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志会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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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试读：

历史的传承　世纪的跨越

拂去岁月的征尘，忘却生活的烦杂，当我们屏心静气地读完《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一书的时候，不禁对晏阳初的崇高品质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晏老的嘉言懿行永远垂范后世，而他那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拳拳报国之心，他那淡泊名利，一心致力于改造农村、致富平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宽阔胸襟，更令人高山仰止。

在定州近当代史上，有太多的追忆和怀恋。晏老并非定县人，但他亲切地把定县称为“第二故乡”。他在“扫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伟大实践中，与定县人民结下了手足之情、血脉之缘。在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中，他的足迹踏遍了定县的城镇和乡村；他和500多名博士、专家、平教人的心血和汗水洒落在定县的田间庭院；他骑着毛驴奔走在贫瘠荒凉的乡村小路上，回眸与农人“相见语依依”挥手的瞬间，凝固成“博士下乡与农人为伍”永恒的历史丰碑。他创建的“定县实验”，是他成为世界平民教育家的牢固基石；他传播和实践的平教思想和乡建经验，是他与爱因斯坦、福特等并肩成为“世界十大名人”的丰实内核。当年，世界上众多的媒体宣传晏阳初，无不提及定县，一时间晏阳初和定县就这样飞越了国界，走向了世界。《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一书，以大量的访谈录为基点，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翻开第二章《平教记忆》，仿佛拉开了当年晏阳初和平教会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声势浩大的大幕，那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使人感慨万千：当晏阳初看到没有文化的穷人，受到恶人的欺诈，怒而无法抗争时，晏阳初为他们的无助而痛心疾首；当晏阳初得知患病高烧不止的房东女人奄奄一息时，他心急火燎送去药品；当有人告诉他翟城农场旁的村民因采摘了农场的棉花而发生争执时，他耐心地劝导员工不要为小事伤了乡邻间的和睦……还有当年受惠于平教会的老一辈定县人，对当年刻骨铭心的往事的回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文章，读来使人荡气回肠。

岁月和时空阻隔不断历史前进的脚步，智慧和理想传承不灭的平教精神。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每一个合理内核，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那样的似曾相识。我们提出“治穷先治愚”，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也是先从文教的润化开始。我们提出“科技兴农”，与晏阳初在生计教育中倡导的“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有着同样的目的和性质。他遵循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民本思想，也是我们的行为理念；而他追求的辉煌境界，在我们定州大地上已经成为现实。当年晏阳初在定县形成的保健制度以及农村的三级卫生网络，很接近现在的合作医疗。尤其是当年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节制生育和当今我们的计划生育更有着惊人的相似……

70多年前，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改造的经验，仍然适用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产生于我们定县农村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已作为一种模式的“定县实验”传播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同情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曾对晏阳初和“定县实验”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她撰写的《告语人民》一书的扉页上，端正地写着“献给定县人民”的文字，表达了世界人民对定县人民的热切关注和深厚友谊。借鉴学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学习交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定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把定州打造成世界平民教育文化之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5年9月，晏阳初不顾95岁高龄，回到他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定县参观访问。他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发展与进步感到非常高兴，激动地说：“我看到了中国无限的前途和希望。”他联系自己50多年在国内外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深刻地说：“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

作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策源地，定州要十分珍惜这宝贵的文化财富，做好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研究和发展的大文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合定州实际，与时俱进，继续解放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2007年12月15日

借鉴平教思想　建设魅力定州

晏阳初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定县（今定州）创办并推广平民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晏阳初先生在定县留下的足迹，已经深深烙印在定县大地和定县人民心里，永载史册，历久弥新。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的一次有益尝试。晏阳初先生在定县，从一开始单纯在平民中扫文盲、识文字，逐渐拓展到推进农业发展、促进农村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等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对农民进行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传播社会文明，培养造就“新民”，这对定县后来的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给我们留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宝贵精神财富。几十年来，定州人民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行的不懈努力，一直包含并借鉴着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精神。晏阳初先生躬行践履，在定县走过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之路。为推广平民教育，晏阳先生放弃了优裕的生活与待遇，从北平（今北京）举家迁入偏僻的定县，穿起粗布大褂，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并改造农民。在晏阳初的带动下，许多知识分子迁居定县，扎根农村，长期与农民一起生活，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形成了“博士下乡”的靓丽风景。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500多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

晏阳初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事业而奔波。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定县实验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运动，被广泛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定县因此被称为“世界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晏阳初先生由此被称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上世纪40年代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与爱因斯坦等并列的“世界最具革命贡献的十大名人”之一。《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一书，撷取了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工作生活期间的一些片断，记载了他为农村平民教育事业奋斗的历程，是一部学习、研究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相信读者可以从中更深刻地领悟先行者的艰难与不易，感受这份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在感动与感慨中激荡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晏阳初先生在定县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要认真借鉴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化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和动力，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城乡文明生态建设，推进定州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创造出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让“世界平民教育之乡”这个文化名片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2008年6月18日

地灵生大才　人杰造广境

穿越时空的隧道，抹去历史的封尘，一本《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一书，亲切而又凝重地摆在我们面前。书中似水润心，似雨润物般的回忆文章，又重新拾起人们对晏阳初的深切记忆，唤起人们对这位世纪老人的无限尊重和敬仰。

1926年至1936年，晏阳初在定县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他和众多专家学者为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所经历的坎坷路径，他们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为给平民带来福祉所付出的心力心智，他们在艰苦岁月磨砺奋斗中所留下的一颦一笑一忧一喜，都深深地刻在平民的心里。看过《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那一幕幕生灵鲜活的形象，又那样清晰地涌入我们的脑海，幻化成永恒的浮雕，在岁月的烈火中凝成精神的舍利，放射着诱人的光芒。《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一书，以众多平教老人的回忆文章为主线，以舒缓的语言追述70多年前发生在定县的那段难忘的平教历史。这些老人大都已到耄耋之年，有的已经故去。他们是70多年前平教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了他们的回忆，才不因时光的流失，而使历史变色；有了他们的见证，才不因岁月的变迁，而使真实苍白。老人们回忆中的一个个故事和一段段往事，像一串串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浸染和理想的润泽，凝炼成晏阳初在定县的金色足迹。平教伟人留下的背影，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人的主动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使我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一个平衡和支撑。

书中流动着伟人的情感、律动着伟人的心脉。当年晏阳初在翟城国民小学任教时，遇到穷人家的孩子不能上学，衣衫褴缕，流落街头时，他亲自把孩子带到学校读书习字，此情此景，平民感动了，孩子的父亲流泪了；当晏阳初看到农村妇女因受到陈旧思想束缚而不能上学识字后，他亲自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劝导，使忧心忡忡的姐妹满面春风地走进了学堂；当平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村里或部队中成为受人尊敬的文化人时，晏阳初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当平教会把一台台收音机发放到平民家中，平民们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时，他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当平民们排演话剧，第一次登台演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晏阳初讲的“穷人不笨”的故事，原来就是自己；当晏阳初针对农村家庭坠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滥生怪圈提出“节制生育”主张，而落实节育措施的家庭享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惠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夸赞晏阳初的“节制生育好”；当偏僻的农村还在原始耕种，种一葫芦打一瓢时，晏阳初在生计教育中明确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亲自指导农民学农业技术，科学种田，从而涌现出许多种田能手，“表证农家”；当晏阳初带领小学生到户外一起种树栽花，保护鸟虫，使学生懂得了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一切都发生在70多年前国破家贫的旧中国，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虑良多中领悟到：一个民族的复兴，总会有先哲们勇敢探索的脚印；一个大国的崛起，必有赖于智者先进思想的引导。伟人们就是这样脚踏实地，矢志不移，为了未来的美好社会，为了纯朴善良的人们，为了寻求一个辉煌富足的世界而披肝沥胆。

地灵生大才，人杰造广境。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她养育了无数风流人物，无数风流人物曾得益于这块土地的滋养。晏阳初不是定县人，他从故里巍峨蜿蜒的大巴山一路走来，然而他生命中最宝贵、最旺盛的年华，在定县绽放。他的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诞生于定县。他荣获“世界十大名人”称号的历史性转变起源于定县。他是“世界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亚洲人、中国人，他不仅是定州这块土地的骄傲，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无限深情地把定县称为“第二故乡”。第二故乡给予了他生命中的灵气，他给了“第二故乡”灵气的升腾。这块宽厚睿智的土地，成为晏阳初施展才略，成就伟业的地方。

当年晏阳初身边，聚结了以孙伏园、熊佛西、陈筑山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专家学者。晏阳初同样有着“洋博士”的称号。他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当年这批在洋人成堆的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求学的炎黄子孙所表现出来的自强奋发精神，令世人刮目相看。晏阳初毕业后，在他深入社会实践同广大苦力的接触中，他深刻感到了“苦力”之苦，从此立志一辈子搞平民教育，因而受到世界平民的尊重和爱戴，正如研究晏阳初专家、中国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宋恩荣先生说的那样：“在中国，有两位著名的大教育家深广地影响于海外，并被誉为世界的伟大名人，这就是两千四百年前的孔夫子和今朝的晏阳初。”

1928年晏阳初回耶鲁大学为平民教育募款，他被母校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这对于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备尝艰辛的晏阳初来说，是一次心灵上的慰藉。这次母校之行的意外收获更加坚定了他在定县搞平民教育的决心。当年定县平民教育成绩斐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政要张治中、甘乃光，著名教育家梁漱溟等人以及报界媒体都先后抱着新奇和追索的心情到定县参观考察平民运动，全国平民教育会议三次在定县召开，有十二个省份数百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从此定县平民教育的作法和实际经验在全国推广，进而为晏阳初创建的“定县实验”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晏阳在定县的足迹》书中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往来的书信，以及专访专家、学者的文章。

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考。通过《晏阳初在定县足迹》一书，我们回忆那段发生在定州平教运动的历史，探寻走在这条路上最前沿的伟人足迹，为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找到更清晰的路标。这些年来，定州人民始终以借鉴和传承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合理内核，不断扩充和完善文化建设的实质和内容。定州有着深厚的平民教育文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热心于研究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大学生、科研机构来定州探寻考察平民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定州已经成为世界平民教育文化的策源地。在定州人民的长期努力下，定州已经具备了“世界平民教育之乡”的优势，定州人民为晏阳初而自豪，定州因为有了平民教育的流传而更富魅力。

在中共十七大精神鼓舞下，定州人民正以博大的胸怀和前瞻的勇气，同国内外致力于研究晏阳初平教思想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共同携手打造定州世界平民教育之乡的城市名片，搞好定州的文化建设，努力同晏阳初的故里四川省巴中市，同晏阳初的母校美国耶鲁大学和其他名牌大学进行实质性接触，为促进定州的经济发展，定州百万人民正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2008年3月18日

第一章　乡建10年

晏阳初与定县的乡村建设

当代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祖籍四川巴中。1926年至1936年他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在定县搞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他生前，无论是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饭后茶余的谈论中，都一往情深地把河北定县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把这里的人民视为他的“亲友”和“兄弟姐妹”。1985年9月，晏老飞越太平洋，从美国欣然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了他眷恋已久，当年搞平民教育的实验地——定县。定县人民热情地欢迎晏老的到来。宾主谈古论今，那气氛，使人真切地感受到晏老和定县人民的深情厚谊。

晏阳初（1890—1990）早年留学美国，1918年夏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即与当时留学海外的百名中国学生束装赴法国战场，参加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他从代华工读写家信中深刻地认识到，被西洋人轻侮和蹂躏的华工“苦力”，并不愚笨粗鲁，只是因为贫穷和缺乏读书机会而不识字，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华工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互帮互助精神，使晏阳初深受感动。他下定决心，立下了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上层士大夫效力，一心为最贫穷的文盲同胞服务的志向。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先在北京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社”，1922年又在长沙兴办平民学校，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曾表示热烈支持并应聘为平民学校教师（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0月14日第二版刊登此事）。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先后在华北、华中、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1926年，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农业大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为此选择定县作平民教育实验区，进行农业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等主要工作。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教会总机关与全体成员及家属也同时迁往定县。当时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和医务工作人员，为了探索一条用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离开生活舒适的大都市，纷纷奔赴条件艰苦的农村，参加定县实验工作，一时间，形成了世人瞩目的“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新局面。

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的“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行为特征，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四力”，即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为奋斗目标。为此，晏阳初整整奋斗了80余年。

1985年临回国前他给定县人民寄来了自己情真意切的谈话录音，他谈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不坚固，国家是不会安宁的，这虽是几千年以来的话，但是这是一种真理，永久的不朽的真理，不因为时间过去而变化。‘民为邦本’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强国，人民是弱民的，也没有一个富国是穷民的。民强我们的国家才能强，民富我们的国家才能富。看起来这很简单，真理却存在其中。我们今天要相信的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应该努力的是固本的工作。”

晏阳初说：“中国有金矿、煤矿，这矿那矿，但最重要的还要重视开发‘脑矿’，世界最大的‘脑矿’在中国，要充分发掘劳动人民的潜在力，把十亿人民的脑矿开发出来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知识分子必须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去，‘博士下乡’，为广大民众服务。”晏阳初还提出了搞好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应该遵循的九大信条：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3.要与平民打成一片；4.向平民学习；5.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6.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应当因时因地因人而施；7.不迁就社会，应该赶上社会；8.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的潜在力，使他们自力更生；9.言必行，行必果。这些都是晏老平民教育思想的闪光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晏阳初开创的平民教育，经过长达11年的“定县实验”，日臻完善。1937年由于当时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和日寇的入侵，定县实验被迫中辍，但晏阳初博士的平教活动并未终止。他70年如一日，先后将定县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的乡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3年，晏阳初在纽约“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与爱因斯坦等并列的“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神州大地的改革开放，为研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相互交流乡村改造的经验创造了条件。1985年和1986年，晏阳初两次访问故土。他看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发展与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激动地说：“我看到了中国的无限前途和希望”，“邓小平先生是扭转乾坤的人物，我很佩服他”。他联系自己70余年在国内外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讲到：“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晏阳初博士是个诚实的人。他的这番话是中肯的由衷之言，生动地体现了他对事业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二、社会调查“平教总会”作出以定县为实验县的决定后，1926年10月，“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划翟城附近以东亭为经济中心的52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区，旋因地方人士的要求，又增加10村为62村。在“定县实验”准备时期，晏阳初即到定县翟城村国民小学任教一年，亲自作实地考察和生活体验，后因1928年5月赴美募捐而中辍。1929年，“总会”全部迁移定县，工作人员的眷属也都同往，晏老全家也于是年7月迁居定县。且工作人员陆续增加，到1935年时工作人员多达500余人。

为使“总会”对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的现状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从而使以后的工作有的放矢，首先要搞好科学的社会调查。

展开社会调查的方法，鉴于农民对城市人下乡产生的种种疑虑，采取设平民学校。总会同仁都参加教育活动，分任调查、推行、编辑、教学、视导等各项工作，先和乡民发生师生关系，通过接触建立感情，沟通意见，在获得相当的信任后，再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的工作。

1928年6月，“平教总会”设立统计调查处，聘请具有学术基础与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负责主持，配以得力工作人员，开始“以县为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在定县城区等地进行全县实况的调查。

一是社会调查。李景汉与统计调查处张世文、诸葛龙在三四年间，走遍了许多村庄，克服了三次战争、地方水灾、瘟疫、农村经济凋弊以及人情相悖等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先后编辑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二册，于1932年秋刊行问世。“调查”包括：各村户的饮食起居、疾病死亡、农田农业及全县的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灾荒等。晏阳初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作了序文，他指出，定县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些问题，即先求知道生活的依归，然后再制定教育实施方案。它是定县实验整个工作的指南针。

二是农村工业调查。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乡村手工艺仍是民间经济构成的主要成分，只是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产品的东侵，使中国原有以自用为主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农民生活愈加贫困。“平教总会”为推动生计教育，于1931年开始进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这一调查分概括调查，即以村为单位，包括全县的453个村的状况；详细调查，即以家为单位，包括几种家庭工业集中的村庄。进行作坊工业的调查，包括定县城区及453个村。城区作坊以家为单位，453个村作坊以村为单位。调查工作由张世文主持，指导当地人负责进行。于1936年2月发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内容有纺织、编制、木工、铁工、化学、食品等150种不同的农村工业。它注重技术方面的研讨，内有100余张照片，尤为珍贵。

三是多项专题调查。这些调查是：定县借贷调查、定县选样人口调查、定县土地分配调查、研究区内集市调查、研究区内社会调查、研究区内家庭卫生调查、定县农民生活费调查、研究区内田场经营调查和研究区内猪、羊、鸡调查等。其中尤以冯锐与刘拓、陆燮钧及美国人甘博等带领研究推广员，先后在翟城乡村社会区12村及东亭乡村社会区46村进行的农村生活调查十分详尽，它包括：历史及起源、地势及土壤、交通及转运、乡村组织、人口、教育、农业状况、卫生及疾病、社会风俗、庙会、娱乐、游戏、度量衡。还查及各种农事：农产、畜产、果品、蔬菜、农具、施肥、树木及森林、农场内布置及农场房屋、轮种法、家庭工艺、特种作物耕作方法、农民借贷储蓄、农民买卖、农家周年出入境及农场经营盈亏等。

上述调查，以社会调查反响较大，梁漱溟在主办广东乡治以前，特于1929年2月自粤北上参观，后发表《北游所见纪略》，公开赞扬“平教总会”扩充平民教育内容意义涵盖四大教育是一大进步，翟城村育才学校用意非常之好。社会调查仔细而且得法，表证农家是很好的宣传推广方法。三、文艺教育

文艺教育，就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逐渐培养农民的文艺兴趣，使他们能在欣赏文艺时见到民族精神的伟大与无限前途；使他们取得现代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的生活。“平教总会”计划，一方面以文学与艺术为介绍传播四大教育的工具，一方面研究并创造为大多数民众所需要的平民文学与平民艺术。为此，他们先后采用和实施了多种识字方法，采集选编了各种各样的文艺读物和娱乐节目，搜集研究了丰富多采的民间艺术，修筑了农村露天剧场，培养了农民剧团，从而把一幅斑斓绚丽、婀娜多姿的文艺作品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他们还在城内设立了无线电广播，不仅教人们读书识字，而且还及时把农业的、经济的信息传递给农民。

文学方面的主要工作：创办平民学校、进行文字研究、平民文学研究、教材编辑、平民读物编辑和平民科学研究。

创办平民学校。1925年1月，翟城村设立育才学校一所，培养本地乡村领袖人才。县城内及其他乡区分别设立实验平民学校11所，其中男校6所，女校5所，实验新编各种教材，青年与成人教法的比较或新旧教法的比较。同年3月又添设妇女育才学校1所，学生共计821名。这些人都成为“总会”在定县实验工作的重要助手。

文字研究。随着社会发展对文字提出的要求，1933年春，“总会”将原订的1320字的“基本字汇”，改订为包含单音复音字的平民用词和新民用词两种，并逐步加进注音字母，编出“词类连书”一百种。

教材编辑。1933年秋，将初级平校实验用的教材重新编辑，以指示行动为主，不呆板地介绍知识；注重抵抗侵略、改良生活、研究技术、信仰科学，加强毕业同学会活动。编辑《我们的中国》丛书，包括地理、历史、农业、水利、工业、资源、商业、运输、社会生活、抗敌御侮、最后的胜利、光明的前途等，取材选重点，不包罗万象。

平民读物编辑。仍以四大教育为内容，尤其注重文化的科学的知识，到1934年夏，已编制平民读物六百种。

平民文学研究。主要进行了：1.采集秧歌：秧歌是定县民众尤其是妇女们最嗜好最普遍的娱乐消遣，据传是宋朝苏东坡根据农民插秧时唱的短歌，经改写创编而成的。1929年，“平教总会”在定县进行社会调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后经再三寻访，最终寻得一位能演唱数出秧歌剧目名叫刘洛便的老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由刘洛便背唱，统计调查处的人记录，得到完整秧歌48出，共50余万字。整理分类为六项：爱情、节孝、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谐谑、杂类。其中杂类有的纯粹是本地秧歌，有的是从大戏改编的秧歌。1933年，“平教总会”刊行《定县秧歌选》，它是绝妙的平民文学，更是了解农民生活的极好资料。2.采集鼓词：每逢新年、令节、庙会、集市及农闲时期，是大鼓词演唱得热闹的日子，尤以梨花大鼓为最。1932年7月，“平民文学部”约请定县著名的老鼓词艺人田三义按日说唱，让人逐句记录，再加以润色修改。半年间采集大书（长篇）和小段（短篇）鼓词203段，计61万余字，比原版更精纯。“平民文学部”又从中挑选出十余段文质兼优的，印成平民读物，先由实验平教校学生试读满意，再请田三义用这种新词演唱。后共印行删改过的鼓词和秧歌20种。3.采集歌谣：共采集歌谣200余则，歇后语300余则，谜语300余则，谚语600余则，故事笑话等100余则，共约7万字。

艺术教育。主要是图画、音乐和戏剧的教育。图画，先搜集民间实用画如刺绣、染印、编线等各种花样，纯艺术画如家庭年画、装饰品条幅挂画、庙宇壁画及各种宗教画，以绘制培养美感兴趣，提高图画知识与技能。平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及初高级平校课本、平民读物都绘制插图。绘制历史图说及文艺挂图：农业、卫生、公民、国难教育、社会调查、合作社、注音符号等都各有挂图。并有幻灯片、图画、夜灯识字、图画文字辅助四大教育进展的布挂图，培养社会美感兴趣，同时各村举行农村图画巡回展览会，并倡导运用挂图代替年画，历史挂图代替通俗小说，使图画效用深入农村家庭。

音乐。在收集民间歌曲、乐器、乐谱分别研究后，进行制造乐器，如风琴、木棒琴、笛子、留声机唱头等都能自制，并为历史图说创作歌谱50种，“平教总会”为提倡音乐兴趣，特举行城内公立中小学校唱歌比赛，邀集五十处小学教员组织音乐研究会，以改良小学唱歌，并指导初高平校、实验乡村小学、实验普通中学唱歌，平教学校同学会组织音乐研究会。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旨在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1932年熊佛西来到定县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现一般农民对于话剧有特别的兴趣，于是先后编写了《锄头健儿》、《屠户》、《牛》、《喇叭》和《过渡》，陈治策编写了《鸟国》等话剧，让农民自动起来组织剧团，演戏给自己看。为使观众在看戏时得以充分安息享乐的意味，熊佛西等创制露天圆形剧场，可以容纳几百观众。定县有农民捐建的两个剧场，每个建筑费用一百银元。1934年12月2日，东不落岗村的剧场举行开幕典礼。晏阳初等参加了盛会，当场致词：“这剧场是中国全国第一次村里老百姓自动建筑的，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超过万里长城！”熊佛西指出：“愿大家实际做到对联上的两句话：利用农闲传播社会教育，推广戏剧唤起民族精神。”东不落岗村圆形露天剧场开幕后即举行纪念公演二日，共演十出：《屠户》、《喇叭》、《醉鬼》、《王四》、《月亮上升》、《穷途》、《兰芝与仲卿》、《三条牛》、《求婚》、《狐仙庙》。每日演日夜两场，各村农民观众一万余人参加，真是空前的盛会。

为提高文艺教育的效果，1930年“平教总会”在定县城内设立广播电台。选定比较中心的村庄若干处安置收音机，由毕业同学会负责保管开放，并逐渐形成一套广播教育的制度，电台每天定时广播天气预报，各村乡集市、庙会、蔬菜、粮油价格等。

关于文艺教育中的导生传习，它是以最经济、最迅速、有计划、有组织、能持续、能自动推进的教育办法，来普及目前最紧迫的大众教育。其方法是：教的人，要教人习，教人用，教人传；习的人，习会了，要去用，要去传。以“传”、“习”、“用”为教育的方法，完成导生传习制度。

传习组织，以传习处为导生传习之基本组织。传习处由导生招收学生2人至10人设立。传习处之上，有传习站，传习总站，以统制传习工作之推进。在实施时，即以传习组织，附于社会现有各种组织之上，从多方面打通推进平民教育的路线。为培养传习干部，随时设立导生训练班，训练班学生，一种是曾受教育者，一种是文盲。前者训练3个月，后者训练6个月，即可正式开始传习。四、生计教育（一）

生计教育，其主要形式是先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它的着眼点是使农民在农村中取得应用于农村当前实际需要的训练，以生活的秩序为教育的秩序。按一年中时序的先后，在研究区内分区巡回训练，传授切实的技术，并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的实施方案。

平教会以“表证农家”传授农业技术。它是以生计训练学校，一周年毕业后的学生，挑选成绩好而家境相当的学生为表证农家，亦即义务推广员。表证农家为农业推广的中心，农村经济建设的枢纽。一村经济建设理想之寄托，技术之传授，政令之传达，试验之证实，推广之实施，都是他们的任务。表证农家在选择上不能不严格从事。其选择标准规定：在25岁以上，50岁以下者；在乡村里有相当地位，而且热心农事改良和有领导能力者；家中有20亩以上的田地，家境较好，能作表证者。表证农家是一个社会服务者，他们有知识技术，还有继续训练的必要。所以表证农家，平时一面服务社会，一面继续训练。

经过表证农家的表证，有确实可靠的成绩，同时认为有推广的必要时，对一般农民，最低限度的知识传授、技术表演、方法上的指导督察是表证农家的责任。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表证农家，担任30户普通农家的领导责任。每村划户分管，他们所管辖的30户，关于技术的指导、方法的传授与训练、工作的督察考核等，均由表证农家负责。通过“表证农家”的积极作用，作为推广农业科学普及深入民间的一项制度，到1936年冬，定县已有300户表证农家。仅刘玉田一户的工作实绩，就足以说明生计训练、表证、推广的成效。刘玉田是牛村人，累世业农，家道小康。1930年“平教总会”举办表证农家训练，刘玉田参加受训，选修“作物选种”课程。毕业后，他决定实行大地混合选种工作。1931年夏，刘玉田按科学方法在20多亩田里，挑选没有病虫、产量大、成熟早、不怕风灾的无芒小麦，共计5000单穗，秋季播种于一亩大的种子区。翌年春夏，选种后小麦长势良好，当风灾过去，刘玉田又把合于标准未被风吹倒的小麦，挑选五百穗，秋季播于种子区。1933年，刘玉田种的小麦高矮一致、颜色一律，很少病虫害，当时就吸引六户农家要求换种，六家换去38亩地的麦种。1934年，“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又在牛村举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刘玉田担任义务校长，召集村中青年农民受训，并继续作小麦混合选种工作。是年夏，河北省北部小麦都染黄疸病，但刘玉田的小麦病势非常轻微，麦杆也不干枯。是年收获时，刘玉田的麦田比一般农家每亩多收大斗2斗5升。并且有人拿他的小麦磨面试食后，更是称赞不已。从此附近各村都认识到选种的重要，不少农户纷纷要求换种。该年，共有28家农户总共换去11石7斗小麦，可供播种199亩。同时，刘玉田又将自己田地划出8分，每分地各种8种小麦中的一种，作为表证，任人参观。1935年，定县不少麦田病虫害及风害严重，而刘玉田的小麦却挺立独秀。收获后，刘玉田的小麦比一般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平教总会”农场于1935～1936年，特将刘玉田所种小麦与72号白麦作比较试验统计，结果显示刘玉田的小麦优于72号白麦。于是将刘玉田所有种子区小麦全数收买，由农场作繁殖观察之用。并应金陵大学“小麦试验合作”组的要求，将其分在各地试验场播种，成果极好，因而正式将其定名为“定县刘玉田号”。中央农业实验所严格化验结果，认为是华北小麦珍贵品种。表证农家工作的成功，刘玉田并不是唯一的实例，其他如牛村吴雨农家的鸡种改良工作，水磨屯李七秀家的谷子选种，东里元孙育德的棉花选种等，也都是成绩斐然。（二）

自1927年“平教总会”在翟城村农场从事棉花改良。1932年育成“114号中棉”及“平教棉”两种，其中“平教棉”的种子是从定县本地美棉棉田选得。1933年春，“平教总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研究，引入金陵大学育成的脱籽棉种50余斤，以一部作试验用，一部供繁殖用，成绩极佳。1934年初继续试验并扩大繁殖外，又从平教学校毕业同学中挑选曾受严格生计训练的青年农民10家，作棉花表证实验，是年产量极佳：脱籽棉较本地棉平均每亩增收61斤。1935年继续实验，并增加表证农家至18家，分布10村，收获结果增加16.3%。1936年起正式推广，计26村，共11473亩，农民因产量增加而多收入13.2万余元。1937年，推广11.4万余亩，估计农民可多收入132万余元，只因日本的入侵，定县沦为战场，农作物多被破坏。在脱籽棉推广时，“平教总会”农场从美国购买斯字四号美棉纯种，经过四年试验，结果质量都比脱籽棉优良。1936年，农场本身繁殖650亩外，另由定县表证农家协会觅得城内两村农民合作繁殖350亩，农民收获后增加收入10600余元。棉花是定县主要农产品，故“平教总会”注意研究，并极力寻求各方合作，1933年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作物改进技术。翌年，又与南开大学、金城银行共同组成华北农业改进社。1936年春，金城银行为谋统一河北省棉业改进事业，特建议将河北省棉产改进所及华北农业改进合作社合组为河北省棉产改进会。这一新组织成立后，尽管合作范围一度扩大，然主体仍为“平教总会”。在农作实验推广过程中，“平教总会”很注意推行组织教育，分全县为东西南北四区，各区表证农家组织“表证农家区分会”，四个区分会组织全县表证农家协会。公推牛村农民刘玉田负责主持，并租妥小陈村农田100余亩及城内农田18亩，1937年3月开始大量繁殖斯字棉。“平教总会”还在定县城内农场约有80亩地供作园艺用，高头农场有620亩地专供农作物研究用。自1927年开始育种工作，但育成新种需时5～7年，才有可靠结果。棉、麦成效如上所述。高粱、玉蜀黍经比较实验、交配实验、杂交实验后，高粱实验产量增加20%。园艺工作于1930年开始，白菜改良设计，实验结果：在农人同样管理下，改良种比普通种每亩增加25%，病虫害尤轻微。梨树整枝设计，实验结果：表证区“已整枝梨树”，比较对照区“未整枝梨树”增加产量20.3%。品质比较：表证区平均一斤个数占4.52个，对照区平均一斤个数占5.64个，可见前者梨果实硕大。现在定州的小白杨树，就是当年生计教育部陈治明先生引进的。

1928年开始猪种改良。实验田结果：波支改良猪在同样饲养与管理下比本地猪多肉18%，农民乐于饲养。1934年10月，河北省定县政府研究院特购买纯种波支公猪，由定县农场经各村合作社负责于两年内推广全县。每年农家增益40余万元。“平教总会”农场又搜集华北各地猪种，比较实验，以期得到中国良种。同时改良鸡舍，表证推广来亨鸡及红洛岛鸡，成效也很显著。

同时，还对定县全县的土壤全部进行调查，并进行了化学分析。再加上合作社所发挥的各种作用，定县农民大都增加收入约一倍。（三）

实行严密的农村合作组织。1923年，华洋义账会在南京城外建立一农村合作社，合作运动就被介绍到中国。1932年1月，平教会在高头村平校举办村单位改造的研究实验，成立高头村消费合作社。1932年12月，“平教总会”指导高头村消费合作社扩大为信用兼营购买业务。并以高头为中心，划周围60村为研究区，在尧方头等13村成立合作社。1933年秋，河北省县政研究院成立，与“平教总会”合作，以政教合一的力量，推进定县全县合作运动，限期三年完成县单位合作组织的实验。但“平教总会”认定全县合作组织，不从实际经济活动上推进难得速效。故先设仓库与自助社作准备组织，再由平校毕业同学会的村庄举办简易的自助社，并介绍中国银行及金城银行来定县，先后设立仓库五处，办理抵押放款，辅助自助社活动。各村农民眼见利益，陆续成立自助社。1934年1月，“平教总会”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合作宣传，并分别指导各村自助社推进工作。4月，办理表证合作社。1935年年终，自助社改组为合作社的更多，连同上年已有的总计达130社。县联合社早在1933年6月即有酝酿，是年6月22日各社代表集议组织联合社事，每社派代表2人到定县城开成立大会，选举理事及监事。12月，合作社成立已达33个。是月20日，各社派代表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1935年4月、9月先后举行第二、三届代表大会。翌年1月5、6日开第四届代表大会，议决设立农民合作银行。考虑到定县面积辽阔，办事极感不便，联合社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在李亲顾镇设立南区办事处。

1934年，运销合作社开始经营。1935年9月7日，在东亭镇成立中区棉花产销合作社后，社务逐渐发达，加入社数增加。1936年3月，定县合作社联合总会成立，人才集中，事权统一，所有县合作行政教育指导审核等工作，都由本地人士自主自理。

定县合作社资金的来源，起初大部分源于普通商业银行。“平教总会”为培养农村合作自身资金，1935年夏，组织合作银行，为全县合作金融之枢纽。1936年1月，举行县联合社第四届代表大会，全场一致通过“组织合作银行”案，并委托“平教总会”代拟章程。当时，我国还未制定合作银行法规，“平教总会”除参酌合作法、公司法、银行法的规定外，甚多独创。初创的银行暂定名为“定县农村合作实验银行”。银行以各合作社认股作基础，并向社会公开招募股金，将来合作社资力充裕，再改组为纯粹的合作银行。定县农村合作实验银行于1936年2月29日，设立筹备委员会，开始招股。翌年2月，实业部农本局决定资助8万元，定县合作社筹集2万元，合计10万元，为开办资金，3月正式成立营业。从此县单位合作组织，经过研究实验，完成一整套组织的系统。“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在定县实施农民生计训练制度，四五年间，除在制度本身不断研究改进外，还致力有关教材的编撰，先后刊行“农民生计训练”课本15种。嗣因各方的需求，1937年2月又出版“农民生计训练教学书”五册，除“经济合作”另有专书外，其余为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村工艺、农业工程，总共包括47个单元设计。五、卫生教育（一）

卫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根据农村医药卫生的实际状况、农村的人才、经济，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使人人为健康的国民，以培养其身心强健的力量；一方面要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以节省各个农民的医药费用，改进今日医药设备的分配状况，以促成公共卫生环境。“平教总会”通过调查，了解定县全县没有一家合格的医院。220个村没有任何医药，252个村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全县人口因缺乏医药而死亡的人数较多。绝大多数的农民又缺乏卫生知识与习惯的训练，以致环境肮脏，妇婴卫生不良，传染病流行。普通农民没钱到医院去看病。又因无医药知识，农民靠迷信治病，如用一撮香灰止血、一杯“神水”止痛；想生孩子，就到娘娘庙里去“套娃娃”；接生靠旧式产婆，剪脐带不消毒，“四六疯”很流行。至于蚊蝇能传染病的道理，农民根本不相信。苍蝇、蚊子成了农家的“座上客、梦中友”。在乡间有一些中医，但一般农民又哪能请到名医治疗呢？假如请到的是庸医，病人的后果就不堪设想。1929年卫生教育部的工作由北平协和医院优秀毕业生姚寻源担任。“平教总会”认定，农村卫生设施计划，当以最经济的组织，推行最简单的事业。一村约100户农家，所能负担的经费不过50元，它只有尽量利用普通人加以短期训练负其责任，并需要有一种卫生基本组织，在推行工作中坚持短期卫生调查、门诊记录、学生身体检查三项基本原则去付诸实行。1929年11月12、13日，卫生教育扩大宣传在定县城区举行。12月及翌年1月，又会同“生计训练学校”分别到各村展览、演讲及放映电影，且当场作预防注射与诊疗示范，以引起农民的注意与兴趣。同时抽取26口井水样品送北平协和医学院检验，发现病菌，立即指导居民改良饮水井的构筑，增加井盖及围圈，并按时撒放适当的消毒灭菌药剂，以减少病源。1930年3月，自平校毕业生中选出男女各一人，经过训练后分别担任各村诊所护士、公共卫生护士，参加学校卫生工作及家庭访问。同时又自公立男子师范学校、平民育才学校选出学生若干人，接受布种牛痘方法的训练后，回校为同学种痘，再为其他小学学生种痘。城区学校种痘完毕后，原经受训练学生即分组若干队前往附近乡村种痘。各村平校毕业生又多方协助，一月之内城乡种痘人数高达216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5%。为把这一工作搞好，晏阳初、姚寻源邀请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长刘瑞恒、北平国立助产学校杨校长、北平卫生保健中心李主任、协和医学院院长顾临及格兰特教授等。“平教总会”通过定县卫生教育的研究实验，旨在寻求一可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卫生保健制度，这一制度必须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绝无外国钱财援助；国内现代医生、诊所、医院非常缺乏，只有训练本地人担负责任；对本地人的训练，按照中国实际的需要，绝不模仿固守西洋职业标准。

定县城区诊所，自1929年12月18日正式开放，每日门诊病人20人至40人不等。每周两次为病人动手术治疗。翌年5月12日，牛村保健站开放，经村公所同意支付保健站费用，对病人完全免费。1931年5月1日，高头村保健站开放。为了广大农民需要，“总会”又成立巡回医疗队于冬季农闲时赴各乡村，不仅诊治病人，且利用实例使农人认识医药的重要，创造有利的卫生气氛。这一医疗队每日上午为青年识字男女及产后学生讲授卫生保健知识课程，下午为诊疗时间，晚餐后邀集村中长老、教师、家长茶话并举行保健会谈。保健课程完毕后，考试及格青年，在全村长老前领受证书，以示荣幸。自牛村保健站成立，对全村国民小学生施行身体检查及预防注射，并改良学校环境，增加窗户，粉刷墙壁，清洗便所，饮水煮沸等，成效很好。（二）

1931年，24所国民小学及24所平民学校学生2000余人接受身体健康检查。医生护士分别对患有眼病或皮肤病等的病人加以治疗并控制传染病流行。同时改良学校环境，消除脏乱，饮水煮沸，并对各教师讲述急救知识。1931年2月1日，举行学生卫生大会，将身体检查记录表、治疗记录及若干彩绘、有关保健清洁的图片分别展出，并演出十四幕的卫生教育话剧，2000余教师家长学生参加，健康或清洁学生获得奖品。卫生教育部自1929年9月1日至1930年6月底，应用各种方法推行卫生教育，包括卫生知识演讲304次，听讲人共42000余；保健讲习班153次，保健会40次，家庭访问345次，个人谈话1300余次，分送图片或小册子19种6万余份。以后每年连续不断分别在各村按上述各方式举行。足见农民迷信旧俗不易打破。

布种牛痘预防天花，是其中最困难的一项，耗时达七年之久。定县种痘工作自1930年开始，第一年尝试时期，为无组织的全县推广。1931年至1933年种痘工作集中于研究区，研究调查农民的天花免疫性，并在研究区普及种痘。1934年至1936年为推广时期，自区单位扩大到县单位普遍种痘。调查得知：定县研究区人民至少5%患过天花，即每年天花患者约50人。1933年，研究区人民有15%未曾种痘。社会中最有组织的小学生（8～14岁）已全种痘，而于学龄前儿童，尤其是一二岁婴儿至1935年才完全达到满意保护程度。当种痘区域自研究区20余村扩大推广到全县430余村，被种痘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加，天花免疫性可以永远提高。由于农村轻视妇女及女婴的旧俗难除，妇女种痘工作更加困难，经一再劝导，妇女种痘人数，自1930年的20%增加至1936年的39%。

关于农村传染病的防治，卫生医疗人员，走进村子经常遇见皮肤长疮的小孩，眼红泪多的妇女。春天村里猩红热麻疹流行的时候，小孩头上带着一块红布的，都是烧热刚退的病孩。烧得厉害的都在炕上睡着。家里没有害病的老幼也同样睡在一块。一家人连续不断地发天花，一村人接接连连地闹霍乱。针对以上情况，平教会医务人员从五个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农民，一是养成良好的清洁习惯，二是不断改善环境卫生，三是尽可能地提供好的医药，四是改变妇婴卫生的不良习惯，五是及时处置传染病的传染源。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定县农村的传染病逐渐减少。

妇婴卫生尤其重要，不幸的是我国完全忽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拿定县来说，1000名产妇中有12名产妇殒于产褥热，10万人中有300名以上的初生婴儿殇于初生儿破伤风。出嫁生小孩，是女子的职责。生产遇危险，是命上带的。年轻妇女有了孕，肚子虽然庞大起来，还是想守秘密，一直到肚子痛，少数强干的妇女自己想法把小孩接生下来，大多数都请一位邻居老太婆来帮忙。通常这位老太婆的年龄总在50岁以上，眼睛看不清楚，手指抖动不止，十个手指甲装满了污垢，她自己生过几个孩子，觉得很有把握似的，随便摸索探取。小孩呱呱落地，她用一把脏剪子把脐带割断，若是脐带出血，就用点灰土把他塞上，若是胎盘不下来，就用手去抓拿，生产过后，大人发热发寒，小孩抽风丧命，都是很平常的。“平教总会”着力推行现代科学助产方法，特聘助产士一人及有经验的产妇科医师一人，主持这一工作。1931年秋，于邻近“平教总会”处建起两层房舍的县保健院，病房可容纳50人，门诊处、检验室、教室、办公室、宿舍设备齐全。县保健院的出现，象征着注意卫生保健的新时代已经来临。1932年春，姚寻源离职赴美，原任行政院卫生署公共卫生处主任陈志潜到定县接任卫生教育部主任，开始积极进行县单位卫生保健制度的研究实验。（三）

保健员是农村卫生组织的基础。农村社会实施应用科学，唯有以组织的方法，使一般农民技术化。因此，卫生教育部决定，由各村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选举会员一人，接受十日的卫生训练，授予种牛痘法、水井改良、运用保健药箱（内含治眼疾皮肤病药十种，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普通卫生常识、简单消毒方法如剪指甲、洗手等课程。这部分人受训毕业回村后，就成为村中的卫生保健员。保健员与保健药箱年底酬金每年约15元，容易普及。“平教总会”于1932年春，将定县50农村试验设立保健员。卫生教育部为发展未来卫生事业，又规定保健员兼管生死统计事务。当50村保健员开始为村民服务后，1932年4月，“平教总会”在马家寨设立第一新区保健所。12月，又在西建阳村设立一保健所。区保健所在整个组织医学的实施制度中，是全局的关键。它既要担任治疗工作，又要训练与督察各村保健员，推行预防注射治疗保健员介绍前来的病患，如果病情较重即转送县保建院。各村保健员需要补充药料也由保健所供应。每一区保健所设一医师、一普通助理员，如办理学校卫生时，增添一护士。

1934年，定县全县种痘人数为80%，受霍乱注射人数为70%，完全是保健所的成绩。定县保健院每年所收病人35%由区保健所介绍。一保健所得若干保健员的襄助，可以保障一区内3万人口的健康。1935年，“平教总会”还开办一实验性的农村公共卫生护士研究班。这样，村有保健员，区有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三者连贯一气，承上启下，其功效益见显著。1934年即已完成现代医药的表证工作，1935年定县保健院及八区保健所与各村保健员，工作日佳。据生死统计，定县农民天花死亡率已降至最低；1935年定县初生儿抽风症的特殊死亡率，较以往数年降低，同时患产褥热的产妇死亡率也降低。在定县保健院受训练的助产士，逐年增加。1932年，产妇中得到助产的只有1.3%，1935年增加至13.6%。

初步推行节制生育运动。1933年，“平教总会”开始向平校同学会讲授节育工作，很引起注意。代表中国一般人民的定县农民，他们结婚，仍是本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年龄往往比男子大。男子平均结婚年龄在16岁，女子平均年龄在18岁。这个年龄的差别，大多数由于男家的母亲需要年长的媳妇做工。农忙的时候，媳妇在婆家。农闲的时候，媳妇在娘家。夫妻的性生活，往往非常秘密。根据统计，大多数产妇的受孕时期都在旧历年节前后，这与事实上夫妻聚合的时间不相违背。且农民所住的房屋甚少，常有两代成人睡在一个炕上的时候。性交因此极端地秘密与不便。糊里糊涂怀了孕，糊里糊涂生了小孩，这是天命！这是运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福多寿多子孙”，仍在他们脑子里盘旋。全家人或许没有一个识字的。忙碌全年的进款最多不过每人35元。男男女女十来口人，全年或许没有洗一次澡，清洁的意义实在非常恍惚！好像“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外，其他都谈不上。1933年11月，县保健院设立生育节制特别展览室，陈列各种节育器材药品及应用方法图说，并另辟专室供有兴趣人士前来讨论实际问题。是年冬，10村的青年农民都曾接受劝告，并愿试用这些节育方法，50村农民愿意迟婚且积极节育。1934年，卫生教育部特派员分别在15村访问835农家，说明节育的重要性，其中108家需要实行节育，34家接受劝告。

卫生教育部还进行了山芋营养的实验。保健院有一位工作人员，食用山芋一年之久。每到一定时期，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结果证明山芋确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山芋本是定县一带农民冬季的家常饭食，这个实验，不过是从科学上加以证明罢了。西红柿，现在我们知道它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也很好吃，可是当时定县的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它，种植西红柿的人就更少了。经平教会宣传吃西红柿的好处，定县的农民也逐渐种植和喜欢吃西红柿了。“平教总会”在定县实验研究农村卫生保健教育，五六年间成绩斐然：创造保健制度，并编著“定县保健制度三年经验报告”，供给国内举办农村卫生的基本参考书，还在实地为各省县训练所需要的工作人员；灭除天花流行病的技术，以最经济最有效的组织方法完成，每次种痘平常用费每人不过洋三分；治疗沙眼与皮肤病，应用保健员与小学教育，已普及推行；保健员兼为农村生命统计员，既经济又可靠，是当时国内仅有的有效方法。六、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目的在于以教育的力量，发展社会团结的力量，启发国民的自觉，训练自治的能力，培养奉公守法的精神。为达到这种目标，公民教育必须于实际的社会活动，如农村自治、农民自卫的工作上，培养公共心，训练团结力。1933年春，河北省县政研究院依照第二次内政会议决议成立，晏阳初应聘担任院长，仍兼“平教总会”干事长，继续以定县为实验区，应用政教合一力量试验县政建设。公民教育的进行因此更得便利。

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发掘国族精神。历史人物的选择，根据国族精神的标准以外，尤注重适合于现代精神。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山还特撰述《国族精神论例浅释》一书，由“平教总会”刊印，以浅显文字表现自古以来志士仁人言行，以鼓舞中华民族子孙，激励急公好义、为国家社会甚至牺牲其生命的勇气与精神。同时编绘历史人物图说，以便一般人看图知晓，使历史人物的正气长留天地。

从实际生活研究乡村自治。1933年，“平教总会”开始在高头村实验研究，同时进行公民教材的研究，注意教育的内容，对公民活动注意实际生活的指导。全县人民的政治活动以公民服务团为基础，全县人民都是公民服务团员，其中以少壮现役为基干。更依其在学校的组织与学习的专长而分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组，从而使县行政机构乃落于坚实的基础上。各乡镇原有乡镇公所，是地方自治组织中的乡镇执行机关，为防止乡镇改造委员会滥权，又设乡镇公民大会加以监督限制。同时，公民服务团即可在公民大会节制乡委会，解决乡镇地方之间的纠纷。

鉴于定县每年行政经费紧张，自然难留住人才，因此决定县政府设一县政委员会，另聘请一部分名誉职的学者专家，遇有要政兴革，特请参预，提供计划，给以学术上技术上辅助。为避免执行工作中发生困难，又设农村改造辅导员，选中学毕业的青年曾受辅导员训练的人担任，职务是随时传达县政府的政策政令以督促训练农村办事人员，并随时接受县政委员会的学术训练，循环递转，训练农村改造技术人员。

县政改造机构的实现，第一步从改组政府起。1935年2月，定县县政府依照上述方案改组完成。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按规定兼任定县实验县长。将原县政府的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四局合并县政府原有两科，改设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如保健由民政科主管，县农场及合作社联合会属经济科等。并实行合署办公，提高行政效率。县政机构进行改组时，公开招考河北省籍中学毕业、曾任区长一年、办事有实绩或有服务农村经验两年以上的25岁以上的青年，经审查、考试合格录取。再经精神、知能、服务训练后，选择成绩最优的人，由县政府委充辅导员，分赴各乡村工作。

县政改造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先在高头等21村表证示范，设乡镇改造委员会筹备处；举办公民训练；成立公民服务团；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乡镇改造委员会委员，公民的训练，实行“组织教育”，儿童有小学、传习处、幼童园；青年与成人有平民学校、民众传习处，公民服务训练班为公民服务团做教育准备，并利用广播无线电、巡回文库、农村剧场等社会教育设施，以推进教育。1935年冬，各示范村改造委员会或公民服务团都先后成立。

为使表证示范村村民的各种组织运用灵活，力求规范，各表证示范村特制订村民共守的各种信号，训练村民严守时刻，服从领袖指挥，作团体的行动，以增加组织运用的效能。各示范村中心还设置无线电收音机公开播音，学校外墙装置测候记载表，每日由小学值日队长根据校内测候处报告，填写两次。设置路程牌，培养农村时间、空间、天象、地理的正确观念。农村自卫是改造委员会的工作，各表证示范村按保甲组织，实施严格的军事“学”、“术”两种训练，为保乡卫国做准备。七、三大方式

在定县实验中，为了保证“四大教育”的实施，创造了“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以青年为主要对象，通过开办各种平民学校来进行；社会式教育，以组织农民为对象，在农村开展一系列的有益活动，把教育实际化；家庭式教育，是对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四大教育”结合以上“三种方式”，通盘计划，连锁进行，铺开62个村庄，带动全县全面开花，初步取得了成功。

关于学校式教育

这里说的“学校式教育”，是指平民学校说的。平教会从大办定县实验区开始，把原来的“学校教育”改称为“学校式教育”，以区别于“社会式教育”与“家庭式教育”。平民学校都是业余的，根据当地习俗，实行男女分校。平民学校内，实行导生制。平民学校的教材，就是平教会编印的《农民千字课》。根据实验的结果，《农民千字课》曾不断进行修改，大修改至少两次。平民学校的开办本为实验，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实际上后来全县四百多个村子，几乎每村都办起平民学校。经过几年开办农村平民学校的实验区，证明了平民学校的教育是适当的，农民学生的智力是正常的。这种繁重、精细的综合分析工作由平教会同仁担任。他们是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最后，又请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先生予以审定。1934年前后，编成了约50万字的《定县农民教育》专著出版发行。当时平教会的黎锦纾、孙伏园先生等就提出以“汉语拼音方案”进行识字教育的主张。学生们掌握了字母及拼音方法，就能把汉字的字音读出来。学习拼音字母，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本来是小学校里早已实行过的，但在成年人识字教育中却是首次运用。试用的结果，学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成年人的生活经验比小学生丰富得多，只要能读出字音，就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大致理解这个字的意义。但是，每个单字，虽能读出字音，但是如果两三个字连在一起的词语，却不能一下子分得清楚，以致发生上下乱扯的毛病。于是又想出“词类连书”的办法加以解决。如：“今天天气很冷”一句话，就写成“今天、天气、很冷”念起来很方便，便不会上下乱扯了。当时以小陈村作为学校式教育的试点村，运用《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从小陈村的平民学校开始的。

社会式教育

定县的平民学校越办越多，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些毕业生多为青年农民。怎样把这批平校毕业生组织起来，并让他们继续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这就成了当时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定县实验区特设“社会式教育委员会”。主持这个委员会工作的是霍六丁先生，也就是后来定县实验县的第一任县长。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组织各村的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同学会的工作，主要有下列各项：（1）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平教会编印的大量（约二百种）《平民读物》，他们可以借阅。为了阅读的方便，平教会专设“图书担”，送书上门。此外，还有每周出版的《农民报》及其他书刊。（2）协助推行平教会的各种工作，如卫生、生计、公民等教育工作，如担任卫生员和推广良种猪等工作。（3）进行一些关于移风易俗的活动。当时，在农村中缺少正当的娱乐，聚赌之风颇为严重。于是同学会中自动地订立了“禁赌公约”作为表率。但《禁赌公约》对于一些惯赌的人，却没有约束力。因为《公约》并非法律，不能实行制裁。虽然不能实行制裁，却往往引起同学们的愤怒。一次，某村的毕业同学在一个惯赌的人家门上泼上牛粪，以示警告。对于村政，毕业同学也敢于提出改进的意见。如某村的村长，年纪太大而办事精力又差，毕业同学就提议改选村长，让年轻而又具有办事才干的人担任村长。（4）平教会曾选拔少数村子的毕业同学，进行自卫的军事训练。平教会没有枪枝弹药，这种训练只能是徒手的。参加这一工作的是晏声鸿、章士元两位先生。他们曾在军事学校里受过正规训练。当时定县没有大股土匪，而平教会又是私人的教育机关，为什么要搞自卫训练呢？因为这一工作是在“九一八”以后不久开始进行的。“自卫”，就意味抗敌御侮、保卫祖国。当时，平教会曾经组织过农民抗日大示威，成千上万的平民学校毕业的同学，肩扛各种农具，进城示威，显示了我国农民抗日救国的力量。

巡回文库

巡回文库是社会式教育的一种工具。它在农民的继续教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缘于一般失学的农民，在民众学校短短的4个月中，每日学习的时间，不过一两小时，结果，虽然认识了1000多个字，得到了一些基本知识，但是毕业之后既不能继续升学，而日常生活中，又没有应用所学的机会，在此学而不习的状况中，势必演成“不进则退”的局面，逐渐又成了“依然故我”的文盲。这种轮回式文盲的造成，实在是民众教育前途上一个严重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补救方法，则民众学校这个阶段的教育，简直是白费气力。

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当然要从继续学习上用功夫，使民校毕业生随时有阅读书籍，习用文字的机会，以期在知识方面继续增高。这种继续教育实施的方法，固然很多，但是在乡村交通和经济种种环境条件的限制之下，要使农民有接受的可能，那么，巡回文库便是最经济最简易的一种办法了。

平教会在定县，以巡回文库为社会式教育实施的一种工具，已经有了几年的历史。此次巡回文库的数目，一共12个，式样是划一的，每个文库，高8寸7分，长1尺2寸3分，横6寸2分，质料为杨木，外涂以赭色漆油，以求坚固轻便，上面设有铜环，以便提携运送，前面的门板上，写有“定县同学会巡回文库”字样，下附有号数，字为银灰色，号数系红色，右侧面设有闩锁，以便启闭，文库内部分为大小不等的四格，均以薄板为隔，总之，每个文库的外形，是力求具备坚固、经便、美观、实用、经济各种条件。

文库的内涵。文库内分置“平民读物”及“应用工具”两种。（1）读物：本会出版的平民读物，内分故事类、小说类、剧本类、大鼓词类、谈话类、传略类、科学常识类、农工业常识类、社会科学常识类、卫生常识类、军事常识类、自卫常识类、民族常识类、史地常识类、商业常识类、国际常识类、法律常识类、国难教育丛刊等。各书局出版之通俗读物，内有公民训练讲话丛书、大众文库、“我的”丛书、新生活丛书等。（2）应用工具：每个文库里面，都放有书籍目录表、看书登记表、每日阅览统计表、注音国语字典各一本，此外还有铅笔一只，以备应用。

文库巡回的实施办法。在文库开始巡回前，由本会社会式教育部，制定了文库巡回办法，文艺委员管理巡回文库办法及巡回日期村庄一览表各一份，由视导员分发于各同学会，并将一切办法及巡回一览表，附列于后。

依照前面规定的办法及程序，进行文库的巡回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工夫，巡回了138个村庄。在这项工作的进行过程中，使人满意的，一是农民阅读兴趣的浓厚，一是同学会管理文库的热心。统计起来，阅读的人数，共计10369人，平均每个村庄阅读者有86人，除三五个村庄，文艺委员因生活忙迫，未能充分尽职外，余者均能从事，取运文库，依照规定的日期，登记统计，均按表格填写，手续清楚，井然有序。尤其难能可贵者，文库内的书籍，只有少数村庄遗失数册，余者均能全数缴回。

至于阅读书籍的类别，根据统计的结果，其中以故事、小说、鼓词为最多。在故事中以《三国演义》及《岳飞》两书，最受欢迎；而民族常识中，看《东三省》及《日本》两书的，也是很多。就此，可以窥测农民阅读兴趣的趋向及他们对于国家观念的一斑了。八、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一）

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进行，是国内第一流人材、创制第一等计划，做出来的第一等工作。这些人士参加平教总会，是因为他们认为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确实是救国建国的惟一根本途径。而平民种种可爱的朴实品性和他们困苦的生活，给予这些知识分子很大的刺激和鼓舞，因而形成轰动一时的“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生动局面。

平教会有一首《平教同志歌》，这是每次开会都要全体齐唱一遍的。这首歌的开头就是：“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己出，一心为平民。”

平教会并没有象党、团一样的严密组织。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同时，对于不称职的人，也有解聘的时候。但是，平教事业的向心力比离心力大。纵然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平教会多年的平教会同事对于平教会，仍有眷恋之情。因此，去而复返者也大有人在。在定县实验区，也是如此。当时社会式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汪德亮先生是汪精卫的侄子。汪德亮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就参加了定县实验区的工作。后来，汪精卫在南京政府当了行政院长，要汪德亮到南京去，任行政院的委员，可是汪德亮在行政院只干了一年就不干了，仍然回到定县工作。又如王若飞同志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是两度在平教会工作。一次于1931年在定县实验区，又一次于1941年在重庆乡村建设育才院。他两次来平教会工作，是基于他对平民教育运动的热忱。虽然当时定县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是许多从国内外大城市来定县实验区的同事，却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来到定县。有些同事不在县城里住，而是搬到乡村里去住。

平教总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16岁考中秀才，辗转日本、美国留学11年，主修政治经济学及哲学。中华民国成立，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对袁世凯乱政抨击不遗余力，革命意识强烈。后摆脱政治，专心教书造就人才。他担任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时，闻平民学校可于96小时读完千字课4册，大感惊喜，与晏阳初长谈后表示：中国平民具备如此伟大潜力，为新中国，我们必须有新公民，我们必须积极地革命，以建设民主的中国。因此，我愿参加平教工作。1926年，陈辞卸校长职务，到平教会服务，他曾把全家从北京搬到定县高头村。有些同事，在工作期间逐渐地对定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家中喜庆大事，都在定县举行。如陈筑山先生的续弦婚礼就是在高头村举行的，韩玉珊先生的新婚典礼是在定县城内举行的。更有外省外县的同事与定县农村姑娘结为终身伴侣的韵事，传为佳话。（二）

瞿世莫（菊农）是另一哈佛博士并且是中国学生在哈佛荣膺教育学博士的第一人。他在赴美留学前，曾任政法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回国后志愿参加平教总会担任平民文学部干事，为平教总会工作最长久的一人。

平教总会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梯霞），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并在丹麦研究合作社制度，又在美国农业部工作半年。回国后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1929年暑假，冯因郑锦介绍北上参观平教总会。晏阳初与冯畅谈时询及：“教授那一种农业？中国农业或西洋农业？”冯聆听这一问题大感警惕地答复：“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晏老因此又说：“何不试试中国的农业。如果你参观我们的工作，喜欢这地方，我们真诚欢迎你来。”半年以后，冯锐辞卸南京职务，北上加入平教总会服务。冯锐说：“我曾经忏悔：我在中国、美国、欧洲研究农业，讲授农学也有4年，并且是农业院院长。但我竟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农夫！”

陈志潜是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主任，他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肄习医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公共卫生学。当晏与陈会晤时询问：“你在一富裕国家学习公共卫生，如果你仍旧应用这些知识经验来教中国学生——这些人是要为穷苦同胞服务的，环境是如此贫困，你怎样着手呢？并且中国医学院毕业生原就不多，又都只愿留城市赚钱，从不顾及几万万乡村人民没有医疗照顾。如果你要想在中国实行公共卫生，应该为全国80%人民服务，这才是适合国情的公共卫生。如果全国80%人民无法接近公共卫生科学，中国怎么成为一健康的国家！”陈最初犹豫，经过再三考虑后，终于辞去南京工作，北上到定县平教总会服务。平教总会城市教育部主任汤茂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并修毕高专教育行政博士课程，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等职，也是由于真正觉悟，参加总会服务。

社会调查是定县实验的大前提和基础，主持其事的是李景汉。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1921年参加美国人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工作，是应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李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所副所长，他感到这基金会待遇优厚，实际工作却贫乏，官样文章很多，因此毅然辞职，参加平教总会，完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书。

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参加平教总会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等大有成效。

谢扶雅博士留学美国主修哲学，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36年辞职北上，担任总会秘书长。

合作制的推行，居定县实验的重要一页，是生计教育部主任姚石庵设计推行。姚石庵曾留学美国，并担任北京商业专科学校校长。其余如定县实验县县长霍六丁、平教总会教育部主任汪德亮以及卫生教育部周美玉都是国内外大学优秀毕业生。

那么，实验区的全体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每年在职人员，估计为120人。其中在国外留学、学有专长的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的约40人；此外，中、小学毕业的约60人。定县实验区的工作人员，是有很大流动性的，因此估计七年之内，参加定县实验区工作的总共约为500人上下。还有，在定县实验区工作的人员中，有些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如白志耕、张寒晖（即《松花江上》的词作者）、霍白丁等。有些是非常接近共产党的人士，如黄齐生老先生等。

晏阳初先生的夫人许雅丽，为美国华侨。她不是定县实验区工作人员，但她作为晏先生的得力助手，在同事的家属中组织家庭会，每周一次，介绍医药、保育、卫生各种常识。此外，在接待来定县参观的国际友人方面，她也尽了很多力量。另外，还有一位美国人金淑英女士，参加定县实验区工作，是英文打字员。工作时间，前后两次共达三年之久。这位美国女士在定县期间，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特殊，跟中国的女同事一样，穿着中国式的蓝布旗袍。

留学生陈筑山、郑锦早有成绩表现，今都弃之如敝屣，毅然参加平教工作，实在是非常之人才志愿为此参与的非常的革命运动，向农民学习，接受“自我再教育”。然后开始为农民工作。九、定县参观热

从1930年起到1936年止，每年到定县参观的人士络绎不绝，形成了定县参观热。前来定县实验区参观的人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如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有乡村工作者，也有中外的学者、专家、新闻记者及军政各界人士，如朱其慧女士的丈夫熊希龄，张学良、张治中将军，就曾到定县参观过。教育家梁漱溟、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哲学家张君劢、林宰平诸先生，也曾先后来到定县参观。天津《大公报》曾派记者到定县进行专访。记者回去之后，写成长篇记事，在《大公报》上发表。该报并发表题为《平教会与定县》的社论。北平大学周作人教授在定县参观后说：“对于平教会很有一种教意，觉得它有一种绝大特色。以我所知，在任何别的机关都是难发现的。这便是它认识的清楚。平教会认识它的对象是什么，这似乎极平常极容易，可是不然，平教会认清它的工作对象是农民，不是那一方面的空想中的愚鲁或者是英勇的人物，乃是眼前生活着行动着的工作对象是农民。他们想要，也是目下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平教会的特色，亦是普天下所不能及的了不得处，即是知道清楚这些事情而动手去做。”

埃德加·斯诺1933年冬参观了定县以后，他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文章说：“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以外，其它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定县人民从外表人看没有什么和中国其它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地方在他们心理以其整个生活的前途。这些都不是从外国工厂输入的。晏阳初使我大感惊讶：是富于机智与多才多艺……。”

1945年3月，与晏阳初长谈以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专门撰写了一本题为《告语人民》的书，她在书的扉页上用整篇的位置写下了“献给定县人民”六个大字。她以优美的文字、通畅的语言，热情讴歌了平教会的工作，讴歌勤劳朴实的定县人民。《告语人民》一书在世界各地畅销，2003年1月这本书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同时在全国发行。

参观人数较多、时间较长的计有两次。一次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派来的、住了一月之久的近三十人的参观团，一次是南京政府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十多人的参观团也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都非常认真地考察了定县实验区的全部工作情况。当时虽有定县参观热，而平教会的领导却相当冷静，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尽善尽美，在实验过程中，仍需不断进行修正，以求达到较完善的地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定县距北平仅数百里，而定县实验区还有大批平教会的工作人员没有撤离，而且消息隔绝。晏先生想到这些“共事业、励精神”的同事面临危境，忧心如焚，立即请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先生赶赴定县，把那批同事迅速撤离定县，孙先生不避艰危，毅然应命，偕同工友一人，由长沙转武汉，经平汉路至定县南边的新乐车站。目睹伤兵难民，充塞道途。孙先生忖度当时情况，实在无法到达定县，只好折返长沙。孙先生尚未抵长沙，定县已陷于敌手。于是，定县实验区的大部分同事，都留于敌后了。事后得知，这批留在敌后的平教会同事，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奔赴延安到抗大学习。著名的电影女演员陈波儿同志曾于1938年随八路军到敌后工作，她到定县时，就遇见许多曾在定县实验区工作过的平教会同事。这些同事知道陈波儿行将返回大后方，于是就拜托她如遇到晏先生及平教会同事，就代他们问好。1940年，陈波儿同志从华北敌后解放区来到了重庆。平教会经重庆办事处特邀陈波儿同志来平教会办事处，向她了解在定县见到平教会同事的详情。

1939年，平教会从湖南迁到重庆，并成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晏阳初先生为院长，实际上由汪德亮、瞿菊农两位先生负责。

晏阳初和下乡的博士们

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

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

力恶不己出，一心为平民……”——《平教同志歌》节选

70年前，晏阳初先生创立和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定县农村进行了长达11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那时候，在晏先生的平民教育理想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前后共有500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具体工作。这些人中，不乏在国外长期留学，学有专长，甚至在某一学科领域执中国之牛耳的著名人士，如李景汉、陈筑山、孙伏园、熊佛西、瞿世莫、郑锦、冯锐、陈志潜、刘拓、黎锦纾、霍六丁、谢扶雅、姚石庵、汤茂如、汪德亮、周美玉等等……他们一批批离开生活舒适的大城市，在条件艰苦的农村扎下根来，脚踏实地地为农民服务。他们的加入，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带来了现代教育的理念和知识，更以他们的人格和情怀，实践着用教育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一时间，“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成为那个年代文化教育界众人纷说的盛事。以榜样垂范　以人格聚贤“平教总会”作出以定县为实验区的决定以后，1926年10月，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在这个准备时期，晏阳初即到定县翟城村国民小学任教一年，作实地考察和生活体验。1929年，总会全部迁移定县，城内工作人员的眷属也都同往，晏阳初全家就在是年7月迁居定县城内的。

1932年，晏阳初带领16岁的大儿子振东和一个女教员深入到离县城50多华里的李亲顾村，为社会式教育的识字运动摸索经验。他们三人就居住在村妇贾春恋家里。贾春恋看到来了城里人，忙让出了南屋，他们家几口人挤在了东房。起初，她只看到晏先生他们每天早早起床，坐着“花轱辘车”（一种木轮木轴的畜力车）走了；晚上，总在她熄灭了纺线的豆油灯以后，他们才悄悄地走进院门。后来，从村里人的议论中，她才知道他们是教书的先生，晏先生还是著名的洋博士，来村里为他们创办平民学堂。

贾春恋看到晏先生早出晚归，一身尘土一脚泥，很想和他们说些什么。可是，当时的封建习惯，青年妇女是不能和男人随便说话的。她不敢直接把做好的饭菜端过去，“女人家，哪敢轻易进男人屋？”总是先送到女教员的屋里，再由女教员送给晏先生。女教员笑着和她说，我不也是女人吗，不是经常和晏先生在一起？男人和女人，没有谁高谁低的。贾春恋听了觉得很新鲜。又过了几天，晏先生和女教员一起来找她，说要办妇女识字班，请她带头参加，她好高兴。她动员了一批姐妹，在识字班里劲头十足地学习。她们把那位女教员当成了“女圣人”，“因为她什么都知道”。

60多年以后，她对前来调查平教会事迹的人说：“晏先生真是个好人”；“那年月，穷人哪能读得起书，是晏先生办起了学堂。他不让穷人拿一分钱，自己买来木头，请来木匠，做桌椅板凳。他还和大家讲，我们搞的是平民教育，学文化，让大家都平等。穷人并不是天生的笨，是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无论是谁家的娃，只要愿意读书，我们都欢迎，都免费。起初大家不相信，后来看着晏先生挺实诚，就试试看吧。结果，真的和晏先生说的一模一样。”

其实，这样的经历，在晏阳初驻守定县的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

晏阳初先生的夫人许雅丽，是美国华侨。她不是定县实验区的正式工作人员，但一直住在定县，直到晏先生离开。在当时农村如此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她没有丝毫的怨言，和农村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养育着儿女。作为晏先生的得力助手，她还在同事的家属中组织家庭会，每周一次，学习卫生保育知识，帮助家属排忧解难。在接待来定县参观的外国友人方面，她也尽了很多力量。

晏阳初一家的身体力行，给平教会的同仁们留下了说不尽的佳话，树立了磨不灭的榜样。一部调查史　七年民间行

定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以对全县的社会、生活概况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调查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个调查的设计者和主持人，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李景汉。

李景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硕士，1921年参加了美国学者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工作，这是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第一次使用。此后，李景汉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可他感到，基金会待遇优厚，实际工作却很贫乏，官样文章太多。因此，在晏阳初发出邀请以后，1928年6月，他毅然辞去了许多人热衷的工作，加入了平教会，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定县乡村调查工作。

李景汉第一次去定县，火车走走停停，敞着篷，天还下着雨，浑身淋得湿透，现在只要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时走了二十四五个小时。当夜宿在县城的旅馆里，被臭虫咬得奇痒难耐。在北京、在国外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李景汉，对农村生活并无体验，可是他就在算作办公室的几间破旧草房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并一干就是七年。

李景汉与统计调查处张世文、诸葛龙一起，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走遍了许多村庄，克服了三次战争、水灾与瘟疫、农村经济凋敝、人情相悖等等困难，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先后编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于1932年刊行问世。《调查》包括各村各户的饮食起居、疾病死亡、农田农业，全县的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灾荒等。晏阳初为《调查》一书写了序文，他指出，定县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谋求解决；即先求知道生活的真况，再制定教育实施方案，这是定县整个实验工作的指南针。

第二个是农村工业调查。“平教会”为推动生计教育，于1931年开始进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于1936年刊行的调查报告，内容有纺织、编制、木工、铁工、化学、食品等150种不同的农村工业。它注重技术方面的研讨，内有100余张照片，尤为珍贵。

第三是多项专项调查，如定县借贷调查、定县选样人口调查、定县土地分配调查、集市调查、社会状况调查、家庭卫生调查、农民生活费用调查、田场经营调查、研究区内猪牛羊调查等等。其中尤以冯锐与刘拓、陆燮钧及美国人甘博等带领研究推广员，先后在翟城12村、东亭46村所做的农村生活调查最为详尽。它包括历史与起源、地势与土壤、交通及转运、乡村组织、人口与教育、农业状况、卫生与疾病、社会风俗、庆会娱乐游戏、度量衡，还查及各种农事：农产、畜产、果品、蔬菜、农具、施肥、树木及森林、轮种法、家庭工艺、特种作物耕作方法、农民借贷储蓄、买卖交易、农家周年出入（县）境等。

在农村从事社会调查，采用的方法与城市中大不一样。鉴于农民对城市人下乡产生的种种疑虑，李景汉、冯锐、刘拓等人及时改变方法，采取在平民学校中任课，参加教育和文化活动等措施，让所有的调查人员在“平教会”都任编辑、教学、推行、视导等工作，先和农民发生师生关系，通过接触建立感情，谈得上话，能沟通意见，再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工作。这种以平等姿态进入调查的方式，正是平教会的宗旨和理念所推崇和倡导的。七年来，李景汉一直生活在定县，仅一次离开定县四个月，是因为生活不适和劳累，患了胸脓肿。李先生不在岗位时，由瞿世莫先生主持调查工作。

瞿世莫（菊农）先生，是哈佛的教育学博士，为中国学生在哈佛荣膺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在赴美留学以前，就是政法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学成回国以后，志愿参加平教会的工作，初任平教会文学部的干事，后在多个部门做过工作。他是为平教会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扫天下文盲　做世纪新民

平教会的平民文学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平民学校的教材和平民读物，编辑《农民报》和《平民字典》，还有搜集供研究用的民间文学作品等。平民文学部的主任先是陈筑山先生，后是孙伏园先生。

陈筑山，16岁考中秀才，旋即赴日本、美国留学11年。中华民国成立，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在担任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时，听闻平民学校可于96个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在与晏阳初长谈后，他表示，中国平民具有深厚伟大的潜力，为新中国，必须造就新公民。平民教育工作我们责无旁贷。1926年，陈辞去了校长职务，到平教会服务。

平民学校的教材为什么叫“千字课”呢？是考虑到平民学校的学生学习时间不长，课本中的生字不能过多，内容还要适应学生的实际需要。于是，根据文契、账本、通俗报刊、政府文告等所用的文字加以统计，捡出使用最多的1312字，教材的编写限于这些字。可想而知，编写这样的教材困难是很大的。

平民文学部还编写平民读物——一种64开本的小册子，每册一般只有三四千字，携带方便，读者有工夫随时可以掏出阅读。平民读物的内容有古今故事、科技知识等，篇幅虽然短小，但条理分明、文字活泼，很受农村读者的欢迎。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试读这个环节是成功的“奥秘”。平民读物编完了，每次约请一位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来，由他自选一册从头读起。遇到问题随时提出，编写人员给予解答，并在预先制好的表上分类记上。编写人员在试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也一一记入，以供修改时参考。约来试读的学生，中青年都有，一般是中年农民爱看农业生产知识的读物，青年农民大都喜欢文艺作品和历史故事。经过试读和修改，面世的平民读物受欢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陈筑山手里，这样的读物前后编出了几百本。

1931年，陈筑山辞去主任一职，带领一批人到离县城不远的高头村进行公民教育的实验。他把全家从北平搬到了高头村，后来的续弦婚礼也是在高头村举行的。多年的教育实践，他和定县的老乡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接替陈筑山平民文学部主任职务的，是孙伏园。

当时的孙伏园，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留学法国多年，返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文学刊物，颇为文化界重视。一次，他告诉晏阳初，晨报副刊约有5000人阅读。晏先生提醒他，国内几万万平民正需要有人为他们编写看得懂、有意思的平民文学，你何不到农村去和农民们生活一段时间，创造新的平民文学？孙伏园听后，非常认同。不久，他辞去了旧职，加入平教总会。

孙伏园到了定县农村，组织多位知识分子，搜集村民中广泛流行的秧歌剧、大鼓词，作为编写读物的素材；再结合现代文化科学的理念和知识，先后编出《谈天》、《说地》、《论人》、《国难丛书》、《平民字典》等。更为重要的是，孙伏园开始亲手主编《农民报》。《农民报》内容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综合其他报纸重要新闻另行写成，一部分为平民学校毕业同学的投稿。孙伏园通过办报，提供新鲜的信息，开阔农民的视野；也通过办报，培养农民作者，帮助他们实现渐渐被触发出来的文学理想。

在平民文学部，还有留学德国归来的黎锦纾先生、前清的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李劭清先生等著名学者。

曾在日本留学10年，回国后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国画艺术家郑锦、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都在一段时间内到定县致力平民教育运动。他们用画笔，用街头戏剧，用课堂上生动的教学，为农民带来知识的启蒙和艺术的享受；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得到了来自乡土的营养，焕发出创造的生机。

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的研究员，还在丹麦研究农村合作社制度。回国后，他在广东岭南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并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1929年暑假，冯北上参观平教总会。晏阳初聊天时问及“教授教的是哪一种农业？中国农业还是西洋农业？”冯大感警惕地答复“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晏又说：“何不试试中国的农业？如果你参观我们的地方，喜欢这地方，我们真诚欢迎你来。”半年以后，冯锐果然谢辞了南京的职务，北上加入平教总会。他说：“我曾经忏悔，我在中国、美国、欧洲研究农业，讲授农学也有四年，可是我竟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个中国的农夫。”后来，冯锐在定县的工作，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数年之久。悬壶济苍生　治医平民痼

70年前的定县，穷乡僻壤。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疾病和瘟疫时时在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把根治农民的“弱”作为“四大教育”的重点，为此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多方面工作。陈志潜就是这方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公共卫生学。学成回国后，在晏阳初的感召和劝说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辞去南京本已选定的工作，来到了定县，成为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

上任伊始，陈志潜带领卫生人员走村串户。随便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村庄周围的死水坑。房后的粪便没有适当的处理，不问而知夏天的蚊蝇一定很多；水井与厕所接近，井口低洼，不问而知传染病一定流行。有学识根底的都懂得，解决健康问题往往要从这些地方着手。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他把显而易见的问题归为五类：个人清洁不良、环境卫生不良、医疗状况不良、妇婴卫生不良、传染病处置不良。例如：定县妇女平均每人生育六胎，母亲平均年龄50岁左右时，40%的孩子业已死去。而七个主要死亡原因中，大部分都是可以预防的。

基本明了情况以后，陈志潜开始设计并创立基于村庄的保健制度，这个制度由村、联村、县三级构成。

每村经严格培训，选拔一名保健员，管理适用药箱、随时施种牛痘、报告本村生病和死亡情况；联村设保健所，尽量配备医师和护士，并由其管理村里的保健员。在一份资料中，报告了一个联村保健所一年的工作。该所的管理人口约为30000人，一年中，他们进行了卫生宣传124次，听讲人数约21900人，分发卫生宣传小册子2500本（张），进行传染病预防注射12042人次，进行小病诊疗30261人次。由此可见保健所业务之繁忙和工作之成效。在联村保健所之上，全县设立县保健院。它的职能主要为健康事业管理及组织、卫生教育、县医院、县检验室、防止流行病和传染病、小学学校卫生实验、护士训练班、接生人员训练班。

陈志潜在给平教总会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说，“以一年来的经验估算，所有的制度如普及到全县，每年的费用（培训费在外）最多不过人均大洋三角。这正是过去定县每年人均用于医药的费用。以同样数目的金钱，只要换一个做法，就可把旧日的情形大为改良。把现时定县研究区和非研究区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两种情形的优劣。”

平教会在定县搞的卫生制度的改革，不仅在广大农民中普及了卫生常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健康和疾病医疗方面得到了保障。定县农村里至今仍在流传着当年联村保健所治病救人的故事。陈志潜他们创建的保健制度，也成为当时国内建设农村卫生事业的基本参考。同时，定县还在实地为各省县训练农村卫生人员，传播灭除天花流行病的技术。

平教会并没有像党、团一样的严密组织，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同时，对于不称职的人，也有解聘的时候。但是，它就像一块磁石，向心力远比离心力要大。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平教会多年的人，对于平教会仍有眷恋之情，去而复返者也大有人在。很多后人为此感到疑惑：它的吸引力来自哪里？仅仅是晏阳初先生的人格感召力吗？或者，追求实现改造社会的教育理想？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知识界对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有这么强的共识和动力？这个历史的问号，有待以后投身乡村建设的仁人志士用自己的感悟和体验给出真正的解答。

1985年晏阳初定县之行

1985年9月8日，95岁高龄的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远渡重洋从美国飞抵北京。晏老到京后的第5天便怀着急迫的心情，不顾劳顿，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定县访亲问友。定县组成了很大的接待阵容，定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赋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康树成、副主任汪德鉴，副县长杨宏，县政协副主席黄国士等人在县政府招待所热情欢迎这位世纪老人的到来。（一）

县招待所的院落打扫得很干净。下了一夜的小雨，清晨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院落里的树木花草葱茏碧翠。上午10点30分，四辆大轿车缓缓驶进招待所，县领导及接待人员撑着雨伞急切地迎了上去，前两辆车上走下国务院外事办、省政协的陪同人员。当第三辆车门徐徐打开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晏阳初博士。张赋祥、康树成热情地走上前去，同工作人员一起把老人搀扶下车。老人满脸笑容，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连声道谢，张赋祥高兴地对老人说：“晏老，看到您身体这样健康，我们真高兴。”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了，身体虽硬朗，但在雨天里走起路来脚下依然显得有些抖动。随同来的小女儿华英在晏老身后小声地说：“爸，慢点，小心路滑。”搀扶在老人两侧的女工作人员轻声地说：“晏老，我们就要进大厅了。”

这是一套里外两间的房子，客厅不大，但打扫得十分干净，桌几上摆着两盆水果，一盘是苹果，一盘是鸭梨。这些水果都是定县当地产的，据说这是城西赵村一带堡自町村果农们专门送来的。堡自町果园曾是晏阳初博士50年前搞果树嫁接的试验地。当晏老知道情况后，他随手拿了一只苹果，轻轻抚摸着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故地老树结新果啊！”50年前，平教会在定县以翟城村为生计教育的试验场，开展了农作物的栽培和试验。当年就是平教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梯霞）在定县搞农业和果树试验的。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并在丹麦研究合作社制度，又在美国农业部工作半年，回国后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有丰富的农学经验。他应晏阳初之邀，舍弃优厚的待遇毅然到乡村，心甘情愿地为农人服务。就是在定县平教会农业推广中，晏阳初和冯锐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把农业技术简单易行的传授给农人。当时，为了防止病虫害，庄稼地和果园需要配制农药喷洒，配制农药关键是药和水的比例，刚到农村的农技人员并不了解农人没有文化，因此常把书本上的cc或kg说给农人听，而农人们根本听不懂什么是cc，什么是kg。当晏阳初和冯锐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对技术人员说：“要把我们的知识传播给农人，首先要使农人知道或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不然我们的一切好心全是白费。”在晏老的指导下，生计部的技术人员自己先做配药比例，掌握了准确的配制方法以后，再用生动直观的方法，告诉农人几瓶盖药水（即多少cc），倒在几桶水里（多少kg），然后搅拌均匀，便可以喷洒使用，农人们很快掌握了配制农药的技术，由于农作物和果树及时喷洒了药剂，避免了病虫害的侵袭，秋天获得丰收的农人无一不感激平教会。

生计教育部在定县搞了小麦品种、棉花品种的改良。1928年开始猪种改良，实验结果：波支改良猪在同样饲养与管理下，比本地猪多肉18%，农民乐于饲养。同时平教会生计部从1930年开始园艺试验，并在城西堡自町村一带进行了梨树整枝。实验结果：表证区“已整枝梨树”比较对照区“未整枝梨树”增加产量20.3%。品质比较：表证区平均1斤个数占4.52个，对照区平均1斤个数占5.64个，可见前者梨果硕大。平教会离开定县以后，农人们所开展的农作物种植以及养殖，还有林果业始终延续着平教会农技人员所传授的知识和技术进行。今天，当晏老看到当年他所改良林果产生的巨大影响仍在发挥作用，心里感到十分的高兴和欣慰。（二）

晏老在招待所稍事休息，若有所思地对随从在身旁的县招待所工作人员说：“我的恩人王凤义来了没有？”工作人员小张说：“凤义老人听说您要来，早就在一楼大厅等您了。”晏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急忙说：“快请他上来，我要见他。”

50年前秋季的一天，忙碌了几天的晏阳初，又习惯地骑着毛驴到县城西北郊黑龙泉打野鸭子。这是一片水草茂盛的芦苇荡，在芦苇荡边，他认识了一个捡粪的穷孩子。当晏博士知道孩子姓王名凤义时，便捡起一根木棍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并叮嘱说：“今天你不要再下芦苇荡了，你认识了‘王’，‘王’字认识了你，我就高兴了！”说完，晏博士兴冲冲地走下芦苇荡。许是这几日阴雨连绵，芦苇荡里积水很多，晏博士弯腰起脚都显得十分吃力，他走了一段，突然惊叫一声，双脚陷入深深的沼泽，身子越扭越往下沉。孩子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向芦苇荡里冲去，淤泥漫过双腿，他双手用力拨开杂草芦苇，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将要靠近晏博士时，他一边急切地说：“先生，你不要急。”一边拼命地向前倾斜身子，紧紧拉住了晏博士的手。经过孩子的帮助，晏博士终于从泥塘里爬了出来。

晏博士脱险以后，十分感激小凤义的奋力相救，关切地问起他的家庭情况，知道他家就住在黑龙泉附近的苏泉村，家里很穷，孩子除了每天捡粪，还织一手很好的紫花布。晏博士问到：“你愿意跟我到城里做工吗？”他说：“愿意。”没多久，晏博士托人把凤义接到定县城内，并专门在瘟庙街租了几间房，凤义便带了徒弟办起了织布坊，晏博士一有时间就来到这里和他聊聊，并教会了他识字。

50多年以后的今天，晏博士虽然到过许多国家，见到过许多名人、学士、国家元首，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第二故乡的人们。他深情地说：“我的家乡是四川巴中，但是我真正的家乡是在定县，这里有我的亲友和兄弟姐妹。”这次，晏博士终于回到了定县，在招待所里，他伸出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前来看望他的王凤义夫妇的手。

晚上，有文艺晚会，晏老没有参加，他要会见当年平教会景慧学校的一名学生，他叫张克敏。据张克敏回忆：景慧学校的创始人是晏阳初的夫人许雅丽，她建校的目的是为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职工子弟解决入学难的问题。学校许多同学的父亲是从北京、南京到定县来的大博士、大专家教授。因为张克敏是从当地一所小学转到景慧学校的，以前只是学了些四书五经，数学课几乎没有接触过，因此，学习起来十分吃力，老师便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地教，直到学会为止。在学校，他还看到不是平教会的孩子来读书，他们衣衫褴褛，有的冬天还穿着单薄的衣裤，因为家穷上不起学，是晏先生和其他平教同仁介绍他们来读书的。学校里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进步，根本分不清谁是大博士、大教授的孩子，谁是穷人的孩子。在这所学校张克敏学到了不少知识。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平教会南迁时，学校被迫解散，那时他上初中二年级。在平教会南迁前的1934年，晏先生看到形势吃紧，他把1918年在法国巴黎为华工服务时的照片送给了张克敏的父亲，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今后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一定让孩子学点文化知识，因为今后建设国家的重任终将落到他们身上。

岁月流逝，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张克敏的父亲虽已早逝，但晏老留给他们的那张珍贵的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到1985年9月，晏老回到定县，张克敏才把珍藏的照片送给晏老，当晏老接过这张珍贵的照片时，他的眼睛潮湿了，无限深情地说：“小希廉（张克敏的小名），你真是有心计的人。”（三）

这次晏阳初博士回国访问，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邀请。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美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几次问到过晏阳初的情况，晏老得知后非常感激，并有过回国访问的想法，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83年10月15日，《团结报》曾以《远在天涯近在咫尺》为题目，报道了晏阳初父子间的一次隔洋通话。那天，已经是夜里10点，在北京某机关的电话机旁，年近花甲的晏振东在等待纽约的长途电话。不久前，欧美同学会发出了请柬，邀请他的父亲晏阳初先生回国参加10月14日至20日的纪念活动。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话筒，告诉父亲：“欧美同学会举办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您参加，现在国内形势很好，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晏阳初先生在电话里回答说，今年是他90寿辰，一些美国朋友正在为他筹备庆祝活动，实在分不开身，不能回国参加活动，这使他感到很遗憾。

晏老先生在电话中说：“国内形势好转使他深感欣慰，中国参考各国的长处，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很好，这样前途就会光明，国内情况好起来，就能扩大胸襟向世界学习，把世界好的经验吸收进来。”电话中他还说：“我是中国人，我搞平民教育也对全世界的人民都要给予帮助，要发展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政治力），四力兼备才算新民！”

晏阳初回国的愿望，终于在1985年9月3日实现了。这天夜里11点，晏老在机场见到了在北京的儿孙和亲友，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说：“我天天想你们，想祖国。海外的同胞都说这几年祖国的政策变了，人民变富了，国家变强了，这更激起了我想回祖国看望的信念。当我接到周谷城副委员长代表祖国人民发来的热情亲切的邀请信时，我再也按捺不住要回祖国的急切心情。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9月7日晏老在石家庄河北宾馆对省长张曙光说：“我愿为增进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友谊，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改造，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晏老回到了定县，心情格外激动，不断询问着定县的情况，不断赞叹定县的巨大变化。午餐时，餐桌上摆放着刚煮熟的新鲜的毛豆、红薯和花生。晏老怀着浓厚的兴致直接用手从盘子里捡起一个毛豆，然后剥开说：“这是黄豆，长得很饱满。像这样的豆子，一亩地能产多少斤？”陪同在他身边的县长张赋祥说：“如果水肥，管理跟得上去，一亩地能产200斤左右。”晏老说：“当年我们在翟城也搞了大豆的种植，产量还不高。”

张县长指着餐桌上的一大盆红绕肉说：“这是我们本地生产的猪肉，脂肪少，瘦肉多，它的改良还是从您那时开始的。”晏老听了，脸上微笑得像绽开的一朵花，熟练地用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盘子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9日上午，晏老冒雨参观“晏阳初旧居”并题词：“平教乡建是方法，发扬民力是目的。”参观达两小时。对陈列室墙上挂的《九大信条》连连鞠躬说：“谢谢、谢谢！”对陪同他的同志说：“我万没想到，定县乡亲们这样高看我，使我万分感谢，终身不忘，我要对定县、对世界再作贡献。”这时是9月9日下午5点。晏老从旧居出来，街上细雨绵绵，人们撑着各色各样的雨伞，西起操场胡同、东至东大街小胡同口，张张笑脸喜迎晏老，场面非常感人。晏老激动地流下眼泪，对乡亲们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回家乡来了，定县是我的第二故乡，你们都是我的好乡亲。”当晏老参观了定县李亲顾村后，对定县人民说：“定县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乡亲们的生活比过去富裕了，从定县的变化，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的乡建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他又说：“我很赞赏老百姓讲的两句话‘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彻底翻了身，是邓小平带领我们走上了富裕路’。”

绵绵秋雨中，晏老在访问当年他曾搞卫生教育的李亲顾村时，亲切会见了50多年以前的老房东，80多岁高龄的贾春恋老大娘。贾春恋至今仍记得50多年前的一天，她突然病倒，头炸开一样疼个不止，连续几天滴水不进，双唇紧闭，处于昏迷状。有人说是着了邪，要请神汉巫婆。这时，正在邻村筹办平民学校的晏阳初先生听到消息，急忙赶回来，立刻吩咐人到平教会创办的李亲顾村诊所，拿回了药，服用不长时间，就恢复了神志，并开始喝水进食。以后许多年，每当贾春恋提起那次大难不死的事，她逢人便说：“是晏先生的神药，救了俺的命。”

当年晏阳初在定县推广卫生教育，建立了村、联村、县三级医疗网络，使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县里成立了妇幼保健院。1933年，平教会开始向平民学校同学讲授节育工作。同年11月，县保健院设立生育节制特别展览室，陈列各种节育器材、药品、应用方法、图说，并另辟专室供有兴趣人士前来讨论实际问题。是年冬，110个村的青年愿意接受劝告，并愿意试用这种节育方法，50个村农民愿意迟婚，且积极节育。1934年，卫生教育部特派员分别在15个村访问835户农家，说明节育重要，其中108家需要实行节育，34家接受劝告，从此定县的节育工作开始在全县普及。时任副县长的杨宏向晏老讲起现在的定县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很好，这和当年平教会开展的工作分不开时，晏老听了，会心地笑了。

由于天不断降雨，通往翟城的路虽然几经修整，但仍然泥泞，考虑到晏老年事已高，在领导和大家的劝阻下，晏老非常不情愿地放弃回翟城村看一看的愿望，可他和翟城村乡亲们贴在一起的一颗心却没有分开，托人带去了他给翟城乡亲的讲话录音。

他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称，定县人民，翟城村的乡亲们是自己的亲友，定县是他的第二故乡，“禁不住要同家乡亲友，兄弟姐妹们拉拉家常话”。他在讲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条中华民族的古训时说：民强我们的国家才能强，民富我们的国家才能富，我们应该努力的是固本的工作。希望定县的亲友兄弟姐妹今后要继续努力。

10日上午，晏老一行参观了位于城北的定县种猪厂，这个种猪厂存栏种猪千余头，是华北地区著名的冀合白猪繁育基地，同时这里也曾是当年平教会集中搞林果畜牧的试验场。现在成片的林果依然茂盛，秋天依然果实累累。随父亲同来参观的小女儿华英当年年龄还小，但二哥新民对这里的一切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那是1929年春天，晏新民兄妹五人跟随父亲到城北试验场来玩，那里有一片梨树，粉白色的梨花开得正艳。中午，当我们刚铺好毛毯准备野餐时，突然刮起大风，黄沙四起，天昏地暗，结果野餐没吃成，一个个倒成了小土人，那灰楚楚的样子，引得大家仰头大笑。再看城墙坡上，到处是刮落的梨花，白花花一片，恰似天降瑞雪，令人心旷神怡。这时我们看到父亲的神色却很严肃，他自言自语：“定县的风沙太大了，要想办法进行治理”，虽然声音很小，可站在一旁的我们却听得十分清楚。不久，他便和平教会的同仁培养了速生小白杨，这树种生长快，固沙能力强，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至今，这些小白杨改良的杨树依然在定县大地上茂盛生长。

晏阳初博士从9月8日到10日，在定县参观考察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尊重，对定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日下午，晏老一行满载着定县人民对他的深深眷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定县。

晏阳初的人格魅力　乡村建设的九大信条——聆听晏阳初的座谈讲话感悟

1985年9月8日至10日，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回到阔别多年的定县参观访问。50多年前，晏老及其率领的平教会，在定县进行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虚名薄利不关愁的情怀，在定县这个广袤而又贫瘠的大地上，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进行平民教育的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定县实验”。之后，晏老又把“定县实验”传播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晏阳初与定县紧紧联系在一起，定县因而扬名海外。

这次晏老不顾95岁高龄，重回他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定县，他是来看故土的变化，来重温故人的友情。在晏老紧张而又愉悦的三天访问中，他看了许多，谈了许多，但他每次谈话涉及最多最广的，是他50余年来总结出来的乡村改造大信条。当时我作为定县广播电视局的记者，从始至终对这次活动进行采访，特别是在9月9日下午参加了有县政府举行的晏老的座谈会。会上我有机会聆听了晏老的讲话，晏老在讲话中突出讲述了乡村改造的九大信条，从中我感悟很深。一、深入民间

秋日的太阳，把一抹金色的光芒透过橘黄色的窗幔，悄悄地洒入宁静的县招待所小会议室，晏阳初消瘦的身躯平静地斜靠在椅子上，旁边依次坐着定县县长张赋祥和县里其他领导。座谈会前，晏老说：“多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在定县搞平民教育和农村改造，有些收到了一些实效，有些还只是一些尝试，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建设还有着很大差距，我这次回来就是来学习的。”张县长说：“您在定县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定县人民从中都得到了实惠。您看，昨天上午您重访您的旧居，天虽然下着雨，可欢迎您的人群等在门口，谁也没有离去”。晏老说：“我看到了，都看到了，太感谢定县的父老乡亲们呐！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定县，没有忘记定县的父老乡亲。我在87岁时，曾总结了这些年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九大信条，这九大信条是我的基本思想和做法。第一条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第二条就是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晏老端起桌子上的水杯，浅浅地抿了一口：“深入民间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当年我们在定县发动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回到民间去的‘博士下乡’运动，这些都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模式，是对‘学而优则仕’、‘官学一体’道路的一种挑战。在中国，历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由于这种封建意识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许多书生、书呆、书奴，养成了士大夫阶层，这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的凄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呢？我个人由于特殊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战场与华工朝夕相处，有机会了解到‘苦力之苦’，同时也发现了‘苦力之力’，所以下决心今生今世要献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此后我回到了祖国，在我身边集结了许多朋友，投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工作，我们这批同志朋友，有分别留学于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博士硕士，也有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专门人才，有学经济、政治、教育、农业、卫生、社会等学科的。当时，他们学成归来，满腔热忱报效祖国，但英雄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政府腐败透顶，人民穷困至极，深感失望，但当他们看到了我们在农村搞的识字和乡村改造后，他们毅然舍去了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有的还放弃了当官升迁的机会。大家从象牙塔跑到泥巴墙，从大城市来到穷乡僻壤。我们回到乡村，来到中国的基本群众农民父老兄弟、姐妹中间，以图了解人民，探索救国的方略与道路，这条路一直在定县走了10年。我们深有体会，深入民间，这对于我们这些自认为清高，本事大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的重要。”

坐在一旁的张县长和其他在场的人静静地听着，一起领略着似乎浅显却十分深刻的道理。二、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

晏阳初说：“与平民打成一片是九大信条中的第三条，向平民学习是第四条。其实这两条集在一起就是说社会和平民大众，要求我们知识分子要彻底放下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我们到定县，住的是与农民一样的房，吃的是与农民一样的饭，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绝不自筑壁垒，与农民隔绝起来，搞成一个‘小北京’式的小圈子，我们要彻底地与农民打成一片，甘当他们的小学生。大家知道，为了搞好定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工作，开始我积极支持李景汉、冯锐等人以定县为基础，采用社会学系统的科学方法展开了中国社会基本单位——县为单位的实地调查，起先农民对我们有很大的戒备，以为我们是政府派来收捐、征兵、拉夫的。后来看我们真心诚意地为他们办事，才消除了疑虑。可我们调查还是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许多习惯上的不适应。有一天李景汉调查时来到一户农家，主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忙着烧水泡茶，主人从炕头拿出积满灰尘的茶壶、茶碗，又用毛巾反复地擦，李景汉看到毛巾又黑又脏，从卫生的角度讲，不知那毛巾上有多少细菌啊！可是当主人给他端上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接过茶碗，一口气喝了下去。就这样调查队逐渐与农民打成了一片，取得了农民的信任。”“通过定县的社会调查，我们总结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四大病症即愚、贫、弱、私，而‘愚’是其他三种病的根源。因为没有文化故不能吸收科学知识，只知年复一年地在田地里埋头耕作，年复一年地遭受贫困的煎熬，吃不饱、穿不暖，不懂卫生保健，故疾病缠身。农民却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对家庭以外的事漠不关心，更谈不到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没有团结组织的能力与习惯。因此，我们根据这四病症，研究出了治疗这四种病的药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是以前没有的，是根据当时定县的社会调查后发现疾病，也是困扰农民的一个大问题，应该将现代科学卫生知识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减少疾病，增强体质。”

晏阳初说：“我们在定县工作的这些年来，不断注意到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农民平民结合的时候，要从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的传统封建观念，把自己看成是上等人，而把农民看成是下等人，这是大错特错。对待中国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我们要从心底把他们看成是与我们一样平等的人，看做是我们的同胞，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次我到定县来，我就始终想见到当年我的救命恩人，他叫王凤义。下午我们见了面，如果不是他在泥水潭里及时把我救上岸，恐怕后果将很可怕，也许就没有以后的平民教育事业了。因此当我们把平民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时，平民才能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知己和朋友，当我们遇到危难时，他们才会舍己相救。”

在定县我们开展平民教育，我们到处都可发现，农民兄弟并不缺乏才智，他们缺少的是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受尽千辛万苦，有独有的不朽经验。有一次我和一位车把式聊天问到：我们在翟城的实验农场怎么样。他说：多年的小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你们的农场只要干下去就行！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很受鼓舞。感觉到世间最宝贵的是人，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中国，中国的平民蕴藏着无穷的伟力，我们搞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就是开发脑矿，开发民力。而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求我们扫除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树立一个平等的思想。所谓平民教育，其“平民”二字中的“平”，并非只“平凡”一义，其中还含有“平等”的意思。道德是人格平等，其次机会平等，当真正实现平等的时候，天下才能“太平”，如果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总在贫困和不满中生活，世界能够实现和平吗？三、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不持成见，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晏阳初与张县长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将近40分钟，晏老头脑清晰、思维严谨，晏老的谈论极具亲和力，像大山深处奔流的小溪，像五彩缤纷烂漫的山花，给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送来了清新，带来了震撼。

我们请晏老稍事休息，他摇摇头继续说到：“九大信条第五条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第六条不持成见因人制宜，这两条我们一起说。5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选择了定县做我们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实验场，这绝不是我们的心血来潮，不是我们的狂热痴想，我们要搞平民教育，要搞乡村改造需要不断研究和实验，而这个实验不是在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农村里。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是平民自己，他们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因此，不是说我们一切都知道了，提示人家应该怎么去做。平民是我们的伙伴，首先要对他们做启示、教育、宣传工作，让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与从事改革的主动精神，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要使我们所掌握的科学道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能固执己见，不能以为我们有知识，是大学士、大博士，什么都懂，一切都正确。应当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或没有真懂，倒是农村的百姓有真知卓见。”

晏阳初说：当年我们来定县后，每到一个村庄，首先去拜访村中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有一天我到东建阳村段兴成老人家中，段兴成70多岁，在定县城里做过生意，他又是村里两个识文断字中的一个，因此，他在村里备受尊重。起先我们教农民识字，农民不接受，我们有的同事缺乏办法，我和段兴成谈过后，段兴成说他有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认字，他真的把农民组织起来了，我们来上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件事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我们的主张尽管正确，也需设法使它变成平民大众自己的主张，这往往需要耐心，而要说服他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所进行的一切，不是为了装饰陈列，专门拿来供人参观的，而是为了在农民实际生活中发生效应的。我们在定县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实验时，一时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很多人对定县实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其中有些人对定县乡村改造和市政设施感到失望，认为没有平坦的马路与像样的建筑。其实，我们向来不主张做表面文章。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是为广大贫困地区的劳苦大众服务，如果我们提供的模式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那就失去了乡村改造的意义。

我们在定县，发现农民的卫生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环境卫生、防疫注射、节育方法、医药治疗设备、家庭营养和婴儿保健知识。我们下了几年的工夫，建立了一个有效果，农民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农村保建制度。由受过基本医药训练的保健员（每村一个，平民学校毕业生担任），负责推动乡村下层卫生工作。他们经常和区保健所（有医师、助理员、护士）保持联络，继续接受训练，并将病情比较严重的农民送到区保健所去治疗。最后有县保健院，这是县保健制度的最高机构，有完善的医药设备及可收住50人的病房。县保健院负责主持培训各级卫生工作人员，这个保健系统，可以很低的代价，全部满足定县40万人的卫生需要。

在定县，我们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主要抓实质。比如，乡村最迫切的问题是贫穷，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自然首先要发展生产。但是，如果不同时抓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思想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民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不加强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只单纯抓生计，抓生活方式，抓眼前的枝节的致富，而不知道致富的道理、道路、技能以及目的与各方面的保障，不注意巩固与提高的措施，是行不通的。且不说生产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不能使社会和个人得到均衡的巩固和持久的发展。四、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

晏老说这是九大信条中的第七条，乡村改造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就意味着要对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问题采取革命的措施，弃旧图新，走向光明。我们肩负着使命，要求我们应当永远迎着困难，向困难挑战，最后战胜它。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就会固步自封。你常会听到有人说：社会是如此恶劣，看不到一点希望，将就凑合吧，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平教会到定县后，困难多，阻力也很大，面对农村种种陈规陋习和许多不良现象应该怎么办，工作还能不能进行下去，时时在考验着我们。最后我们商量出一个县政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在1933年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上通过，决定在各省成立县政实验研究院，并成立实验县。当时我被聘为河北省县政实验研究院院长，然后又推荐平教会的霍六丁为定县实验县县长，因为县政一体我们就可以大胆放手工作了。当时我们对定县一些大户和盐商集中赌博，平民看不惯当地治安，又不敢管的事进行了治理。对定县吸鸦片人多面广，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事，该抓的抓，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这项工作收效很大，仅清风店一个镇就有几百人戒掉了毒瘾。吸毒的人戒掉了毒瘾后，不仅家人感激不尽，他本人也十分愉快，全镇百姓给区长送去一块“德在荫民”的功德匾以示感谢。还有一次，一个日本浪人来到定县城里，胡作非为，众人敢怒不敢言，霍六丁知道后，立即派人将他强行驱逐出境。在定县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刻感觉到：我们当今处在人类社会的大变动时代，改革是时代的潮流，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自己就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旺盛的斗志，时时刻刻准备应付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坚持自己特有的精神，一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二是所向无敌，不惧怕任何困难的精神与奉献精神。五、不是救济，而是发扬

晏老说：“九大信条的第八条，不是救济，而是发扬，这是我们在搞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工作中找准自己位置，明确自己的身份，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第九条言必行，行必果，是说我们不要讲空话，说了就要去做，不做空话先生。“70年前，当我在法国第一次接触中国劳工时，我就发现他们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发扬这智慧的机会。在以后的实践中，我更认识到，平民教育不是慈悲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农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志气，改变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新型教育。后来我们又提出：乡村改造是为了民族改造，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培养他们自发的精神，我们要坚持‘发现、发明、发扬’的‘三发’原则。这始终是我们的基本思想。发现是指我们与劳苦大众朝夕相处中发现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无穷伟力；发明是说我们发明了开发“脑矿”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整套理论与方法；发扬则是说我们整个的系统旨在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我们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们不是解救众生的基督，我们只是广大平民的朋友，乡村改造的事业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觉参与，是一定不能成功的。“我们为民服务，一定要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座谈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当结束座谈时，晏老站了起来，慈祥而又亲切地和参加座谈的人一一握手。50多年来晏阳初是以多么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把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定县实验”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把他的“九大信条”落实到一生追求的事业中。面对这位“世界十大名人”之一的晏阳初博士，这一切是那样真实！

晏阳初的奉献精神——访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原副院长颜彬生女士

1990年5月28日至6月1日，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国际大厦隆重举行。来自菲律宾、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和中国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7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定州市的代表市政协主席李济东、市政府副市长杨宏以及市晏阳初研究会秘书长李志会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期间，我们有机会拜会了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原副院长颜彬生女士。颜女士从1946年起，跟随晏阳初先生搞平民教育，成为晏阳初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国际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及董事会董事，负责协调学院与各国乡村改造工作计划的实施，并陪同晏阳初奔走各国，进行实地考察与指导。颜女士对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劳作，当她谈到晏先生的奉献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对乡村改造运动传播的影响时说：“我们都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奉献精神是事业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在乡村改造工作的领域奉献精神更是重要。乡村发展改造是一种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处世的修养，还要有奉献的决心，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有发动力，还要有持久力。”

颜彬生说：“不幸的是奉献精神在今日已不多见。世界上有各种诱人的酬报——权力、财物、身份和优裕的生活。我们就是不讲物质的酬报，在今日能维护全家温饱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为乡村改造理想而献身的人，前途只有艰苦的工作，而没有光辉荣誉。工作的人，一定要有牺牲的精神，而且不仅要牺牲自己，还要接受一切对家人的影响。晏阳初先生从事乡村改造70年，终身不渝。他常和我们说：‘人生一定要有选择。’他自己最高的选择权给了乡村改造工作。他的贤良能干的夫人许雅丽和他有同样的理想，他们两位都终身为乡村改造而奋斗。”

晏先生在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还在筹划乡村改造工作的未来，1989年10月，他过了他99岁生日后，曾有一次轻度中风，两个月后，健康逐渐恢复，他就开始写一本小书，要将他终身的实际经验，留给将来从事乡村改造工作的青年，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因肺炎病而去世。他真正达到了他一向坚持的意愿。上帝给了他使命，他便要始终坚持不懈，穷尽一生之力为乡村改造而工作。

颜彬生女士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述着晏阳初的奉献精神，仿佛在讲述一段来自天界的故事，然而这是一个来自平凡世界中一位不平凡人的奉献故事。

颜女士说：“本来晏阳初博士要参加这次在河北省举行的研讨会，但他在会议之前离开了人世，这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留下了遗憾”。“晏阳初先生的成就是中国人对人类文化进步事业的又一伟大贡献”，这是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代表们的共识。

颜女士说：晏阳初的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又将这些产生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推向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舞台，不仅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而且还被一些发达国家认同。出席会议的美国、日本、英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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