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重跃,庞慧,石洪波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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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明(上、下卷)试读：
前言
古代中国文明号称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辉煌历史，这种连续性之所以得以存在，是由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和凝聚统一相互成就的趋向。本书的任务，就是要把古代中国文明的这一特点在上古和中古阶段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展现出来。
根据中国的古史传说，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大战，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而根据考古资料，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存在的时间也大都指向了距今约5000年前。据史料记载，胜利了的周人曾在被征服的殷人面前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当年商汤灭掉夏桀一样，是在替天行道。这说明，在周人和殷人心目中，在商朝之前的确存在着一个夏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夏朝世系，大禹或启在距今约4000年前已经建立了国家政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则表明，大约在4000年前，当地已经有了大型宫殿和城垣，学者推断这里就是夏的都城。清朝末年发现并为世所公认的甲骨文来自河南安阳的殷墟，由此，曾经作为传说中的商朝就成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学者认为，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按理推断，它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殷商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的君主大禹靠着治水之功，成为各个族群拥戴的领袖。他死后，经过近百年的反复争夺和战斗，禹的子孙终于控制了局面，成为各部族的统治者。夏朝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大约公元前16世纪，商族的领袖汤联合其他部族领袖，乘着夏朝衰落，攻灭夏的末代君王桀，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又过了数百年，到了公元前11世纪，居住在今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广施德惠，积蓄力量。文王去世后，武王联合诸侯，发起了牧野战役，打败了强大的殷纣王，推翻了商朝的统治，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夏、商、西周三朝史称“三代”。这个时期，天帝祖先成为信仰的最高神祇，王朝君主与上天被认为是一种类似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因此而成为天下大宗，也成为各族尊奉的政治领袖。决定谁将成为这一政治领袖的最高根据是天命，即天帝祖先的意志和认可。而天命的根据，据周人宣称，则要看是否获得“民”的拥戴。这套天命观念成为后人服膺的一个重要传统。西周初年，周公主政，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与之相适应，周公又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维系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文化体制，由此形成了古代的礼乐文明。公元前841年，与民争利的周厉王被国人赶走，王位出现空缺，贵族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行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纪年就从这一年开始，此后，中国的历史纪年就再也没有中断过。
西周末年，政治腐败，遭到犬戎攻伐，被迫把都城从丰镐迁往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和畜力耕作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越来越发达，商业及信贷渐趋活跃，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血缘关系渐渐松动，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周室的权力不断衰落，其文化执掌和官员已经无法继续保持，结果，典籍流失，官员离散；另一方面，势力较强的诸侯列国则趁机扩大领地，招引王官，僭越礼制。少数最强势的诸侯则打着尊王的旗号，组织联盟，由此形成争霸局面。这期间，部分原来的王官和卿大夫衰落了，不断上升的某些陪臣势力夺取统治权力的斗争则越来越凶猛，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在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诸侯国纷纷改变原来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实行县制和官僚科层制度。整个社会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之中。面对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身为周王室知识界最高领袖的老子起而揭露周代德文化的虚伪和偏颇，批判新兴势力的狰狞和凶残，创造性地提出了“道”这个概念，用以揭示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贡献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落贵族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孔子则用“仁”作为“礼”的精神内核，突破了周代“德”观念的宗法局限，把爱从传统宗法范围内的孝慈和友爱，扩展到对全人类的博爱，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人的发现。
战国时期，列国自行称王，不再尊奉周室，从此，统一天下取代了尊王攘夷，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朝着这个目标，各国纷纷变法，加强中央集权，展开军力竞赛。行政体制上改变了过去的分封制度，建立了郡县制和官僚科层制；经济上改革传统土地制度，奖励耕织；军事上加强武备，奖励军功；邦交上讲究谋略，合纵连横；文化上，山东六国思想活跃，文化发达，秦国则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政策。在各国的改革运动中，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这场改革以崇尚斩首之功为核心目标。秦国迅速崛起，经过100多年，在秦王政时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春秋战国历时500年的纷乱局面宣告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些思想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思想著作，成为此后中华新传统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元典，具有奠基意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把在希腊、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思想解放现象的公元前8—前3世纪这段时间叫作“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创造的概念和术语，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
秦朝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制度建设上做了诸多努力，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秦始皇和秦二世不知爱惜民力，他们穷奢极欲，严刑峻法，导致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民怨滔天，秦国统一不到15年，就被陈胜、吴广点燃的人民起义的烈火所吞没。
西汉建立后，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对秦朝全面执行法家政策的执政方式作出了调整，最初一段时间采用黄老清静无为政策，一定程度上恢复分封制，缓解王权与功勋大臣、宗室大臣的矛盾；对待北方强大的匈奴采取妥协政策；同时经济上与民休息，保证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力已经达到空前的强盛。这时，西汉宣布放弃黄老无为政策，转而推行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在策略上，实行推恩令、附益法等，打击分封势力；改变对匈奴委曲求全的态度，转而采取攻势，经过数年的征战，终于消灭了匈奴主力，彻底扭转了北方的被动局势。
不过，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母后权力一直较重，高祖吕太后、孝文窦太后、孝元王太后都是主宰国家命运的实权人物。太后往往借助外家势力，结果，西汉后期出现了王莽这样以外戚身份执掌国政，并最终夺取最高权力灭掉汉朝的人物。王莽建立新朝，实行改制，其初衷未必不善，但它脱离实际，扰乱了社会秩序，激化了矛盾，引起反抗，很快就灭亡了。
东汉建立初期，几代皇帝都能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明。经统治者积极倡导，儒学发展迅速，学校遍布郡国，儒生队伍日益壮大，形成累世业儒的士族。东汉王朝沿袭西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太后权力仍然较大。再加上时运不济，君主大多寿命短浅，结果太后临朝频频出现，外戚专权时间长久；小皇帝长大后，便联合宦官，攻灭外戚，夺回权力。东汉200年，就这样成为皇帝、外戚、宦官残酷厮杀的恶性循环的历史，再加上所谓“清流”的士人队伍依附外戚，使斗争变得愈加激烈和残酷。腐朽黑暗的王朝政治，偏偏又碰上连绵不绝的气候恶劣，天灾频繁，人民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随后，镇压起义中形成了军阀集团。皇权、外戚、宦官在新一轮斗争中几乎同归于尽，最后都落入军阀手中，东汉王朝也就从统一走向分裂，被魏、汉（蜀）、吴三国取代。不久，曹魏攻灭蜀汉，却又为西晋所夺取。最后，西晋灭掉吴国，统一局面再次实现。
3—13世纪，经过西晋再造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朝代更迭最频繁、民族融合最显著、人口迁徙最剧烈、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最广泛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更新中有了更深厚的积淀。在这个积淀的基础上焕发出极其巨大的创造力，它的最大成果，就是雄浑盛大的唐代文明和典雅婉约的宋代文明的出现。
史家陈寅恪先生有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1]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揆诸历史可知，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中国古代社会从相承之旧局面，逐步走向开启的新局面，中华文明的演进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点。
在政治文明上，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唐太宗确立的“民为国本”的基本理念和宋朝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个属于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属于治国的基本格局。经历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感受到隋末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唐太宗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有着深刻总结和反省。《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君臣对话的实录，流传千古，它反映的立国、治国理念，是传统社会对君民关系的最深刻、最理想的归纳和阐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走向巅峰的标志。宋代以“祖宗之法”治理国家，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建立了典型的文官政治。
制度文明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第二个特点。其表现有几点值得重视：
一是制约、制衡与分权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转。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二府，决策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军权的拆分，谏官、言官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对君权、相权、兵权、司法权等的制约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二是监督和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唐朝的中枢决策、行政、监察、勾检是互相平行，又互相牵制的四大系统。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而且是唯一的监察机构，居中京师，监临中央百司百官，对地方则采取不定期派使的方式进行监察。安史之乱后，原有的出使和风闻两种途径，已不能有效地监察新兴的藩镇和日益被藩镇所控制的地方州县了，财政使下的巡院具有直属中央、常驻地方，遍及诸道、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等几个特点，因此，中央在逐步扩大巡院的财政管理权的同时，也逐步扩大了巡院的监察权和司法权，弥补了采访使地方化后御史台鞭长莫及的缺陷，将地方上财政、监察、司法三个关键大权掌握在手中。隋唐通过科举制和铨选制，确立了中央选拔人才，确定参选资格、选用标准、考试内容、录取程序等基本原则，扩大了统治基础，延揽了一批家世不显、但富有才华的英才，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北宋以武力兴国，但建国以后重视文教，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建立了糊名、锁院、誊录等制度，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选拔原则得到比较彻底的实现。“以文治国”成为宋朝历代尊奉的“家法”。唐朝确立的考课制度，有对官德的考核“四善”，有对具体职任的考核“二十七最”，是历代考核官吏的典范，虽然最终流于形式，但其中蕴含着统治者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努力。
三是各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如城市管理制度从具有典范意义的坊市制走向街市制，从而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吸纳力。租庸调法从完善走向崩坏，促使财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后施行的两税法，在征收对象、征收内容和征收方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奠定了此后历朝财税征收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先秦、秦汉属于上古时期，3—13世纪的历史就是走出上古时代，进入中世社会，大步向近世社会演进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以形成到鼎盛，再进入隋唐时期的“止取今日当朝官爵”以为高下的官僚政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的梦想经过科举制度的锻造，在宋代终于梦想照进现实，完成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彻底转变。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流入生产领域，加速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分化，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即所有权的流转，也加速了财富的转移，正所谓贫富无定势，唐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著名诗句，一是感叹曾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的辉煌不再，二是感叹贫富无定势的时代变迁。“田制不立”在先，才有“兼并不抑”在后，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变化。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过去门阀士族[2]拥有政治仕途上的垄断特权，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拥有着大量不受国家管理和控制的依附人口，通过婚姻、文化等，形成封闭型的社会等级和结构，逐渐解体。
科举制的产生和确立，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租佃制的发展，雇佣劳动从民间走向官府（普遍化）。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自由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之上的，贵贱、贫富观念的变化亦是由此而衍生的。宋代的“贫不必不富，贱[3][4]不必不贵”，“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既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也表明了社会结构和财富流转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价值观发生的带有颠覆性的变化。
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属于精神文明的层面，内涵丰富，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从迷茫和探索中走向理性，儒学的“独尊”，经学的厚重，玄学的空灵，佛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各领风骚。尤其是佛教，作为外来的文明在移植过程中，不断调适与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与本土宗教在争论和融合中携手前行，最终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是知识分子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民族忧患结合，于是便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奋进和献身。
三是南北文化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中国古代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扩大，民族成分更加多样，不断有新的因素融入其中，文明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乐府向诗歌的演进，诗歌向词曲的演进，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杜甫到白居易，从传奇到话本，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虽然仰望星空，但最终脚踏大地，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现实。特别是到了北宋时代的变化鲜明地映照在文学艺术领域，传统文化与艺术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农业与科技文明的辉煌。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达到了个体小生产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农业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采用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土地利用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中广泛地运用了轮作、连作、间作套种和混作等耕种方式，几乎没有休耕轮作，复种指数高，粮食作物的投入与产出比始终居于世界前列。以曲辕犁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改革在犁耕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筒车、水排、龙骨水车等灌溉和排水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达到其所能达到的顶峰。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进步发展，很多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影响。
被誉为“四大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普及和传播，它们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评价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5]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具有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作用，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6]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先生的本意大概是在讽刺封建社会下国人的愚昧无知，然而，这段文字却被广泛引用，成为外国人抨击国人对祖先发明和科技利用边缘化的证据。尽管如此，火药的传播和应用，对世界历史也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对火药应用于战争有很高的评价：“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7]穿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火器将中世纪送进了坟墓。
四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仅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传播了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对各国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东亚国家，至今仍留有中华文化的印记。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主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除了战争、人口迁徙、具有政治意义的和亲等方式推动和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及域外地区的经济交往外，民间的经济交往主要是依靠“一带一路”贸易圈——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是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互通贸易和进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以渤海、黄海、东海（北段）沿海岸线港口为主，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海路；南段以东海、南海港口为中心，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远到非洲。唐中叶以前陆路为主，之后海路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对外通道。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通商路线，而且也是一条文化交流路线，并由此形成了文化辐射区。
宋代以后，对外经济贸易更为活跃和频繁，陆路贸易逐渐有向海路贸易转向的趋势，以东南沿海港口为依托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形成了河、海、陆联运网，尤其是运河沿岸、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的码头、港口，成为对外商品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西北的陆路丝路，东南的海上丝路，西南的丝路与茶马古道，北方的沿海港口，构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不断扩展的对外经贸交通网。
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始终保持文明传承的大国只有中国。作为东亚核心地区的中国，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与其他大国和文明地区都有着交往和文化贸易往来。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这些有利因素使古代中国文明发展既有深厚的积淀，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蒋重跃 宁欣2018年8月18日[1] 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2]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4《王俭传》。[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12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4] （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富家置产当存仁心》。[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6] 鲁迅：《伪自由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8页。[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古代中国文明（上卷）第一编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演进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由何时开其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试图通贯古今的历史著作——《史记》中，位列全书开篇的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讲述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上古圣王的事功圣德，黄帝居于五帝之首，是《史记》所记时代最早的中国统治者。黄帝传说由来久远。春秋时期的人便认为，不论是那些不幸沦为仆隶的亡国遗民，还是势焰正盛的诸侯世族，一样都是“黄炎之后”。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前期，黄帝作为中国“人文初祖”的形象已经确立，黄帝被认为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是中国文明的最初缔造者，如车、船、笛、琴、文字、算术、历法、甲子、占星术、罗盘、阵法、宫室、养蚕织丝等发明，和许多政治制度的设计创造，在后世都被归功于黄帝或黄帝身边的臣子、后妃。在传统中国人眼里，这些奠定了中国文明深厚根基的文物制度，在黄帝时代已肇其端。
黄帝传说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化了，复杂纷纭的早期中国历史因此变成了一个明晰单一的血亲传承叙事，这当然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比如，中华民族被习惯性地说成是“炎黄子孙”，特别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对黄帝故事的采录，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都在暗示黄帝跟中国文明的最初兴起，有着莫大干系。历史传说一般以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为内核，然后在传述过程中将大量类似的，或相关的故事被附加其上，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但无论如何，这个内核是存在的。黄帝在传说中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如此统一的认定，多多少少反映了黄帝在中国文明的兴起历程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只是今日的我们无法得知详情而已。
不过，文明的开端和人类历史的开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开始讲述中国历史，这种安排或许能够解答中国文明始于何时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中国人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实在满足不了读史者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到了唐代，有一位研究《史记》的学者——司马贞，认为《史记》叙事以黄帝为首，对此前漫长岁[1]月里的人的活动忽略不计，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在司马贞看来，一部完整的历史，应该从世界生成，也就是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人类诞生讲起，一直写到史家自己所在的时代。为此他采择皇甫谧、徐观等人整理的传说中创造并教养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神农的故事，补作《三皇本纪》，置于《五帝本纪》之前。在司马贞生活的唐代，关于“三皇”有多种不同的传说，且大都充斥着神话的想象。司马贞本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试图写出一部作为人的“三皇”的历史，但受材料限制，他没办法把神话变成历史。在《三皇本纪》中，司马贞无奈地承认，即使是学者们整理过的“三皇”故事，也实在是荒唐粗鄙的，他记下来只是为了聊以填补史书的空白。
司马迁与司马贞对于中国历史书写起点的不同选择，很适合用今天学术界关于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设定来理解：以文明的起源为界，全部人类历史由此切分为两大时期——文明起源之前，是漫长地从蒙昧到野蛮的“史前”（prehistory）时期；在文明起源之后，人类进入文明有序、有史可考的“历史”（history）时期。史前时期是人这个物种的进化形成时期，其时人类的生存状态跟其他动物并无根本区别，尚未产生关于人自身的自觉意识，故不可能留下能够真实反映其时人的活动的可靠的精神产品，因而生活在历史时期的人们也就不可能保有对史前时期的祖先们的确切记忆。而在文明起源之后——包括文明开始萌生的时期，人类一般生活在精心构建的村落或城镇之中，依靠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或畜养动物为生——多半兼而有之。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家族、乡邻、戚党、主仆、君臣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群体内的平等被打破，社会分化，一些大人物脱颖而出，取得了凌驾于群体之上的权威，成为群体的管理者或者主人，并利用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发动战争，建筑宫苑城池，制造各种精美器物……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被制造出来。这个时期的人不再是自然之子，而是社会生物，人因此有了对社会身份的警觉和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人们发现在人的行为与其命运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人的活动因此被认为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并往往被用各种手段慎重地记录下来，以垂诸后世。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历史时期的人类会有意识地去思考、记录、整理、保存人的活动资料，即有历史传述，而史前时期的人类是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可言的。就中国历史而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的名号、事迹，在战国以前的简帛文书、彝器刻铭中常被提及；其族姓后裔的繁育、衍承情况，春秋时期的人还能辨别；成系统的“五帝”传说，在战国时期便已流传开来。至于“三皇”，他们的名号至今难以确考；他们的居地、族属一直渺茫难寻；他们的事迹过分奇幻以致无法用人的标准衡量；且迟至汉代才最早出现关于“三皇”的系统说法。凡此种种，都表明“五帝”传说应有真实的历史内核，而“三皇”故事，恐怕出自历史理念成熟的时代人们对于人类之由来及其最初生活状况的浪漫想象和合理推测。司马迁著史，务求信而有征，故以书传有载的五帝作为其历史记述的起点。司马贞补史，希望贯通古今，究极终始，故在五帝之前补上据传为生民之初的三皇故事。由于二位史家所依据的材料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其作品的可信度也就相去甚远。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可以做到“雅驯”，即典雅纯正，合乎人类理性。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则摆脱不了“三皇”故事本身的荒唐粗鄙。
尽管司马贞补作“完整历史”的尝试不算成功，但他所持的“通史”应该通贯全部人类历史的观点，仍然值得尊敬，它表现了人类个体对自身所属种群的深切关怀，这也是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总而言之，要讲述中国文明的起源，便需要面对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而关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的传说，稍微可靠的最多只能上溯至黄帝——即使是黄帝传说也充斥着各种离奇的神话和牵强的附会。祖先并没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关于这片土地上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还需今人去努力探索、发现。
幸运的是，今人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全球，不同文明、文化观照之下的历史思考，更容易剥去笼罩在古老传说上的神话与附会的迷雾，揭露出历史的真核。更重要的是，今人掌握了一门古人尚不了解的学问：考古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遗物、遗迹让今人掌握了许多古人也不了解的远古历史信息。这些有利条件使今人可以写出比古代历史学家所作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完整的”中国史。
接下来，我们沿着司马贞的思路，去追踪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情况。然后，跟上司马迁的思路，去揭开群雄逐鹿的英雄时代的面纱。第一节 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
由于岁月邈远，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人类活动情况，并没有多少流传下来。后人传述的那些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如上文提到的唐代司马贞所作《三皇本纪》之类，掺杂了太多神话的歪曲与想当然的附会，不足为凭。故此处所谈关于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人的分布、活动情况，完全来自近100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
研究人类体质进化的古人类学家，根据考古发现的人体骸骨化石材料，将人类自出现以来的体质进化历程分为四期：最早的人属（目前仅有发现于东非的“能人”化石，距今约300万～200万年）、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目前为止，除最早的人属化石在中国境内尚未找到外，其余3个发展阶段的人体骸骨化石都已有发现。
直立人，其躯干四肢已与现代人无异，能直立行走，但脑容量较少，头部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特征。中国国内一般根据这种远古人类的体貌特征将其称为“猿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龙骨坡的“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1965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大约同时期在陕西蓝田县东的公王岭和县西北的陈家窝发现猿人化石，同称为“蓝田人”，一般认为公王岭猿人距今约100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约50万年。与蓝田猿人生活时代接近的有“郧县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发现于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生活在距今约70万～23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于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中。与“北京人”大致共处于同一时代的有20世纪70年代末在河南南召县杏花山发现的“南召人”和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的“和县人”。生活在距今约28万年前的“金牛山人”被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遗址在今辽宁营口市金牛山中的洞穴里。
直立人生活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二三百万年至二三十万年前。直立人的化石、遗址在中国分布广泛，除了上面提到的远古人类遗址，还有不少地方发现过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打制石器或其他相关遗物遗迹，这表明远古某个时期曾有直立人在那里生活过。这些地方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及匼河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窑村、湖北大冶石龙洞、贵州黔西观音洞、辽宁本溪庙后山、安徽巢县水阳江两岸、陕西洛南和汉中梁山等地。
直立人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会使用火，但其是否掌握人工取火技术尚存争议。他们使用的石制工具只经过简单打制，未有明确定型和分工，一器多用，这种石器在考古学上有个别称叫“万能工具”。直立人用这种简陋的石器，捕猎动物，挖掘植物根茎，采摘果实、种子为生，晚上则以天然的洞穴为栖息地。20世纪初发现于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的“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直立人遗骨、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它真实地展现了几十万年前直立人在蛮荒的大自然中的生存斗争状况。“北京人”遗址是一个长约140米、宽约20米的山洞。遗址有4层面积较大并且较厚的灰烬层，有的灰烬层厚达6米。灰烬层里有因烧烤而扭曲变形的鹿角、朴树籽和各种兽骨等。遗址所发现的各种石器有1.7万多件，此外还有大量石片和石核。据研究，“北京人”采用砸击、锤击、碰砧等方法制造石器。石器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砍砸器、石球等，其中以刮削器、尖状器居多。经过漫长的劳动实践，“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在缓慢进步。据统计，处于遗址底层的早期石器多用软质砂岩为原料，采取简单的碰砧法和锤击法进行十分粗糙的加工，成品率低，器形不规整；处于上层的晚期石器多用优质石料，属于最晚时期的顶部的石器还用硬度极高的燧石为原料，器形趋于长薄并且规整，类型增多，多见制造工艺比较复杂的尖状器、石锥、圆头刮削器和雕刻器，尽管还存有一器多用的原始性，但是从总体水平上看，晚期的石器制造技术还是比早期大有提高。
直立人的寿命普遍很短，很多人活不到成年。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北京人”化石材料分属40多个个体，而这40多个个体中有半数是夭折的，大多死于40岁以下。
早期智人，曾被称为“古人”，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至四五万年前。按考古学划分，这一时期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的典型是19世纪中期发现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其活动踪迹遍布整个欧洲及亚洲西部、非洲北部一些地区。尼安德特人是能干的猎人，他们擅长采用集体围猎的方式，猎取猛犸象、剑齿虎之类的大型动物。在距今4万年左右，尼安德特人彻底销声匿迹，其灭亡原因至今未明。
中国境内的早期智人化石及文化遗存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于陕西大荔甜水沟的“大荔人”，距今约23万～18万年前，外貌与“北京人”接近，脑容量却高于“北京人”。20世纪50年代初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汾河两岸发现20多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及属于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两颗门齿和一颗臼齿化石，还有一个大约2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臼齿化石的结构形态介于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顶骨化石明显比“北京人”小孩的顶骨化石薄。“丁村人”遗址发现的石器有2000多件。石器类型多样，已有了较明显的分工。三棱大尖状器是“丁村人”最具特色的石器。这种石器采用有三棱的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此外，20世纪50年代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龙洞发现有“长阳人”，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头峰的岩洞中发现“马坝人”，20世纪70年代初在贵州桐梓云峰岩灰洞内发现“桐梓人”。“许家窑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于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及与其紧邻的河北阳原侯家窑，是目前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丰富的遗址。这一带发现了分属于10多个不同个体的古人类化石，既有幼儿，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平均寿命约30岁。“许家窑人”的头骨骨壁较厚，顶骨内面较复杂，颅顶较高，头骨最宽大的部分比较靠上，吻部不太突出，牙齿粗大，齿冠结构较复杂。总的来说，“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既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比较接近于现代人。“许家窑人”的石器制作技术比起“北京人”来大有进步。比如，他们使用的一种龟背状刮削器，由厚石片加工而成，背部隆起，边缘为刃口，可用于剥皮、刮肉、加工兽皮等。“许家窑人”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球。这一带遗址中发现的石球有1500多个，最大的重1284克，最小的仅112克，形体规整，加工精细。石球在棍棒或绳兜的辅助下进行远距离投掷，是一件颇有威力的狩猎工具，可猎取大型动物，甚至猛兽。“许家窑人”遗址里所发现的动物骨骸数以吨计，其中不乏野马、披毛犀、羚羊等大型或奔跑迅速的动物。可见，“许家窑人”是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一样成功的猎人。“许家窑人”的生活时代在距今10万年左右。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人类体质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已与现代人无异。晚期智人的形成，一般认为是距今4.5万年前的事情。晚期智人形成后，很快突破以欧、亚、非三洲为限的旧大陆，远徙美洲、澳洲。故晚期智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活动范围遍布除南北两极之外的五大洲的人种。从学理上说，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实属同一物种。为便于区别，学界一般将距今约4万～1万年，即地质史上更新世末期的人类称为晚期智人，距今约1万年以来全新世的人类则称为现代人。
中国境内，从北方草原到南国水乡，从西部高原到台湾山地，已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或文化遗存数以百计。
南方，在台湾台南左镇，江苏泗洪，浙江建德，广西柳江、都安，贵州普定、水城、桐梓，云南保山、呈贡、丽江等地，人们发现有晚期智人化石。另外，在四川汉源富林、贵州兴义猫猫洞、台湾台东长滨、湖北荆州等地，人们发现了具有丰富文化遗存的晚期智人遗址。
北方地区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有：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山西朔县峙峪发现的“峙峪人”、黑龙江哈尔滨西南阎家岗发现的“哈尔滨人”、辽宁东港市发现的“前阳人”、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发现的“小孤山人”、辽宁喀左大凌河畔发现的“鸽子洞人”等。
中国境内晚期智人的代表，首推“山顶洞人”。“山顶洞人”遗址为今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一处洞穴，分为洞口、上室、下室、下窨4个部分。上室为居室，中部有一堆灰烬。洞口和上室发现有幼儿残头骨，一只残长82毫米、最大直径3.3毫米、针尖锐利、通体浑圆光滑的骨针，还有如钻孔石珠、穿孔兽牙之类装饰品及少数石器。下室在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下，有一垂直陡崖与上室相隔。下室发现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部分骨架化石，分属于一青年妇女、一中年妇女、一老年男子3个个体。人骨周围散布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并有许多装饰品。下室深处为竖井式深洞的下窨，里面有许多未经扰动的兽骨架，应是“山顶洞人”放置餐余垃圾处。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懂得缝制衣服。大量的装饰品表明当时人已发展出了审美趣味。下室中的布置则说明“山顶洞人”已产生了丧葬观念，会举行丧葬仪式，而这表明“山顶洞人”已产生宗教意识。“山顶洞人”的时代，过去一般定在距今1.8万年左右。近年来，有学者据当时的气候及在山顶洞发现的动物化石情况，提出“山顶洞人”活动的时间应在距今2.7万年前，时代最早的下窨底部距今约3.4万年。
到目前为止，最早的人属及更早的人科动物的化石，只发现于非洲东、南部地区，又由于在旧大陆各地发现的直立人与后来的智人之间，智人中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之间，都存在着若干进化链条上的空白，因而对于现代人种的来源问题就出现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目前发现于旧大陆各地的晚期智人（现代人与其同一种属）是由其本地的早期智人及更早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还是说所有晚期智人都只有一个单一的起源，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成，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一拨又一拨地从其发源地出发向外迁徙，直到散布全球，在这过程中凭借体力、智能或别的方面的优势淘汰了其他所有曾存在过的人类种属？这个争议，应用到中国境内就是：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晚期智人，是由在这里出现过的早期智人及更早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还是从外面——从遥远的非洲东部辗转迁徙而来？举例来说，栖息在今北京西部龙骨山山顶洞穴里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其直系远祖是否就是曾在这座山上活动的直立人“北京猿人”？1987年，美国的一些学者根据对现代人DNA的研究分析，提出人类的共同祖先是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到了亚洲和欧洲，并至少于6万年前进入东亚。这位非洲女性的后代在这些地方完全取代了原来生存在那里的早期智人——当然也包括先前居于此地的直立人的后代。人们用“夏娃”来称呼这位假想中的非洲老祖先，这个理论因此被称作“夏娃理论”或“完全取代论”。“夏娃理论”提出之后几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一些人甚至认为人类起源之谜已经得到破解。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质疑“夏娃理论”所依据的基因谱序证明，因为基因的遗传也可以通过不同人种间的杂交来实现，并非一定就是“完全取代”。由于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具有偶然性，目前为止还无法探明中国境内不同时期的远古人类间的相互关系，但仍有一些本地传承的证据，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比如，在山西阳高发现的“许家窑人”，发展阶段属早期智人，距今10万年左右。“许家窑人”齿冠的纹饰和“北京猿人”的牙齿相近，其石器类型和“北京猿人”的石器属同一传统。或许“许家窑人”就是曾在周口店一带活动达数十万年之久的“北京猿人”后来外迁的一支后裔。
总的来说，在目前，要想解决中国人从何而来的问题，还只能寄望于未来更多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现阶段唯一能肯定的是，那些在距今约4万年以来活动在中国大地上的晚期智人，总有一些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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