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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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战史风云
林彪五虎上将之邓华
曾几何时，林彪和邓华是一对英雄互许，惺惺相惜的将帅。“俱往矣”的事不说了，从组建八路军之日到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一史程，林彪对邓华起码有四次知遇提携之恩。
1937年8月，红一军团改编的八路军115师343旅成立，其下辖685、686两个团。由红二师（井冈山老底子，也是林彪起家的部队）改编的685团为115师东渡黄河的先遣队，首任团长时为黄永胜，副团长（实际上是政委）为邓华。在开进途中，黄永胜和邓华发生激烈争执（两人红军时即有龃龉）。开完洛川会议的林彪在追赶部队途中闻知此事，在向中央请示的同时，毅然决定由聂荣臻副师长去做同时渡河赴晋的抗大一队队长杨得志的工作，让其顶替黄永胜为685团团长。林彪在此决策中有两个不寻常的举动，一是犯了中国军界“临阵换将”的大忌；二来免去的是主力团的“第一把手”（军事主官），留用的是其“第二把手”（政治主官）。不论此举的理由如何，这在国民党军事当局那里的手续调换是非常麻烦且有“不能照准”的风险。林彪甘愿冒此风险作此决断，出发点可能并非仅为邓华，但客观上谁敢说邓华没有受到林彪的恩遇？此“知遇”为其一。
邓华的军事才能在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并不突出。在115师以及该师分兵后的晋察冀部队中，运动战他不及杨得志，游击战他不及杨成武。这当中的缘故之一可能是他没做过军事主管，军事才华不能得到表现。但在1938年他率北岳军区一部与120师的宋时轮部汇合，成立八路军第4纵队，到冀东创建根据地时，作为一个方面军（当时纵队的级别比师只低半级）政委的他应当说是适逢天降大任之机，政治上可造就一番抱负，军事上可打出一爿江山。然而短短半年不敌辽、蒙日军的渗透围剿，几达五万众（其中暴动民众甚多）的军队分崩离析，作鸟兽散。邓华郁郁寡欢回到延安去做教导2旅的政委。不是冤家不聚头，该旅旅长恰是黄永胜。师老地狭，身飘业尽，个中滋味怎堪忍受？
似水流年到了1945年9月，林彪重返军队要去东北（先是去山东，后受命转道）。他此番登门去请两人同往。一个是旧部陈光，一个就是堪堪邓华。不说此去多大造化前程，能脱藩篱即是好事。所以老兵们回忆，去辽路上说笑话最多的就是邓华。那种“鲤鱼脱得金钩去”的意兴豁然可以理解。此“知遇”为其二。
解放战争打到第四年，北中国大地已是“风展红旗如画”。排山倒海的4野大军雄踞平津，虎视湖广。4野南下要编组，中央给了4野四个兵团番号。12兵团司令萧劲光，13兵团司令程子华最无悬念。刘亚楼以“林、罗、刘”之威名荣任14兵团司令也无话说。堪堪15兵团司令人选令林、罗大费踌躇！五大主力之中，北满的38军、39军，南满的40军、41军，还有一个“林总近卫军”43军，这几员大将功盖全军，实力最强，但谁当司令，人望军心莫衷一是，碍难拍板。可林彪冷不丁地一下“拎”出时任44军军长的邓华，与老资格的赖传珠政委搭档统领15兵团。44军的前身为东野7纵（司令邓华），它既不如李天佑的1纵（38军）勇冠三军，也不比韩先楚的3纵（40军）野性十足，甚至不象梁兴初的10纵（47军）那般“三年本无名，一仗定黑山”。因此林彪此举是挟自身威望令诸将，取良材，对军史功不可没，对邓华则是扶掖提携。此“知遇”为其三。
其四则是志愿军13兵团重组的军史佳话了。朝战爆发，中央决定出兵援助，并且指定4野13兵团满编后出动。林彪虽有畏战之嫌，但他向中央献了一条好计。其时4野南卧湘粤，主力13兵团四个军由黄永胜统带镇守广西（程子华回了山西）；15兵团邓华部三个军防卫广东。林彪此时又做出一个出乎众人所料的点将：否黄（永胜）取邓（华），唯材是举。事仅如此也倒罢了，问题是他为邓华率军顺利所计，竟将广东的15兵团番号改为13兵团去任志愿军，而将广西的13兵团番号换为15兵团由黄带领入粤替防。这真是“共军”史上一大奇观，绝无仅有。因此林彪此次“提携邓华之作”可谓煞费苦心，登峰造极。
带老兵回家的人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孙春龙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晚饭后，他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之下，有一位穿着龙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孙春龙走过老人的身旁时，老人睁开了眼睛，主动向他打招呼。
在交谈中孙春龙得知，老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日子。
在异乡他国，遇到一位国民党老兵，这引起了孙春龙的好奇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人在面对身份的追问时，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他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孙春龙一时无言以对。他努力回忆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知识，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能回应他，但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对于国殇墓园也一无所知。
突然而至的激愤过后，是沉默。孙春龙的沉默是因为茫然，老人的沉默是因为失望。
从“金三角”采访回来后，这位老人的举动始终让孙春龙难以忘记，他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会如此激动。
也正是在2005年，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一本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书籍《国殇》在当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孙春龙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孙春龙说，“此后，我又搜索了国殇墓园，得知它就在云南腾冲。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
孙春龙原本想去国殇墓园做更详细的调查，但他自己感觉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还没有到能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到了2008年元月，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孙春龙恰好去了一趟腾冲，于是他顺路前往国殇墓园。
进入国殇墓园，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孙正龙看到了一扇大门。在他的记忆里烈士陵园的大门都应该是非常宏伟的，但是国殇墓园的门非常小，也许只能容一个人走过。进门之后，顺着甬道台阶继续前行，正面是一个忠烈祠。忠烈祠之后的场面让他大为震撼。“整个一座山坡密密麻麻全是墓碑。亲身到了那里，你会无比震撼。要知道，每一座墓碑其实都代表着一个人，碑石上刻着不同的名字和他们生前的军衔，寥寥几个字。那些人就静静地躺在墓碑下，躺在你面前，而你却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
当孙春龙站在国殇墓园的时候，他唯一的感受就是惭愧。“当时，我已经三十多岁，身为一名中央媒体的记者，我却是如此无知。”“再仔细想一想，和我同龄的人，可能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事迹。我感觉无地自容，这些人为国家为民族献身于此，如今却寂寞地留在这里，被历史忘记。于是，我当时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去了解这段历史，起码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三个月后，孙春龙动身前往缅甸，去专程采访流落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
一开始，他担心远征军这个选题过于敏感，刚好，中国重新修建了一条从腾冲到缅甸密支那的公路，也就是二战时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于是孙春龙以此为由头前往缅甸进行采访那些抗日老兵，也真正揭开了远征军幸存老兵与阵亡将士遗骸的回家之旅。
孙春龙曾经懊悔地感叹：“真的不能再等了！后来，我也一直在自责，如果在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就发起组织了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国寻亲，那该是一支多么壮观、多么抖擞的队伍啊！”
第一次在缅甸曼德勒采访老兵张富鳞时，孙春龙曾告诉他，等他回了国，会帮助他找家，并且接他回家探亲。没想到的是，张富鳞一脸不屑地说，几乎每一个采访他的记者都给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最后没有一个人去帮过他。张富鳞的话让孙春龙觉得羞愧，也让他再一次坚定了决心。“走啊，我带你们回家。”从再次前往缅甸的时候开始，孙春龙就不停地默念着这句话。
李锡全的远征
从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边防检查站出境，穿过缅甸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的区域，再经过一段笔直的两边全是稻田的公路，尔后经过一个架在伊洛瓦底江上由缅军守卫的铁桥，就到了密支那市区。
这条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祖国边境的公路，许多人用尽余生也未能跨越。
2008年，孙春龙接回了第一位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他叫李锡全。
4月6日的清晨，在当地华侨董宝印帮助下，孙春龙见到了李锡全。李锡全的家位于密支那郊区的华侨新村，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驻军所在地，至今还留有几间二战时的铁皮房子。而在解放后，这里又成为难民营地，最终成为一个华人聚集区。李锡全家的房子是木结构的，外墙用竹条编织，颜色已经发黑，家境贫寒可见一斑。
至今，孙春龙依然清楚地记得，当董宝印向李锡全介绍了他的来意之后，李锡全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李锡全的老家在湖南省桃源县，兄弟6个，他最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7岁的李锡全和四哥、五哥一起从军，辗转广东、广西、云南多地。1943年，李锡全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随后展开了收复腾冲的战役。李锡全是直属军部辎重团的特务长，专门负责运送战场给养。1944年5月11日凌晨，中国远征军打响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当日，李锡全所在的部队强渡怒江，并随后从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挺进腾冲城。
在腾冲收复战时，李锡全右腿负伤。战争结束后，李锡全来到缅甸密支那的英军医院治病，未随大部队开拔。
在治好腿伤之后，李锡全留在密支那摆地摊谋生，并改名李云。几年后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傣族姑娘做老婆，育有两儿一女。许多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都曾改过名字或向别人隐匿了从军的历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赢得荣耀的身份，甚至可能会因政治的变幻而招致厄运。
孙春龙得知李锡全70年没有回过老家，和亲人也没有一丝联系。他问李锡全：“你想回家吗？”出乎预料的是，李锡全摇了摇头淡然地说：“不想”。就在孙春龙诧异时，李锡全有些自嘲地说：“要两三百万元才回得到（缅币，100万缅币约合6500元人民币），我也老了，回不得了。”
孙春龙这时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他告诉李锡全，自己回国之后帮他找家。孙春龙从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纸，让李锡全写下了他所能回忆起来的和家乡有关的所有信息：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父亲李尧臣，大哥李松柏（又名李锡铃），五哥李锡番。
在采访完密支那的老兵回国后，孙春龙在曾经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章《腾冲远征》，文章里写道：“抗战老兵李锡全的远征至今还没有结束。”
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极大关注。趁此机会，他将李锡全找家的信息整理出来，于5月8日发表在博客上，同时又找到新浪、网易以及湖南的红网等多家网站的朋友，将此信息置于显著位置。众多热心的网友给了此次寻亲活动极大的支持，还有网友专门建立了“桃源缅甸抗战老兵寻亲”QQ群。
5月9日下午，孙春龙突然接到湖南网友打来的电话，说获得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进一步核对了有关情况后，基本可以确认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青林乡。当日下午3时许，他们便联系到了李锡全的侄子李谷伯。当天晚上，李谷伯给孙春龙打来了电话，“我的爷爷去世时，还在念叨六叔（李锡全）。”
战争，让这个家庭四分五裂。李谷伯说，他的父辈兄弟6个，其中后面3个兄弟都去当了兵。其中四叔死在了新疆，五叔则在抗战结束后在云南安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和家里有过联系，惟独六叔李锡全一直没有消息。
放下李谷伯的电话，孙春龙立即打电话给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董宝印，因为李锡全家里没有电话，他让董宝印向他转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5月10日一大早，孙春龙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董宝印的电话，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董宝印在电话里告诉他，李锡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倒是更加痛彻心扉。同样作为一名在海外打拼的华侨，董宝印或许更能有所体会：“他都老成那样子了，他哪敢再去想回家的事啊？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但找不到，也不敢回，现在年老了，没有体力了，更没有钱，不去想这事了，死心了，家却找到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
年迈的李锡全多年来一直卖柴火为生，每捆柴火的价格仅为1000缅币（约6块多人民币）。在缅甸这个贫穷的国家亦算是社会底层的高龄老人，如何能踏上这个跨越国界、跨越身份限制的回家之路？
漫漫回家路
在接听董宝印电话的时候，孙春龙突然有一种冲动。“作为一名中国的年轻记者，对这段历史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在没有任何思索和筹划的情况下，我坚定地告诉董宝印，让他转告李锡全，我来帮他回家。”
随即，孙春龙就向云南腾冲一家国际旅行社的朋友了解李锡全入境的相关手续办理问题，并着手经费的筹集等一些准备工作。后来，云南腾冲旅行社的朋友告诉孙春龙，要接李锡全老人回家，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目前缅北正是雨季，腾密公路几乎每天都发生山体滑坡而阻断交通的事，非常危险；更难的是，李锡全老人没有护照，只能在云南腾冲县公安局办理外国人出入境证，而这个证件，最远只能到达昆明，如果想出云南省，必须经云南省公安厅特别批准。
每一个问题都很棘手。前一个问题客观存在，没有办法改变，但孙春龙不想等，他真的害怕已近90岁高龄的李锡全，捱不过这个雨季抱憾而去；后一个问题，他托云南公安系统的朋友打听，得到的答复是这事情需要公安部批准。
其实更急切的问题是，回家的资金还没有着落。经过估算，这一趟加上陪同人员的花费，需要3万元左右。那些日子里，稍有一些人脉的朋友，孙春龙都会给他打电话，动员他能游说企业界的朋友来赞助此事。“我要让对方参与，必须先打动他，必须先从头说起这段历史，说什么是中国远征军，说这些参与抗战的老兵的命运。我几乎每天都说得口干舌燥。甚至我还作出承诺，赞助此事的企业，我可以通过私人关系找多家媒体为其进行宣传报道。”孙春龙后来在为老兵回家写的《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一书中，详细回忆了当时的艰辛。
令人惊讶的是，连续有三位企业老板本来在第一天就答应了，但到第二天又都反悔，有的甚至连电话也不再接。更有一位老板，在第二天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告诉孙春龙，他才知道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的兵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所以这事他不参与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责备，似乎受到了欺骗。这也让孙春龙一时无语，但最后还是原谅了对方的无知。
后来，万般无奈的孙春龙开始在博客及一些论坛上贴出文章《跪求湖南热心人士关注流落缅甸老兵》。在这篇文章里，他讲了为老兵回家筹款遇到的种种挫折，并“跪求”湖南的热心人士，帮一下李锡全，让他早日回到家，回到祖国。
那段时间里，孙春龙心急如焚，因为他知道，“时间不等人，我真害怕，因为我能力的欠缺，耽误了这件事情的顺利进行，耽误了中国二战老兵李锡全的回家之路。”此外，他更害怕“李锡全老人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或许他已经又一次死心了，他觉得那个从祖国来的年轻人不过是一时冲动说大话而已。”
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孙春龙一边对我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救赎，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或许再过三五年，等这些本已所剩无几且大多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兵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那么留给我们和我们子孙后辈的就真的只剩下无尽的自责与懊悔了。”
6月19日，孙春龙的帖子在网络发出之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最终，在其他媒体朋友的共同宣传下，湖南华中电力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决定资助李锡全回家的所有费用。湖南省人民医院专门派出一名心内科专家全程陪护老兵回乡。最难的还是一纸通行证，李锡全老人因此也在昆明多耽误了两天。后来云南公安系统的一位朋友点拨孙春龙说，这事情按正常的程序肯定不好批，只能变通去做，作为主管部门，虽然不能公开地去支持，但也不会过多地去干涉。后来，李锡全老人改坐火车从昆明回到了长沙。
10月19日下午5时45分，李锡全乘坐的K472次列车终于驶入长沙火车站，虽然火车晚点4个多小时，但长沙火车站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数百名对英雄怀着敬意的民众。出站口两侧，是大家自发制作的横幅，“欢迎抗日英雄李锡全回家，人民感谢你”、“热烈欢迎中国远征军英雄李锡全荣归故里”等等。
从2008年，接老兵李锡全回家之后，在志愿者和媒体朋友的帮助下，孙春龙又多次返回缅甸，寻找那些幸存的老兵，并帮助他们一一寻找并返回自己的家国故土，至此已经有超过30名当年的中国缅甸远征军老兵，时隔七十载，再次回到祖国，享受英雄般的礼遇。“在几个月里面，我没有挣一分钱，反而要倒贴钱。我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我知道，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认为我做的事情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是值得认可的事情。”孙春龙说。
远征英雄魂归故里
孙春龙第一次在缅甸密支那看到日本人气势恢宏的“慰灵碑”、“慰灵塔”后，深受震撼，急切想到中国远征军墓地去瞻仰一番。但他瞻仰到的只是片片荒草丛生的旷野。熟知情况的当地华侨说，远征军墓地早已损坏殆尽，威严庄重的远征军墓地只存在于年老者久远的记忆之中。
今年初，孙春龙一行人为了寻找老兵遗骸，重返缅甸。在仰光郊外，他们看到一座保存完好且非常美丽的盟军墓地，是由英联邦战殁者委员会管理的。其官方网站显示，这是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宗旨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用真名和墓碑或纪念碑铭记”。这个墓地有6347座墓穴，有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印度、刚果等9个派兵到缅甸作战的英联邦军队。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墓园管理者奥斯卡跑了过来，问他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台湾？”“中国北京。”“你们是做木材生意还是石油生意的？”“不，我们是来寻找中国远征军老兵遗骸的。”
墓地管理员带着他们在墓地里寻找中国老兵的墓碑，大概有三十多个中国士兵墓。“这所墓园里面有印度雇佣军的、缅甸士兵的、英国本土的，也有你们中国人。每年，牺牲于此的将士的祖国都会有人来看望沉睡于此的他们。唯独，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中国人来拜祭你们的阵亡将士。’”
墓园管理者后来说，他在这里守墓多少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中国人来这里寻找老兵的。他问孙，“是不是你们这个民族比较健忘？”
听到这样的话，孙春龙感觉无比悲哀和无奈。“我无法说服自己，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因为这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面对历史应该有的态度。”
此后，“老兵回家”延展为“让阵亡将士遗骸回国”，他开始不厌其烦地呼吁：“要回家的，不仅仅是那些幸存的老兵，还有那数不清的、飘荡在异域的亡灵。我们，一定要带他们回家。”
2011年2月22日，孙春龙和高飞、戈叔亚、远征军后代以及野外摄影师共6人组成考察团，赶赴缅甸，沿着当年远征军在缅甸的抗战足迹，考证早已消失的远征军将士墓地。
考察组历时一个月，走遍了远征军当年在缅甸的各个主战场，根据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最先确定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在西保和密支那，这也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两个地方。
密支那作为二战中国军队在海外最大的战场，为了消灭2400多日军，远征军在美军的协同下，付出了6000多官兵牺牲的惨重代价。远征军第五十师、第十四师和第三十师三个建制师以及美军长途渗透特种部队（劫掠者）和209工程兵营、329航空工兵营，特别还有航空部队等参加。
原本，中美作战部队均在密支那各地建立了各自单位的墓地。但在战后，美军把自己的墓地迁移回国，而中国三个师的墓地一直保留原地，上世纪50到60年代，这三个中国军人墓地被捣毁。
而在阵亡人数最多、远征军作战最为惨烈的野人山，牺牲将士均无葬身之地，考察组只能将其作为长期目标，搜寻一具，接回一具。考察组回国后，经过紧张整理，向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递交了详尽的考察成果和相关建议。
随即，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和云南省侨联开始组织实施“忠魂归国”大型公益活动。2011年9月13日，19具散落缅甸近70年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被寻回，分别沿着瑞丽畹町和腾冲猴桥两个口岸，回到他们为之献身的祖国安葬。
孙春龙说，第一年搞活动的时候，有关老兵身份的问题国家卡得很严格，后来政府部门开始主动与他们沟通，并且为他们的活动提供各种帮助。现在的老兵回家已经逐渐形成模式，他已经不用再通过私人关系去为老兵协调。“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中，本身就有来自公安的，帮助查找老兵的资料，也有来自航空公司的，他们为老兵免机票。我觉得，现在对于远征军的历史，人们已经开始反思，也有了更宽容的氛围。这一次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回家活动，就是云南省的一位领导，找到我们，提出了想法，我们共同来完成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在支持我，帮助我去带老兵回家。”
专访孙春龙“帮助的是老兵，温暖的是我们自己”
B=《外滩画报》S=孙春龙“心里哪怕再纠结、压力再大，也得坚持”
B：2009年《外滩画报》曾经采访过从缅甸回国的老兵刘召回。我记得他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华侨证，险些让他没有办法乘飞机回四川老家。刘召回后来怎么样？
S：你曾经采访过刘召回，你应该可以理解，他内心那种对家的思念有多深，如果你我不去帮助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回家了，甚至他当时自己连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都找不到了。2010年，我给他办了一个华侨护照，送他再次回了广安老家。
但是，后来我听说，因为当地有人和刘召回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你不是我们的人”，就因为这句话刺激到了老人。他觉得祖国不要他，于是就回缅甸了。生活习惯、亲情的空白等等现实问题，让老兵们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家乡去生活。
B：目前，还有多少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没有回过家？
S：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远征军老兵都已经回过家了，除了少数几位老兵因为身体实在太不好了。
B：为了运作老兵回家，你承担了怎样的压力？
S：压力很大，2009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好多参与报道的媒体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大家也质疑我，说孙春龙怎么搞活动都没有一个规划呢？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有办法提前安排。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会在下一刻就戛然而止，活动就夭折了。
比如，到中缅口岸的时候，不让我们进，当时如果他们扣着我们不让进的话，我们和老兵就只能打道回府了。还好，经过长时间交涉后，缅甸方面同意放行，中国方面也同意我们进去。
好不容易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我又不知道明天我们能不能从昆明出发去老兵的家乡，因为老兵们都没有身份证明，大部分人都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缅甸外侨证。机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能靠我们去交涉，去想办法。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我自己的情绪始终处于一种忽起忽落的状态，有时候非常惊喜，有时候又非常失落。比如，河南老兵张浩东，当时我们一行人抵达昆明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老兵的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没有。就在开新闻发布会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终于把他的家找到了，否则第二天我们都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找他的家。
第二种压力，就是长途跋涉对于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比如，刚刚从缅甸密支那接回来的老兵杨建达，回来就住了两次医院，在腾冲住了一次，到了老家又住进了医院。那时候，我的心里很纠结，看着刚回来的老兵就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心里特别难受，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老兵有好几个，好多情况都很危险。
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后悔，我干吗呢我？如果万一这个老人真的就在回国后出事了，我怎么向他的家人和大家交待？如果那时候有人说，你看孙春龙为了自己出名，让人家老人把命都送了，你说我怎么去向大家解释呢？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质疑我自己，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每次当我看到老兵在与家人团聚时的喜悦，回缅甸之前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我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值得的，心里哪怕再纠结、压力再大，自己也得坚持。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得豁出去了，在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时候，带远征军老兵回家的这份压力和风险，我愿意担。“你们是我们的英雄，不能一辈子就这样寂寥无声地走过”
B：在缅甸寻找当年的远征军幸存者，是不是很艰难？
S：是的，非常曲折。现在，我们仍然在不断地搜集信息，上次去缅甸的时候，我们查到了还有24名远征军老兵，但是最近又有一位老兵不幸去世。另外，我们最近得到消息说，在野人山附近，可能还有一些幸存的远征军老兵生活在那里。如何去找到他们，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很多生活在缅甸深山老林里的远征军老兵，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目前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如今可以成为好哥们儿了。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经济也最困难。他们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深山老林里，我觉得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哪怕他们年事已高，走不动路，回不了故乡，我也要去那里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就这样寂寥无声地走过。
B：对于接老兵回家的事情，他们的家属什么态度？
S：老兵的家属对于我们接老兵回家的事情也有几种不同的回应。比如，我们刚刚接回中国的老兵杨建达的女儿，她会说中文，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感激，她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她说她爸爸真的很高兴能够回到祖国故土，甚至我送他们回去的时候，她抱着我哭了好长时间，她觉得他爸爸总算能够在临死之前满足回家的心愿。
另一种情况，比如爷爷陪刘召回一起回广安老家的孙子何观源，他就很直接地跟我们说，他不是中国人，他没有他爷爷那种归属感，来中国就是看看热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老兵的家人根本不会说中文，我和他们之间也没有交流的基础，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父亲的身份在缅甸就是一种耻辱，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国民党远征军在缅甸的身份是很敏感的，很多人都只能隐姓埋名地生活，甚至不敢说中国话，当我们找到他们家的时候，对方都不愿意见我们。由于历史上遗留在缅甸的远征军同缅甸政府间的摩擦，以及后来中缅关系的复杂，都曾经给这些老兵带来了很多麻烦。“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内心温暖”
B：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S：我现在正在筹备一个基金会，但是还没有眉目。目前，我们在全国有很多志愿者，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把这些资源整合，包括志愿者，和外界的捐助归拢到一起，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
未来要做的事情有三大方面，一个是帮助幸存老兵回家，包括对贫困老兵经济上的援助、帮助老兵们去完成自己的心愿；第二个，就是老兵遗骸的回家，这个项目在今年的9月13日已经启动，这也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归的一个开始；第三个，就是历史的回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还原那一段真实的抗战历史。
B：如今，你已经融入到了这一公益事件当中，“老兵回家”对于个人的命运有何影响？
S：我做了12年调查记者，做了非常多的批评报道之后，有时候活得非常沉重。
后来，当我接触到远征军老兵这个群体之后，发现他们这个群体确实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做很多事情。而且是要和时间赛跑，因为他们最年轻的也已经八十多，而年龄最大的已经107岁了。我觉得从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内心很温暖。
在我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知道现在的人们是有多么热情么，很多人甚至是求着我让他们参与进来，去捐款给老兵们，因为做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内心感到很高兴。比如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发布一个活动，就是认领菊花。好多人都说，哎呀，终于认领上了，感觉很荣耀，很高兴，他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很光荣的，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人们因为奉献而感到荣耀，这样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我们帮助的是老兵，但真正温暖的却可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善良和美好。
B：寻找老兵，补充历史，你们的资料来自哪里？
S：这也是我们目前最头疼的事情，因为那段史料损毁得非常严重，包括遗骸。比如这次迎接回来的19具遗骸，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让人很难受的情况。国内好多人都在寻找他们在缅甸牺牲的亲人，但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不是就在这批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遗骸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一些补救式的工作，我知道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包括我们内心对老兵们的亏欠都是不可弥补的，但我们仍然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在若干年后继续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或者继续让懊悔占据他们的心灵。
接下来成立一个战争史研究中心，把余戈、戈叔亚等专家请来，还有把一些远征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研究的资料、资源聚拢起来，进行整合，把历史重新编撰起来。
第二章 历史真相
华东野战军十二大主力
1945年10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东北后，留下的第5师第13团和第14团第1营重新组建第5师（辖第13、第14、第15团），1946年6月，警4旅改称第6师，9月，组建警备第3旅。6月至11月间，以上3个师（旅）参加第一次胶东保卫战，给入侵胶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5、第6师、警备第3旅依次改称第25、第26、第27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共3.1万余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凤智，政治部主任刘浩天。第9纵队编成后，即率第25、第26师赴鲁中参加莱芜战役，以极小代价歼国民党军第73、第46军近万人。4月，该纵队第26师（附第74团）参加泰（安）蒙（阴）战役，在白马关、九女关地区打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担任正面主攻，是5个主攻纵队之一，与兄弟纵队一起全歼敌整编第74师。1947年7月，参加南麻、临朐战役。9、10月，参加第二次胶东保卫战。11、12月，参加胶（县）高（密）追击战和莱阳保卫战。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
1945年11月10日，从苏浙皖边北撤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第4纵队和苏中军区教导旅，在江苏省涟水组成新四军第1纵队。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贺敏学任参谋长。苏浙军区第4纵队编为第1旅，苏中军区教导旅编为第2旅，苏浙军区第2纵队编为第3旅，共2.2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开赴山东作战，属津浦前线指挥部领导，参加津浦路阻击战，在兖州、泰安、大汶口等地，歼灭拒降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各一部。1946年1月7日，改称为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6月，收复泰安、大汶口。7月，和鲁中军区部队一起，在胶济路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中，取得文祖战斗的胜利。后奉命移师鲁南、淮北，12月，参加宿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第69师。1947年1月，参加鲁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克希任副司令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张翼翔任参谋长，汤光恢任政治部主任。第1、第2、第3旅依次改称为第1、第2、第3师，同时辖由中原突围至华东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改编的独立师，共2.3万余人。2月，在莱芜战役中，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5月，参加孟良崮战役，担任右翼穿插分割任务，切断敌整编74师与整编25师之间的联系，为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作出了重要贡献。6月底后，出击鲁南，连克费县、峰县、枣庄，后转战鲁西南。9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攻克尉氏、鄢陵、逍遥镇等城镇。10月，北上定陶地区休整。11月，参加陇海路破击战，破击砀山至黄口段铁路，在肠山城歼国民党军1个旅。12月，挥师西向，解放永城、涡阳、亳县、柘城等地。12月底，独立师改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1948年2月，在豫北濮阳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并抽调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先遣一支队，准备进军江南。6月，参加豫东战役，先担任阻援，后加入突击集团，为全歼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作出了贡献。9月，参加济南战役，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鲁西南地区担任阻击，严阵以待，保证了济南战役的胜利进行。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先在新沂窑湾全歼国民党军第63军1.3万人，继而参加阻援，保障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后又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建制。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张翼翔任副军长，汤光恢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廖政国任参谋长。第1师改称第58师，曾如清任师长兼师政治委员；第2师改称第59师，程业棠任师长，张文碧任师政治委员；第3师改称第60师，陈挺任师长，邱相田任师政治委员。全军共3.2万余人。4月，第20军渡江南下，进占丹阳，截断宁沪铁路，后沿金坛、溧阳向广德追歼逃敌，一部参加郎（溪）广（德）围歼战。5月，参加上海战役，攻占平湖、金山卫，从龙华攻人上海市区。尔后，担任上海警卫任务。1950年2月，第30军第89师调归该军建制。解放战争期间，第20军参加大小战役战斗100余次。
1951年11月，第20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对长津湖地区之敌实行分割包围，重创美陆军第11师。在第五次战役中，歼灭南朝鲜军第5师和第7师5个营；继而又在华川地区进行防御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20军涌现出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卜广德和于潘宫、车树琴（女）、孙振禄、任玉祥等英模个人及“杨根思连”等英模单位。1952年10月，第20军从朝鲜回国。
1955年1月，第20军在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的指挥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首次陆海空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该军第60师作为突击登陆部队，在三军协同攻克一江山岛的战斗中，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率先攻占守敌司令部所在的203高地，把鲜红的军旗插上一江山岛主峰。
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
该纵队是由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发展而来的。
1944年12月，新四军第1师第3旅，在旅长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的率领下，奉命渡江南下，于1945年1月进至浙江长兴县，整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11月，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渡江北上，于苏北淮安地区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副司令员彭德清、副政治委员伍洪祥、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下辖5个团，共1.2万余人。
整编后，第8纵队在友邻的协同下，首先攻克了日伪军坚固设防的高邮城，俘日军大佐岩奇以下890余人，伪军师长以下3490人。接着挥戈北上，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灭了陇海路东段拒降的日伪军，使山东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为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在大兵团作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1946年5月，第8纵队于苏中如皋地区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粟裕任师长兼政治委员，陶勇任副师长，王集成任副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参谋长，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第3旅，共1.6万余人。7至8月，在苏中战役中，参加宣家堡、如（皋）南、丁堰、林样等战斗。10月，参加涟水保卫战。10月底，以第1、第3旅和第7师第20旅各一部及华中军区特务团组建第2旅，列入第1师建制。12月参加盐城保卫战。尔后，第1师北上鲁南，在陈毅等统一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继而攻克敌人设防坚固的枣庄城，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俘敌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7700余人。1947年1月下旬，第1师于山东临沂县大官庄地区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所属第1旅编为第10师，第2旅编为第11师，第3旅编为第12师。共3万余人。
2月下旬，第4纵队北上参加莱芜战役，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团。4月初，南下鲁中地区，经一个多月的机动回旋，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包围于孟良崮地区，担任正面攻击，经3昼夜血战，共毙俘敌6470人。6月底，进至鲁南作战。8月，纵队部率第11、第12师转到鲁西南，编入西线兵团作战。第10师留在沂蒙山区掩护主力转战，10月归建。11月，参加陇海路破击战，12月参加平汉路破击战，在官亭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1旅3700余人。
1948年3月，在河南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6至7月，参加豫东战役，9月参加济南战役。此时，郭化若任纵队政治委员，卢胜任副司令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11月至1949年1月，参加淮海战役，先后作战40余次，攻克国民党军团以上兵力守备的村落、据点22个。其中俘敌“徐州剿总”副司令官中将杜聿明。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4纵队于山东省峄县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刘文学任副政治委员，谢云晖任军政治部主任，王秩然任后勤部部长。第10师改称第67师，杜屏任师长，李彬山任师政治委员；第11师改称第68师，张云龙任师长，陈茂辉任师政治委员，第12师改称第69师，谭知耕任师长，伍洪祥任师政治委员。全军共3.5万余人。4月21日，第23军奉命参加渡江战役，突破镇江、江阴之间的国民党军江防，乘胜向纵深穿插，切断了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在溧阳、郎溪、广德地区会同兄弟部队截击、歼灭了由南京等地南逃之敌5个军的大部，5月初，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杭州。随后又进军上海，强渡苏州河，攻占国民党政府造币厂和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俘敌1万余人，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上海市。6月，第23军由上海返回杭州驻防。1950年1月，调归第9兵团建制，陈庆先任军长，符确坚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知耕任参谋长。5月，第23军进军浙东，参加舟山群岛战役和浙东剿匪，解放了定海本岛。
1952年7月，第25军第73师调归第23军建制，第68师撤销。1952年9月，第23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钟国楚任军长，卢胜任政委，饶惠谭任参谋长，在“三八线”附近担任坚守防御作战任务。在战斗中涌现出许家朋、贾云胜、叶树东、穆守营、王文范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朝鲜停战后继续坚守“三八线”中线阵地，并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区。1958年3月回国。
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该纵队是由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苏中军区独立旅和新四军第7师第20旅大部合编组成的华中野战军第6师发展而来的。
1945年1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第1纵队奉命从苏浙皖边北撤至江苏省东台县，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段焕竞任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团，共1.1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在邵伯、樊川地区扼守京杭运河，保卫苏皖边区首府淮阴。1946年5月，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与苏中军区独立旅合编，组成华中野战军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8旅，共1.4万余人。7月至8月，参加苏中战役，在泰兴、如皋、李堡、丁堰、林梓、分界等地，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10月，参加涟水保卫战，给进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以重大杀伤，掩护了苏皖解放区后方机关的转移。此时，新四军第7师第20旅大部编入第6师，成立第17旅。12月，参加第二次涟水保卫战。1947年1月上旬，鲁南战役期间，在苏北方向担任阻援。2月上旬，华中野战军第6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皮定钧任副司令员，陈时夫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所属第16、第17、第18旅依次改称第16、第17、第18师，共3.5万余人。2月，参加莱芜战役，在攻占和扼守吐丝口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2.2万余人。4月，在泰蒙战役中担任阻援。5月上旬，挺进鲁南作战。中旬，回师北上参加孟良岗战役，是5个主攻纵队之一，战斗中抢占垛庄，切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退路，封闭合围口，为战役全胜做出了贡献。7月，参加南麻、临朐战役。8月进入鲁西南作战。9月初，南渡黄河，参加沙土集战役。月底，和兄弟部队一起越过陇海路，进军豫皖苏边区，横扫民团、土匪等地方武装，攻克亳县、界首、阜阳、新蔡等城。12月，在平汉、陇海路破击战中，于亳县、鹿邑、太康地区担任阻援。1948年2月，攻占兰考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119旅，后进至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6月，参加豫东战役，先在兰考以东阻援，后参加围歼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9月，参加济南战役，在鲁南准备阻援。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先后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和南下蚌埠以北阻援作战任务。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属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建制。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皮定钧任副军民，赵俊任参谋长，蓝荣玉任政治部主任。第16师改称第70师，陈仁洪任师长，谢立全任师政治委员；第17师改称第71师，梁金华任师长，陈伟达任师政治委员；第18师改称第72师，康林任师长，张闯初任师政治委员。全军共3.6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在安徽境内姚沟至北埂段渡过长江，占领顺安、铜陵、大通等地，并在郎（溪）广（德）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6月，第24军主力北调山东，第70师配合兄弟部队解放青岛，第72师配合兄弟部队攻占长山列岛。第71师南下淮北，归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指挥部指挥，进剿大别山地区土匪。
1950年3月，第71师归建。5月，第24军南进浙西、闽北地区，担任修建上饶至福州公路和剿匪任务。1952年7月20日，第71师改编为空军部队。第25军第74师归第24军建制。9月，第24军改归第9兵团指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战斗中涌现出张桃芳、武在元、王玉生、黄宗德、柴育民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1955年10月回国。
1948年春，第9纵队经过“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以全新的面貌投入了对敌大反攻。3月，该纵队以“挖心战术”巧取胶济路中段敌重要据点周村，歼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1.2万余人。4月，参加潍县战役，在城北担任主攻，其第79团首先打破突破口，对攻克号称“固若金汤”的潍县，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45师等部起了重要作用，华东野战军授予“潍县团”称号。
7月，聂凤智接任9纵司令员。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第9纵队担任东集团主攻，迅速攻占敌重要外围据点茂岭山、砚池山、燕翅山和马家庄等据点。其第73团在城东南突破城垣首先攻入市区，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11月至1949年1月，参加淮海战役，担负在碾庄圩围歼黄百韬兵团、徐州以南阻援和围歼杜聿明集团作战任务。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贺敏学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侯青久任后勤部部长。第25师改称第79师萧镜海任师长，谭佑铭任政治委员；第26师改称第80师，张铚秀任师长，张少虹任政治委员；第27师改称第81师，孙端夫任师长，罗维道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5万余人。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第27军担负鲁港至荻港段主要突击任务。当夜21时许迅速抢占敌人滩头阵地。随之奉命以日克一城的气概沿繁昌、南陵、宣城一线迫击江南逃敌。4月28日凌晨与兄弟部队会师吴兴，共同将国民党军5个多军围歼于郎溪、广德山区。5月，第27军在解放上海作战中，沿嘉兴、嘉善、松江攻进，先后攻占高家湾机场、梵王渡车站、虹桥、徐家汇车站、龙华机场，控制苏州河以南。6月，担任上海市警备任务。1950年1月，第30军第90师调归第27军建制。
1950年10月，第27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初，第32军第94师调归第27军建制。其时军长为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副军长詹大南，副政委曾如清，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张文碧。辖第79、第80、第81、第94师。11月，参加第二次战役。第80、第81两师将美第7师第31团、第32团1个营以及1个炮兵营全歼于新兴里及以南地区，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以劣势装备全歼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的范例。第79师在柳潭里地区与美陆战第1师近两个团激战数日，在第94师配合下终将美“王牌”师击溃，并在追击中歼敌一部。
1951年4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担负我东线集团主要突击任务。该军迅速突破美伪军防线，在敌人防御正面打开缺口，并按时完成穿插迂回任务。5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昭阳江以南富坪里、县里地区英勇抗击美伪军多路进攻，有力地掩护了我军主力和伤员物资的转移。1951年7月，接替金城地区防御作战任务。9月起，担负元山沿海二线防御任务。1952年10月奉命归国。
抗美援朝作战中，第27军共歼敌2.1万余人。有2.2万余人立功，涌现出于春田、孙庆云、王元义、刘福海、于宪桂（女）、李耘田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模单位。
第8纵队（首任司令员王建安、1948.5张仁初继任）
该纵队是由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1945年11月，鲁中军区主力第3师、警1旅、警3旅大部调往东北。留下的主力部队有：第4师；警2、警3旅一部（合编为新的第9师）；警4旅和其他部队编成鲁中警备旅。随后，鲁中军区部队先是参加津浦路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打破国民党军自徐州沿津浦路北进华北、东北的计划，继而攻占了鲁中要地淄川、博山，并一举解放胶济线西段重要据点张店、周村，使鲁中、渤海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1946年初，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参谋长张仁初，下辖4师、9师和鲁中警备旅等部队。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从济南、潍县沿胶济线两路对进，向淄博解放区进犯。鲁中军区部队参加胶济路西段地区阻击战、淄博地区保卫战和文（祖）埠（村）、西坡地、危山、安邱等战斗。1946年12月，鲁中军区部队参加鲁南战役，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全歼国民党军第1快速纵队等部，取得了鲁南战役的胜利。
1947年2月，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孙继先任副司令员、张仁初任参谋长、王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2（原第4师）、23（原第9师）、24（原警备旅）师和一个炮兵团。全纵队共3.3万人。
2月，参加莱芜战役。战役中，8纵在和庄、不动地区全歼国民党第73军第77师。后又协同兄弟部队在张家洼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李仙洲集团，8纵22师生俘李仙洲，是役，8纵歼敌13000余人。4月，参加泰蒙战役担任阻击。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作为5个主攻纵队之一，8纵担任左翼穿插分割重任，切断敌整编74师同整编83师之间的联系，连克桃花山、磊石山要点，歼敌7800人，为全歼敌74师做出了重要贡献。6月，在沂源阻击战中，又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
1947年7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第8纵队编入粟裕指挥的外线兵团，西出津浦线，转战鲁西南地区。先后参加了沙土集战役和土山集战斗。9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横扫国民党军保安部队，连克通许、抚沟、周口、陈留、朱仙镇。11月，参加陇海铁路破击战，攻克野鸡岗、曲黄车站，控制开封至徐州段。1948年2月，为配合兄弟部队进行平汉线破击战，于睢县成功阻击了国民党“王牌”第5军多次西援，歼敌2300余人。
1948年3月，参加洛阳战役，在洛阳以东阻击郑州国民党军东援，保障了洛阳战役的胜利进行。战后，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奉命上调。张仁初接任第8纵队司令员，王一平任政治委员。为配合中原野战军进行宛西战役，8纵先在方城、泌阳地区阻援，后奔袭许昌，全歼河南省保安独立第21旅，俘敌1700余人。
6月，在解放开封的战斗中，第8纵队率先突破新南门，与3纵一起全歼守敌3万多人，创造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攻克关内国民党省会城市的先例。随后，阻击新5军东援4昼夜。后又参加了围歼区寿年兵团的睢杞战役，歼敌1个旅部又2个团。9月，参加济南战役，在鲁西南地区打援，保障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在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第8纵队率先抢占运河铁桥，为保证大部队的通过，围歼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为表彰这次战斗，新华社专门播发了“运河桥头争夺战，歼灭黄匪立首功”的专稿。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碾庄圩战斗中，8纵是5个主攻纵队之一。随后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在淮海战役中，8纵共歼敌2.6万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钟国楚任副军长，陈宏任参谋长，李耀文任政治部主任。原第22、第23、师依次改称第76、第77师；以第24师之第71团、第72团一部为基础与第69团、军部特务团组成第78师。全军共3.2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在天王寺、上沛地区追歼国民党第312师4000余人。5月，26军参加上海战役，连续攻克昆山、嘉定，真如火车站、大场、江湾镇等坚固筑垒地域，控制苏州河北侧市区，歼敌4.2万人。后担任上海警备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第26军在战斗中涌现出9个英雄连队，数十个模范排，百余个模范班，1.5万名功臣，1500名模范，252名英雄。其中一级英雄14名，二级英雄23名，三级英雄202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6军在军长张仁初、政委李耀文的率领下，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和金化、铁原防御战。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二十六军在抱川、涟川一线，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法，阻击西线进攻之敌主力，激战三十八昼夜，歼灭敌军1万余人，并创造了步兵班击毁美军11辆坦克的纪录。在金化、铁原防御战中，26军在五圣山、新岱里、平康一线，坚守阵地近十一个月，进行大小战斗565次，歼敌2万余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1952年6月，第26军从朝鲜回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6军歼敌3.8万余人，涌现出王兆才、王德明、刘庆亮、叶君、林范洪（女）、陈德忠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驻守胶东半岛海防重地。
第3纵队（首任司令员何以祥、1948.3孙继先继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该纵队是由山东军区所属鲁南军区和滨海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5年9月14日，山东军区所属鲁南军区第3、第5团和第2军分区主力团，在山东省峄县组成山东军区第8师。王麓水任师长兼师政治委员，何以祥任副师长，刘春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2、第23、第24团，共1万余人。10月，归津浦前线指挥部指挥，参加界河、兖州、枣庄、韩庄等战斗，攻占邹县、滕县两城，歼灭国民党军第19集团军9000余人。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斗中牺牲。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8师，何以祥任师长，丁秋生任师政治委员，刘春任政治部主任。6月底，南下淮北，8月，参加泗县战役。9月，参加两淮保卫战，在来安集、渔沟一线，配合第2纵队阻击国民党军第7军增援。10月底，北返鲁南，出击台儿庄、枣庄，攻占南北罗、陶沟桥、燕子景等地。12月，在宿北战役中，攻占制高点峰山、晓店子，全歼国民党军预备第3旅6000余人，对整个战役起了重大作用。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攻克尚岩、凤凰山和马庄，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第26师师部。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8师与滨海警备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覃士冕任副司令员，刘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师，第8师番号不变，滨海警备旅改称第9师，共2.5万余人。2月，在临沂附近阻援，保障莱芜战役的顺利进行。3月23日，鲁南军区第10师归第3纵队建制，改称第7师。4月，配合兄弟部队发起泰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2师，俘师长杨文泉以下官兵1.1万余人。5月，于新蒙公路阻援，保障了孟良崮战役顺利进行。6月至7月，向外线出击，连克大汶口、宁阳等地。9月初参加沙土集战役。9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作战，攻占睢溪口、灵壁、泗县等地。11月，破击津浦路宿县至固镇段。12月13日，参加平汉路破击战，破击许昌至官亭段铁路，并攻占许昌城。25日至26日，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金刚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后，南下围攻确山，迫使国民党军主力从大别山回援。
1948年1月，第7师机关分散至豫皖苏边区各分区工作，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其部队分别编入第8、第9师。3月，孙继先任3纵司令员。后参加洛阳战役，担任对洛阳城东南和北面的主攻，全歼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第8师第23团第1营首先突破东门，华东野战军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6月，参加豫东战役，与第8纵队一起攻占开封，全歼守敌。后在睢杞地区，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区寿年兵团。9月，参加济南战役，向商埠攻击，突破西门，为解放济南做出了贡献。第8师师长王吉文在战斗中牺牲。11月至1949年1月，参加淮海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先在徐州以西张公店歼灭国民党军第181师和曹县保安旅，后在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中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建制。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彭德清任副军长，来光祖任参谋长，刘春任政治部主任。董鸣春任后勤部部长。第8师第24团和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合编为第64师，马冠三任师长，李荆山任师政治委员；第8师第22、第23团改编为第65师，陈士法任师长，王六生任师政治委员；第9师改称第66师，谢斌任师长、刘伟任师政治委员。全军3.2万余人。
4月，参加渡江战役，在安徽芜湖地区渡江后，进军浙东，解放余姚、宁波，肃清穿山半岛残余国民党军。7月，攻占象山，歼国民党军第87军残部。8月，攻占大谢岛和梅山岛，歼国民党军第75军2个团。10月初，攻占金塘岛，全歼国民党军第102师。1950年1月，王一平任军政治委员，张秀龙任副军长，王六生任政治部主任。5月，攻占定海本岛和岱山、长涂等岛屿，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舟山群岛。同年12月中旬，第22军一部在华东海军舰艇部队支援下，进攻浙东南韭山、檀头山岛，全歼守敌，解放两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为保卫华东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中，第22军参加战役战斗100余次，涌现出“洛阳营”和陈金合、林茂成等许多英模单位和个人。
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
该纵队是由**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所属渤海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战争胜利后，山东军区所属渤海军区的主力部队大部分挺进东北，渤海军区即将留下的部队组成6个团，即渤海军区特务第1、第2团、警备第6旅第11团、警备第7旅第13、第14团、警备第8旅第17团。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7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需要，渤海军区以特务第1、第2团和警7旅第13团，组成山东解放军第刊市，在胶济路参加自卫反击作战，取得济阳、邹平、齐东等战斗的胜利。10月，华东军区成立渤海军区前线指挥部。11月，渤海军区以警6旅第11团、警7旅第14团、警8旅第17团，组成山东解放军第11师。山东解放军第7、第11师均隶属渤海军区前方指挥部指挥。
1947年1月下旬，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成立华东野战军。2月，渤海军区第7、第11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赵俊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第7、第11师依次改称第28、第29师，同时组成纵队特务团，共1.6万余人。纵队编成后，即参加莱芜战役，在锦阳关及其以北阻援，保证主力歼灭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4月下旬，配合兄弟部队发起泰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2师主力，俘师长杨文泉以下1.1万余人。5月，参加孟良崮战役，于莱芜以北地区阻援，保证主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6月底后，奉命参加外线出击，攻克津浦线之大万德、界首，接着在鲁西南地区进行了梁山阻击战，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各部一起，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9月至11月，参加沙土集战役和陇海路破击作战。12月，刘培善任政治委员。
1948年1月，在成武、曹县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2月，改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边区作战。3月，攻占安徽省太和、涡阳等地。4月，进至平汉路南段作战，解放河南省汝南、驻马店、确山等城镇。5月，参加宛西战役，攻占河南省邓县，解放湖北省老河口，随后又参加宛东战役，歼国民党军4200余人。6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该纵队奉命归建华东野战军，由平汉路东进至上蔡地区，参加阻击国民党军胡琏兵团，为开封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6月下旬起，参加瞧杞战役，于杞县东南桃林岗，顽强阻击5昼夜，予国民党军第5军以重创，保证野战军主力歼灭区寿年兵团。在此期间，吴肃任参谋长，萧望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月，参加济南战役，和兄弟部队一起经8昼夜激战，解放济南，该纵队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第85团第5连战后被授予“济南连”荣誉称号。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先在徐州以东阻援，保证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继又参加合围和聚歼杜聿明集团。
1949年1月，于苏北涟水以第28、第29师各一部组建第30师。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10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萧锋任副军长，吴肃任参谋长，吴嘉民任政治部主任。第28师改称为第82师，钟贤文任师长，王若杰任政治委员；第29师改称第83师，朱耀华任师长，李曼村任政治委员；第30师改称第84师，冯鼎三任师长，王敬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4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于江阴以西登陆后，解放戚墅堰，切断京（南京）沪路，连克宜兴、长兴、吴兴，歼国民党军1.1万余人。5月，参加上海战役，攻克太仓、嘉定、罗店等城镇，协同兄弟部队解放吴淞，歼国民党军8700余人。7月，进军福建，至10月，参加福州等战役，解放闽清、福州和平潭、大小峪岛等岛屿，该军第247团第8连战后被授予“大练岛连”荣誉称号。该军一部参加金门岛战斗，因渡海作战准备不足失利。同年底，驻防福建前线，执行剿匪等任务。不久，张闯初任军副政治委员，朱云谦任参谋长，李曼村任政治部主任。1952年5月，第28军归福建军区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第28军在作战中，涌现出英模单位2个营、7个连和特级战斗英雄之人，一级人民英雄15人，一级战斗英雄4人，其他英雄模范500余人。
第2纵队（首任司令员韦国清、1948.3滕海清继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该纵队是由新四军第2师和第4师的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它的前身有一部分是土地**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
1945年10月，由新四军第2师第4、第5旅和第4师第9旅，在山东峄县组成新四军第2纵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副政治委员，詹化雨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辖第4、第5、第9旅，共2.4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归津浦前线指挥部领导，开赴津浦前线作战，参加界河、临城、枣庄等战斗，歼敌2万余人。1946年1月，改称为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6月，该纵队第5旅调归淮南军区建制。
1945年11月，以新四军第4师第11、第12旅为基础，在淮北组成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子健任副司令员，姚运良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团，共1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参加津浦路和陇海路东段破击作战，攻克赵墩、碾庄、八义集等车站，彻底破坏了大许家到白塔埠的铁路，给拒绝投降的日伪军以严重打击，从而使我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7月，在朝阳集战役中，第2纵队主攻，第9纵队阻援，全歼国民党军第92旅。8月，第2、第9纵队参加泗县战役，给国民党军第172师以重创；10月至11月，参加淮阴、涟水保卫战；12月参加宿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第69师；1947年1月参加鲁南战役，在苏北方向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第7军及第11、第74、第28师北进的任务。
1947年2月，第2、第9纵队在山东省郯城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副司令员，康志强任副政治委员，詹化雨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第2纵队第4旅编为第4师，朱绍清任师长，高志荣任师政治委员；第9纵队除一部改编为淮北支队外，其余编为第5师，姚运良任师长，秦贤安任师政治委员。第2纵队第9旅编为第6师，滕海清任师长兼师政治委员。全军共2.9万余人。合编后举行白塔埠战役，歼国民党军第42集团军两个师5000人。2月中旬，在临沂附近阻援，保障莱芜战役顺利进行。4月，参加泰蒙战役，担任阻援。5月，参加孟良崮战役，在沂水西南阻击敌第7军及第83师西援。7月参加南麻、临朐战役，担任攻坚，歼国民党军第9、第11、第25、第64师和第8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8月后，转战胶东地区，在胶河战役、高密攻坚、莱阳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2月，第2纵队奉命南下华中，与第11、第12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开辟威胁敌京沪心脏地区之苏北战场。3月，滕海清接任2纵司令员，同月，攻克益林，全歼国民党军第113旅。6月，策应豫东战役，对陇海路东段新安镇、海州发起攻击，解放新安镇、海州、沭阳、灌云等地，对改变苏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9月，参加济南战役，担任打援任务。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围歼黄百韬兵团、固镇阻击战和总攻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万余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2纵队在徐州以北韩庄，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建制。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高志荣任副军长，吴咏湘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原第4师改称第61师，胡炜任师长，王静敏任师政治委员；第5师改称第62师，周纯麟任师长，周世忠任师政治委员；第6师改称第63师，吴华夺任师长，谢锡玉任师政治委员。全军共3.6万余人。
4月，该军参加渡江战役，在枞阳以东渡江，占领贵池、青阳等地。5月，解放杭州，尔后进军温州、宁波、奉化、象山等地。8月，赴临海剿匪。其间，第63师奉命入闽作战，9月归建。10月，发起温州湾战役，攻占洞头、鹿栖、大嵛山等岛屿。11月，攻击六横、桃花等岛屿。1950年3月至5月，参加舟山战役，尔后担负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
1953年3月，第21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参加金城战役等作战，在战斗中，涌现出王云阁、马天明、曹光景、葛英东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朝鲜停战后，参加支援朝鲜人民的重建家园。1958年8月回国。
第7纵队（司令员成均）
该纵队是由新四军第7师等部发展演变而来的。
1938年春，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和闽西游击队一部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的第5团，闽东游击队和闽西游击队一部编成的第6团，共2500余人。3月至4月间，第5、第6团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镇地区集中。7月，第3支队开赴皖南前线。9月，坚守清弋江阵地，同日军作战多次。12月，担负铜陵、繁昌沿江防御任务。此时，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调至皖南归第3支队指挥，第3支队第6团调至苏南归第1支队建制。1939年，第3支队胜利地进行了5次繁昌保卫战。1940年，第3支队改称为新四军编第3支队，辖第5团、军部特务团。1941年5月，新四军新编第3支队、无为**游击队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7师，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和挺进团。至1942年底，第7师各部建成巢（湖）无（为）根据地和开辟了含（山）和（县）桐（城）东游击根据地。1943年，第7师兼皖江军区，所属部队编成含和、沿江、皖南、巢湖4个支队和独立团。1943年9月，调新四军第2师第6旅第16团加强第7师。此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反对日伪军"扫荡"、"蚕食"和反对国民党顽军制造摩擦的斗争。**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第7师免兼皖江军区。10月，第7师辖第19、第20、第21旅近2万人撤离皖江地区，由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步新、参谋长孙仲德率领开赴鲁南，隶属于津浦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犯并肃清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先后参加临城、枣庄等战斗。
1946年1月，新四军第7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7师。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第7师移师淮北，参加朝阳集、泗县及保卫淮阴等作战。9月，第21旅番号撤销，部队并入第20旅。10月，调整编组，第20旅拆散，补入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第7师师部率第19旅与华中野战军第11纵队合并，仍称第7师。师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师长林维先，参谋长胡定千，政治部主任黄火星。下辖第5、第19旅和特务团（由原淮南军区独立第5团改称）。重新编组后，参加涟水保卫战和宿北等战役。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7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政治部主任黄火星。第19、第5旅分别改称第19、第20师，以鲁中军区第4、第6团组建第21师，共2.5万余人。3月以后，转战鲁中山区，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和临朐等战役。8月后，归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指挥，转战胶东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交河战役、胶（县）高（密）阻击战和莱阳战役的胜利。
1948年3月，第7纵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参加胶济路西段作战，攻克张店、淄川等地。4月至5月，在胶济路中段作战，在西线连续8天阻击济南国民党军东援，对确保潍县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6月至7月，转至津浦路中段，与第13纵队等部一起攻克兖州及曲阜、邹县等城。9月，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在滕县一带阻援，使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未敢北援，保障了攻济（南）作战的胜利进行。入冬参加淮海战役，在徐州以东先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逃路，继而参加阻击徐州东援之国民党军，后又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共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隶属于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詹化雨任副军长，邓少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熊应棠任参谋长。第19师改称第73师，王培臣任师长，萧学林任政治委员；第20师改称第74师，张怀忠任师长，邓清和任政治委员；第21师改称第75师，谢锐任师长，何志远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突破江防后，急插至郎溪、广德地区，截歼南京等地南逃之敌，取得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的胜利。5月，参加上海战役，攻克吴淞，切断国民党军海上逃路，俘敌8000余人。6月2日，攻占崇明。9月至12月，进至皖南剿匪，歼国民党游杂武装4000余人，为巩固皖南新区打下了基础。
1952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25军军部及第75师师部调归空军，第73师调归第23军；第74师调归第24军，第75师各团调归江苏军区，第25军番号撤销。
第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
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由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军区所属胶东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7年2月，为保卫胶东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东军区将所属胶东军区特务团和滨北、东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组成第6师。4月，第6师改称第5师，又以西海、北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和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组成第6师。8月，再以北海、滨海、东海军分区各一个独立团组成第7师，各师成立后，在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指挥下，先后参加沙河追击战、胶济路东段、太保庄等战斗，积极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8月下旬，胶东军区第5、第6、第7师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共2.3万余人，隶属华东野战军内（东）线兵团。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滕海清任副司令员，陈华堂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黎有章任参谋长。第5、第6、第7师依次改称第37、第38、第39师。9月，参加胶东保卫战，以运动防御阻击国民党军向胶东腹地再度进犯，至12月，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48年春，转入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4月，转战胶济路中段，参加维县战役，配合兄弟部队于维县东、西两线顽强阻击济南、青岛国民党军增援，保证了攻城战斗的胜利。5月，挥师西进，参加津浦路中段战役。7月上旬，会同第7纵队攻克充州，歼守军1.6万余人。9月，参加济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攻占商埠，突破外城，强攻内城，连续激战8昼夜，该部歼守军1.5万余人。战斗中，第37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该师第109团首先突破西南城垣，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
11月，参加淮海战役，攻克曹八集，并协同兄弟部队围歼黄百韬兵团，随后，与江淮军区部队协同作战，解放灵壁，追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12月初，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为战役全胜作出了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姚运良任副军长，黎有章任参谋长，方中铎任政治部主任。第37师改称为第91师，高锐任师长，张英勃任政治委；第38师改称第92师，徐体山任师长，张英任政治委员；第39师改称第93师，傅绍甫任师长，余明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2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于靖江渡江登陆后，控制江阴，占领武进（常州），协同兄弟部队，攻占宜兴，切断南京、镇江国民党军东逃退路，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于郎溪、广德地区，毙俘国民党军1.7万余人。
5月，参加上海战役，在第9兵团指挥下，会同兄弟部队攻占浦东地区，断敌海上退路，在周浦、高桥等作战中，毙俘国民党军1.7万余人。7月，向福建进军，在第10兵团指挥下，先后参加福州、漳厦战役，在解放福建全省战斗中，歼国民党军3.7万余人。同年11月，高锐任该军参谋长。1950年5月11日，第91师在第94师的配合下，解放东山岛。1952年5月，归福建军区领导。
解放战争中，第31军转战鲁、豫、皖、苏、沪、浙、闽等地，参加主要战役战斗200多次，涌现出黄相和、刘坤、蔡萼等一批战斗英雄以及“济南第二团”等一批战斗集体。
第11纵队（首任司令员管文蔚、1948.3胡炳云继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该纵队是由**战争时期新四军苏中军区的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5年11月，新四军苏中军区第1、第2军分区所属第55、第57、第59、第61、第63团组成第7纵队，隶属于华中野战军。姬鹏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杜屏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12月，参加高邮战役，攻克邵伯、郭村等地，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一部。1946年5月，第57、第61团调出。6月，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治委员，戴心宽任副司令员，胡炳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第31旅（以第55、第59、第63团组成）和第1、第2、第9军分区。7月至12月，先后参加苏中战役和东台防御战、盐城保卫战。
1947年1月下旬，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称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仍兼苏中军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治委员。胡炳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1旅和第10纵队调来之第87、第89团，及第1、第2、第9军分区，共3.1万余人，在苏中、苏北敌后坚持斗争。4月，参加淮沭及李堡战役，歼国民党军一部。5月，以第87、第89团和纵队特务团组成第32旅。8月，参加盐城战役，配合兄弟部队攻克盐城、阜宁等城镇，歼国民党军8700余人。11月，纵队免兼苏中军区并改归刚组建的华中指挥部指挥，与兄弟部队一起，克李堡、栟茶等据点。12月下旬，参加盐南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于盐城以南之伍佑歼国民党7000余人。
1948年3月，第11纵队转隶苏北兵团建制，胡炳云接任11纵司令员。4月，以第2军分区第4团、第9军分区第7团和第1军分区特务团组成第33旅。6月下旬，参加涟水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攻克涟水，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先与兄弟部队一起突击徐州以东运河车站，保证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随后在徐州以南进行追击和堵击，参加会歼杜幸明集团的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1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段焕竟任副军长，梁灵光任参谋长，惠浴宇任政治部主任。第31旅改称第85师，朱云谦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32旅改称第86师，张宜友任师长，徐光友任副政治委员（政委缺编）；第33旅改称第87师，张强生任师长，许家屯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3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在江阴以东登陆后，抢占江阴，解放无锡、苏州，切断京（南京）沪铁路，阻击国民党军东逃。5月，参加上海战役，攻占浏河、月浦、宝山等城镇，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吴淞。7月，进军福建，8月，参加福州战役，连克永泰、福清、长乐，切断国民党军向南逃路。9月至10月，参加漳厦等战役，攻占马巷、集美、澳头，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厦门。10月，一部参加金门战斗，因渡海作战准备不足失利。1950年11月18日，第29军军部改编为军委铁道**司令部。第85、第87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第86师调归空军。
第29军番号撤销
第12纵队（首任司令员陈庆先、1948.3谢振华继任）
该纵队是由新四军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6年春，新四军第2师第6旅部北撤江苏淮安，与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合并，兼理第5军分区工作。5月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及盐城起义的赵云祥部合编成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辖6个团。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常玉清任副司令员，吴肃任参谋长，孙克骥任政治部主任。6月，第10纵队兼苏北军区。7月至8月，参加苏中战役，8月下旬和华中第2军分区部队一起，于邵伯地区顽强抗击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主力的进攻，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10月，参加涟水保卫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华中军区后方机关的转移，谢祥军在战斗中牺牲。随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山东，第10纵队留苏北敌后坚持斗争。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仍兼苏北军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覃健、常玉清任副司令员，孙克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4、第35旅和第5、第6、第11军分区，共5万余人，归华中指挥部指挥。4月，参加淮沭及李堡战役，配合兄弟部队攻占淮阴、沐阳公路间之钱集、胡集、汤涧等重要据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淮沐公路的封锁。8月，参加盐城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盐城、阜宁、伍佑等城镇，歼国民党军8700余人，使苏中、苏北两地区连成一片，策应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及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山东的作战。11月至12月，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李堡战役，攻克如皋以东李堡、栟茶、角斜等据点，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12月下旬，在盐南战役中，协同兄弟部队于伍佑一带取得歼国民党军7000余人的胜利。
1948年2月，第34旅奉命进入安徽淮南，成立淮南军区。3月，第12纵队免兼苏北军区，转隶苏北兵团，谢振华任纵队司令员。3月中旬，参加益林战役担任阻援任务，保障兄弟部队攻克阜宁西南之益林镇，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不久，谢振华任司令员，李干辉任政治委员。6月下旬起，参加涟水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海州外围之房山、阿湖、城头等据点，又乘胜南进，解放涟水、泗阳、宿迁等城镇。7月，以第5、第6军分区部队为基础组建第36旅。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向徐州以东之新安镇、阿湖地区实施突击，保证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尔后又参加对徐州突围西窜的杜聿明集团的追击、合围和最后会歼作战。
1949年1月，由华中军区独立旅改称第34旅，调归第12纵队。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饶守坤任副军长，夏光任参谋长，刘仲华任政治部主任，翟盛任后勤部部长。第34旅改称第88师，吴大林任师长，罗龙生任政治部主任；第35旅改称第89师，余光茂任师长，王直任政治委员；第36旅改称第90师，朱国华任师长，郑友生任政治委员，张洪山任参谋长。全军2.4万余人。4月，参加渡江战役，在安徽当涂、芜湖正面登陆后，参加对国民党军南逃的5个多军的追歼战。5月，参加上海战役，解放浦东之奉贤、南汇、川沙，于白龙港歼国民党军第51军8000余人；又协同兄弟部队攻克高桥，切断国民党军向东逃路。上海解放后，担任淞沪警备任务。1950年1月16日，华东军区决定第30军军部调归海军，所属第88、第89、第90师分别调归第26、第20、第27军建制，第30军番号撤销
美国禁书：是谁觉醒了中国？
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
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它就是中国。他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中国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领导的红色政权。同时也揭盖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的。1950年我们的可爱的总统大人，他觉得北韩十分不听话，同时他更加厌恶这个新生的红色大国，为了灭绝赤色。他决心先打掉北韩从而占领亚洲大陆一端，在谋求最终消灭这个赤色中国。随即他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
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3，4，7四只庞大的航母舰队群。以排山形式杀向北韩。在他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
然而，他似乎忘记了，那位毛先生的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毛在前苏联犹豫迟疑下，悍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于是一场惊人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100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现代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但是，中国人也是遭受了525000人的惨烈伤亡换取的。
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的最强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国就这样丢下113000名阵亡士兵，带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苏联的伟大人物赫鲁晓夫先生，上台了。他觉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么叫：尊重苏联。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因此，他发动了一场更加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
苏军以1个远东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战争初期，苏联对于中国的军队装备几乎是比自己的还清楚。他在韩战以前后，送给了中共毛先生4个坦克师，10个步兵师，3个防空炮师，3个机械化师的全套装备。而中国但是最强的主战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苏联的T54A。战斗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前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对方无需开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也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结果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4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在毛先生对外战争历史中，还有一场只得提起，那就是中印边境之战：麦克马红线。印度为了夺取那块30万公里的不毛之地。与中国军队公然交手。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丢了珍宝岛满脸怒火的格林姆林宫。有祈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等等。他们几乎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合作！苏联低价贷款给印度尼赫鲁。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华盛顿为了尼赫鲁大批战后物资。英国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给了出来。一时间印度成了当时世界2大集团的宠儿。
但是，短短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散。但是在第2师做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他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状况。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1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廓尔柯"营完了。
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战前就曾说：不管你是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拿回来30万公里土地。消灭了印度联军。打击了美国与苏联的再一次恐吓。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他坚决反对当时所提：造-买-租的理论。但是也是由于他的如此英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制造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打造了核潜艇战略部队。研制了以TU16（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现在改革成就。国家资金薄如薄纸。但是他依旧搞了这些，在今天华盛顿严重最难以承受的军事工业。
他叫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不怕苏联。更加不惧怕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的国家：美国！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看了后明白了许多：中国真的不敢攻打台湾
有台独朋友说："大陆要是敢对台湾动用核武器那么世界将对大陆扔下核弹。"在这里，我只能对如此幼稚的问题表示嘲笑。试问，如果美国有一天用核武器炸掉北朝鲜，请问你认为中国与俄国会对美国本土发射核弹么？
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大陆用一颗核弹摧毁台湾，请问如果你是美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给台湾人报仇还是首先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别忘了，有两万枚核弹并不比几千枚核弹强哪怕那么一点点。
对同样具备全球毁灭能力的中国动用核弹无疑宣布"同归于尽"你们认为美国人会为台湾与大陆同归于尽么？你们认为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愿意为台湾与大陆同归于尽么？同时必须告诉各位，中国的核战略是"核捆绑"，解释一下什么叫核捆绑，那就是如果中国遭到核弹攻击，中国会把自己全部核弹向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核国家发射，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国家与地区。这就是全球毁灭的"核捆绑"。
请问如果有一天台湾被大陆用核弹炸掉，作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包括日本人，你认为他们想不想在第二天随着台湾人去下地狱？想不想与中国同归于尽？答案其实很简单。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曾说"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可不是突然想到才说的。
2：台湾是中美的政治筹码。
有人说你大陆愿意扔核弹你就扔啊，愿意武力解决你就打过来啊。实际情况是大陆对台动武是肯定的，也是大陆从高层到民间的共识。何时动武不是你台湾决定的，而是大陆决定的，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主动权在大陆，不在台湾。
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解决呢？这就是既定国策决定的。所以各位大陆朋友不用着急，各位台独朋友不用高兴，此战必打，和平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3：战争的覆盖
对于台湾，如果台海之战爆发，可以负责任的说，台湾全境都在解放军火炮的覆盖下，也就是说，台湾全境在解放军装备的大量远程火炮、火箭炮的直接打击之下。再加上短程，中程导弹的精确打击，从火力压制上台湾不占有任何优势。而对于大陆来说，台湾的导弹总不会比大陆的炮弹多吧？
请问发射一颗导弹的时间可以打出几颗炮弹？就算台湾对大陆进行导弹攻击又怎样，先不说导弹要飞越上千公里的防区，就算上数量又能对大陆的城市造成多大的打击呢？更不要说发射的时候能不能活着进入发射阵地，发射了一颗后还有没有命发射第二颗了。
4：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台湾全境都是战场，而大陆能有多大面积称为战场呢？打个比方，当台北的民众在防空洞里躲避导弹，炮弹的时候，北京的民众则在家里收看炮击实况。不明白台湾有什么可乐观的。想着美国人为了台湾流尽血？你信么？我不信？
我只相信美国会为台湾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但台湾有本钱让美国人把血流尽，把国家陪近去么？你们认为有哪个国家愿意为台湾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告诉你，世界上除了中国可以为了台湾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
所以台海一旦爆发战争中美肯定会有一番较量，不过底线不同而已，一个要避免付出太多代价，一个则不怕付出太多代价。话说回来，中国会为了台湾不惜一切么？不会，如果会付出一切早打你台湾了，毕竟台湾的利益对中国只是政治问题，而西北的利益才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与命脉。
因此只要台湾没有宣布独立，大陆是不会动手的，先拓西北、后定东南是既定国策。当大陆主动开战台湾的时候就是大陆宣布争霸的开始。
第三章 历史记忆
解放军上将博文曝光 吓的媒体几乎不敢刊登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战略思维的威慑力；战术水平的威慑力，要能够保障到他们不敢和我们打，保障到万不得已开战时，我们要能打赢！我们要加紧建设自己的威慑力，威慑力的深度要让那些蠢蠢欲动的狗看明白：我们与一家开打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给你们毁灭性的打击，让他们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看到内参文件，（今天各大网站的也出了新闻）：原驻韩美军前司令贝尔3日表示，若中国再次参加半岛战争，中国经济将退后到100年前。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述，这是美国惯用的心理战。很是气愤，作为一名军人，我不能违背组织的整体布局，不能没有大局观，所以我不能随意去说什么，但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试探、威胁时，我们的专家去哪里了，我们的宣传机构、智囊团，你们的职能何在，怎么都哑啦！？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难道中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很想你们能站出来说话，说了怕什么？！诸位不见、无视那些敌对势力的心理战的攻势吗：1.韩国拉入美航母在东海军演；2.韩国防部长官提名人金宽镇3日表示，若真出现朝鲜发起新挑衅，将会动员飞机对朝鲜进行轰炸。随后他们又发布了12月6日-12日，韩国29处炮火演习；3.日本防卫省有官员已公开宣称：美日军演是日本对华抑制力的体现；4.印度在与中国接壤的东翼边境地区的军力已达5个师；5.美国军方表示：美航母还会进黄海演习。
万恶的美国抓住我们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纠纷制造矛盾，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扩大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摩擦、制造军备竞赛、期望把战火导入中国，破坏中国和谐，阻止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
面对前面这些美国培养拉拢的狗，我们应该怎么办？！看起来复杂，其实这些小喽啰掀不起大浪，他们只是看到有主子在后面撑腰就吠吠罢了，但不能不防范他们主子给他点肉他们就狂躁起来，也有可能会不知死活的来咬我们几口！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看到俄罗斯的强硬就会想起普金，可让普金强硬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几千颗时时战备的核弹！我们不要自废武功，是他们逼着我们增加核武备，（增加的方式可以是悄悄进行，数量是可以控制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当具备足够威慑力时，我们也可以派遣海军进入最贴近美国华盛顿附近公海区域进行攻防演习，都是在公海演习嘛，你先决定要在贴近我国京畿要地的公海处舞抢弄棒，那没有理由不让别人去你家京畿要地外的公海处耀武扬威，美国如果不开打，我们也不先开打。如果美国先开打，那我们就先站到的舆论的制高点，我们就出师有名，我们属于还击，那就毫不犹豫立即对它们的航母编队进行饱和攻击直到打沉为止！我们应该时不时有艺术的有技巧的拿出来秀秀！拥有绝对强势的力量才可以让那些想和我们不惜一战的国家打消掉他们的好战意图，威慑也需真正的威慑力能威慑得的住才行！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核武应该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国家可以有，如果下面几个敌对国家只要发现有造核的蛛丝马迹，我们就应该学习以色列对伊朗的思维，毫不犹豫的就可以决定：直接打击，不然就会给他们一个讹诈我们的筹码！写到这里，我也学学美国，把所有针对、侵占我们利益的国家列为流氓国家，应对这些流氓国家可能发起的严重挑衅，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针对他们的打击规划：
1.韩国——不经打的，放点大杀器在他门前就行，不老实就助力朝鲜对他统一
2.越南——霸占中国岛屿最多的国家，开始在拉拢日本、印度、美国给自己壮胆，买了不少武器，骚动的心有了，只要发现行为出轨，就再次给予教训式的打击，但这次一定要教训的让他明白中国大爷才是他爹，要打得他的政权彻底亲中。
3.日本——军国主义亡魂犹在，亡我之心不死，看来他们是很难深刻的承认、反省历史了，甚至开始全力发展、壮大潜艇等军事力量，核装备的叫嚣日益狂妄，对这样的真流氓，只有打！我们要有那样的霸气、要有那样的决心、要有那样的狠劲！要让他们明白：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还手，你还手我就下重手，你敢还回重手，那我们就要灭了你、让你成为焦土！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
4.印度——不知道是真蠢还是假蠢，假蠢的话，他们目前的作为就可以解释为在耍小聪明：他对中国的叫嚣、攀比就像商场营销术那样，他只要把自己摆在了中国这个名牌边上，攀上中国一起对外展示时，他就算明明是个垃圾但给人第一印象也是名牌。如果是小聪明，那他也会顾及自己千年难遇的发展和即将到来的繁荣，除了拉衣扯袖装腔作势的狂吠外也不会真真张口撕咬！但如果是真蠢：一根筋的想针对中国的话，我们就要敢于给予他第二次羞辱。他们不遗余力的购买先进武器，但缺乏持续自产能力，他们放了很多阉人在第一线的，听说能打啊，呵，就算她们能打吧，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男人都阉掉后再来上战场，他们根本就是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的，打他们是不难打的，但作为两个都有核武的国家，我们还是必须有哪个狠劲——敢伤我一指就断你一臂，要不他们会像泼妇那样无休止的纠缠过来！
5.美国——一个奸诈贪婪狡猾霸道的国家，我们没有全胜把握的国家，但他怕痛，他怕不要命的，对付他们我们要掌握一点：战火不只是在我们家园燃烧，你要烧到我家，我就要烧到你家去！你打我一个点，我就肯定回打你一个点，你打我国本土一个城我就肯定回打你国本土一个城，你不怕失去正在享受的，我就不怕丢弃正要得到的，要么打到地球毁灭，要么打到握手言和！我们首先应该做好充足的战斗准备。两败俱伤的结果如果他们愿意接受，那我们一样可以接受，那时不是我们回到100年前，美国难道不要回到80年前？！可能地球也要回到100前了！就那么简单、拙劣的心理战术就能欺骗和讹诈我们吗！？
战争的进展有决策层的因素也有其必有的规律，我们祖国和平的崛起前提就必须要做到“利战而不怒战，重战而不好战！”，利战和重战的诠释，中国正在做这样的筹备，就是建立强大的威慑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战略思维的威慑力；战术水平的威慑力，要能够保障到他们不敢和我们打，保障到万不得已开战时，我们要能打赢！我们要加紧建设自己的威慑力，威慑力的深度要让那些蠢蠢欲动的狗看明白：我们与一家开打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给你们毁灭性的打击，让他们死去趁火打劫的歪念！
林彪坠机或因苏军误判其侵蒙侦察用导弹击落
40年前的9月13日凌晨，林彪一家匆忙乘坐三叉戟飞机，自山海关机场起飞，最终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震惊世界，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章中被确立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何落得叛国出逃、折戟沉沙的下场？
40年前发生的一幕，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林立果策划的三个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还没实施，就被毛一一粉碎？林彪专机是坠毁还是被导弹打下来？……学者舒云根据大量目击者的回忆材料和最新访谈，试图拨开云雾，尽可能还原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40年前，林彪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坠亡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场机毁人亡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40年后，事件的真相依然迷雾重重。通过目击者的回忆材料和最新访谈，或许有助于揭开这个事件一个个谜团。
谜团十
林彪专机黑匣子在苏联手里
林彪专机在飞越中蒙边境时着了火？
2时27分，林彪专机在飞行115分钟后，坠毁在距中蒙边境360公里的温都尔汗，机上9人全部死亡。
林彪专机是被打下来的吗？谁打的？中方、蒙方和驻蒙苏军？吴法宪提出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回忆：“在林彪专机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空导弹。”而中国的地空导弹只能发射40公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也十分清楚，他不会去撞“枪口”。
林彪专机的飞行高度3000米，减去地面的海拔高度600米，也就2400米左右。边境雷达监视只有几十公里。1时55分，林彪专机从414号界碑上空进入蒙古，下降到2500米，左右拐弯。
林彪专机是被苏联打下来的吗？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顾达寿）在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披露，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被击落。蒙古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技侦8团的情报显示，蒙军雷达侦测到了林彪专机进入蒙古领空，但蒙古军方还没有采取行动，目标已经消失。
在蒙中边境有能力发射导弹的是驻蒙苏军。如果真有人打，那应该是驻蒙苏军。驻蒙苏军的职责是监视中国，林彪专机进入蒙古境内，目标大，飞得又慢，是不是被苏军误为侦察机，匆忙发射导弹了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后，苏联如此积极到坠机现场，拆走一台发动机和黑匣子。也可以解释林彪专机空中着火，来不及耗油就紧急迫降的原因。
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了吗？
1971年9月21日，美国卫星拍摄的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飞机坠机现场的云图。经到过现场的孙一先辩论，认为是准确的。
A处是燃烧的灰烬，B处是林彪等人的墓地“九·一三事件”40年了，蒙古和苏联始终没有公布林彪专机的飞行路线。2004年9月1日，退休克格勃头子扎格沃兹丁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驻莫斯科记者的采访。他说听当地老百姓说，林彪专机飞到了苏蒙边境。
虽然林彪专机飞越国境不久，中国雷达就跟踪不到了，但可以根据飞行时间推算。林彪专机有三个时间，起飞时间零时32分，飞越国境时间1时55分，坠毁时间2时27分。也就是说，林彪专机在中国境内飞行83分钟，在蒙古境内飞行32分钟。从航程看，林彪专机在国内航程是三分之二，而从国境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是三分之一，大致和飞行时间相吻合。
从地图看，苏联赤塔距离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的直线距离是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约600公里。林彪专机每小时飞500多公里，怎么可能半个小时飞1400公里？
当然，林彪专机选择的迫降方向是从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飞行方向从南向北。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林彪飞机正在返回的路上。因为飞行员需要在迫降场重新建立航线。
林彪专机是先起火后坠落吗？
潘景寅为什么带几吨油野外迫降？三叉戟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机腹擦地迫降，机翼油箱的存油将起火爆炸。潘景寅采用近乎自杀的方式，是碰到了比带油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情？北空技侦8团值班组长李平说，林彪专机一飞出国境线，就开始着火。因最先报告林彪专机坠毁，李平荣立三等功，并得到一个差三分一块钱的笔记本奖励。可是林彪专机能带火飞行360公里才迫降吗？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林彪专机出去后，蒙古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这有两种含义，这不是歼击机，是不是轰炸机是个问号，准备作战完全来得及。以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
时任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回忆，技侦8团侦听到蒙古方面通话“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掉下来了”。
蒙古人拉哈玛最早发现林彪专机坠毁。她看见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飞行，大概不到20分钟坠毁。温都尔汗几位目击者都说：先看见飞机着火，然后才坠落。
9月13日早晨5时多，中国边防检查站报告，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蒙古、苏联、中国都插了手，这就使“九·一三事件”复杂化了。周恩来作出“自行坠毁”的结论，把这个国际事件化为国内事件。
斯大林不许毛泽东革
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特意把刘伯承和陈毅召回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西柏坡召开的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结束后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方九省和军队建设问题。此时，中共中央突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政府照会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政府要求苏美英法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
斯大林一直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孙科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时，苏联大使罗申跟到了广州，美国的司徒雷登却没有跟去。斯大林始终怀疑“反叛的游击队方面”（指解放军方面）能否取得胜利，或者在还没有胜利前，引发美军参战。所以他一直建议和平谈判。三大战役结束后，他还是已没有变更他的陈旧观念，他同意苏联参加调解。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我们想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即中共能够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并征得中共对苏联居中调解的同意”。
这段话表明了第一苏联是同意调解停战的，唯恐中共方面不同意；第二斯大林的习惯称呼蒋介石政府，称西柏坡为中共方面，在有的电报中干脆称反叛的游击队方面。
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通常从大国政治战略考虑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则以老子党的老子自居，很习惯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中国党，压中共在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后同意谈判，他主张和平，不要再打了，出现南北朝局面。他继续说：“如果问及你的意见，您大体上可以这样答复：中共一向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并且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
斯大林一方面暗中积极调停，压中共同意停战，一方面不出面，让中共按照他的意见自己表态。
这封电报使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大跌眼镜！第一，电报突然，不符合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人民解放军正在几千里战线上，一改前年的“跃进式进军，品字形中央突破”，为“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中央统帅和战区统帅们都在不能学楚霸王的兴头儿上；第二，斯大林到此时还一口一个“中国政府”，还是按照国际上的歧视称中共为游击队方面；第三，斯大林的积极态度和介入令中共领袖们吃惊，分明是主张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政府呀。我们怎么就暖不了斯大林的心呀！老蒋给斯大林什么甜头了？不解，不解！这真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兜头一瓢冷水！
多么似曾相识呀！4年前，日寇投降后，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都还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敌后地区，都是有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和游击队作战的区域。是共产党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极好时机。中共高层一直相信战后苏联一定会支持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一争高下。没想到枣园收到斯大林的突然来电，给中共施加高压，催促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民主”，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再打仗，必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毛泽东读罢电文，气得两天闭门不出。以后每提起这件事情，就比喻为《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不许革命”。这种情况，1945年8月出现过，1949年出现过，1950年10月酝酿出兵援朝时又出现过。
正在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的将领们都知道了这封电报，党内舆论哗然。人民解放军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解放南方九省，取得全国胜利，斯大林叫与国民党和谈。谈什么？与败军之将谈什么？谈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肯定不谈。不仅蒋介石不谈，就是李宗仁也不会谈。只能谈共产党不要取得全国胜利，你们取得已经取得的胜利就可以了。显然，斯大林是要解放军就地停战，与蒋介石开展和平谈判的真谛是把中国分裂为南北朝。
第四章 探秘历史
政治黑暗期：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四大
萧瑜在武汉留下—他在武汉有些事要办，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会。中国的激进分子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企图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军阀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它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拘捕令在这里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国巡捕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的，这间房子只够坐参加会议的15个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里。女校当时是空的，只有一个厨师每天为他们做饭，兼放哨。他们在晚上8点钟开始开会。他们连续花了3个晚上讨论新创建的党的基础和党章。但第4天晚饭后，当他们准备照常开会时，突然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假装说是找错了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地说，这一定是密探，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换个地方开会。于是，他们都分散走了。他们刚走，一队15名法国巡捕和武装警察就来搜查房子，但扑了个空。
毛回到住处，发现他的朋友萧瑜已办完武汉的事，到上海来了。毛告诉萧，他们决定在上海外边的旅游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开会，以摆脱警察的追踪。萧同意单独活动。毛已被指定为大会起草报告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对决定这次大会的主题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他在长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是他的同学、学生、前任老师、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无产阶级或农民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但他的派系的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私人关系，也正是他们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
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的政治对手，把毛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同志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集体游湖的名义下躲开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党大会的工作。借着傍晚度假人多、后来又下雨的掩护，他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会后毛回到他的湖边住所，发现萧瑜已在蚊帐里睡着了。
毛摇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诉他：“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他们一直谈到天快亮。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毛和萧不得不通过书信保持他们的友谊，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仍有分歧。
后来，萧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之后两年，毛和妻子、儿子住在长沙，专门组织产业工会，组织罢工。他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泽覃还在继续上学。毛后来很歉疚：“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两个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走访了长沙以东100英里的安源煤矿。他们三人自称是“参观”，下到矿井，观看了铁路机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既是中资的，又是外资的。矿山通过自己的铁路为邻近的一个铁矿和铁制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个企业被日本股东夺取。
工厂管理部门有不少外国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他们手持硬木棍专打工人。万名工人怨声载道：受工头敲诈，每天要做工12至15小时，工资很低，且经常拖欠，而食宿、服装、安全设备以及医疗设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个反应是为工人子弟开办学校，后来又为工人开办夜校，这都由李立三负责，李就是那个对毛当学生时贴出的寻友广告半心半意的青年。他刚从法国回来，命定成为与毛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对手。
毛1921年搬了家，从船山学社搬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建的。这所房子也作为湖南省委的机关，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担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
湖南的共产党成立后，就使用了文化书社的经费。毛发行股票，建立了棉织厂，以便为党提供一部分资金，但由于棉织厂难以同外国厂家竞争，一年后不得不卖了。毛的岳母也给党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里，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反对长沙暴君赵督军的运动。赵督军在雪天将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即黄爱、庞人铨）杀害了，毛组织了一个抗议罢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更大支持，同时准备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参加，”毛后来说，“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即使说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插曲。有报告说毛确实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以很难想象毛不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二大”开会的地点。可以推测说，毛在党内的同志正被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因而决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赵运动。也许是他们不让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于气愤抵制了这次大会。
然而，毛确实遵循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制定的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因为俄国人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于西方列强）而对苏俄有好感，孙逸仙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幻想破灭了。毛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在湖南对它进行改组，要把它改造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下党。国民党具有发展为激进政党的潜力，它的党员人数也比共产党多得多。
在9月初，毛又一次来到安源煤矿。按照他的共产党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少奇被任命为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毛的湖南同乡，刚刚从俄国受训回来，将成为毛的党内同事，后又成为对手。毛一定是从刘那里获得了对苏联的最初的具体了解。他们在毛的清水塘家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经过一些动摇和犹豫后，安源煤矿工人在9月中旬终于举行了大罢工。毛为他们写了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第15天，厂方人俱乐部转过来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由毛管理。几年以后，当毛离开中心城市去农村打游击时，安源煤矿工人为他提供了许多战士，煤矿的组织帮助他传递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联系。
两个工人后来回忆起毛在这次罢工时的情形说，毛穿一双草鞋，裤子挽到膝盖上面，就像刚刚放工回来。他们经常看见毛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块T形补丁。和工人一样蹲着吃饭，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夹菜，毫不在乎。另一个矿工评论说，尽管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完全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许多人都这样评价毛在危机时的态度。
毛帮助取得的另一个工人运动胜利是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原因是一样的：工资低，又常常拖欠，监工打骂处罚工人，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准备充分，罢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
不久政府调军队和工贼镇压罢工，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军队的刺刀下躺在铁道边上不让货车通过。在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伤，后有6人重伤致死，“有的人头被劈开，有的人手足被砍断，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杀更坚强了其他地段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决心，毛通电全国说：“虽日之于韩，英之于印，亦不过如是残酷……”最后政府不得不让步。
同时毛在长沙亲自领导了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罢工坚持了近3个礼拜，成为长沙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毛帮助这些没有组织的个人手艺人组织工会，并通过报纸反映他们的状况，后来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毛又走到他们中间。
毛从人丛中跳到市政厅外的大圆花坛上，向工人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他时不时吹起哨子，指挥工人喊口号。当官的发现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
市政府当局同意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状况。“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一个当官的对他头头是道的讲话感到惊讶。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
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蔡和森1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
生猛民国：开国总理上任不到两月撂挑子
话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独大之初，南京政府被撤销，并附来账单：
南京政府要求打款三百万，上海要求打款六十万，武昌方面更狠，要求打款一百六十万。这些款子，都是三地政府欠下革命军的军费，你袁世凯不给钱，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于是唐绍仪去问袁世凯：凯子，这事可咋办啊？
袁世凯答：你自己看着办吧。
唐绍仪：……我看着办？那就只能向四国银行借款了。
于是事态进入第一阶段：四国银行闹事阶段。
此一阶段很简单，四国银行者，英国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华银行再加上美国资本团。唐绍仪开口向这四家借款1500万，四家银行急忙点头：可以可以，借钱没问题，不过你们得有担保，我们还得再派人监督款项用途。
唐绍仪摇头：洋鬼子啊，你们不晓得中国人，中国人是最痛恨别人监督的，虽说钱是你们的，但监督是万难通过的……干脆我去找比利时得了。
于是唐绍仪去找了比利时的华比银行，比利时国小，不敢乱监督中国人，遂垫款100万磅。唐绍仪将这些钱分付南京、上海及武昌。须臾，三地来电：钱已花光光，速追加款项。
于是事态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二个阶段：四国银行再闹事阶段。
话说四国银行听说唐绍仪从比利时那里借到了钱，登时火了，便结伙来找唐绍仪吵架：你们中国人，有这么办事的吗？说好了从我们这里借，却偷着从比利时那里拿钱，你伤害了我们的骄傲，这事咱们没完。
四国银行以他们拥有借款优先权为由，揪住唐绍仪不放。唐绍仪那个气啊，妈的，这洋鬼子都什么怪人啊，连不朝他们借钱都成了吵架的理由了……没奈何，只好苦做美国的工作，让美国公使出面，劝说另三家别吵了，别吵了……再吵人就要疯掉了。
让四国银行这么一胡闹，事态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三阶段：比利时闹事阶段。
话说比利时听说唐绍仪改主意了，不朝他们借钱了，还是找四国银行。华比银行大怒，率人打上门来，揪住唐绍仪不放：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有本事你一开始就别来找我们，既然找我们借钱了，岂有一个中途改借之理？不行，把我们以前垫付的钱还给我们！
唐绍仪急得满头是汗：各位爷叔，你们垫付的钱已经花光光了。
比利时人：我管你花光没花光，把钱还回来。
唐绍仪淌着眼泪，再去找四国银行，惊发现四国银行已经变成了五国银行，于是事态又进入了蔡元培老爹闹事的第四个阶段。
这一阶段开局蛮好，日本人的银行也跑来凑热闹，四国银行变成了五国银行，开出来的条件也简单，一是要有预算表，二是付钱时需要洋人监督官员签字才可，三是各国武官都参加陆军协会，共同裁撤中国军队，四是所遣散士兵各给发票一张，士兵拿发票来找洋人拿钱……
唐绍仪听了这条件，后脖颈嗖嗖冒凉气，情知如果把这样的条件拿到国务院，他老兄铁定会被议员们连皮带骨头都吃掉。
于是唐绍仪改了主意，不借洋债了，改发国内公债，向中国人自己借钱。他把这个主意，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说，与会的蔡元培大为诧异，站起来说：小唐，你有没有搞错？你要裁撤的是革命军队，革命军人都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为了革命连命都不要了，岂会要你这两个臭钱？不必发什么公债了，也甭朝洋人借，只要晓以大义，革命军人都会自己回家种地的。听我的，不会错。
唐绍仪几乎急哭了：拜托，蔡大爷，咱们别添乱了好不好？狗屁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跟反革命军人没两样，都是人，是人就得吃饭，你不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家，他们岂能罢休？你不知道被解散的民军都已经成了土匪吗？
蔡元培道：土匪横行，那是你这个大贪官捞得太多，怎么可以污蔑革命军人？我诚恳地建议你以后少捞一点儿，行不行？
幸好这时候宋教仁出来打圆场，说：老蔡，是这么回事，你也别为难小唐，我仔细研究过了，革命军人也得吃饭，不骗你，是真吃。吃饭就得付钱，还是让小唐想办法去哪儿弄点儿钱吧。
于是唐绍仪借钱一事，就进入了第五阶段：议员闹事阶段。
此一阶段开局还是蛮好，先是日本和俄国两家跑来，说：四国银行太欺负你们了，借你们点儿钱还要监督，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两家借你，不监督……不监督也不好，但这个督咱们监得比四国银行宽松一点儿，你看如何？
虽然开局蛮好，但唐绍仪已经知道中国人做事之难，所以这一次他扯上了财政总长熊希龄，两人与日俄两伙鬼子斗智斗勇，总算是搞到个比四国银行稍微宽松一点点的借款条件。
然后把议案转到参议院，请议员们讨论。众议员一看，嗯，这小鼻子日本人和大鼻子俄国人，太不像话了，借你点儿钱花还要监督，你谁呀你？凭什么监督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民不可监督！
于是众议员大哗，齐齐不许。唐绍仪和熊希龄两人哭哭啼啼，挨个给议员求情说好话，议员们看这俩人太可怜了，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他们再去和日俄两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再把条件放宽松些。
好不容易说服了议员们，万不曾想，南京黄兴突然拍来电报，强烈反对唐绍仪的借款计划，这让唐绍仪措手不及，目瞪口呆。
于是借款事态进入了最后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黄兴闹事阶段。
黄兴在借款过程中闹事，是唐绍仪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盖因唐绍仪受尽委屈，低三下四，到处找人借钱——这钱就是要打给黄兴，让黄兴做遣散军队之用，谁会想得到黄兴居然会反对借款章程！
或曰：洋人借款的章程太苛刻，有损国格……这理由纯粹是瞎扯！同盟会孙文张嘴就要把满洲给日本人，说话时连个磕巴都不打，借款条件再苛刻，也不可能苛刻过同盟会开出来的条件。
所以唐绍仪理解不了黄兴的态度，熊希龄也无法理解。
于是熊希龄就拍电报给黄兴，大骂黄兴缺心眼。黄兴立即回电，骂熊希龄卖国，两人每天快乐地狂打电报互骂，骂得不亦乐乎。这场骂架持续了几日之后，黄兴的参谋长李书诚看不下去了，就跑出来劝架：不要吵，不要吵，大家心平气和，再商量商量嘛。
还怎么商量呢？
仍然是让唐绍仪想办法。
于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徵祥，两人就联袂来找唐绍仪商量，到了总理办公室，却发现室内空空，人影皆无。
内阁总理唐绍仪哪里去了呢？
原来，就为了借钱这事，唐绍仪筋疲力尽，心智枯竭，又因为王芝祥的事情，和袁世凯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两人情断义绝。
然则，那王芝祥又是何许人也？
说起这王芝祥，也是有趣之极的一个怪人，此人乃大清举人出身，官拜广西藩司，武昌首义后，广西也跟着独立，而后王芝祥等各级领导，就带一群娃娃兵，奔赴大武昌保卫革命。日后的桂系名将白祟禧，就是这支娃娃兵中的一个。
但这时白祟禧还小，轮不到他抢镜头。这时候抢了历史镜头的就是这位王芝祥，他到了武昌，和北洋兵比划过后，就去了南京，他的年纪比黄兴大许多，却是非常崇拜黄兴，见面就管黄兴黄克强叫“克公”，黄兴大喜，立即做了介绍人，介绍王芝祥加入了革命党。
然后革命党传令党人唐绍仪——唐绍仪也是革命党，所以要听党的话——唐绍仪，马上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以便让革命党控制京畿。
唐绍仪接受任务之后，就一面哭哭啼啼到处找洋人借钱，一面安排任命，不承想北洋军人联名上书，以直隶五路军人的名义，强烈反对王芝祥出任总督。于是唐绍仪就去找袁世凯商量，说：我们已经答应人家王芝祥了，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是不是老袁？
袁世凯笑曰：是你答应的，我可没答应。
唐绍仪大怒：我是内阁总理，我有权任命。
袁世凯：某乃大总统，偏就不给你盖章，气死你！
唐绍仪：……老袁，为啥呢？
袁世凯：小唐，你当我跟你一样缺心眼啊？你居然弄个革命党做直隶总督，京畿门户大开，如果孙文来搞我，那我岂不是惨了？
唐绍仪：……惨了也没关系嘛，现在共和了，反正这个直隶总督我是任命定了。
袁世凯：小唐，干脆我这个大总统不做了，让你来得了。
唐绍仪：……反正王芝祥得当直隶总督。
袁世凯：哼，那咱们就瞧瞧这个王芝祥到底听谁的。
于是袁世凯就给了王芝祥一大笔钱，让王芝祥回南京，王芝祥见钱大喜，遂揣钱走人了，让唐绍仪白做了一回恶人，自讨没趣。
从袁世凯的办公室出来时，袁世凯的家人，笑嘻嘻地和唐绍仪打招呼：小唐，今天闲着没事，又来欺负我们大总统了？
又来欺……唐绍仪气闷于心，忽觉心灰意懒，心说：我为黄兴借款，黄兴却不停地骂我，我为王芝祥弄官，王芝祥却背后拆台。这个同盟会，分明是不对头。这伙革命党，分明是脑子进水。这个民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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