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的迷思——一种动物精神的导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丁健雄 著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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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的迷思——一种动物精神的导论试读：

前言

我猜挺多作者写起前言都乐在其中，毕竟这是作者为数不多的在一本书里能撇开一种特定的姿态，神色轻松地叨唠两句的部分。前言或许也是阅读体验最好的部分，因为作者终于肯开口“说人话”，甚至“说得人民群众都笑起来”。尽管这种好感转瞬即逝。

我还记得初中一日傍晚，时值盛夏，天空的湖蓝色阴沉下来，家不远处的夜市刚刚噪起来。我实在无心解面前这群怎么也解不开的数学题，顺手合上《奥林匹克讲义》，穿堂风又把它吹开。我开始百无聊赖地翻这本书，灯光嗡嗡打在前言上。前言里的作者好像脱胎换骨，他不再百般刁难，转而坦言对 “数学焦虑”的谅解，又说看似深奥和复杂的数学本质常常简单而又直接，就像华贵的宝石，在朴素的衬托下最显华丽。你可以说惊喜就是生活中没用的东西，比如不长粮食的峭壁，比如碧波倒影，但这段文字却清新扑面而来。很遗憾的是，也不知道是作者因为这种简洁美而舍弃翔实的解释，还是我自身天赋平平，我再也没体会过前言中的数学之美。但另一方面，我一直还挺惦念这段富有人文气息的文字，而且在那之后我对数学也另眼相看，我觉得数学可以是艺术，数学爱好者可能是诗人。

后来我养成了看书先看前言的习惯，时间充裕的话。很多作者喜欢在前言讲一个自己童年的故事，或是一段轶事，即使这个故事不能免俗，这段轶事并不好笑。但这不妨碍我阅读前言的兴趣，一来，觉得作者笨拙地讨好读者的样子很好笑，二来，这也能提醒我，即使书的内容再艰涩，写书的也是一个鲜活的灵魂，即使并不那么有趣。我觉得类似前言这种鲜活的语言，不论是接地气的论调，还是掰开来揉碎了的叨唠，对传递思想都非常有帮助。它有助于打破一种交流和认知上的隔膜，也能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因此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会一以贯之的语言：鲜活的、最好也能是有趣的（希望如此）。

到现在还没说这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书名也奇奇怪怪。这本书围绕情商展开，具体来说，我尝试给“情商”铺垫一个哲学基础，尝试整合“作为一种被严格定义概念的情商”“一种唯心的、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一种情感主义伦理学”（主旨）。之所以拖到现在才明示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因为情商这个概念，在当代的语境下，被赋予了争议的标签，而有些标签难逃功利世俗。因为迎合了某种群体的焦虑，这些标签在一些人群中被趋之若鹜，又极大满足了信息商业化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种标签又使得另一群人嗤之以鼻。这群人中一部分对人性富有洞见，因而不能免俗的信息难入他们的法眼。另一部分人，即本书的受众，即使对情商这一概念本身心怀好奇，但碍于其被俗化的标签，也难免敬而远之了。我曾经想过为“情商”择一替身，诸如“情感能力”，以便打消一些读者先入为主的认知，但因为“情商”使用起来太过方便，且其本身也无过，遂作罢。这也是我将一段和本书内容不那么有关的文字置于前言之首的原因，希望一段“无关紧要”的描写能冲减对“情商”先入为主和不免油腻的认知。

另一方面，我在书名中使用“动物精神”，毕竟是书名，抽象一点也无所谓。“动物精神”描述了我对情商的感知，之所以是感知而不是认识，说明它并不准确。但这并不影响这种形容的价值，比如它的画面感，比如它在直觉上的张力。至于这种直觉的内涵是什么，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会有一个答案。而这种带有直觉主义色彩的描述，也将是本书在认识论上选择的立场。换言之，我倾向于认同，在某些时候，直觉认知比经验和逻辑，更容易使人对一些抽象事物产生认识或共鸣。当然也正因为这种直觉主义的定调，使我将本书定位为“导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有些作品比作“大餐”，这本书更像是“餐前酒”：如果这本书能使读者在直觉层面上，对人的行为模式以及情商这一概念，有启发性的认识，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需要经验和理性发挥作用的内容，就留给那些在读完本书后留有共鸣的读者，自己日后摸索吧。

这本书也难免要探入其他人文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书中的内容会像民间科学和神棍所鼓吹的那套一般，成胡吃海喝状。相反，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如果让我真切认识到什么的话，就是任何在人文领域的讨论，都必须在一种文化框架下进行，而这种框架必然是不同学科间交互状的。即使聚焦到情商这一概念，这一点仍然适用。心理学巨擘、耶鲁大学校长Salovey曾强调人文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艺术等）的浸染能够极大帮助个体处理不确定性，理解错综复杂的环境，并与他人产生共鸣，因而对情商的培养至关重要。上文所提到的“动物精神”便是一例。“动物精神”出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私以为）凯恩斯的著作《通论》。（虽然我没啃下原著，这也没什么好惭愧的，自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界，即使是那些巨擘也不敢妄言自己读懂了《通论》）。这一概念凝练了凯恩斯对人性和市场制度的洞见，成为能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相匹敌，解释经济危机的利器。这种凭借在人文领域深厚积淀形成的思想，而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及其参与者博弈的过程，无疑是情商至高的展现。

我十分清楚，直到现在我对本书的核心概念“情商”仅做了蜻蜓点水，并没有慷慨地赋予“情商”一个定义，甚至连具象的描述都没有。如果读者足够细心的话，我在上一段最后，将“情商”描述为一种博弈。博弈涉及对自我行为策略的认识与控制，以及对他人行为策略的识别和影响，在这里情商将被定义为一种“对情感信息接收、处理和输出的能力”。我将在第一章对这一论点进行详尽的论述。鉴于本书若干章节内在联动的特征，在第一章中，我才会把整本书的架构（结构）铺展开来，并对章节间的关联性加以阐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第一章将类似一个展开版的前言，只不过相较于前言，第一章将聚焦在“情商”这一概念上。

最后，关于我为什么动笔写这本书。在还没有工作的年纪，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赋闲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写一本书。在那时我会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沉淀和素材。我也能有足够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作品的非议，或者写作的失败。但我又实在无法忍受那些鲜活的思考和语言，隐匿在被阳光长时间炽烈照耀，但雨露迟迟没有到来的干渴焦躁的草丛，在脑海中画地为牢，又呼之欲出。也不愿去设想，这种兴奋磨成心头一道坎，一边一片绿意，一边一片荒芜。与其叶公好龙，一延再延，不如现在动笔，把六便士放一放，抬头看会儿月亮。2018年 除夕写于伦敦

第一章 情商的迷思

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

响的因素的杂烩。——我

1.1 从这里说起

窗户蒙上一层水雾，模糊了窗外挤在街上挪不动路的车辆和黑压压一片来接小孩放学的家长。上午最后一节课上课铃打完，也到了沿街小饭馆起灶的时候。教室里暖气烧得噼啪作响，被加热的空气里掺着沿街小饭馆劣质油烟的味道，重油重盐。

王老师正在讲课，她尽职尽责尽可能地多说，可说得越多，能得到的听众就越少。她瞄了一眼教室，五六十人的课堂，认真听的只有几位，还是那种每个字都听得见，却一句话也不懂的。

王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年过半百的女士，清汤挂面的短发，身材瘦小。王老师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三年下来，她的课早有一套不成文的约定。课听也可，不听也可，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我考我的升学考，她领她的柴薪银。

下课前十五分钟，王老师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今天到谁演讲了？”

多亏了 “演讲”，王老师的课终于和素质教育挂上钩。每到有领导视察，她都会钦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课代表准备一篇立意高远、辞藻华丽的演讲作为保留节目。其他时候，按学号轮，只要题材不反动，她都会说好。“是我。”我抄起抽屉里那本《人性的弱点》就往讲台上走。那会儿街面上特流行这类题材。书店里畅销书架上十本有八本都是类似《人性的弱点》《让你受欢迎的××个诀窍》的书，剩下多半是关于养生和排毒的。“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则《倾听的艺术》。”“美国内战情况最黑暗的时候，林肯写了封信给一位老朋友，请他来华盛顿讨论关于解放黑奴的问题。林肯滔滔不绝地把这项行动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以及社会上的评价都加以研讨，老朋友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样谈了几小时后，林肯和这位邻居老朋友握手道别，送他离开白宫。林肯并没有征求这位老朋友的意见，所有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说出这番话后，心里似乎舒畅多了。这位老朋友后来这样说：‘林肯跟我谈过这些话后，他的心情舒畅了不少。’是的，林肯不需要这位老朋友的建议，他眼前所需的是有一个倾听的人，借以发泄他心里的苦闷。当我们在苦闷、困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你如果要别人喜欢你，第四项原则是：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鼓励别人多谈谈他们自己。”

讲完之后正好打下课铃，是《土耳其进行曲》。老师一如既往带头鼓掌，同学们鼓掌、收拾东西、张牙舞爪，尽可能地闹大动静，宣示对片刻“放风”的主权。沸沸扬扬里，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大家喜欢这个故事。”我想。

午饭的时候多给自己加了一块鸡排。

老实说，我那时候还挺信卡耐基那一套的，不过，有时也会有疑惑，比如这个故事里，卡耐基一个做演讲的，上哪去追索百年前林肯和一个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老朋友”的故事？就算历史上有证可寻，卡耐基他老人家怎么就能拍着胸脯说，林肯先生“只需要一个能倾听他心中苦闷的人”，凭什么就不能是“林肯先生觉得面前的‘老朋友’并不能给自己什么建议，只好礼貌地把他请出白宫”？尽管如此，我还是虚心在校园生活中践行这些“谆谆教诲”，并一度自我感觉良好。

那时候，这种感觉良好，不论是在“演讲”后还是生活中，都有挺大的认知偏差。我的初中作为一个小社会还是很有代表性的：线性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好好学习，提高成绩。就像小庙，清茶淡饭，板鞋破钵，清规戒律，晚睡早起，甚至发型都很相似，只为悟得大道，修得正果。如果六根不净，四大不空，那注定是要在魔道中轮回，看不破人我两忘，得不到涅槃超脱。这里，交际也好情商也罢，既无从谈起，也无处稽考，毕竟大多提升情商的尝试，在这种环境下都罕有有效的反馈，而你也不能否认尝试做一个人情精明的小和尚是不太受待见的，除非熬成了老方丈，屁股决定脑袋，免不了沾一沾滚滚红尘。

高中不一样了。

我的高中还是兼有人文情怀和烟火气息的。国庆节一场雨雾之后，青灰的墙外，枣红的屋顶下，满地的梧桐落叶，掩不住的民国气息。放学铃响后，学生汹涌而出奔向后门口的小吃街，还有小情侣淹没在人群中，狭窄的街道溢满油香和少年心气，枝繁叶茂，万物生长。这种雾气和烟火气恰到好处的比例，是其他学校无法相提并论的，比如隔壁那所驰名中外的学校，身后成了城市里酒精和计生用品消费最多的天堂。

这种烟火气当然不限于后门的小吃街。更多元的生活维度，更广泛的交往空间和更大的自由度，遇见烟火气一点就燃，燃成一种“剑与斗篷”般的“戏剧冲突”。这并不意味着假仙假怪地把生活酿成一出戏；相反，你不能否认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和形形色色的同类，产生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冲突。这种冲突未必非要是“与天斗、与人斗”，它也可以小到尘埃里，如高尔基所言，是一种个体之间的性格信仰、精神世界的不合，是鲜明性格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一个高度线性化的环境下可以被掩盖（比如我小庙一样的初中），但是当（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探入更深层次的社会互动的时候，这种性格和精神的“冲突”必然不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它是无处不在的。

至于我，高中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偶尔马失前蹄，被一语成谶“乖孩子容易犯大错”。但很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有意识地认识到社会生活中“冲突”溢于言表的美感，那种在冲突里芸芸众生相的千姿百态、纷繁复杂之美。

如果说，在社会中生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这套逻辑体系有如下相互关联的特征：

1．它是由自我认识、世界观、心智与行为模式等组成的，而其基础往往是经验。

2．它是有有效边界的。

3．它是自洽的（越过有效边界则可能导致不自洽）。

那么高中一系列的“冲突”（当然不必是苦大仇深的冲突，也可以是心思浮动、乐此不疲的小斗争）则横刀立马地突破了我之前戒律清规中树立的“有效边界”，在“自洽”失序中，我懵懵懂懂建立起了一些认知和思索，这也是这本书一些章节的前身，包括但不限于：

1．思考 “人”的共性与个性。在人类层面上，个体在何种程度上和所有人相似，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在何种程度上和某一个群体的相似，体现出这个群体的特征；在个体层面上，他具有怎样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特征。

2．认识论的转向。生而为人，却不一定理性。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好像并不能用理性去解释，而唯有诉诸这样一种概念：它是笛卡尔的错误，叔本华的“意志”，诺奖经济学家追捧的非理性，凯恩斯的“动物精神”。

3．尝试对情商进行刻画，用 “输入维度”，即对情感的敏感与捕捉能力以及“输出维度”，即对情感的影响和型塑能力，两个维度进行描摹；并在这两个维度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即“共情”。

一方面，这些小思考燃起了我对人文领域的兴趣，直接促成了我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哲学（PPE）的决定。当然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思考虽然未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却也已经有很成熟的实验、实证分析，甚至数学模型去研究与刻画，进而让我产生了一面失落一面庆幸的心理活动。言过其实地说，就像杨小凯出狱后，发现自己在狱中推导的边际效用理论、纳什议价模型，已经被发展成系统的数学模型的那种怅然若失。

另一方面，回到之前“演讲”的故事，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包括类似《人性的弱点》《让你受欢迎的××诀窍》，还有数不胜数的微信公众号等等一类的励志情商指导手册的通病，包括：

1．重经验说教（anecdotal descriptions），轻逻辑推理，无批判思考。直接的不良影响就是，读者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用哪些有关情商的技巧，尤其当社会互动探入更深层次的时候（缺乏可操作性或统御性的原则）。

2．不能从认识上让人“醒悟”，无法让人产生一种社会互动中的“敏感”（缺乏直觉上的认识或认识论的基础）。

即如果将关于情商的一切知识比作一座金字塔，诸如《人性的弱点》或提供了金字塔的砖瓦，即“器”层面的技巧。但金字塔没有封顶，塔尖是空缺的，换句话说，在对情商的认识上，“道”层面的认识是遗漏的，这种“道”层面的认识包括但不限于：

1．情商是什么？它能不能被严谨定义？（第一章后半部分）

2．如果情商的意义在于推动人与人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的前提，即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基础是什么？（第二章将议论为什么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情感和不理性对人类行为的意义）

3．鉴于人认知和行为的基础范式，“有一言于情商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即情商的核心是什么？这种核心能不能形成一种对于情商技巧统御性的原则？（第三章尝试从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亚当·斯密和儒家思想］中提炼“共情”的概念；第四章探讨作为社会互动核心的共情机制；第五章呈现关于共情机制在实证研究中的证据）

4．人文、艺术、社会和自然科学生气勃勃的争论的主角总是“人”（尽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随着后人类主义的崛起也在面临冲击）：人是什么？人何以成其为人？（第六章既是这本书的终点，如果有幸，也能成为某种人本思索的起点，来响应苏格拉底的号召：“人啊，认识自己。”）

到这里，故事讲完了，这本书的架构和部分章节的关联也铺陈得差不多了。

这个章节剩下来的一半，就用来讨论这一个问题吧：“情商是什么？它能不能被严谨定义？”

1.2 情商的迷思

泡在政治经济学的三年里，我遇到过一些有意思的著作。这些著作除了洞见深刻兼有可读性，愣是能把宏大又抽象的发现写成悬疑小说。比如，帕特南研究现代意大利制度改革20年时，发现南北发达程度、制度给力程度大相径庭的原因，或许来自公民在文化上的宽容与信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能追溯到1000年前，意大利半岛北部不同的制度，即城市共和国或是诺曼王朝专政，所型塑的公民精神的差异——《使民主运转起来》。又或者，阿西莫格鲁、简森、鲁宾森发现南北美洲的富饶，在欧洲殖民者出现的数百年后轮回，而这种轮回起源于殖民者在南北美洲，机缘巧合建立起的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又和本章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按照这些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路，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因为某些偶然因素渐行渐远。而概念，比如我们将要讨论的情商的概念，也很类似。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样一种概念可能演化成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要研究和区分这些概念，去伪存真（不要忘了我们这一章需要界定一种能被严格定义的情商），那么一种回溯式的研究，就像这些制度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既是有帮助的，也是有趣的。情商概念发展的一条路径

通向幸福和快乐的秘诀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点俗气，我知道）

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开始，先贤就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末，一个混合着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和媒体组成的群体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情商。（这个答案让我有五味杂陈的感觉）

尽管情商这个概念的踪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在心理学文献中初露端倪，一直到1995年，它才随着丹尼尔·高曼的位列《纽约时代杂志》畅销书榜首的作品——《情商》而声名鹊起。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大量关于人际交往、自我激励、情绪自控等读物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一概念以及相关读物，也被作为灵丹妙药，兜售给从商业管理到医疗护理，甚至是教育改革的各个领域。从来没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如同情商一样，被全社会上上下下，乃至整个世界广泛接受，以至于美国用语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将“情商”列为“后90年代最常使用的新词”。

一个更细致的对“为什么情商如此风靡”的问题的检视，可能会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个检视（这种情商的发展路径）和反智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反智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1963年普利策奖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明晰了作为一种概念的“反智主义”，即“对智性和知识的蔑视”，并剖析了潜藏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反智主义的根源（在其他社会中也有借鉴意义）。根据霍夫施塔特所述，这种反智主义的源头或来源于清教文化传统、实用主义思维与平等主义信仰。第一批来到美洲大陆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移民，而在他们的知识与文化结构中，清教中流行的“你越聪明和智慧，你越符合撒旦的需要”的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思想与美国开拓发展（尤其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相辅相成，即开发建设需要强健的体魄，而非哲学头脑，而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也被广泛认同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任何不能被迅速变现或是利用的知识，都没有意义。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仍然如影随形。美国意识形态的另一种重要组成，即均等主义，同样被视作美式反智主义的源泉。这种弘扬“进步主义”“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遇上带有欧洲色彩的“出身、阶级论”，便产生了一种矛盾性。这种“出身论”更广义地来说，包含了智力禀赋的概念，代表着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普通阶层对立的精英阶层。在普通禀赋、普通阶层和天赋异禀、精英阶层的二元对立中，一种对知识有厌恶之情的反智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反智主义典型的一例就是美式教育的“双系统”。一套培养所谓素质快乐教育，在这里，啦啦队和橄榄球总是比数学与文学更受欢迎，而一个“学霸”常常会被排斥，被称作“书呆子”，尽管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出色。而美国的公立教育机构也乐于推崇“素质快乐教育”，培养巩固普通中产阶级，这也是美式“素质教育”声名在外的原因。另一套教育系统，则是更接近于中国的、竞争式的、更推崇“智性与知识”的精英教育了。

反智主义和情商风靡的关联性就在于，相较于先天遗传（即作为一种禀赋的）的智商，情商作为一种可习得的、助力成功的关键，更适合在一种均等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生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是智商流行起来的时代。赫恩斯坦和莫里在其著作《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浓墨重彩地推崇智商在预测个人成功、职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暗示，那些出生在经济上更富足、父母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的个体，更容易在未来取得成功。而这些人，愈优秀，愈是在钟形曲线的一端，作为社会中的少数人，此所谓高处不胜寒。

然而这种精英主义的、反均等主义的思想不受待见是必然的。情商，作为一个同样（被鼓吹）是工作和生活中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它是可以被后天习得的，甚至只需要通过阅读畅销书就能习得的万灵药，异军突起，在“唯智商论”思潮下饱受困扰的人中所向披靡。尤其当情商被议论为“比智商更重要”（这也是丹尼尔·高曼畅销书的副标题）时，你不能否认这是鼓舞人心的。而在高曼的那本开天辟地的畅销书中，也不乏“一个智商卓绝的学霸，因为情商不达，在学校和生活中饱受困扰”这样的故事（相信类似的故事也早就耳口相传了）。

在这种语境下（也可以理解为，在这种情商概念的发展路径下），情商，在一种反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像巴比伦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响的因素的杂烩。高曼自己也对他那套混杂着认知、人格、情感、动机和神经科学的定义犹犹豫豫，反复自我否定，这也是他在学界最饱受诟病的地方。

而市面上流传最广泛，也是最广为接受的，对情商的定义，从比较基础的克制情绪，到有感染力、好脾气，甚至到精通办公室政治、钩心斗角，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举个例子：什么是情商？

答曰：情商是人情精明，是人事练达。（这种答案类比于重言论“什么是好学生？好学生就是做得好的学生”；“2x=2，x等于几？x等于2x=2的解”）

很典型的，这里，情商是除了智商之外，对为人做事一切积极的思想和行动的杂烩，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参考价值。情商概念发展的另一条路径（一个引子）

到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情商光鲜的外衣下，似乎也有一些讽刺性的存在，或是讽刺性的基石，而这些存在是从情商被创造伊始，到情商被不断神话的过程中相伴相生的。既然如此，情商这个概念还是不是得体的（legit）？不要忘了冰块漂流的另一条路径。在这一小节中，我会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窥探，在第二章中，我会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情商存在的另一块基石，即一种向唯心主义认识论、非理性主义的转向。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混血儿，它混合了“情”（情感，emotion）和“商”（智性、理性，intelligence）。这种矛盾性在西方历史中尤为尖锐，即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理性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传统悠久，从古希腊到近现代一以贯之。在柏拉图那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智慧的热爱体现在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即“从可感知的世界，上升到可思考的世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他富有诗意的描述下，神先创造了人类的头脑，赋予其最神圣的性质——理性。而关于不理性或是情感的一切，都归给“酒神、爱神、诗神”，轻蔑之。斯多葛学派，作为古希腊另一影响深远的学派，同样主张以一种理性克制情欲、冷静而自省的修行，荡涤灵魂，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中世纪，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诞生了托马斯·阿奎那。他试图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与理性，而这种调和仍聚焦在理性，即“不只是信徒，任何人只要运用理性——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礼物，都可以获得真理”。

继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将信仰从外在教条转化为内在世界后，近代科学的始祖——笛卡尔又以理性为本质而取代信仰。笛卡尔用“普遍怀疑”打下了理性哲学的根基，他主张“将一切未经理性彻底检视的思想全都清除，就像建筑一座大厦，必须要把杂物和浮土清除干净，才能找到坚实的根基”，而除去理性之外的、通过感官得来的知识，都不可靠。即使对于上帝，笛卡尔也不忘“用理性检查一下是不是一个骗子”。

自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更是迎来最辉煌的时代，登上哲学界的王座君临天下，成为衡量一切的律法，而一切都被押上理性的审判台，接受理性的拷问。理性主义下，世界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只做机械运动，而生气和灵气就少了许多。

当然，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一种唯心主义的、正视非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从未消弭，而这种思想在19—20世纪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第二章我会从更久远的地方进行梳理，这里只做抛砖引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思潮活跃起来，有崇尚情感的浪漫主义，高扬“意志”的叔本华与尼采，推崇直觉的伯格森，重视本能与欲望的弗洛伊德，珍视生命感性存在的存在主义等等，让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界的霸主地位危如累卵。

20世纪后半叶，对二战的反思、冷战的阴云以及一系列人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叛逆思潮具象化了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当这种哲学思潮蔓延到社会文化中，人们愈加发现，这种纯粹的理性的确要走下神坛了。长期以来只手遮天的理性，往往导致一种对情感的忽视、对自我认识的片面和社会互动的懈怠。而在这种对情感和社会互动的重视，或者一种日益以“社会人”而非“理性人”为中心的时代精神下，情商这一概念，便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般地登上了社会舞台。（至于这种对纯粹理性的反叛是不是言之有理，第二章会做一个梳理）

1.3 作为“智性”的情商

我们现在初步地回应了令人失望的第1.2节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情商有没有一种名正言顺的哲学、社会文化基础。还有另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在第1.2节中提到的，一种开放的、松散的对情商定义，既无益于推演出一个关于情商一以贯之的、统御性的原则，又在现实中因为其理不清的千头万绪而缺乏价值。因此，一个关于情商严谨的定义是亟待解决的。这也是这一小节要达成的目标。将“智性”带入情商

要用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去严谨地定义情商，那就是迈耶-萨洛维-卡鲁索模型（Mayer-Salovey-Caruso模型，简称MSC模型）了。如果说上节提到的丹尼尔·高曼选择了一条通俗流行的道路来推广情商，那么迈耶、萨洛维和卡鲁索则选择了一条更严谨艰深的学术道路来研究情商。其中，迈耶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萨洛维是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现任耶鲁大学校长，卡鲁索则是一名组织行为学家。MSC模型是第一个在心理学和科学视角下研究情商的尝试，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领域的认可（引用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出其右），模型的另一大特色——一套量化的情商测试（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简称MSCEIT）也是当下在社会组织视角下研究情商的主要工具。

这套模型最具生命力的地方，还是在“将智性带入情商概念”。我们依然把情商拆分成两部分来看。对于作为一个概念的“情感”，不定义它比定义它来得实在，毕竟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这也是众多研究的共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智性的内涵，这也是理解在MSC模型中被严谨定义的“情商”的关键。

关于“智性”，从根本上说“智性”是一种“能力”；具体来说，它意味着“理解、运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理解“智性”的办法是拿它和聪颖做比较。后者更接近于在学习效率、知识悟性，或者更快速的思维反应这些意义上有较高水准，而前者刻画的是一种更加全面的、深入的洞察力和综合性的问题解决能力，有一点之于中文语境下大智慧和小聪明的意思。“智性”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起源于对人类“适应能力”的探究：“智性”作为一种怎样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达成目标，并且最小化外在环境的阻碍？

早期对“智性”和“适应能力”的研究（如斯皮尔曼的g模型）选择了一种“简化”的立场，即寻找最小数量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适应能力”。其结果就是，智性基本被狭窄地定义为“抽象思维、逻辑分析和记忆能力”。由于这种定义简单明了、可被测量的特征，基于简化定义的“智性”测试被广泛采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美国征兵和就业市场通用的标准化“智性测试”。一战时，由于参军人数过多，军方为了知道哪些人可以学习得更快，从而可以从特殊的领导训练里获得收益更多，急需一种测量方法筛选学员。于是当时一批心理学家便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编制了这些测试，这也是后期为人所熟知的“智商”概念和“智商测试”的前身。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得益于统计分析的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被狭隘定义的“智性”不能涵盖一个人智性的方方面面，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或预测人们的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情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依托MSC模型走进了学术和大众的视野。

将“智性”带入到情商的概念中来，意味着情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能力，而这种定义衍生出了一系列特征，包括：1．能力有适应价值——情商能够在涉及情感的任务中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并最小化外在环境的阻碍；2．能力有高低之分——情感不能被量化，但情商可以被测量；3．能力有提升空间——情商可以通过训练提升；4．能力是意义有限的概念——情商作为一种能力，它的意义是有限的，它也不能和其他的概念混淆。前三点的内涵是显而易见的，第四点的内涵会在我们接下来对情商和其他概念的区分中显露出来。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情商的特征前，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MSC模型中，“智性”如何被带入情商概念？或者说，“智性”如何与“情感”结合在一起？

MSC模型几经变迁，但它的实质，即对“情商”作为一种“对情感信息接收（input）、处理（process）和输出（output）”的能力从未改变。更进一步的，这种能力可以分成四个象限，见下图：

这四个象限的模型基本可以做到对涉及情感的能力不重复、不遗漏地进行归纳。在学术领域，每个象限又向下延伸出若干指标，形成了一套类似金字塔形的情商测评体系，而其可被量化的特征也为关于情商的实证研究铺平道路。但作为一个导论，这一节在关于情商类型学的问题就止步于此了。在直觉上建立起一套关于情商的坐标系，就足够方便我们在生活中有条理地检视自己的情商表现。

这一节还有一个遗留问题。上文在说到“智性”衍生出来的情商的特征时，第四点，即“情商作为有限意义的能力”并没有被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接下来对这一概念做一个澄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把情商与一些似是而非的和情商有关的概念区分开来。情商——能力、意愿和人格

把能力和意愿区分开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你常会听到“我家小孩可聪明了，就是心思不用在学习上”。一个推论就是，个体的行为未必与他的情商相称，毕竟这涉及意愿的维度（即“愿不愿意”的问题）。但一个更有趣的推论则将情商和道德联系起来。

情商作为能力是中性的，而意愿的坐标系上不只有行动和不行动，还涉及指向性的问题，比如如何运作情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情商固然重要，但就第四象限（社会影响）维度来说，鼓舞他人和操纵他人只有一线之隔。

伦敦大学的基尔达夫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过分追求情商可能导致的害处。他们发现，许多高情商的人善于伪装、隐藏真实的自己，为了个人利益故意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操纵他人，这样的桥段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当人们过分钻研如何使用情商，会有操纵他人的危险，心术不正的人完全可以控制他人的情绪，诱导他们做一些有违自身利益的事情。

一个例子有关语言。高情商的人，善于在谈话、演讲时使用技巧感染他人。如果你的沟通是抱着高尚的目的，就会取得好的效果，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然而，剑桥大学的门杰斯发现，当一名演讲者饱含激情地讲述鼓舞人心的内容时，听众们不会注意其实际传达的信息，而会很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和触动。

一个历史的案例是关于希特勒的。他花费多年的时间来研习身体语言对煽动情绪的影响力，不断操练自己的手势、身体动作。他在演讲时策略性地表达情绪，需要的时候，会流下动情的泪水，获得无数拥趸。

意愿（或指向性）更多地涉及人格（性格）维度，情商作为一种能力则不然，换句话说，情商不同于人格。比如高情商未必是世故圆滑，或者外向开朗，而没教养也不都能被视作性格耿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误区有关讨好型人格，比如人们会说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甚至时常忍气吞声的人情商很高，但这最多只能说明他在自我心理管理维度（可能）有不错的表现，但要与高情商画上等号，他至少还要能合宜而准确地表达情感。

因此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欠缺良好的情感表达能力，情商较低的人倾向于封闭自己的情感，因为表达情感会使他们暴露自己的弱点，并造成安全感的缺乏；反过来，情商更高的人也更乐意于表达情感，并通过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来提升其在不同场合的适应能力。

另一个关于情商的，即使不能算作误区，也是有争议的方面，和世故圆滑（乃至道德性）有关。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情商作为一种能力是人畜无害的，但它遇到马基雅维利型人格（可以理解为“喜欢冷酷地欺骗和操纵他人的人格”）会产生不那么社会正能量的影响：他们会为了私利而混淆视听、操纵他人的情绪、阻碍他人的思考，上面的希特勒就是一例。

也许，我们对情商的盲目崇拜行为，本身就容易滋生对情商的滥用。正如洛桑大学的安东纳基斯所说，“人们还未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对情商的趋之若鹜和实践操练已经走在了前面”。

但另一方面，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有效的对他人心理的影响能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充满“言不由衷”和“无心之过”，从结果上看，这会比马基雅维利主义更值得颂扬吗？我在这里就用《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收个尾：

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结局是一般比较“感人的”。

在这一章中我们对情商发展的大致脉络做了一个了解，也对情商的边界做了比较清晰的划分。但对于情商发展的另一条脉络，或者支撑情商的另一个基础（为什么、凭什么需要情商？），即一种唯心主义色彩的，正视非理性的认识论，我们之前的论述还不够丰富。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中要探究的对象。

要点梳理

1．情商，在一种反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像巴比伦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响的因素的杂烩。

2．情商这一概念登上社会舞台，源于一种对纯理性主义的反叛，一种对情感和社会互动愈加重视和正视、日益以 “社会人”而非“理性人”为中心的时代背景。

3．将“智性”带入情商的概念中来，意味着情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能力，这决定了情商既不同于人格，也和道德无关。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内向安静的人完全可以比一个外向开朗的人有更高的情商，而用情商让他人的生活如沐春风和水深火热同等可能。

4．作为能力的情商包含输入和输出两个维度，其中输入维度包括对自己和他人心理意识的捕捉能力，输出维度涵盖对自我心理意识和对他人关系的管理能力。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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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s，G．，Zeidner，M．and Roberts，R．（2004）．Emotional intelligence．Cambridge，Mass．：MIT．

Salovey，P．（2007）．Emotional intelligence．Port Chester（NY）：Dude Publishing．

第二章 动物精神

精神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该出现的，因

为，这时并不存在用理性进行思考的基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通论》理性是情感的仆从。——大卫·休谟 《人性论》

2.1 动物精神

大英帝国南海公司于1711年成立，新公司邀请持有英国政府公债达900万英镑的个人，将债券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由于这项服务能够回收部分国债，国王专门授予南海公司代表英国同南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洲开展贸易。

但是当时统治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西班牙不愿开放殖民地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与古往今来所有技法娴熟的高手一样，南海公司知道如何向贪婪的公众推销诱人的故事。1720年，南海公司向国会抛出了一个难以抗拒的诱饵：公司将通过发行南海股票，吸收3100万英镑，这几乎是全部的国债。来自南海公司的消息称：英国和西班牙正就允许英国在所有西班牙殖民地开展自由贸易的协定进行磋商。来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将汇入英国，这将使南海的股东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随着议案的通过，投机狂潮开始了，南海股票七个月内飙升了8倍。为了这只股票，律师放弃了官司，医生丢弃了病人，牧师离开了圣坛，贵妇放下了矜持和虚荣，而这只股票的追捧者中还有理性主义的倡导者、物理学和微积分的奠基人牛顿，彼时正居住在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塔内，担任不列颠皇家铸币厂厂长。

牛顿先是在南海公司股票上涨过程中参与了一把，很快他的投资就实现了翻倍，当时还比较谨慎的牛顿出清了所有的股票，获利不菲。但是面对增值8倍的股票，牛顿还是后悔了，决定加大投入追进。然而此时的南海公司已经出现了经营困境，此前的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同时，包括南海公司董事长在内的董事抛售各自持有的股票消息传开后，南海公司泡沫最终开始破灭，股价一落千丈到了124英镑，包括许多国会成员在内的数千户英国家庭面临财政崩溃，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商业萧条也降临这片土地。

牛顿也脱身不能，几乎血本无归。据称牛顿事后感慨自己枉为科学界名流，竟然测不准股市的走向：“我算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估计不了人们的疯狂。”

自牛顿以来，我们在驾驭自然、探索宇宙等领域的超越令人叹为观止，牛顿那个年代横空出世的发现和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稀松平常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阴魂不散的经济危机似乎从未远离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现实经济果真如制霸经济学领域百年的古典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受理性参与者的影响，在自利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给定偏好和约束，个体就能做出最有效的决策、经济就能达到最优化的均衡吗？在凯恩斯看来，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而且，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也并不总是理性的；这些不理性的力量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

对于这种非理性，凯恩斯形象地称其为“动物精神”：“其原因在于：群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使它得以保持稳定……市场会为一种‘动物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情理的，因为这里并不存在理性计算的坚实基础。”

在这里，“动物精神”表达的是一种人的本能、一种信心。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动物精神”会正向发挥作用，人们会相信这种状态将持续下去，相信产能会不断扩大和利润会不断涌入，甚至会变得过于“盲目”和“轻信”，进而演化成泡沫诞生的心理学动力。当经济处于衰退之时，“动物精神”又会走向反面。因此，“人类本性的特点也会造成不稳定性”。

近年来很多人意识到，“动物精神”是人类在极端无知、同时有规则被打破时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或者说是演化封存在我们基因里的救命稻草。但由于它高度依赖贪婪与恐惧这两种情绪，所以当成规被打破时，人们将习惯性地进入一种更加非理性的状态，要么利令智昏贪得无厌，要么慌不择路屁滚尿流。

凯恩斯的成就是瞩目的，紧随爱因斯坦，在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中位列第四。凯恩斯的追随者们日后改造了他的理论，其中约翰·希克斯仅凭借自己对凯恩斯的理解所炮制出来的IS-LM模型拿下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惜的是，追随者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低程度“动物精神”的元素，使得《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古典理论中并没有“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行事，而且总是完全理性地行动。因此他们将凯恩斯的理论进行改造，使它能够让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用旧理论来理解新理论。

然而，被注了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容易受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对被裁减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该学派认为，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中仍残存的少数“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重要性可言。因此，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旧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理性人”的假说又卷土重来，“动物精神”被扔进了知识史的垃圾箱。

当时，有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一现状。伴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凯恩斯主义者们重整旗鼓，重新挖掘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动物精神”的内涵，将“动物精神”纳入到当今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一如阿克洛夫所说，“凯恩斯的《通论》是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新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四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标志着主流经济学界对心理和行为因素在经济研究中的全面正视，甚至经济学领域某种从“理性”到“人性”的转向。在这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阿克洛夫和席勒合作出版了一本著作，讨论了贪婪恐惧、羊群效应、腐败欺诈、货币幻觉和听信故事等非理性行为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兴风作浪，书名就叫《动物精神》。

作为引子，这一节体量并不小，但考虑到它介绍了这本书的名字中“动物精神”的出处，也算不枉篇幅。这一节不仅是关于情感和人性在我们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引子，也是一个关于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认识从“理性”到“人性”的转向；毕竟哪怕是“和杀手一样被训练的冷血的”（讽刺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也转而承认和拥抱绕不开的非理性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这便呼应了上一章中所提到的，情商概念存在的基石和其意义的源泉：一种将理性主义拉下神坛、拥抱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转向。毕竟，如果人类都是心思缜密、精于计算的机器，都用代数方程解决邻里之间的问题，那么情商一类的概念将毫无意义。相反，正是因为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知和行为中绕不过去的坎，而我们又天生就有作为 “社会动物”的情感需要，“情商”才会作为一个对情感交流懈怠的激励和社会互动空白的填补从幕后走向台前。

这一章要探讨的就是“情商”的基础，是一种“不理性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可以把认识论理解为对我们了解世界方式的研究）。对于人性中不理性力量的认识，不仅作为“情商”的逻辑基础有其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在社会互动的实践中大有所用。就像我们需要物理理论去改造自然、用生物知识来治愈身体一样，了解我们如何认知、怎样行为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决策和进行社会互动。

这一章会以看似对读者不那么友善的、历史上对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哲学思考的梳理作为开头，之后过渡到生物学关于情感和理性的分析，最后以现代行为科学对人类认知和行为中不理性力量的检视收尾。如果读者能在阅读这一章后，哪怕忘掉了所有的哲学思考、实验证据和行为分析，但在直觉上留下了“动物精神”的烙印，那本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最后以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给本小节收尾：“人啊，认识你自己。”

2.2 哲学的故事

先讲一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

哲学家和他的表妹聚餐，餐桌上的主菜是一盘烤鸡。

表妹问：“表哥，你们哲学家都研究些什么呀？”

表哥沉吟片刻：“你看这桌上只有一盘烤鸡，但在哲学家眼中，有两盘烤鸡，一盘现实中的烤鸡，一盘概念中的烤鸡。我们哲学家研究的是概念中的烤鸡。”

表妹开心不已：“好的，表哥，那我吃现实中的烤鸡，把概念里的烤鸡留给你！”

朴素地来说，用“概念鸡”来描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也无可厚非，毕竟唯心主义的立场在于“我们所认知的一切都是在自我意识中的显现”。而这里的“认知”包括了外部物理世界和人类内心情感，比如我们没有办法确认“现实鸡”的存在，我们只能确认关于鸡的视觉、触觉和味觉等等——对于这只鸡的认识存在于我们的感觉和意识里。这样一来，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没用，比如“概念鸡”不能拿来炖汤补身子，还是用“现实鸡”炖的参鸡汤能喝、好喝，这也是关于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不友好”。

关于唯心主义的第二个“不友好”来自于中学哲学教材。听说有哲学课程说道：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哲学被横刀立马地归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有斗争就有赢家，唯物主义手起刀落将唯心主义的梦魇劈得粉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精神是物质的反映。

我读到这里有种劈头盖脸的感觉，就是那种被人拿着黑乎乎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糊了一脸的感觉。我猜想这也是很多人对哲学苦大仇深的原因，如果天天糊一脸，一糊糊三年，搁谁都会心有余悸。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第二个“不友好”，只能说唯心和唯物本没有对错，有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我们有些哲学课程的问题所在，也不在于是支持唯物还是力挺唯心，更多在于教条主义，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贯彻的手段，反而失去了哲学的反思、批判、包容的特点。

对于唯物和唯心主义的争论，我更倾向于费希特的观点：没有所谓的对错，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倾向和兴趣的问题。

那关于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不友好”，即“无用”的问题呢？“概念鸡”是没的炖的，“概念车马”也走不动路，但是我很喜欢现任联合国秘书长、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它解决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有用和没用”的问题：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学

家，我在她那里学会了一些微妙的技能……对我的政

治生活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这个简单的精神分

析法。在一场政治谈判中，当房间里有两个人的时候，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六个人：每个人真实的自我、

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以及每个人对对方的认识。这就

是人际关系如此复杂的原因。但是，人是这样，组织和国家也是这样……如果

你在某个时候成功让两个顽固的人和解，你能让数万

人免于被屠杀。

高更的画，有人认定它是绝美，有人一口咬定它是垃圾；卡拉扬的指挥，有人欣赏它通俗活泼，有人憎恶它哗众取宠。朴素地说，时常用这种唯心主义提醒自己，能让我们更加细腻地考察知觉、成像和事物本征属性的关系，避免陷入先入为主的尴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尤其对其他个体、组织和社会的认识并不总是等同于客观存在，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这给了非理性因素溜进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决策的机会，这便是这一节和本章的关系，也是这一节的主旨。在这一小节中，我选择了三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使我们得以用一种历史的视角来看看“唯心”概念一些重要的发展。贝克莱

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会引人发笑，并给人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乍见荒诞，但对心理学的启发又是合理的。

贝克莱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 28岁以前写的 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几年的旅行和布道后，他在爱尔兰做主教，直到终老。如果他在今天还因为什么而著名的话，那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贝克莱的名字命名，这是因为大学的一位创办人很喜欢贝克莱的一句诗：“帝国之路取道向西。”

什么是存在？你每次外出后，你的卧室还会存在吗？还是有可能消失？尚不清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存在就是在我们之外的客体，它们是独立的，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它们，它们都存在着。贝克莱不这么看：存在依赖于人的感知活动，离开了感知，就没有存在，因此根本不存在离开我们的感知活动的事物。他是这样论证的：人类知识的对象就是通过感官得来的各种观念，

如冷、热、软、硬等。这些观念有赖于我们的触觉、

嗅觉、味觉，离开了这些感官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感觉，

没有了这些感觉，也就没有什么事物存在。我们认识

的目标就是各种各样的感觉印象。

因此，所谓事物，不过是各种感觉、观念的集合。我们看到了圆形和颜色，尝到了甜的味道，就把它们组合起来，叫作“苹果”。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组合起来的。

那么，我们感知到的是不是事物本身呢？不是，我们感知到的永远是感觉或观念本身，因为感觉、观念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心灵而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感知到的所谓事物只能存在于心中，而存在于心中的只能是观念。

这种观点并非胡言乱语，它揭示了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的主观性质。外部世界的存在，我们诚然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其性质却并不独立于我们的判断之外。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仍然是一个主观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不是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性质意义上的：我们所赋予世界万物的性质，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我们对它们的一种感受和认识。这一点在我们了解他人的人格和心理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贝克莱的这些观点就是唯心主义比较原始和真实的形态了，比贝克莱更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霍布斯，同时期的有洛克。这种唯心主义的论调也预示着休谟的不可知论，在这里已经有不可知论的萌芽了。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是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也被视作现代心理学的鼻祖。小时候的休谟看上去很木讷（他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瓜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肥胖的身材和迟缓的行动造成的假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堡大学，27岁写出了让他声名鹊起的《人性论》。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开拓了一套“有关人的科学”，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看法的理论。

像贝克莱一样，休谟认为人的认识都来源于知觉。休谟进一步将“知觉”的产物称为“观念”，“观念”是“知觉”在心灵中的摹本或再现，比如“甜”的感觉是“知觉”，“甜”的概念是“观念”。

建立在“知觉”和“观念”之上，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怀疑——休谟之叉。休谟将人类理性或探究的对象分为两类：“观念之间的关系”和“事实的问题”。前者的例子，有几何、代数和算术等数学科学。在这些科学中，每一个断言“要么在直觉上，要么在证明上是确定的”。“这种命题只通过思想的运作便可发现”，比如1的概念蕴含了1+1=2，所以1+1=2必然在证明上是确定的。“事实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前一种命题的否命题将产生矛盾，而每个事实问题的逆命题仍是可能的，因为它不可能蕴含一个矛盾，它同样容易和清晰地被心灵觉察，似乎与实在非常相符。如果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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