用。”宋神宗又把这话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越发恼怒，便在宋神宗面前极力诋毁、诬陷吕公著。宋神宗无奈，只好把吕公著下放到颍州当了知州。

熙宁八年（1075），天上出现了彗星。古人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于是宋神宗便下诏，要求大臣们谏言朝政得失。吕公著上奏说：“陛下您临朝以来就希望天下大治，为时已久，但左右前后的文武百官，都不敢说实话，因此使得陛下您虽有治理天下的愿望，却无实现愿望的实际措施，这都是肩负有关责任的大臣辜负了陛下您呀。看一个人是正直、贤良还是奸邪、不肖，是为一向既定之事，但今天却不是这样。前几天所用的人，被认为是天下最贤良的人，而过几天就被罢免、驱逐，又认为他是天下最不好的人。对人才是这样反复无常，对国家政治也常常是乖戾不审的。古人推行一种好的政策，开始未能取信于民的情况是有的，如子产治郑实行的改革措施，刚实行一年的时候人们意见很大，但实行三年后人们就都歌颂赞扬他了。陛下您垂拱仰成，已经七年了，然而轿夫们唱的歌，仍然和当初一样。陛下您难道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吗？”宋神宗看了吕公著的奏折，很感动，把吕公著从河阳召回，提拔为中太一宫，接着又升任翰林学士承旨、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等重要职务，并经常和他一起纵论治国之道。宋朝皇帝大多崇尚佛道，但每当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吕公著便借机开导他，劝他不要轻信佛道之事。李兆洛编撰的《凤台县志·八卷·人物志·吕公著》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公著问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又曰：‘唐太宗能以权制御臣下。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耳。’帝善其言。”

不久，吕公著转任同知枢密院事。这时候，有人想恢复古代的肉刑，想拿死囚做割鼻子和挖膝盖骨两种酷刑的试验。吕公著坚决反对，竭力制止了这两种非人道酷刑的施行。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秦人李清劝说西夏国君乘常捐土归顺宋朝。乘常之母得知后，扑杀李清而囚禁了乘常。宋神宗想借这个机会发大军讨伐西夏。吕公著认为条件尚不成熟，不宜轻易兴兵。他说：“问罪之师，当先择帅。假如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带兵将帅，没有取胜的把握，还不如不兴师问罪为好。”宋神宗不听，执意兴兵讨伐西夏，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秦、晋一带民力受到严重削弱由于是皇上的错误决策，大臣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吕公著多次进言，论说其危害。

元丰五年，吕公著因病向宋神宗告老，被宋神宗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被西夏人攻陷，军民伤亡惨重。宋神宗临朝痛悼，哀叹道：“西北边境军民疲敝如此，惟有吕公著对朕说实话！”吕公著被调任扬州知州，加大学士。

1086年，宋神宗病故，宋哲宗继位，吕公著以侍读身份回到京城开封。太皇太后派大臣迎接，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吕公著在中肯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利弊得失之后，坦诚布公地对宋哲宗说“陛下您新继大统，应当拨乱反正以昭示天下，施行德政以安抚民心。修德之要，莫先于学……臣冒死给您提十条建议：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接着又进言宋哲宗设置谏官，以广开言路。宋哲宗敕封他为尚书左丞兼门下侍郎，在当时这是一个具有宰相身份的重要职务。

元祐元年，吕公著改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与司马光同心辅政，遵顺宋神宗的遗命，全面调整王安石执政时期推行的变法政策，有利于民的措施就继续实行，不利于民的就废除不用。一时间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都认为这样好。司马光病故后，国是皆由吕公著辅佐定夺。接着他又对科举考试、选人用人等有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改革，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右司谏贾易因为直言国是得罪了某大臣，将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吕公著认为贾易是谏官，为国是谏言是他的职责，不应因谏言失误而受到重罚。在吕公著的斡旋下，贾易没有被罢官，而是让他去怀州做了知州。事后，吕公著对同僚们说：“谏官所说的话，得失不可过于计较。现在皇上年富力强，我担心将来有进腴说惑乱的人，正靠左右敢于直言的大臣们来帮助皇上，辨明是非，认清贤愚，千万不可让皇上轻视、嫌弃敢说话的谏官啊！”听他这么一说，同僚们莫不叹服。

吐蕃有个首领叫青宜结鬼章，经常带兵侵扰西北洮、河等地，为患已久。此人听说宋朝实行了“弭兵省戍”之策，便认为有机可乘，又与西夏人勾结，阴谋夺取了熙、岷两地。吕公著坚决主张进行反击，鼓励边防将士英勇杀敌，不到一个月即收复失地，活捉了青宜结鬼章。

元祐三年四月，七十一岁的吕公著向宋哲宗请辞还乡，岂料宋哲宗反而授他更重要的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的职位。据史书记载，宋朝开国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仅四个人，而吕公著和其父吕夷简就是其中的两位。当时的士大夫们都极其羡慕吕氏父子所享有的这种殊荣。宋哲宗下诏给吕公著新建府第于东府之南，开北门，以便吕公著参与朝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重要政务，皆由吕公著总理。

元祐四年（1089）二月，吕公著逝世，享年七十二岁。皇太后伤痛了很长时间，她哭着对大臣们说：“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宋哲宗亦悲痛万分，亲自到吕府祭奠，赐金、帛以万计，赠太师、申国公，追谥“正献”，并亲笔题写碑首“纯诚厚德”四个大字。

宋史评价说：“公著自幼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汗，寒不新火，简重清静，盖天禀然。其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辨骋辞，人莫敢与抗，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后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以故交情不终。于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司马光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其为名流所敬如此。”有子吕希哲、吕希纯，皆在朝中为官，有政声。四 关心民瘼的吕公绰

吕公绰（生卒不详），字仲裕，北宋名相吕夷简长子。幼时好学，通敏有才。成人后以父荫授将作监丞、陈留知县。宋仁宗天圣五年（1028），调回京师，任馆阁对读，召试直贤院，嗣改校理，迁东宫太子中允。后来，其父吕夷简因朝廷内部权势斗争被罢相，吕公绰复为直贤院，同管勾国子监，出知郑州府。

吕公绰是一位具有体恤百姓疾苦、善于倾听下层民众呼声的开明官吏。在郑州知府任上，他经常下乡巡访，体察民情，倾听民声，甚至微服私访。在一次下乡巡访时，父老们对他说：“现在官府统计民间财产，是按照统计的情况累计加重赋税和徭役，连牛都要交税，老百姓家都不敢多养牛了，结果弄得无牛耕田，田地荒芜了很多。”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做法。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自是，牛不入籍”。它鼓励了农民饲养耕牛，促进了农业生产。朝廷看他办事认真，就提升他为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

后来，朝廷任命吕公绰负责纠察京城的监狱情况。京都禁卫军虎翼兵士刘庆控告该部兵士谋反。经过调查取证，原来先是刘庆预谋不轨，但众军士不愿意跟他造反，刘庆怕事情败露，反而诬陷众军士谋反，以邀功受赏。吕公著查清了这个案件的真相后，严肃地对办案官员说：“汴京城里有禁卫军上万，如果不严惩刘庆，那么军心就会受到影响而不稳。”于是，他便依法斩杀了刘庆，使禁卫军将士都受到了震慑和教育。吕公著因此被提拔为工部员外郎，并兼任史馆修撰。后因其父吕夷简仍在负责编修国史的工作，为避嫌，他主动辞掉了史馆修撰的职务，直到吕夷简去世后，他才重新回到史馆修撰的岗位上。在为父亲吕夷简服完三年之丧后，出任同判太常寺，提举修祭器。

在秦州做知府的时候，安远、砦古、渭州等地的羌族主动请求宋王朝接受他们献出的土地。为了安抚当地的少数民族，以利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吕公绰认为此事不妥，他对部属们说：“天下之大，岂利区落尺寸地以为广邪？”于是，他婉言拒绝了羌族首领的献地请求。在巡视边防部队时，他发现弓箭手的战马严重短缺，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和西北边防的巩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吕公绰动员管辖地区的黎民百姓，按人口和田亩出钱出物，用以购买马匹。到秋收结束后，就为边防部队配齐了所需战马。

由于工作努力，履职认真，吕公绰多次被提拔重用，先后担任过知县、知府、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兼判太常寺、枢密直学士等职务，朝官正三品。死后追赠左谏议大夫。清《凤台县志》有传。五 忠心报国的吕好问

吕好问，字舜徒，北宋贤相吕公著之孙，吕希哲之子。自幼喜读经书，常以祖德自励，重名节操守。

吕好问年轻时，因祖上功德被朝廷授予官职。宋徽宗（赵佶）崇宁初年，奸相章惇与蔡卞、蔡京、林希、张商英等朋比为奸，兴起官场斗争，制造了所谓的“元祐党案”、“崇宁党祸”。吕好问因元祐子弟受到株连，被贬为两监东岳庙司扬州仪曹。先时蔡卞为帅，常欲攀附大户名流，特别亲近吕好问。但吕好问只是以礼相待，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亲热。后来蔡卞得势，跟他亲近的人大都得到了提拔，只有吕好问没有受到重用。蔡卞当面讽刺吕好问说：“先生不与我亲近，现在升官了吧。”吕好问只是不屑地笑笑，并不理睬他。

1126年，宋钦宗（赵桓）即位，吕好问受荐担任左司谏、谏议大夫，后又升任御史中丞。宋钦宗对他说：“先生是元祐吕氏子孙，朕今天特别重用你，好让天下人明白朕的用意。”原先，宋徽宗将要让位给宋钦宗，曾下诏解除党禁，废除新法，恢复以前的政策，但由于蔡京党羽把持朝政，害怕这样做，不肯贯彻落实。吕好问说：“时事之利害，政治之得失，太上皇的诏书里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即使让敢讲真话的谏官来论说，也不过如此，但愿能一条一条地把它们贯彻落实下去。”接着又说：“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发号施令，有求治之言。但到今天已有半年时间，效果却微乎其微，这完全是因为陛下左右前后的大臣们不能认真贯彻落实您的德政意图所致。而陛下您过于宽容，我担心朝廷的宽厚之德，将变成政治上的颓靡之风，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革除蔡京、童贯等奸人的所作所为，因此也就很难实现天下太平。”他又上疏历数蔡京的错误、罪恶，请求皇上把他流放海岛，并罢黜那些追随他的官员以警告其他朋党余孽。又建议削去王安石的王爵，褒奖和表彰江公望、张庭坚、任伯雨、龚夬等忠正大臣，废除青苗法，为元符时期因上书反对变法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官员平反昭雪。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他前后给宋钦宗上疏数十次。每次奏对，宋钦宗即使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也都让他把话说完才去吃饭。

其时，南侵金兵退回北国，朝中大臣们又麻痹起来，边防也一天天松弛。吕好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对宋钦宗说：“这次金人占了便宜，他们会更加轻视中国，秋冬季节必然会倾举国之力再来进犯。我们的边防应当赶快重视起来。现在边防之事已谋划了一个多月，但却未见一点实际行动，上呈的报告也不见批复，这是我为陛下所深深忧虑的事情。”不久，边境果然报警告急，大臣们不知所措，又派人向金人求和。金人假装议和，但攻势不减。边境守将们知道朝廷一心想与敌人议和，不愿抵抗，皆关闭堡垒不战。看到这种情况，吕好问心急如火，他又急忙给宋钦宗上疏说：“金人明着讲和，实际一天也没有停止进攻。现在朝廷不商议调兵遣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请求陛下尽快调集沧、滑邢、相诸州的驻军，以遏制敌人的进攻。另外，赶快把前来勤王的部队部署在京城的周边，以保卫京城。”但他的意见仍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不久，金人攻占了真定，接着又进攻中山。朝廷上下震骇，然仍狐疑不决，相互以和议说事。看到眼前情景，吕好问挺身而出率领所属官员，弹劾朝中惧敌误国大臣。吕好问的行动受到朝中大臣的忌恨，动议把他下放到江西袁州任知府。宋钦宗怜悯其对朝廷的忠诚，把他留下来，降职为礼部侍郎。1126年冬，金国军队逼近了京都汴京（今开封）。宋钦宗想起了不久前吕好问奏疏中的谏言，又提拔他担任了兵部尚书。没过多久，金军就攻陷了汴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宋钦宗召集吕好问等进入禁宫。这时，只有吕好问、孙傅、梅执礼侍奉在皇帝近前。卫士长蒋宣率领数百军士前来，想保护皇帝一同冲出重围，他大声喊道：“国是落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宰相信任奸臣，不用忠臣直言所致。”吕好问晓之以理说：“将军忘家为国，想冒敌军重围护卫皇上冲出去，忠义可嘉。然而皇上要冲出去，必须有充分的兵力准备和确实的把握方可行动，岂可轻举妄动呀？”听了吕好问的话，蒋宣觉得很有道理，便率部下退去。

1127年4月，金人将徽、钦两帝以及后宫嫔妃、在京诸大臣共一千余人掳去金国，后吕好问被放回。这时金人立了奸人张邦昌做了傀儡皇帝，并胁迫吕好问为事务官。伪帝张邦昌想入住都省。吕好问说：“先生您真想当皇帝吗？还是姑且搪塞金人，而后再慢慢想办法呢？”张邦昌不快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吕好问说：“先生您知道当今中国的人心所向吗？众人不过是畏惧女真人的淫威罢了！假如女真人一旦撤离，您能保住今天的局势吗？现在大元帅康王赵构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这都是天意。你不要这样，也许还可转祸为福。都省并不是臣子们所应该居住的地方，您最好住在直殿庐，也不要卫士们守卫在门口。金人送给您的蟒袍玉带，他们不在的时候，您不要穿戴。徽、钦两帝未还，所下文书，也不要以圣旨的名义。”张邦昌让吕好问摄事门下省。张邦昌虽然没有敢立号改元，但朝中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书，都去掉了宋钦宗的年号，唯独吕好问门下省下达的文书，仍然坚持使用“靖康二年”的年号。奸臣吴涾、莫俦想让张邦昌在紫宸殿、垂拱殿接见金国使臣，吕好问坚决反对，张邦昌终于没敢那么做。大奸臣王时雍建议张邦昌实行大赦。吕好问质问他说：“出了这间屋子，土地、人民都被敌人控制了，我们还能够赦免谁？”张邦昌只好下令只赦免城中的犯人。

开始，金人阴谋以五千骑兵偷袭康王赵构。吕好问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送信给康王，说：“大王您所率领的部队，考虑能抗击敌人则抗击之，如不能，则以远避为好。”又进言说：“大王您现在如果不进位为帝，恐怕有不该当皇帝的人当了皇帝。”之后，他又对张邦昌说：“现在天命人心都向着大元帅，先生您应该先派人去拥戴大元帅进皇帝位，光复之后功劳就没有比您大的；如果您现在不派人去拥戴康王，而被别人抢先拥戴，到那时后悔还能来得及吗？”于是，张邦昌便商量待金人走后，派谢克家前往大元帅处并奉送上传国玉玺。金兵将领将要离开汴京回金国去，商议留些部队保护张邦昌。吕好问机智地对他说：“南北水土不同，北方兵士不习惯汴京的风俗习惯，恐怕会有诸多不便。”金将说：“留下一位勃堇长官统领他们还是可以的。”吕好问又说：“勃堇长官是贵人，如因水土不服而生了病，那么，我们的罪过就更大了。”金将听了，便同意了吕好问的意见。金兵撤走后，吕好问赶紧催谢克家前往康王赵构驻地，拥戴康王进皇帝位，并请元祐皇太后垂帘听政。看到大局已定，张邦昌只好脱掉蟒袍玉带重新回到太宰的位子上。

康王赵构做了皇帝，即宋高宗。元祐皇太后委派吕好问拿着她的亲笔信到宋高宗的驻地。宋高宗勉慰他说：“大宋江山能够保住，全赖先生之力呀。”立即提拔他担任了尚书右丞。丞相李纲以群臣在京城陷落时未能守节，想全部逮捕治罪。吕好问劝阻说：“国事艰难，政策应当宽容一些，如果都严厉惩处，大家都会担惊受怕，那样会对政局不利。”侍御史王宾指责吕好问曾在张邦昌伪政权里担任伪职，不适合在宋高宗朝廷里再担任职务。宋高宗说：“张邦昌自立伪帝之初，好问就派人给我送信，向我报告京师内外的事情。金人刚撤退，他又派人来劝我登基。他对朝廷的忠心，是别人难以相比的。”面对王宾的指责，吕好问感到很惭愧，便主动请求宋高宗批准他辞去所任官职。他诚恳地对大家说：“张邦昌僭号之时，我若闭门不出，洁身自好，其实也不难，但那岂不辜负了几辈人承受的国恩。我之所以委曲求全，担任伪职，完全是想到了先辈的遗训和自身的责任，为宗庙社稷着想，我才派人冒着敌人的围困向陛下禀告消息。”宋高宗想到吕好问忠心可鉴，非但没处分他，反而提拔他担任了资政殿学士知宣州、提举洞霄宫，以恩封东莱郡侯。后卒于广西桂州。

吕好问有子五人，曰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后皆在朝中为官。吕本中为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宋史中有传。

少年丞相甘罗

甘罗者，甘茂之孙。甘茂死时，甘罗才十二岁。秦昭襄王爱其才智不凡，聪颖过人，更念其是功臣之后，遂列为上卿，享其祖父在秦的礼遇土地。甘罗三岁习文，五岁能师，七岁健谈，兼习兵法战阵和典章诸史，而且所习之处，过目不忘，谙通善渲，熟诵如流。八九岁时，就能高谈雄辩，经典法度无不精通，天资超凡，远非一般孩童能比。他虽出生于宦门却无半点浮华之笔，谦恭有礼，温文尔雅，待人淳厚，礼客如宾，文采礼仪，啧啧可敬。

甘罗幼承家教，从未忘却父亲早年夭亡，母亲早逝，祖父苦撑家境的艰难岁月。所以，他富不纨绔，贵而思奋，暗蕴“身为人子，誓为人杰”之志，从而博得宣太后的喜爱、昭襄王的赏识和诸王公大臣的欢心。甘茂在秦时，又常将甘罗带在身边，行走于士大夫之家和文臣武将之中。所以在甘罗幼小心灵中，早就烙上了人事、官场的印痕，敞开了广见世面、博览多智的心扉。

甘罗幼小时，有一天在渭水河边的柳荫下，正在兴致勃勃地用泥蛋玩着布阵攻守、操兵退进的游戏。围观者莫不拍手称奇，赞不绝口。恰逢右丞相樗里疾路过，出于好奇，他遂即移步至甘罗身后观看。只见甘罗捏着泥蛋稳重自如，操着泥蛋对阵自练时而紧围进逼，时而破围反攻，进退有序，攻守有则，十分吃惊就脱口赞道：“孺子奇才，神也！”于是问及姓名，方知是甘门之后。樗里疾喜而叹道：“天降大任，甘氏有望，国之福兮！”

当其祖父甘茂弃秦投齐后，秦昭襄王待甘家仍然如前，甘家地位未变，食俸未减，不仅没遭到身陷囵圄之苦，反而将甘茂的封地、食邑移于甘罗名下。秦、齐两国的争相笼络，让甘家恩宠不减，福泽满门。不足十二岁的甘罗就以祖荣孙贵列入参与军国事务的“大夫”之中。

向寿任秦丞相后，将甘罗带在身边，咸阳卫戍将军、入欀候魏冉也把甘罗视为“奇才”。可能因为三人都是楚国人之故，团结在一起，背靠宣太后，弄权于年轻势弱的昭襄王身边，统揽着秦国的军政大权。甘罗追随向寿，劝秦睦楚，促成秦、楚“黄棘之盟”，还上书于楚，建言攻魏伐韩，挫魏、韩、齐联合围楚之约；献联魏和韩之策，退还魏之蒲阪，让秦与魏、韩会于临晋；荐司马错出师蜀郡，平息蜀中之乱……甘罗施展才华，承其祖父所传文韬武略，深得满朝上下器重。

甘罗十二岁时，魏昭王遣使送来甘茂老逝的消息，甘罗悲痛异常。秦王怜其孝，允其举家奔丧，并在秦设灵堂祭奠。丧期过后，昭襄王即拜甘罗为上卿，随侍右丞相。于是，甘罗十二岁拜相，名扬秦川百里，传遍九州大地，楚国人为之喝彩。从此，甘罗辅佐秦昭襄王及孝文王、樗里疾（亦名赢疾）、楼缓、田文、范濉诸人攻韩掠魏、伐楚灭赵开创了基业，使秦克城略地，拥财帛数以万，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石，甘家也因其勤国功勋，世得荫袭。

公元前234年，秦国胁迫燕国把燕太子丹送到秦国做人质同时打算派张唐到燕国做相，策动燕国和秦国一起攻打赵国，以夺取赵国在河南的土地。谁知，张唐却不愿意去。于是丞相吕不韦亲自上门动员，但张唐还是执意不去，原来张唐率军攻打赵国并占领了大片土地，赵王对他恨之入骨，声称如果有人杀死张唐，就赏赐给他百里之地，这次出使燕国必须经过赵国，张唐害怕丢掉性命，所以坚辞不去。吕不韦听后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勉强，只好闷闷不乐地回了家。正在这时甘罗走进吕府。吕不韦见甘罗来访，遂问道：“来此何事？”甘罗回道：“闻相国有遣张唐使燕不从之忧，特来恳请往劝。”吕不韦听后不以为然，就挥手说：“回去吧！回去吧！我自己去劝说都不行，你有何能耐？”甘罗听了不服气地说：“何不让我去试试，如果不成的话，你再责备我也不迟。”吕不韦见其语气坚定，神气凛然，于是改变了态度，放缓口气说：“那你就去试试吧！”

于是甘罗去见张唐，一见面，甘罗便问张唐：“你和武安君相比，谁的功劳更大啊！”张唐连忙答道：“武安君英勇善战，南面攻打强大的楚国，北面扬威于燕赵，攻略的地方不计其数，功绩显赫。我怎么敢和他相比啊！”接着甘罗又问：“应候范雎和文信侯相比，谁更专权独断啊？”应侯是秦国以前的一位丞相，文信侯即吕不韦。张唐答道：“应侯当然不如文信侯专权独断啦！”紧接着甘罗追问道：“你真的知道不如文信侯专权吗？”张唐答道：“那是当然了。”甘罗听后道：“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何还推辞不去呢？我听说，应侯想攻打赵国的时候，武安君反对他，离开咸阳七里就被应侯派人赐死，像武安君这样的人尚且不能被应侯所容忍，你想文信侯会容忍你吗？”张唐听了这话，猛然醒悟，不由得直冒冷汗，甘罗见状又说：“如果你愿意去燕国的话，我愿意替你到赵国去一趟。”张唐连忙称谢答应领兵，请他回去禀报丞相。

甘罗回去把情况告诉吕不韦，并说：“张唐违亚父之命，心中有愧，愿翌日立赴燕。”把张唐悔悟，说成是仰吕不韦德威之功。吕不韦听后，自然十分高兴，从内心佩服甘罗。乘吕不韦喜形于色，甘罗又伺机借五辆马车以用。吕不韦问其何用，甘罗说：“张唐去燕，必经赵国，可能还会遇到麻烦。我想替他先到赵国疏通一下。”吕不韦向秦王汇报，秦王立即召见了甘罗，派甘罗出使赵国，赵王亲自到远郊迎接。甘罗问赵王：“大王听说过燕子丹入秦为质，说明燕国不能欺骗秦国；秦国派张唐入燕为相，说明秦国不能欺骗燕国；秦燕不相欺，赵国危矣！秦燕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河间的疆土。如果赵不当即息兵罢战，以诚求和于秦，秦燕之兵刻日伐赵也。”赵襄王听后信以为真，即讨问和解之策。甘罗告之说：“大王已知燕太子入秦为人质，秦又遣张唐入燕为相，独赵孤处一隅。于今之计，大王可借道容张唐去燕，得奉承其情，再将河间五城之地奉秦，请求秦送回燕太子，召回张唐，修秦晋之好，断秦燕之交，可保无虑。”赵王听后迟疑不语。甘罗接着又貌似诚恳地劝道：“如此等待挨打，不如献河间五城之地给秦，免得秦入燕攻赵。成之，则略燕之地，何值河间也。”赵王思之再三，为免招兵之灾，只好忍痛割爱，遂取出河间五城版图，交予甘罗。张唐借道过境更不在话下。甘罗功成名就回到咸阳，秦王大喜，声称：“助寡人一统天下者，有甘罗可矣！”秦国诸地有口皆碑；唯赵人嗟叹，举国痛惜。不久秦送回燕太子丹，发兵助赵攻燕，夺燕国上谷地区城邑三十座，秦从中得十一城，从而应了甘罗之言。

甘罗祖孙事秦为相，数朝伴君，位高名显，在飘浮弥漫的烽火硝烟中，有着他们祖孙的足迹。由于强秦的推崇，齐、楚的看重，韩、燕、魏、赵及诸多弱小懦国的仰慕，甘罗成为华夏的骄子下蔡之名门。

甘罗死后，英名未泯，下蔡城里留下不少碑刻和鲜为人知的传说。甘家也曾在下蔡城北建起祖孙祠，祠中供奉着甘茂、甘罗祖孙塑像，巨大的刻字石碑刻着他们风采的一生。1958年开挖城河时出土的甘氏祠碑文、圹石片就是很好的印证。

民国闻人岳相如

在千里长淮流经的州来之地，风云际会，人杰地灵，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诗人、学者等人才辈出，不胜枚举。在这些站立在历史云烟里的人群中，有一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追随孙中山先生，征战不息，随着百年时光的流逝，愈发引起人们的注目。他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淮上革命军团长、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第三师师长、二十四军军长的岳相如先生。侠胆义肝 天下为任

岳相如原名岳冠卿，因慕司马相如之才蔺相如之智勇，自改名为相如。安徽省凤台县岳张集人，生于1876年，病逝于1958年夏，享年83岁。逝世后葬于蚌埠南郊公墓。汉白玉墓碑上刻的“岳相如先生之墓”几个字，由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题写。

岳相如性格豪爽，喜打抱不平，机敏过人，兄弟六人，长兄名冠三、二哥名冠宣、三哥名冠品、五弟名冠奎、六弟名冠仁，岳相如行四。幼年的岳相如，因家庭贫寒，没钱读书，随其长兄岳冠三在岳张集街上开染坊，从而有机会与本家的岳灵先、岳维钟两位秀才学习文字，渐能写作。岳相如乐于交往，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为以后参加并领导革命奠定了身体素质基础。17岁那年，他目睹单门独户的姚姓的外乡人，经常受乡邻欺凌，就慨然解囊相助，帮助其打官司，结果胜诉，从而使其得以安生。光绪二十年，洪水泛滥，庄稼无收，当地百姓生活无着，乡亲们就找24岁的岳相如商量如何渡荒。他见义勇为，单身一人跑到新庄子巨富岳传悠家，硬是为乡亲们借粮两百多石，允为次年归还。谁知次年又连续灾荒，百姓生活更苦，告贷无路，如不积极想法帮助解决，就会有很多人被饿死。岳相如看着眼前之景，侠胆义生，号召数百名无饭可吃的灾民到地富老财家寻求生路。他公开对灾民说：“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地富老财见死不救，只有自己救自己啦！”于是，他就带领大家到岳塘沿的首富岳辑五家扒开粮仓，把千石粮食分发灾民。这下岳相如惹恼了秀才——岳辑五的孙子岳昆圃。岳昆圃到县衙指控岳相如私结逆党，聚众作乱，扰乱乡里，并送五百两银子贿赂当时的程知县。县衙派人到岳张集去缉拿岳相如，岂知衙役正好和岳相如相遇，问其岳相如在不在，岳相如见其情况不妙，随口答道：“在里边。”他却趁机跑了，抓人的衙役扑了个空。岳昆圃得知衙役扑空而回，就紧追不放，县衙再次派人缉拿，岳相如终于被抓进班房坐牢。事过三月，乡亲们于心不忍，相聚商议：岳相如为救我们而坐牢，我们不能不救，于是就以岳相如和岳昆圃是近房，堂兄堂弟分家不均为由，请地方绅士出保，岳相如才得以出狱。岳相如出狱后，对清廷的腐败、官吏贪赃枉法、串通地方豪绅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行为更为愤慨。在回家的途中他又亲眼看到捻军失败后，清兵大肆查抄残害百姓的情景，沿淮地区一时饿殍遍野，十宅九空。他怒火中烧，深深感到百姓的苦难皆源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为他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防再次受害，岳相如告别了亲人，决心到安庆投军，报考了武备学堂，为救民于天下而寻找出路。投身革命 著声江淮

岳相如告别父老，即到省城安庆投军，先在熊成基炮营当炮兵，后调借到范文甲部当班长。熊、范两人都是柏文蔚与陈独秀秘密建立的反清会党“岳王会”的成员。他们决心效仿民族英魂岳飞“精忠报国”。岳相如受到当时军中与社会上广为传播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嘉定屠城》等秘密革命宣传品的影响，也加入了“岳王会”。熊成基、岳相如等人领导的炮营起义失败，范文甲殉难，岳相如幸免，前往南京。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国内各省设同盟会支部。1905年冬，柏文蔚率领南京岳王分会全体成员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盟会安徽支部长是寿县人孙毓筠。岳相如加入同盟会，与革命党的一些志士过从甚密，从而增长了更多的新知识，明白了不革命无以救国的道理，接受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各种活动，投身革命事业，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安徽地下革命活动以寿、凤两县革命党人为主力，在孙毓筠的领导下开展地下活动。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同盟会江苏、安徽负责人赵声通知岳相如前往广州参加起义，在上海集中，分两班前往，岳相如被编入第二班。未及赶到，3月29日的广州起义已经失败。岳相如又奉命和张汇韬等回寿、凤待命。岳相如回到凤台后，立即和张汇韬、王龙亭、袁子金、唐雁宾、樊觉悟、王子元、毕少山、李之久、李允源等人在凤台城的火神楼开会商讨如何光复凤台、寿州两地，秘密开展活动，先后在顾桥乡下组织发动八十多人，后又在县城周围发展七十多人，为后来成立淮上军打下了基础。当武昌起义喜讯传来，寿、凤地区革命党人极为振奋，张汇韬、张纶、王庆云、袁家声、岳相如等连夜聚议，召集邻近各县的革命同志开会讨论，决定以实际行动响应武昌起义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凤台的廖海粟、廖梓英，寿州的张纶、王占一、权道涵，定远的方绍舟、张万候，凤阳的田亚豪、刘武安、刘敬亚，怀远的杨筱斋、杨耀南等。会上，袁家声首先发言，他说：“武昌首先起义了，我们淮上的同志应该马上响应，以壮大革命声势援援援”接着，张汇韬发言：“武昌居长江上游，寿州乃长淮重镇军事上必须彼此呼应，况武汉为京汉铁路终点，长淮为津浦铁路首冲，直捣北京，朝发夕至，我党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在此一举谚云‘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们应当马上行动起来。”岳相如立即举手赞成，接下来一致通过。经过到会同志反复讨论，定于员月缘日（农历九月十五）起义，城内城外同时发动，当时还作了九条具体部署：一、王庆云、王体乾率领团防局本部武装和一部分民兵队伍分别攻打守备力量较强的南门和东门；二、岳相如率领一部分民兵攻打力量相对较弱的北门，枪支不足辅以刀斧一类武器；三、袁家声、郑善先率领民兵300人，扮作小商贩暗携武器先期混进城内，在秘密处集合，攻打部兵署；四、萧良璞、李家锐率领民兵300人，暗携武器扮作农民，在农会集合，攻打州官衙署；五、郭行健、孙方轩率领一部分人组城预备队，先期入城，待各路义军兵临城下时，分别打开城门接应义军；六、程华亭率领一部分人混进城内，监视、破坏清兵炮兵行动，并看管清官吏的家属；七、张纶、李诱然等出入官府，观察情况，并为革命虚张声势；八、密发“围城”二字口令，每人臂缠白布，以资识别，避免发生误会；九、以上部署限于11月4日夜半完成。

11月4日，参加各路起义革命党人按照会议部署，携带武器，乔装打扮，纷纷进入城内，次日寿州光复。各路义军的领导人以为群龙不可无首，即刻集会讨论成立组织。会议决定成立淮上革命军总司令部，公推王庆云担任总司令，张汇韬、岳相如、张纶、袁家声任副总司令，张汇韬兼参谋长。在总司令部领导下，积极着手整编工作。投降的清兵一部分遣散，其余的均编入淮军，并张贴布告，招募义兵。经过挑选，把招收的新兵参加革命的义军和投降的清兵一起编为淮上军，然后将两万余人的队伍编成十八个营、骑兵一个营、炮兵两个营。装备有钢炮两尊、旧式铁炮十余尊、马梯尼枪七百余支、比轮枪两百余支、五响毛瑟枪两百余支、一响毛瑟两百余支、来复枪一千余支、马来复枪五百枪支、土枪一千余支、十三响子一百余箱、马梯尼枪子弹一百余箱、土枪子弹二十余箱、钢炮炮弹二十余箱、洋药一百余篓、土药五十余篓、丰备仓存粮两千余斛，各营分别归属岳相如、廖海粟、杨穗九、王体乾统领。军容整肃，声势逼人（张树侯《淮上军在寿州之部署》）。

淮上军经过扩充整编后，即分兵三路向沿淮各县进发，为推翻清朝政权的民主革命迈步前进。

淮上军从寿州出发由三位副司令带队分别向东、南、西三方推进。

王庆云驻守寿州，总司令部命令岳相如担任军统，率部一百余人从寿州发光复凤台。刚到凤台城边的淮河南岸，清知县郑守奕（又名郑守常）听到风声，就带着全部官兵出城投降，淮上军一枪未发光复了凤台。进城后，岳相如让人打开牢门放掉全部关押的犯人，并对他们说：“现在见天了，你们自由了，都可以回家团圆了，你们都走吧！”后来由凤台人徐思明担任相当于现今的县长。凤台光复后，岳相如率部又光复怀远、定远、蚌埠，军威大振，力量发展很快。接着西进的淮上军又光复了正阳、颍上、颍州；南进的淮上军光复了六安、无为、巢县、庐江、舒城、含山。到11月底，淮上军占领了涡阳、蒙城、亳州、太和，淮上军向各地推进的气势如风卷残云，一个多月时间就光复安徽省的23个州县在辛亥革命中创下了不到两天就占领一座城池的纪录。

1913年夏，柏烈武督皖，兼第一军军长，取消军统，正式建制。袁家声为第四师第七旅旅长，岳相如为第三团团长，驻军怀远、蚌埠一带。这时，驻守南京、浦口的清将张勋慑于淮上军的声威，恐怕津浦被革命军控制，断其退路，乃仓皇逃遁。余部与袁家声、岳相如指挥的淮上军发生激战，被歼甚众。张勋本人因坐火车先逃徐州得脱，他的家属由水路坐船北行，经蚌埠时被岳相如俘获，直到南北议和，张勋才派人将其接走。追随孙文兴兵讨袁

1913年初，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南下演讲，宣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遏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指示国务总理赵秉钧雇佣杀手将宋教仁在上海杀害。宋教仁的鲜血唤醒了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觉悟。孙中山提出立即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柏文蔚和安徽一批革命党人坚决支持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主张并积极准备，待机发动。不久，袁世凯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于1913年6月下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袁世凯的淫威并没有吓倒革命党人，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出任安徽讨袁军司令。这时，柏烈武委任岳相如为长淮水上警安厅厅长负责指挥淮上部队，驻守正阳，迎击王传鲁部。几经激战，终因众寡悬殊，岳相如部失利，伤亡惨重。由于岳相如初进正阳时，在电报局查获军阀倪嗣冲的妹婿李某为倪嗣冲暗送情报，就把他捕杀了。从此，倪嗣冲与岳相如结下深仇大恨。王传鲁为向其主子献功，疯狂地杀害革命党人，岳相如的大哥岳冠三、二哥岳冠宣、六弟岳冠仁均遭惨杀。倪嗣冲恨犹未解，又派其弟倪九带领反革命军队窜至岳张集报仇，对姓岳的人进行血腥镇压，逼得岳张集岳姓人家四散奔逃。岳相如正阳失利后，退往寿县，取道合肥，转入芜湖。正直龚镇洲在芜湖树起反袁大旗，岳相如毅然参加，图谋再起。倪九又率部追至芜湖，龚镇洲部也被打败，在芜湖难以支撑下去，岳相如辗转至上海。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岳相如和龚镇洲奉中山先生之命由上海到达东京，参与大会，岳相如于此时始得拜识孙中山先生。会上总结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部署下阶段革命任务，岳相如留在东京半年后返回上海，继续组织发展反袁力量。组淮上军 响应护法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段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议员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领导护法战争。柏烈武密令岳相如、余亚农等再次组织淮上武装，声讨皖系军阀。不数日，从者达三千余人，随即于1918年在寿州起义，与倪嗣冲大军大战，因为孤军无援，结果失败。失败后，岳相如走河南，经汉口，返回上海，多方联络，准备再举。1920年，岳相如前往福州策动李厚基部下臧志平旅起义，未得如愿，转往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留在总统府担任参事。1922年夏，陈炯明叛变后，岳相如又随孙中山先生返回上海。这时，同盟会安徽支部长张汇韬被倪道烺（倪嗣冲的侄儿）派遣的刺客击中，伤势严重，在上海广慈医院治疗，孙中山先生前去看望。他自感已无生望，就向孙中山先生推荐岳相如接替他的任务，从此岳相如就成为安徽党务负责人。

1923年，孙中山返回广州，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当时，革命形势严峻，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建议孙中山“容共联俄，整理党务，扩充军备，以达国民革命目的”。孙中山毅然决然采纳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并付诸施行，有不少追随孙中山的人对中山先生的这一重大决策不甚理解，都聚在中山先生周围，公推柏文尉向先生请教。孙中山回答说：“我的容共大计已定，绝非毫无主张毫无见地。本党日渐衰落，不可收拾，其故安在？大家不可不虚心在天之灵，固执己见以遏生机。”柏文蔚认为孙中山决策英明，起立说：“先生结论，吾人时时服膺，余个人已经明了，拥护到底，绝不口是心非。”岳相如紧随其后也表示：“拥护到底，绝不口是心非。”孙中山任命柏烈武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岳相如被任命为安徽讨曹自治军支队司令。

员怨圆源年，岳相如奉命由上海回到凤台，与怀远常东生等组建淮上自治军。不到一月，就组建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在袁家声领导下，声讨安徽军阀马联甲，失败后，撤离安徽，退驻河南永城，后来与胡景翼部合作，改编为第十五混成旅。袁家声为旅长岳相如为团长，与张宗昌部在山东多次交战。胡景翼死后，岳维俊继之，对十五旅不放心，将其调到北京外围昌平去打冯玉员怨圆远年，北伐军兴，柏文蔚在淮上军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第三十三军，并担任军长，岳相如升任第三师师长，奉命调离昌平集中汉口，经过冀、豫、鄂三省地区，接连不断遭到军阀部队的袭击，一路上边走边打，历尽艰险。这时，蒋介石到南昌，指定岳相如驻扎汉口附近，后又奉命转到安徽霍山、六安一带，与孙传芳部在蚌埠、宿县等地多次交战。不久，李宗仁到达徐州讨伐孙传芳，孙传芳部北撤到山东，岳相如部进驻蚌埠。随着形势的变化，1928年，岳相如率部抵达徐州，适逢蒋介石、李宗仁内讧。岳相如没有介入，蒋介石东渡日本后，岳相如便率部由徐州经蚌埠到合肥休整。反蒋独裁 未尝稍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无数共产党人，公开叛变革命，实施独裁统治。岳相如对此十分不满。在解散三十三军学生团时，岳相如让该团的共产党员到他的第三师隐蔽，结果引起蒋介石对三师的戒备。就在岳相如率部与孙传芳交战、追击孙部至徐州时，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也迁到了徐州。当时，陈调元军也在徐州。岳相如鉴于形势复杂，将部队带回安徽，驻防寿、凤、正阳地区。蒋介石随即撤销了三十三军番号，把岳相如师编入蒋鼎文的第九师，岳相如改任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并命令将部队调防汉口。岳相如已看清蒋介石的阴谋，怕到汉口遭其暗算，故而未赴任，他自任讨蒋第一纵队司令，许继慎同志任副职。不久，周恩来令许继慎到大别山建立红军第一军，岳相如随即回凤台，率领数千人树起反蒋旗帜。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威逼，岳相如率部往亳州与孙殿英合作。时逢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冯玉祥即委岳相如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冯玉祥、阎锡山在北京召开反蒋扩大会议，岳相如派代表马继才前往参加。后来蒋介石派十万大军围攻亳州，岳相如、孙殿英协力抗御。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失败，岳相如率部到山西阳城与阎锡山部宋哲元、孙殿英合作。北洋军阀刘镇华是晋、鲁、豫三省督办，以巨款收买岳相如部营长牛振廷，牛振廷叛变，将岳相如劫持到刘镇华军部新乡，经邵力子、柏烈武等人营救，得以脱险。其后，岳相如去天津。这时，胡汉民在香港指挥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西南政府。天津是华北反蒋重地，岳相如就与吉鸿昌等以天津国民饭店为指挥部策划响应，岳相如并把家眷迁到北京，往来奔走于津穗间，积极进行反蒋活动。

1933年，张家口抗日军兴，岳相如、孙殿英部奉命调往前线进行抗日，岳相如当时仍任二十四军军长。不久，蒋介石以二十万军费收买孙殿英，并以西北边防督办为诱饵，把孙殿英、岳相如部调往宁夏，结果被马鸿逵打败。岳相如就留在天津，继续扩大反蒋阵线，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派人往天津暗杀，所幸岳相如机警，未遭毒手。后来北伐军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等通电反蒋，岳相如也签了名，遭到蒋介石通缉，避隐香港。他虽处境艰危，可仍冒着危险，秘密往来于天津、广州之间，继续坚持反蒋斗争，从未气馁。戎马倥偬 心系桑梓

岳相如参加革命，辗转南北，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与乡邻。他自己识字不多，受尽苦难，而同盟会革命党人又多为知识分子，他想儿孙后代不能再受自己识字不多之苦，所以不置家产，在家乡无田地，无片瓦，而对青年一代却关心备至。凡是青年学生为求学之困向其求助者，无不设法帮助解决，受惠获益者数以百计。对家乡的教育他特别关心。1912年，他任淮上军七旅团长时，驻军怀远，就拿300银元交族人岳树白、岳璠若、岳又奕等负责建立前岗小学，不幸房屋只垒墙一半，岳相如兵败，建校随之中止。1929年，他回家为殉难烈士安茔后，将价值千余银元的灵棚竹木全部交由家乡建设岳张集小学。1937年春，岳又奕、岳抡才赴南京，与他商谈建中学之事，他极力赞许，并答应亲自任学校董事长，组建董事会，嘱其学校名为“精忠中学”，上报府备案，岳丹秋任校长，前期委托岳又奕，后期由岳抡才具体责，并筹捐巨款作建校费。学校仓促草创，正当岳又奕、岳抡才等人忙于建校时。“七·七事变”发生，1938年6月，日寇入侵凤台，岳张集遭敌机轰炸，岳璠若、岳又奕、岳效伯、岳化南等热心者只得宣告学校停办，停止招生，在小学借班上课的初一一班学生暂时停学。1940年春，岳抡才由四川大足中学归来，途径阜阳，晋谒董事长岳相如。岳相如立即随族孙岳抡才回乡，筹款建校，恢精忠中学。在他倡议下，立即在前岗小学召开董事会，接着又集地方人士开会，筹集捐款3万元。1942年春，在岳张集选择校址，兴建校舍三十余间，秋季即招三班新生上课。为了续建校舍，添置教具与图书仪器。1943年春，岳相如嘱其侄岳泽华（当时任河溜税务局长），为精忠中学在河溜向商家募捐10万元。194年，岳相如利用社会关系为精忠中学筹集经费近百万元。194年，岳相如在蚌埠又为精忠中学募捐300万元，兴建第三批舍，并扩充设备，为精忠中学1946年增办高中奠下了基础。在岳又奕、岳抡才的先后具体负责下，精忠中学得以发展，收到社的赞誉，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献。为了鼓励乡人造福桑梓，岳相如还嘱其族孙岳抡才将为建校捐资的族人和钱数一一刻石立碑，以示后人。岳相如不仅关心家乡的教育，1941年，他还曾捐资500元给凤台县少年儿童团制作服装，并为聘用教练两人，以抗日救国的道理训练少年儿童。岳相如为振兴家乡教育，为社会造就人才，时至今日当地父老还有口皆碑，怀念不已。不屈于蒋 遭遇幽禁“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全国掀起抗日热潮。被迫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纷纷返回祖国，投身到抗日救国洪流。岳相如此时虽已年过花甲，仍然满腔爱国热情，由香港返回南京，在会晤居正、于右任时，居正约他往见蒋介石，他说：“难道要我给蒋介石赔礼吗？”居正说：“你不要说话，由我们说。”岳相如坚持不肯，旋即回到安徽。1939年，在淮北组织抗日军，接受安徽省政府任命，充任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第四路指挥官，史蕴光任秘书。抗日大旗一举，长淮健儿纷纷响应，地方分散枪支被聚拢起来，很快就发展为三个纵队，形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此时，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他怎能容许在其卧榻之下放置一颗定时炸弹？他处心积虑要铲除这一心腹之患。一次，岳相如在寿县大寺内向2000名战士进行爱国抗日教育，广西部队在其讲话之机，趁其不备，用手榴弹掷向讲台，岳相如多处受伤，双方当即剑拔弩张，准备战斗，岳相如以团结抗日为重，随即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双方都为他的大义所感召，立即停止对峙。但李品仙并不为此羞惭，反而变本加厉。不久，他将全省抗日军先后解散，将第四路军编归凤台县长马馨亭指挥，马馨亭竟然将军队带到津浦路东去打新四军。岳相如到立煌去找李品仙交涉，李品仙将他困居立煌，给以“参军”名义，实际是软禁。岳相如看透李品仙的狼子野心，就暗地与淮上老人石寅生、常藩侯等人联系，反对李品仙。1942年，岳相如领衔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李品仙，矛盾尖锐化，汤恩伯出面调和缓冲，把岳相如接到阜阳，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几百元将其供养起来。汤恩伯定期到阜阳看望他，貌似尊敬，实则侦探。就这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岳相如才回到蚌埠。辛亥老人 风范长存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李济深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促进会，岳相如应李济深之约赴南京，接受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促进会安徽负责人的重任，李济深派曹菊生往来与他们之间。1947年秋，共产党人石元皋与岳相如之子岳丹秋联系，利用他的身份，在他家建立共产党人联络站，岳相如不但立即应允，还开设福星粮油行，以岳丹秋为经理做掩护，沟通苏北解放区物资的运入运出，接应地下工作者的往来，营救被捕的革命人士。一般事情都由岳丹秋出面，遇到难办之事岳相如则亲自出马，为新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1948年，他不幸中风，卧床不起，正在为医药费无力自给时，刚刚取得政权的皖北行署立即派人帮助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省委统战部每月赠送五十元作为医疗补助，相沿十年，从未间断。

岳相如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他虽是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武人，但平时接人待物却平易近人，跟乡亲们说话总是面带笑容，深受乡亲们敬仰。他一生从事革命，当时代的风云呼唤他挺身而出领导人们起来推翻满清王朝时，就毅然率众起义，南征北战，前期反清，后期反蒋，解放战争时期又为新政权的建立作出贡献，但他从不以个人名利为念，虽身为高级将领，洁身自好，未置分文家产，反而为乡邻做了很多力所能及之事。我们缅怀这位可亲可敬可仰的辛亥老人。

冶金专家周传典事略

国家冶金工业部原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周传典是安徽省凤台县人。他出生于1920年2月5日，先后在家乡马店小学、蚌埠私立江淮中学、安徽省第四临时中学读书，1947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初，成立不久的凤台县委派他接收县内三所中学，组建了凤台县联合中学（即今天的凤台一中）。他担任第一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年9月，经阜阳专区行署推荐，他离开凤台到了鞍钢，踏上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辉煌征程。破除迷信 勇于探索

1980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曾发表记者董克恭撰写的介绍周传典模范事迹的长篇通讯，标题就三个字：“探索者”。不错，凡了解周传典的人都认为，用“探索者”这三个字来称誉他是最合适不过的。

从投身鞍钢到十年动乱前，周传典一直工作在冶金生产第一线，从见习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从炉长到炼铁厂厂长，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国家的冶金事业付出自己的心血与汗水。他历任鞍钢、武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兼总工程师，攀钢总工程师兼冶金部西南钢铁研究院副院长，冶金部科技办公室副主任、冶金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部党组成员等职务。同时，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十二届执委，中国科协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四十多年来，他在祖国的冶金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业绩，也经历了不少坎坷曲折的探索之路。

鞍山解放后，由于多年战火，炼铁厂已是一片废墟。日本人逃离时就曾断言：“在这片废墟上只能种高粱！”特别是在这个厂的炼铁技术上，过去曾有两个老大难问题连日本、欧美等国都没有解决好。其中一个问题是鞍钢炼铁厂的高炉不能使用烧结矿炼铁；另一个问题是炼出的铁含硅量太高，不能直接炼钢。为了解决这两个技术难题，年轻的高炉技术员周传典被任命担任这项科研项目的专题组长。在资料缺乏又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他不迷信洋权威下的死结论，勇于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带领专题组全体人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圆满地解决了两大难题。鞍钢的高炉不仅使用了80%的烧结矿，而且第一次炼出了质量合格的低硅铁，使炼钢生产能力提高了50%。为此，他被授予特等功，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委任为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到1956年，鞍钢炼铁的经济技术指标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58年，受朝鲜政府的邀请，经国家委派，他率领专家组赴朝进行“高炉会诊”，帮助该国黄海炼铁厂及时排除了高炉故障，避免了一起重大高炉事故。为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颁发的援外工作特等功的奖励。

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加快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这个基地的唯一铁矿资源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钒、钛是国家建设中非常需要的稀有金属，过去一直是靠国外进口，但这些稀有金属元素与铁元素共生，冶炼起来难度极大。此前，国内外已有人做过多次试验，但从高炉里流出来的都是一滩“糨糊”，分离不出单体金属来。1965年春，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冶金部组织了全国炼铁方面的一百多位专家成立了攻关组，号称“一百单八将”，周传典被点将出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攻关组在周传典的带领下，不畏艰辛，转战南北，先承德后西昌，再到首钢，从小到大，从模拟到验证，攻关组大胆突破高炉“禁区”，毅然决然地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经过反复实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成功。1970年，攀钢一号高炉流出了合格的铁水。这一事件被当时国际科技界誉为20世纪世界冶金史上的一个创举，使我国上百亿吨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资源得以利用，谱写了中国炼铁史光辉的新篇章。当时这一消息经新华社宣布后，日本、欧美钢铁界一片哗然。他们有的感到震惊，有的表示怀疑，不相信科技一向落后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奇迹！1978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集体一等奖。

1980年，周传典走上冶金部领导岗位后，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好我国三大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三大技术难题的头一个，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也就是要把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1970年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推广，使之尽快转化为该矿的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市场效益。第二个是甘肃省的金川镍矿资源的冶炼分离问题。甘肃金川镍矿是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特大型多金属硫化镍矿床，伴生铜的储量仅次于江西省的德兴大铜矿，居全国第二位。在其伴生的钴、金、银等元素中，仅铂族金属的储量就占全国总储量的90%。第三个是内蒙古包头市境内富含稀土的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开发利用问题。稀土是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军工建设不可缺少的稀有金属。勘探资料显示，该矿稀土储量相当于世界各国已探明总储量的5倍。但由于“十年浩劫”以及科技水平落后等原因的耽搁，这些宝藏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利用。20世纪愿园年代初，国家把解决这三个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问题列入了冶金部的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又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刚刚担任副部长的周传典的肩上。在他的主持下，冶金部汇集了全国各方面的专家进行攻关，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到20世纪愿园年代后期，三大共生矿资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终于被一一攻破。长期亏损经营的三大钢铁企业，终于由“聚宝盆”变成了“摇钱树”。立党为公 敢于建言

周传典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专家型领导干部。他不仅在生产、技术事业上硕果累累，而且在冶金理论和经济政策上也有很高的建树。他对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务实进取精神。“文革”时期，作为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风华正茂的周传典曾被无端关进了“牛棚”，开除党籍，后又被遣送到云南草坝冶金部干校劳动改造。在那几年里，他种过菜，放过牛，打扫过厕所……但乐观豁达的周传典并没有被一时的政治雾霾所迷惑。他在以后和人们谈起那段经历时曾很幽默地说过：“我还真要感谢那个‘牛棚时期’，使我有了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安下心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理论。”正是由于这些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为他后来担负更加繁重的领导工作，正确看待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崛起与个人的进退荣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93年离休后，周传典却是离而不休。他那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依然紧系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离休后的十多年间他一直风尘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各大钢铁企业做调查研究，为基层献计献策，帮助企业解决一个个技术、管理等等方面的难题并且乐此不疲。

2001年，他在一些老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将过去半个世纪从事炼铁生产、科研、钢铁企业管理等累计发表过的几百篇有分量的文章编辑成一套四卷本近200万字的《周传典文集》出版。文集中的许多篇章，在当时的理论界、经济界都曾引起过很大的震动，甚至对党中央、国务院在指导国家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决策上都曾起到过一定的参考作用。

1980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的一些认识和建议》。这篇文章先是在中央内部刊物《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发表，一个月后，经当时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陈云批示后，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就是针对1978年掀起的全国性三年跃进，即大搞所谓十几个大庆、二十几个鞍钢的新浮夸风所写的相反的建议。文章在内部刊物上一发表，就遭到部分机关人员的非议甚至批判，说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后来，余秋里、姚依林、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看到了这篇文章，都对它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高度重视，研究落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1980年秋天，他在上海市委党校曾做了一次题为“关于基层工业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国现行的基层企业管理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一种分工负责制。专责制被取消了，代之以多头领导。”“一个厂有几位书记，还有几位厂长，大家说话都算数，又都不算数，每个人都要管事，又都不负责任，出了天大的事，也都以‘这是党委集体决定的’而不了了之。说是党委负责，实际是一句空话，是无人负责。”他还联系个人实际体会说：“拿我来说，党组织决定我担任厂长，我就不希望同时有几个人指挥我的工作。”这次报告的主旨，就是说如果这种管理体制不改革，势必会产生许多弊病，诸如官僚主义、办事拖拉、效率低下、贻误时机等等。因此，他提出应实行生产经济技术专责制，也就是以后普遍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报告在《内参》发表后，他被以“否认党的领导”的罪名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人甚至还向中央提出“这样的人不能担任副部长”的建议。到了第二年的2月8日，这个报告被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胡耀邦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做了批示，给予了充分肯定。批示说：“周是炼铁方面的专家，担任过基层企业的领导，他的意见值得重视。请各常委、书记及副总理一阅。”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为按语将这个报告印发下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相继全文予以发表。至此，他的所谓“罪名”也才得以解脱。事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袁宝华评价说，周传典“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实事求是，不顾个人安危，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真值得我们敬佩啊！”

2002年初，他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需要多少钢》一文，并于2003年和2004年又先后发表了《再论中国需要多少钢》和《三论中国需要多少钢》，指出当时全国钢铁工业发展势头过于猛烈，预测并提出了“不出三年要出问题”的论断。第一篇文章一发表，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非难，说他是悲观论的代表。但该文不久即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国务院办公厅还把该文全文转发全国。2004年上半年，国务院断然决定采取多种措施制止钢铁工业的盲目发展。这对以后冶金工业的结构调整、加快优质板管材生产、提高附加值高的品种的生产以及制止钢铁工业重复建设、抑制普钢上得过快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不计名利 乐于奉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传典在冶金战线上虽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可他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职位高低，处处表现出一位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高风亮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鞍钢炼铁厂当厂长时，当时的领导就曾想让他到公司担任更重要一点的职务，但他由于对炼铁技术工作的执着和热爱，却出人意料地要求继续留在炼铁厂以便自己能够更好地对炼铁生产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1965年，在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冶炼实验成功以后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点逐步从炼铁技术扩展到钢铁工业生产的其他领域。正是因为他把对本行业工作规律的研究与探索把知识、经验的积累与提高，看得远远高于个人的名利地位与毁誉得失，也才有了以后诸多具有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理论建树与改革创新，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与器重。邓小平同志在看了他写的那篇关于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文章后作出批示：“周传典这样的同志如何使用，应予考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干部工作时邓小平说：“国家建设关键在人才。都说人才难得，其实人才就在身边。有位周传典就是这样的人才。周是周总理的周，传是宣传的传，典是典型的典。”康世恩副总理为此专门嘱咐时任冶金部长的唐克：“遵小平同志批示办，并将你们的意见及周同志的工作如何发挥其作用告我们并报中央。”不久，他便由冶金部科技办副主任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后来有一次，兼任国务院国家利用外资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副总理曾亲笔写信给冶金部党组，商量调他到外资委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但他却因为不愿离开老本行而没有去。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各行各业，包括工业、交通、财贸部门和单位，都要有周传典同志那样的人参加领导”，并说应该把他提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之后，国家计委领导曾专门找他商谈过调计委工作的事，但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当面问他：“陈云同志亲自推荐你去，你为什么推辞？”他却很坦然地回答：“我在冶金这一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我应该把精力专心致志地用在对钢铁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上，这样对国家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些。”胡耀邦听了他的解释后，也很以为然，点头称许。

周传典一生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但对家乡却是一往情深，对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凤台淮河公路大桥的如期建成，县啤酒厂的改造扩建，县一中教学大楼的顺利竣工，淮南乃至皖省诸多企业技改项目方案的论证、实施等等，无不凝聚着他的一份心血与支持，至今还为家乡干部群众所铭记。十多年来，为了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还多方设法，为家乡的几所中小学校送去了多台电脑、电视机以及数千册图书，并拿出多年节衣缩食的积蓄，在家乡设立了一个奖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或资助每年考取国家重点大学的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2000年，原凤台县私立精忠中学复校，他又应聘愉快地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并在以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曾五次利用到南方开会或回乡探亲的机会，不顾年事已高，亲临该校视察指导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困难。所有这些不计名利、惠在百姓的高尚之举，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所称道。

力肩治水的水利专家余筱仙

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余筱仙，1938年在宿东县沱河参加革命，历任宿东抗日游击大队指导员、宿东县县长、涡豪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凤台县第一任县长、阜阳专区治淮指挥部指挥，甄别平反后任阜阳水利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后任行署顾问（副厅级）。他把自己大半生献给了阜阳水利事业，在淮河、颍河、淝河岸边留下了一串串闪亮的足迹……1949年3月，余筱仙由涡亳县县长调任凤台县县长。1950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的号召，他按照县里描绘的治淮蓝图，组织数十万民工，奋战在凤台县境内一百多公里的淮河大堤上。

禹山坝是凤台水灾泛滥要隘，要治理淮河须，先修禹山坝。他组织民工夜以继日攻坚打“歼灭战”。当政务院委托邵力子一行到凤台视察淮河治理时，他汇报了集中会战禹山坝、西淝河的情况。邵大加赞扬说：“凤台县治理淮河实行的‘人海’战术成绩辉煌，功不可没。”

时年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顶风冒雪，坐镇指挥，带领民工加高堤坝，疏通河道。为解决民工防寒和吃住问题，他提出庵棚连塔易于防寒，民工口粮由后方直接送到堤坝上，免得民工往返领粮耽误时间的想法，写信请县委书记郑淮舟酌定。经过一年治理，初步改观了昔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况，为今后淮河的治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我的家乡泥河岸边的农民，受益匪浅，基本上解除了水患之灾的担忧。

1954年4月，余筱仙调入阜阳地区治淮指挥部任指挥。担子更重了，任务更大了。时当汛期来临，防汛吃紧，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淮河水位猛涨，造成禹山坝破堤。顿时，凤台大地一片汪洋田间作物毁于一旦，农家粮食被水冲光，百万灾民颗粒无收。余筱仙迅即赶到凤台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号召干部群众“补种晚秋，抢种瓜菜，适合种啥就种啥”。要求党员干部在大灾之年立足抗灾，不占不贪，“防微杜渐”，特别在大灾之年不要被糖衣炮弹所打中。

余筱仙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谈吐诚恳，所以干部遇到工作中的问题，都乐意向他请示汇报。1950年大水后，他徒步百里淮岸察看灾情，深入泥集粮站了解灾民粮油供应情况。回到凤台仍不放心，又给站长杨传俊写信，提出具体要求和详细安排。有天下午约三点，他到焦岗区梁庵乡，见几个村干部正在悠闲调侃问救灾的事情却待理不理，他只好自报家门：“我是县长余筱仙。”几名村干部吓得两腿打战，肃然起敬。这件事在凤台传为佳话，都说余县长对干部要求严格，叫人怕又令人尊敬。余筱仙一生多坎坷，从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1959年反“左倾”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他都是被整对象，历经磨难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治淮指挥部养猪场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才得到平反。1989年，时年83岁的余筱仙因病去世，病卒于阜阳。

在革命的征途中，余筱仙历经风雨，几度沧桑，可他无怨无悔，为凤台的水利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行文至此，寄语感怀：良师益友余筱仙，命途多舛不平坦。一生治水为己任，足迹光耀颖淮间。八十三岁辞世去，清名不朽垂宇寰。

甘于奉献的企业家茅绍虞

茅绍虞同志，浙江省绍兴市上虞人。1928年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水利专业，分配到阜阳地区工作。同年自愿报名到凤台（原属阜阳地区）参加水泥厂建设。茅绍虞同志从厂技术员、副厂长到厂长，在水泥生产战线生活、战斗了三十八年，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特别自1983年担任县水泥厂厂长之后，无论是在深化企业改革上，还是在科学兴企上；无论是在改变经济体制中，还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茅绍虞同志都始终体现出企业家的良好素质：较高的科学管理水平、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凤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改革的实践者

茅绍虞同志1983年担任县水泥厂厂长，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改革开放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良好环境。他大胆改革、开拓前进，用足用活改革开放政策，组建得力的领导班子，整顿内部秩序，优化外部环境，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抓好水泥厂的改扩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水泥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生产能力由1983年前的7万吨提高为17援6万吨，1989年实现利润204.5万元，利税总额340.6万元，比1983年前增长了十倍以上。该厂两个产品325#、425#渣硅酸盐水泥均荣获省优产品。1988、1989两年参加全省行评，在本省地方小水泥企业中连续被评为第一名。由于产品质量好，因此长期畅销不衰，在用户中享有很高信誉。特别1989、1990两年在政治整顿和深化改革期间，面对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银根、建材市场出现普遍疲软的形势下，该厂产品仍能保持畅销势头，1990年的经济效益仍保持上升趋势，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县水泥厂的快速稳步发展为凤台县的财政增收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1983年至1995年十二年间，上缴利税近3000万元，净增固定资产2700万元，为凤台地方企业树立了一面标兵旗帜。科技兴企的带头人

茅绍虞同志，在主持县水泥厂工作期间，注重科技兴企、强化管理、推行技改。他首先对厂里的生产进行了科学管理。他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现代化科学管理理论，决策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方法，使企业管理水平有较快的进步。企业素质有明显的提高。1987，年他被省总工会授予“先进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同年，又获得淮南市科技进步四等奖；1988年获凤台县科技二等奖；1989年被《中国建材报》誉为“安徽小水泥的骄傲”；同年使企业成为省地方小水泥企业唯一获得质量管理奖的单位。1990年，他面对物价上涨、能源紧张、市场疲软等种种困难，积极组织广大职工搞技术改造，在节约降耗和挖潜上做文章。在他亲自主持下，该厂把原料库下配料、生产磨机负荷控制、机窑三次配煤及预加成球，均采用了微机控制，从而大大提高了设备的产能，同时进一步稳定提高了产品质量，使煤耗下降了3%，四个月节约煤422.5吨，节约资金3.95万元。1991年，他被省政府授予“安徽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92年获省科技成果奖；1993年凤台县政府授予“科技突出贡献奖”。由于科技兴企经济效益显著，1995年县水泥厂被评为“全省百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无私奉献的好厂长

茅绍虞同志，不仅是会经营、善管理的优秀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清正廉明、无私奉献的好厂长。他在主持县水泥厂工作期间，十分敬重老干部，注重培养年轻干部，秉公办事，不存私心不讲名利，不搞特殊，勤勤恳恳为群众谋利益，受到广大职工的爱戴。他为照顾本厂职工亲属就业，兴办和建立了构建厂、编织厂、水泥托运办公室、石灰窑、学校和残疾人福利公司等，安排了1000多人就业，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广大职工深受感动，爱厂如家，工作劲头更大了。

茅绍虞同志办厂期间，还十分注重社会效益。20世纪80年代凤台经济发展迟缓，财政年收入不到2000万元，仅一个水泥厂每年提供600万元。他领导的企业先后无偿地拿出了几万吨水泥支援凤台一中、县公安局、县人武部、实验小学、窑厂等多个单位的建设，凤台县残疾军人全部由水泥厂负担起来。当时，县里领导十分感谢水泥厂，常说水泥厂帮助县里解决了好多问题。

茅绍虞同志对待荣誉、地位从不讲究。国家规定：厂里每生产一个省部优秀产品，便奖励厂长一级工资。其中有三次奖励茅绍虞同志都拒绝了。快退休那年，市长宋长汉领导一再动员他到市水泥厂再干几年，他十分感谢市长关怀，没有再去上任。他把几十年的时间、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凤台水泥事业。【附记】茅绍虞同志在任凤台县水泥厂厂长期间，带领全厂职工，艰苦创业，改革创新，为凤台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一些老领导、老同志每每谈起“茅厂长”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2010年，我受部分老同志委托，特去淮南采访了茅绍虞同志，并结合他的有关事迹写了这篇材料。其用意，一是代表一些老领导、老同志表达对茅绍虞的敬意；二是想借此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那些曾经为凤台作过贡献的有功之臣。

诗书画大师张蒲舲

张蒲舲，笔名铁蒲，凤台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诗书画大师。八十六多岁的他耳聪目明，耄耋高龄还在勤奋笔耕。他身居陋巷，逆境苦学，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在年过花甲后，仍思慕奋进，壮心不已，数十载的矢志不移，终得大器晚成，在诗书画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造诣。美学家郭田赞誉他的作品说：“他的画构图不老套，线条很讲究。用墨，墨团中心内含焦墨；用色，奔放中易见淡雅。更难得的是，他的创作常常融诗、书、画为一体，构成了一种整体和谐美作品中的生活热浪、时代火焰，不变又多变的风格，看了让人兴奋不已。”他的书、画之作，数十次荣获国家级大奖，不少作品被海内外收藏家收藏。2010年，张蒲舲先生被中国书画院授予“中国诗书画大师”的荣誉称号，2011年又被评选为江淮地区十大名人之一，享誉海内外。少年之志 结缘书画

张蒲舲，1926年出生于凤台县城的一商业教育家庭。少年时逢国难家破，先丧父后失学，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因为他求学若渴，又就读于张筱斋先生的私塾。三年的私塾学习，为他以后的诗、书、画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1943年，他看到《大公报》上刊登的张大千在上海举办书画函授的消息，就报名参加函授学习。为了便于寻求辅导，他又师从淮上名画家武霞先生。从此，他便与学画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他一直都是忙里偷闲、争分夺秒、艰苦自学。他的诗、书、画取材于生活和自然，又融进个人情怀，塑造了“笔墨惊奇、清纯伟岸”的画风，获得“三铁”（即铁老、铁笔、铁骨）之誉。著名书画家赖少其称其为“映雪苦读，孙康有遗”；中央美院院长侯一民以“整翅试童飞”相激励；浙江美术学院卢坤峰教授以“记取寒窗功到处，喜看大器垂成时”，对他献身艺术的精神大加赞赏。逆境苦学 玉汝以成

张蒲舲结婚之后，生儿育女。他一边劳动工作，一边坚持习画。夏季多雨，经常是草屋外面不下屋里下，他便在床帐上放一脸盆接水，一手提笔，一手拿扇，扑蚊习画，如醉如痴。夜晚，他的小屋，一盏油灯，两屋通光。东屋他作画，西屋儿女做作业，直至深夜。每每如此。每当忆起这段生活，他总是风趣地笑笑说：“苦是苦点，但却成了一种动力。”有一年淮河发大水，单位派他去看守大坝，在紧张繁忙的空隙间，他仍不忘临摹张迁碑、石汀额，孜孜以求。生活上的艰辛，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都没有让他停止灯下苦学。“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下放到酱醋厂监督劳动。不管风吹浪打，他仍然逆水行舟，依然故我，白天劳动，夜晚习画，坚持自学。张蒲舲曾动情地说：“厂里烧大炉的锅台，就是我深夜练画的课桌，几块砖头就是板凳，那真是酸辣苦甜，油盐酱醋啥味道都有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风浩荡，政策落实，张蒲舲回原单位，他干劲倍增。单位画室的优良条件，促使他青春焕发，广汲百家之长。他外出游名山览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多次到合肥登门求教省内名家肖龙士、孔小瑜、徐子鹤、王石岑。有一次，他到合肥市博物馆观摩“苏皖黄山画展”为了借得他山之石，他竟到街上买来宣纸，向博物馆工作人员借来一个小板凳，早去晚归，坐下来临摹了几天。到南京参观石鲁画展，他思路大开，画风大变，潘天寿的“骨气、霸气”之谈，赖少奇“诗、书、画一脉承，博中求精”之教，使他明白了“万物皆画本触目有诗情”，要用书法之笔、诗的意境，塑造中国画的风格，就必须学诗，不能空谈理论。时间紧迫，六十二岁时，不幸骨折卧床，他不顾病痛，又报名函授于长白山诗社。病榻作业，充实诗学，以求诗、书、画共同提高。当时，他曾自撰两联，一联挂堂厅曰“三研诗书画，一堂勤正谦”，另一联挂画室，曰“痴胸鹰堂在苦志铁铸成”。

家运的不顺又接踵而至。在他七十六岁时，老伴又腰骨、腿骨、脑部三处开刀。儿女都在外地工作，无法照料双亲，孤独而凄凉的长期住院生活，也没有压倒他。患难中，他仍然刻苦钻研。在病榻之侧，一块木板，几支毛笔，一边注射吊水，一边手握画笔昼夜挥毫。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累累硕果。1988年10月，他一手拄拐支撑病腿，一手忍痛握笔挥毫创作。他与儿子张海的“父子画展”，展出的百余幅作品，一部分墨竹之作被德、法两国友人购藏，其余部分则陆续发表于全国各级报刊，有些还获了奖。1994年，他到深圳，在博物馆举办了“铁蒲书画展”。两次个展，都很成功。在合肥，他获得了“铁老、铁笔、铁骨”之赞（其笔名铁蒲，就是赖少奇据此命名），作品被誉有“骏马西风冀北”之美，会后被合肥工业大学请去讲学。深圳个展，使他名声大振，有“丹青宿将”之评，其作品十分畅销。全幅群鹰图成交价达四万港币，墨竹一万元，全部展品相继售出。由此，铁蒲书画誉满南国，深圳景区也留下了他的大批作品。张蒲舲原创作品

1995年8月，应邀赴秦皇岛参展，作品《梅花》获“华联杯”国际金奖；1996年5月，赴山东菏泽参加牡丹节书画展，作品《鹰》获特别金奖；1998年7月，作品由深圳海天出版社结集出版，集名“铁蒲书画集”；2000年12月，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世纪之光书画展，作品《青松》在历史博物馆展出，获“中华世纪之光”金奖；2001年，他应邀赴浙江金华市卢浮宫筹备处及浦江艺术节，留下大批书画并撰“浦江颂”长歌刊登于《金华日报》、《浦江报》；同年4月去北京参加中国书画家笔会，作品获特别金奖，并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2003年，拄杖负笈赴香港参加世界华人第七届艺术大会，作品在香港大会堂展出，墨竹获银奖；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书画展，其书法自撰诗入展，被授予“中国当代书画名人”称号，特邀赴京。安徽省美术家协会有关部门通知其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国画展”等。2011年10月，应毛泽东纪念馆邀请赴韶山作毛泽东诗意画《红军过雪山》、《鹰击长空》书法作品《沁园春》获毛泽东纪念馆收藏证书、毛主席铜像一尊同年应《中国民航》杂志之邀入编17件书画作品。博采众长 自铸画风

在学艺的过程中，张蒲舲深知光靠自学没有名师指点，要取得大的成功谈何容易！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去拜师求教。1964年他拜师孔小瑜。孔小瑜当时住在合肥市郊的艺校内，交通不便张蒲舲在公交车终点站下车，冒雨跑几里路找到孔家。孔先生得知他的来意后，立即找出干衣让他换上。叙谈后，孔先生就说“中国画讲的是意境和韵味，意境出自学养，韵味出自笔墨。”孔先生边说边画，就如何用墨、如何调色、如何求得韵味，一一指点。孔先生的悉心指导，令他忘记饥饿和寒意，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张蒲舲每当忆及当时的情景，就深情地说：“孔先生不仅是恩师，还像亲人。”晚年，他还专门画一幅《冒雨求师图》以纪念孔先生。

1963年夏，张蒲舲赴杭州拜见潘天寿先生。在院中树下，潘先生一边纳凉，一边和他谈艺。他说：“国画要从传统的路子进要从自己的路子出，要有自己的风格。我画画就追求构图险奇要敢造险又能破险，才能出奇制胜。比如画荷花叶的茎，一般是下粗上稍细，我作画时却是上粗下细，加上布局的别出心裁，就能给人以险、奇的视觉感。画花鸟也要懂得画山水，画山水对营造花鸟的意境和神韵都有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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