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尚, 风华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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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上试读：
前言
每当历史的巨人跨越一步时，人类就总会在向前暸望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回首流逝的年代，缅怀远去的先人，感悟曾经的岁月。当我们带着崇敬与激情去追思那一位位闪烁着智慧光芒、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世界杰出人物时，胸中便会油然升腾出一股发自心底的感动，一股追求奋起的冲动。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漫长的世界历史画卷上写满了兴盛与衰亡、辉煌与悲怆。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隐去。然而，仍有许许多多曾创造了不朽业绩的杰出人物名彪史册，业传千秋。拭去历史的风尘，人们依稀看见那些改写人类历史的政治家、军事家；人们仍旧忆起那些拯救人类危机的谋略家、外交家；人们还会记得那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人们至今难忘那些为人类生产精神盛宴的文学家、艺术家；人们深深感谢那些创造人类物质财富的企业家、经济学家。
我们所编著的这套《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是一套简要介绍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思想智慧与成功人生经验的系列传记故事文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杰出政治家的王者风范，杰出军事家的雄韬伟略，杰出外交家的高超艺术，杰出思想家的深邃睿智，杰出经济学家的深沉凝眸，杰出科学家的智慧灵感，杰出发明家的传大贡献，杰出文学家的沧桑人生，杰出艺术家的独具匠心，等等。丛书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数百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成果、重大贡献及其奇闻趣事，进行了客观，公正、准确、生动的描写与刻画以及后人的评述，以便让读者了解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探出其奇特的人生经历与奥秘。《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共22分册，内容健康、有益，史料丰富、新鲜，形式活泼、独特，把人类数千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在各式各样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介绍给广大的读者，集经典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力图对每个历史人物以客观的介绍与透彻的分析，以完整地展示每个历史人物的风貌。
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明天的世界令我们无比期待。从历史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追求真理，是每个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无比灿烂的历史星空中，众多世界杰出人物犹如明烁夺目的明星，让历史的时空如此地浩瀚，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智慧结晶。期望本书能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从世界杰出的人物身上，学习与借鉴人生的智慧，创造卓越的人生。
应当指出，由于时间所限，许多资料可能有所遗误，不妥之处盼读者予以商榷更正。威廉·配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威廉·配第（1623—1687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毛纺织作坊主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从14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和教授等。1644—1645年配第在荷兰莱顿大学学医，此后，到巴黎参加过穆尔塞尼学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学术组织，法国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在英国参加过伦敦哲学会的活动。1649配第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后来又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又投靠了国王查理二世，并封为男爵，成为新贵族，担任爱尔兰测量总监，受赐大量土地。此后，配第曾经陆续创办过渔场、冶炼厂、铝矿等，还经营木材生意，晚年时他成了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兼资本家。
配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写成，1691年出版）、《政治算术》（1672年前后写成，1690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前后写成，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
配第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着重对经济现象的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思想。在研究货币问题时，他为了探求交换的规律性，“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的价值，他指出：“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他所说的“政治价格”是指受供求影响的在市场上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同时他又把用货币表现的“政治价格”称为“真正的市场价格”。配第着重研究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并用实例说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商品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价值大小成反比。
尽管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价值论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首先，他在论述中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还没有抽象出科学的价值概念；其次，他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贯彻始终，如在《赋税论》一书中，除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外，他还提出了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
除了劳动价值论之外，配第对分配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配第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虽然在配第的研究中没有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范畴，但他的地租理论实际上说明的是剩余价值问题。配第的分配理论是以地租论为中心，以工资论为前提，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的特点。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在具体研究中，他又把工资和维持工人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劳动者为了生活、为了劳动、为了繁殖所必需的物品决定的，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应等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但他认为决定工资的自然基础是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他论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在分配论中，配第还进一步论述了工资和地租的对立关系，认为地租的多少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例。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说明了地租的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但他认为地租是全部剩余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配第主要从量上对地租进行分析，没有对地租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使其论述存在一些混乱。同时配第还对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进行了初步分析。
由于配第把地租看做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他把利息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从地租中引申出来。他对利息高低的说明也是从地租出发的，他还没有把利息率的高低和借贷资本的供求联系起来，更没有和利润与利润率联系起来，但他已认识到货币量与利率的关系。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出生于法国卢昂一个“长袍贵族”的家庭，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结束后，他曾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后又转而从事司法工作。1690年起担任卢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当时法国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农民受着严酷的封建剥削，再加上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禁止谷物输出，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布阿吉尔贝尔作为地方法官，目睹农村情况，满怀激情地揭露封建王朝和贵族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尖锐地抨击政府的赋税政策，坚决反对当时执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称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农业兴旺是一切其他部门繁荣的基础，复兴法国经济，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他却因此而被流放外省，他的著作也被查禁。布阿吉尔贝尔晚年回到卢昂，直到去世。
主要经济著作包括：《法兰西详情》（1695或1697）、《法兰曲辩驳书》（1707）、《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
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财富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对财富及其来源的看法，是同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以及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过程的观点相对立的。布阿吉尔贝尔是从物质即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的，他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从生产门类来看，财富是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从对人们使用的重要性来看，财富则是生活必需品、非必需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满足人们享用欲望的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他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用于消费的物品不断增加，行业也在不断增多，财富是同今天文明和富足的国家的200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财富的理论中，布阿吉尔贝尔还分析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农业是各行各业的基础，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农业衰弱则一切行业凋零，各行业人民的生活也会发生困难。
对于如何增加财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从而又提出了经济协调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各种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因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为了维持经济协调和正确比例，他认为要听任大自然的安排，遵循自然规律。他所说的自然规律，指的是要使一切产品都按比例价格交换，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他认为自由竞争能够恰如其分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使各行业保持平衡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所以，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
△价值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仅是提出了对价值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虽然重视商品的物质内容，不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交换的必要性，并在研究中涉及了交换的基础即商品的价值问题。
布阿吉尔贝尔指出，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各种商品必须坚持按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否则就会引起经济紊乱、商业停顿，使各行业蒙受极大苦难。他认为，一定比例的价格或者说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商品生产上“必须的费用”，而“必须的费用”又是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这样，他虽然不是自觉的，但事实上已把商品的交换归结为劳动时间。他认为，各行、世间的购买都是依一定比例进行的，各行业劳动者是以一定比例把自己的产品分开而相互购买的，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划分为一定比例来相互交换的。他进一步指出，各行业生产必须均衡发展劳动产品才有价值，否则劳动产品就会丧失价值。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来考察价值的。
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同配第一样他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价值的本质，但是他在研究谷物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关系时，不自觉地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说成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特别是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斯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货币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轻视货币，贬低金银，甚至对货币持否定态度。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反对积累货币。他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足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多少，而在于它拥有的物品的数量。货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只是交换手段。他指责货币的出现破坏了商品按比例交换，商人为了积累货币财富，既剥削买者，又剥削卖者。不等价交换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没有困难，就可以不用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的分析，批判了货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揭露了追求金钱而带来的种种恶果。但是他的保存小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的主张，说明他不懂货币的本质和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并且把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性质混同起来。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弗朗斯瓦·魁奈：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学医，后成为名医，曾写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1749年出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1752年被封为贵族。约在1753年，魁奈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当时政府推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法国农业衰败、经济停滞、财政陷于困境。致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赋税问题成为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
魁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经济表》（1758）、《农业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1758）、《经济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经济学，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自然秩序”，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秩序”并使制定的政策法令与其相符合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相反，如违背“自然秩序”，经济就会遇到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探寻经济运动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按照魁奈的解释，“纯产品”是指农业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从价值的观点看，“纯产品”就是指农产品的价值减去为生产这些农产品所耗费的价值的余额，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因此，流通领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只能是农业部门。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果，不仅会使生产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得到重新补偿，而且会带来一个增加额。由于他没有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只是从使用价值来考察“纯产品”，因此，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也生产“纯产品”。但他完全从生产领域来研究“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是他的科学功绩。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来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魁奈试图从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魁奈对“资本”概念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农业才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工商业资本不是生产的资本。魁奈把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就是每年要预付出去的那部分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资等。“原预付”就是几年预付一次的那部分资本，如牲畜、农具、仓库、房屋等。在再生产过程中，“年预付”全部进入生产费用之内。“原预付”只部分进入生产费用之内，需要在若干年之内，才能完全得到补偿。魁奈对农业资本的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他所说的“原预付”即相当于固定资本，“年预付”即相当于流动资本。
魁奈阐述的“纯产品”、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本的理论为他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他的这种分析，体现在他的著名的《经济表》中。魁奈的《经济表》有原表、略表。《经济表》的原表发表于1758年，但由于图解复杂，很难理解，所以流传不广。1760年魁奈为说明“原表”，写了题为《经济表分析》的论文，并把图解加以简化。经济表所分析的，实际上是当时法国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把资本运动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该表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作基础，片面地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把工业品列入社会总产品中，也没有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门，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大卫·休谟：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
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罗德温编，1955）。
休漠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16—17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入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2）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3）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说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4）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5）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13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R·达朗培尔、F·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振，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他为师，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他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演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发、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其兵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做出分析的。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以及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虽然其间缺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至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且总能如愿以偿。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安·杜尔哥：法国重农主义的重要代表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7—1781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在巴黎受神学教育，当过修道院院士和名誉副院长。1751年放弃神职从政，1761—1774年任利莫日州州长，他实行的税制改革等政策受到社会的赞誉。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后，他出任海军大臣。在任职内他推行重农主义政策，建立国内的谷物自由贸易，实行以赋税代徭役的制度，规定特权阶级必须纳税，取消酒类专营，废除行会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遭到贵族激烈地反对，1776年5月杜尔哥被迫离职。此后，他脱离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1781年3月在巴黎去世。
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
杜尔哥虽未参加重农学派，但他完全赞同魁奈的经济学说并做了重要的发展。他接受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的观点，进一步把其中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划分为企业家和工人两部分。企业家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通过投资经营赚取利润。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挣得工资为生。并认为自由竞争使工资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他还描述了雇佣工人产生的过程，认为他们是在不能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情况下出现的。他对“纯产品”学说也做了重要发展，魁奈把“纯产品”说成是自然的恩赐。杜尔哥虽然接受自然恩赐的提法，但做了进一步解释，他强调这是自然对劳动的赐予，不是对土地经营者投资的赐予。他指出土地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任何东西，自然力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生产出“纯产品”。在他看来，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自然生产力，使得农业劳动者在生产中能够生产出大于自己所必需的产品。杜尔哥根据自己对“纯产品”的源泉的看法，认为土地所有者对“纯产品”的占有，就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他不像魁奈等人那样认为地租是土地即自然的赐予，而认为地租是法权的表现，是土地私有权的结果。由此，“纯产品”实际上被看做劳动生产物中被地主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产品。他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因而还没有把“纯产品”归结为剩余价值。杜尔哥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高峰，脱掉了封建外衣，显示出了其资本主义的本质。杜尔哥主张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所有者对商品能满足欲望的效用评价来决定，即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一论点，使他成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最早的思想先驱之一。
杜尔哥重农主义学说的发展，特别表现在他的工资理论上。魁奈已经指出劳动者的工资只限于维持他们最低生活必须的资料。但是，在魁奈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者”概念含混不清，并且，他也没有对工资决定的原因进行分析。杜尔哥在这两方面都弥补了魁奈的缺陷：首先，他明确了什么是“劳动者”。他认为，除了能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之外就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是“劳动者”。这就是说，他已经理解到工人是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了的生产者。其次，他说明了工资水平是怎样决定的。他从自由竞争的原则来分析，认为在雇佣劳动者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资本家有一大群工人可供选择，必然会优先选用那些要价最低的人。这样就使工人之间引起竞争，工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工资而受雇于人，从而降低了工资水平。这样，工人的工资就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杜尔哥在社会阶级结构分析上也发展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他在魁奈所划分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等三个阶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他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划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情况。他阐明了资产阶级是一个依靠资本剥削工人劳动的阶级，而工人则是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的被剥削阶级。杜尔哥在对社会阶级结构作做进一步深入分析时，又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他认为，雇佣工人只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时才产生的。然而，他把没有占有土地的整个农业阶级和工业阶级都看做是受土地所有者雇佣的阶级，按照这种说法，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都包括在被雇佣的阶级中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杜尔哥还详细地考察了资本的五种使用方式：买进田产、租用土地、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和放债。同时，他相当完备地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而且他认为利润和利息都是农产品的一部分，利息是出卖货币使用权的收入，正如出卖土地使用权收取地租一样。由于杜尔哥没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论作基础，只把农业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源泉，所以，他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也不可能把剩余价值看做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
杜尔哥作为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除了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外，还通过社会改革的实践，来贯彻重农学派的政策主张。他曾提出了实行土地单一税、取消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废除农民的徭役、取消中世纪行会组织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经济主张。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66出生于英国萨立州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他早期受教育于其父丹尔·马尔萨斯，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798年担任英国萨立州奥尔堡镇的牧师，同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初版，为统治阶级所赏识，一举成名。紧接着，他旅行各地，进一步收集资料，1803年他署真名的《人口原理》第二版以扩大篇幅出版，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再版。1825年，马尔萨斯因结婚而丧失神职。此后，他一直在郝福州海雷伯里学院（即东印度学院）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英国获此头衔的第一人，直至1834年去世。
1811年起他开始与大卫·李嘉图通信并交往，经常进行激烈的争论，他的著作除《人口原理》（1898）外，还有《关于谷物法的影响》（1814）、《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研究》（1815）、《经研法》（1817）、《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价值的尺度》（1823）、《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等。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欧文等是同时代人。英国工业革命趋于后期而产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斗争仍十分激烈，马尔萨斯则是处于正在没落的地主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别人的观点，人口理论来自唐森（Jo⁃seph Tounsend），地租理论来自安德森，价值及销售理论来自斯密及西斯蒙第。他与李嘉图私人关系较为密切，但在理论上一直是对手和论敌，两人曾代表不同阶级长期论战，对经济思想史产生较大影响。西方经济界认为，马尔萨斯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两大贡献，其一为“人口论”，其二为“消费不足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最初是从如下两个前提出发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需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断言在这两个前提下，人口的增长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在无所妨碍时，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比率增加，他写到：“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假定有10亿，人类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以1，2，3，4，5，6，7，8，9，10那样的增加率增加。”人口继续不断增加（超过食物之增加），便成为阻碍人类幸福进步的因素。由此，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由于自然法则，人类生活要有食物，人口的增加，不能超过足以供养人口的生活资料的最低营养。所以因获得食物困难所产生的对人口的强大压力，一定继续不断发挥作用，使大部分的人类感到贫困的恐慌。由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在人口增加趋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两者出现不平衡的时候，自然规律必然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所以就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的增加。在《人口论》扩大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又提出道德抑制，即无力抚养子女者不要结婚，或以晚婚作为预防抑制措施。根据这一人口论的原则，马尔萨斯反对当时英国的经济法，他指出，济贫法由于下面两点理由使贫民的环境恶化：第一，济贫法创造必须抚养的贫民；第二，济贫所为了一般在社会上不算最有价值的人所消费的食物量，使本来可以给予比较勤勉而有德者的分配量减少，将使更多的人失去独立。若这种分配引起价格上涨，会使济贫所以外的人受到更大压迫倾向。基于这种原因，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贫民本身就是贫困的原因。马尔萨斯用抽象的人。规律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及贫困的真正根源。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对于后来人口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一提起马尔萨斯，便会想到《人口原理》。实际上，马尔萨斯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价值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分配理论等。
马尔萨斯在分析产生生产过剩的原因时，论证了他的消费不足论，他认为只有增加供给的生产力与刺激需求的手段相结合，才能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危机，他还利用这一理论为地主阶级的非生产消费进行辩解。他指出，在出现生产过剩时，即使资本家进行投资，增加对生产性劳动的需要，也仍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物品。其基本理论是：对劳动的需要是由对物质的需要引申出来的，仅增加对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需要，而不增加对奢侈品的需要，其结果必是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为消除消费不足现象，宜鼓励两种人的消费：其一是地主阶级，因为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是差额收入，依地租而增加的支出，会增加有效需求；其二是不生产阶级的消费支出，马尔萨斯所称的不生产阶级指的是仆婢、政治家、医师、法官、律师、店员等。这些人的雇佣不增加物品的生产，但支出则增加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可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为增加国家的财富，并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生产性劳动及不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宜维持适当比率。
马尔萨斯是第一个讨论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同时指出，经济体系并非完全自我调整的。当然，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严重，他的消费不足论才受到注意。凯恩斯把马尔萨斯视为“有效需求理论”创始人和自己的理论先驱。让·巴蒂斯特·萨伊：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67年出生于法国里昂市的一个商人家庭，在日内瓦长大。早先曾当店铺学徒，后随其兄赴英国，在伦敦附近一家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虽然他酷爱文学，但遵父命，不得已进入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任职。公司经理就是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格拉维尔。当时，格拉维尔将斯密的《国富论》推荐给萨伊，萨伊如获至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革命初期大资产阶级执政时，他曾热烈拥护革命，1792年参加志愿军。但雅各宾派上台后，他就离开军队，跟随大资产阶级一道反对革命。1816年起，他在亚森尼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是法国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1830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年病逝。
1803年萨伊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该书以通俗形式解释斯密的经济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萨伊称为亚当·斯密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继承者和普及者。他既用简单的方式把斯密的理论条理化、系统化，又把斯密经济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萨伊的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全书》六卷（1828—1829）等。
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三分法，效用价值论，生产要素论，三位一体公式和销售论等，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三分法
萨伊认为，在长时间里，人们把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混为一谈，他区分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认为前者研究的是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而后者研究的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应地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这就是几乎被后来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所谓的三分法。萨伊还把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较，认为政治经济学和化学、物理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
萨伊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严格科学规律名义下，把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的三分法把生产、分配和消费看成一般形态，抽去了他们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这些都使他能用对物质生产一般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研究代替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
△效用价值论和生产三要素论
萨伊认为生产不创造价值，只创造效用。所谓的效用是指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使用价值），它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中共同创造了效用，从而共同创造了价值。萨伊企图用使用价值来说明价值，但使用价值千差万别难以比较，无法确定。于是他转而求助于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他说物品价值是测量效用的尺度，价格又是测定价值的尺度，而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市场供求只能说明价格与价值背离程度，并不能说明价格与价值本身，萨伊又用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说明价值，回到生产费用价值论上来。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在说明价值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使后来的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效用的使用价值内涵，逐渐发展起一套主观效用价值论。但他的生产三要素论却被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分配论
萨伊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论基础上阐明了分配论。他认为既然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了价值，那么这三种要素的所有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就应该得到各自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各阶级的收入都有自己独立的源泉。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彻底庸俗化。它既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又抹杀了资本主义分配的历史性。这一公式一直被西方经济学家用来作为分析收入的依据。
△销售论
销售论在萨伊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萨伊认为产品的销售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他认为，在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过程中，货币只起瞬间作用，交换结束时将发现总是一种产品交换另一种产品。所以，在交换中，卖者同时也是其他商品的买者，供给会创造需求，整个社会中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市场上有时会出现某种产品的滞销，这是暂时现象，自由竞争会自动调节，使各种产品的供求趋于平衡。他由此得出四个结论：生产越多销路越快；一个企业成功，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达到成功；进口国外商品不会损害国内的生产；仅仅鼓励消费无益于商业，重要的是激励生产。
萨伊的销售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混同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又把商品流通归结为物物交换，否认全面的经济危机。罗伯特·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读过4年书，年仅10岁的欧文便外出谋生，曾当过商店的学徒和雇员等。在辛苦的劳动之余刻苦自学。并对社会有广泛的了解，目睹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1789年欧文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生产纺棉机的小厂，成为小业主。1791年起先后被聘为大纺织厂和著名公司的经理，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工厂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使他在全英棉纺业界赢得了声誉。不久他就辞去经理职务与另一家纱厂合作，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把这家厂办成拥有几个分厂的联合公司，欧文成为拥有相当股份的股东。1800年欧文担任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以慈善的目的进行改革，因成绩卓著而声誉日增。1820年前后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他从一个慈善家转变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1824年他和他的信徒们到美国进行“新协和公社”试验。四年后此举失败，他又投入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并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各种试验方案。1833年他领导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实质上是英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年该组织被迫解散后，他又继续推行小型试验，如建立“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都没有成功。
欧文的代表作品是：《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6）、《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论全新的社会状态的演讲》（1830）、《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等。
欧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的三大障碍中的祸首。因此他主张要取得人类的幸福，必须实行公有制。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论，并能够较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他认为既然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就应该由劳动者共同享有，而事实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剥削了工人。劳动者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大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一方面大机器的使用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结果世界上充满了财富，然而这财富却不能被创造者——工人所拥有，整个世界到处笼罩着贫困。在这里他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两大阶级的对立。就这种对立而言，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的巨大变革。他还把经济危机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但是他未能由此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把解决这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了剥削阶级身上。
欧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它实行财产公有制，公社全体成员集体进行生产劳动和消费。在公社里，劳动是自愿的愉快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应该被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同时需要从事多种工农业劳动，既各尽所能，又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由于产品十分丰富，分配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他还十分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来促进劳动者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使得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他又主张公社应当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包含了消灭工农差别、城市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萌芽。显然，欧文的这些设想具有对共产主义的天才猜测。欧文设想的公社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但是他比傅立叶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公社之间存在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这种交换遵循着等量交换的原则。不过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总地来说，欧文的“合作公社”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欧文对货币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它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也限制了财富的生产。他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直接以劳动为价值尺度，而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为此他曾经建立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实行劳动券制度，即劳动者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市场，同时获得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欧文企图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端，这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他也不了解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以及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经济，只能是空想。同样，这种试图在维护私有制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有组织的交换，也同样是一种空想，所以他的交换市场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欧文是个杰出的社会实践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始终同他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他先后进行过以慈善为目的的“新拉纳克”管理、公平交换市场和空想共产主义即“新协和公社”的试验，又是全国性工会组织形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还创办过幼儿园、工人学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积极推行其改造社会的试验方案，这些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英国当时一切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大卫·李嘉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772年出身于英国伦敦一个犹太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一位富有的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14岁就结束了正规教育，跟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0岁时他和异教徒女子普利丝娜恋爱，遭到父亲坚决反对。1793年迫于婚姻和宗教问题，与家庭脱离关系，并开始独立从事证券交易业务。1797年年仅25岁的他拥有3000万法郎的财产，成为当时的巨富。随后，为了弥补早年教育的不足，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习，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和地理学等。1799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23年9月12日病逝，终年51岁。
李嘉图研究经济是从论述货币开始的。1809年他首次在英国匿名发表《论黄金的价格》一文，奠定了自己货币理论的基础。在英国所谓“金价论战”时期（1808—1811），李嘉图写了不少关于货币问题的文章、小册子和札记。在这些论著中，他把英国自1797年停止银行券兑现以来出现金价上涨和物价上涨以及英币汇价下跌的现象，归因于银行发行过多造成银行券贬值，主张恢复银行券兑现，以稳定国家的币制。李嘉图的理论观点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因此，他博得了著名货币理论家的声誉，被邀请参加了议会的金价委员会的工作。1811年他发表了《答博赞克先生关于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感观》。此后，其经济注意力转向“谷物法”的论战。1815年，他发表了《论谷物价格的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1816年发表了《关于一种经济而稳定的通货的建议》。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著作出版后，人们把李嘉图看成是政治经济学的权威，以他为核心，聚集了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创立政治经济学会，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李嘉图学派。
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虽然没有参加政党，但却是托利党（保守党）政府反对派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最激进的集团中的一员。1822年，他又发表了《论对农业的保护》，指出地主阶级利益与工业资产阶级和全社会利益的矛盾，主张废除谷物法，鼓吹议会改革，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宗教专制。除去上述著作之外，李嘉图一生中还写了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的通信。马克思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认为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做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1817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誉为继斯密《国富论》之后的经济学巨著。这是李嘉图的成名代表作，其重要性与影响性与斯密的《国富论》并列。但其结构比较松散，只是前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税赋原理》共32章，前6章，特别是前3章阐述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李嘉图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资本按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进行分配的重要条件。
李嘉图在《税赋原理》中，始终一贯的使用抽象法。从劳动价值的原理出发，考察其他的经济范畴，建立起前后一贯的完整体系。但他把资本主义关系看做是永恒的，仅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难以看到经济范畴由于生产关系变化而引起的变形和复杂化，往往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使其理论存在一些矛盾。
李嘉图肯定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批评斯密树立了两个价值标准尺度，批评斯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但他也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二类（有稀少性决定和由人类劳动决定的），指出不同性质劳动在决定价值上的定义，把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归为最差条件下的劳动，初步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
分配论是李嘉图经济学的核心，他在《赋税原理》的序言中曾说，说明社会产品如何分配为地租、利润和工资，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从工资学出发，把工资同雇佣工人收入相联系，研究了工资数量的基础和工资变动的规律：劳动的自然价格（工资的自然基础）、劳动的市场价格（工资变动规律）、工资下降的趋势。李嘉图把利润看做剩余价值的惟一的基本形式，只与工资相对应分析利润，实际上是以利润变化名义分析剩余价值。把商品全部价值分为工资、利润两部分，断定利润变化取决于工资的变化，变化方向相反，并指出劳动生产率是利润变动的最终原因。工资和利润相反变化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李嘉图忽略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没有对剩余价值本身进行分析。李嘉图认真地研究了地租的起源，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区分了真正的地租与名义地租，认为真正的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的产品，他指出地租的存在，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在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别性。李嘉图地租理论以两个规律为基础：从优到劣的土地耕种顺序和土地收益递减。李嘉图地租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把资本主义地租看做一般地租，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特点，把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不同，说成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而土地经营垄断才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等。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内容和历史意义——对地租及利润的分析揭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成为反对“谷物法”的理论武器。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并论证了自由贸易对提高利润率的作用。比较成本学说：在自由贸易下，各国生产条件最好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成本不一定比别国的成本绝对地低，只要在本国各种产品中和与其他国产品比较相对低就可以进行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他还给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图示。比较成本学说在一定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对外扩张的需要。
除以上理论外，李嘉图对货币、资本积累、赋税等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让·西斯蒙第：经济危机理论的初创者
让·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与李嘉图是同时代人，其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李嘉图修正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础上的。他既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经济浪漫主义的鼻祖，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双重地位。
1773年西斯蒙第出生于瑞士法语区日内瓦近郊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其祖先为意大利人。西斯蒙第曾在巴黎上过大学，后因父亲破产而中途辍学，到法国里昂的一家银行当职员。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他回到瑞士。不久瑞士爆发了革命，西斯蒙第和他的父亲因和某些贵族有密切的来往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西斯蒙第起初举家迁居英国，后来又重返日内瓦。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西斯蒙第再度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远迁意大利，在那里置办农庄，经营农业。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1800年，当他重返日内瓦后，一直从事经济理论和历史研究，成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1842年6月25日，西斯蒙第在日内瓦病逝，终年69岁。
西斯蒙第曾于1801年发表其最早的著作《托斯卡那的农业》。1803年发表了《商业财富或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商业立法上的应用》，在此文中，他鼓吹和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使他获得了经济学家的声誉。其后15年间，他转而研究历史，写了《意大利共和国史》（1818）、《法国民族史》（生前完成29卷）。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英国在1815年和1818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法国和瑞士而小生产者面临破产威胁的时候，西斯蒙第就一反自己的观点，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对斯密的学说提出了修正，对李嘉图学说进行了尖锐批判。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他试图以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政治经济学。继《新原理》之后，他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进一步论证他在前书中所提出的原理。西斯蒙第认为他在这些著作中阐述了与英国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原理，把政治经济学带进了一个所谓的“新领域”，即经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是以财富为起点，以消费先于生产的理论为基础，以收入分配为中心，以财富和人口的关系理论为研究的主要任务，以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部经济理论的结论而展开的。他主张政治经济学主要目的不应仅研究如何增加财富，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居民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增加财富是手段，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才是目的。他批判李嘉图的经济学为生产而生产，只注意增加财富而忘记了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是人类财富的源泉，消费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动因，消费先于生产。他以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他指出一个人生下来既带来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欲望，也带来了劳动的能力。他的欲望为他的劳动指出了方向，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使欲望得到满足。由此，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消费先于生产，生产自然与消费保持平衡，这时没有交换。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分工和交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需要由他人生产供给，自己的生产又供给他人需要的情况。这时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变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但是消费仍然决定生产，供给与需求仍然要求保持平衡，否则，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人们的物质福利就会受到损害，他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批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不了解社会消费需求，再加上激烈的竞争，使生产有盲目扩大的倾向。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创造的财富分为三种收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对劳动者的掠夺。由于工人得不到应有的收入，自由竞争使小生产者破产，占社会多数的劳动者收入在减少，虽然资本家增加了收入，但他们人数很少，增加的消费弥补不了多数人消费的减少，必然存在消费不足。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消费不足使供给需求失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使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给劳动群众带来灾难。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改良，政府应当维护劳动者利益。限制自由竞争，使生产者同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保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阻止社会化，在他看来这样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怀着对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揭露了资本主义存在消费与生产的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消费先于生产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消费是取决于生产，完全颠倒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自由竞争及分配制度的批判。因而，他在经济学说史上虽有独特的贡献，但是他不懂得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他的通过政府干预，阻止小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幻想。
西斯蒙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他第一个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发生经济危机。他将资本主义下的一切矛盾，都归结为消费和生产的矛盾，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消费是矛盾的主要方向，消费不足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是消费不足危机论。他是经济思想史上消费不足危机论的首位人，确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危机存在的现实和不可避免性。经济危机理论既是他全部经济理论的归结，也是他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重要标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出身于德国路特林根一个制鞋匠的家庭，他通过自学，参加了国家官吏考试，考试合格后，曾任会计检察官。1817年任教授。李斯特一生饱受迫害，他流亡在外，颠沛流离长达22年之久。于1846年去世。
李斯特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反对“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论，主张生产力论；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
△国家主义经济学
李斯特认为，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研究一种适合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但是不研究国家经济的发展，不研究每个国家特殊的发展道路。这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只有在世界上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都相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可是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各国经济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是“国家主义经济学”。
生产力理论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李斯特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容。他把生产力分为四类：一是人的生产力，包括精神和肉体的；二是自然的生产力；三是社会的生产力，即社会的、市民的、政治的条件；四是物的生产力，即物质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的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在这四种生产力中，前四种是不可分离的，否则不能发生作用，而它们又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第四种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核心。
李斯特还提出了生产力平衡的协调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农工商必须协调发展，商业是媒介，在工农业之间起协助和扩充的作用，工业对农业、商业及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他强调德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在一国的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会受外国牵制。
实际上李斯特提出了国内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理论。但是，该理论混淆了财富和交换价值，忽视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的理论，对生产力范畴做了不够精确的表达。
△贸易保护主义
李斯特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他认为，实行自由贸易，向外国购买廉价商品，初看起来似乎比较合算，但其结果，本国工业就不能发展，使德国工业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相反，如果实行贸易保护，开始时会使产品价格提高，似乎不如进口外国商品合算，但通过一定时期，本国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成本和价格都会自然降下去，甚至会降到进口商品价格以下。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格有所牺牲却会使生产力发展，得失相抵而有余。
李斯特认为，各国要根据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他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并以此证明自己的经济政策。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五个历史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李斯特认为，从经济发展之初到农业时期，应与经济更发达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当一国生产力发展了，发展到第五阶段，也应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怕与外国竞争。只有在第三、第四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防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打击本国产业。
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就是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李斯特主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应定得相当轻微，随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再逐渐提高。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反映了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力图对抗来自英国的竞争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他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得到恩格斯的肯定。他的经济思想对今天发展中国家是有现实参考作用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年）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最有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自由贸易派的旗帜，还是乐观主义的“经济利益和谐论”的提出者和鼓吹者。
巴斯夏出生于法国南部酿酒地区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早年随叔父经商，并开始接触到萨伊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1825年，24岁的巴斯夏获得祖父遗产后成为酿酒业的大资本家。法国1830年革命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久当选为缪格地区法官，后又作为本地区顾问。在七月王朝后巴斯夏迁居巴黎，从事经济学写作并赞成和倡导自由贸易。同时，他与英国同道者曼彻斯特学派联系，在1846年创建了“法国争取自由贸易协会”，并担任该会秘书和协会的机关杂志《自由贸易》的主编，写过许多论文和小册子，成为欧洲大陆主张自由贸易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被选为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的代表，这个时期，他以反对“社会主义”为姿态，写了一些著作来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
巴斯夏著作很多，但最主要的代表性经济学著作有《经济论辩》（1847）和《经济和谐》（1850）。《经济和谐》这本书未最后完成，只出版了第一卷。它的特点是宣扬经济和谐，在此基础上说明乐观主义的劳资利益和谐的一致性。
服务价值论是“经济和谐论”的理论基础。巴斯夏认为服务的交换是人类的最高法则：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为的、不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和谐的、自然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中，和谐的建立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这种交换方式就是相互服务。服务，就是为满足别人欲望而做出的努力。就是说，人们通过交换，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工作，从而提供相互的服务。同时价值存在于相互服务的比较评价之中。所谓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之间的关系，它反映服务提供者所做的努力和服务接受者所节省的努力。他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把劳动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是错误的，劳动是一种努力、紧张。他强调价值量只与服务承受者因交换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或努力存在着的比例关系，他认为这是对李嘉图观点的重大修正，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政治经济学上的难题。
巴斯夏提出，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迫人去做不利的买卖，而买卖双方的利益告诉人们，交换总是以等价为基础的。等价交换是一种公道的交换，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和谐的。在巴斯夏的服务价值理论中用到了萨伊经济理论中的“服务”概念。在萨伊那里，服务是指对效用的创造，在巴斯夏这里，服务是指替服务承受者所节约的努力，他们都抽掉了商品价值决定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同时巴斯夏完全否定了商品的劳动生产过程，以此来否定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巴斯夏在自由竞争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造，主要是重复别人的论述。他认为商品生产者获得的最大利益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即有关生产的一切决策（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等）均由私人生产者决定，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包括产量和价值等）的干预。即考虑生产者的利益，就是反对社会利益；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就是考虑社会利益。巴斯夏比较有影响的东西就是“丰富”和“不足”学说。他认为对社会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第一个角度是把社会看成生产者的总和考察，作为生产者的个人与社会是不和谐的。生产者希望社会物品“不足”，他才有利可图。同时他又要求贸易保护主义来帮助他垄断市场，而这恰好与社会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相矛盾，也与其他生产者的利益相矛盾。巴斯夏认为，中小资本家希望“不足”，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工人也希望“不足”，从而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提高工资，也希望借贸易保护主义来保证劳动市场的垄断。而这些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第二个角度是把社会看成消费者总和来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相一致，希望“丰富”物品，改善生活，也希望竞争自由，降低物价。而社会上只有大资产者赞成“丰富”，不怕竞争，提倡自由。贸易保护主义是保护生产者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维护消费者的，两相比较，“丰富”优于“不足”、自由主义优于保护主义。进行对大资产阶级的辩护。他认为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一样，也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繁荣的基本保证，并据此来反对当时在法国广泛传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巴斯夏认为工资是对劳动提供服务的报酬，利息是对资本家延缓享乐即牺牲即时的满足的报酬，劳资关系是一致与和谐的。资本家为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资本的服务；工人替资本家劳动，这是工人的服务。利息和工资分别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随着生产发展、资本增加，利息会下降，所以资本所得份额的绝对量虽然和工人所得份额一样会增加，但其增加速度会低于工人所得；工人所得份额则无论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会增加的；并由此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都会无止境地接近于不断提高的水平。使其自身状况不断得到完善，而且自由竞争制度本身就具有促成各阶级平等和谐的趋向。他以此显示社会主义者企图以其他方式实现平等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巴斯夏的“经济和谐”思想，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经济学家所探讨的“均衡”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和谐思想的另一种表述。约翰·斯·穆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长子。穆勒幼小时，老穆勒就给予极严格的训练，3岁时由老穆勒亲自教授希腊文及数学；8岁学拉丁文；稍后又学几何学、代数学、化学及物理；12岁学逻辑学；13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完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14岁到法国学习，先后寄宿在边沁和萨伊家中，受到他们两人思想的影响。1822年，进入他父亲任职的东印度公司服务。1828年任助理检察官，1836年老穆勒去世后接替父亲的职务。他在东印度公司服务35年，于1858年该公司解散时才退休。1865—1868年曾被选为下院议员，提出妇女参政权、比例代表制、爱尔兰土地改革等主张。
穆勒的著作主要有：《逻辑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未解决的问题》（1844）、《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主》（1859）、《政治、哲学及历史论集》（1859—1871）、《功利主义》（1863）、《自传》（1873）。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穆勒所著《政治经济学》一书，被认为是集古典学派理论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包括生产论、分配论、价格论、贸易条件的决定等方面内容。
他综合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理论，修改了斯密、李嘉图关于经济规律普遍性和永恒性观点，把经济规律分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两类，认为前者是永恒的规律，不依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后者受人类意志的支配，取决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等，因而是可改变的，为他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纲领提供了依据。
穆勒在形式上继承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时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融进了他的价值理论中。他在论述价值决定时把商品分为三类：（1）数量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董等，其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2）供给数量可以无限增加，而生产费用不会提高的商品，如工业品。其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其市场价值是供求的结果。生产费用具体地说即为工资加平均利润。（3）供给数量可以增加，而其单位生产费用也会随之提高的商品，如农产品。它的价值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由生产所必需的供给量的最高生产费用决定。
在工资问题上，穆勒把李嘉图的自然工资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结合起来说明。在利润上既接受李嘉图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观点，又接受萨伊、西尼尔等人的观点，把利润分为利息、保险费和管理工资，分别用节欲、风险报酬和资本家劳动报酬来说明。其地租理论基本上沿袭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不同的是认为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
穆勒在方法论上企图调和抽象法和历史方法，认为前者具有局限性，因而把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穆勒还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国际贸易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做了论述。穆勒用折衷主义综合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几十年内被英国经济学界视为“无可置辩的圣经”。他的理论体系被视为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赫尔曼·戈森：边际效用学说的先驱
赫尔曼·戈森（1810—1858年）毕生从事于普通公务员的职务而无甚成就，到1847年离职后才专心编写著作。但他的写作生涯是很不幸的，前后花费20年时间写成的《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一书，于1845年出版后几乎没有销路，不得不在临死前自行收回。此书直到70年代经杰文斯和L·瓦尔拉斯发现并加以称赞，才于1889年重新出版。
在边际效用学说方面，戈森不仅是一位先驱者，可以说后来奥、英、法等国边际主义创建者所使用的全部重要概念均已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如果他不用数学作为表达工具，而写作技巧能更流畅和更系统些，则边际效用学说将会提早10年就出现。戈森试图给人类社会建立一种像天文学那样的科学的交换规律，但又认为当时要用数学计算出人们满足的绝对量还不可能，而运用几何原理的对比来衡量一些未知量的大小则是可行的。他认定每个人的目的均是要提高他的生活享乐到最大程度。享受有两个特征：一是享乐的量会逐渐减低直到饱和为止；二是同一享乐的璧复也有类似的降低，不仅原来的满足更为减低，其持续的时间也较短。根据上述对享乐的分析，戈森引申出三条满足量减低的定律，后来也被称为戈森定律，其要点是：
第一，在一种享乐的场合，其享乐的状况主要取决于重复的次数，以实现享乐的最大总和量。如已达到此最大量，较多次数的重复或较少次数的重复均将减少此享受总量。
第二，当在多种享乐间进行选择而又无足够时间全部享乐时，享乐的最大量要求每一种均须部分地予以享受；即使在这些享乐中最大的一种尚未全部享受完毕，在消费停止的时刻从各方面得到的享乐必须相同。
第三，在前述情况下，仍有增加生活满足总和量可能性的存在，亦即在一种新的享乐（不论其如何小）被发现时，或在一种现有享乐被扩展时。
戈森最不赞成绝对价值概念，认为外部事物之所以对我们有价值，是由于它们能有助于我们达到生活目的，故价值的量是由于事物所发生的享乐或满足的程度来衡量的。任何消费财货的个别“原子”（意指单位）具有很不同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有某种决定性数量的这些“原子”才有价值，而超过此点的增加就没有价值。第一个“原子”有最高的价值，每一次的增加只有较小的价值，直到不屑一顾为止。
他把财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全部可用于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消费财货；第二类均为补足财货，如烟斗和茶叶、煤炭和煤炉等等；第三类为生产财货，其作用是创作消费财货。他认为，要给人们提供满足欲望的财货，就得有“劳作”。所谓“劳作”，是指生产中的痛苦程度或困难。以现代术语表示，即为负效用。从事生产能带来享乐的财货的劳作，并伴随着劳作本身的痛苦，也就是说，不同的财货生产，要用不同程度的痛苦才能获得。因此，劳作是一种产生满足、效用亦即创造价值的活动，但同时也是一种痛苦或负效用，须由它所产生的效用来平衡。当产量达到劳作的效用和痛苦平衡时，价值达到最大量。换言之，在最后单位的痛苦和价值相等以前，生产总是要进行的。超过该量以后，痛苦或负效用大于效用，就不考虑进行劳作了。
由上可知，他已提出了决定价值的边际效用概念，也联系到边际负效用问题，并对财货的分类及其等级做过明确的分析。在所有边际主义的先驱者中，他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只是对市场价格尚缺乏必要的论述。威廉·罗雪尔：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高级军官家庭。曾在格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学和政治学，1840年开始在格廷根大学任教。1843年出版被称为历史学派纲领性著作的《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讲义与研究》。1848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授，直到逝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国民经济学体系》（1854—1894）、《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1851—1852）和《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等。罗雪尔强调用历史的方法建立新的经济学，即所谓国家经济学。他否认进行抽象理论概括的重要性，把政治经济学仅仅归结为对经济发展过程做纯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他的国家经济学原理，实际上是在重复当时流行的庸俗经济理论基础上，加上大量历史材料以证明他所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无产者，并把他们称之为——原始森林虚弱的无产者。赞同萨伊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角度引出利息、利润和地租等概念的庸俗观点，并援用西尼尔“节欲论”，把利息说成是资本家“节制”其欲望的报酬。
罗雪尔主张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把萨维尼——阿希荷因的历史法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按照时间顺序的发展过程研究经济现象。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思想。（1）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从经济方面说明本民族的要求，说明其遵循的目标和获得的成就，说明其目标选择的理由极其成功的原因。（2）罗雪尔认为，近代一切民族问题都有密切的联系，必须对他们加以比较才能把握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本质。而已经灭亡的古代民族的历史则会为他们提供完整的教训，因此必须对古代生活加以特殊的研究。（3）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说明一种经济制度在当时为什么和怎样是合理的和有益的，而现实为什么会变成不合理的和有害的东西。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对各民族各文化发展阶段完全有益或完全有害的制度。因此不要轻易赞美或诅咒一种经济制度。他还认为，国民经济学应当研究各国人民对于本国经济的想法、要求、感受、所做的努力和结果。
民族主义倾向。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课题就在于表达一国的经济如何、为何由理性变为背理，由幸福逐渐变成灾难。国民经济学除所谓的“单纯地描述人的经济本性和他的经济欲望”之外，只能具体地考察适合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各种制度的规律和本质，以及他们所达到的或大或小的成功，他否认经济学的普遍规律，认为古典学派惟一的错误是主张他们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认为一种经济理想不能适用每一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材一样。这样，他就只能看重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经验性规律，只注重收集资料，加以描述，而否认理论概括和抽象分析的必要性。
提出历史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雪尔从生物发展的进化观点，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像动植物一样，可以看做一种有机体，有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衰老四个时期。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罗雪尔认为，这就是可以从历史描述中发现的自然规律。
他还认为，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自然、劳动和资本这三种主要经济因素的支配。可以分为自然支配阶段、劳动支配阶段和资本支配阶段。
辩护性观点。他依据“经济发展阶段论”指出，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资本阶段，贫富对立的阶段到来了。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生在躯体上的疾病”，必须加以反对。但是社会矛盾又需解决，这就只能实行“人为治疗”。他认为，私有制是不能废除的，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想多享受，少劳动，要是实行公有制，人们对社会总节约效果的关心程度就大大降低了。“人为治疗”的关键就是保护私有制，实行阶级调和。只要政治上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阶级相协调，经济上各阶级利益相协调，就能给德国带来永久的繁荣。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就学期间对历史和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马克思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并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担任《莱茵报》撰稿人，后任主编。1843年《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迁居巴黎。1844年创办《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惟一能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工人运动必须与科学的世界观相结合。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见面，并开始了共同的革命生涯。1844年马克思写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尤其从异化劳动角度对上述经济范畴做了考察和分析。1845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又与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历史唯物史观，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6年，与恩格斯一道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2月至1849年1月，参加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受大会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因此产生了《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文献。
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欧洲，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于1849年5月被逐出普鲁士，先到巴黎，后定居伦敦直到逝世。到伦敦后立即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1851年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后，先后发表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著名论断。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资本论》手稿的写作，并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整理出版）。1864年9月马克思在伦敦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成为其领导者。同第一国际内部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首创精神，并很快写出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公社的经验。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继续以主要精力写《资本论》第二、三卷。同时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875年写出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工人党纲领中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批判。1879年对德国党内苏黎世三人团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和法、英、美等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由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繁重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加上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于1883年3月13日与世长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整整花了40年的时间，差不多是用毕生的精力来写作这部巨著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分析商品一般入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是依据揭露和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的总目的而确定的。具体而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批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得出关于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思想创造了前提。在19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表象（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揭示出资本家阶级剥削与奴役雇佣工人的最本质的阶级关系，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在揭示资本的本质规定和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又从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开始，逐级逐层地上升到各种具体形态上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转化形态，最后上升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表面的现象形态“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
△劳动价值学说
劳动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和发现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并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他考察了价值表现形式以及价值规律的要求和作用，揭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商品拜物教，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进而分析了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发展。他首先考察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由于生产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等量资本要求得到等量利润。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加上平均利润。
△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体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殖过程的统一，论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来源、本质和特点。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等的产生和本质，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割问题。
△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关于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相对“过剩人口”的表现形式；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学说
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主要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态变换、循环和周转，特别是不仅从个别资本角度，而且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条件、比例关系和运动规律，从而在总体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及其历史局限性。在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危机的表现、实质和阶段。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此外，马克思还与恩格斯一道，提出并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形式的学说；关于按劳分配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利用经济规律和计划管理的学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1820年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家庭。1842年前往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为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他经常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去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人状况，参加工人劳动。1844年与马克思同时加入正义者同盟，开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19世纪50—60年代积极参加了领导第一国际的工作并于1876—1878年撰写了《反杜林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担当起领导共产国际主义运动的重担，整理出版《资本论》二、三卷。1889年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同各种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国际工人运动得以广泛发展。1895年逝世于伦敦。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还是出色的经济学者，他对一些经济问题也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些独树一帜的见解。
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乌培河谷的来信》、《政治经济学批判纲》（184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神圣家族》（与马克思合著，写于1844，1845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合著，1846）、《共产党宣言》（184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反杜林论》（1877—1878）、《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
△恩格斯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历经80年，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宣告完成。它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革命。它使英国率先成为机器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先进的工业国。18世纪后期，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日本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之和还要多，还要大。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社会化形式使用的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1825年，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第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此以后，这种经济危机每隔10年周期性爆发一次。与此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扩大，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使社会直接产生了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一系列由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都为恩格斯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料和科学实践的丰厚土壤。
△经济理论
恩格斯广泛阅读、吸收、批判了维拉斯、配第、洛克、范德林特、休谟、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为科学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上的社会环境与恩格斯科学的实践态度相结合，便产生了恩格斯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1）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对当时突出反映社会经济范畴的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进行分析，他批判指出，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完成以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值，虽然实践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达到顶点。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灭。（2）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人口过剩的问题。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由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口过剩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这一理论思路，十分接近于马克思后来完成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框架。（3）恩格斯对当时英国经济危机中价格机制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经济危机中，尽管都出现了价格波动的现象，但是，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价格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实质是金融市场的总的状况决定的，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加深经济危机的程度，但却不是引起经济危机的根源。恩格斯还认为经济危机中劳动群众生活必需品匮乏的现象不是由于生产得太少了，而是工人的钱——可支付的能力太少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所特有的生产相对过剩这一实质。（4）恩格斯研究了原始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各种形式，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学说。并研究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规律，指出卡特尔、托拉斯垄断组织出现的巨大意义，分析了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和毁灭的客观必然性。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5）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但是，这一特征以何种具体形式实现，却是生活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解决的问题。（6）恩格斯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依他所述，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控制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对于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的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会使某些大农场主看到这些优越性。（7）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有制的大量涌现。它表明，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惟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惟一先决条件。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地位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指出，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活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8）恩格斯充实了政治经济学对象和特点的分析。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它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和消费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这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尚有待于研究和创造。而研究适合这一切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必须依赖于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经济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显示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其他自然科学特点不同的人文科学。
恩格斯以独特视角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刻敏锐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历史前瞻性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有重大意义，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多有启迪。莱昂·瓦尔拉斯：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开创者
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19世纪70年代初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边际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他出生于法国。其父奥古斯特·瓦古拉是法国皇家卡茵学院哲学教授，对经济学颇有研究，著有《财富的本质与价值的来源》（1831）等书。瓦尔拉斯1845年进巴黎矿冶学校，因志趣不合辍学。1858年夏，他终于听从父亲的劝导，立志献身于经济科学。在以后十多年间，他一边在父亲指导下自修经济学，一边从事各种职业，如记者、编辑、铁路职员及合作银行经理等。
瓦尔拉斯的第一部论著是1859年在巴黎发表的《蒲鲁东批评》，当时他已确信可以利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理论。1860年，他在瑞士洛桑“赋税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获奖。1870年他被瑞士洛桑大学聘请为新设的经济学讲座教授；1873年完成成名之作《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1874年和1877年分两部分出版。瓦尔拉斯鉴于早年在法国不为同行所尊重的经历，在《纲要》付印之时，萌发了一个“国际化”设想，即在国际范围内寻求其学说的支持者和接受者。他通过多种方式，先后与英国的杰文斯、艾奇渥斯、维克斯蒂得和马歇尔，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法、德、意、俄等国一大批新经济学家建立联系。这一国际化行动，对于边际学派的确立与扩充以及边际经济学最终取代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英法传统经济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92年，瓦尔拉斯推荐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接替其经济学教授职位。瑞士学派或洛桑学派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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