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小弗雷德·施韦德（Fred Schwed,J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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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华尔街奇谈(典藏版)试读：
前言
致1955年的牛市15年前，当这本书问世时，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作者本人的境遇都和现在大相径庭。法语中有句话说“过多的变化，其实质就是没有变化”。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想知道它的含义。
人们大多不记得15年前有些什么书，我却知道有相当多的对1940年华尔街感兴趣的人可以回忆起这本书。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都购买或阅读过本书，有些人甚至没有瞟过一眼阿诺先生的漫画，但当我随意地谈及这本书时，许多人都露出欣喜的神情。
这本书历久弥新的魅力正在于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客户的游艇在哪里。趁此机会我正好可以披露一下我写作本书的灵感来源：
这本书源自正文之前所提到的那个古老的故事。1927年，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我就听说过这个故事，其他同行也是如此。它在我的潜意识里存在了十几年。不论怎样它都不是那种能在大公司讲的故事，因为大公司的人早就知道了。于是我把它加在我第1版书的某个地方，但杰克·古德曼先生（我的编辑）硬把它找出来并作为本书的书名，记得当时我强烈地抗议过，但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没有任何效果。后来，我从精通著作权法的兄弟那里得知书名不可以申请著作权，于是我甚至想给我的书换一个更好的名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这本书出版并被大肆宣传后，我从华尔街的老同行那里收到了潮水般的信件，他们都叫我剽窃者。其中有一位，虽然很客气却一点也不留情面，这位老先生还不辞辛劳地随信附上一本我出生那年出版于旧金山的名叫《闲话者》（The Tattler）的画册。我惊奇地发现这句话竟然还被特拉维斯先生念叨过，要知道他可是名气仅次于威尔逊·米兹纳的智者。我还知道特拉维斯先生有点口吃，想象一下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在水族馆旁他冻得结结巴巴地说话的样子该有多迷人。他说话应该是这样的：客——客——客户的游艇在哪里？
有一件事很明确：我剽窃来的笑话从一开始就有其价值所在。一个没有价值的笑话，无论有没有我的帮助，都不会历时半个世纪而经久不衰。
我最喜欢的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事实上也是所有书评中我最喜欢的）来自于弗兰克·萨利文。虽然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认识萨利文先生，但他的书评使得我们两个经济学家有过一段书信来往。他在书评中写道：
施韦德先生认为华尔街人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并且都是孩子，那我们谁不是呢？1937年，当我以40美元的价格购入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股票时，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
……华尔街可能充满了这样滑稽可笑的哲学家。如果我是J.P.摩根先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不是），我将毫不犹豫地聘请小弗雷德·施韦德做我的合伙人。
于是我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给弗兰克·萨利文回了一封信，并由《纽约先驱论坛报》转交。
尊敬的萨利文先生：
非常感谢您精彩的书评，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和这本书无关。
我对您所说的如果您是J.P.摩根先生，您将聘请我成为您的合伙人一事非常感兴趣，并且您指出您非常有可能就是他本人。
坦率地说，我现在所从事的行当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热门。从我的职业生涯考虑，成为摩根的合伙人将是一大飞跃，或者至少是向上的一个台阶。这样，我的前途将和您的真实身份紧密相连。
我希望您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然后确定您到底是杰出的金融家摩根还是仅仅是杰出的喜剧作家萨利文。如果事实上您没有那黑色的大胡子，看来我们的梦想就都要泡汤了。
假如您能帮我这个忙，我将会回报您一个职位。假如将来某一天我变成了奥登·瑞德夫人，我将聘请您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首席主笔，给您您想要的薪资。当然也要在合理范围之内，相信这一点也是您所能理解的。
我很快就从萨利文那里得到了回信，他确实只是他。这封信太令人失望了，以至于我随即丢了它，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主题。他礼貌地指出让我变成奥登·瑞德夫人，对我来说要求太高了，但如果我能使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股票价格回到40美元，他将不胜感激。11
说到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股票，当时它的价格在11/～11/美元42之间，我觉得全身打了个冷战，我对自己说：“天啊，这太糟了！”
当我在1955年的春天写到这里时，我发现我好像已经为了他把股价推回到40美元了。
当今年有人建议我是时候出更新版时，我对自己说：是啊，我要重新认真读一下我的书，并更新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观点，已经整整15年了，但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斗胆喊出：“不要改动！”如果它还能成立就不要改动了，哪怕是一个本国著名银行名字的拼写错误（不知他们有没有辞退那个校对者）。
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关于我15年前经历的回忆录，在那之前，我已经在那个行当中辛苦劳作了15年。回忆录不需要润饰，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像我这样的人会选择最诚实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容易的方式。
这本书写于华尔街最萧条的一年，当时的股票价格很低——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低点。在股价低时，很少有人对它感兴趣，当时公众对华尔街的兴趣就好像任何时候人们对室内网球的兴趣一样。只有少数几个大富之家对低价股或室内网球感兴趣，所以交易传送机就像一条不起泡的小溪，股票经纪人有时间下双陆棋，甚至写书。
但在前几年我还骑着摩托工作时，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我有幸见识到所谓“不可思议的20年代”的最后三年。然后，我突然获得了一个观赏股市大跌的绝好座位，那三个月中上演了历史上生动、悲惨且具有戏剧色彩的一幕。之后不久，我就被迫见识并参与到大衰退中，这次要悲惨得多，并且这场单调的噩梦只有悲惨。这是一场恐怖和无聊并存的噩梦。和我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在这场噩梦结束前，对于那些大人物（其中许多是好人）来说这场噩梦同样不容易对付。然后我由衷尊敬的新总统在广播中用最有效的八个字重开了银行（他之前用足够的理由关闭了它们）。和其他噩梦一样，它一眨眼就结束了。
四年后，也就是1937年下半年，又发生了一场小悲剧，但这次要简短并有序得多。这之后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四年中，华尔街波澜不惊。要知道我这里所说的仅仅指华尔街，外面的世界可是瞬息万变。
就在我离开华尔街的第二天，股票开始上涨，从此以后就持续上涨。可能这种变化和我的离开并无联系。
我再也没有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回到华尔街，但作为顾客倒是去过几次。你们可能会想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是否在那儿领薪水，错，主要的区别在于这条街对待我的态度。现在当我11：30漫步到证券交易所时，没有发狂的经理向我嚷嚷，骂我拖拉或愚蠢，尽管作为一个顾客我通常表现得二者兼具。他们总是对我很亲切、尊敬和彬彬有礼，有时甚至有些谄媚，尤其是当我流露出想买50股股票时。
如果除了一个拼写错误和一些不成熟的言论外，我的旧版书还有什么会受到指责的话，那可能就是关于投资信托公司的那一章了。在谈及它们时我似乎用了一种屈尊俯就的语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那以后这些公司的价值持续增长。
投资信托公司的发展比同时期个股的大幅升值要重要得多，其中的“开放型”投资公司以前数量很多，现在规模也很宏大，更名为“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并非靠的是投资者的一时兴起，这是管理者辛勤劳动和推销员四处撒网的结果，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有股票买卖意识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他们给客户打电话，说明他们商品的优势并解答各种问题。无论客户是否对他们的商品感兴趣，他们都会进行电话追踪。他们完全可以和保险推销员相媲美。你一定记得保险推销员吧：刚开始你只是有些厌烦，后来你不胜其烦，最后你只好购买一份保单。一二十年后，你会庆幸自己买了保险，做了一回对国家和家庭负责的人。
15年过去了，很明显共同基金推销员带给客户的实惠远比保险推销员带来的多，至少目前来看如此。
在第4章中，我指出“投资信托公司”是一个不准确的词，应该发明一个更合适的，现在它确实换了却没人感谢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对投资信托公司进行嘲讽时，我正大把大把地靠它赚钱。这些“封闭型”公司的股票并不是由推销员卖给我的，而是我凭着自己的判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的。几年后，股价上涨了一倍，我觉得这很荒唐，就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把它卖给了那些来交易所撞大运的陌生人。这也是全凭我自己的判断。我的计划是当股价下跌到合理的位置时再把它们买回来。
事实上我再也没能买回来，因为股价再没下跌过。我现在都没心情说它们已经涨到哪里了，对于第二次交易我能说的已经超出了词汇丰富的英语所能表达的范围——唉。
可能没有读者会粗鲁到去问一个财经类专业作家为什么他懂得这么多关于钱的事儿却并不富裕，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去静静地寻思。这样的读者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个解释可能并不全面。
金融问题对我来说不只是纸上谈兵，几乎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和普通股票搞在一起。我对高层次的证券不感兴趣。此时普通股票市场已经持续涨了15年，几乎到达了自古罗马以来的新高度，但我还是买不起一辆凯迪拉克。
我把这不佳的战绩归咎于我年轻时的态度。当时我和一个玩世不恭的爱尔兰老人共事，私底下我很崇拜他的随意潇洒。我有幸经常聆听到他对自己咕哝他的信条：“证券为什么而存在？不就是为了卖吗？所以，卖掉它。”
此后，我开始战战兢兢地买股票，一有利润我就欢欣鼓舞地卖掉（当然从来不在六个月内，我并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实现了人生的梦想——不劳而获，但之后的事实证明我不应该卖掉，买好之后应该像一个肥胖而愚蠢的农民一样，把这些股票紧紧抓在手中。那些农民即使在他们最贪婪的美梦里，也想象不到股票可以让他们如此富有。
很久以前，一个乡下来的观光客去参观纽约金融区的奇观。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巴特利时，向导指着停泊在海港的豪华游艇说：“看，那就是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游艇。”“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呢？”天真的观光客问道。——一个古老的故事第1章引言“一个小诗人的轻咳。”——萧伯纳
俗语道：“华尔街，一头是摇篮，另一头是坟墓。”
这句话很精辟，但并不完整。它忽略了中间的幼儿园，而那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能从交易台这个有利的角度观察这条街每天的运作。从这张台子上，我们可以见识到除日光以外的任何一种交流方式。通过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每天交换着报价单、订单、骗局、小花招、欺骗和谎言。前四者是经纪人日常业务所必需的，而谎言是另外一回事，并且从长期来看谎言也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谎言——一个像奔流不息的密西西比河一样经久不衰的东西。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能很熟练地完成他们工作中的报价——小花招部分，有时甚至是极其出色地完成。随后，当他们心情好时他们会加入自己的“思想”，他们总感觉自己在做着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客户、立法者、媒体和公众自然而然说出的谎言。
我甚至能回忆起1927年年初我第一天在华尔街工作时所听到的种种愚蠢的事情。在当时或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并没有刻意留意这些事。这也许是因为我被完整的人文教育体系，尤其是19世纪的罗曼蒂克诗歌培养成了专业人士（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我并不认为接受商科教育的那些男孩子比我们这些文科男生能更早地从美梦中清醒过来。
在上班的第一天，他们让我自己四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我看到一位绅士在11点钟买进了200股股票，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卖掉了，然后很高兴地在我面前数他赚的钱——足足有560美元。很自然，我睁圆了眼睛就那么站着看着这一切，心里有莫名的兴奋。休市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办公室的学究们：那个客户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别人赔的？他们都不假思索地给了我答案，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一个头发花白的长者简洁、和蔼地告诉我：客户赚的这些钱是“空方”损失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这很愚蠢（确实是），没有人赔钱，这是伴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的自然增长（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它就至少增长了560美元）。第三个人很自信地说，他赚钱仅仅是因为他跟上了“明显表露出来的趋势”。第四个人用他修剪得很好的指甲点着我的胸脯强调说：“年轻人，牛（市）可以赚钱，熊（市）可以赚钱，但猪什么都赚不着！”
这最后一句话虽然语出惊人且发人深省，但和我的问题没多大联系。后来我又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它根本就是错的。从此以后，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它就像唱给客户的水手歌，鼓励客户进入和退出这个市场，只是比水手歌还更欢快些。
上述这些言论简单地说明了金融的思维方式。它们可以被称为“会议室经济学”。统计部门的经济学要深刻或复杂得多，它不是在本书中我要向读者们介绍的。原因是即使我懂我也不愿讨论经济学的深奥性，更何况我也不懂。对待我不可能搞懂的问题，我的方法是忽略它们，尽管这不是财经类作家通常使用的方法。
客户赚钱仅仅是因为他跟上了“明显表露出来的趋势”。
请注意，如果有人要我给国民财富下个定义，或建议一下怎样获得它，或说明一下它和我们现有黄金存储量的关系，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夸夸其谈。但这些都是二手资讯，并不是我自己的观点。尽管我自己并非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但我和成百上千的这种人吃过饭。全国洗衣协会的权威数据表明，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在桌布上进行大量演算以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这种救赎有时是为了国家，有时是为了自己。
关于华尔街的书籍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赞赏派或“我的天”派和报复派或“把坏蛋赶出去”派。不用说，前者是早期写的，而后者是晚期写的，分界线大约是1929年10月。这两个学派都没有进行检验，而那些所谓的高贵的职业，深刻地思考，仍然只不过是猜测。本书尽量避免被划入任何一种学派。我对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感冒，既不倾向于莫斯科学派也不倾向于利率理论。
你可能会觉得本书缺乏数据基础，没有这样的句子：“值得关注的是，权威机构指出在1938年的第1季度，来自股利或租金的收入达218 350 626.55美元，占四人或以上人数家庭（至少有一名是工资收入者）总收入的8.25%。”
我们不能说数据会说谎，但财经文章中的数据通常都有这样的坏毛病——强调小部分事实而忽视其余的大部分。经典的例子是几年前你做超保险投资而购买的股票，当时经纪人向你推销说这只股票的分红可达50多倍。然后你发现你的分红只有5倍甚至1倍。显然，经纪人和他的数据都忘了指出那些巨大的债务优先于你的股票。
当然，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如果我们可以确保掌握了所有的数据和注释（这些注释通常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大部分数据的有效性），我们肯定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即便我们只是门外汉。
我鼓足了勇气照着华尔街人和事的本来面目来叙述。我们已经掌握了上述两个学派的描述。而股票交易所的主席、大银行和企业的发言人、新交易商、旧交易商、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自象牙塔中深思熟虑的激进文章和来自哥伦布广场及联合广场的肥皂箱上非正式但充满激情的叫喊给了我们更多。说他们并不全对一点也不奇怪。但如果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很令人惊诧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那些知道的人不讲他们所知道的，或不允许他们相信自己所知道的。用职业摔跤手的话说就是“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级别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金融预言的有效性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它的含义却比任何参议院的调查还可怕。它关系到华尔街整个的运作——预测价格走向。关于这些预测我们得问：（1）其非常准确吗？（2）其有点儿准确吗？（3）其一点也不准确吗？（4）和报纸上的天气预报相比，其准确性如何？（5）和赛马的内幕相比，其准确性如何？
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搭乘地铁来到市中心（所有的地铁都到华尔街，说明它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我们出现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最深、最陡峭的峡谷中，经过一系列永不停歇的旋转门，登上急速上升的电梯，几秒钟后我们就可以俯瞰华尔街，并开始我们的第一次金融预测。
在一个舒适的大房子里，那些引人入胜的符号和数字在大屏幕上闪动，年轻的执行助理约瑟夫·维森海默说：“看来午饭后会有轻微的反弹。”他只读过两年高中，此刻正靠着报价器，嚼着口香糖，看起来很精明。他正在向周围敏感得像妙龄少女一样的顾客面授机宜，很少有人对他提出异议。当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时（午饭结束时），市场肯定不是上涨就是下跌，要不就是不变。
我们现在离开这个舒适的大房子，进入一间更像教堂的套房。我们历经重重困难通过前台、漂亮的秘书和看起来书卷气很浓的年轻助理，直到到达S.雨果·比克的亮光闪闪的桃木大桌前。这里我们期待比克先生给我们第二个金融预测，并且它会立即通过各种网络散播出去。让我们直接跳到他的结论部分：
……很明显在未来的15年中，有远见的投资者将更中意那些低利率但兑换性强的金融产品，从而使传统的投资形式相形见绌。我们现在离开这个舒适的大房子，进入一间更像教堂的套房。我们历经重重困难通过前台、漂亮的秘书和看起来书卷气很浓的年轻助理，直到到达S.雨果·比克的亮光闪闪的桃木大桌前。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预测中哪一种更愚蠢？你可能想其中一种是对的，毕竟它们（或相似的言论）促成了上千万的证券交易。
可能你会认为第二种预测更可笑，因为它听起来如此。
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年轻的乔伊不知道这么多词，但他声称他说的和比克先生一样含义丰富。比克先生在哈佛大学同时修了商科和英国文学，这使他的言论显得可笑。鉴于二者的言论都缺乏事实基础，我宣布其功劳是相等的。
现在必须说明他们两个都不是骗子或者假冒者。
如果你问乔伊为什么午饭后会有反弹，他必定言之凿凿。他会说他观察到下降趋势在减缓，股价一直在略高于上次低点的位置徘徊，并且“它们”（无论“它们”是谁）开始蓄势待发。“但不会反弹太多，”他会补充，证明他并不是像旧式银行家那样的盲目乐观者，“它们并不想让市场失控。”
很奇妙的是，这种行话不仅仅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里流行，在全国都很吃香，就好像有人发明了世界语却只是为了不说话一样。
如果你向比克先生咨询他对未来15年股市走向的看法，他会滔滔不绝地讲，直到你后悔问了这个问题。他理应知道得更多。如果他能从他的工作中稍稍抬一下头审视一下它的发展历程，他将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很少有金融学家能预测未来两年（比15年少得多）的股市走向，并且很多人还会在更短的时间内栽跟头。
和我们另一位朋友一样，他并不是一个骗子。我想我可以给出解释，因为我不仅和经济学家一起吃饭，还和心理学家有往来。据说那些心智不成熟的人更容易相信那些希望是真实的事情。在本例中，如果在华尔街的交易所大厅里说金融市场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恐怕不会受欢迎。但我们希望孩子尽快成长，去面对往往与美好愿望相反的严酷现实。
然而这对于大部分罗曼蒂克的华尔街人（无论是坏蛋还是慈善家）来说要求太高了，否则他们也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充满梦想的职业。他们一直为自己或顾客做着关于征服、出奇制胜和权力的美梦。
假以时日，有些华尔街人会放弃这些梦想。但他们从不放弃最终的梦想：在金融业的兴衰中包含一个蕴含丰富的可预测的秘密——通过仔细研究这个秘密可以证明些什么；它可以告诉初学者什么时候有反弹或给投机者大赚一笔的机会，或者为几代人保证其不动产有4%的收益。然而你自己的、身边人的经历，或那些愤世嫉俗的书中确凿的例子都证明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只是这样对一个华尔街人来说太残酷了。预言的热情
华尔街的起源是一棵法国梧桐，买方和卖方以前在那里碰头。那棵树完美地起到了一个市场的作用，成了想做金融生意的人的必去之地，在那里，交易的步骤也逐渐固定并被大家熟知。但很快经纪人转向附近的咖啡馆碰头，并开始在金融交易中加入预测，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种预测几乎毁了这个行业。
轮盘赌的操盘手并不会说他知道哪些数字会跳出来，他只负责下注和防止欺诈——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工作。
但在华尔街上无论是最老的合伙人还是最年轻的跑腿的都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操盘手。长久以来，这造成很多不幸，而人们不愿做操盘手，有人性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人性角度看，顾客们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询问市场走势。假如有人有幸被你问一个很难的问题，他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答案。很少有人会说：“我不知道。”——这才是最难得到的回答。
普通人喜欢在早餐时给妻子和孩子讲下个月阿道夫·希特勒会做什么，这只是无伤大雅的虚荣罢了。但他很容易就此发展下去，开始跑到市中心去告诉人们下个月美国钢铁的走向，就会使人倾家荡产。普通人喜欢在早餐时给妻子和孩子讲下个月阿道夫·希特勒会做什么，这只是无伤大雅的虚荣罢了。但他很容易就此发展下去，开始跑到市中心去告诉人们下个月美国钢铁的走向，就会使人倾家荡产。
从经济角度讲，毋庸置疑，你的预测越多，你的业务量越大，从而你的佣金越高，但我们都知道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我怀疑是否有华尔街人会坐下来对自己冷静地说：“今天我将编造一个怎样的公鸡和牛的故事给他们讲呢？”当你在揣测别人的思想和内心时，不可能很精确，但以我多年的个人观察，一般的思维过程要简单得多。股票经纪人通过他对未来的预测来影响顾客，但他首先得说服自己。对他来说最不幸的是他十分想说服自己，并且最后他勉强成功了——这通常更糟糕。
跑腿的（那些在金融区跑来跑去传递证券和支票的年轻人——有时是年长者）对未来股市走向的意见一点也不比老合伙人少，尽管他们不能靠这个赚钱。他们在电梯里对电梯操作员滔滔不绝，像一个免费的投资顾问。这些预测者相信自己的预测，最好的证明就是他们按此行事来买卖股票。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新的规章试图限制这种自杀式行为。
一个伟大、有远见的金融家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在保险箱后面发现成捆的最没希望升值的证券，这些证券的名字老早就被人忘记了。尽管这些遗嘱执行人的资产还不如这些证券面值的1/10，但他们还是会惊奇地看着大捆的证券说：“天啊，老家伙到底在想什么，留着这些垃圾有什么用？”牛市何时结束
你们可能会发现，虽然我一直在说明金融预测的无效性，但我并没有举那个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最大的误算，韦斯特布鲁克·派戈尔怎么说的来着——“极端荒唐的年代”。我回避它有两个原因。其一，那些十年前上当受骗的人很爱引用它，它已经被提及了成千上万次。其二，这也不全是华尔街的错，它堪与历史上其他几个全民大蒙昧相比，比如地球是平的，或当一个人生病只要给他放点血就行了。
道上一直流传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有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已经意识到价格太高了。这种人肯定有，但也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有人听见安德鲁·梅隆先生咕叨着什么“绅士只买公债”，但我们并不清楚他这是事前的建议还是事后诸葛亮。罗格·贝森先生好几年前就预见到崩盘了，但和其他事一样，在他突然正确之前，他已经错了好几年。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熊——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后期随大流变成了牛。那些在股价大跌时还处于空方的人过早地平仓了（谁又不是呢）。当价格降到很低时他们赚取了利润并拿来买了股票（谁又不是呢）。假如他们买的不是时候，他们就加入了早期由投机者创办的“清洁工”这个秘密组织。“清洁工”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到1932年所有参加过投机活动的人都拿到了它的会员证。第2章金融家和占卜师
对华尔街上所有工作进行分类将很费时并且乏味，功能的细分是没有底线的。比如政府公债的电话交易和不动产的电话交易是截然不同的（1929年，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每周靠整理交易台上的电话线就能赚25美元，如果这都不是繁荣的话，那什么是）。
让我们划分得更粗一些，从上往下看（华尔街通用的工作方法）。首先是精华部分——保守的银行家。大银行：你不太可能得到的好工作
行事稳健的银行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典范，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其浑身散发着健康的光芒。他正襟危坐，整日里用不同的语调和语气说着“不”。他位于或接近金融大帝国的顶端，这些金融帝国由谨慎、精明和稳妥引领着，已经接近1900年的财富水平和声望。
他一年只说几次“是”，他的原则是只把“是”保留给那些有钱的大企业，否则会被其他银行抢了生意。他的工作是把钱借给不太需要钱的人。在萧条时期每个人都需要钱，那时他就尽量不放贷，但是通常对美国政府除外。
同样，在繁荣时期他是一个慷慨的放贷者。他也许慷慨得过了头，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有不友好的委员会委员质询他当时的想法时，他竟然记不起来了。
如此这般，我相信他已将工作做到极致。长久以来，他没有受到任何指责——没有关于他的丑闻；他的账户要么没有损失，要么是慢慢减少，至少没有一下消失殆尽。当有人向他咨询投资建议时，他立马选出一些3A证券，这些证券的收益可能不是很高，但如果投资者像银行家一样富有的话，问题也不大。这种类型的投资贬值的概率很小，但也没有升值空间。如果生活成本提高，投资者会发现租房和日常开销有点紧巴巴，但他不会去找银行家。他的证券仍然维持在略低于他购买价的水平上。
一个真正稳健的银行家不会卷入疯狂的投机大潮中，他使我想起一位医生如此评论他的同行：“他的医疗知识少得可怜，以至于如果他想伤害病人都不可能。”所以他稳稳度过了1926～1928年，但不幸的是，1929年他进入了市场。他开始很谨慎，像一个老处女在房子的隐秘角落试用口红（看到那些冲动的年轻人在三年中赚得盆满钵满，再稳健的人也无法坐视了）。但他后来又抽身而出，虽然损失了一大笔钱但毕竟没有倾家荡产。他很后悔自己当初的放纵，并重新开始做回那个30年如一日的认真听且总是说“不”的自己。
几代以前弱肉强食，最初的资本积累做的是实打实的买卖，比如卖烈酒给印第安人。现在这些财富继承人彬彬有礼、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也许他们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愚钝。我怀疑他们也认为买卖证券是一个无聊的行当，至少为顾客买卖是这样。他们并没有向公众解释其原因，只是在能保住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能少做就少做点。
那些根基雄厚的大银行家下面是形形色色的小银行家，后者就不得不经常说“是”了。原因是理想的贷款者（那些不需要钱的人）是不会光顾他们的。他们的客户都需要钱，小银行家必须时常为他们贷款，否则就要关门大吉，而这是绝对不行的。像华尔街人一样，银行家不能允许自己什么也不干，一般的华尔街人当无利可图时可以短暂休整，然后突然发狂一样地做一单事后被证明颗粒无收的买卖。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即便生意兴隆的股票经纪人也时刻想着变成不那么赚钱的银行家，其原因令人费解，大概是社会地位的提高吧，但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有一个股票经纪人，他经年累月积攒了大量的佣金，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银行家。他筹集了5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他和他的岳母），他把这笔钱借给一家生产和销售新型汽车燃料的工厂，其产品比汽油便宜、无味、节能，但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在晴朗、无风的日子里，这种燃料才可以驱动汽车。一些重要的助理
公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大银行家，因为很不幸他们都不是富人。对穷人来说，通过富人的接待员比穿过针眼还难。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些可以经常打交道的金融界人士，比如合伙人、客户代表、交易部主管和统计员们。即使对他们也有这样的趋势：重要的合伙人只和大客户来往，而最不成功的客户代表则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如果客户代表只是坐在那里盯着空地发呆就不妙了。他应该培养对户外运动的兴趣，比如橄榄球，并和他的朋友在电话里低声谈论这个话题。这样，他和他的办公室就显得生气十足。
这些绅士都要各尽其职，但不幸的是他们不仅满足做好本职工作，还热衷于对未来进行预测。统计员应该收集数据，电话交易员应该忙于电话交易，合伙人除了担当客户代表外，还要处理棘手的行政事务，客户代表的职责是告诉客户正在发生什么和已经发生了什么。但正如我先前所抱怨的，他们坚持加入对未来走势预测的行列。几乎所有其他人也是如此行事，其危害堪比日本人的战斗机。
合伙人在其装修豪华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预测，客户代表则在交易大厅里进行自己的预测。习惯坐在交易室内的客户都是那种喜欢扎堆儿闲聊但不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人，所以不适合在交易大厅做深刻思考。但不论怎样，客户代表还是尽力得出和合伙人一样的不幸结论。
我对那些成功“做市”和利用线路（如电话、电传和电报）进行交易的人怀有无比的崇敬之情。这是一个技术活儿，需要很多特殊才能，包括好记性、计算、好名声和制造假象、看透假象的能力。交易员的能力越强，做得越好，水平较高的交易员对正在交易的证券在未来5～20分钟内进行判断。这种短期的预测是合理的，因为大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涌向他们，但是，一旦他们得闲，他们就试图预测未来5个月或10个月的事。他们对此和其他人一样无能为力。习惯坐在交易室内的客户都是那种喜欢扎堆儿闲聊但不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人。
顺着大厅下去就是寂静的统计员办公室。聒噪的收报机或喋喋不休的客户都不允许进入这里，这些思考者被大部头参考书和来自各地的最新消息包围着，他们手执游标卡尺，众所周知它比魔杖要科学得多。他们对种种“特殊情况”做详尽的分析，最终几乎对这个企业无所不知。只是除了一点，即进入下一个会计年度后不久，这家公司就申请了77B。
一旦一个统计员建立起高深莫测的美名，他就毕业了，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就有了一个带着公文包到处游走的经济学家，他的公文包在金融界以最大、最重著称。他被大家邀请四处参加会议，由于他不够强健，只能由随从们为他拎包。我曾经和这样一个随从共乘一部电梯，他被大公文包压得像一匹不堪重负的马。“这是Z先生的吗？”我问道。“嗯。”他毫无生气地回答。“听着，”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拉链上沾上一小条纸？这样你们就知道他是否打开过公文包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他忧郁地说，“他没打开过。”
一些统计员每周甚至每天都要写“市场报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谋生手段，这不仅需要经常做出预测，还要将这些预测付诸笔端以备有兴趣的人查看。有时这些报告会随着一罐芥末寄回，寄信人强烈要求作者将芥末涂在报告上吃掉。那些紧张、敏感的统计员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竟练成了令19世纪德国形而上学学者艳羡的散文体。这里有一段我最喜欢的从《华尔街日报》上剪辑的文章，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四处炫耀，直到它变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正如它当初的讳莫如深一样。这篇文章有一个争议性的标题——《市场建议》。
一家著名的交易所声称：在从四月的低谷缓慢回升的过程中，道琼斯指数从121点上升至139点，市场表现出技术反弹的迹象，但幅度不会很大。正如预期的那样，接近140点时会有阻力，但经过一天的下跌后，成交量减少，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巩固运动，并可能找到鼓励大量买入的强力，最终清除阻力。
如果有思想的读者倒着读这段话，会发现其含义丝毫不受影响。我为它谱写了一段吉他曲，从文章最神秘的部分——“市场呈现出”——开始，具有出人意料的效果，简直可以用作超现实主义芭蕾舞的主旋律。思想之花的果实
当统计员和经济学家表达观点时，他们往往得出和合伙人以及客户代表一样的结论。把这些结论总结一下，其主旨是：涨了就买，经纪人说卖就卖。很明显华尔街人不可能不按此行事，他不可能在跌时买入，因为股价下跌说明形势严峻。你无法要求一个有经验的华尔街人在货物运输量刚刚跌破新低、失业率达到顶峰、钢铁产量不及平时一半、一个大人物（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一个中西部大型承销商正陷入巨大危机时去购买股票。
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幸的是，这是仅有的股票下跌的时期。当形势好时，有远见的投资者买入股票，但此时股价也很高。随即，警铃还未响，形势又变坏了。股价下跌，这时经纪人给有远见的投资者发一封电报，这是他能从华尔街得到的唯一一条没有“假如”和“但是”的融资建议。华尔街语义学派
有两句俗语也为“买涨卖跌”这个古老的错误观念提供佐证，即对这个问题——“行情怎么样？”的通常回答：“正在上涨”或“正在下跌”。我觉得与其找个新名词代替“客户代理人”，还不如找一句合适的论断来替换这两句俗语。我觉得最合适的是：“到现在为止，交易价格一直在持续上涨。”但这句子太冗长。
我们可以说一个活塞、电梯或高尔夫球在某个时刻在“上升”。这意味着它不仅之前一直在上升，在之后至少一小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上升，因为它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运作。但这并不适用于股票市场，因为它并非实物，不服从牛顿运动和惯性定律。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不觉地相信这个错误的类推，这样我们只在上升时买入，在下跌时卖出。但当股价突然剧烈上涨时，没有理由相信下一个瞬间它也上涨而非下跌。孩子们啊，这就是玩法罗赌牌的人所说的爷爷被骗的原因。图表学家
我故意把一小撮狂热的图表分析员分出来专门讨论，他们的工作就是预测走势，如果他们不能胜任只好另谋高就了。长期性预测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
我不相信他们可以精准地预测未来，也不认为他们可以构思出能说服别人去认为他们可以的方法。有些人暗地里相信这些图表，有些人则半信半疑。比如安格斯少校，在介绍了几个美国图表体系后突然似是而非地总结道：“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一时的而非一世的，因而是危险的，虽然有些时候有点用。”除了“有点用”外，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用抛硬币来决定买还是卖。这两种方法都是无效的。图表理论确实吸引了特定的客户群，这是它的用武之处，但安格斯少校并没有提及。
图表分析家并非根本不关心各种“条件”——洪水、饥荒、瘟疫或战争。他用描述整个市场或某个商品的上涨和下跌的图表（最简单的那种）武装自己，他对此进行研究，远离股票行情播报器。他声称可以从不规则的线条中识别出它的行为模式，并且特定的波峰、波谷和波动告诉他何时会再次如此。他们的技术术语包括“头肩形”“双头”“双底”和“突破性缺口”。
这是对图形最直白的描述，经常被解释得过分烦琐，这通常只在绘制装车量、银行清算、政府公债收益和太阳黑子时才是有必要的。
总是有许多可怜虫忙于查看以往仅出现在轮盘赌中的上千个数字，期望找到某些可能重复的规律，悲哀的是他们通常都能成功。
让我一个不具有同情心的人试图解释图表分析的技术奥秘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公平。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听过很多回解释，但可能我遗漏了某些支撑整个理论的基本点。并不是我一个人如此，比我聪明的人都不能或不愿研究这门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我得说，图表分析和占星术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只是大部分图表分析员都受过教育，因而不愿把占星术当回事儿。
这门学科缺乏因果联系。比如当一个学生盯着道琼斯指数图看时，无论他靠得多近，他所看到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过去行为的描述。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已经存在的线条来预测未来的话，那么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历史可以自我重复。”历史的确以某种模糊方式重现，但这种重现是迟缓和沉闷的，并且存在着无穷的变数。图表学家却试图运用类推方法去精准地预测下个月甚至更短期间的价格走向。这让人想起那些农夫的万年历竟大言不惭地预测未来一年天气，农夫们可以通过以往的经验判断出夏热冬冷，但却绝不可能推断出每天的天气。
我曾经建议一个向我解释他理论的图表学家，既然我不是他的顾客，他没必要向我布道。我犯了一个社交错误：他被深深地冒犯了，好像我侮辱了他的信仰。可能事实确实如此。
通过我的业余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图表学就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即如果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涨，那么它将继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涨；反之亦然。
原理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简单的推翻它的方法就是找一个绘制正确的图表看一看。
人们普遍认为华尔街的图表学家是相当玄妙的专业人士，但他们大都莫名其妙地破产了。有一个破产的图表学家从不怀疑自己的理论，他甚至比你偶尔碰到的还未破产的信徒更虔诚。如果你不知趣地上前问他破产的原因，他会坦率地告诉你：这是人类不信图表的劣根性所致。这种天真的想法使他心安理得，宁愿承受大笔的损失而不愿失去对他深爱的图表理论的信仰。报酬
是时候讨论一下商业社会中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了——他们的收入怎样。正因为这和我们无关，所以每个人都感兴趣。正如一个人在听完别人用复杂的词语解释相对论后的反应一样：“爱因斯坦就以此为生吗？”
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华尔街人赚了多少钱，我干脆这样做答：
在华尔街（包括南拉萨尔街、蒙哥马利街、市场街、斯泰特街和沃纳特街等），每年有超过10 000人年收入逾万。这就有上亿美元，正如那些男孩们指出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同诗歌一样，上面的表述仅仅用来陈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争议性在于华尔街是地球上收入最高的地方。这段表述和诗歌还有一个共同点，其细节是粗略的、不准确的。上面的数字只是作者毫不费力地拍脑袋想出来的。
可能从某一时刻来说上面关于收入的数字是错误的，并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0年之前，你可以有把握地说有25 000人一年的收入高达25 000美元。之后赚钱的人数和金额都有所下降。
不仅上述数字是模糊的，而且动词“赚”的使用也是不规范的。按照通常的理解，每年“赚”10 000美元意味着工资或佣金的收入，但上亿美元的金额不是“赚”来的，而是赢来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通常是赢少输多。
如果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有信心说华尔街是地球上收入最高的地方，也有可能它不是。“赚”钱的难度
有少数天才确实能“赚”上万美元，比如，少数人有智者的声誉，他们赚取大量的咨询费。也有一些合伙人和客户代表有大量忠诚的客户，他们也可以从佣金中赚取很多收入（只要他们自己远离附近的交易窗）。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小富之人，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中被称为“两美元经纪人”。他做的是“干净”的工作，没有可疑的或昂贵的小把戏。他完全靠执行其他经纪人的指令来赚取小笔佣金。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两个职员，日常成本几乎为零。他的所有要求就是从大公司获得合理的费用，这几乎就是他的净利润。为避免上瘾，他不从事投机活动，由于不和外界打交道，他也不关心行情的涨跌。
由于他的高效、可靠和受欢迎，他揽了很多业务，结果在过去的10年中，他平均每年获得20 000美元的净利润。但10年前他为了这个位置付了300 000美元（不久后，它的价值就翻了倍）。现在这个位置还不值100 000美元。我们不禁要问：（1）经过10年忠诚且成功的工作，他赚了多少？（2）如果他拿着他那300 000美元在家待着，结果会怎样？
我们引用上述例子是因为它很简单，但无论在华尔街还是在公司里都没有如此简单的会计问题。记账员和指令执行人在薪水中扣除他们的午餐费就可以算出他们赚了多少，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层面之上的会计问题愈发混乱。
一家大公司有很多合伙人、很多席位、强大的获利能力、巨大的资金成本、庞大的日常开销和各种证券。每晚格子间中的职员只有在清算清楚后才能回家，但弄清楚公司到底是赚还是赔往往是最困难的。
我知道一个金融机构，它的内部准则是如果有超过6美分对不上账，会计就不能回家。谁也说不清楚这6美分在上百万美元面前的价值所在。
如果他拿着他那300 000美元在家待着，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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