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高端研讨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记协新闻培训中心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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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高端研讨会试读：

在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高端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

由中国记协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高端研讨会”今天就要结束了。会议期间，获奖代表介绍采编工作经验体会，专家学者对获奖作品做了精彩点评，与会同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业务交流。刚才，三个小组的组长汇报的各组讨论情况，集中反映了会议的研讨成果。田主席与大家进行座谈，听取大家对改进新闻奖评选工作的意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同志们普遍反映，举办这次研讨会很及时、很必要。

通过交流研讨，大家感到很有收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评选中国新闻奖的意义作用加深认识。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是新闻战线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丰硕成果，评选工作是团结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抓手，是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平台。做好评奖工作，对于深化关于新闻工作地位作用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律的认识，深化对新闻工作者责任、使命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新闻评奖工作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加深认识。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新闻奖评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充分发挥新闻评奖的导向作用；必须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使中国新闻奖真正反映新闻界的创新成果；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新闻宣传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新闻工作宗旨，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选根本标准；必须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评选工作科学规范、风清气正。我们应当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不断细化评选办法，努力使评奖工作做到人民满意，中央领导满意，广大新闻工作者满意，使中国新闻奖评选的权威性得到充分体现。

三、对加强和改进主题报道、典型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的经验做法加深认识。创新新闻宣传的内容形式，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不懈追求。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主题宣传应当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具有全球意识、问题意识、分寸意识；典型宣传应当聚焦时代楷模，善于用平民视角揭示典型的内心世界，善于从细小的、鲜活的事件作为切入口反映时代宏大命题；热点引导应当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思想理论热点，用权威解读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积极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导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舆论监督应当善于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统一起来，站在党和政府工作全局确定选题，深入调查核实事实，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

四、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途径方式加深认识。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树立我对外良好形象，及时回应境外媒体的关切，消除境外舆论的误判误读，是当前舆论引导的重要任务。对外传播报道应当深入研究国际受众关注的领域，不回避国际社会关心的敏感问题，寻找合适的运作模式，使对外新闻作品的报道风格、写作文风、叙事方式能够符合境外读者阅读习惯。

五、对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加深认识。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应当更加自觉地按照信息传播的规律抓新闻，按照媒体变革的趋势抓融合，按照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抓贴近，在政府与网民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和服务平台，努力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六、对如何采写出更多优秀新闻作品加深认识。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关键是要切实改进文风，把握好时、度、效，努力增强新闻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重视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要在改进报道内容上下功夫，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决定报道内容；要在创新报道形式上下功夫，按照内涵深刻、贴近实际、打动人心打造精品力作；要在丰富报道语言上下功夫，善于运用鲜活语言说明事物、表达观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要在形成报道风格上下功夫，根据不同媒体定位、针对不同受众需求推出各有特色的报道；要发扬“走转改”精神，采写更多带着现场温度、充满真情实感的新闻作品；要加强对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的总结和运用，集中新闻单位、新闻院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能力和智慧，共同破解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这个难题。

同志们！这次研讨活动结束了，但是改进创新新闻报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继续关注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深入研究、科学总结、广泛推广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创新经验，为做好评选工作多出主意多想办法，使中国新闻奖作品的导向示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办法更加科学规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文字作品组

获奖作品

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怎么能不关注呢？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

十年之前，“中国崩溃论”风行西方：“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却已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穿越华尔街的风暴，跨过欧债危机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国再次以自己抢眼的表现告诉那些始终将其视作“异数”的传道者们：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二）这是一条在危机和忧患中开辟与发展出来的道路，也是一条在质疑和挑战中不断突围与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开放将这条道路送入世界的视野，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打量。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当“关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共识，“解读中国”，则像庞大的中国本身一样复杂多元。

这种复杂，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在这个占据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创造”、“改变”与“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带来的深刻的变革、剧烈的转型、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一条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间结束了停滞岁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气象，也翻腾起泥沙俱下的残渣积垢；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前景，也潜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对它的认知，站在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观照，截取不同的断面，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评价、不同的结论。

即使对过去的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的发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有人却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国家重商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千年以来最为辉煌的位置，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柯立芝繁荣”……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预言，修正着教科书上的论断，革新着固有的观念。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国改革的人，今天却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说法。

任何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积累一些深层次问题。相比于望远镜式的眺望、显微镜式的挑剔、放大镜式的打量，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为定见所缚，使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判断把握，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三）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从2002到2012，在历史的大视野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图景？

当这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于1978年驶入起飞跑道的中国，仍然不减经济的增势，在为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站在了一个关键路口。

从发展方位看，这是一个“战略关键期”。这十年，中国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段，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十年。走好这十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举足轻重。

从发展阶段看，这是一个“转型碰撞期”。进入新世纪，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加速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带来巨大挑战。

从发展环境看，这是一个“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实力的起伏消长，深刻地重塑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世界历史500年未见的转型”，引发了守成国家疑惧重重的复杂心态。对“另一种制度”的强烈担忧，让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冷战以来最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更有“风必摧之”的烦恼。

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一个“寻找驱动期”。原有的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消减，制度红利还未完全释放。传统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从发展风险看，这是一个“危险高发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避免“东亚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门槛，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历着传统价值解构的社会转型，怎样重塑时代的核心价值？遭遇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巩固执政的信任基础？

这是过去十年我们党所要面对的多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之际，在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有力地肩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那么这一个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繁重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能否从挑战中艰难突围，决定了这条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说服力。（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走过十年，这样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六）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宝贵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实践，也能够更好地梳理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创新。

从“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分析现代化规律时，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挑战、从困境中奋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抛弃了被动应对，选择了主动应战。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这看起来是巧合，但也不无内在的逻辑：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让这一深刻改变13亿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满魅力。（七）外国专家曾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此前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中国登上百尺竿头，那么这十年间的奇迹则让中国“更进一步”。

并非只有局内人能够领会这难能可贵的“更进一步”。俄罗斯科学院专家别尔格尔就看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开始寻求新的火车头，新的发展驱动力，这是最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得到保障。

回首十年不难看出，“更进一步”的实质，是“中国道路”的自我超越。科学发展观既是对旧有观念的更新，也是对发展惯性的矫正；既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更是对执政思路的升华。不妨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管理转型这“三大跨越”，来描述中国道路这十年不同寻常的进程。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要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发展目标由“总量”到“人均”。这个十年，不仅向发展要数量，更向发展要质量；不仅向市场经济要效益，更向社会主义要公平，在不断变革中，发掘中国道路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体制的优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结合向纵深推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两手抓”，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统筹兼顾的思想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不断优化中，锻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正是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奋斗目标，更加注重社会建设，鼎力疾呼管理创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在不断创新中，开创中国社会更加活跃、更加有序、更加和谐的良好局面。

这三大跨越，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政治优势、制度活力的重新审思。这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格局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向前推进，对外开放呈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这三大跨越，将科学发展的创新理念熔铸于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中国道路顺势有为、逆势上扬的傲人业绩。这十年，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联，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重大自然灾害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伴，社会主义中国遭遇了“最困难”、“最严峻”局面。然而，穿越10年惊涛骇浪，中国航船破浪前行，倒逼出思路转变、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V”型发展曲线彰显中国政府领导科学发展的国家能力，体现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水平。（八）转变转型转轨，突围突破突进。对于中国而言，历史跨越刚刚开始，科学发展仍在路上。

观念的改变，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时；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实现科学发展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一再重申“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正如有论者所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超大且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同时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无论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世界级难题。西方国家上百年间实现现代化与克服现代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历史性课题，在这30年间都共时性地提到中国人面前，而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至少创造了两个成就：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起飞，在转型中整体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不仅是中国的福祉，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的过程孕育着动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会遭遇更多矛盾。即便是2012，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大选之年暴露的西方政治信任危机，金融海啸冲击下焦头烂额的经济衰退，利比亚持续不断的动荡，埃及不得不失去的“春天”……正如普京所言，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当我们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感到焦灼时，不能忘了同样的挑战，也在伦敦的街头巷区、开罗的解放广场出现；当我们为更好的未来承受转型之痛时，不要忘了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至今还没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回望过去，中国不乏成功的故事，西方模式以两三百年解决了10亿人的发展问题，而中国道路在30年间改变了13亿人的命运，这难道不应该给予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信心？

马克思曾经指出，离开了“现实历史”的抽象没有任何价值。如何评价我们走过的历程？仅仅与过去的自己相比，会将社会的进步看成一路高歌，容易妄自尊大；只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会把面临的问题视为灭顶之灾，容易妄自菲薄。只有将两者综合看，才能既看到成就、获得前行的动力，也看到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

不久前，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评述：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正发生着许多美好的事情。由于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他们父辈做梦都想不到的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更好的住房，更棒的学校，更优的医疗——“这些物质条件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不承认这些成就是不诚实的”。

4亿人脱贫、13亿人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这确实是中国道路最为“真实的道德价值”。（九）上世纪90年代，站在杨浦大桥桥头，望着改革开放大潮激荡下的新上海，小平同志慨叹：“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确实，历史的发展，远比任何宏大的书写更发人深思。十年短短一瞬，我们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所经历与所收获的，都将汇成“中国道路”不同寻常的历史跨越，标注上一段征程的辉煌，等待下一个征程的出发。（《人民日报》2012年11月6日 要闻一版）

唯有走在变化之前——从乐凯胶卷停产、泊头火柴破产说开去

时隔不到两天，就在我们身边，两家曾经赫赫有名的企业传出的消息撩动了人们的神经：

乐凯胶卷把曾经的辉煌永远定格到“底片”中——9月4日，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由于数码影像对银盐影像产品的冲击，决定停止彩色胶卷的生产。泊头火柴再也擦不出自己希望的“火花”——9月6日，河北泊头火柴有限公司举行资产处置拍卖会，最后一批设备被拍卖，这标志着亚洲最大的火柴厂彻底走进历史。

胶卷和火柴，不只是两种产品，它们已经化身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人们生活的记忆。欢乐时刻，多少美好的瞬间定格在那一盒胶片中；漆黑夜晚，火柴盒上擦出的火花又带来了多少温暖和光亮。

乐凯胶卷，泊头火柴，当其盛时，何其壮哉！前者，曾经扛起了民族感光工业的大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胶卷之王”。后者，则改写了国人依赖“洋火”的历史，并凭借先进的技术在火柴行业长期领跑。

再好的产品，再大的企业，一旦追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结果只有一个：出局。

对于乐凯胶卷停产，泊头火柴破产，人们扼腕痛惜，颇有“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悲壮。数码浪潮的冲击，别说乐凯，全球胶卷行业的“老大”柯达也没能扛住。打火机、电子打火器等替代品纷至沓来，泊头火柴破产似乎也是命中注定。然而，这注定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吗？

胶卷退出了舞台，生产胶卷的企业并非一定没落；火柴淡出了生活，生产火柴的企业也并非注定破产。我们不禁想起了荷兰人引以为傲的飞利浦。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100多年前，以生产碳丝灯泡起家。碳丝灯泡早已成为博物馆里的展物，生产碳丝灯泡的飞利浦按说有无数个理由退出历史舞台。可贵的是，飞利浦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照明领域，而是在20世纪的科技巨变中不断超越自我，先后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卡式录音机、CD机等。如今飞利浦不仅是全球第一大照明公司，还是全球第一大医疗系统公司、第一大电动剃须刀生产商，等等。

美国作家爱迪斯在《企业生命周期》中说：“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次生命的历程，都会有诞生、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有些企业能够将其中的成长与成熟阶段无限延长。”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大者并非恒大，强者并非愈强，欲求基业长青，唯有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

一位知名企业家曾经这样感叹：“要打造百年老店就需要永远创新，守，永远守不住。”一扇门关上的同时，另一扇门往往已经打开；一个机遇消失的时候，另一个机遇或许正在招手。很多企业发现不了另一扇门，看不到另一个机遇，正是因为有“守”的惰性。在这方面，柯达就是一个教训。柯达一度拥有世界胶卷市场2/3的份额，在很多企业绞尽脑汁调整乃至更替核心业务的时候，柯达却继续躺在胶卷丰厚的利润上睡觉，尘封了自己已经掌握的数码成像技术。当它被数字化浪潮拍醒时，已经时过境迁、大势已去。

令人欣慰的是，泊头火柴虽然走到了尽头，乐凯胶卷却在全力转型。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它的产品或许会失去市场，它的技术或许会落后于时代，但是机遇之门却永远敞开着。只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还可以生产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研发出更具前瞻性的新技术。我们期待乐凯“转”出一片新天地！

早转型，就主动；晚转型，就被动。求新求变的意识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应当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成长。我们河北还有一家百年企业——享有“中国煤炭工业源头”盛誉的开滦集团。这些年，尽管挖煤让日子过得还不错，却主动走上了转型之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非煤产业比重占到企业经济总量的78%。主动转型让百年开滦重新充满活力，今年7月，开滦集团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榜单。我们相信，即便某一天煤竭矿衰，开滦集团也不必惊慌，因为他已经凭借转型跳出了资源型企业的兴衰周期律。

身处一个转型的时代，唯有“变”是永远不变的，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言：“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乐凯胶卷停产，泊头火柴破产，我们期待更多的企业从中得到警示，并努力走在变化之前。（《河北日报》2012年9月15日一版）

休想攫取我国半寸领土

连日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一意孤行推进钓鱼岛“国有化”进程，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是一场徒劳而危险的闹剧，是对中国领土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公然挑战。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无可争辩的主人，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行为完全是荒唐的、非法的、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中国拥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的事实。

日本政府强行推进钓鱼岛“国有化”进程的本质，是企图以渐进换大进，积量变为质变，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伎俩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更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力量，甚至把国际社会当傻瓜。日本政府自以为高明，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正在滑向危险的深渊。其一意孤行的结果，最终必将应了一句古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中华民族素来与人为善，爱好和平。但是，中国人的谦和内敛，绝非软弱可欺。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立场鲜明，坚守底线，决不退让。尤其在国家领土主权与民族尊严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来都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日本政府应该不会忘记，8年抗战，中华儿女如何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慷慨赴死，同仇敌忾，痛击来犯之敌！

今夕何夕？日本政客不要误读时代。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军队，更不是甲午年间的北洋水师。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过长期现代化建设的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突飞猛进。正义在我，师直为壮。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能力，履行国家和民族赋予的神圣使命。正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1日所明确表示的，中国政府和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日本政府倘若继续执迷不悟，必将自吞苦果。

奉劝日本政府不要自作聪明，错判形势，赶紧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他国攫取半寸领土！（《解放军报》2012年9月13日一版）

“三西”扶贫记

心里像刀子搅乱了。

哎嗨哟的哟，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这是六盘山下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70多年前，一个孤独的青年在西北高原上踯躅前行。突然，身后传来了略带嘶哑的“花儿”，是那么的忧伤，这是车马店女掌柜五朵梅在为他送行。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蜚声遐迩的“西部歌王”——王洛宾。

这就是西北的曲调、西北的人，有眼泪，还有饥饿和贫穷。

六盘山所处的宁夏西海固，与甘肃定西、河西，合称“三西”，这里是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发源地，又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

翻开一纸发黄的奏折，我们仿佛听到了13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那一声叹息：“陇中苦瘠甲于天下。”

直到30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丢下的还是一句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82年，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自那时起，三西人民以“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五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历时30年的反贫困斗争。

2012年立夏时节，我们再次踏上三西黄土高原。在欢快的“花儿”歌声中，勃发的生机扑面而来。30年反贫困斗争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以浓烈的色调，绘就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山水记“家乡的山来家乡的水，

家乡的花儿它最美；

家乡的酒啊喝不醉，

尕马儿我不想拉回。”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一个粗壮的汉子立于坡上，脖子一挺，一声长吼，一曲“花儿”拔地而起。

这汉子，就是定西市临洮县阳屲村党支部书记、当地著名“花儿”歌手瓦广吉。“花儿”是三西人最喜爱的民歌。唱“花儿”，当地人叫“漫花儿”。一个“漫”字，道出了“花儿”满山遍野八方呼应的气势……

日子再难，“花儿”不断。30年来，三西人不知在“花儿”声中克服了多少艰难。

瓦广吉说，30年前，这儿都是荒山秃岭，别说树了，连庄稼都是“马毛庄稼”，只能长马毛那么高。

说话间他把两个手指一张，食指与拇指拉开些距离——这就是马毛的长度。

阳屲村的一侧，就是马家窑文化遗址，远古的先民们曾在此地诗意般地栖居。古陶片散落其间，耕田的人们，一弯腰就能拾到5000年的历史。

红底黑纹的古陶上，涡旋纹和蛙人图腾向人们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水草丰茂，鱼蛙如织。秦汉时期，这里曾是“大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鳞集，茂林荫翳”。直到唐朝，还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然而近几百年中，气候变化、战乱频繁、过度开垦，使三西黄土高原沦为秃山枯水。

年降水量两三百毫米，蒸发量却在十倍以上。中国人对上天有各种各样的祈求，三西人的祈求只有一个：老天爷，快下雨吧！

最旱的年头，草长得太短，驴只好把嘴扎到地皮上去啃，结果下嘴唇都被坚硬的地面磨掉了，嘴肿得像水桶粗。渴极了的牛嗅到了水的气味，挣脱了缰绳，追着政府的送水车一路狂奔。水盖刚打开，几只麻雀自天而降，一头扎进水桶，溺水而亡。“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诗人写尽了三西的悲情。

1982年，三西扶贫开发启动。

能打开贫困枷锁的，只有唯一的钥匙——发展。

阳屲村的“屲”，意为斜坡。坡田一下雨就跑水、跑土、跑肥，人称“三跑田”。

留不住水土的土地，也留不住收成。当年，瓦广吉当上支书第一件事，就是带乡亲上山修梯田，发誓要把“屲”字头上那一“丿”推平。

就凭着一只铁锨、一把镢头、一辆架子车，他们开始改变命运。

历经几十年苦斗，终于推平了“屲”字头上那一“丿”。平整的梯田保住了水土。阳屲村的贫困之锁，被打开了。

在“穷山恶水”之间挣扎的三西人，纷纷拿起锄头，像瓦广吉一样开始治山理水。

我们见到了两位“当代愚公”，同样71岁，同样以种树出名，命运却迥然不同。

特大号的手，特大号的脚，石建全不仅有干出来的身板，还有精明的头脑。

花甲之年，石建全不去操持一年稳赚十万元的砖厂，偏去承包临洮县一万多亩秃山。

没人理解他，包括老伴和儿子：“几百年没长过一棵树，你有多少钱能把荒山沟填满？”

老汉一声不吭，扛着行李进了山。山顶盖个小房子，墙外刷上标语：“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荒山披绿装。”

他早盘算好了：山下，填沟推地，种庄稼、养牛羊；山腰，发展果园；山顶，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天不能改，地能换！

一天，乡亲们惊奇地发现，秃山果真绿了起来，老石种活了树，还赚了钱！

另一位“愚公”王永瑞，孤身一人在定西市安定区白碌乡种了30年的树。

白碌乡太旱了，他种树成活率只有十分之一。梨只能长到核桃大，涩得很；而杏子，一开花就谢了。

死了种，种了死。种了死，死再种。在这苦痛的轮回中，王永瑞老了。原来能担两只大水桶，现在只能挑两个小罐罐。

白天给他做伴、夜里为他取暖的狗一只只老死了，他种树。

连虫子都干死了，跟着他挖地的喜鹊再也不回来了，他还在种树。

我们问：种一棵死一棵，有意义吗？

老人忽然掩面痛哭：“种不活树，死了我也闭不上眼。”

火花又在他眼中闪动：“听说今年就能把洮河水引来，树就能活了。”

尽管万般不忍，我们还是不得不告诉他：距离太远，引洮工程不知哪年才能引到你的山上。

他的眼神顿时黯淡了。

但他又抬起头：“老天爷总会下雨的……”

我们为他拭去眼角的泪水，心里五味杂陈，悲从中来。

我们知道，只要一息尚存，老人依然会种他的树。种树，就是他人生所有的价值。

定西市委书记杨子兴是个有心人。他一直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王永瑞的诉说。第二天，他便作了安排，打算把水管引到山上，让王永瑞把树种活。

脱贫的关键，往往在带头。30年来，一个又一个带头人的传奇故事，在三西流传。

韩正卿，上世纪80年代的定西地委书记，至今被百姓尊称为“韩爷”。“韩爷”当年下乡，随身携带一把锄头、一个桶、一把瓦刀、几棵树苗。路上看到一洼水，他会拿出棵树苗，种上。

为减少林木砍伐，定西在农村推广节柴省煤灶。每到一村，这位地委书记亲自拎起瓦刀，手把手教农民改灶。

作为当年韩正卿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子兴说，身先士卒，带头苦干，这就是老书记教给我的。

一种精神、一种作风，就这样心手相传。

杨子兴说，豪迈的石建全，悲情的王永瑞，都让人想到三西特有的耐旱作物——柠条。这种不起眼的小灌木，地面只有尺把长的枝条，地下却扎出几米深的根。冬天灰秃秃的，眼看要死了，给点水，又开出鲜亮的小花来。这，就是三西人！

我们脚下的坡畔柠条丛生。30年来，一项又一项治山理水的惊人创造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在榆中实验、发明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稀少雨水，在全国旱作农业区推广。

定西人的新型集雨水窖，不仅推广到非洲，还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前来观摩学习。

半个世纪前曾以失败告终的引洮工程，依托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国力和先进技术，新世纪再次上马，三西百万百姓即将告别饮水难的历史……

放眼望去，绵延的梯田宛如巨大的五线谱，在千沟万壑中匀称地展开，劳作的人们如点点音符跃动其上，听似无声，却把一种强烈的音乐感染，弥漫在天地之间。

我们不禁为之感叹：美哉，三西景；壮哉，三西人！寻富记

再穷的三西人，也会有富贵的念想。

瓦广吉不相信三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

他亲口咀嚼过土壤的味道：黄土甜，红土苦，黑土是涩的。什么土能长什么庄稼，心里有数。

土地，让他掂着有分量，摸着有温度。

什么叫穷？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贫穷的界定，是“没有一件亚麻衬衫”。

三西人会告诉你：锅里没粮，锅底没柴，缸里没水，身上没衣，那才叫真穷。

1949年的中国，大局虽定，民生凋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西方世界皆认为中国这个饥荒大国“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

在这个国家让人们吃饱饭，让亿万人富裕起来，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旷世难题。

——少数人梦想过。

——绝大多数人做梦都没有想过。

关于30年前的三西，我们听到这样一些片段——

小孩子寒冬腊月没有鞋穿，看见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赶紧把长满冻疮的脚丫子往牛粪里一插。

一家五口人，穷得只有两个碗。爹妈就在土炕上挖三个坑坑，野菜糊糊舀到坑里，三个娃娃就趴着炕沿吸溜溜地喝。

全家只有一条烂棉被，冬夜里，七口人要睡成一个扇形，每人才能盖上个被角儿……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用于救济贫困的资金多达400亿元。然而，“救得急，救不得穷”，唯有变“输血”为“造血”，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脱贫。

有这样几个人，让我们难以忘怀。

定西鲁家沟镇太平村，几千只鸡被我们的闪光灯吓着了。

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鸡的主人陈云花挥动双手，像哄孩子似地柔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要吵了。”

霎时，鸡群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情景，更是匪夷所思。

只见陈云花扬起头，一手抚着食槽，径直向前走去，轻轻地唱起了歌，那是首《流浪歌》。数千只鸡目光追随着她，一起叫——不，是“唱”了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仿佛为女主人打着节拍，又如同唱着和声。

我们惊呆了，恍如置身童话世界，如幻如梦。“我每天喂食唱歌，它们都会这样。”见我们一脸的茫然，陈云花笑着解释。

鸡舍外，我们请她唱一遍《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歌声未住，泪水却滚了下来——

她想起了16年前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情景。

腊月二十六，家家户户都贴起了过年的窗花，陈云花却踏上了离乡的路。

公元前一百多年，张骞手持节杖，穿过三西，出使西域，这条路，千年之后得名为丝绸之路。

这个弱女子行走的，正是当年流动着财富和文化的丝绸之路。

西出嘉峪关，一支《流浪歌》传进车窗。听着听着，陈云花与女儿抱头痛哭。她觉得，歌里的流浪者就是自己。

打工三年，她攒下了钱，掌握了全套养鸡技术，眼界不一样了：“抬头看天爷，低头看脚尖，那是以前的日子！出去一趟，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

回到老家，她自办养鸡场，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女状元”。

一个人富了，可以带动一群人。

得知我们到了，周爱兰躲了起来。

被“抓住”后，她紧张得嘴里连连嘟囔：“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就是这个不擅言辞的女人，把一个在阳台上育种的小作坊，做成了全国第二大马铃薯“原原种”供应商，每年为10多万户农民提供马铃薯良种，带动每户农民增收千元以上。

周爱兰每天触摸的，是会呼吸会生长的财富——马铃薯。

马铃薯，当地人叫它“洋芋”，原来谁也没把它看上眼。而三西，正是世界上最适宜洋芋种植的区域之一。

1996年，定西率先大规模推开了“洋芋工程”。农民说：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银蛋蛋！

我们来到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一块巨大的荧光屏上闪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那是全国几十个中心市场的实时价格数据。

市场一侧是铁路，一列列货车风驰电掣地驶过。站在市场里买卖洋芋的农民，在隆隆的轰鸣中，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产品，坐着“洋芋专列”运往全国。

第一列“洋芋专列”，是2004年从“洋芋书记”李旺泽手中发出的。

李旺泽圆圆胖胖，长得就像个咧着嘴的洋芋。

2004年9月，正是定西洋芋上市旺季，突然收购价格大跌。

时任安定区委书记李旺泽急了：要保百姓！

他把干部全赶下了乡，挨家挨户做工作，就是一句话：不能贱卖。

他甚至使出杀手锏：谁压价收购，就取消车皮配载权。

一周内，洋芋收购价就像心电图的曲线，跳得扣人心弦，终于，一分钱一分钱地升了上来。

从那以后，每逢上市旺季，各乡政府门外都挂出大大的价格牌，几小时更新一次，村头喇叭里一遍遍地念，电视里也在滚动播放着洋芋行情。老百姓管这叫“一声喊到底”。

非议也不少：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定价嘛，政府瞎掺和啥？

李旺泽火了：“让农民增收，有啥错？”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李旺泽的想法是，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这只手，还很不规范。分散的农民信息不灵，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这时，政府必须伸出“看得见的手”。

现在，全国马铃薯市场的三分天下在定西。定西农民的嗓门儿，可以左右中国马铃薯市场的定价声。

30年来，就是这样一双“看得见的手”，和三西百姓千万双手一起，扶起了陇西的药材产业、静宁的苹果产业、六盘山的旅游产业、敦煌的葡萄产业……

马家窑古陶上的涡旋纹，回旋起伏，遒劲向上，如水跌宕，如水奔腾。30年来，三西人就走过了这样一条坎坷曲折却一往无前的脱贫致富之路。

面对马家窑红底黑纹的陶器，我们感到是那么熟悉——宛如瓦广吉、陈云花那一张张红中透黑、闪耀着光泽的面孔。这些彩陶历经窑变火烧，由泥变陶；而时代之火，也锻造了瓦广吉这样的三西儿女，使他们也经历了由泥变陶般的质变和升华。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却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求学记“花儿”与彩陶，让我们在三西为之魂牵梦绕。

两种文化结晶，一对时空坐标。不听“花儿”，读不懂三西的奔放浪漫；不看彩陶，读不懂三西的深沉厚重。

今天，马家窑文化的余脉，仍然游弋浮动在三西百姓的寻常岁月中。

当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备好年货，洗净带着泥土的手，把一副春联恭恭敬敬地贴在家门前时，那流淌千载的文化血脉就显出了惊人的能量。

历史和文化，就这样一撇一捺地书写着。

三西很多人家，即使破败的土坯房，门前也要写上“耕读第”——耕和读，这是中国农民心中最为神圣的两件事：耕作，一年之事；读书，一生之计。

读书，是一代代三西人溶入血液的信仰，也是出路和希望。

没有作业本，没有笔，三西的学童以木棒当笔，黄土地作纸。学生在地上写，老师在地上判。

一个西海固女孩儿在她的日记中写下这样揪心的话：妈妈，如果我上不了学，我的眼泪一辈子都流不干。

通渭的农家女郭胜霞考上了大学。

当地有老话：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在全国闻名的书画之乡甘肃通渭，没有比要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事。

年过花甲的父亲戒掉了抽了一辈子的旱烟，戒了罐罐茶，最终，戒掉了饭碗里最后一滴油——他把家里的油都卖了，供女儿上学。

郭胜霞大学毕业，有了工作。

那年冬天，70岁的父亲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头一垂，就再没抬起来。

心里最大的包袱放下了，父亲远远地去了，留下满院暖暖的阳光。

越穷的人，上学的愿望越迫切。

静宁县李满强六七岁时得了病，两年站不起来，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奶奶哄着他：“等后院杏子黄了，我娃就能上学啦。”

现在奶奶早已不在人世，可杏子成熟时的黄色，仍是李满强人生中最温暖的颜色。

妹妹，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亏欠。

家里穷，为了让哥哥上学，妹妹辍学了，去挂毯厂打工。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妹妹给哥哥送来一个硬纸盒。

盒里是一双人造革的皮鞋。

一递，一接。妹妹一双手上，全是织地毯割出的血痕。

这是李满强人生中第一双皮鞋。当哥哥的，硬是把泪水憋在了眼圈里。

妹妹17岁就出嫁了。为了省点车费，父亲不让李满强回家送亲。

那天下着雨，他跑到教学楼最高的地方，望着家乡那望不到头的山和云，泪水、雨水凝成了几行诗句——“早嫁的妹妹

山丹丹一样漂亮的妹妹啊

将你的青春

永远地定格在十七岁的枝头

仅仅是为了给我，你这个读书的哥哥

换回一笔作学费的彩礼。”

反贫困，教育是通往彼岸的渡船。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借来的土坯房，课桌是泥墩和木板搭成的，粉笔是山上挖来的白石头，房檐下一串牛铃，充当上课铃。

侯新民和乔永峰，1996年在漳县金钟乡看治坡村斜坡社创办了这所乡村小学。

娃娃们边上课，边把手伸进鞋里，用冰冷的小手握着冰冷的脚——冬天，教室里燃不起炉子。

用油漆画在土墙上的国旗，一直是学校里最鲜艳的颜色。

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希望工程……一项又一项国家政策，一次又一次社会行动，让孩子不再因贫困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多年来，一笔笔捐款投往三西，一队队支教者来到三西，一批批先进教学设备出现在三西孩子的课堂。

我们读到定西学生李旭东的一篇作文。

孩子用抒情的笔调写道，教育扶贫——“像一位慈母，给落后山区的孩子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公平。”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我们看到了规模庞大的学生配餐中心。

明净整洁的大厨房里，按照营养食谱烧好饭菜，现代化流水线上，各色菜肴被分装到饭盒，再传送进集装箱卡车。半小时后，孩子们就能在教室里吃到热气腾腾的免费午餐了。

杏子又挂满了枝头。更多像李满强那样的孩子，背着书包奔向学校。许多像郭胜霞那样的孩子走出大山，他们的父亲坐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暖暖地晒着太阳。

正是有了国家政策和社会捐助，如今的斜坡小学，绿茵茵的山坡上，矗立着红砖教室。操场上，篮球架、乒乓球台一应俱全。学生们穿着新校服，背着新书包……

已不再年轻的乔永峰仍旧是个民办教师，却得意于自己教出了30多个大学生。谈得兴起，看似文弱的他忽然吼起秦腔，唱得雷霆万钧，满堂爆彩。

三西人，如黄土高原上的“花儿”，曲调婉转，却刚猛激昂。

三西人，如马家窑彩陶上的洄纹，线条圆柔，却百折不屈。追梦记

时光，可以让世界如此地有滋有味。

马家窑陶罐上的远古人形，让现代人生发出无尽的畅想。

那是粗线勾出的一个播种者：昂首阔步，甩开两臂，张开五指，撒出去的种子像蜻蜓般展开翅膀，漫天飞舞……

这个播种者让我们忍俊不禁。不知这个小人儿会不会唱“花儿”，可那身段儿活脱脱就是一个瓦广吉。

张扬的生命力和无遮无拦的烂漫天真，从画面上喷薄而出。

彩陶上的播种者，播撒的是先民对农耕生活的理想；阳屲梯田山上的瓦广吉，播撒的是乡亲们五彩的现代梦想。

漳县金钟乡农民杨引丛生来腿脚残疾，但贫困和残疾并没有禁锢住他的梦想。

1992年6月，他带头创办了油印刊物《金钟》。发刊词写得如钟声般铿锵：“大山下的金钟不知沉默了多少年，终于，几个不甘寂寞的青年，笨拙地举起了锤子——铛。千古沉寂的金钟响了……”

20载春秋，金钟依然鸣响。正像曾经的青年、现在一群中年人自己写的那样：“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柳云霞对自己的婚姻曾经怀有过玫瑰色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虽然千般不愿，她还是被拉上了迎亲的三轮车。

不穿红，也不挂花，故意穿件旧衣服的她哭了一路——甘肃庄浪县的这个农家女子，实在接受不了自己的包办婚姻。

婚后第五年，得了脑膜炎的柳云霞，昏迷了一整天，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丈夫流着泪的脸。她忽然发现，丈夫其实很可爱。

爱情萌发了，早已枯萎的梦想也再次发芽——模样普通的她，当年是多么想当个演员啊！

2008年，柳云霞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两年间，她写出了10万字的电视剧本——《叶子的包办婚》。

大山深处，柳云霞带着一群人开始拍电视剧。演员都是街坊邻居，设备是非专业的。为了拍出摇臂的效果，摄像得爬树。没有轨道，就用架子车推着……

片酬不是钱，而是梦想实现的快乐。“人在世上只能活一次，有梦想就得去实现。”这个脸庞被阳光晒得黑红的女子说，“我就是要活出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来。”

在扶贫开发搭起的舞台上，梦想，都是彩色的。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回族妇女马玉芳，帮街道里的姐妹们重新捡起了识字梦。

她义务开办“妇女扫盲班”。一所幼儿园的几间教室，晚上就成了扫盲班的课堂。一眼望去，有满脸皱纹的，有怀里抱着个吃奶娃娃的……老少婆姨们像娃娃一样学书写字。

偶尔，婆姨们一扭头，发现玻璃窗外还贴着几张脸，鼻子都压扁了。

男人被发现了，讪讪地笑：“原来还真是来学习呀！”

扶贫开发30年，三西160万生态移民搬出了极旱山区，到河西走廊、黄河灌区开辟新家园。

中国政府为扶助贫困而移民的数量，在历史上，唯有闯关东的人数，可以与之相比。

宁夏同心县耍艺山村500多位村民，十几年前，在政府组织下，从干旱山区集体移民到红寺堡区一个叫犁铧尖子的地方。

他们没白没黑地挖渠、搬土，平整田地。新的家园有水灌溉，那正是他们多年的梦想。

早春，移民想给自己的新村换个名字。

小学校操场上开了大会。老支书说：“就叫梨花村吧。”

场外新栽的梨树刚发嫩芽，可是千树万树梨花已经盛开在每个人心中，那就是梦想绽放的时刻。

我们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有梦想——“地上铺地板呢，新式家具摆满呢，老太婆也坐上鸭绒的棉毯呢，家家户户把小车显呢。”瓦广吉在“花儿”里这样唱出阳屲村的梦想。

春季一片花，夏季一片绿，秋季果飘香，这是石建全的梦想。他领着我们走到一片开满鲜花的山凹中，跺了跺脚下的那块地：“死了我就埋在这儿，子子孙孙还要种树，就种在我的脊梁上。”

建一个高级种鸡厂、一个现代化冷库。虽然守着一个简单的养鸡场，而陈云花的梦想直冲“高级”和“现代化”。

柳云霞的梦想还在生长。最初，她的电视剧只是要拍给乡亲们看；而现在，她想让自己的作品在省上和国家电视台播放。

三西人的梦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大舞台上实现的，靠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

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规模、如此程度和如此速度的“命运逆转”。按联合国标准，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76亿人，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70％左右来自中国。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以最快的速度大规模减贫的国家。

在三西，我们学到了两个新词：沿崖汉和猛上户。

沿崖汉，意思是日子像过到了悬崖边，就快摔下去了。

猛上户，就是状况迅猛改善的农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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