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龙高,周一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连云港传：结缘丝路两千年试读：
总序
刘传铭如果说丝绸之路研究让我们洞见了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定会有人表示惊讶与质疑；
如果说城市的创造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事情，则一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与认同。“丝路百城传”丛书的策划正是发轫于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文化叙述：
丝绸之路是一条无路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既古老又年轻，“不知其始为始，不知其终为终”的漫漫长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时空里时隐时现，变动不居，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的超级公路；
丝绸之路是点实线虚、点变线变、点之兴衰即线之存亡的交通形态，那些关山阻隔、望洋兴叹的城市，便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路；
丝绸之路是一个文化概念，叠加其上的影像曾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呼作：铜铁之路、纸张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铁蹄之路、黄金之路、朝贡之路、宗教之路；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与传播、邦国拓展、民族融合之路，也是西方探秘中国、解码东方之路，更是我们反躬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寻根之路、回家之路；
丝绸之路是今日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新思路，是“一带一路”中国倡议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路……
无可否认，一个世纪以来，丝路研究之话语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于格、橘瑞超、芮乐伟·韩森、彼得·弗兰科潘等东西方人所主导。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大国崛起，正在使“夫唯不争”之中国快速走向文化振兴。我们要将《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的传统正经补史、继绝往圣、启迪民智、传播正信，同时也将丝绸之路城市传文学以实为说、以城为据、芳菲想象、拒绝平庸的创作视为新使命、新挑战。让“城市传”这样一个文学体裁开出新时代的鲜花。
凭谁问：昆仑巍峨、河源滔滔、玉山储秀、戍堡寂寞；
凭谁问：旌节刻恨、驼铃悠远、琵琶起舞、古调胡旋；
凭谁问：秦汉何在、唐宋可甄、东西接引、前路正新；
凭谁问：八剌沙衮今何在？罗马的钟声谁敲响；
凭谁问：撒马尔罕的金桃今何在？帕米尔上的通天塔何时建成、何时倾倒？
凭谁问：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何时传到了巴黎和伦敦；
凭谁问：鉴真大师眼中奈良和京都的樱花几谢几开；
凭谁问：乌拉尔河上何时传来了伏尔加河的纤夫号子；
凭谁问：杭州湾的帆樯何时穿越马六甲风云……
诗人说：这条路是唐诗和宋词的吟唱，是太阳和月亮的战争；
军人说：这条路是旌旗卷翻的沙漠，是铁骑踏破的血原；
商人说：这条路是关涉洞开的集市，是金盏银樽的盛宴；
僧侣说：这条路是信仰鲜花盛开的祭坛，是生命涅槃的乡路……
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一个个城市的天际线风景，一个个城市的盛衰之变，一个个城市的躁动与激情，一个个城市的风物淳美与人文精彩，一个个城市的悲欢离合，一个个城市的内动力发掘与外开拓展望，一个个城市的往事与沉思，一个个城市的魅惑和绝世风华……
从长安到罗马和从杭州湾到地中海是卷帙浩繁的“丝路百城传”丛书的框架结构。也是所有参与写作的中外作家和编辑们共同绘制的新丝路蓝图。《尚书·舜典》有“浚咨文明”之句，孔疏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易经·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化乃“人文化成”而以文教化“圣人之教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丛书编纂与出版岂非正当其事，正当其时也！
读者朋友们，没有踏上丝路，你的家就是世界；踏上丝路，世界才是你的世界、你的家园……唯祈丛书阅读能助君踏上这样一个个奇妙无比的旅程。
丝绸之路从远古走向未来，我们的努力也将永无休止。戊戌谷雨前五日于松江放思楼序
一般而言，传记多是给人物写的，可能是给一个人写，也可能是给若干个人写，或者给一个群体写。给一个城市写传记，到目前还不多见。
但是，每一座城市都应当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传记，连云港市也是这样。一
写人的传记，应该触及人的灵魂。写城市的传记，应该体现城市的特有价值，体现城市吸引世人的独特文化。每座城市都有每座城市的特有价值和独特文化，每座城市凝固的历史都受孕于这座城市的价值取向。《连云港传》的任务应该是对连云港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有序梳理，在千头万绪中探寻一条贯穿城市发展始终的、能代表连云港城市特质的主线，能浓缩连云港发展历史的载体。
连云港的特有价值、特有文化是什么呢？一言以概之，这是一座与丝路结缘两千年的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交汇点，她赋予连云港开放性、国际性的特质，使这座城市具有厚重的历史责任感，这就是维系这座城市精神的灵魂。这个灵魂所依附的载体：海陆丝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赋予连云港双向开放、通向世界的区域特色，展现了连云港在中国开放布局中的特有价值。
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丝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如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洛阳，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比较偏远的城镇，在丝绸之路漫长历史的某个时段中，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天位于陕西最北端靖边县的统万城，能有多少人关注？但在439年北魏灭河西的北凉政权，打通了从河西经过薄骨律（灵州）、夏州（统万城），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之后，却是西方世界与平城交往线上的关节点。有些是历史上著名的古国，如古楼兰国，也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成为过眼云烟，留下诸多难解之谜。
但是，连云港不同，在海陆丝路发展史中，具有标志性、唯一性和延续性。
标志性。海上丝路发展史中，秦代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人于古朐港东渡日本，海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航线的起点，早于郑和下西洋1000多年，是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事件，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海外交往的成功实践。陆上丝路发展史中，秦始皇立秦东门阙，秦代的驰道——山川东海道联系朐县与咸阳，使海州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唯一性。在中国，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洛阳，丝绸之路文化的辉煌在敦煌，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在新疆；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在泉州。连云港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不如西安、敦煌，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不如泉州。但是，连云港是同时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有紧密联系的区域，是西向陆上丝绸之路、东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起点，又是丝绸之路东向、海上丝绸之路西向的枢纽，用周绍良先生28年前的话说“连云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连接点”，用现代的词汇讲，是“交汇点”，这个特殊的角色在国内是唯一的。
连续性。就如连云港是一个几千年历史连贯性的城市一样，连云港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也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连贯性。纵观连云港的历史，海陆丝路贯穿连云港历史发展的过去、当代乃至未来。可以说，连云港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一带一路”的发展史，“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建设史。隋唐以降，海州成为大唐帝国和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大量来往于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在宿城设立新罗所与新罗村，海州是海上对外运输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州的云台山作为江海关的所在地，与广州、漳州、宁波一起被指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在近代，孙中山先生关于连云港建设成为东方大港的构想和陇海兰新铁路的贯通，连云港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的桥头堡。在当代，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连云港成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和战略支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节点城市、上合组织出海基地、江苏“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和战略先导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四次共同出席该项目签订协议、建成运行仪式的“中哈物流基地”在连云港落地，更是凸显了连云港的特殊区位和时代责任。
回顾连云港历史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秦汉以来曲折多变，唐宋达到鼎盛，明清落入低谷。但连云港与之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新亚欧大陆桥从太平洋西岸的连云港穿越10870公里的欧亚大陆到达荷兰的鹿特丹，使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板块和最大的海洋有了交通的便利和联系的节点；“一带一路”倡议又赋予这条亚欧国际大通道更广阔、更厚重的责任与意义。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海陆丝路畅则连云港兴旺，海陆丝路断则连云港衰落。现代丝路的兴起，“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连云港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二
连云港是一个底蕴厚重、历史连贯的城市。我们说连云港与海陆丝路结缘两千年，只是以徐福东渡为时点。事实上，连云港厚重的历史文化中隐藏了许多与同时代相关的海陆丝路之谜，这些丝路之谜的年代远超两千年，如东夷文明蕴含着早期海、陆丝绸之路的密码，冰川时代连云港与日本九州、秘鲁的联系，将军崖岩画中的文化内涵对日本岛乃至美洲大陆的影响等。这些内容本书已经有了初步涉足，更多的内容有待于我们今后更深入地研究。
连云港还是一个碎片化严重的城市。
首先是迁徙性导致碎片化。自然地理环境的沧海桑田，海陆沉浮，在连云港市境，特别是在古代、近代的海陆互换过程中尤为活跃。孔望山是4000多年来黄河改道多次夺淮入海始终没有被吞没的古文化堡垒，但仍有许多文化遗产遗物失传、消失，至今留下的一些造像、石刻等遗迹，仍有许多难以破解的谜让人追思。云台山原是“海上仙山”，就如苏轼在《次韵孙职方苍梧山》诗中称赞的那样：“远托鳌头转沧海，来依鹏背负青天。”自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海涨沙淤，人们可以“策马上云台”。
地理环境演变拉动城市变迁，牵动港口变迁。从公元前221年秦代首设朐县到今天，2000多年的建置史，名称虽未改，治所却几易其地，城址屡有迁徙。从秦汉之际朐山岗嘴秦代方士徐福扬帆东渡蓬莱，到元明时期移址于新坝，代之而起青口港、大浦港再到老窑建东方大港。
其次是战争导致碎片化。连云港这块古老的土地，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从上古东西轴线上的夷夏之战到商、周伐夷；从吴越北上到楚国问鼎中原；从秦始皇立石东门到南北朝时期的烽火鸣镝；从隋、唐一统到金人南侵；从宋金交战到大元帝国的统一；从元末群雄割据，到朱洪武一统天下；从民国军阀混战到日寇海上登陆。4000多年战争的硝烟此散彼起，金戈铁马之声中，城市随之或崛起或衰败，文化也随之或绚丽多彩或蒙难暗淡。刀光剑影中典籍文献流失，难以还原历史的硝烟与壮烈，只能从有限的史籍记载中、沉淀的历史文物中，去寻找逝去海州的史影。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文化形态赋予连云港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载体与碎片化共一体，使《连云港传》的撰写异常艰难。
在《连云港传》的撰写中，我们要像一只编织丝网的蜘蛛，在散乱而繁杂的史料中有条不紊地转动织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史料，化无序为有机，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连云港“一带一路”发展的整体脉络。用“一带一路”这条“项链”，串起连云港历史和当下的粒粒“珍珠”，让连云港在“一带一路”的运行轨迹中熠熠生辉！《连云港传》的撰写，是以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干，对连云港历史的一次重新回顾，重新探索和解读。但碎片化使连云港的发展痕迹、文献资料受到严重破坏，出现史书失记的不足，典籍文献的缺失。重要的历史，或人或事或遗迹，被碎片的尘埃深深掩埋，成为“失落的文明”。我们要对现有碎片化的历史文献进行重新梳理，更要对考古发现、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石刻等进行再研究、再整理，从中挖掘与我们研究主题相呼应的内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20世纪在连云港考古发掘过一定数量的作为唐宋时代外销瓷的各类瓷器，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瓷片弥补了史书失记的不足，还原了古海州地区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外销陶瓷的重要口岸和航路的历史本来面目。
连云港海陆丝路的发展轨迹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具有文化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沟通行为与连续活动。这是一条千古不废的发展之路。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历史深处走来，其生命力之顽强，犹如旷野里见证丝路繁荣的胡杨，生千年，[1]长千年，立千年，不死不倒又千年。”这是一项新的、有意义的挑战性研究，我们为之奉献。连云港文化的特殊性也使我们交出的作品会有与常规作品不一样的特色，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包容。[1]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第一章 由海而生的州城
连云港古称海州。据统计，现在全国带州字的城市有93个，但以“海”字命名的州，只有“海州”。这是一个由海而生、濒海而建的城市，“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的大海赋予这块土地博大的胸怀，海中大岛添加这块土地的灵秀，海陆沉浮、沧海桑田的变化成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城市、港口、环境变化变迁的独特状态。海退城进、港进，海进城退、港退，海岸线的蚀退与推进引起的不仅是沧海桑田、自然地理面貌的变化，城市、港口也随之变迁，彰显了与众不同的独特城市个性。
海岸变迁
地质的运动带来海岸的变迁，使连云港地区成为研究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典型区域。悠久的历史中蕴含的“特例”而非“通识”已经超越了那些王朝更迭的遗迹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成为研究中国沿海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依据，从而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岸线变迁锦屏山的前世来生
海州的锦屏山隐藏了众多可供研究者挖掘的关于海陆丝路的历史，而沧海桑田在连云港市最典型的变化也莫过于此山。
以海州锦屏磷矿为例。锦屏磷矿位于锦屏山，始建于1919年，1956年重建，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磷矿，对其地质研究发现，这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磷矿床，这种磷矿具有上下两个含磷层位，所含的磷是10多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形成于10多亿年前元古代浅海环境。若时光退回十几亿年前，我们看到的锦屏山地区是沧海浩淼，鱼、虾等富含磷物质的生物躯体在广阔的浅海处沉积，这些海底沉积物经过前震旦纪变质岩过程，形成了丰富的磷灰石矿。
连云港市是一座与锦屏山沧海桑田变化紧密联系的历史悠久的城市，最早的先民来自泰沂山系独立发展和孕育的“山东大岛”上的“沂源人”。“沂源人”是东夷也是连云港地区最早的人类始祖，是“沂源”诞育了最早的东夷族团。而锦屏山浅海环境经过多次海陆变迁，距今16000—15000年前的维尔姆冰期极盛期，由于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成为一片广袤的“黄海盆地”，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海平面最低的时期。到了旧石器时代，锦屏山周围已形成优良的海滨环境，依山面海，气候适宜人类在此渔猎繁衍。“沂源人”从沂蒙山麓的洞穴中走出来，沿着沂、沭河来到今日的郯城马陵山、东海县大贤庄、海州区锦屏山的桃花涧等地，打制石器、狩猎采集，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再到后来有了社祭、岩画和太阳刻石，由原始的太阳与星座、白天和夜间的对比观察而形成的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为中国考古界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春秋时代沿海示意图
维尔姆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冰川融化，海平面迅速上升，海侵开始。苏北平原与长江三角洲也同遭海侵，其时由北向南的海岸线，约在今燕尾港、陈家港、建湖、海安、如皋和南通一线。连云港地区的古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需要，在近海山麓台地从事原始的狩猎经济。发达的细石器小石叶工业、氏族集体洞穴聚居生活、人类“群”的社会组织出现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天人互动，产生了天体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海州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中“基岩凹穴”凿刻，被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微腐蚀法测定为距今11000年左右，是细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意识在岩画上的反映。将军崖岩画是从凿刻最原始的“基岩凹穴”符号开始的，作为细石器时代的文化形态作品，带有原始的巫术性质，并且与狩猎经济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是古人类没有发明文字符号之前最早的文化创造之一。“基岩凹穴”符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不仅出现在将军崖岩画，在新疆、内蒙古、宁夏、河南等地也都有发现，如河南具茨山中发现有远古奇异的岩画、壮观的城堡、神秘的石棺墓葬。在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和南美地区也有类似发现。
全新世从11700年前开始，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也是人类进化的野蛮时期。此时的连云港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海平面较高，海水到达海州湾两侧前缘马陵山前。“沂源人”的活动以及细石器的遗存，在连云港马陵山、锦屏一带有所发现，向东目前还是一片空白。海侵、海退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初期，连云港地区有几次海侵和海退。
第一次海退，发生在距今6800—5900年时期，是一个低海平面，锦屏山周围短暂成为陆地，海岸线维持在郑园东—南云台东—大伊山东，锦屏山和南云台山之间的黑风口古海峡曾短暂成陆。徐军等专家研究认为，这一次海退是在北辛文化时期，连云港地区的土著郁夷，由山麓台地向海岸移动，更贴近海滨。可以证明的是考古发现有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村、陶湾、二涧、将军崖、朝阳、灌云大伊山、东海荥湖和赣榆苏青墩，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5—10米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阶地和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
第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5600年前，海岸线在郑园—洪门—锦屏山东—大伊山西线，岸线以东的广大地区为滨海浅海环境。这一时期的海侵与连云港大汶口文化遗址数量突然减少、古遗址退缩到山麓洪积阶地（二涧）和西北部的丘陵岗地（荥湖）相吻合，只发现东海县荥湖和连云港锦屏山二涧村二处大汶口时期文化遗址，出现较大面积的空白区，文化层多有缺失现象。
第二次海退，发生在距今4500—4000年前，属龙山文化时期，海岸线由洪门退至现在的临洪闸附近，约北起赣榆青口东—临洪河闸东—中云台东—伊芦山东。根据赣榆青口附近的后大塘和中云台山的藤花落遗址的位置以及临洪河口柱状样等地层分析，这次海退比青莲岗文化期海退要更远。在云台山地区岸线退至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发现有1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位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上的藤花落古城遗址，这是一个连云港市史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夷少昊古国的中心城市。在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的冲积平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龙山时期文化古城，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连云港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曾一度为陆。二涧遗址出土文物
第二次海侵，发生在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岳石文化时期。新石器遗址又急剧减少，很多遗址被淹没。
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情况与这几次海侵和海退有着密切联系。
当处于低海平面时期时，锦屏山周围是陆地，是连云港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北辛文化的遗址有二涧村遗址、大村遗址、大伊山遗址、赣榆后大堂遗址等典型遗址，龙山文化的遗址有藤花落古城遗址。这些人类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增长和逐渐集中，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大伊山石棺葬和藤花落古城是上述时期繁荣的标志。虽然将军崖岩画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岩画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这个时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而精神文化不能脱离物质层孤立存在，物质文化是形成精神文化的条件。人类只有在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有条件去开发精神世界。因此，刻凿岩画的时期一定是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时期，将军崖岩画的刻凿年代同样也不会例外，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决定的。
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墓葬的分布情形来看，墓葬及早期聚落的分布，明显地反映着它受着海岸进退的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海水东移，海面下降，海岸稳定，如大村遗址、二涧遗址、大伊山遗址等。在距今5600—5500年前发生了特大海侵，最高海平面比今天的海平面高出5米，海岸再次向西迁徙，人类活动总的趋势是又由海滨向山麓台地转移。而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却向海滨移动或者更贴近海岸，如朝阳遗址、藤花落遗址，赣榆龙山文化遗址等。大伊山石棺葬遗址是号称“华夏之最、域外无双”的研究古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证，它证实了连云港地区有着悠久的居住史。
龙山文化晚期，连云港沿海地区的古环境再次发生波动，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遗址又一次急剧减少，连云港地区可能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海侵，很多遗址被淹，首当其冲的是藤花落古城，由于其濒临海岸首先遭到海侵时期的潮水袭击，因此藤花落遗址成了中国的“庞贝城”。由于气候及古环境的变化，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表明古环境变化和海岸线变迁对连云港地区的史前文化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汉以来的变迁。
秦汉间的海面又有所增高，东海、赣榆所遗留下来的四道海岸沙堤反映了这个阶段逆变的历史进程。最老的第四道沙堤以东目前还未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或遗物存在，而在三、四两道沙堤之间有西周末至西汉文化的遗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曾经记载的汉代盐仓旧城就埋没在这里，据《元和郡县图志》“赣榆故城，名盐仓城，在县东北30里，汉旧县也，属琅琊郡。”它的南端距海岸6公里，北端仅距海岸3公里。
自唐代起海面又有增高，海岸线西进。专家对近代海岸的钻孔取样分析，发现沿岸分布有3—4层的全新世海相淤泥层，顶部一层海淤之下有陆相沙层，在这个沙层中就伴出过唐初铜币和晚唐玉器等物。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转引《唐书》中的有关806—820年“大潮没岸”“毁坏田舍”的景况，就是这个时期海侵有关历史的侧证。冰后期海侵高潮时海岸线
从南宋到元代（1127—1368年），海州湾地区由海侵转为海退。自17世纪起，再度海进。明顾乾所著的《云台山志》记述了两件相关史实，一是距海三、四里的朱紫山被潮浸入海中，二是1368年设立的徐渎浦盐场因海潮浸灌而移址于大村。明末，地处海州湾北端的古纪彰城被海水淹没。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纪彰古城在怀仁县东北75里，现赣榆区柘汪镇东近海。纪彰为西周纪子帛之国，为莒国都城之一，春秋时为齐国所灭。城周一里余，东、南两面靠海。自朱蓬口以北海面为“侵滩”，海水逐年西浸，加之多次经历大地震，岚山头与兴庄河之间的海岸陆沉明显。据专家考证，宋、金时，纪彰古城在一次地震中被海水淹没，多种原因叠加，纪彰古城最终完全沉没海中，成为“海淹城”。
唐宋至元时期，海平面虽有震荡，但岸线基本稳定。这时苏北的海岸由泰兴周家桥经盐城大纵湖入淮阴古淮口及板浦镇至临洪、高桥。其中板浦至临洪一线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直至明代中叶，黄河夺淮入海，海岸仍在今涟水县石湖集东北的云梯关。
明清时期的海岸巨迁。
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跋道南徙夺淮入海，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由渤海湾从山东利津入海为止，在长达700余年的时间里，黄河改道从云梯关入海。这段时间连云港的海岸变迁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自建炎二年到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为缓慢的淤积时期。据张传藻《连云港基础资料汇编》记载，在这期间，河口向海伸展缓慢，从云梯关到四套附近只15公里，平均每年向东延伸33米；板浦一带向东推进5公里到东辛一带；中部杨集向东推进约10公里到三舍（图河）附近，平均每年向前推进10—20米。此阶段的海岸线在获水口、赣榆东、临洪口、海州东、板浦东、东辛、西陬山西、三舍、田楼、四套一线，与宋代岸线相比几乎没有重大变化。
从明代万历六年到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于黄河全部从苏北入海，泥沙骤增，是苏北海岸巨变时期。1591年，黄河口已伸至十套附近，13年间推进20公里，平均每年淤长1540米。1700年，河口扩展至八滩以东，109年又推进13公里，平均每年淤长119米。1776年，河口移至大淤尖，76年推进20.5公里，平均每年淤长270米。到1855年，黄河入海口已延伸到河口，76年时间仍淤进20.5公里。云台诸峰由海中岛屿，变成陆地高山。
明代中期以来近500年间，海州湾岸线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北流河道彻底阻断，河水全部由徐州经淮河入海，黄河带来的巨量泥沙造成了海州湾的迅速淤积和海岸线的东移。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六年（1661—1677年）强制实行的“裁海”，在沿海各港口“严钉桩木”，造成“沙壅积滞，海口垫淤，内洼外高，淮黄无归，时为漫决”。康熙七年（1668年）发生的郯城大地震，引起了包括今连云港市在内的周围地区地壳的明显抬升，对海州湾岸线的东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因为日渐淤塞变窄，当地居民称这一海峡为“小海”，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连云港海岸线演变图
自明代中期至今海州湾岸线向东推进了25~30公里。清康熙以前，连云港市的海岸线还在柘汪、九里、罗阳、洪门、锦屏山至板浦一线。今日下口、大浦、太平庄、新浦、范庄及灌云县东南大部分地区都为近海海域，锦屏山前惊涛裂岸，云台山孤悬海外。直至清初新浦以东南到南城仍然是一片海域。目前，数百年来由海岸东移形成的淤积平原大部分已经成为沃野良田。沧海桑田
海侵、海退带来了海州湾境内沧海桑田般地理环境的变化。黑风口
秦代首设朐县，秦汉时期的朐县位于朐山西，因州治紧临朐山，民谚“浪打朐山头，船拢黑风口”是秦汉时代州城的写照。这里的“黑风口”是现在的海州锦屏镇的范庄村，过去与云台山南城之间隔20里海峡相望，为当时海州与云台山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渡口名曰“恬风渡”。由于风高浪急，清康熙年间还曾在渡口立一石碑，上书“舟中人众休争渡，海上风高且暂停”，警示来往船只与行人。孔望山
孔望山，离海州城五里，东部临海，孔子曾登临此山观海，秦始皇在此“立石东门”，事在《史记》。唐代刘长卿笔下的朐山（今称孔望山）仍是“朐山压海口，永望开禅宫。”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两来海州，登孔望山，隔着茫茫大海，遥望云台山，喟然长叹：“我昔登朐山，出日观苍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直至明代，海州知州王同的六言诗中，孔望山以东，仍是“潺潺朐海东流。”明监察御史李鉴《登海州孔望山》诗：“孔望山边是海州，登山闲看海波流。”今天登山所见，眼前早已是绿野一片，新城巍峨。云台山
云台山又称郁洲，原在海中，称为“海上仙山”，云台山分为前云台、中云台、后云台三部分。孔望山与后云台之间古为第一道鹰游门海峡，后云台与中云台之间是第二道鹰游门海峡，前云台与连岛之间是第三道鹰游门海峡。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东西连岛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的分水岭，连岛向西北有陆地与云台山相连。桑田变沧海，而今东西连岛（鹰游山）成为江苏第一大岛，吞吐于波浪之中。
同样，云台山在北宋苏轼诗中是“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清康熙年间进士孙在丰的笔下仍是“苍梧飞落碧云流，天畔神山古郁洲。花竹千家双去棹，烟波万里一浮鸥。”在沧海桑田变化中，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海涨沙淤，南云台山与海州城间忽成陆地，直抵山下，第一道海峡成陆，就如梁章钜在《次韵陶云汀登东海云台山》中描述的那样：“剑履平跻鸟道开，真看策马上云台。”乾隆年间，南云台山南北两侧的海岸线分别向东淤进了5—10公里，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载海州疆境图，南、中云台山已经相连成陆，今日新浦地区与此时脱离海境，由滩涂而成陆地。1812年兵部尚书、漕运总督阮元看到的是“田已为桑原是海，营惟种柳半成村。”南云台与中云台之间的“五羊湖”，原来“湖内烟波浩荡，山水、海水汇于其间”，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半边河”运盐，湖水由大板艞入海，湖水尽泄。至1860年前后，原来需要“南城到北城，全靠水上行”的海路，已然成为一片平陆。孔望山顶孔子望海雕塑（张晓晖 摄）东海旧县
东海旧县指东海县最早的治所所在，东海旧县作为特指的名词最早出现在《江南通志》上：“相传云台有东海旧县、东海新县。旧县相传已沉入海中，新县即新县村也。”《云台山志》中有东海旧县方位的具体表述：“搭山，在孝妇祠西北二里……东海县治昔立于此。”在清道光年间的《云台新志》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东海旧县、东海新县作为县治所的具体时间：“郁洲南北朝时为郁县、都昌、安流、广饶县治……《通志》所载，新县、旧县当为郁县、都昌治所耳。”《云台补遗》为这一“沉入海中”的东海旧县的存在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光绪八年，里人张克敏在虎山前凿海塘，至五尺深，见街道，宽丈宰，皆条石所铺。虎山在搭山东，其为旧县沉没无疑。”新县治位于新县村地，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年时间，这里同样面临海侵危险，不得不抛下土城，另觅新县址。于是，在距新县南约20公里的凤凰城（南城）另建新城。元徽年间（473—476年），东海县治正式迁至凤凰城。直到清咸丰年间，这一带还是连云港海峡五羊湖西岸，就如清人张百川《五羊湖归帆》描述的那样：“茫茫烟水泊芦滩，红蓼花疏两岸残。蓬矮打头脱帽入，舱微促膝解衣宽。浪催船动山疑走，风起帆遮树影阑。可似浮家怜泛宅，鱼虾早饭作盘餐。”民国年间，当地人曾在这里挖出石碑、船用锚链、旗杆斗等物。1976年，南京博物院曾专程在该镇打沟观察，挖出1000多片陶片，进一步证实了这里曾有过海侵史实。古新县图（连云港市图书馆提供）
城市临海而建
连云港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海岸线的变迁息息相关。苏州建城2530年，城址基本未动。连云港从公元前221年秦代首设朐县到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建置海州，再到2019年的连云港市，已经有2240年的建置史，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址，屡有迁徙，凸现了一个迁徙性很强的海滨城市的特点。州县治迁徙
州县治的迁徙，是一个地区城市核心区迁徙的缩影。州治、县治随城市核心区而定，从古到今，莫不如此。朐县、朐山郡治所的迁徙
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朐县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初设之县，是古海州地区首设的三个县——朐县、赣榆县和祝其县之一。初设之朐县，治朐山（孔望山），在《水经注》中有明确的记载：“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即朐县初设县治在朐山。
秦汉时期的朐县位于朐山西，先属薛郡，后隶东海郡，具体区划为：北以云台山北麓为界，2006年在苏马湾发现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的东海郡与琅琊郡的界域刻石，其中有“朐与柜（县）分高顶为界。”连岛为柜界属地，云台山属朐。南以灌云县的伊芦山为界，“朐县有伊芦乡。”东至海，西隔游水与利城、祝其为界。郡治在郯。
三国至两晋仍设朐县，魏属东海国，国治郯。晋朐县属东海郡。南朝刘宋时期，设南东海郡，有朐县，并非实土，此时朐县侨置丹徒。《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高齐文宣帝移海州理琅琊郡，以琅琊郡为朐山郡。”州治所在地原为琅琊郡属，改为朐山郡，海州徙置朐山郡。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记载：“琅琊山在朐山东北”，朐山郡治即今天海州鼓楼以东、小礁山西的山麓台地上，其时州领五郡，但县的建置已大大缩减。
公元557年，宇文觉篡西魏自立，史称北周。同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北周元年，海州改为“朐山郡”，朐县改为朐山县为其直属县，州治驻朐山县，其治所在今孔望山。朐县延续的历史比较长，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至北周，历时778年。《隋书·地理志》载：“海州朐山县，旧曰朐。后周改曰朐山，郡曰朐山。”海州州治的迁徙
龙苴、海州、南城、朐山都曾作为海州治所的所往，在连云港的发展史上有“四个海州城”的说法。
龙苴治所。
连云港市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州级海州建置的时间是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是海属地区被东魏正式占领的时期。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明少遐在青、冀二州任上“举州附于魏”。魏收复郁洲岛时，淮北地区已全部归服东魏，州治再设于郁洲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与统治的需要，于是将海州州治从郁洲徙至龙苴，此事在《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的记载是“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为海州，移理于旧城南龙苴故城。”《元和郡县图志》也载：“魏改青州为海州。”此青州即南朝时侨置于郁洲岛的“青冀二州”，这是海州州治第一次迁徙。龙苴成为东南半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首设于龙苴的海州领六个郡、十九个县，隶属海州的六个郡分别是：东彭城郡（下辖龙苴、安乐、渤海三县）、琅琊郡（下辖朐、海安、山宁三县）、海西郡（下辖襄贲、海西、陵海三县）、武陵郡（下辖洛要、上鲜两县）、东海郡（下辖安流、广饶、赣榆、下密四县）、沭阳郡（下辖下城、临渣、怀文、服武四县）。其范围广及今鲁南、徐淮以及今连云港市区，这是历史上海州辖境最为广阔的时期，开州大于郡的先例。龙苴古城遗址
东魏之所以将统辖六郡十九县的海州移往龙苴，是由龙苴的特殊区位决定的。当时龙苴位于沭河入海口，扼淮北而望山东，“北拒齐鲁，南蔽江淮”，郁洲岛成为其天然屏障。由胶莱南下淮海，此为必经之地，龙苴成为东南半壁江山的军事要地。出于军事和行政统治的需要，建置海州，置重镇于龙苴，一方面掣肘南方政权的北上，又可防御齐鲁北方政权力量的南下，进退自如，为南下夺取南朝政权作战略准备。龙且扼守淮河入海口，已成为一个军事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龙苴城的始筑历史要上溯到公元472年，即南朝刘宋时期。龙苴故城遗址位于现灌云县龙苴镇驻地东北1.5公里处，相传为楚将龙苴始筑二垒以抵御汉将韩信进攻而得名。
据文献记载，龙苴古城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萧衍时始建的“龙苴县城”，萧衍置龙苴县时，在原有城防基础上加以修筑，现在的古城遗址就是该时期的历史遗存。海州初设于龙苴，也是利用南朝刘宋时期所筑城垣作为州治驻地。城为方形，目前残垣犹存，周长约3600米，残高1—5米不等。城墙断面可明显看到逐层版筑夯土的痕迹，夯层中发现有汉代绳纹灰陶片。城内有一高台遗址，在城北部，尚残存高约3米，台基周长720米，应是一处古建筑的遗址。城内地表多有汉代陶片，城址内还出土过汉陶罐、南北朝时期的箭镞等物，特别珍贵的是一件“都督府”公牌，为南北朝时期遗物。
海州治所。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在龙苴城建置的海州就离开龙苴而迁至“朐山之阳”，今海州。
东魏改青州为海州仅仅一年，公元550年，高洋废掉魏孝静帝，自立为齐文宣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到北齐时，由于国力衰微，已无力窥视江南南朝政权，而南朝梁萧氏的军事力量大有再度北上、重夺海上重镇云台山的可能，于是，齐政权决定放弃龙苴，将海州州治又迁到原西汉时期的朐城故址——今日海州古城。据《淮安府志》记载，海州北齐年间由龙苴城迁至“朐山之阳”，即今天的二涧水库一线，由锦屏山东山根到陶湾（原陶湾村）。
从北齐到北周，作为州一级建置所在的海州又第二次徙至孔望山，“海州治朐山”。其时，海州无论其所辖郡县和地理范围都已大大地缩水，北齐、北周时领有五郡，即东海郡，领县广饶、东海；朐山郡，领县朐山；武陵郡，领县上鲜、洛要；沭阳郡，领县沭阳；海安郡，领县襄贲。实际上已经大多郡县合一。
南城治所。
隋代，随着北方的统一，积极地推行南下平陈的战略，海州的军事地位又凸现，成为隋朝通过海路南下建康、夺取南朝陈的政权的重要通道。开皇初年，废朐山郡又改为海州，领五县，委派了“使持节上仪同”“开国侯”王谟为海州刺史并领海州诸军事。此时州城主要在海州鼓楼以东。
唐朝立国不久，武德六年（623年）海州升为总管府，领沿海四州，即涟州、海州、环州、东楚州，地域扩大到今淮安以东，海州自领龙苴、曲阳、利成、厚丘、新乐五县。这一区划变动，再次提升了海州的地位。
历经北宋100多年的比较稳定的发展，到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政府割海、泗二州于金。南宋端平二年，李璮占据朐山（孔望山），为了与金对抗，将海州治迁往东海县（南城），史称“东海州”。“淳祐十二年（1252年），全子璮又据之治朐山。景定二年（1261年）璮降，置西海州。是时海州仍治东海县，寻复以西海州。”从端平二年到景定二年26年间，海州两迁治所。
元、明时期海州在行政区划上不断降格、裁并、省合，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由海宁州升为总管府，复又改为海宁府，未几又降为州，下辖仅有朐山、沭阳、赣榆三县，反映了海州地位的衰落。由于区行政建置上不断下缩、裁并，元代海州，大量农田成为牧场。明代海州更是衰蔽，虽称州却仅领赣榆一县，属于淮安府管辖。
清雍正二年（1724年），海州升为直隶州，这是海州建置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海州位置的提升，主要是淮北经济的发展和淮盐中心北移板浦的原因。民国初年废州设县，将海州析置东海和灌云两县，加上沭阳、赣榆，时称海属四县。海州建置取消后，海州仅作为东海县的治所。海州濒海筑城“盛世修志，乱世筑城”。州治的迁徙随之而来的是城池的建设，海州虽有历史上的四次迁徙，但作为州城的建设，能够代表海州而且长期作为州城形象的只有今日的古城海州。人们经常说的海州城，通常指的是今天的古城海州。
海州古城是一座建在海边山前高岭地上的城市，就如宋代诗人冉琇笔下的“波涛起天末，舟楫满城隅。”张耒笔下的“城外沧溟日夜流，城南山直对城楼。”远望，特别是从城北瞭望，古城就如一头昂首雄狮，据守在东海之滨，其势十分雄伟、险要。
海州筑城的历史要溯源到两汉。
秦代实行郡县制，由于立国较短，其早期国都或郡县治所是相沿于战国城邑，秦汉早期新筑城邑较少。朐县虽是首设之县，也未见秦代筑城的文献记载，直至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才“令天下县邑城”。专家们据此推断，朐县城池首建最早也不会超过西汉早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游水“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这里的“朐县故城”是指孔望山的朐山县城，而不是今天的海州古城。
据古海州志记载，海州古城始为土城，建于梁天监十一年（512年）。起初规模较小，现在的海州钟鼓楼为其西门。宋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魏胜抗金来到海州，次年在城西部又以土围城，将白虎山包在城内。元末，西城毁于兵火。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千户魏玉等基本上沿着西城遗址筑土城，将东西二城连为一城。到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千户殷轼以砖石加固土城，海州古城基本定型。
海州古城的规模，城周长九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五尺，城墙顶部筑有通称“城垛子”的女墙2496个、敌台9座，城之四角上筑有谯楼。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城东门因面临浩瀚的黄海，面对云台山，主城门内侧一面嵌“镇海”二字碑额，外侧一面嵌“云台耸翠”四字碑额。西门主城门内侧一面嵌“通淮门”三字碑额，外侧一面嵌“沂沭朝宗”四字碑额。南门主城门内侧一面嵌“朐阳门”三字碑额，外侧一面嵌“锦屏如画”四字碑额。北门主城门内侧一面嵌“临洪门”三字碑额，外侧一面嵌“蔷薇环带”四字碑额。新浦因水而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新浦区、海州区合并为海州区为止，新浦地区一直是连云港市的行政中心，即传统的“州治”。新浦作为城镇形成的时间仅有200多年，是一个因水而兴的河滨城市。《两淮盐法志》卷五《图说·下》关于临兴场的图说中，有关于新浦形成的记载：“临兴旧为临洪（今临洪滩）、兴庄（赣榆）二场。雍正六年并此，故名……运盐河由各海口出场，旧皆运至板浦洪河堰。乾隆八年，开浚河道于洪河堰北卞家浦，筑坝堵水，名三岔口（今新坝乡三岔子）。海运至口，舁盐七里，贮于洪河堰。捆重后，即于卞家浦配捆。亦以海潮不至，艰于发运，嘉庆三年，于卞家浦东北，改立新浦，堆贮垣盐……”这个河海交接、交通便利的新淤滩地，遂名“新浦”，成为又一处临兴场的盐坨。清嘉庆九年（1804年）五月，知州唐仲冕开挖“甲子河”，该河“东自新浦口，西达城东门”。那个时候新浦的位置在现孔望山东北角的今玉带河桥一带。
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在新浦公园发现刻于民国六年（1917年）由东海县临洪市新浦商会公立的一块《创建新浦天后宫纪》碑，该碑也对新浦的开发和崛起作了历史的记述。这块碑记中的“新浦”不是前述位于玉带河桥附近的“新浦口”，而是今日的新浦。
新浦由盐而生，因水而兴。由于泥沙淤积，各个河口滩涂日长，继卞家口淤塞后新浦口也相继淤塞，海潮不通。为了盐斤运输需要，西盐河于光绪初年又继续向北开挖伸延至今新浦与后河相接，成为海州漕运及临洪、兴庄两盐场重要的盐斤运输的航道。
新浦在成镇以前是一个水乡泽国，其境内北有蔷薇河、临洪河，东有龙尾河，西有西盐河。市区内有两条河流，北有后河（又称后潮河），南有前河（今市化路），都呈东西流向，前河从今市区市化路东行和龙尾河相接，西接西盐河，北通临洪河入海。后来在纱厂附近向西开挖一条扁担河，一根扁担挑两河，将西盐河与龙尾河又连通起来，形成了“六河穿城”的发达水系。由于前河贯串南北、沟通东西，是商业贸易集散水道的重要联结点，因此新浦开埠后，商业网点、店铺建筑都顺着前河西从西艞东至东艞外，在前河底和后河底东西约3里长的地段上一字排开，后河底中间位置就是过去的老大街，今天的民主路，行栈林立，商业兴旺。
可以这样说，它能由百余年前沿海滩涂变成新的原盐集散地（盐坨），继而发展为鲁南、苏北的粮油贸易中心，成长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经济层面，因盐而荣；地理层面，则是河流的贡献：河流洗去了这块新淤滩地的盐碱，焕发了勃勃生机；河流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是河流使之成为渤海商船翔集、土货泛而至焉的航运要道，成为对外开放的水路口岸。
新浦虽然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前已经开发，但“新浦之兴自有天后宫始。”天后宫兴，是海运发达的标志，物流带动了人流的汇集，新浦由一个渔村成为一个集散原盐、小麦和杂粮等货物的集镇。“渤海商舶因是翔集”，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浦已成为“商业日兴”的集镇。至此，天后宫碑纪中所描述的“荒冢累累，于蒿莱一望间”的景象早已为马路两边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兴旺的商业街区所代替。
港口随海而迁
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塑造出众多海湾和港口，岸线变迁、地理环境演变牵动港口的更替变化。古朐港
海州古港史可溯源到2000年前。秦汉至唐宋时，海州湾海岸线岚山头—获水—柘汪—海州—锦屏山南侧—灌云大伊山一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海面平稳，岸线稳定，一直保持到南宋。海州湾沿线由于海岸地质多变，古游水、古淮水等诸河由此入海，造就了许多濒临河口的自然港，如获水口、柘汪口、青口、朐山口、岗嘴、大伊山等处都有可供停泊船只的天然海口。在这诸多自然港中，真正能代表古朐港的港口位于刘志洲山至夹山口一线的岗嘴地区。
秦汉之际从朐山头、刘志洲山至夹山一线，是一处腹地宽广的海湾。海湾以北，锦屏山、凤凰山、孔望山横亘东西，海湾的东南是汪洋大海，郁洲山恍若海中仙岛，构成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宋史》里称为“隔湖港”。古游水、古沭河（后称涟河）由古朐港西入海，海河相连。古朐城（即今二涧之上的“后城”）在朐山之阳，逼近朐港，距离不足十里。从夹山口西行有古道不足二十里可到达后建的朐城（今海州城）。从朐港北上沿岸线航行可达秦汉时古纪彰城、计斤城，进入柘汪、获水和岚山头诸口。溯游水北上可达东海郡治郯城及临沂一带，西南穿过海峡经新坝至古淮浦浦口（淮阴）。
朐港北麓的孔望山，秦汉时是一个紧邻朐城、朐港的山头。早在1800多年前就有了东海庙的建筑和宏大的祭海活动，这些祭海活动真实地反映了古朐港的兴旺发达。
秦始皇统一中国，由于朐港的位置优良，秦朝把它看成是通达海外的交通商贸门户。它又地处东方，适应了秦始皇由内陆向海洋开发的治国思想，因此把朐县作为秦帝国的东大门，并在朐山立石为阙——东门阙，派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朐县成为丝绸之路的海陆枢纽，为沟通中国同相关海外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海外交往十分频繁，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海陆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代，海州港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由于碎片化的缘故，唐代海州港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切的史料记载，但从《太平广记·贪卷243·李邕》所记可以发现唐代海州港口的规模之大，泊位之多，水手之众，造船工场的规模很大，效率也很高，同时也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海州沿海的港口已经成为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和倭国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停泊、避风等中继站。
五代时，海州属南唐，仍然是海外交通的重要门户，作用与唐朝时无异。龙苴港
刘宋太清三年（549年）海州州治迁徙龙苴，是因为龙苴重要的地理位置。南北朝时古海岸在板浦—新坝—龙苴—伊山—杨集—三舍一线，形成一个弧形海湾。海中大伊山、伊芦山、郁洲山等诸山遥相对视，板浦、新坝、龙苴成为鼎立之势。龙苴以南，百里平川，无险可守。古泊河（涟河）从古城西南向东北穿过入海，由古泊河上溯经淮河可达山东各县，由龙苴到新坝越外海沿岸航行经淮浦可达建康。从新坝过海北上可至山东半岛沿海港口，再北上经朝鲜半岛可至日本。龙苴确是东南咽喉，海道要津。
政治中心的南移，带来了港口的兴起，龙苴港应运而生。1984年龙苴镇文物普查时，在古城村北距今地表1米以下发现了以大块乱石堆砌的石坝由南向北伸延，群众称为“石头塘”。残长约100余米，宽约4—5米，堆叠虽然错乱，但显系人工筑砌，当为南北朝时龙苴港的挡浪堤。在古城周围的孙港（西）、纸巷、范庄（南）、祝墩（东）、林桑场（北）都发现过沉船的遗迹。这条石坝是1400多年前龙苴古港的遗存，与无数沉船一道还原了南北朝时期这处外海和内河的交汇要冲上首次开筑的人工港的历史原貌，见证了历史上古港优良的口岸、繁荣的市场、繁忙的贸易的盛况。新坝港
明代，海州岸线在临洪口、海州、新坝、板浦、东辛一线。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地理位置日渐重要，海上贸易、运输已有一定的发展。这时，处于海河交汇、地扼南北的新坝港应运而生。
新坝的地理位置，元、明时期不仅是海州南部的屏障，而且是整个东部沿海海陆运输的中继站。明初在此先设巡检司，嘉靖年间，新坝、板浦发展成为近海与内河航运枢纽的口岸。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试行海运，新坝港是明王朝海运航线中重要的一站。隆庆六年（1572年），王宗沭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粮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运道由云梯关历新坝过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经胶州，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入直沽，抵天津卫，共3390里。此时新坝、鹰游山成为粮道所经，地位十分重要。
根据《明史》卷79《漕运》中的记载，隆庆中畅行海运时，新坝港在明漕运航道上占有突出的位置：“隆庆中，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复海运。由淮安，历新坝、马家壕至海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以后虽“以水多沙碛而止”，但这条航线一直存在。明时漕粮改海的航线是：从云梯关的古淮河口经水河港、板浦、新坝、朐山东、青口、斜石界至安东卫。此时在海州的一段漕运航线则经由响水口、板浦、新坝、南城过五羊湖、墟沟（或经南城、大村、小村海峡入墟沟），历竹岛去安东卫。新坝、板浦、南城已成为一定规模的漕运码头。
嘉靖年间，朝廷在此改设榷关。清初开禁以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作为全国四榷关之一——江海关子关之一，征收往来船税并进行商业贸易。由于清前期朝廷为防止郑成功父子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把“片帆无许入海”的“裁海”“迁民”作为国策，加之黄河夺淮后海岸位置的变迁，海州境内众多口岸逐渐衰败，新坝港也由于海水东徙，河道淤塞，关隘遂于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裁撤，港口遂废，海州地区的贸易进入了以淮安榷税的常关时期。
从明嘉靖年间起到清康熙五十四年放弃，新坝港经历了100余年的兴衰。青口港
新坝港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赣榆青口港的兴起。清乾隆十八年（1763年）设淮安关，海关设于阜宁新河，并在海州之永丰口设子口，征收海船梁头税。江苏沿海仍实行海禁，在170余公里的海岸线上，作为通商口岸，明令开放的只有青口。青口享受了清政府给予的特殊开放政策，旨准赣榆一县之豆饼由青口运往上海之浏河口粜卖，松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使青口成为苏北鲁南地区的交通口岸与粮油的集散中心。因而青口一时成为商业繁荣、行栈甚多的海口港。
清代，淮盐以河运为主，但临兴场所属的唐生、兴庄、柘汪等盐屯由于僻在海隅，距场不下百里，三屯之间又相距各有三十里，陆路既艰，水道隔绝。按明代盐场规定，每年官商收盐须沿海运至临浦入盐河。但往往在青口集中后即由海路销出或由海上走私，官方估计每年由青口海运约三十万担，据资料显示，仅青口程允升食盐店即多销三百单引。各海船赴盐店购盐，或偷上海船绕奶奶山后至响水口，或转运至黄河口，不仅浸灌邳、宿，而且过湖达淮，蔓延皖豫。清末海州地区集散的粮油、豆饼，经由海道出口，主要依赖于青口港、临洪口以及灌河口各港。青口港居青口河下游，紧濒海口。清初虽然禁海，早在乾隆五年（1740年）就题准开放青口港，装豆入浏河。道光中叶五口通商以后，青口港更一跃而成苏北沿海有名的商埠。
同治年间，捻军在宿迁、海州、沭阳一带活动，直接限遏了运河及盐河的运输，北粮南运，南北货物由青口海运者越来越多。山东、山西、河南各地商船汇聚于此，山东沂州、郯城等地的大宗花生、花生油、棉花、豆饼、杂粮，山西的粮油，以及临近的沭阳、东海各地的米麦、豆类、油饼等，主要由此出海到达青岛、上海、苏杭等地贸易。由于这种水陆便捷的交通条件，因而临近口岸地带就逐渐形成集镇，成了物资集散的中心。而作为赣榆县城所在地的赣马反而日渐冷落，让位于青口。
青口港从乾隆迄至清末，大约兴盛了170余年，从一个河口小港发展成为商业城镇、著名港口。由于青口河下游逐渐淤塞，航运阻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浦港作为商埠正式对外开放，青口港终结了其历史使命，退出大港行列。大浦港
清嘉道以后青口港又衰落。清同治年间，地处蔷薇河下游的入海口临洪口自行海州三县出产的黄豆、豆饼、黄花菜、豆油等土货，都由此出海到达浏河。这时，临洪口已成为苏北沿海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临洪口岸属淮安关管辖，漏税现象严重，由于距离较远，淮安关也鞭长莫及，只能数次向上申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临洪口作为商埠自行对外开放，同时开始了海港建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临洪河口的大浦港得到朝廷的应准而自行开放，胶海关海州分关即设于此。1926年陇海铁路东端修到大浦，由国民政府陇海铁路局、盐商、地方绅商相继建造9座简易木制栈桥码头，港航出现了短时期的繁荣。大浦港的兴起，首先促进了盐业运输与销售。1932年春，大浦火车站设立港务段，专门负责码头管理、使用及组织疏浚，更加促进了大浦港的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