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民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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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月再现——国际贸易战六百年试读：
前言
“血月现，乾坤变！”2018年1月31日，天空中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天文现象——超级蓝血月。
这实际上是三种天文现象的叠加，分别是超级月亮（月亮位于近地点）、蓝月（1个月内出现两次满月）、血月（月食时呈现红色，这是阳光经地球大气散射后投射到月亮上造成的）。
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如今人们已不再为天文异象感到恐慌。但是在古代，情况可完全不同。那时候的人们通常将各种奇怪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发生的大事联系起来，在中国这叫“谶纬”、“天人感应”，在西方这叫宗教预言。
月亮是夜空中最为明亮的天体，也是人们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血月这一特别明显的普通人也能关注到的天文异象，自然是不能放过的重大题材，是各位祭司、教主乃至巫婆神棍大显神威的机会。
中国民间在古代曾经将血月看作天下大乱的征兆。汉代经学大师京房根据《易经》对血月征兆做出了解释，在《京氏妖占》中，血月被解释为：“月变色……赤为争与兵。”
在京房之后，几乎所有关于血月征兆的解释，都不出“战乱”与“干旱”两种。《隋书·天文志》记载：“若于夜则月赤，将旱且风。”唐代瞿昙悉达所著的《开元占经》总结了先前历代五行占验的观点，关于血月的记述有三条，全部与战争相关。元末编纂《宋史》时，在《天文志》“月变色”一条下，史官言简意赅地写道：“（月）赤，兵、旱。”
在西方，血月所代表的征兆更加严重。在《圣经·新约》中预言世界末日将至的《启示录》里，“日黑如褐，月赤如血”是末日降临的最后一个征兆。
以上说法可信吗？
当然不可信！全都是利用民众的蒙昧无知，彰显神权的虚妄之语。
谁信谁脑残。
实际上，月食的出现频率是相当高的，由于光的散射遵循瑞利定律，月食时月亮大概率呈现红色，既不会因为乱世而更加频繁，也不会因为治世就隐匿不见。至于蓝月，完全是由月球公转周期与公历月份不匹配造成的！中国的阴历完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超级月亮”，也不过是由于月球轨道形状并非正圆，总是有时近有时远而已（人的肉眼几乎观察不出这种差别）。
抛开虚妄之语不谈，在历史上，超级蓝血月出现的时候，是否真的会发生某些大事呢？
天象自有周期，而人间的事情也有一定的周期，两者恰好存在某种巧合，这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恐怕也是中国古人总结出“天人感应”的重要原因。然而古人将天文事件和社会现象之间时间上的相关性理解为因果关系，就是误入歧途了。
以往人们研究历史往往限于一国一地，“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月亮”，显然应该将全球看作一个整体才更有意义。
超级蓝血月是三种天象的叠加，一百五十年左右才会重现一次。在如此长的周期里，历史似乎确实会呈现某种周期性的规律。“血月现，乾坤变！”
在过去六百年里，这已经应验了四次。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应验了。
今年是2018年，向前推150年是1868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时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全球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够分量的挑战者。然而在北美大陆上，太平洋铁路即将贯通，美国东部工业区与西部资源和市场即将结合在一起，一个超级大国的雏形正在孕育，并将在若干年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领袖。
这是一个旧势力尚且鼎盛，新势力曙光已现的时点。
遥想一百五十年前的夜里，美国人洛克菲勒仰望血月，是否会想到未来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犹太裔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他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以私人名义向罗斯柴尔德银行拆借400万英镑，买下苏伊士运河的股权。）看着同一轮血月，是否会想到，大西洋彼岸的那群乡巴佬将会改变大英帝国的地位？
时间之轮再向前推进150年，那是1718年。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刚刚去世，留下了一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称霸海洋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虽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但是仍然余威尚存。
在不列颠岛上，在客串物理学家的金融大师牛顿的建议下，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在此之后，英国乃至全欧洲的金融资本，不断集中在少数英国金融家手中，并涌向可能带来丰厚利润回报的纺织业，推动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下，英国战胜了法国与荷兰，成为新一代霸主。
牛顿是很喜欢仰望星空的。当他看到天空中一轮大得出奇的血月时，是否会想到大英帝国将在自己的手中现出雏形？
从牛顿的时代再向前150年，那是1568年。当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如日中天，正在致力于一统欧洲乃至世界，建立一个世界天主教大帝国。就在这一年，荷兰独立战争爆发，踏上了荷兰从西班牙殖民地到世界海上霸主这一传奇之路的漫漫征程，西班牙也在这场战争中由盛转衰。
当荷兰国父“沉默者威廉”决定举起反旗的时候，天上的那轮血月，是否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穿过荷兰独立战争的硝烟，再倒退150年来到1418年。明朝总兵太监郑和正在率领大明帝国的超级舰队，第五次下西洋航行，所到的印度洋沿线诸国无不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贸易通商关系。欧洲海上霸主威尼斯共和国也是如日中天，通过垄断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贸易的权力，执欧洲财富之牛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凭借着横跨欧亚非大陆的枢纽位置，从欧亚大陆上“一带一路”贸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正在酝酿全面进攻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梦想。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当时已经得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向南，有一个满是非洲胡椒、黄金、象牙的国度。他四处收集情报、招募水手、研究改进航海技术，打算组织一个船队一探究竟。
在血月的照耀下，一个新兴的海上霸主，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个人的心中现出雏形。就在第二年，一场改变世界的远航扬帆启程，大航海时代开始了。不仅是欧洲的势力版图，全世界都将因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陆文明结束了千年以来的支配地位，海洋文明将在数百年间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过去的六百年间，超级蓝血月的间隔周期——一百五十年，恰好是一个新兴霸权崛起取代原有霸权的周期，而超级蓝血月出现的时点，恰好是旧势力仍然如日中天，而新势力已现崛起曙光的关键节点。
那么我们就要问，2018年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吗？为什么霸权兴衰的周期都是150年呢？
如果要说大国兴衰、霸权更替受到月亮的影响，这是术士巫傩的思路；但是从葡萄牙（西班牙就是加强版的葡萄牙，两者后来合并了，因此算同一个霸权）、荷兰、英国到美国，历代海洋霸权都是以150年为兴衰周期，肯定多少有点儿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
海洋文明实质上是以商业为核心的文明，商业文明竞争的核心就是国际贸易。谁掌握国际贸易的支配权，谁就掌握世界的权柄。
所谓霸权兴衰，就是逐渐掌握国际贸易的控制权，又对其丧失控制的过程。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起，是以武力掠夺为起点的。通过明火执仗地当海盗抢到第一桶金，通过武力控制航线，开启了贸易赚钱之旅。钱赚多了之后，逐渐转到金融领域，通过钱生钱赚取利润，被武力击败后失去了霸权。
荷兰是以武力抢夺葡萄牙的亚洲航线起家，后来逐渐扩展到美洲航线，然后通过武力控制航线，开启了贸易赚钱之旅。钱赚多了，逐渐转到金融领域，通过钱生钱赚取利润，被武力击败后失去了霸权。
荷兰是葡、西的加强版，进行了大量金融创新——股票、期货、交易所、保险都是荷兰人最先发明的，可以说荷兰人一手缔造了现代金融规则和商业规则。
英国则是以抢劫西班牙运宝船起家，模仿荷兰的金融体系，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制造业，依靠制造业的回血能力耗死了荷兰，依靠金融的魔法棒调动资源、拉拢盟友与法国死磕。获得制海权后，通过武力控制航线，开启了贸易赚钱之旅。钱赚多了，逐渐转到金融领域，通过钱生钱赚取利润。最后两次世界大战耗空了英国的家底，英国从此失去了霸权。
英国吸取了前辈们武力和金融的优点，又加上了制造业这一法宝，依靠综合实力最终获胜。
美国依靠抢劫印第安人的土地起家，模仿了英荷的金融体系，抄袭了英国的工业技术，依靠庞大的本土资源以及远离欧洲的优势，韬光养晦慢慢积攒实力，又成为英国的加强版。然而美国获得世界霸权后，一样走向脱实向虚、依靠金融霸权谋取利润的老路。如今疲态尽显，颓势已现。
历代霸权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崛起之始无不是依靠勤奋克己起家（勤奋地抢劫那也是勤奋），依靠贸易保护政策以及金融管制政策与强者竞争；在强大之后无不是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以及金融自由化；最后都是因为脱实向虚以及过度自由化被后来者所取代。
各国崛起的方式虽然略有不同，但是殊途同归，走向了共同的归宿。
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家族兴衰的笑话：
第一代艰苦奋斗，洗净泥腿子上岸，攒下钱供第二代读书；第二代刻苦学习理工科，当上了工程师，终于在城里立足；第三代起点较高，从小音乐美术熏陶，上名校读金融法律，成了高富帅；第四代从小衣食无忧，生活优渥，又失去了奋斗方向，开始叛逆非主流，吸毒、嗑药成了同性恋。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四代人，恰好是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是否能超越美国？
放在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问题，如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国如今不再坚持自由贸易，宣称美国优先，高举贸易保护大棒，国内政治斗争加剧，这些衰落前的征兆在百年前的英国身上都出现过，美国无可挽回地掉入前任霸主们已经掉入的陷阱。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更加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超越了美国之后，是否会继续落入上述陷阱？就算能避开上述陷阱，是否能摆脱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周期律？
当下一次超级蓝血月重现的时候，中国人是否还能笑傲江湖？ 1. 达沃斯上演“三国杀”
世界经济论坛，即俗称的达沃斯论坛，从1971年首次举办（当时还叫 “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才改为现在的名字）到现在，已经历时快半个世纪了。
瑞士小城达沃斯，年年都会迎来全球的政经要人汇聚一堂，纵论天下。但是哪一次，都没有刚刚结束的这次富有戏剧性。
据说，今年达沃斯赶上了40年一遇的暴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固然剧烈，还是远远比不上会场中传递出来的风暴气息，更加令人感到震撼。以往的达沃斯，尽管各国可能有分歧，但至少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今年的达沃斯隐隐约约中带有刀光剑影，暗流涌动之下，剑拔弩张。
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论坛，达沃斯历来的宗旨都是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就是促进自由贸易。然而，今年的主题则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分化的世界”，指的是有人捣蛋，跟自由贸易大方向对着干；“打造共同命运”，则是号召小伙伴们不要受到捣蛋鬼的干扰，继续沿着既定目标前进。那么，谁是大家口中的“捣蛋鬼”呢？显然就是宣扬“美国优先”的美国了。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针对美国的批斗大会，以及现场小伙伴们的鼓气大会。大家都是文明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街不好吧？一点面子都不给？没事，反正美国总统又不来。十八年来，美国总统年年都缺席。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际，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停摆，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都说了：“因联邦政府停摆问题未决，总统的达沃斯之行待定。”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句场面话，白宫不好直接说不来，正好拿政府停摆当借口，反正过去十八年都没来过，也不差这一回。2017年达沃斯论坛举办时，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只派出了最低级别的代表去了瑞士。时任特朗普顾问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是当时唯一代表即将上任的总统的人物，出席论坛的还有即将卸任的副总统乔·拜登和国务卿约翰·克里，这些人过来转了一圈，打了打酱油。据称，作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是，达沃斯论坛被认为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根基格格不入。
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可以说是将达沃斯论坛的各项主张直接取反，能去反倒奇怪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白宫23号宣布解除停摆之后，特朗普立即带着国务卿、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商务部长、交通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等重量级人物，风尘仆仆地赶到达沃斯。
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是这次论坛的主角。这位才40岁的新生代政治家眼下正春风得意，打算带领法国和欧洲走出困境。论坛的主题 “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简直就是为马克龙量身打造。
正是这位强烈亲欧洲、亲商业的自由派精英，在2017年春天一场决定法国和欧盟命运的大选中，以一己之力阻挡了欧洲民粹主义势力似乎不可阻挡的步伐。
马克龙在演讲中坚决捍卫全球化：“全球化正在遭到挑战，需要各国和民间社会共同找到并实施对策……几个月前我不得不和一个民粹政党竞争，因为在法国缺少对全球化的理解，原因是我们宣讲得不够，一些人还把抛弃全球化视为解决方法。”
马克龙说，那些不愿意往前走的人，不应当阻碍这个会场里有雄心壮志的人。他说的是谁，在场的各位心知肚明。法国总统开了个头，大家也就纷纷附和，于是2017的年达沃斯论坛就成了一场针对某人某国的批斗大会。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关上大门，自我鼓励，不会把我们带向美好未来，保护主义不是答案。
加拿大政府总理特鲁多跟着附和：领导人有权主张“我的国家优先”，然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事与愿违。
印度总理莫迪则说的比较有诗意：我不能把家中的窗户都堵住，我要让房子自由地承载八面来风。
至于中国的态度，还用问吗？当然是继续主张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了。
大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心照不宣地批评美国这个头号捣蛋鬼，不约而同地将保护主义和贸易问题列为当今世界的头号挑战。
正在大家热火朝天地批判美国之际，“说曹操曹操到”，大家口中的“头号挑战”特朗普来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与所有人针锋相对的观点。现场的尴尬气氛不难想象。
特朗普的演讲中，如下段落是真正的精华：“如果有的国家以他国为代价，利用这个体系，那我们不能开放自由贸易。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贸易要公平、要互利，因为说到底，不公平的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害处。美国不会对不公平的贸易视而不见，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和泛滥的国有经济。
这样那样的掠夺行为扭曲了全球市场，不仅危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也危害了全球。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各国领导人都保护本国利益，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保护我国、我们公司和我们工人的利益。我们会推行我们的贸易法，让我们的贸易体系正当起来。只有坚持公平互利的贸易，我们才能创造一个不仅对美国，对所有国家都公正的体系。
正如我所说，美国准备和所有国家商谈互利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他们非常重要。我们和其中一些已经有协定了，我们会考虑和其他国家单独或集体谈判，只要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简而言之，特朗普给中国扣了一堆莫须有的帽子，认为存在“不公平的贸易”。美国抛弃如今大家公认的自由贸易规则，要重新定义什么叫“自由贸易”，并根据重新定义的“自由贸易”，来开展双边贸易协定。
而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所定义的“自由贸易”只能是“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实质上就是给“贸易保护”换了一个马甲而已。
这件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如今美国极力反对的这个自由贸易体系，当初正是美国自己一手打造的。是美国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高呼自由贸易的口号，是美国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极力倡导建立战后自由贸易体系，也是在美国的牵头和推动下，国际贸易组织（WTO）成立。如今革命尚未成功，美国反而成了反革命了？浓眉大眼的山姆大叔，怎么就这么叛变革命了呢？
这个问题说来就复杂了，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然而我们关心的是，特朗普是否能改变大家的看法，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呢？
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法、德等发达国家来说，美国与他们同属发达国家，处于国际贸易生态链的同一位置，出口的拳头产品都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双方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而法、德所需的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商品，美国也提供不了。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使双方注定成为贸易上的对手。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落后的状况，追赶发达国家，首先需要的是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发展适合本国的制造业。然而，美国自己的基础设施还欠账一大堆，不可能输出基建能力；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招商引资还来不及，更不可能帮助他们发展制造业。过去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给出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发展，事实证明被引上了歧路。与美国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只有中国，既能成套打包输出物美价廉的基础设施，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消费产品。中国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更关键的是中国经济体量庞大，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因此各种层次的国家都能与中国找到贸易契合点。
说白了，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体系，如果绕开中国，任谁也玩不转。
那么，美国有可能像法、德一样，继续拥抱当今的自由贸易秩序吗？这种局面，中国人当然喜闻乐见。但是如果真要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没法这么做。
美国当前的状态，有点类似于赤壁之战前的江东孙权政权。当年鲁肃劝孙权抗曹，是这么说的：“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原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刚才分析大家的意见，他们只想害将军，不值得与他们共商国家大事。现在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可以迎降曹操，至于将军您却万万不可。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迎降曹操，他会将我送还乡里，评定一个名位，还可以做一个闲散官署中的办事官员，乘坐牛车，携带随从，交游于名士之中，多年之后经过逐级升迁，我肯定还会做到州郡一级的长官。如果将军迎降曹操，还有什么安身立命的处所?希望您早定迎战大计，不要采纳大家的意见。”
德、法等国相对于中国，体量并不大，并且在国际贸易生态链中处于高端，与主要处于中低端的中国正好可以结成互惠互补的关系。因此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像鲁肃那样望风归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过得很滋润，就算存在民粹主义，也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至于中国的产业链升级对其可能造成的长远威胁嘛……
谢天谢地，这些国家都实行代议制民主，而民主国家的政客只需要关心短期目标，不需要考虑这么长远的事情。
但是美国则不然，美国要么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者，最次也得是地区贸易体系的主导者，但是绝不能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参与者。这是美国自身的大国体量决定的。
美国的体量太大，人口太多，仅靠高端产业支撑不了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造成中产阶级的塌陷，国内矛盾日渐尖锐。这个问题前些年还可以通过“全球化红利”来掩盖，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贫富差距悬殊，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的现实如今已经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国内政治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复兴中低端制造业是美国迫在眉睫的重大议题。
但这就会在中国的优势项目上，与中国产生直接竞争。中低端产业竞争的关键在于成本控制，直接表现在产品售价上。制造业的成本控制，可不仅仅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基础设施、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能力等方方面面，致力于再工业化的美国，面临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链不全、相关人才严重缺乏等方面的困境，其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显然无法与各方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国相提并论。美国靠市场手段与中国竞争明显不现实，那就只好动用非市场手段了。这就是美国与中国卯上的根源之所在。
咦，美国不是自我标榜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吗，怎么也会采取非市场手段呢？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在采取非市场手段竞争可是有丰富的经验。美国倡导市场经济，那是美国坐上全球经济冠军宝座之后的事情了。就如同一个身强力壮的拳击手，声称打架只能肉搏而不能使用武器一样，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凭借自身优势轻易战胜对手。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除非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做“人下人”，否则中国只有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者这一条路可走。
中国倒不是非要做“人上人”，只是要没人骑在自己头上而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过，绝不接受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承受不了。不是中国非得挑战美国，实在是这座大山挡住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必须搬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口中，中国已经成了“新帝国主义列强”（new empiral power）。人均GDP还不到九千美元，居然就成帝国主义了？历史上有这么弱的帝国主义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人只能丢掉幻想，做好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如果将暗地里勾心斗角的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如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美、欧三足鼎立，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能看着风向，选边站队。当今世界的形势，正如一千八百年前的那场“三国争霸”。
由于欧洲自身没有完成整合，已经失去了作为独立一方的资格。中、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取得胜利，关键是说服第三方倒向自己，二比一稳赢。
中国的战略很清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统一战线划在敌人脚下”。除了“一带一路”到处以经贸交友之外，中国一直在努力地争取英、法、德，欧洲各国元首的政绩，都得依赖来自中国的采购大单。中国团结欧洲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速度不能太快，得给欧洲留点生路，避免将欧洲直接逼到中国的对立面。
美国的选择不太多：原先围堵中国的几枚棋子分量已经不太够，唯有说服传统盟友欧盟加入自己一方，才有胜算。拉拢欧洲国家以及更多其他国家作为盟友，对抗当今的自由贸易体系。这应该就是特朗普打破惯例，亲临达沃斯的动机。
历史留给美国的时间也十分有限。随着国内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白人的比例不断下降，民主党未来的票仓越来越大，最多再过二十年，民主党将基本垄断美国政坛。而民主党一向是拥抱自由贸易的。在特朗普之后，美国最多还有一次改变国运的机会，后面就基本不会再有了。
但是，美国拉拢欧盟对付中国，就如同孙权想要说服刘备对付曹操一样。
孙联合刘还是刘联合孙，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刘备与孙权的利益格局大不相同。孙权作为江东割据势力，刘备想要联合东吴抗曹比较简单，因为东吴本来就是不得不抗，关键是抗曹之后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刘备如果没有图谋天下的野心，最佳的选择其实是选择强者归附，还能顺便分一杯羹，何必与孙权合作共担风险？因此，如果“刘备”并没有坚定的抗曹动机，“孙权”靠什么说服“刘备”呢？靠“自由贸易”这杆天下大义之旗吗？别忘了，这杆旗如今可是握在中国人手里。“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这话本来应该是美国总统的台词，但千真万确是中国领导人的发言。
靠利益诱惑吗？正如前文所述，欧盟与美国并没有多少贸易互补性，与美国合作，远不如与中国合作利益更大。
看起来，美国注定成为唯一的自由贸易反对者，要站在全世界对立面啊！
如果回顾历史，上一个旗帜鲜明地亮出“反自由贸易”态度的国家，如今坟头草已经有一丈高了。这个国家就是跟全世界干了一仗并走向灭亡的德意志第二帝国，2018年是其一百周年祭年。
这世道，看起来是要到了变一变的时候了。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上面。“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为什么当初极力倡导自由贸易，如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和国家的兴衰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自由贸易成为了“天下大义”？中国又是怎么变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的？
要搞清楚这一切，就要回到事情的源头，探寻自由贸易的本源。 2. 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背后的秘密“帝国主义”，这个尘封多年的词语突然火了。原因是曾经的“美帝”美国，如今开始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是“帝国主义”。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2018年2月1日展开了为期6天的墨西哥等拉美五国之行。就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他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发表演讲，称拉美地区不需要“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现在正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它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问题是，各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中国现在是智利、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蒂勒森指责中国的贸易“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引发失业问题并压低了劳工薪资”。“拉美地区不需要只顾本国人民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他说，“中国这种以国家引领发展的模式令人回想起过去。这里不需要这样的未来。”
美国国务卿的上述言论，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更有网友编了个段子，说当今的世界跟五十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50年前是1968年，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
中国：骂帝国主义
越南：在反对分裂
欧洲：在发展经济
美国：要自由贸易
如今的世界是这样的：
中国：要自由贸易
越南：在发展经济
欧洲：在反对分裂
美国：骂帝国主义
各国还是干那些事，只不过大家交换了一下剧本。
拿错剧本的蒂勒森对中国的指责，针对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他还提到，“中国这种以国家引领发展的模式令人回想起过去”，这到底是怎样的过去？美国为什么对国际贸易问题如此敏感？
他还以一种类似先知的口气提醒拉美国家注意“各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我们就要问，在“过去的”国际贸易中，各国到底付出过怎样的代价？给各国留下了怎样的伤痛？
不同寻常的指责背后，蕴藏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只有了解了那段历史，才能明白美国到底在指责什么，才能理解美国的焦虑和中国当今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当今中美乃至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就是国际贸易，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然而，国际贸易其实是很古老的事物，在人类文明进化到国家阶段之后，国与国之间需要进行贸易往来时，就已经出现。
我们熟知的“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国际贸易，但是国际贸易的起源，要比汉代成型的丝绸之路还要早得多。
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发达的国际贸易的网络。商朝是一个强势霸权统御周边众多方国的状况。如果将这些方国看作国家的话，甚至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商朝的国际贸易已经相当发达和普及。
由于地中海这个天然的海运交通媒介以及周边地区长期分裂的事实，地中海文明区的国际贸易成型得也相当早。尼罗河下游平原、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地中海沿岸各港口之间也长期存在经常性的国际贸易往来。
下表为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埃及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国际贸易状况。
至于自由贸易的概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指的是没有“贸易保护”措施的贸易。具体来说，是在没有进口关税、出口补贴、国内生产补贴、贸易配额或进口许可证等因素限制下进行的贸易或商业活动。若不符合上面的一条或多条，则是“贸易保护”。
在现实世界中，理想的、绝对的国际间自由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如关税不可能为零），恐怕只有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多个国家彼此之间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实质上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统一”。事实上，扩大自由贸易范围，正是历史上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最强大的驱动力。
如果给贸易保护力度赋予一个数值，将导致贸易完全无法进行的保护力度标记为100，完全的自由贸易标记为0，那么真实的贸易保护力度是0到100之间的某个值。贸易保护力度低到一定程度，则均可以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概念，在历史上出现得也很早。公元前478年，雅典联合周围的城邦成立的“提洛同盟”，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共同防御的体系。在中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今天的河南民权县附近大会诸侯，史称“葵丘会盟”，其宗旨也是降低关税进行盟国间的自由贸易，以及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建立防御同盟。
可能你会问，为何相距万里的齐国和雅典，会不约而同地做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事情？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动机？古代国际贸易的来龙去脉，本处不进行详细讨论，这里只讲过去600年的历史。因为类似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一再发生，我们只要知道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历史，就足以理解当今世界了。
自由贸易的基本依据是比较优势理论：由于生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本地生产所有要消费的商品是不现实且低效的，因此各地区应致力于生产成本低、效率高的商品，来交换那些无法低成本生产的商品。正如每个人都应当专注于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参与社会分工，以促进总体效率的提升一样，地区间的贸易会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促进总体效率的提升。自由贸易的宗旨，就是消除阻碍贸易进行的一切障碍，使得贸易更加便利。
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区”的范围越扩展，整体经济运行效率越高，创造的总财富越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门类增多，也反过来要求自由贸易区扩大，将更多的人和地区纳入自由贸易体系。
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自由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张和深化，最终扩大到全球，实现“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如此说来，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是谋求全球福祉的大好事，应当大力推进才对啊！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在过去600年间，总是存在大力推进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反抗自由贸易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会从抗拒自由贸易变为拥抱自由贸易，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一件对全球都有利的事情，会有国家反抗，甚至有时欢迎，有时拒绝？俗话说得好，“事出反常必有妖”！上述关于自由贸易的描述，虽然说出了事实，但未必告诉你全部的真相。被刻意隐藏的部分，才是问题的关键。
是的，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但是对某些国家显然更有利；自由贸易规则对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对于某些国家显然更“平等”。
为什么看似“自由” “平等”的原则，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压迫？这一问题的答案曾被反复揭开，又被反复掩盖。“自由贸易”，简简单单四个字，笼罩了重重迷雾，令人始终无法窥见其中的真相。借用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贸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自由贸易的真相始终被迷雾掩盖，然而围绕着自由贸易的激烈博弈却是真实存在的，构成了过去六百年间全球史的主旋律。过去三百年世界上的主要战争，也都是围绕着自由贸易博弈而起。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杀戮，最血腥的暴行，不是因为宗教、种族或其他任何原因，而是源于我们司空见惯的国际贸易！
更令人恐惧的是，曾经引发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自相残杀的贸易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是引发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既然说到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科学家早就发现了一个极为诡异的事实：浩瀚的宇宙拥有那么多星系，宇宙又有那么长的寿命，即便只有很低比例的恒星存在行星，极少数行星有生命，非常幸运的生命才能发展出科技文明，向宇宙发射探测器和无线电波，宇宙中也早就应该充满了文明信号和星际探险队了。然而事实却是，当我们拥有长程探测能力之后（射电望远镜），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文明的踪迹，整个宇宙似乎只有地球文明在自娱自乐。
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
对于这一问题，科幻小说《三体》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假设：每一个理解了宇宙社会学规则的文明，都会像一个带枪的猎人一样，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并消灭其所发现的每一个文明。地球文明则如同一个茫然无知的小孩，在一堆篝火旁边肆无忌惮地唱着歌。这就是贯穿《三体》三部曲的基本逻辑内核——“黑暗森林”假说。“黑暗森林”假说太过黑暗，以至于很多人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然而事实上，科学家们所倾向的解释，可能比“黑暗森林”假说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文明都存在自毁倾向，在发展到某些特定阶段，其自毁倾向足以消灭掉其自身。
在发展出足够发达的科技进行星际殖民之前，可能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瓶颈，使得文明止步于此，所以宇宙间的文明始终无法彼此探测。考虑到地球文明现有的科技水平，这个瓶颈可能就存在于未来一百年内。
这就是所谓的“大过滤器”假说。
这个瓶颈不可能是AI。因为即使AI机器人完全消灭了人类，AI文明也会继续演进，并走上星际殖民的道路。这个瓶颈主要表现为科技的大幅倒退，但不一定伴随着人类灭绝（但一定会出现人类大量死亡的情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时人类使用的一定是石头和木棍”。
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文明自毁倾向导致的瓶颈，扮演了文明的“大过滤器”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多个局部文明曾经出现过大倒退甚至灭绝，从特洛伊战争到周灭商，从罗马灭亡到汉唐的覆灭，都是由于贸易问题引发的文明崩溃，并导致文明水平的大幅倒退；在全球化时代之后，最惨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国际贸易问题所引发。从历史经验可以推断，如果存在“大过滤器”（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它很有可能仍然由国际贸易问题所引发。
能否顺利解决国际贸易引发的争端，恐怕也是人类文明是否能存续下去最根本的挑战之一。
国际贸易，居然成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是时候揭开笼罩在“自由贸易”之上的重重面纱，让普罗大众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只有认识到真相，人们才能明白，其实悬崖已经近在咫尺；只有认识到人类命运的险恶处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才能真正携手共进，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全人类福祉的光明之路。否则，生存还是毁灭，可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是即将到来的现实。
为了解答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困惑，我们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吧。在下一篇中，我们将回到六百年前，也就是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那个年代，追溯国际贸易的历史。 3. 中世纪——欧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岁月
在15世纪之前，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是：亚洲作为生产基地，提供丝绸、瓷器、香料等产品，欧洲作为消费地，用金银购买上述商品。乍看起来，似乎跟当今世界差不多：中国作为生产国，欧美作为消费国。但是实际上天差地别。
中国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有一千八百多年都是世界的头号生产基地，也是世界财富的主要提供者和经济引擎，只有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丧失了这一地位。目前，中国正在实现历史地位的回归，从农业时代的全球生产基地过渡到工业时代的全球生产基地，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枢纽。
欧洲诸国当年是消费国，如今还是消费国，但是地位却完全不同。当年，欧洲的消费国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发达国家，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提供任何亚洲感兴趣的消费品，唯一能提供的就是金银。
如果与今天类比，欧洲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非洲或中东，依靠矿产交换消费品。非洲和中东坐拥丰富矿产资源，却四分五裂，贫困落后，战乱频发，经济学上将这种情况称为“资源诅咒”。如果将今天非洲或中东的状况称为“资源诅咒”，欧洲当年的状况也差不多。在新大陆发现之前，欧洲始终是金银的头号产地，却长期陷于战乱、分裂与贫困之中。
在这种贸易体系下，欧洲长期处于持续性的金银出超状态。对于欧洲来说，金银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重要的是货币。货币不断流出境外，会导致欧洲内部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钱在自动增值。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投资实体经济是相当得不偿失的做法，因此富豪们在积累了较多金银，又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之后，就会产生窖藏的冲动，如此就会导致大量货币退出流通，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使大家窖藏货币，形成恶性循环。
通缩使得货币相对于实物商品更加“值钱”，利好金融业的发展，也使得欧洲脱实向虚，在实体经济萎缩的同时，金融业畸形繁荣。这也是一个被不断强化的循环过程。
欧洲就这样掉入了无法逃脱的通缩魔咒， 生产力遭到抑制，国穷民困。但是掌握国际贸易控制权的北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共和国，依靠当贸易买办聚敛了大量资本，以小小的十万人城邦，实现了对欧洲的经济殖民和金融攫取，各国王室纷纷欠下威尼斯银行家大量负债，成为事实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对，你没看错，所谓的“黑暗中世纪”下的欧洲，实际上与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同样丧失（或部分丧失）关税和财政主权，同样由外国商人获得各种经商特权，本国民族资本被买办资本挤压得丧失生存空间。政权负债累累，不得不向外国金融家借高利贷。由于利息奇高无比（通常年利率都超过50%，超过100%也不稀奇），正常经营活动肯定是还不上的，只能通过战争掠夺或残酷的盘剥转嫁债务。
欧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与东方的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代的欧洲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从10世纪晚期开始，在击退入侵的萨拉森人（广义上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狭义上只用来指中世纪时期地中海的阿拉伯人海盗）之后，由于气候变暖、生产恢复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欧洲以意大利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所谓商业革命，就是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商业活动出现了大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话，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场商业革命可以说是在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发生“工业革命”之前一系列必要前奏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联系今天的世界更容易理解。工业革命就是一次技术进步的大爆发，技术进步本质上是大量资本驱动的结果：首先出现市场的需求，提出创富的概念，比如虚拟现实（VR）啊、人工智能（AI）啊、物联网（IoT）啊，然后吸引大量追逐利润却又无处可去的金融资本向这些领域投入，如果做出来实际的成果，那就是一次技术革命，引领经济新一轮大发展；做不出来，就是一次经济泡沫或金融危机。
虽然金融资本会引发经济泡沫，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那就啥也没有。商业革命之所以重要，就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饥渴地追求利润的金融资本，从而为将来爆发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其意义还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其他必要准备——价格革命、技术革命，也都以商业革命为前提。
在10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还十分遥远，主要的创富机会都在商业领域。在北方，德意志商人组织的汉萨联盟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南方则有意大利人大显身手。他们的足迹遍布全欧：从佛兰德（今荷兰比利时）、英国到北非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欺负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人不懂得制盐技术，组织了所谓的“金盐贸易”，用一磅盐换非洲人的一磅黄金。
在所有贸易机会中，最大的机会就是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这才是爆发商业革命的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商业革命”的火花，还是中国带给欧洲的。
公元960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御林军统帅）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部下“黄袍加身”，创立北宋，成了宋太祖，此后南征北战一统天下。东亚在唐后期开始的漫漫乱世之后，终于又恢复了社会稳定。随后，宋朝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盈余商品，实现大规模对外贸易成为可能。由于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阻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海路，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的“一带”。
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等等。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等地开设了十几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相对于唐朝时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宋朝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是空前繁盛。中国制造的商品由于品质卓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远销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
当时世界人民对中国商品的崇拜，类似于今天的中国人对日本马桶盖、美国苹果手机、法国LV包、瑞士钟表等等的钟情。总而言之，世界各地的有钱人，要是没有一两件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宋朝与欧洲的“一带一路”贸易，都是通过大食商人（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进行中转实现的。在10至11世纪的“全球化”（当时旧大陆就是全球，新大陆属于未知领域）贸易体系中，中东的各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优势，掌握了全球贸易的控制权，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基本就相当于美国在今天的地位；宋朝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世界工场”，跟今天中国的地位也是半斤八两。当然了，农业时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将整个欧亚大陆联系到一起。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谁就执掌了欧洲财富之牛耳！由于拜占庭帝国正处于欧亚交汇的枢纽位置，扼守东西交通陆桥和南北航道要冲，天然具备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优势，拜占庭帝国因此也成为除各阿拉伯帝国之外,在“一带一路”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因为商旅汇聚而十分繁盛。“陆上丝绸之路”最早在西汉时期由出使西域的张骞打通，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之间通过这一贸易通路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并带动了沿线各国的普遍繁荣。自公元4世纪建都以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西方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桥头堡，是拜占庭帝国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其手工业，尤其是奢侈品的制造业更是天下无双。从5世纪到15世纪,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西方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马克思曾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在公元12世纪，这里居住着约五十万人口，是整个欧洲最大的超级都市，除了教堂和宫殿之外，商铺林立，繁荣至极，甚至还有路灯和自来水系统。潘托克莱托（Pantocrator）是约翰二世在1136年建立的医院，有50个病房和一个精神病院。
古丝绸之路是由沿线各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自发形成的，其中掌握贸易支配权的国家，自然就会生出“雁过拔毛”的想法。对于西欧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繁盛显然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西欧人要想买到阿拉伯商人手中的东方商品，还要再经过拜占庭帝国的买办商人再扒一层皮，悲催得不要不要的。
当时的欧洲人应该不会具有这样的全球性视野，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富有以及与穆斯林的贸易机会，那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地中海地区由于正处在“一带一路”贸易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西欧人迫切希望经由地中海地区获得直接与穆斯林贸易的机会。
宋朝的商品对于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宋朝的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多少来自欧洲的影响，原因是当时欧洲的经济规模相对于中国的体量来说实在太小，而且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可供交易的商品。
北意大利的三个城市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和比萨共和国（位于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比萨市一带）为了争夺地中海贸易霸权，进行了长期的激烈对抗。其实说白了，这哥儿仨争夺的是背靠阿拉伯人的买办集团的地位。买办集团都是对内凶狠，对外跪舔，在意大利也不例外。对于意大利商人来说，只要把信仰异教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伺候好了，就可以从欧洲的基督教教友身上愉快地挣钱了。至于上帝神马的，那是啥，能吃么？
比萨和热那亚在公元10世纪上半叶还是共同抵御萨拉森人入侵的盟友，当萨拉森人在地中海区域退却后，比萨和热那亚却为了钱翻脸成仇，不惜在昔日的兄弟背后捅刀。这是因为，这两个共和国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中转站，两者之间的同质竞争激化，矛盾越积越深。
1060年，比萨与热那亚首次开战，首战的胜利巩固了比萨的地中海霸权地位。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正式承认由比萨人提出的《海洋法规及惯例》，比萨的地中海霸主地位正式确立。1092年，比萨获教皇乌尔班二世赋予主权，治理科西嘉和萨丁尼亚，并升格为大主教管区；同时，比萨也投桃报李，派出一支由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支援乌尔班二世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年，正是在比萨人的大力支持下，十字军占据了耶路撒冷，比萨在黎凡特地区（耶路撒冷、黎巴嫩、叙利亚等周围区域）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站，获得了与阿拉伯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力，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的最大赢家。
由此，比萨商人成为拜占庭帝国之后，背靠阿拉伯商人集团的新买办，随着跨国贸易的进行，大笔财富滚滚而来。他们的财富自然引发了其他人的纷纷效仿，于是，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出现了。
十字军东征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圣战，实际上成了服务于意大利商人利益的武力扩张行动，而被忽悠进十字军运动的欧洲各国君主和平民，则成为大大小小的免费打手和廉价牺牲品。比如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就是被忽悠进来当枪使的最有名的二愣子国王。
十字军中的骨干力量——骑士团，则与这些被当作炮灰的“散户”和“肥羊”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纪，长途经商都得有强大的武力护航，每个骑士团基本上都与相应的意大利商人集团结盟，骑士团以武力为贸易商队保驾护航，保护贸易站的安全，骑士团与商人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渗透，结成利益共同体，已难以分清彼此。
其中，圣殿骑士团比其他骑士团走得更远。与其说圣殿骑士团是上帝虔诚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一家拥有雄厚武力，主要经营贸易金融的跨国公司，几乎就是后来集贸易、金融、武力于一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原型。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之上，还有圣乔治十字和骑士头盔图案，表明了他们与圣殿骑士团的渊源。
圣殿骑士团不仅长期与威尼斯商人集团结盟，拥有直接隶属于骑士团的贸易船队，甚至还发展出遍及全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业务。他们还暗地里与穆斯林中的商人集团达成秘密联盟，甚至与暗杀组织“阿萨辛派”暗中也有长期合作。
从11世纪的商业革命开始，欧洲开启了地中海以及欧洲周边海域的“小航海时代”。除了忽悠炮灰进行十字军东征，实际从事赚大钱的“一带一路”贸易之外，意大利人出于谋利的目的，在欧洲沿海开发贸易航线，并向欧洲内陆进行了全方位渗透。
意大利人差不多来到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的每个重要城市定居，移民们从事着包括划桨手、海员、造船者、商船船长、舰队司令、纺织工人、企业家和铸币厂的厂长在内的各种职业。当然，各种职业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和东方商品以及布匹、羊毛、谷物、酒、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商，君主的高利贷者和供销代理人，关税的征集人，包税商等能够带来高额回报的职业。
在欧洲各国，国王们经常“善意地”保护能带来金钱的意大利商人和金融家，就像“保护”犹太人一样。当然，这种保护也像犹太人感受到的一样危机四伏，它可能随时变成敌意、充公和驱逐等命令。国王带给这些意大利商人和金融家们的潜在的风险，甚至可能超过了在有暴风雨的海洋上航行、和穆斯林或非洲人做生意时所需承受的危险。因此意大利人在欧洲赚钱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在明里暗里与国王们进行博弈。
意大利商人的利益，也成为教皇与国王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触发点。制造“卡诺莎之辱”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指责当时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从光顾法兰西各个集市的意大利人手中，抢占了“无数的金钱”。教皇为什么对维护意大利商人的利益这么上心？因为教皇与意大利商人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这些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本来是要孝敬教会的。用一句话来评价教会的所作所为：嘴上说的都是信仰，肚子里想的都是生意。
为什么国王们总是对意大利商人抱有敌意？国王和商人各自的贪婪都是重要因素。下面所要揭示的内容，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英国人对意大利商人的巨大敌意究竟从何而来。这种敌意最终在近百年后，引发了激烈的排外运动——正如中国曾经爆发的“义和团运动”那样。
为什么欧洲各国的民族商人竞争不过意大利商人？一方面，天主教的教义比中国的儒家思想还要更加鄙视商人，因此本国的商人地位不高，得不到扶持；另一方面，各国商人面临着恶劣竞争的形势，可能正如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面临的情况一样，遭到了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打压。
可能有读者说了，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本相对于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当然处于严重劣势，中世纪的欧洲，哪里有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啊？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在意大利商人的经济殖民之下，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都成了事实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以英国最为严重！
英国的地理位置，很适合通过海路进行贸易。早在罗马统治的时代，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羊毛或者毛纺品贸易就开始了。那里的草场终年湿润，四季常青，白垩质的底土层加上含盐的空气，是理想的畜牧场，特别是对放养绵羊十分有利。英国土地系统的耕作方式，历来都是围绕着畜牧业为中心，手工业则是以羊毛为基础发展毛纺织业。曾经统治欧洲大陆的查理曼大帝在一封信中，抱怨英国布的质量在不断下降，说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布匹贸易由来已久。
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中的记载，在14世纪中叶之前，更准确地说，是在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本土曾经一度兴旺的毛纺织业几乎消失殆尽，除了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种植业之外，基本只剩下畜牧业以及羊毛的出口贸易，也就是只剩下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羊毛贸易权，基本上全部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12-13世纪，来自国外的金融家们对英国的羊毛生产者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投资，羊毛产量一直在增长，而且羊的品种也在不断改良，使得羊毛质量也越来越好。亨利二世为了发展国内经济，大力提倡、鼓励外国商人前来投资。
在12世纪末，也就是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大量意大利商人趁着国王在外的机会汇聚到英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本土商人被完全排挤出局，英国本土的纺织业也销声匿迹，意大利人垄断了利润丰厚的英国羊毛贸易。佛兰德人、科隆人、汉萨商人一度在英国羊毛贸易中十分活跃，但是大部分贸易份额最终都归于意大利人。他们将英国的优质羊毛运到佛兰德或北意大利，在那里纺成布，再卖到欧洲其他地方或者中东。
这些意大利人大都有另一个身份：教皇的征税人。考虑到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与威尼斯的亲密关系，不难理解，这些意大利人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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