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家的青少年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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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家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前言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求知的最佳时机。纵览古今中外文学家的成才经历，我们不难发现，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们的成长及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青少年的成长就要像保尔那样不断地追问自己：“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成长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也是不断用行动来回答的过程。正因为有理想在前方照耀着，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才有了光明，奋斗才有了方向！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精神的成长更重于身体的发育与知识的积累，为了精神的成长，青少年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多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中一个独特的时期，充满着成长的欣喜，身体各部分也达到成熟期，准备承担社会继往开来的责任。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正处于成长的黄金时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在这个时期如果有人能给他们提供震撼其心灵、鼓舞其前进的榜样，对成长中、探索中的他们定会大有裨益。那么，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会因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而好的榜样恰似青少年撬开成才之门的神奇的“支点”。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学是表述人类情感的工具。文学家们正是通过简单的文字，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鸿篇巨制，让人们充分领略文学的无穷魅力。司马迁如何隐忍发愤著成《史记》一书；童心未泯的安徒生是怎样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翻开本书，你可以发现，其实每位文学家的生活历程、成才之路本身就是一部极佳的、罕有的作品。

在他们的成长故事中，你会发现：有时候，只要你有梦想，敢于向着这个梦想不断地追求，就会成功；有时候，你只是耐心地做着应该做的事情，丝毫没有偷懒和抱怨，慢慢地，成功也会向你走近；而哪怕你家庭并不富有，相貌并不出众，但是你有智慧，相信自己，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书精选了古今中外的11位文学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阅读这些故事，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科学家的成才经历。希望阅读此书，能鼓励青少年朋友更加发奋学习，激励青少年朋友不断进步，进一步引导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合格公民，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后备军。

史学家——司马迁

鲤鱼“诞”龙门

远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国汉王朝的都城长安，车驾辚辚，马鸣萧萧，人声鼎沸，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就在这喧闹的长安城中，有一幢堆满了竹简、飘散着墨香的宁静居所。一位普通的老人，衣冠整束，白发飘然，神色安祥，目光宁静。他刚刚结束了一部巨著的最后几句话，搁下笔，面对着几案上灌注了自己毕生心血和精力的这部通史著作手稿，发出了轻轻的叹息和无声的微笑。

凝望着窗外微风轻扬的柳絮，他感到心里很充实。在人生的路上，他早已走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走过了浪漫而充满激情的青年，也步履坚定地走过了严酷而惨烈的中年……现在，他已没有一丝牵挂，没有一点遗憾，他已实现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位老人的卒年现已无从细考，但这部他倾注毕生心血而作的不朽的史书，却为他树立了永恒的丰碑。在他身后几十年，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史书公之于众，这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并一直流传至今、名传遐迩的史书——《史记》。它的作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降生于我国西汉王朝开始进人鼎盛的时代；降生于我国古代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政治文化中心；降生于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的“龙门”。

龙门紧紧连着吕梁山脉，气势十分雄伟，远远望去，两峰劈立，山势上合下开，激流怒涛奔腾冲击其间，岩鸣谷应，景致极为壮丽。

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代，这里有一座龙门山，因和吕梁山脉相连，挡住了黄河的去路，以致洪水泛滥成灾。尧帝命鲧去治水。鲧因治水不得法，一连治了9年而水患仍不断，结果在羽山被舜杀了。鲧的儿子禹受命继续治水。禹从积石山（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开始疏川浚河，经过这里时，将龙门山劈成两半，对峙在黄河东西两岸，像敞开着的两扇大门，地势非常险要。据古书记载，龙门的气势是：“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峰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人们认为，只有神龙才能由此飞腾而过，因而称之为“龙门”。

在这里，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其美妙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相传每年暮春时分，都有许许多多金色的大鲤鱼从百川诸海游集于这龙门口之下，为过龙门而竞相跳跃。能够跃上龙门的鲤鱼，身后便有云雨相随，闪亮的天火从后面将它们的尾巴烧掉。鲤鱼经过这样的拼搏和磨难，便可化为美丽而雄健的神龙飞腾升天了。跳不过去的，则“点额暴鳃”，留下了失败的印记。但是，在每年成千上万的鲤鱼之中，能够跳上去的也不过72条。

在龙门的南方，黄河转折向东，在其支流渭水的弯道附近，有一关一山，这是自古以来极其重要而明显的政治与文化的分界线，那就是史称“崤函之险”的函谷关和杜甫诗中“诸峰罗列似儿孙”的西岳华山。古称的“关东”、“关西”的“关”就是指函谷关。我国古代那些专论天下大事的纵横家们，分析局势时都离不开这个分界线。大体上说，在古代，关东是已经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关西则是以游牧为主的戎狄文化活动区。

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而关西则在几位卓越君主的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励精图治，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指函谷关至陇关之间，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从此，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而不衰。以现在的省份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在内。

摊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的交界线接近中央的位置，就恰似一道门，它可以尽窥关东、关西的一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也许就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地理位置吧。

司马迁就降生在这样一个极富诗意、充满神话色彩、而又独具政治文化之重要意义的地理环境中。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在美丽的龙门附近，有一户复姓司马的官宦人家。这一天，似乎要有喜事降临。苍茫的天穹之上，一轮滚圆通红的太阳被泥土尘埃裹夹着，透出浑厚的光。来自大漠的风雄劲地刮着，呜呜作响。

户外，杨树、柳树激动地抖动着枝叶，迎风起舞，主人司马谈焦急又渴盼地踱出门外，环顾着四周，不安地等待着。突然，一声强健有力的新生婴儿的啼哭，闯入了这个世界。司马谈复又疾步奔入房门，欣喜地抱起这个结实的男婴，左看右看，上下打量，眉宇间嵌入无限的欣慰和殷切的期待。这是司马氏的后代，这个诞生于龙门的小小“金色鲤鱼”，将来能够飞腾跃过这神奇而险峻的龙门吗？

少年时代

司马迁祖辈世代为史官，父亲司马谈又是汉王朝的太史令，承继祖业的理想已初步植入他年幼的心里。少年时代，司马迁是在勤奋苦读中度过的，这为他日后著史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世祖，但对于自己的家世又都怀着一种神秘的、亟望了解的渴盼。除了家庭环境熏陶的因素以外，司马迁的潜意识中也有一种继承先辈、寄望后人的东西。

司马迁热爱他的故乡，以其有“大禹治水”的遗迹而自豪。同时使他感到自豪的还有他那极富文化传统的家。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不无敬仰地记述了自己的祖先，甚至一直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无法分辨谁是人谁是神。到了颛顼帝时，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管天上之事，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又命火正（官名）黎专管地上之事，大会百姓，使各安其业。这样人和神便分开了。重、黎这二位都是著名的大巫，掌管天文、祭祀之事。在充满神话传说的原始社会里，巫是最有文化的人，他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作出权威的解释。后来，社会进步了，原始宗教消歇了，巫便为史所代替。

到了周朝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代获得了司马这个姓氏。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记载周朝的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时代动乱，司马氏家族的史职曾经中断，司马氏也散成了几支。在秦国的一支世居夏阳，就是司马迁的嫡祖。祖先也都担任着其他官职，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时，才又重新当起了史官。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显赫，然而他们父子却都以世代做史官而自豪。司马迁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史官的家庭里。

对司马迁的一生和事业有着直接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的，还要数他的生父——这位重操远祖旧业的司马谈。

司马谈，这位曾将司马迁导向伟人伟业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很早就有志于做一个历史学家，并想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

他曾经向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过天文，向汉初的学者杨何学过《易经》，还向黄老刑名学派的人物黄子学过道家的哲学。他曾经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的文章，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初步整理和总结了古代的学术思想。他对各家学说一一加以评论，指出它们的优缺点，尤其对道家推崇备至。他认为六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治理好天下，只是所取道路不同，各有得也各有失而已。

司马谈非常羡慕自己的远祖能够得到“太史”这种官职。“太史”也就是史官，在汉代通称“太史令”。在统治者眼里，它只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位。尽管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当中有一些正直的人，却并不因此而感到卑微，反而以能记载天下大事为自己的职责而感到自豪。

就史官的职责来说，无疑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史官，由于他们正直的品行，严肃认真的记事态度，却往往和统治阶级的意愿相违背。历史上的奸臣暴君，大多无法逃脱他们的笔伐，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也不能使他们动摇屈服。对强权和暴政的斗争，使这些人养成了严正刚毅的性格、强烈的正义感和顽强的反抗精神。

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将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之事直接记载入史，因而遭到崔杼的残酷杀戮。他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杀。他的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仍然是照样去写。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认为晋灵公被杀害的责任在卿大夫赵盾，因而在史书上直接写道：“赵盾弑其君。”孔子因此而赞誉他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他也因此一直受到后人的称道。这些正直史官往往不惜以生命来维护真理，坚持并捍卫“不虚美、不隐恶”的这一原则。

所有这些，对司马谈，尤其是对日后的司马迁，都产生了极其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建元六年，司马谈终于做了“太史令”，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不仅决心自己坚守这个世代相传的职业，而且也殷切地寄厚望于自己的儿子，一心一意要将司马迁培养成为一个能承继祖业，能继孔子作《春秋》之后而著史书的有学问的接班人。

司马迁的幼年时代，是在龙门附近的农村度过的。所居之处，南边蜿蜒着黄河，北面迤逦着龙门山，出门便是满坡的庄稼田。

陕北高原上的太阳，总是炽烈的；西北大漠吹来的风，总是雄劲的；奔腾而来的黄河，也是汹涌的。这里既充满着神秘而浪漫的气息，又展示着雄健而豪放的个性。

司马迁的童年生活，也是浪漫而豪放的。

在乡间农舍里，他跟着父亲识字背书，了解外面的世界；在黄河之畔，他帮助家人耕田牧牛，在大自然中嬉戏。一次，父亲想考考司马迁，要他读一篇文章，谁知他竟一口气熟练地背诵了出来。父亲感到十分惊讶，以为他为了读书而疏懒于放牧，便暗地里去查看牛羊，没想到牛羊也长得膘肥体壮。做父亲的非常高兴，不禁连声赞道：“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每逢傍晚，父亲常带着司马迁在黄河边散步。一日，壮丽的落日挂在天幕上，余辉将天边的浮云染得通红，似有千百条金色的鲤鱼在凌空跳跃。父亲北眺龙门，东望黄河，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给司马迁讲述了那个“鲤鱼跳龙门”的美丽传说。司马迁凝视着天边的彩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倾心地向往着。

从此之后，耕田之余，玩耍之后，或放牧牛羊之时，他常常要面向东方，痴痴地眺望龙门——那个似刀削斧劈、高高耸立的龙门，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跃上去，不怕身后的电闪雷鸣，天火相随，要跃上去看看外面更高的天空，看看天外更大的世界……

然而，正当司马迁五六岁时，那个龙门外面的世界却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正在为一个新朝代的来临而忙碌着。在龙门西南方的都城长安，锦旗高挑，鼓乐齐鸣，那个比司马迁只大十一二岁的汉武帝刘彻，黄袍蟒带登基了。

一个五六岁孩子，或许还不懂得皇帝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将有何意义。他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竟然就在这个皇帝身边做事，他的一生，就要与这么一个皇帝相始终；他的命运，他一生的事业，都要与这个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135年，10岁的司马迁随父亲司马谈来到都城长安。长安是当时的大都名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的一生，是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的。

他脱离了农家儿在田野里耕田牧牛、自在悠然的闲散生活，开始了在父亲直接教导、严格督促下紧张的学习生活。司马迁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很快便诵读用古文写的书（当时将秦代以前的文学通称为“古文”），如《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

在长安这样的文化中心，司马迁又有幸拜识了两位博学的名师。一位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古文学派的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师从他学过《尚书》；另一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儒董仲舒，董仲舒是今文学专家，尤其精于《公羊》、《春秋》。师从于这两位大师，使司马迁获益匪浅，为他日后能大量阅读古书，搜集整理古代史料，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据司马迁自己后来说，他创作《史记》的精神和准则，就是从董仲舒的《春秋》学说获得的启示。

司马迁在学习中富于钻研精神，具有严谨的态度。一次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时，他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的不同，便又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进行比较和研究，最后才得出结论，确认《尚书》上的记载是正确的。

司马迁还具有相当广博的天文、历算的知识，对于先秦和汉代的学术思想斗争的历史，了解得也极为透彻。

司马谈是个有心的父亲，在教导司马迁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向司马迁述说了祖辈世代为史官的家世，和自己立志著史的理想。每逢学习之余，在幽幽的烛光之下，司马谈总是把我国古代的一些生动的历史故事讲给司马迁听。如荆轲冒死去刺杀秦王，不幸事未成而悲壮牺牲；陈胜、吴广等英雄豪杰不甘被奴役，举兵反秦；西楚霸王项羽英雄一世，面临垓下之围，最后竟自刎于乌江……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深深打动了少年司马迁，在他的心中种下了对历史的爱好和对于英雄人物的景仰。

就这样，少年司马迁在父亲和当时的大家鸿儒的直接教育之下，树立了最初的理想，端正了做人的品行，培养了严谨的治学作风，打下了极为雄厚而牢固的知识基础。这些，无疑都为他日后能够写作《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果说，10岁以前，司马迁还只是神往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并为一生理想的实现做好了基本的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壮游全国

年方20岁的司马迁，结束了10年的闭门苦读，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壮举，进行了历时数年、行程数万里的全国游历。此次游历所获甚丰，对其日后做人著史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司马迁来到长安后的头几年，西汉王朝开始真正转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专权的窦太后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汉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

年轻的司马迁也沉浸在国家强盛和繁荣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之中。

经过差不多10年的闭门苦读，这个盛世的骄子，从小就热爱祖国的河山，现在更是勃勃跃动，愈发抑制不住了。他像一只羽翼刚丰满的鸟，再也不满足于只盘旋在自己所熟悉的天空，而为远方天边壮美的云霞所召唤，为天边激荡的风雷所激励。他要振翅远方，去亲自领略那更为广博的世界。

终于，公元前126年，在司马迁20岁的时候，他怀着承继父业执笔著史的宏志，带着对祖国山河实地考察的渴望，也怀着童年时代美好的幻想，决定暂时中止对经传史籍的研读，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实地寻访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珍贵的史料。

这一年，他兴致勃勃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离开了都城长安，出武关（今陕西省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长江，踏上了他的漫游之路。

此一游需历时数年，行程几万里，旅途风餐露宿，又少车马舟楫，游历之苦可以想见。但为崇高志向的激励，为壮丽河山的吸引和先辈前贤事迹的召唤，司马迁早将旅途艰辛之苦置之度外。他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并为他的行程做了具体的计划和详尽的指点。

但此时，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估量出司马迁这次游历对他一生的事业将产生的重大意义。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从南阳通往南郡的大路上，走来一位风尘仆仆、英姿飒爽的青年。这青年背负着简单的行囊，大步流星地赶路。旅途的劳顿饥渴，风吹日晒，都丝毫没能减退他的神采和兴奋之情。逢到古迹遗址或形势险要之古战场，他便要停下来仔细地考察一番。

一路上，所到之地，每一处都有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每一处都是历史遗迹的宝库。他现在还不能预料，此一游，所获几多？

南国在召唤。从南郡渡过长江，在湖南长沙的北面，有一个汨水和罗水的合流之处。来到这条浪涛汹涌的江边，司马迁不禁发出一声深情的呼唤：“汨罗江！”

汨罗江，这条本不出名的江，只因与大诗人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家喻户晓。这里是战国时楚国的土地，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死向卑鄙的卖国贼作最后抗争的地方。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就对大诗人屈原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汨罗江畔，他独自凭吊了这位他所敬仰的先贤。

透过滚滚的江水，司马迁仿佛看到了150多年前遍地狼烟、满目疮痍的楚国。屈原大夫因为人品正直，才华超群而遭受陷害，被逐流放。他，欲报国而不得其门，欲救人民而不得其路，最后满怀悲愤，怀沙自沉，怒投汨罗江。他仿佛看到了屈原大夫一袭白衫，挺立江边，昂着披发怒问九天。耳畔不禁响起了诗人的吟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司马迁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不禁感慨万端，潸然泪下。

屈原的壮丽诗篇和一生的坷坎遭遇，都已深深地印入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后来在《史记》中，他以深情的文字记录了这个伟大诗人极不平凡的一生和令人痛惜的结局，满腔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热情地歌颂了屈原与日月同辉的高尚品德。

在这里吊屈原、思屈原，使司马迁不禁还想起了只比他早三四十年的汉初青年政治家、文学家贾谊。贾谊亦曾伫立在这同一个地方，望着江水长叹，满怀激愤而作《吊屈原赋》，以悼念屈原。贾谊和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他少年得志，后来却受到权贵的谗害，被汉文帝放逐长沙，最后忧郁而死。他在这里吊屈原，就像是对自己心灵的呼唤，是对共同遭遇的感慨抒发。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贾谊，其为人、为文，也早就是司马迁所深深崇拜的。

因此，离开了汨罗江畔，司马迁又去长沙寻访曾被贬谪（即降职）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的旧址，进行了凭吊。后来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的事迹和有关材料搜集在一起，写了一篇合传，叫做《屈原贾生列传》，表现了他对屈原和贾谊的敬仰。

这次凭吊，在司马迁的心灵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谁又知道，在司马迁后来的一生中，其做人、为文，竟都与这两位先贤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湘南的九疑山，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九座山峰高耸，一样的青山绿树，一样的溪水潺潺，峰峰相似，山山相依，云中雾中，更是你我莫辨，因之被称为“九疑山”。

古代史籍中有舜葬九疑的记载。舜是我国历史传说中古代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据说舜当年南巡时死于苍梧之野，葬在九疑山。司马迁在这风景秀丽的九疑山上，瞻仰了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做了实地考察。古史遗闻已很渺茫，但山川形势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从湘南到湘西，经沅江顺长江而东下。登上蓊郁葱茏的庐山，便可看到茫茫九江在这里如何汇合、分流，看到大禹疏导九江的丰功伟绩。夏禹是传说中另一位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司马迁兴致勃勃地登庐山，临九江，仿佛又看到了大禹为制服洪水，和民众一起疏通九江，“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不敢入”的情形，深为感动。

之后，他继续沿江东下，渡浙江（今杭州以下的钱塘江），登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去探寻著名的“禹穴”。

传说夏禹曾经在这座山上会集诸侯，计功封爵。“会稽”即“会计”。此山也因此而得名。会稽山上有一个洞，深不见底，有传说这里是夏禹藏书的地方。也有说只有夏禹曾经深入此河，因而被人们称之为“禹穴”。据说，禹晚年东巡至会稽，死于此也就葬于此了。古书中记载说他的墓地极为简陋：“苇棺，穿塘深七尺……”司马迁对大禹治水的精神极其钦佩，此次探访又增加了实际的感受。

对这两位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遗迹的实地考察和探访，使司马迁获得了许多新鲜、直接的材料，为他后来写《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积累了素材。

会稽又是夏禹的后裔、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都城。勾践卧薪尝胆、雪耻报国的故事也是司马迁从小就熟悉的。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曾经被吴王夫差困在这里，被迫向吴王称臣。他为了雪洗这一耻辱，使自己时刻不忘报仇，把一个苦胆悬挂在室内座席之上，每天都要尝尝它的滋味。晚上睡觉不睡锦被绣床，而是躺卧在薪柴之上，并且常问自己：“你忘记了会稽的耻辱没有？”这样，经过22年的准备，勾践最后终于灭掉了吴国。

司马迁游历了会稽后，便由越而吴，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雄的姑苏山下。这里，景色秀丽迷人，众多的湖泊连成一片。几乎到处都能见到令人发怀古之幽思的遗迹和故址。

当地的老百姓告诉司马迁，当初伍子胥劝吴王不要沉湎于酒色，否则就有亡国的危险。吴王夫差不但不听，反而赐给伍子胥一把宝剑，叫他自刎，伍子胥临死之前说：“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国东门，让我看着越王打进来。”吴王听了恨得咬牙切齿，叫人用马皮把伍子胥的尸体裹起来沉入江里，叫他什么也看不见。

对这些古遗迹和生动的传说，司马迁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他登上姑苏山，眼望烟波浩渺的太湖，古今兴亡多少事一一涌上心头。金戈铁马，那骄横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远贤信谗，最后反被勾践围困在姑苏山上，求和不得，只好自杀，悔恨莫及了。

在吴地，司马迁还参观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和宫室。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47年，距司马迁参观时不过120年，司马迁见到的这些遗迹还是相当完整的。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美令人惊叹。因此他在旅行日记中说道：“盛矣哉！”

结束了在江南的游历，司马迁渡过长江继续北上。

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东南）是大名鼎鼎的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司马迁与韩信的生活年代相距不过几十年，因此，他从淮阴父老们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宝贵、生动的关于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这位在楚汉战争中，“归楚则楚胜，归汉则汉胜”，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大将韩信，年青时却十分贫苦。他在青少年时不过是一个在社会上漂泊、寄食于洗衣妇的流浪儿。他曾被无赖欺侮，受过为人不齿的“胯下之辱”。但是，他的志向却非同一般。

司马迁在父老们的指引下前去观看了韩母的墓地。这里，是一处地势较高的空阔的旷野。父老们告诉司马迁，韩信的母亲死后，他无钱安葬，就找了这块高地安葬了母亲。他是希望这地方周围将来可以发展成为万户人家的城市，亦即意味着他自信将来要被封为万户侯。

在淮阴，还流传着韩信与一位劳动妇女之间的故事。少年韩信孤苦贫穷，一位漂洗棉絮的洗衣妇同情他，每天送饭给他吃。韩信非常感激，说将来一定要重重地报答她。她听后却很生气，回答他说：“我岂是希望报答？我是希望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够振作起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她的话犹如惊雷震耳，给韩信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从青少年时的穷困和遭遇，到在楚汉相争的时势下成为英雄和王侯，韩信的经历，给了青年司马迁很大的启迪，引起他深深的思索。

淮水经淮阴城北东流入海，泗水自北而来，在淮阴城东入淮，这里就是所谓的淮泗口。司马迁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来到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今山东省曲阜县）。这里，是孔夫子的家乡，更是几百年前中国古文化的中心。这里早就是司马迁十分景仰的地方。

这时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约已有10年的光景，崇儒之风已吹遍全国，这个孔子的诞生地自然更是有着一番兴旺的景象。

少年时就熟读《论语》、《春秋》的司马迁，对于孔夫子满怀崇敬之情。司马迁曾引用《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句子来表达自己对孔夫子的敬仰。现在踏上了孔子家乡的土地，更使他激动不已，处处感到亲切。

到达曲阜后，他首先参观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在墓地的附近有个“孔里”（孔家巷）。据当地人讲，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和鲁国人搬来居住的有100多家。尽管孔子已经去世500多年了，但鲁国人代代相传，每年按一定的时节来此祭祀孔墓。儒生们更是常常到这里来习礼、读书、饮酒、射箭。

孔子生前所居之处和教授弟子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孔子庙。这里陈列着孔子当年用过的衣服、帽子、古琴、书简和车辆，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里受孔子的影响很深，据说楚汉战争时，刘邦已兵临城下，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学诵诗，学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历经几十年，其风仍未泯，儒生们仍定时来此讲习古礼，这让司马迁好好地饱览了一番。

出于对孔子的崇敬，兼作旅途休整，司马迁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向学者们请教，研究印证孔子所著之书，搜集有关孔子的遗闻轶事，并跟当地儒生学习孔子的礼仪。他细细地观察，默默地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儒家教化的遗风，这使司马迁大为感慨。他想，天下那么多称为贤人的君王，也只是当时被人称颂，死后却默默无闻。而孔子出身布衣之家，死后历经十几代人，仍为学者学习的榜样，尤其是无论天子王侯，还是普通百姓，研究“六经”都要以孔夫子的著述为标准，孔子真可谓是圣人啊！

齐、鲁之都是儒家的发源地，孔子生前也曾在齐国住过，齐、鲁又是邻国。为了搜集更多的史料，司马迁又动身前往齐国的都城临淄。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著名的宰相孟尝君，相传他的家里经常有食客数千人。从山东峰山往南，就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到了这里，司马迁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强悍，民情风俗与孔子的故乡大不相同。他向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打听，才知道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收天下的豪杰侠客，因而迁居薛城的有6万多户人家。同时也有一些作奸犯法之辈，逃命藏身到薛城来，遂逐渐形成了此地这种特殊的豪强风气。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后来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这次游历曾在薛城受困，但如何受困，并没有说明。不过在《孟尝君列传》中，他曾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那么，他说的受困说不定是受到了当地暴徒的欺凌。

在实地的感受，使司马迁觉得人们所说孟尝君以好客自喜，的确名不虚传。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孟尝君列传》时，由于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所塑造的像“鸡鸣狗盗”之辈和魏子、冯欢等人物形象，都很生动丰满。孟尝君那种“不耻下交”的风度也跃然纸上。同时，战国晚期贵族养士的情况，也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是秦楚、楚汉战争的古战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享有一世盛名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

项羽曾经在此地创造了一次战争史上以寡击众的奇迹，即公元前205年与汉高祖刘邦的彭城大战。项羽只用3万精兵，就把刘邦的56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赶得汉兵10余万人挤到睢水里，睢水为之不流。当时许多新立的诸侯都再度归楚而叛汉了。

这一带地方豪杰辈出。彭城的东边，是项羽的故乡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彭城西北的沛郡（今江苏省沛县以东一带），是曹参、周勃、樊哙和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今江苏省徐州附近），是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和汉高祖刘邦的家乡；而沛郡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县），又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

这些人都是楚汉之际的风云人物。项羽和刘邦都是秦末起义军的领袖，刘邦还是西汉王朝的创建者，这两人为争夺封建霸业，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场有名的楚汉战争。萧何、曹参、周勃先后为汉初丞相，足智多谋，为安定汉室立下了大功；樊哙曾经大闹鸿门宴；夏侯婴曾为刘邦驾车，后被封为滕公。西汉的开国元勋，几乎都是这一带的人。因此，这里是搜集秦汉之际的历史资料和了解刘邦及汉初统治集团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个中心。

这时，经过了长期的游历，一路上千辛万苦，司马迁已感到疲惫不堪，旅费也所剩无几。但对于这样一个汉初史迹的宝库，他又岂肯轻易放过？因此，他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继续他的游历。

在这里，司马迁听到了许多在史籍资料中不可能了解到的奇闻趣事。

在沛县，司马迁听说，刘邦早年在当地做泅水亭长，是萧何的一个好说大话的小同乡。他到县里打官司，常常得到萧何的袒护和开脱。还听说有一次刘邦到咸阳，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不禁感叹地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刘邦很会说大话。有一个叫吕公的人，和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因为躲避仇人迁到沛县来作客。县里的豪杰和属吏听说县太爷家来了贵客，都带着礼物前去拜贺。萧何负责代受礼物，规定出礼金不到千的坐在堂下。刘邦本来很穷，却吹牛说：“我出一万。”其实他一文也没有。帖子拿进去后，吕公听说刘邦献一万，便亲自出来迎接，请他坐了上座。萧何知道底细，私下说：“刘邦真会吹牛！”后来，吕公见刘邦很有才智，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吕后。

从沛县人的口中，司马迁还了解到最后灭掉强秦、击败项羽而取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及其手下的许多文臣武将们，这些叱咤风云的一时豪杰，起义前都只是一些中下层的小人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公元前209年的秋天，陈胜、吴广等首先在沛郡的蕲县起义，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刘邦在沛县人民杀了县令之后，得到沛县人和萧何、曹参等的拥戴，成为沛县起义军的领袖。

沛县是秦末人民大起义最早的一个中心。因此，这里参加起义的人很多。

汉朝的开国丞相萧何，原不过是沛县监狱的一个主吏；大闹鸿门宴，使西楚霸王项羽都要刮目相看的樊哙，当时只是个卖狗肉的；后来被封为滕公的夏侯婴，过去是个车夫；被刘邦誉为“安刘必勃”、刘邦死后灭掉诸吕的丞相周勃，原以织“薄曲”（养蚕的器具）为生，还曾当过送葬出殡的吹鼓手；勇敢善战、屡建军功的颍阴侯灌婴，原只是个贩卖丝绸的小商人……关于这些人的这些经历和传说，官书家传和档案中肯定是不记载的。司马迁通过走访那里的父老乡亲，并和樊哙的削爵为民的后代交了朋友，察看了这些人的故居，才得到这些宝贵的材料。面对这样丰富的材料，司马迁也叹为“异哉所闻”！这使他对汉初统治集团的构成，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

在这些人低屋茅舍的旧居前，司马迁时而低首徘徊，时而仰天凝思，胸中激荡着秦汉之际的历史风云，他不禁大为感慨：这些人原为普通老百姓时，谁也没有认为他们能做什么大事，更没有人能料到他们日后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即使当初曾为沛县小官吏的萧何与曹参，当初宣布起义时，还心存畏惧，不敢领头，因而推举了刘邦。但就是这样一群小人物，一旦被时代浪潮推上历史的舞台，就都成了叱咤风云、举足轻重、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一幕，书写出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这可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里是古时的大梁——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司马迁来到这里，魏国的整个历史，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时的大梁，已是一座被摧毁了的古城。司马迁站立在一片废墟上，想起大梁人讲给他的大梁惨烈而悲壮的一幕。

那是秦魏的最后一战。秦国派军队进攻大梁，大梁人民不肯屈服，于是秦兵便引水灌城。大梁人民负城顽抗了3个月。最后，城终于被攻破，魏王投降，魏国也灭亡了。目睹眼前这片废墟，司马迁就好像又看到了这幕历史上的悲剧，深为大梁人民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在大梁，司马迁还特地去访问了“夷门”（大梁的东门）。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是魏王的异母兄弟，但他从不因自己富贵而看不起别人。当年他曾在夷门礼贤下士，屈身拜访在夷门看守城门的侯赢。侯赢已是古稀老人，家中贫困，但信陵听说他贤能，便大会宾客，亲自驾车去迎请他，并把他奉为上宾。后来赵国受到秦国的围攻，赵王弟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因此赵国多次求救于魏，但魏王受了秦国的威胁，迟迟不肯发兵救赵。信陵君便采用了侯赢之计，请魏王的宠姬如姬盗出了魏王的虎符，发兵去救赵，才迫使秦军退却，解了赵都邯郸之围。

司马迁登临夷门，思绪万千。当年侯赢不就是在这里傲然登上信陵君亲自为他驾驭的马车吗？不也是在这里，侯赢送别前往救赵的信陵君，并告诉他当他携虎符到达军队时，他将自刎以送别公子，以明不欺其志的吗？这如今已经破败了的夷门，曾看到过多少可歌可泣的行动，听到过多少慷慨激昂的话语。可惜夷门不能将这些告诉后人。

于是，在大梁的城墙边、大路旁，便常可见一位青年，向在晒太阳的、歇脚的田夫老乡们恭恭敬敬地求教，还不时用笔和木简做一些记录。由于他的谦虚和诚恳，父老们都愿意尽其所知告诉他。

结束了在大梁的访问，司马迁已完成了他这一次游历的全部计划。

又是一个艳阳天。几天的休整使司马迁抖去了一身的风尘，一扫旅途的疲倦。他喜出望外地整理着一路上收集和记载的各种见闻和史料，依然沉浸在游历的兴奋之中。一路上的亲历耳闻，旁收博采，收获大大超出了原先所料。他像一个幸运的观众，在各种实地布景中，欣赏着历史上的种种悲喜剧；他又像一个导演，在摄制着各地的风光片，在准备着指挥历史剧的大舞台。然而，他却更想做这个“历史剧本”的编剧，去真实地再现那一幕幕历史上的话剧。他信心满怀，踌躇满志，真想立即踏上归程，盼望着能尽快投入到纵笔著史的浩大工程之中去。

这是司马迁人生旅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壮举。

此一游历经数年，行程几万里，途中的劳累饥渴、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这次长途游历，磨炼了意志和筋骨，又何尝不是为其日后担当历史重任而做的一次锻炼和考验？

此一游对司马迁后来《史记》的写作，更是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宋代大散文家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这是指此次游历对于司马迁《史记》著文风格的影响。而《史记》中那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更不是太史公的向壁虚构或金匮石室（皇帝藏书的地方）藏书所能提供的。这些构筑《史记》的“血肉筋骨”以及那些史实准确、考据翔实、描写生动的优美文字，无疑都是这次游历的馈赠。因此，也可以说，这次游历是《史记》写作的摇篮，无此一游便无《史记》之诞生。

至于在这次游历中，直接考察了解实际，大量接触人民群众，对于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宝贵的历史观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梁，司马迁踏上了归程。穿河南、入陕西，重负满载地返回了长安。

入仕郎中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与品德通过了朝廷的考试，从而被选拔到朝廷里，做了一名郎中。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西汉王朝庞大的封建官僚系统中，郎中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小官，是郎官中最低的一级。

郎官是皇帝的侍从，一般的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居宫时，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侍卫；皇帝出巡时，他们则随侍在皇帝左右。因此，郎官的职位虽不高，但深居宫廷内部，接近皇帝，一旦为皇帝所赏识，便可飞黄腾达。所以，这又成为贵族官僚、富贵子弟们积极谋求的目标，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20来岁的年轻人能谋到这一职位，是很令人羡慕的。

司马迁并不冀求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也从未有过追求高官厚禄之想。然而，在汉王朝发达兴盛之时，能够进入宫廷，得以了解统治集团上层的各种情况和内幕，并随从皇帝巡行各地、游览四方，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增长见识，丰富阅历，却是司马迁所欲求的。并且，这毕竟是他的一段新生活的开端。

阳光灿烂地照耀着，空气格外清新。司马迁雄心勃勃，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司马迁入仕之年，正是汉王朝鼎盛的时代，他所侍奉的君王，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这样的时代，逢这样的帝王，司马迁何幸！在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前途上，似乎洒满了阳光，铺满了锦绣。

司马迁从入仕做郎中始，其生活道路、政治遭遇、事业成败均与汉武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要了解司马迁一生的际遇，就让我们先来大略地看一看汉武帝其人及其统治的时代。“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这一阕词，道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历史上这几位帝王的重要地位和杰出功绩。

汉武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上可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相提并论的，具有雄才大略和卓越建树的统治者。

汉武帝在汉王朝君主的宝座上坐了半个多世纪，其间成就了不少事业。他凭借着汉初70年来积聚的经济力量，在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抗击匈奴的十几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击败了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西北边疆的威胁。他又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道路，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权。随即又开通了“西南夷”，使居住在今天四川西部、南部，甘肃南部和云贵地区的各民族纷纷归附。他还消灭了南粤、闽粤的割据者，把西汉王朝的版图扩展到了东南沿海、岭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并发展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和国外一些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汉武帝在对外征战的同时，对内大兴水利，垦荒移民，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繁荣稳定，国库充盈。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汉武帝为适应此时的形势，废弃了汉初时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采用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高昂代价。至汉武帝中期，频繁的战争和好大喜功的封禅及惊人的奢侈浪费，使汉王朝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各种矛盾均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深刻的政治裂痕。

这位皇帝晚年多少觉察到这种问题和隐患，曾发布了著名的“轮台之诏”，公开承认某些失误，宣布要停止战争，实行富民政策。他采取了种种办法，终于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汉武帝时代，历史为司马迁父子完成修史任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的巩固，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当务之急。因此，要全面地总结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编写一部贯通古今上下、综合百家之说的新史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需要。而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对先秦旧籍的搜集、保藏、整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使新史书的编写有了可能。

汉武帝本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又专横愚昧；他治国有方，但又刚愎自用；他自信、有识、多智，却又狭隘、暴戾、多疑。他身边需要有司马迁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为其服务，但一旦下属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他有所顶撞，他又会毫不留情地置下属于死地。

因此，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陪伴这样一位君王，司马迁的命运似乎也是注定了的。一方面，他的抱负和才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施展，为他成就一番事业而实现宏愿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另一方面，阴晴无常，风云多变，伴君如伴虎，又使为人正直、有独立见解的他，也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不留心，就会跌得粉身碎骨。

年轻气盛，才华初露，雄心勃勃的司马迁，入仕之后将要陪伴的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从此，他的生活道路、政治遭遇、事业成败均与汉武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游历已成为司马迁的生活中一件令他心驰神往的事情了。如果可以，他愿意更多地去看看祖国的山川河流，了解更多的风俗人情，丰富自己的阅历。恰好，他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又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

此时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的时期，他正热衷于祭祀活动并且巡行频繁。因此，入仕后的几年间，司马迁也得以有更多的机会随从皇帝去游览四方。

有一次，他随从武帝到夏阳、汾阴，过陇山，西登崆峒山（今甘肃省平凉县西），临祖厉河，又北出萧关（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甘泉。

汉代皇帝祭天的常礼是：春天“朝日”，秋天“夕月”。“朝日”在早上举行，由皇帝向东拜日；“夕月”在晚上举行，皇帝向西南拜月，名为“朝日夕月”。汉武帝人虽在甘泉，“朝日夕月”之礼仍然举行。正当此时，他得到南越王赵佗的丞相吕嘉弑王反叛的消息，立即命令将军路博德、杨仆等率大军前往讨伐。

一年后，叛乱被平定了。此时，司马迁也以自己的才能和品德赢得了汉武帝的信任。他被任命为汉朝的使臣，代表皇帝和朝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为开通西南地区，汉武帝曾派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两次去西南活动。此时，西南地区已建立了五个郡，这些郡羡慕汉朝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希望获得汉王朝的先进技术。因此，汉武帝便派遣司马迁这样阅历丰富、富有才学的人来担此重任。

司马迁此次奉命出使，西到了巴蜀以南，南至邛（今四川省西昌县）、笮（今四川省汉源县）和昆明（今云南省曲靖县）。这对他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得以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和风俗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清楚的了解，又一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至此，刚过而立之年的司马迁，足迹已踏遍了祖国的中原大地和西北、西南、东南的广大地区。他曾东游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南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西至四川、甘肃；北经内蒙古、长城内外等地。足迹遍及黄河、长江和粤江流域，几乎走遍了全国。

祖国的壮丽山河，自然界雄伟奇特的景象，和社会的现实生活，拓展了他的胸襟，丰富了他的阅历，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也更增强了他著史的宏志。

父亲遗命

汉王朝打仗已经打得厌倦了，对疆域的扩展也有些腻了。此时，北部匈奴已远徙漠北，威胁基本上解除；西南地区也完全平定，各部族已臣服。一派繁荣兴盛，一派歌舞升平。何以来消受这繁荣？何以来证明这兴盛？何以告太平，报成功？

于是，汉武帝要举行封禅大典了。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据说，古代帝王凡是建立了大功业的，都无一例外地要举行“封禅大典”，即先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做“封”；然后在泰山脚下的梁父等小山上辟地祭地，这叫做“禅”。“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一个帝王举行了这种典礼，才表明他是真正的皇天之子，领受了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

类似这种祭祀，最早起源于西周之时。据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说，历史上举行过封禅大典的有72君，但他能数得出的只有12个，而这12个也是未经证实的传说。实际上，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就只有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

那次秦始皇登泰山，刚行至半山腰，忽遇狂风暴雨，只好躲藏在一棵松树下，后来他赐给这棵松树以“五大夫爵”。此次封禅因天气原因搞得很狼狈，一些儒生博士们都暗暗地讥笑他，认为秦始皇没有多大的功德，不配举行这种典礼。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因为江山尚未坐得很安稳，自然还想不到去做这种不切实际、奢侈浪费的事情。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忙于安定民心，休养生息，力求平静无事，也就不想做这种劳民伤财之事。及至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日益强盛，于是就不断地有一些儒生博士来向汉武帝歌功颂德，劝汉武帝举行封禅仪式。司马相如在病死茂陵之前，还在遗书中“言封禅事”。汉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许多地方效仿秦始皇，以他当时的尊严和权势，并不在秦始皇之下，因此他就急于要进行封禅大典。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特地把年号改为“元封”，他亲率一支18万骑兵的大军，从长安出发，旌旗招展，声势十分浩大。先北越长城，巡行边塞，耀威匈奴；然后东巡海上，路经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南），礼拜嵩山；之后便东登泰山，开始举行正式的封禅大典了。

封禅大典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能够随同皇上参加这一活动，更是终生莫大之幸事。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在数年之前就参与了封禅礼仪的制定策划等工作。然而偏偏不巧，正式的封禅尚未开始，他便途中病倒，留在了周南（今河南省洛阳附近）。一代的大典，不得参与，是一个史学家最为遗憾的事了，司马谈非常失望，气急之下，病情愈加严重。

此时，司马迁正奉命出使西南，游历于南国的奇山峻峰之间。待他归来，还未及向武帝回报，便匆匆赶至洛阳，见到了垂危的父亲。

病榻上，司马谈的额前散乱地披着几绺银发，他双颊通红，两腮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目光中饱含着极度的痛苦。病弱已极的司马谈抬起头来，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满身风尘、悲痛万分的儿子：这个孩子，是自己从小把他培养起来的，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曾令我万分欣喜。如今他已经完全成熟了，成长得比我期望的还要好……本希望父子二人同筹著史大业。以告慰先人，平终生之愿。谁料想天又有不测风云啊……

想到此处，司马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禁老泪纵横。他颤巍巍地拉起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用尽最后的气力，将终生的心愿郑重地托付给司马迁：“我们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世世代代担任这个职务。后世曾经中断过，现在我又为太史令，本想接续祖先，振兴祖业，为后世留下一部史书，没想到大业尚未成，我已经不行了……”

司马谈大口地喘息着，稍稍定了定又说：“自周公后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修治，复兴旧日的王道和衰弃了的礼乐，整理成《诗》、《书》，写作了《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孔子死后，至今又已有五百年了，其间，诸侯相互兼并，国史的记载中断了。“如今汉朝建立，天下统一。圣明的君主、忠贤的臣子、为节义献身的士人，有许许多多生动的事情需要记下来。我身为太史，没来得及去记载、叙述，废弃了国家的历史事业，甚为惶恐……”

司马谈无限遗憾又充满期望地望着司马迁：“我死后，你必将为太史。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你能立志学习做第二个孔子，上继春秋，下迄汉代，写出一部好的通史著作来，以完成我终生的誓愿……”

望着父亲那消瘦清癯的面容，听着父亲那寄望殷殷的嘱托，司马迁早已是涕泪横流、泣不成声了。这个慈父，也是严父，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导师，一生中给予了他多少爱和期望，培植了他端正的品行，教给了他丰富的学识，更将著史的宏志从小深深地植入他的心中……就在自己欲将理想付诸实施之时，父亲却要离去了。他怎能离得开这导师般的父亲呢？

但是，望着父亲那殷切期待的眼神，司马迁只能强忍悲痛。他目光坚定地抬起头，迎着父亲说：“父亲的教导儿子牢记在心了。我虽然不聪敏，但我一定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将父亲所编排整理的历史见闻全部整理出来，论述无遗，不敢稍有缺漏，完成一部史书的著述，了却父亲未遂的宏愿！”

托付了终生的挂牵，带着满腹遗憾，司马谈抑郁抱恨而亡。

三年后，司马迁继为太史令。他得职务之便，大量翻阅、整理了皇家藏书处的藏书。自此，他便全力以赴开始了著述《史记》的伟大工程。

诗圣——杜甫

时代与家世

8世纪中期，我国文坛上升起了两颗灿烂的明星，以它们耀眼的光芒，辉耀着唐朝当时整个诗坛。这两颗明星，一个是李白，另一个就是杜甫。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瑶湾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飘泊流离到湖南，冬天，病死在洞庭湖上的舟中。杜甫一生只活了58岁，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散失，现留传下来的有1400多篇。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叙述了这一历史时期许多关键性的事件，所以被人们称为“诗史”，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就诗歌的内容来说，无论是它的广泛性还是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了他以前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

杜甫的

童年

杜甫的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他的家族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汉御史大夫杜周。杜周本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以豪族迁移到茂陵（今陕西兴平县西北）。杜周之子杜延年又迁居到杜陵。杜延年的子孙在汉、魏、晋时期世代为官，其中以东汉的杜笃、西晋的杜预最为著名。杜预第三子杜耽为凉州（州治在今甘肃武威县）刺史。而到了杜耽的孙子杜逊的时候，杜家这一支就随晋元帝南迁到了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又经过五代，到了杜甫的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今河南巩县）县令，自此，杜家遂世居巩县。

在杜氏家族中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杜预是西晋名将，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灭吴有功，封当阳县侯。杜预精通战略，博学多才，世号“杜武库”；又嗜好史书，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甫30岁时，自齐鲁归洛阳，曾在杜预的坟墓所在地——河南偃师县西25里的首阳山下筑陆浑山庄居住。这年寒食，他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山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表示自己不忘这位远祖的勋绩，决心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对杜甫也有很大影响。杜审言，字必简，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进士，曾做过县尉、县丞等小官，武则天时授以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因与武后嬖幸张易之兄弟有交往，中宗时被流放峰州，不久起复为修文馆直学士。杜审言当时以五言诗著称，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人称为“文章四友”，而其成就则在三人之上。杜审言自视甚高，常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军府的属官），吾笔（书法）当得王羲之北面（古代学生敬师之礼）。”他病重的时候，宋之问、武平一去看望他，他却说：“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见替人也。”其矜诞傲世可以想见。杜甫对他这位祖父在文学上的成就，一直引为自豪，在《进赋表》中说：“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又说：“吾祖诗冠古。”足见他对其祖父的推崇。前人早指出，杜甫有不少诗篇可明显看出所受其祖父的影响。在继承过去诗歌的优良传统和向前人学习艺术技巧方面，杜甫融贯百家，兼采众长，把前人及同时代作家的文学成果都放在自己的艺术熔炉里加以提炼、铸造而自成机杼。而家学真传，祖父影响确也是公认的事实。童年

杜甫的先祖虽然显赫一时，但到杜甫的时代已经衰微没落了。杜甫在《进赋表》中说：“臣之近代陵夷（衰落），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于明时。”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虽然文名不小，但官做得并不大。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过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兖州（今山东兖州）司马。杜甫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幼年时就去世了，几个弟弟——杜颖、杜观、杜占、杜丰和一个妹妹，都是继母卢氏生的。杜甫“少小多病”，身体不好，父亲把他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家中。二姑是一位贤达的女人，她本身也有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在姑母家寄养时，恰恰两个孩子都得肺炎发烧之类的疾病。唐代时医学并不发达，除传统地给孩子灌一些苦味的汤药以外，姑母还请了女巫来“诊视”。女巫说：“处于厅堂前柱的东南方向，是一个吉祥的方位，如果让孩子睡在那里比较妥善。”二姑母的孩子原来正睡在那儿，可是二姑母却将自己的孩子抱到别的地方去睡，让杜甫睡在那里。当时，她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姑母的亲生儿子不治而夭，杜甫却战胜疾病，长大成人了。杜甫懂事以后，知道了这件事的始末，便经常和来访的朋友们讲述，宾朋们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杜甫的姑母，由此便被呼为义姑。

义姑之名是有典故、有出处的。据《列女传》记载，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攻打鲁国，攻到郊外，远远看见一位妇人，一手拉着个孩子，另一只手还抱着个孩子。齐兵呼啸而至，这位妇女知道跑得太慢，便丢掉怀中的孩子，将那个拉着的孩子抱在怀里，快步逃走。本来齐军想要将她一箭射死，却放下弓箭，把妇女抓来审问：“你怀里的孩子是谁的？”

她说：“是我哥的孩子。”“那刚才你丢掉的孩子是谁的？”兵士又问。“那是我的孩子！”妇人回答说。“你为什么丢弃自己的孩子，抱着你哥哥的孩子逃跑呢？”

那妇人回答说：“儿子对于母亲，是私爱也。侄子对于姑姑，是公义也！背公而向私，我所不为也！”

这一席话，让进攻的齐军大为感动，他们说：“鲁国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妇人，能持节而行，何况他们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便下令撤军，伐鲁之战乃止。

消息传至鲁国的国君，国君赐给这位妇女一束帛绸，并称她为义姑。

杜甫的这位姑母嫁在济王府录事参军裴荣期家。过了若干年，姑母去世时，杜甫又制孝服，又撰文纪德，又刻石制碑版，跑前跑后，一切都由他动手办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姑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之情。

杜甫童稚时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二件事，是他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剑舞是一种戎装舞蹈，动作刚劲，节奏铿锵。当时杜甫说公孙大娘的舞姿忽而自空而落，光彩夺目，如同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腾，如同一群天帝驾着蛟龙飞翔。她上场时神情端庄，如同雷霆初止，天地一片肃穆；她收舞时英姿卓立，如同江海停止翻腾，凝聚着清冷的光辉。这些说明幼年的杜甫就已对艺术有了较强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事后，公孙大娘教导杜甫：舞蹈、书法、绘画、音乐和诗歌是彼此相通的。

从此杜甫便喜欢上了诗歌，在7岁的时候开始创作诗歌。儿童作诗，往往以动物为题材，记得初唐诗人骆宾王也是7岁时开始作诗，那首《咏鹅》诗确实写得不错。但是杜甫所咏的却非平凡的鹅，而是神鸟凤凰（注：诗已失传）。在古人心目中，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杜甫开口便咏凤，这足以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生出对国家富强的期盼。中国有句老俗语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以此观之，此言不差。

9岁时，杜甫的大字写得已经不错了，又能写字，又能作诗。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的字写得不错，他曾自言“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的父亲杜闲，书法也相当精到。杜甫从小受到的家学的熏陶，不仅有诗学，还有书法。杜甫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是：“书贵瘦硬方通神。”

童年是美丽的，杜甫的童年虽然小时缺少母爱，但二姑母给他的“母爱”仍是无与伦比的，故亦可推知，杜甫的童年当可有一段不解人间忧愁的快乐日子，只是这种童真的快乐很快便过去了，稍解人事，他便陷入愁苦之中了。少年时代

唐代法律规定，“十六为中”，相当于今天的青年男子，进入16岁，已近成年，许多欲入世求职的人便开始到处拜谒，晋见一些能够提携后进的长者与名流。

在进入这个年龄前后，杜甫已经学有所成，只是他还在努力，他的大字还在不停地写着，他的诗作也在不断地增加着。可是，在到达16岁以前，人的心理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有心胸万夫之志，也有酣观八极，视俗物如不见之概。杜甫走出家门，进入社交界，并以自己的作品和名流相接触，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崔尚是对杜甫作出较高评价的第一位知音。他于武则天久视元年登进士第。第二个人是魏启心。杜甫与崔尚和魏启心结交时，约为开元十三至十四年，此时杜甫年方十四五岁，而崔尚与魏启心却在杜甫出生之前多年便已经科考及第了，可知这两个人要比杜甫大许多岁，也正应了杜甫“结交尽老苍”那句诗。如是，崔、魏二人对杜甫的推崇，也就有力得多。

唐朝以来，青年知识分子入仕的出路，有这么几条可供选择：

首先是科考。科考取士，是唐代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进身的必由之路。可是，对于刚进入翰墨场的十四五岁的杜甫来说，科考还没提到日程上来。他离家远行，到处结交名流，大概是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求闻达，为以后的科考入仕创造条件。在社交场中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扩大眼界，增加知识，是提升自己资历水平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这样，从十四五岁起，杜甫就走进社会，游历于翰墨场中，结交名流，就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唐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由于拜谒名流而受到举荐，从一个幕僚或某一小官职做起。杜甫能诗能文，崔尚和魏启心夸他文笔似班扬。对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来说，给予激励，给予赞赏，给予鼓劲，该是多么地重要！文化是一种塑造心智的无形的力量，表扬、激赏对人生的奖缅，一定会对他一生所走的路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言而喻，十四五岁的杜甫一定从这种褒扬中，得到了某种驱动力与快感。就这样，杜甫不仅在某些官府走访求谒，他还敲开了王侯之门。岐王李范愿意同文人雅士荟饮唱和，可是玄宗偏偏下令禁止，而且凡和岐王有过唱和的官员，皆被贬谪。这样，岐王只好接见那些布衣文人，尤其是还没有谋职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是，杜甫在十四五岁时便有幸出入岐王李范之宅了。

可是，十四五岁的杜甫毕竟稚气尚未脱尽。他外出去拜谒名流高官，出入翰墨场，参加酒宴，又能作诗，又能喝酒，表现得仿佛已经长大成人。然而，一回到家中，回到自家的庭园，在入秋梨枣快熟未熟时，上树便是他的拿手好戏了。他的《百忧集行》一诗，又记述了他孩提时代的另一面。诗的前四行略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童年的快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当杜甫上元二年移居四川成都草堂时，孩子倚在门口向父亲喊饿、索要食物时，却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孩提时代。少年时，他没饿过肚子，又能淘气地上树摘梨枣吃。尤其是梨枣刚熟时，还不能一晃，果便落地，要想吃，就只好屡屡地上树去摘了。除了自己吃之外，或者还要摘给站在树下的弟弟、妹妹吃。此时他还和玩耍的伙伴一起登山，一起上树，一起钓鱼，一起捉蟋蟀，也一起读书，一起写字，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大志……这是杜甫十四五岁时的又一面。

除了拜谒，除了上树摘梨枣吃，杜甫更重要的生活常课是学习。这在他的《进封西岳赋表》中已经说过：“……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杜甫在另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又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早期漫游

开元十八年（730年）杜甫曾到郇瑕（今山西临猗县）去过一次，但逗留的时间很短。后来杜甫入湖南去投奔的老友衡州刺史韦之晋，就是在这时结识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到吴越（今江苏浙江一带）去漫游。这一年他正好20岁。

青年知识分子在参加举业之前到全国各地漫游，是唐朝当时的社会风尚。他们在漫游中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同时又可以和各种人物交往，借以扩大自己的声誉，增加进士考试及第的希望。

杜甫这次漫游，是由洛阳出发，从水路先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在江宁，他参观了瓦棺寺，欣赏了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为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佛教菩萨名）像。接着又东下苏州，登虎丘，参观吴王阖闾的丘墓、剑池的石壁；出阊门，拜谒吴太伯庙；游览飘着荷花清香的长洲苑。不久又到浙江，泛舟于清澈的鉴湖，遨游于秀美的剡溪，凭吊越王勾践的遗迹，攀登高耸入云的天姥。祖国壮丽的河山景色，开拓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情趣，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这次漫游前后将近4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他回到洛阳参加一次进士考试。由于文章不合主考官的意思，他落第了。这时他的父亲正在兖州任司马，他便离开洛阳到兖州省亲去了。

到兖州不久，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漫游。同游的有他的好友监门胄曹苏预（后改名源明），他们共同过了一段惬意的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轻（放辔疾驰），引臂落鹙鸧（鸟名）。

——《壮游》他们或到战国赵王所建的丛台上高歌，或到齐景公田猎的青丘旁打猎，或在皂枥林中纵鹰捕鸟，或在云雪冈前逐兽投枪。轻裘肥马，雄姿英发，无忧无虑，到处漫游，这确实是一种十分“快意”的生活。这种生活大约持续了5年时间。

杜甫到山东后的第一篇作品是《登兖州城楼》，这是他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此外还有《望岳》、《题张氏隐居二首》、《与许主簿游南池》等，《房兵曹胡马》、《画鹰》可能也作于此时。其中以《望岳》最为著名。这首诗显示了诗人在青年时代就已具有着不平凡的气魄和才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全诗40个字，回环曲折，波澜起伏，使人有看不尽的风光。在写法上，运用了夸张、渲染、亦虚亦实的手法，由景及情，又由情及景，描绘了泰山的雄浑壮阔，生动地表现出诗人豪迈的气魄、洒脱的胸怀以及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画鹰》和《房兵曹胡马》也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两篇著名作品。《画鹰》诗说：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耸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倏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诗的内容是题画。全诗以准确凝练的语言，对画鹰作了逼真形象的描写，使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诗中句句不离画鹰，而又不为画鹰所局限，不仅赞美了画家技艺的高超，而且通过对鹰卓尔不群的姿态神情的描写，寄寓了诗人抱负不凡、疾恶如仇的壮志豪情。《房兵曹胡马》是一首咏物诗，内容是咏“胡马”（指当时西北边疆地区所产的马）。诗的前半部分描写胡马的“骨相之异”——瘦骨锋棱，双耳削尖；后半部分描写它“骁腾无比”；最后归结到主人，期望房兵曹立功沙场，鹏程万里。全诗在赞扬马的矫健勇敢、势凌万里之中，也赞美了马的主人房兵曹，同时也隐然透露出诗人自己的襟怀、品格和思想。清人浦起龙说：“此与《画鹰》诗自是年少气盛时作，却为自己写照。”

杜甫在论述自己青年时期的才华时曾这样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估量）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相近）。”（《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说明诗人是多么自负！从上述诗作来看，青年时期杜甫的诗歌艺术确实已达到很高水平了。而这次漫游也为杜甫以后的诗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集大成者——苏轼

文学世家

在我国灿若繁星的文坛上，到北宋仁宗（赵祯）时期，又升起了一颗巨星，这就是一代文豪——苏轼。

宋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诞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城内西南隅的纱觳行。

这天清晨，一阵“呱呱”的婴儿啼哭声从屋内传来。一直站在门外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的苏洵，心头忽然一热，急忙推门走进屋里问道：“夫人，生下来了？”

程夫人只是有气无力地笑了一笑，没有说话。“苏先生，恭喜！恭喜！夫人给你生了个男孩！”接生婆一面给孩子包裹，一面高兴地说。“好，好，好！苏门大有希望啰！”苏洵俯身看着孩子白嫩的面庞，眼前一亮，忙把两只摊开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看把你高兴的，”程夫人缓过气来，看着丈夫兴奋的样子，自己心里自然也是由衷的喜悦，“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名字嘛，我早就想好了。给他取名叫轼，表字子瞻。轼，是车箱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瞻，是望的意思。”苏洵认真地解释着。“这名字的出典是不是《左传·庄公十年》？文中说，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程夫人说。“对，对。”苏洵肯定地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上也说，晋文公‘冯（凭）轼而望之’。”“看来，你是希望孩子从小就能登高眺远，树立远大的志向，在功名事业上有所建树吧。”程夫人心有所悟地说。“是啊。”苏洵感慨地说，“夫人既然深知我的意思，那就希望我们都注重对他的教育、促他成才吧！”“是。”程夫人激动地点了点头。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眉山，正居于四川省中部、岷江中游。在它的东北200余里处，有四川的名城成都。在它的西南100余里处，有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据专家考证，苏氏之先祖，可以上溯至远古传说中的高阳氏颛顼大帝。高阳氏后裔繁盛，姓氏纷纭，苏氏乃其中的一支。传至汉武帝时代，有名将苏建，苏建有三子：苏嘉、苏武、苏贤。“三苏”系苏嘉一支的后代。苏嘉七代孙苏章，东汉时任冀州刺史，其后人定居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居住下来。所以，苏洵父子三人均称自己的家族为“赵郡苏氏”。

到唐代中宗（李显）神龙初年（705年）时，赵州栾城（今河北省栾城县）的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不久复为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刺史，未及动身就病逝于眉州。苏味道“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新唐书·苏味道传》），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苏味道有一个儿子未回栾城，就在眉山定居下来，于是眉山始有苏氏。

苏洵的高祖名叫苏祜，祖父苏杲，父亲苏序。这三代，虽在仕籍方面“皆不显”，但一直承继着苏家书香门第的传统，均为蜀中名士，如苏序。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说他的诗“多至千余首”。

苏轼有大伯苏澹，二伯苏涣，他的父亲苏洵排行第三。苏澹，字希白，大约活到40余岁。苏涣（1001～1062），字公解，后改字文甫。苏澹与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尤其是苏涣中进士以后，在眉山一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苏辙在《伯父墓表》中回忆当时苏涣中进士返乡时的盛况说：“乡人皆喜，迎者百里不绝”。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他自幼“为人聪明，辨智过人”（见曾巩《苏明允哀词》），后来在散文和学术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为著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但在27岁以前，他却是终日“游荡不学”的。曾巩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墓志铭》中说：在苏家兄弟中，只有苏洵小时候不爱读书学习。一直到20多岁时，他仍然不知读书。他的父亲苏序听任他这样，从来不管不问，乡人亲族对此都感到十分惊奇。有人问苏序说：“苏老先生，你家明允怎么不爱读书呀？”

苏序只是捻着胡子，笑而不语。“苏老先生，你家明允今年都20多岁了，怎么还是成天游荡、不理诗书呀？”有人又问苏序。

苏序依然捻着胡子，毫不在意地说：“这个孩子，你们是不了解的！”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眉山一带也是名门望族。就在苏涣中进士的那一年，程家的一个儿子也中了同科进士。程氏既出身于书香之家，自然也颇具文化素养。对于丈夫的游荡不学，她虽然不敢勉强相劝，但心中却是“耿耿不乐”。她唯恐丈夫就这样长此下去，终生无所建树。

苏洵到27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第二年，他去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就在这一年，苏轼诞生了。苏洵于一度失望之中，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他下定决心，一方面自己发愤苦读，一方面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立志成才。于是，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轼，字子瞻。

苏轼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有着源远家世的家庭中。就近世的苏门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文学世家。

少怀奇志

苏轼自幼学习勤奋，而胸怀奇志、“奋厉有当世志”，则是他之所以勤奋学习的动力。正如他的弟弟苏辙在《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中所写：“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口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

8岁前，苏轼和弟弟均以父亲为师。8岁后，入乡塾读书。乡塾设在眉州天庆观北极院，先生名叫张易简，是个道士。当时这个学校收有100多名学生。张易简最赏识的只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苏轼。张易简虽然是个道士，却并没有忘怀世事。他很赞成当时的庆历新政，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十分崇敬。一天，从汴京来了一个人，把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张易简看。这首诗是赞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的。张易简兴奋地看着，连连称赞道：“好诗，写得好，写得真好！”

看着张易简那兴奋的样子，苏轼感到十分惊奇。出于好奇心，他偷偷地凑到老师身旁观看。他看了几遍，便能把整首诗都背诵下来。这首诗中所赞颂的范、韩、富、欧阳等人，都是苏轼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他好奇地问老师：“先生，这诗中所赞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张易简听到问声，急忙转过脸来，一看是苏轼，便随口答道：“这个嘛——，你还是个小孩子，何必知道呢？”苏轼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觉得老师有点隔着门缝看人，便一本正经地说：“先生，我想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是不敢知道他们的，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应该知道他们呢？再说，你现在看我是小孩子，不愿告诉我，我将来长大了，不是也一样会知道的吗？”

张易简听到小小的苏轼竟然能说得出这祥一番大道理来，感到十分惊异。他高兴地把苏轼拉到他的内室里，让苏轼坐下。然后，他把“庆历新政”及诗中所赞颂的范、韩、富、欧阳等人，一一对苏轼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赞叹道：“范、韩、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着张易简的讲述，苏轼对范、韩、富、欧阳等人顿时肃然起敬。他一边听着，一边暗暗地攥紧了拳头，在心中想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人中之杰！”

看着苏轼听得出神的样子，张易简意味深长地说：“我已经老了，唯望你能以此四人为师，做一个有志者。”

苏轼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负先生的厚望。”

在家里，苏轼兄弟仍以父亲为师。每当父亲出游在外时，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便担当起家庭教师的责任来。程夫人平素“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苏轼10岁那年，苏洵游学四方。一天，苏辙由乳母带出去玩了。程夫人把苏轼叫到跟前，对他讲述古今成败之事。接着，又给他读了《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读到这里，程夫人看看儿子，见儿子双目圆瞪，心驰神往，知道儿子心有所动，便继续向下读。当读到范滂将自赴刑狱，范滂的母亲与范滂最后诀别时，程夫人也情动于衷，意形于色：……（范滂）母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读完全传，程夫人情不自禁地说：“像范滂这样为反对宦官专权而伏身刑场，实在壮烈；而像范滂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人，又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苏轼听母亲读着范滂的传记，心情一直十分激动，早就坐不住了。这时，他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激动地说：“轼儿长大后愿做个一像范滂这样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不知母亲大人可否同意？”

程夫人没有想到儿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欣喜欲狂。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然后用两手端着儿子的脸颊，用泪眼看着儿子，肯定地回答说：“轼儿，好啊！你既然有志做一个范滂式的名士，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

说着，她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宋哲宗（赵煦）元祜元年（1086年），苏轼被召为翰林学士（皇帝的顾问和秘书），知制诰（掌管替皇帝起草诏令）。在《谢对衣、金带、马表二首》其二中，苏轼写道：“慨然揽辔，敢有意于澄清！”由此可知，程夫人读《范滂传》对苏轼的影响是很深的。

为了不使苏轼兄弟养成娇气的毛病，程夫人还让他们“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所以就称为“三白”。后来，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在经济上极其拮据（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能痛自节俭；在被流放岭南时，能津津有味地大嚼用粗粮做的胡饼，都与他少年时“日享三白”的经历有关。

说起这“三白”来，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呢。

苏轼在京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做官时，曾经有一次对他的一位好朋友刘贡父说：“我与小弟苏辙在家读书时，母亲曾让我们每日享用三白饭菜，味道特别美。我们当时吃了这种三白饭，就不再信人间还有比这种三白饭菜更美的什么八珍九味啦！”

刘贡父听苏轼说得神乎其神，就以为这种“三白”饭菜一定是世上稀有的、味道奇美的饭菜，所以很想知道这“三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苏，快给我讲讲这‘三白’是些什么稀罕东西？你这一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嘴里都直流口水。”“你猜猜吧。”苏轼故意拖延不说。“这我怎么能猜着呢，我又没有享用过。”“你猜吧，反正是别人没有享用过的、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你就往这上面想。”“我越想越流口水，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快说出来吧！”“还不到垂涎三尺呢！再等等。”苏轼笑着说。“我自甘认输，实在猜不出来。”刘贡父把两手一摊，摇了摇头。“好吧，那我就对你说说吧。不过，请你得保密，不可外传。”苏轼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好，好，一定，一定。”刘贡父点点头，也压低了声音说。接着，又用手指划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多再加上个小苏（苏辙）知。”“好，那我就说啦。”苏轼认真地说：“这‘三白’嘛——，就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因为这三种东西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也！”

刘贡父一听，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苏轼是在故意捉弄他。

苏轼倒没有笑，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母亲大人让我们兄弟日享三白，确实使我们受益不浅，可以说是一生受用不尽啊！”

过了一段时间，刘贡父亲笔写了一封请柬，派人送给苏轼。苏轼一看，原来是刘贡父请他去吃“皛饭”的。苏轼一时没有想到这“皛饭”是什么意思，只想是什么稀奇名贵的饭菜，便对来人说：“贡父读书多，这皛饭必有出处。回你家大人，我一定如期前往。”

到了约期，苏轼按时来到刘贡父家里，见桌案上摆的只有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他灵机一动，才明白刘贡父请他吃的“皛饭”即“三白饭”。三个“白”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皛”字吗？“哦，原来如此。贡父是在‘报复’我呢！好吧，我只装作一本正经，不露声色。”苏轼心中暗想。

刘贡父将苏轼让入席间就坐，笑着说：“这就是你那天说的‘三白饭’，我又给它换了个名字，叫做‘皛饭’。”

苏轼故意装作十分高兴的样子说：“太好了！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吃过这种‘三白饭’了。今天有幸又吃到这种饭，使我重温儿时读书的情景，重温母亲大人的教诲，实在太好了！”

说完，他也不让刘贡父，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便把桌案上摆的“三白饭”全给吃光了。吃完以后，他便要起身告辞，并再三再四地向刘贡父表示诚挚的谢意。

其实，按刘贡父的本意，原本不过是和苏轼开个小玩笑，让苏轼少吃一点“三白饭”。只要苏轼说一声“小时候吃着还不错，现在才知道不如山珍海味好吃”，他就马上让人将这“三白饭”撤去，摆上已经准备好的美味佳肴。谁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苏轼一见这“三白饭”，确实比见那八珍九味还眼馋，竟狼吞虎咽地一会儿工夫把它吃个净光。见此情景，他反倒认为苏轼前些天并不是在有意捉弄他，而是他自己完全误解了苏轼的意思。想到这里，他不觉脸色通红，感到十分尴尬，便急忙拉住苏轼：“大苏，不要走！这不过是个小意思，是我和你开玩笑的。下面，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美味佳肴呢！”“贡父兄，我已经吃好了。吃了这‘三白饭’，你再让我吃什么八珍九味，我都不想吃了！”说着，他执意要告辞而去。

临分手时，他郑重地对刘贡父说：“贡父兄，为报答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明天我再宴请你一次，请你到小弟家里吃顿毳饭吧！”

刘贡父见苏轼十分诚挚，就不再怀疑苏轼又会出什么点子来捉弄他，当即答应了。

苏轼走后，刘贡父一直在揣摩“毳饭”是什么意思。他想：这“毳”字是由三个“毛”字组合而成的，带“毛”的一定是动物了。“对！一定是大苏从什么偏远地方搞来了三只稀有的动物。先不说那味道能否比得上八珍九味，起码可以尝尝新鲜、长长见识吧。”

第二天，他早早地乘马车来到苏轼家里。苏轼料到刘贡父一定会如期前来，也早在门口相迎。二人相携步入大庭，相让入席，便天南海地、诗词歌赋地谈论起来。

眼看已过午时，还不见摆饭上来，刘贡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对苏轼说：“大苏，快摆饭吧，我的肚子已经饿了。”

苏轼却不动声色地说：“贡父兄，先别着急，我一早就吩咐过家人了。”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摆饭上来。刘贡父又催起来：“大苏，这毳饭……”

没等刘贡父说完，苏轼就接上去说：“这毳饭是不大好做的，请兄再忍耐片刻。”

又过了一会儿，刘贡父实在饿得忍不住了，竟向苏轼哀求道：“大苏，我也不吃你那毳饭了。我求求你，快点拿点什么东西叫我吃吃，我实在是已经受不了啦！”

苏轼这才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毛’就是没有，这三样东西都毛，这就是‘毳饭’呀！”

刘贡父听了，才知道这“毳饭”原来是“三毛（没有）”的意思。当时，人们俗呼“无”为“模”，又讹读“模”为“毛”，“毳”字即由三个“毛”字组合而成。所谓“毳饭”，就是盐、生萝卜、饭都没有。

刘贡父顿时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大苏，我说你呀，想得可真绝！我真想不到你会出这样的绝招来捉弄我！”

苏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命人即刻摆上了饭菜。

11岁那年，苏轼兄弟被送到西寿昌书院读书，先生叫刘微之（即刘巨），是眉山一带著名的州学教授。他很有才学，特别喜欢作诗。在给学生们讲完当天的功课以后，他让学生们大声朗读，或让学生们默写课文。而他呢，有时和学生们一起抑扬顿挫地吟诵诗文；有时便望着窗外的景色，即兴赋起诗来。

一天，他看着窗外的环湖上飞过几只鹭鸶，遂诗兴大发，当即写了一首《鹭鸶诗》。这首诗，他简直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心中感到格外满意。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更感到欣赏。他认为这两句将鹭鸶鸟受惊而飞的情态描摹得十分逼真。再加上“渔人”句又巧用拗句，可以说是妙手偶得。

于是，他马上让学生们停止读书，把这首新作念给大家听。接着，他又把自己写作这首诗的过程讲了一遍。最后，他问学生们：“你们说，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好！”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刘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忽然，他看见下面有一只小手在举着，那张小脸上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他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苏轼。他想不出苏轼会说些什么，但他还是让苏轼站了起来。“先生，”苏轼站起来，大胆地说：“你这首诗写得好是好，不过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只是，只是……我不知该说不该说。”“啊！”刘微之先生顿时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他不相信像苏轼这样小小的年纪竟能评出他诗中的“不足之处”。于是，他便爽然地说：“苏轼，你说这诗中还有不足之处？好，你就大胆地说吧，即使说错了我也不会怪罪你的。”“依我看这诗中的最后两句虽然描摹出了鹭鸶鸟受惊而飞的情态，但并未能交待出它们的归宿。如果能将这两句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则不仅可以交待出鹭鸶鸟的归宿，而且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名句，这样意境就更优美，诗味也就更觉醇厚了。”

苏轼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心中早已想好了的话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改得太好了！”刘微之先生情不自禁地对苏轼大加赞赏起来，“我实在不敢做你的老师了。”

在苏洵夫妇的严格要求和辛勤浇灌下，苏轼这棵幼苗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不时散发出熠熠的神彩和光华。据说，在苏轼十余岁的时候，苏洵让他写作《夏侯太初论》，他竟能出口成章，而且写出了这样的名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还有一次，苏洵让他模拟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一文，他竟又出人意料地写道：“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看后，顿时激动得眼含热泪。他兴奋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轼儿，只要你继续坚持勤学不怠，这些东西（指对衣、金带和马表）以后你自然会得到的。”

到宋哲宗元祜元年，苏轼果然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给他“特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见苏轼《谢对衣、金带、马表二首》其一）。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小看大，苏洵对自己儿子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天才在于勤奋，智慧在于积累。”一般人谈起苏轼来，往往过多地强调他的天赋条件，却恰恰忽略了他之所以成才的根本原因——勤奋。到晚年时，他的侄婿王庠向他请教读书方法。苏轼坦率地说；“在学习上，实在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诀窍，只要下苦工夫就行。所谓‘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说到具体的读书方法，苏轼笑着说：“我的读书法叫做‘八面受敌法’。”

什么叫“八面受敌法”呢？苏轼的解释是：世上的书多得像海水一样，读书就像入海一样，百货俱有。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总不能兼收尽取，只能去求取你所想要知道的知识，所以读书时每次可从一个方面入手。譬如说你想了解古今兴亡治乱及圣贤们所起的作用吧，那你读书时就专门注意这一方面，其余的可以暂且不去管它。第二次，再专门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这一方面。然后，第三次、第四次……，方法同上。这种方法看似迂钝，但以后学成，则可八面受敌，与一般泛泛涉猎的阅读是大不一样的。（以上参见苏轼《又答王庠书》）

这种读书方法叫做分类读书法或专题读书法。这种方法也适宜于研究问题，叫做分类研究法或专题研究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次抓住一个主要问题，易求精湛。

背书，特别是抄书，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笨的，但对于记忆力惊人的童年、少年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少年儿童的记忆力特强，理解能力却较差，我们正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他们的优势，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东西。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的苏洵，自然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苏轼在少年时期，就能够把洋洋大观的《汉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为了加深记忆，苏轼曾经用毛笔将《汉书》手抄两遍。后来，在被贬谪黄州的时候，他又第三遍手抄《汉书》。在背诵《汉书》的时候，他先以三字为题，然后以二字为题，最后以一字为题。当时，一位名叫朱载上的人到黄州去拜访他，他让朱载上来考他。朱载上随便从《汉书》中挑出一册来，任意举出每段开头的一个字，苏轼马上就能够滔滔不绝地将整个一大段背诵出来，没有一点错漏之处。朱载上一连换了几册，都是一样，不觉啧啧称赏，叹服不已。

抄书，除了可以加深记忆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练习书法。苏轼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为“颜（真卿）、柳（公权）、欧（欧阳洵）、苏（轼）”唐宋四大家之一，又独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四大家之首，这是与他少年时期两次手抄《汉书》分不开的。

苏轼在读书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独立思考。他从不盲目地崇拜古人、迷信古人。对于所学的东西，他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以决定其正确与否。哪怕是古代的圣贤，或者是自己的老师，他都决不盲从。如他敢于大胆地改刘微之先生的《鹭鸶诗》，就是一例。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凡事都要经过自己缜密的思考，形成自己确定的见解。而一旦这种见解确立之后，他是决不轻易改变或放弃的。这正是他后来在王安石变法和元祜党争中，既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司马光等人的顽固保守的根本原因所在。有人说，他徘徊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是个两面派。其实不然。他自有一套基本的、一贯的、确定的见解，这种见解自始至终没有根本地改变。

苏轼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充满着天真、活泼和稚气的色彩。他和一般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们一样，有着特别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从小就是一个旅游家。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蜀中一带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他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乐山（今四川省乐山市）的凌云山，乐而忘返。那里至今还留有他的题字。他又曾怀着极大的兴趣登临游览天下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那里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他又是一位植树的能手。少年苏轼，人小志大，尤其喜欢那直干劲枝、凌然青云的松树。在苏家祖坟附近的山上山下，栽种有几万株松树，据说都是由苏轼兄弟和小伙伴们一起栽种的。在实践中，他还积累了一套种植松树、保种保活的方法，竟有人专门来向他请教呢。后来，陈师道在《后山谈丛》这本书中，还专门记载了“东坡居士种松法”。

春天到来的时候，苏轼喜欢和少年朋友们一起出去踏青游春，陶醉在明媚的春光里。阴历二月十五日“蚕市”时，他拉着弟弟苏辙出去看热闹，同时了解世俗人情。到年终守岁时，更是大人们忙碌、小孩子们欢乐的时刻。有时候，充满稚气的苏轼却像个小大人一样，执意地要和大人们一起守岁熬夜，等到通宵达旦。

除了正常的学业之外，苏轼又喜欢绘画。后来，他尤善于画梅、竹、木（树）、石，是“文与可（文同）竹派”中的一位著名画家。

据说，当时文同的墨竹颇有名气，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搞得他一时难于应付。一次，他生气了，竟然把别人送来请他作画的绢扔在地上，恨恨地说：“谁敢再送绢来让我作画，我就把他的绢做成袜子来穿！”没过多久，苏轼调任徐州太守。文同脑子一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每当有人来请他画竹时，他便对来人说：“我们画墨竹一派画得最好的，现在已经不是我了，而是新任徐州太守、大名鼎鼎的苏子瞻！你们不如到他那里去求画吧。”

这一说果然灵验，许多人都跑到徐州去请苏轼画竹了。苏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管有求必应，挥笔作画。后来，他接到文同的一封来信，方才明白。文同在信中说明了情况，最后开玩笑地说：“老朋友，实在对不起，现在做袜子的材料都要送到你那里去了！”

苏轼还和父亲一样，喜欢弹琴，精通音律。张右衮《琴经·大雅嗣音》中曾说道：“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骥驹学步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经过童年、少年时期的勤奋学习之后，苏轼满腹经纶、学业成就，便离开蜀地，像千里马一样驰骋大漠，像雄鹰一样翱翔高天……

名动天下

到20岁时，苏轼已经能够“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见《宋史·苏轼传》）。为了测试一下苏轼兄弟的学业水平，苏洵决定带着他们去成都拜访张方平。

张方平小时候十分聪颖，但由于家中贫困，买不起书，只好向别人借书来看。所以，他对于勤奋好学的青年人特别喜欢，十分乐于帮助他们成才。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苏洵父子。他和苏洵在一起谈论了古今治乱的原因，谈论了历史人物、当今名士。二人的看法竟不谋而合，谈得十分投机。之后，他和苏轼兄弟交谈了几句，更惊奇地发觉这两个青年人和苏洵一样出语不凡，便对他们格外器重，以国士之礼相待，把他们安排在一所清净的斋舍住下。

第二天一早，张方平忽然出了6个题目，命吏卒送到斋舍中。吏卒对苏轼兄弟说：“大人出了六个题目，请二位学士试拟。”

这时，张方平便偷偷地躲在墙壁隙间观察他们。苏轼兄弟接到试题以后，各自坐在桌前沉思。苏辙对第一个题目的出处有疑，指着让苏轼看。苏轼料到会有人在暗处监视他们，便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他把手中的毛笔倒过来，用笔管敲了敲自已的椅子。苏辙顿时心有所悟，由笔管而想到《管子》，知道第一个题的出处是《管子注》。

他答完第一个题以后，再看第二个题目，对其出处还是不很清楚，又指着让苏轼看。苏轼还是不动声色，只是用笔将自己试卷上的第二个题目用力勾去。苏辙一看，知道这个题目一定是没有出处，也照样将这个题目勾去。

测试以后，张方平认真批阅了苏轼兄弟的试卷，他越看越高兴。第二天，他对苏洵夸赞说：“你这两个孩子都是奇才呀！你这个大儿子文思聪慧敏捷，尤觉可爱。不过，你这个小儿子却谨慎持重，将来在功名进仕方面说不定还要超过他哥哥呢！”“大人过奖了，”苏洵嘴里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却像喝了蜂蜜一样甜美。“两个小儿初出茅庐，还有待大人着意栽培才是。”“需要帮忙之处，你只管直言相告就是。”张方平高兴地说。

经过这次测试，苏洵对两个儿子充满了信心。第二年年初，苏洵给张方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于三月份带着两个儿子赴京城应试。

张方平接信后，便立即给在京城任职的元老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一一写了信，并在物质上也给苏洵以资助。同时，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县）太守雷简夫也给韩琦、欧阳修等人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这年三月，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离别家乡，经陕西，路过长安、沼阳，于五月到达北宋的京城汴京，住在兴国寺的浴室院。苏轼兄弟在这里继续日夜攻读，积极地准备应考。

宋朝当时的进士考试，要先经过礼部初试，即举人考试。接着是礼部考试、礼部复试和皇帝御试。按照原来的规定，礼部初试的时间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中旬。但不巧的是，考期将临，苏辙却忽然得了重病。看样子，苏辙这种病不是三几天就能治好的。如果不想别的办法，苏辙显然是不可能参加这次考试了。

苏洵见此情状，真是心急如焚。他一面到处延请名医，寻求偏方，给苏辙治病；一面拿着张方平、雷简夫的信和苏轼兄弟写的文章去找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后拜右仆射，封魏国公，人称“韩魏公”。他也是一位善识人才的“伯乐”。《宋史·韩琦传》中说他“天资朴忠，折节下士（屈己下人），无贵贱（不分贵贱），礼之如一（对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尤以奖拔（推许提拔）人才为急……故得人为多”。当时，韩琦看了张方平、雷简夫给他的信及苏轼兄弟的文章后，对苏轼兄弟大为叹赏，并答应第二天便向仁宗皇帝奏明此事，请求恩准推迟考期。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上朝向仁宗皇帝奏道：“今岁召制科之士，只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得一病，恐怕不能如期参加考试。能否将考试日期向后推迟几日，等苏辙病愈后再举行，乞请皇上恩准。”

宋仁宗一向爱惜人才，当时便予准奏，下诏推迟考期。至于何时开始，由韩琦决定。

在苏辙患病期间，韩琦曾多次派人前往探视。等到苏辙的病痊愈以后，韩琦才决定考试正式开始。这样一来，考试日期就比原定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天。从此以后，每届礼部初试的时间就改在九月举行了。苏轼、苏辙没有辜负韩琦等人的期望，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这次礼部初试。

据《师友谈记》所载，当时还有这样的传说。这一年，全国各地来参加礼部初试的人很多。一次，韩琦与一位客人闲谈，话题扯到这次考试上。韩琦说：“有二苏（苏轼、苏辙）在此，还有谁能和他们较量呢？”

据说，韩琦这话传出去以后，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考生都纷纷离京，不敢再参加这次考试了。

后来，吕大防任宰相时，曾问苏轼这一年礼部初试为什么延期，苏轼便把当时的情况如实相告。吕大防听了，极为钦佩地说：“韩忠献（韩琦）之贤，实在令人钦佩和敬慕啊！”

深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猛。时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映现出大殿和佛塔的身影。

四更时分，苏轼、苏辙都被风雨惊醒了。苏轼从床上坐起来，把灯点着。他一转眼，只见弟弟也坐起来了：“子由（苏辙字子由），你也被惊醒了？”“是啊，”苏辙用手擦了擦惺忪的眼睛说，“这么大的风雨谁还能睡得着呢？”

苏轼从书案上拿起一本《韦苏州集》，翻开来，朗诵着：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示全真元常》

读完全诗，苏轼颇有感慨地对苏辙说：“子由，我们这次来京应考，如果功名不遂，自将离京归乡；如果功成名遂，但愿我们在为国家为人民建树了大的功业以后，及早退身还乡，且莫要贪恋高官厚禄啊！”

苏辙带有几分稚气地说：“哥哥，你说得对！到时候咱们俩一道离京还乡，还睡在一张床上，好吧？”“好，好！”苏轼听弟弟说得天真，不由地笑了。

停了一会儿，苏轼又严肃地说：“子由，古人云：君子无戏言。让我们永远记住现在这夜雨对床之言。”

苏辙马上也严肃起来，郑重其事地说：“哥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只要一想起这风雨之夜，一想起韦苏州这两句诗，就不会忘记今天夜里咱们说的话。”“那就让咱们一起再把韦苏州这两句诗诵读一遍吧。”苏轼激动地说。“好。”显然，苏辙的神情也十分激动。

于是，兄弟二人又一起诵读着：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嘉祜二年（1057年）正月，宋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负责这次考试的还有韩绛、王珪、范镇、梅公仪、梅尧臣等。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嘉祜二年时，欧阳修在朝任礼部待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是北宋诗文运动的领袖，尤喜奖引后进。但是，苏洵初到汴京时，并没有去找欧阳修。

礼部考试于这一年二月正式开始。考试这天，苏轼、苏辙半夜时就起床了。他们在天亮时赶到皇宫，然后分别进入试场，被关在隔室里，外面有卫士看守。

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仅有553个字。

梅尧臣看到这份试卷后，认为这篇文章气势充沛，行若流水，纵横驰骋，雄辩有力，“有孟轲之风”，遂把它马上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一看，大为叹赏，认为这位考生一定是个“异人”。他本来想把这位考生取为第一名，但忽然又想到，他的门生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他怀疑这份试卷可能是曾巩的。于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招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他便将这位考生取为第二名。待考卷揭晓以后，才知道这位考生原来是苏轼。

苏轼的文章中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杀他，有三条理由）。’尧曰：‘宥之三（赦免他，有三条理由）。’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严），而乐尧用刑之宽。”梅尧臣看后，不知这几句出于何书。统观全文，自非寻常，心想这位考生所引尧和皋陶的话一定是有出处的，不敢妄加臆断。因为天下的书籍，浩如瀚海，自己当然不能尽读。这位考生的考卷中所引尧和皋陶的话，或许就在自己未读之书中。

欧阳修看了以后，也不知这个典故的出处。他问梅尧臣说：“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兄，这个典故出于什么书中？”

梅尧臣不说自已不知其出处，只说：“只要用得好，何须出处！”

欧阳修点点头，表示赞同。

出榜之后，被录取的考生照例要拜主考官为“恩师”。于是，苏轼、苏辙便和欧阳修成了师生关系。一天，苏洵带着苏轼兄弟去登门拜谢欧阳修。谈话之中，欧阳修顺便问苏轼：“你在试卷中所说的帝尧和皋陶的典故出于何书？”“事在《三国志·崔琰传》孔融注。”苏轼回答说。

苏洵父子走后，欧阳修随即把《三国志》从书架上抽出来。他翻阅了一遍，在《崔琰传》孔融注中却没有找到这几句话。

过了几天，苏轼有事到欧阳修家里去。欧阳修又向苏轼问起此事。

苏轼从容地说：“《三国志·崔琰传》孔融注引《魏氏春秋》中说，袁绍败后，孔融给曹操写信说：‘周武王伐纣，将殷灭亡后，把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想到孔融学识渊博，以为这个事载于典籍。后来，曹操见到孔融，向他问起这个典故的出处，孔融说：‘我以现在的情况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是想其当然耳！’我在试卷中用帝尧和皋陶一事，也像孔融一样，是想其当然耳！”“你这个‘想其当然耳’，用得可真是恰如其分！竟把我和梅公都给蒙住了。”欧阳修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后来，欧阳修与人谈到苏轼时，曾叹美地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然要独步天下！”（见《诚斋诗话》）

当时，苏轼还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一开始，便以简明而准确的语言批评了宋初的文风。接着，称颂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最后，申明谢恩之意，表示自己愿意拜于欧阳修门下，能够得到欧阳修的教导启发，以便有所长进。

欧阳修看了苏轼的信以后，曾对人说：“我读了苏轼这封信，不由地出了一头汗。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

一次，他又曾对人预言道：“再过三十年，就没有人再说着我啦。那时候，天下文章，当推苏轼！”

不出欧阳修所料，后来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跃而超过了欧阳修，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

苏洵见两个儿子同时名标红榜，高兴得热泪盈眶。他逢人便说：“不要说红榜高中很容易，对老夫我说来可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要说红榜高中很难，我这两个小儿真如从地上拾棵小草一般！”

宋神宗（赵顼）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一诗中也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文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洵见两个儿子均登高第，心中也跃跃欲试，不甘落后。一次，他单独去拜访了欧阳修，并献上自己精心构思、反复推敲修改的20篇论文。

欧阳修看了苏洵的文章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颂苏洵的文章立论高拔、组织缜密，文辞繁茂，长于说理，同时风格浑厚，善于运用类比和引证的方法，实有荀子的雄辩之风。于是，欧阳修遂将苏洵的论文上奏朝廷，宋仁宗阅后，也不禁大为赞赏。

这样一来，苏洵和苏轼兄弟一样名声大震，公卿大夫争相传诵他们父子三人的论文。

于是，一时之间，“三人（苏洵、苏轼、苏辙）之文章，盛传于世”。得到他们的文章的人，阅读以后都为之惊奇，或自叹赶不上他们，或钦慕他们，效仿他们的文风。遂有“苏氏文章擅天下”的美誉。

旷世奇才——曹雪芹

家世

伟大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在世界文学中，它也是属于第一流的杰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大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籍贯为辽东辽阳（今辽宁辽阳），曾任明朝的地方行政官员。大约在天启年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被俘虏，从此沦为满人的家奴。后来，成了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内务府，专门管理宫廷的典礼、财富、食用及各项生活琐事的皇家事务机构。包衣，满语奴仆的意思。内务府包衣，也就是皇室的家奴）。

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曹家骤然腾贵起来。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玄烨）的乳母，康熙即位以后，对曹家当然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康熙二年（1663年），特任命曹玺为江宁织造，曹家从此开始了在江南生活的时期。江宁织造的职责是在南京负责督造、供应宫廷需要的各种纺织品和衣着，通常由五品官充任。从地位来说，算不上什么高官显职。但是，曹玺实际上是康熙派驻江南的耳目。他除了完成织造本身的各项差使外，还负有访察南方的吏治民情、社会动态和联系、笼络明代遗民、江南名士的重任。曹玺在南京供职达22年之久，直到老死江南。

继曹玺之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继承父职，任江宁织造。曹寅时代是曹家的极盛时期。曹寅自十余岁起，就入宫给康熙当伴读，可以说是康熙少年时代的心腹之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曹寅的内兄李煦出任苏州织造，这是康熙的一项精心安排。曹、李两家关系密切，共同在南方担负皇帝交付的特别任务。康熙曾经6次南下，巡游扬州、江宁、苏州等地，后4次到江宁时都驻在江宁织造的官署。这时期的曹家，真是荣耀已极！

曹寅在江宁任职21年，最后，留下一笔巨额亏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扬州逝世。从此，曹家也开始从极盛的峰顶向下滑落。

曹寅的儿子曹颙，字孚若，乳名连生。康熙为了照顾曹家，特令曹颙承袭父职，接任江宁织造。曹颙少年时代在京当差，康熙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接任江宁织造后第三年的冬天，曹颙和李煦进京述职，感染了病症，竟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在北京。

短短3年内，曹寅、曹颙先后死去，而且昔日亏空的公款还没有清完。曹家面临着后继无人、家产破败的绝境。康熙为了挽救曹家，乃指令曹寅胞弟曹荃（宣）的第四子曹（字昂友）承嗣，袭任江宁织造；并且命令新任盐政李陈常代曹家清偿亏欠。曹荃一向在京城任职，但曹却自幼跟随曹寅在江宁长大，同伯父、伯母相处很亲密。曹袭职时，还是“黄口无知”的少年，至多不过16岁。

曹颙在京城病逝时，他的妻子马氏已经怀孕7个月。几十天后，也就是康熙五十四年夏季，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成为小说大师的曹雪芹。这个男孩的诞生，给曹家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欣慰。祖母李氏把他视为全家的“命根子”。叔叔曹为他起名为“霑”，希望他将来永远铭记曹家霑润皇恩的幸运，报效朝廷，光宗耀祖。

曹雪芹出生的时候，满族入主中原已经半个多世纪，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表面上繁荣兴盛，实际上已经日趋腐朽。曹雪芹的家庭，处于那个社会的上层，因而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根本特点。

锦衣玉食的少年时代

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曹雪芹，过的是奢华的贵族少爷的生活。他食则“饫甘厌美”，衣则“锦衣纨绔”，身边围绕着一群丫头、小厮，为他端茶送饭，理床整衣，陪他游玩消闲。因为他是曹寅的嫡亲孙子，祖父遗下的一点亲骨血，他在家庭的地位更表现出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祖母的溺爱在曹雪芹的头上高高地张开了一顶保护伞，他的哪怕一丝不愉快，都有可能引起全家的不安。

大约从4岁起，叔叔曹开始让他识字读书。曹和曹颙自幼在曹寅督责管教下，被培养成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继承人。现在，曹要像伯父当年督责自己那样，教育年幼的侄子了。

从世俗的眼光看，曹雪芹的幼年和少年生活是多么快意！然而，曹寅的嫡孙偏偏是个世人难以理解的“呆子”。尽管珠围翠绕，他却常常“寻愁觅恨”，感到苦闷。那一页页圣人的经书，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桎梏着他幼嫩的心灵，使他觉得无比枯燥、沉闷、窒息；他渴望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气。从各方面看，曹雪芹虽然秉赋卓异，但却是一个“不肖”的苗苗。只是因为他当时还太小，同叔叔曹的矛盾才没有正面展开。

能够使幼小的曹雪芹感到有乐趣的事还是不少的，其中之一便是瞒着叔叔，到家里的花园去游玩。当时的江宁织造府署在江宁府上元县的利济巷大街（今南京大行宫、利济巷一带），这是一所基址呈正方形的古老建筑。府署西边是个很大的花园，即在曹寅诗中多次提及的西园。园中有奇花佳木、亭榭楼台、假山池沼，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一有空隙，曹雪芹就在小厮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暂时把那些枯燥乏味的经书抛在一边，看“绚如张彩帕”（曹寅句）的秋叶，听檐间枝头鸟雀的欢哗，呼吸花木的芬芳，让心灵尽情地在自然美和园艺美中接受陶冶与滋养。只有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飞到了晴朗的空中。

看戏，是曹雪芹少时生活中又一件有趣的事。当时，皇室宗亲和封建权贵家中普遍养有戏班子，以供娱乐或庆典的需要。曹家自然也是这样。在江宁织造府署里，看戏是很频繁的娱乐活动。每逢这时，不仅合府洋溢着愉快的气氛，连被叔父督责得十分紧迫的曹雪芹，也可以稍稍恢复一些活力。由于年龄还小，对世事缺少体验，他对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并不能充分理解。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戏剧艺术产生强烈的兴趣。

在曹眼中，侄子是个不爱读书的顽劣孩童。这里说的不读书，在当时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指不读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实，曹雪芹是酷爱书籍的。他特别爱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每得到一本，便能够迷醉到连饭也不想吃的程度。恰好，在这方面，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祖父曹寅一生喜爱藏书、印书，根据遗存的《楝亭书目》记载，其家中藏书3287种。这些藏书，在曹雪芹面前展开了广阔浩瀚的知识和智慧的海洋。文学作品是他当时可以接受，也是最有兴趣的书籍。小说、戏曲中生动曲折的故事，对少年人来说，自然很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和鸣。而像花卉、药材、食品、园林等一些杂学著述，也能使曹雪芹饶有兴味。有些书籍，他只能看懂一部分；然而，这种似懂非懂的境地却常常能激起少年人更为旺盛的探求心。

曹雪芹曾随祖母李氏多次去过苏州。苏州是当时昆曲的中心，苏州织造府的戏班比曹家的更胜一筹，这使曹雪芹大开眼界。他和祖母每次来总是有机会看到昆曲名伶的精湛演出。传说他曾到拙政园、狮子林去游玩过，对江南园林的典范作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虎邱山泥人张生动的泥塑小彩偶，阊门一带市井的繁华风物，自然也都逃不过曹雪芹那敏感的双眼。有的传说认为，他一直住在苏州。这虽然没有确实的根据，却说明了曹雪芹同苏州的关系很密切。他对苏州的风物、生活、语言、习尚都比较熟悉。

曹雪芹常年生活于男女仆从的簇拥、侍奉中，除了祖母、母亲、叔父母以及堂弟兄们外，经常同他相处的就是侍候饮食起居的丫头和陪伴的小厮。在封建社会里，贫困的人民，往往由于生活所迫，忍痛把自己的子女卖给豪门做奴隶。曹雪芹身边的丫头、小厮，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的身世。他们的命运、思想、性格对年幼的小主人显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他们身上，曹雪芹可以感触到许多在自己亲属身上缺少的、富有吸引力的东西：比较清新的思想习尚，善良、纯真的性格与心理，更浓郁更真挚的人情味，维护人格尊严的幻想与追求……这一切，在浸透了封建礼法的贵族世界里，是多么难以见到啊！曹雪芹同他们相处，感到亲近、愉快。他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薰染。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13岁。一场毁灭性的灾祸突然降临在曹家，因而改变了曹家的命运。

曹寅时期，曹家就亏空了巨额公款。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康熙南巡，曹寅接驾四次。为了接待主子及其庞大的随从队伍，“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江宁织造俸银当然不能满足需要。挪用国家财政收入，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二是皇帝的儿子、宫中的太监们，都以为江宁织造是摇钱树，经常向曹家索要银两、瓷器、古玩以及其他贵重用品。曹寅不得不竭力满足他们贪婪的要求。康熙深知曹寅的苦处，特地于四十二年（1703年）派他同李煦轮管两淮盐课，以便用上缴国库后的余银偿还挪欠。可是，曹寅的亏欠是如此之大，日用开销又是有增无减，康熙的安排仍未能把曹、李两家从困境中拯救出来。曹寅死时，亏欠国库银竟达数十万两之多。曹袭职后，没有几年，很快又亏欠了帑银约十余万两。雍正上台后，感到官吏亏空钱粮，严重地危害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下令各省督抚稽查钱粮收支，“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雍正元年（1723年），曹家的保护人李煦因为亏空38万两，受到罢官、查抄、没收家产的处罚。这对曹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曹于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在三年内偿完亏欠，得到允准。然而，事有凑巧，曹接连出了差错：雍正四年（1726年），因为织造的绸缎“粗糙轻薄”，质量下降，受到责令赔补的处分；次年，皇帝穿的石青褂面落色，被处罚俸一年。同年十二月，更严重的事发生了：曹奉令押送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的龙衣进京，途经山东长清县等处时，向地方官员索取“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超过规定，被地方官员告到雍正那里。雍正十分生气，命令内务府、吏部“严审”曹，并于十二月十五日将曹罢职，另派绥赫德接任江宁织造。二十四日，又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为理由，下令抄没曹的家产。

13岁的曹雪芹，亲自目睹了家庭的这场剧变。封建官场的残酷、倾轧，第一次以赤裸裸的面目显露在面前，他开始看到了一些掩藏在珠光宝气后面的东西。

在外人看来，曹家应当银成堆，金成箱，总督范时绎与新任织造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查抄的结果。除了田地和房屋，仅有“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雍正看到这些，也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除了将家产、人口赏给绥赫德外，命令酌量留下曹家在京的房屋、人员，以为曹家回京后的生活之计。

曹家在江宁的繁华岁月从此永远完结了。抄家后不久，曹就挈家北上，回到京城。曹雪芹也从此告别了山清水秀的江南，告别了锦衣玉食的少年时代。

“锁禁”中的创作

雍正六年（1728年）春天，曹家迁回北京居住，曹芹正14岁，在艰难的境遇下跨入了青年时代。

曹寅的祖父曹振彦在清初就把家安在北京。但自曹玺任江宁织造时起，曹玺一门就开始落户江南，历经曹寅、曹颙、曹，前后达60多年。江宁，实际上已无异于曹寅一门的故乡。曹家在南方购置了房屋、田产，家庭生活习尚基本上都南方化了。现在，曹家于抄没之后，回到祖上遗传的京城老宅，表面上似乎是回到故土，实际上则是流迁。可想而知，曹家人的心境是很凄凉的。

从种种情况推测，曹一家回到京城后，应当住在内城东南角的一所老屋里。地址在泡子河附近，名叫“芷园”，可能是早年曹玺的居房。这所老宅虽比不上江宁织造署的宏敞富丽，却也还幽美可观。门口长着一棵老树，像一名忠实的卫士。“小院清阴合，长渠细溜穿”，“惜树斋前树，疏花缀小红”，“西窗荷叶大如盘，烟雨寻常作画看”。曹寅的这些诗句，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芷园的部分特点。园内有“春帆斋”，斋前蕉叶映窗。园中有藏书万卷以上。

雍正对曹、李两家的态度与处理很不一样。李煦在雍正元年被抄家后，不久又因为曾经购买8个苏州女孩子送给雍正的政敌、康熙第八子胤禩，被处以流放打牲乌拉的重刑，终于死在流放之所。曹则除了抄家和受到过“枷号”监禁的惩处外，并未受到更重的惩罚。曹回京，罢任废官，但曹家仍以包衣的身份归旗，仍然隶籍内务府，每月可以领到一份生活费。曹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来源。这时的曹家尚能维持一种较为安定优裕的生活。

另外，曹家的几门重要亲戚，除李煦家外，都还处在兴隆时期。曹玺的嫡亲弟弟曹尔正一门长期在京城供职，曹尔正的儿子曹宜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任命为正白旗护军参领。曹宣的三子曹颀在宫内任茶房总领，雍正三年，皇帝赏给他房屋9间。曹寅的妹夫傅鼐自雍正二年起连年升迁，后虽一度黜谪，但很快又被起用，雍正九年，召入宫廷侍起居。曹寅的女儿（曹雪芹的姑母）曹佳嫁给平郡王讷尔苏，生长子福彭。雍正四年，福彭袭平郡王爵位。次年，被授以镶蓝旗满洲都统的重任。5个月后，擢升宗人府右宗正。不久，入军机处行走。这些亲戚对曹家当然都有程度不同的照应。尤其是福彭，曹雪芹的祖母是他的外祖母，当李氏还健在的时候，他对曹家肯定会有一些关照。处在这样的亲属联系中，李氏、马氏、曹等自然而然地渐渐从抄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兴起了一种强烈的幻想：期望曹家的复兴。他们对长房长孙曹雪芹的期待也就更殷切了。

封建家长向曹雪芹施加的压力一天一天地加重起来。

回京后，曹雪芹先在专为包衣子弟办的景山官学读书。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命令在咸安宫新办官学，接收包衣佐领、内管领的子弟、景山官学学生的颖秀者读书。曹雪芹资质卓异，远迈常人，肯定被送入咸安宫官学。学习的内容，自然是封建王朝钦定的教科书“四书”，以便为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

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特别推崇程朱理学。清朝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更加厉害。封建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写八股文，八股文的命题限定在“四书”的范围内。各类学校的主要教材都是朱注“四书”。程朱理学像一副沉重的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曹寅兄弟、父子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曹寅兄弟二人都在程朱理学的讲求、研讨上下过功夫。他们并且把这一点贯彻在对子弟的教育中。所以，曹完全继承了曹寅的原则，严格地督促子侄们攻读“四书”，以期他们将来蟾宫折桂，振兴曹门。

明白了上述的时代与家庭环境，我们就可以知道，不论年轻的曹雪芹是不是有兴趣，他都必须同“四书”为伴，对师长的考问作出像样的回答。但是，曹雪芹憎恶束缚、向往自由的个性并没有向僵死、腐朽的封建教条屈服。在完成课业之后，他巧妙地通过种种办法，瞒着曹等人，去寻求丰富的精神滋养，“成日价杂学旁收”。

他喜爱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特别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庄子、屈原、阮籍的作品，《战国策》、《左传》等史传文学，历代许多作家的诗文集。他努力从各种不同的作品中摄取养分。对庄子和阮籍的作品，他似乎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又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女仙外史》等大量的小说，《西厢记》、《牡丹亭》等元明戏曲作品，都是他涉猎的对象。在曹雪芹读过的书籍中，上面提到的作品当然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庄子笔下那汪洋恣肆、奇幻莫测的寓言世界，屈原描绘的上叩天阍、四方求索的灵动的形象，阮籍塑造的任性放荡，对封建礼法深恶痛绝的大人先生，元明小说戏剧中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光彩等，启发、帮助年轻的曹雪芹的思想冲决理学教条的樊篱，使他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他越来越感到传统的儒学给人们划定的个性活动的范围实在是太狭小了，太卑暗了；八股文和试帖诗，只是“禄蠹”用来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父兄们的生活道路实在缺乏吸引力。人，应当去寻求个性活动的广阔空间，应当去创造生动新鲜的事物。历代的优秀作品同时培养了他的审美趣味，使他对艺术的感受力与创造力迅速提高。

曹雪芹对戏剧艺术的浓厚兴趣也有利于他摆脱宋明理学窒人的气息。曹家是没有能力养家庭戏班了，但他们的不少亲友家还在兴旺时期，不少人家有家伶。曹雪芹常常被邀去饮宴、看戏。另外，当时的京城剧坛非常活跃，昆腔与弋腔在舞台上争雄斗艳。就艺术爱好看，他是偏向昆腔一边的。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曹家江宁织造府当年的家伶是昆曲班，曹雪芹自童年时代起，看昆剧的演出较多，长期的耳濡目染，养成了偏爱昆腔的口味。二是昆腔演出的剧目大多是文学水平比较高的本子，其中有不少是古典名著，如《牡丹亭》、《邯郸梦》、《南柯梦》、《西楼会》、《一捧雪》、《荆钗记》等。它们的唱词藻丽工雅，锤炼的功夫很深。所以，对戏剧艺术有很高鉴赏力的曹雪芹喜爱昆腔。在戏剧作家中，曹雪芹特别喜爱汤显祖和王实甫。在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曾通过宝玉、黛玉的口来表达自己的这一爱好。

曹雪芹不仅喜爱看戏剧演出，而且热情地同演员们交往。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伶人的社会地位低贱，大多身世悲惨。王公贵人需要演员们献艺呈技，但从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更不允许年轻子弟同优伶结交。曹雪芹却同情戏剧演员的不幸命运，尊重他们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同他们交游。

当时的贵族官僚子弟首先要努力学作八股文，写诗习画只是末务。虽然曹寅、曹宣都工于诗，曹颙、曹也都能吟咏，但是，对于年轻子弟，却要求他们心无旁鹜，专心致志地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如果迷醉于写诗习画，难免要受到斥责。曹雪芹偏偏做八股文时应付敷衍，而对诗画艺术却十分爱好，认真学习，并且才情很高。他的才华在诗画里常常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曹雪芹与曹之间长期隐伏着的矛盾，渐渐地表面化了。矛盾冲突的根本问题是走不走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生道路。曹要求侄子读书做官，做封建家族的肖子贤孙，做封建君主的忠驯臣仆。曹雪芹却对这些统治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不感兴趣，他要走另外的路，实际上是一条叛逆的道路。最初，矛盾的表现还没有采取公然对立的形式，侄子还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顺着叔叔。所以，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曹雪芹可能奉命去应过试，取得过“贡生”的资格。

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天，乾隆登上了皇位。新皇帝为了笼络人心，照例要给臣下一些赏赐。曹家得到了一点空头荣誉。可是，这时的曹家，“家产已尽”，经济上完全枯窘了。从返回北京到乾隆即位时，前后共8年，抄家后遗剩的一点资财已经消耗完了。而且，一些富贵亲戚渐渐换上了冷淡的面孔。曹一门开始真正跌到了社会的下层。

乾隆元年（1736年），曹雪芹22岁，家里的景况越来越困窘，对曹雪芹的期待也越来越迫切。可是，自从十七八岁时挣得一个“贡生”的头衔后，他更加放荡任性了。“四书”、八股文，几乎完全被摒置在一边。一有机会，就学诗习画，就去看戏，就去读小说，甚至混杂在优伶的行列里，同他们毫无界限地相处。尤其惊世骇俗的是，他竟然参加戏剧演出，同优伶们共同从事舞台艺术形象的创造。

封建家长与叛逆者的矛盾终于急剧地向对抗发展，曹再也不能允许侄子这样走下去。曹雪芹亲身上台扮演角色，是对封建礼法的严重蔑视与反抗。曹决心不顾李氏的溺爱与庇护，对侄子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可是，曹的警告没有任何效果，曹雪芹仍然常常看戏、登台演出。他于是采取了强制的手段把曹雪芹锁禁在一间空房里。

四堵冰冷、黯黑的墙壁隔断了曹雪芹同外界的联系。窗户狭小，屋内的空气异常沉闷。在这里，他看不到色彩缤纷的舞台，听不到美妙婉转的音乐，见不到真诚亲切的朋友。多么单调、残酷的岁月啊！在沉寂中，他的思想却异常地活跃：秦淮河畔的楼馆，拙政园里的足迹，小说中生动曲折的故事，舞台上的离合悲欢……在脑海中呈现、演化、组合。这里，既有对丑恶世态的不满，又有对家庭往昔的怀念；既有对个性自由的急切的憧憬，又有对宿命论的盲目信仰。

曹雪芹决定写一部小说，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写出来。他一旦作出决定，立即就转化为行动。当然，写作是在暗中进行的。

写作的进度很快，他的文思如泉水般涌出。三年过去，曹雪芹的第一部小说完成了，作家给它取名为《风月宝鉴》。当时，他大约30岁。《风月宝鉴》的原稿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它的不少章节，经过修饰，包容在《红楼梦》中了。因此，它实际上是《红楼梦》的初稿。全书可能长达七八十回以上，书前，有作者的堂弟棠村写的序言。小说的基本内容是贵族家庭日常生活的描绘。作家着力地揭示了封建贵族生活的腐朽和它怎样一步步走向消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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