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大学女校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昶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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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大学女校长试读：

前言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塞尔维亚：萨瓦河会告诉你

对于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塞尔维亚大概是陌生的。但如果说起南斯拉夫、南联盟，在中国则几乎是家喻户晓。一代代中国人，对这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记忆：它们可能是“巴尔干火药桶”、“社会主义兄弟”、“民族英雄铁托”等历史课本中的名词；也可能是《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游击飞行中队》等南斯拉夫电影中激动人心的战争场景；还可能是米卢带领中国国家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决赛、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并不遥远、或喜或怒的民族情感。所有的这些记忆，让我们不曾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万里之外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

今天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只是一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2006年才刚刚独立的国家。但塞尔维亚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强大的、有着悠久历史和不屈精神的民族。如果从公元6世纪至7世纪时部分斯拉夫人越过喀尔巴阡山移居巴尔干半岛算起，塞尔维亚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塞尔维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个国家与民族动荡的历史。地处东南欧、巴尔干地区腹地的塞尔维亚，处在连接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通道上，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穿过其境内的国际铁路和高速公路成为连接西欧和中欧最短的路线，并通向中东、亚洲和非洲等广袤的区域。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前南地区、塞尔维亚具备极大的战略优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

9世纪，塞尔维亚国家开始形成，在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下，塞尔维亚民族改信东正教。到14世纪中叶，塞尔维亚已是巴尔干地区最强盛的国家之一。15世纪，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先后征服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统治长达500余年。1878年，柏林会议后塞尔维亚在俄国的协助下获得完全独立。1882年，塞尔维亚成为王国。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正在对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史称“萨拉热窝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同盟国（包括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共同向塞尔维亚发动攻势，并占领了其全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南部斯拉夫民族于1918年12月联合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成为其中一部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多面受敌，其邻国除希腊外都是轴心国，1941年4月，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并将其瓜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军在“二战”中展开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1945年5月15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同年11月29日，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塞尔维亚成为南联邦六个共和国之一。1963年4月南斯拉夫修改宪法，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曾经创造了一系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辉煌成就。联邦政府对内实行自治社会主义，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不结盟运动，在经济、政治、外交各个领域均成就卓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前南斯拉夫的黄金年代，每年都有数百万的西方游客前来旅游，南斯拉夫国民每年也有超过200万人次出境旅行。资料显示，到1976年，“全南斯拉夫3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小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居民平均寿命从1939年的48岁提高到1976年的67岁，婴儿死亡率在30年里下降了3倍，所有7到15岁的儿童都能接受八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本书中的几位女校长，正是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长大成人，度过了塑造她们理想、信念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青少年时期。

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南斯拉夫，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有人曾将南斯拉夫的概况用六个数字来代表：“1：一个党、一个领袖，2：两种字母（拉丁字母、基里尔字母），3：三种官方语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4：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5：五个主体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6：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中，塞尔维亚人口最多。但铁托本人却是克罗地亚人，塞克两族的历史恩怨和铁托压制塞族“一族独大”的做法，使一些秉承“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人积累了不满的情绪。

最终，轰轰烈烈的动人篇章随着“强人政治”结束而落幕了。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出现反弹。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联邦内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冲突不断。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联邦的东欧邻居们在政治体制上的剧变，更是加速了其瓦解的过程。历史上记录的，只是这样简短的几个时间点：“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先后宣布脱离南联邦独立。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2003年2月，南斯拉夫联盟议会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法宪章’，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Serbia and Montenegro）。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国际法主体地位。”

但身处其中的人们所经历的却是漫长的苦难。20世纪90年代，信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米洛舍维奇主政塞尔维亚共和国后，使民族、宗教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伴随着分裂与解体，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陷入连年的民族纷争与战乱，以及长达十余年的国际制裁。

本书中的女校长们都在这样的艰难时刻里，在同事和学生们面前展现了她们的勇敢与力量。1996年底到1997年初，时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院长的马利亚·博格达诺维奇女士，与学生、同事们一起站在雪中的贝尔格莱德街头，抗议当时的政府在地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她说，她永远记得那一年冬天的雨、雪、风。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戏剧艺术学院的教学楼就在大使馆隔壁，爆炸的冲击波使这栋教学楼遭到破坏，时任戏剧艺术学院院长的莉尔雅娜·姆尔基奇·波波维奇女士不顾空袭的危险，组织师生撤离，检查校舍的损毁情况。她说，这是她的责任。1999年3月24日夜晚，当诺维萨德第一次遭到北约轰炸时，蕾德米拉·马林科维奇·内杜钦女士正在诺维萨德大学工学院她的办公室中，爆炸的那一刻她首先想到的是把电脑搬到桌子底下保护科研资料，后来她甚至在空袭刚结束就跑去被轰炸的桥墩处提取实验样本，事后她自己都觉得她是“疯狂”的科学家。

2000年10月，科什图尼察取代米洛舍维奇成为新总统，西方国家逐渐解除对南联盟的禁飞、禁运等国际制裁。破碎的国家，捉襟见肘的经济，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塞尔维亚面对的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欧洲和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塞尔维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再次面临着抉择和调整。包括米莱娜·德拉吉切维奇·舍希奇女士和福达·斯坦科维奇女士在内的几位女校长，都是在国际制裁刚一结束，就积极利用自己过去在国际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力为同事和学生争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为学校重新建立起与世界联系的纽带。这样的变革时期，在硝烟与困顿中，她们开始领导自己的学校艰难转身，留给世人的是她们格外高大、坚毅的身影。

动荡的历史、多元的宗教文化、复杂的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连年的战火纷争与经济困境，所有的一切让塞尔维亚共和国在艰难中前行。但就像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国歌中唱到的：“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黎明复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与梦想。这些希望与梦想，源于塞尔维亚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而教育正是传承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最佳载体。

每年的1月27日，是塞尔维亚著名的圣萨瓦节。被后人尊称为“圣徒萨瓦”的埃拉斯特科·内马尼奇是斯蒂芬·内马尼亚大公最年轻的儿子。年轻时，他经历了大哥与二哥兄弟阋墙的夺位之争。纷争平息后，他意识到塞尔维亚民族缺乏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开始重视宗教与文化的力量。最终，他成为塞尔维亚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大主教，也是塞尔维亚教堂与学校系统的创立人和教育学家。1236年1月27日，埃拉斯特科·内马尼奇去世，这一天成为后人纪念他的“圣萨瓦节”。数百年来，人们将他视为塞尔维亚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崇高化身。每年的圣萨瓦节，塞尔维亚各地的学生都会以唱歌、跳舞、诗歌朗诵等形式庆祝这一节日。这也充分体现了塞尔维亚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

当代塞尔维亚的教育体系分为八年制义务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部分。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当时，“7-26岁的青少年基本都进入各级学校学习。在南斯拉夫的外国留学生很多，以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居绝大多数。南联盟时期，受恶劣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尤其是受严酷的经济形势的制约，教育事业遭受打击，经费匮乏，人才外流，高校的入学人数和毕业生趋减。”

塞尔维亚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期创建的一些大学受欧洲著名大学影响颇深，其中尤以柏林大学的影响为最。如1905年根据塞尔维亚王国‘大学法’组建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曾主张大学为进行‘专业教学与科研的自治体’，强调学校拥有教与学的自由，即‘教师在阐述自己学术观点时是自由的’，及‘听课者有选学课程的自由’。显然，这些原则取自柏林大学的建校宗旨，它也曾给贝尔格莱德大学带来过短暂的繁荣。”

塞尔维亚相关高校法规定，除国家外，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也有权创办高校。现在塞尔维亚境内主要的国立大学有贝尔格莱德大学、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诺维萨德大学、尼什大学、克拉古耶瓦茨大学和普里什蒂纳大学。这些大学被国家寄予了厚望，其实力也强于私立大学。本书中的校长们均来自于国立大学，其中贝尔格莱德大学拥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塞尔维亚最古老、最著名、实力最雄厚的大学；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是塞尔维亚唯一一所公立艺术类大学，拥有艺术领域的所有专业，以及文化、传媒类的相关专业；诺维萨德大学则是塞尔维亚境内规模、实力仅次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的第二大综合类大学。

在国际制裁结束后，南联盟、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在重新国际化、再次融入欧洲与世界的过程中所推行的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在2003年正式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这一进程是1999年由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博洛尼亚进程”旨在整合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建立统一的学术框架、标准以及质量保证体系，最终使签约国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能获得其他签约国的承认，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和科技一体化。加入这一进程后，南联盟、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本书中的几位女校长均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推动者。在这一大背景下，她们不同观点的碰撞、名有侧重的改革取向与举措，都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国家与民族对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根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2012年出版的刊物《塞尔维亚的女性与男性》的相关统计，在幼儿园、小学及重点中学中，女教师居多。其中，幼儿园中的女老师比例超过95%（2010年，有21487位女老师、1014位男老师），中小学中女老师的比例占63%（2010年，有54514位女老师、25528位男老师）。而在大学和专科高等学校中，女教师的比例不足一半（2009年，有6810位女老师、8002位男老师）。在2011至2012学年度，一共53082位学生考入大学和专科高等学校，其中28466位是女生，24616位是男生，学生中女性比例超过一半。塞尔维亚一共有12006位研究学者，其中5696位是女性，比例仍不足一半。尤其是大学中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职位，更是几乎全由男性担任。诺维萨德大学和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历史上产生的女校长最多。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31个学院中，只产生过6位女院长。

贝尔格莱德大学现任校长科布兰考·科瓦泽维奇（Branko Kovacevic）2012年6月在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女性的合作往往更容易、更令人愉快：“在我个人看来，女性更具责任感，更认真，也更忠诚。与她们商讨工作事宜时，会进展得更快，对所负责的事情善始善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男性的领导者有时候会显得说得多而做得少。”塞尔维亚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家庭生活中是顶梁柱，在职业场合却不一定有充分的发展机会。科布兰考·科瓦泽维奇校长的副手、贝尔格莱德大学现任科学副校长伊万卡·波波维奇教授也是一位女性佼佼者，她对《政治日报》记者表示：“在塞尔维亚，女性主要扮演传统妇女的社会角色，她们的传统责任只是为他人提供支持。这种社会角色定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决定女性所从事的职业。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普通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导致在大学领导位置上女性比例低的原因。虽然大学是一个接收新知识的场所，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大学的组织结构实质上是极为传统的。我相信，一些女性的正面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女同事去谋求大学中的领导位置。”她还提到，欧盟已经认识到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女性人才不足的现象，并正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欧盟针对科学界性别问题开展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目标就是通过改善性别关系、打破性别问题上的陈腐观念来改善普遍性的职场环境。对于如何协调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伊万卡·波波维奇教授认为，这需要女性做出较大的牺牲：“我不否认，有时候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我无法令两者和谐共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每一个在岗位上担任不同职责的人，必然要牺牲掉自己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在事业方面能够成功地实现目标的话，这种牺牲是可以接受的。我很幸运，我周围的人都支持我所追求的梦想。”

2008年9月13日，在塞尔维亚的全国新学期开学仪式上，“塞尔维亚教育部长奥布拉多维奇在致辞中强调，塞要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状况的根本在于发展教育事业，政府必须加大投入，使教育体系与欧盟接轨。当天，塞总理茨威维特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开学典礼上也强调，青年和教育问题是国家的未来，应加快与国际上先进高校的合作进程，尽快恢复塞在高等教育事业上的国际声誉”。在经历了多年战火洗礼的塞尔维亚，任何时候都有一批信念坚定的知识分子在坚守着教育的真谛。几位塞尔维亚的女校长正是这其中的卓越代表。她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环境，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与专业背景。但当她们成为校长，要领导各自学校承担起重振塞尔维亚教育的重任时，她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却几近相同：如何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独特的民族性？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如何从历史中认识现实并走向未来？宏大的命题下，她们有着不同的思索与着力点，并最终在塞尔维亚的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署有自己名字的篇章。

地缘政治、历史背景、民族性格等复杂因素决定了塞尔维亚始终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近年来，科索沃问题始终困扰着塞尔维亚，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进程蒙上了阴影。在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到2011年，“塞尔维亚的失业率高达22%、通胀率达7%，农业生产及农副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生活消费指数比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还高”。

2012年3月1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春季峰会上决定，给予塞尔维亚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塔迪奇在获知塞尔维亚成为入盟候选国后表示，欧盟峰会的决定为塞尔维亚开启了美好前景的大门，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塞尔维亚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工作，为尽早开始入盟谈判做好准备。2012年5月，塞尔维亚进步党领袖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西方国家对其政治倾向的疑虑，使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再次产生变数。而另一方面，欧盟本身也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等各种难题，即便塞尔维亚得以顺利入盟，前途也不一定就是一片光明。从卡莱梅格丹城堡看萨瓦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处

但不论如何，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时代的巨大变化正以极强的渗透力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传媒大学丁海宴教授曾于2004年在塞尔维亚采访过当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马利亚校长和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米莱娜校长。谈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时，他认为：“当今的教育，人们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内容而不是教育的背景，似乎教育的背景与教育的主体无关。实际上，如果教育是一幅画的话，整幅画一定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体，一是背景。背景当然是画的一部分，而且背景的处理直接影响着画的整体内容的表达。所以教育当然不能脱离背景而强调教育的内容，必须结合背景、选择背景、分析背景统筹考虑教育的内容。往往什么样的背景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着眼教育的内容，不但开阔了教育的视野，而且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其作用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即主体与背景的反差。”

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样的反差是根植于他们的民族与历史长河之中的，也是鲜明地写在这片土地上的。萨瓦河是多瑙河右岸水源最丰富的支流，也是塞尔维亚境内最大的河流，河水流经之处，给沿岸的塞尔维亚居民带来了航运资源和水力资源的便利，也孕育了两岸丰饶的土地。萨瓦河全长近1000公里，最终在贝尔格莱德汇入多瑙河。站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著名的景点卡莱梅格丹城堡上向北望去，两河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萨瓦河与多瑙河两河宽度不同，流速不同，水色更是不同。两条河流交汇而不交融，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却又一同向远方流去，令观者惊叹不已。这无疑是自然界的奇观，但这又何尝不是自然界留给我们的启示？马利亚·博格达诺维奇（Marija Bogdanovic）女士1940年5月26日出生于黑山共和国的扎布拉克（Zabljak）。本科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均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专业。1964年开始任教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07年获聘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终身教授。1989-1990年，马利亚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康涅狄格大学、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授课。也曾在英国、荷兰、德国、黑山等地讲学。参与“伏伊伏丁那的国际关系”、“八十年代末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社会学的制度性发展（1959年-2009年）”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主编塞尔维亚《社会学词典》。曾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哲学院院长、哲学院博士学术委员会主席、塞尔维亚和黑山富布莱特校友会主席、塞尔维亚大学联合会主席等职。2000年至2004年，连续两届担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Prof.Marija BogdanovicMarija Bogdanovic was born on 26th May 1940，in Zabljak,Montenegro.She got the bachelor,master,and doctor's degree of Sociology all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Belgrade.Since 1964，she has been lecturer,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full professor of sociology,Faculty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Belgrade.In 2007，she was titled‘emeritus'by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During 1989 and 1990，asa Fulbr ig ht schol a r Prof.Bogdanovic taught at：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 y（Washington D.C,US），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Storrs,US），The 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New Britain,US），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US）.She also spent 1-2 months at the universities in London,Amsterdam,Koln,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etc.From the late 1950's till 2010，Prof.Bogdanovic took part in many projects,such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Vojvodina,Serbia at the End of Eighties,Instituti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Serbia,etc..And she was also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Sociological Dictionary.Prof.Bogdanovic was once chairpers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dean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elgrade,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Doctoral Studies at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president of the Fulbright Alumni Association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of Serbia,etc..马利亚·博格达诺维奇：教育使我们摒弃偏见

2012年1月19日下午，贝尔格莱德市共和国广场旁的国家剧院门口，离约定的时间还有5分钟，马利亚·博格达诺维奇女士就穿过人行道，健步走到了我们面前。高大的身材，长长的呢子大衣，一头齐耳的金发，眼神却是严肃而坚毅。马利亚一边领着我们去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一边指着身后的国家剧院说：“我常来这里看话剧、听歌剧。”

马利亚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70多年。这里的一切，她都是那么地熟悉。坐在咖啡馆里，她望着窗外的共和国广场告诉我们，1996年的冬天，当时身为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院长的她，就是在这里带领学生们和同事们抗议当时的政府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她又告诉我们，从广场上往萨瓦河的方向走不到5分钟，就是她工作了将近60年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那里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总部所在地。

贝尔格莱德大学是塞尔维亚最古老、最著名的高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08年在塞尔维亚建成的“大学校”（1808年-1813年）。1838年，米洛什公爵在克拉古耶瓦茨创办了“高等政法学校”，并于1841年迁址贝尔格莱德。当时的专业除了起先的哲学外，增加了法律专业。1863年，塞尔维亚的学校体制有所改革，最主要的是改变了“高等政法学校”的形式。米沙·阿那斯塔西耶维奇于1863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的学生广场建起了新校楼，成为“大学校”的新址。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总部仍在这里。1905年10月15日，贝尔格莱德大学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

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仍是巴尔干地区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拥有本科生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等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近9万人，教职员工4000多人，设有包括2004年底新增的神学院在内的31个学院。2000年至2004年，马利亚担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职务两个任期（2年为一个任期），她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两百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校长。

贝尔格莱德大学也是马利亚的母校。她的本科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都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的社会学系度过。1964年开始，马利亚任教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07年获聘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终身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学方法论。她也是塞尔维亚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马利亚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康涅狄格大学、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授课。富布莱特项目创建于1946年，以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的名字命名，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参与这一项目的学者被称为富布赖特学者。这些高水平的学者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大知名院校的不同学科，每年入选人数不超过800人。选拔出来的学者由美国国务院全额资助，到美国的顶级名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深造，并受邀到美国的政府机构、公司和其他研究中心进行访问。马利亚曾在英国、荷兰、德国、黑山等地讲学，曾参与“伏伊伏丁那的国际关系”、“八十年代末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社会学的制度性发展（1959年-2009年）”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主编塞尔维亚《社会学词典》。马利亚曾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哲学院院长、哲学院博士学术委员会主席、塞尔维亚和黑山富布莱特校友会主席、塞尔维亚大学联合会主席等职。学生和同事眼中的马利亚

在学生和同事的眼中，马利亚是个有着坚韧毅力与强大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威塞林·米特洛维奇（Veselin Mitrovic）是马利亚以前的学生，也是现在同一个系的同事。在马利亚的指导下，威塞林只用了3年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第一个基于“博洛尼亚进程”的规定在3年内按时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他认为，马利亚是个非常严谨和严格的老师，她会在学生们走弯路的时候及时喊停，并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

在社会学系成立50周年的时候，马利亚带着威塞林以及其他学生一起整理50年来的各种资料和文件，编撰系史、年鉴。有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了，威塞林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主意，就会马上给马利亚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完全不用担心那时候马利亚是不是已经休息了。但当马利亚马上回话认可了他的主意，让他接着往下推进时，就轮到威塞林自己睡不着了。当地媒体对马利亚的报道

威塞林介绍说，马利亚在教学上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课堂的互动性，会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马利亚推崇小组学习，主张老师和学生互动，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展开讨论。比如在本科生的社会学专业课程中，马利亚常会让学生们讨论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已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在他被执行死刑前，患了严重的肾病需要移植肾脏。这时候，究竟应不应该给他移植一个肾脏呢？在生命权上，理应人人平等。但宝贵的移植器官资源，用在这样一个曾经剥夺了别人生命权的人身上，情感上又让人难以接受。马利亚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往往就是在这样看似合理但又互相矛盾的“情”与“理”间不断地撕扯，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各种道德原则与法律准则。

正是因为课堂上结合了这些我们的社会中每天不断上演、又让人很难理清头绪的案例，马利亚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她认为，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平时就很努力，不会等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因为他们讨论和发言的成绩也会计入最后的成绩。

威塞林认为，无论他是马利亚的学生时还是他成为马利亚的同事后，马利亚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做学生的时候，马利亚就喜欢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她对学生们做的很多项目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经常表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期待。在威塞林看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学生觉得老师尊重自己的学习成果，将会给学生很大的学习动力。

马利亚指导的一位女博士生萨宾娜·哈兹布里奇（S a bi n a hadzibulic）除了看到了马利亚的严谨与严肃，也看到她生活里的另一面。萨宾娜本科是学音乐专业的，现在业余时间还会在一个乐队里当歌手。她记得自己刚开始读博士时，有一次马利亚的课间她们聊天，萨宾娜说起几天前一位著名歌唱家在贝尔格莱德的演出，没想到马利亚说她也去听了那场演唱会，然后开始谈自己对那位歌唱家和那场演出的看法。在萨宾娜看来，马利亚的评价非常专业。此后，她们就经常一起去听音乐会。

萨宾娜还记得自己刚开始读博士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还不太明确。她就此求教于一些教授，但那些忙碌的教授们给她的大多是些不痛不痒的回答。当她找到马利亚时，马利亚先花了很长时间听她谈自己的想法，之后让她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使思路进一步清晰化、条理化。9天后，当萨宾娜拿着自己写下来的提纲找到马利亚时，马利亚又逐条跟她讨论、分析。马利亚负责、严谨的态度给萨宾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萨宾娜看来，马利亚在思想上非常开放，乐于接受新的东西，能够包容学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同时，马利亚也很有个性，不会被条条框框的东西束缚手脚。现在除了一起去听音乐会，萨宾娜还会经常跟马利亚交换各自的藏书阅读，分享各自的看法与观点。

马利亚在接受塞尔维亚著名的日报《闪电》的采访时曾谈到：“大学教师的天职，除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给学生讲课。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和学生在一起也可以激励教师本人，一方面教师会因此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能对教学质量保持责任感，体现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社会职能。而且教师与学生的这种互动气氛，一定会鼓励学生去不断获得新知识。”大学改革旋涡中的马利亚

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和教育家，马利亚非常重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自己的大学中发出声音、教书育人，马利亚也注重借用媒体平台向公众阐明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观点。马利亚集中在媒体上发声，一次是在1996年底到1997年初担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院长时带领学生、同事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的示威活动中，另一次便是在她担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后参与推动塞尔维亚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2003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签署《博洛尼亚宣言》并成为“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2003年11月，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詹姆斯·史蒂文斯（James Steven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贝尔格莱德大学改革进程的不满，他指出：“只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同意对其管理架构进行改革，即让大学享有法人权利与地位而学院不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世界银行才会对贝尔格莱德大学提供资助。”此外，他还发表了如下言论：“在西欧、美国的高等院校以及诺维萨德大学，这种管理架构形式业已存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庞大的规模，以及极大的影响力。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贝尔格莱德大学也存在着一些不愿改变、难以做出改变的意向。”

詹姆斯·史蒂文斯的这一言论在当时的塞尔维亚高等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官员、学者也向贝尔格莱德大学施加压力，认为他们应该尽快、毫无保留地进行全盘改革。时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教务长的博格丹·德瑞科奇（Bogdan-Duricˇic'）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可否认，史蒂文斯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无可厚非，不足为奇。但此事奇就奇在他只对贝尔格莱德大学做出了评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对外宣称如果一所大学不进行改革，那么其他高等教育单位也连带不能获得资助，这实在不能算是对塞尔维亚高等教育现状的客观评价。”

在这样的“艰难时刻”，马利亚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在2003年11月26日出版的《今天日报》（Danas）上，马利亚旗帜鲜明地对记者说：“‘贝尔格莱德大学’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语。”她毫不客气地对史蒂文斯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史蒂文斯先生在从未到过贝尔格莱德大学，也从未与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长及各个学院的院系领导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就贸然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不适当的。只有亲自与史蒂文斯先生接触，我们才会了解到他的阅历及知识水平，进而了解他究竟是凭借怎样的学术背景、阅历，敢这样坚决地宣称我们的机构是无效的。”马利亚还强调：“考虑到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实际情况，史蒂文斯的看法是过时的。此外，我还认为为他提供这种信息的人，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告诉他贝尔格莱德大学近期的发展情况。我们的大学正非常努力地推进着此次改革进程。贝尔格莱德大学所参与的高等教育相关法律初稿的拟定，以及贝尔格莱德大学大多数学院今年已实施的全新课程计划，都证明了我们大学的积极进取态度和决心。贝尔格莱德大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自己的管理架构。但我们一定不会以将现有大学体系彻底摧毁、再从灰烬中重新发展新大学的方式来开展这种改革。”马利亚在媒体上措辞严厉、有礼有节的回击，很好地向公众、政府表明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改革意愿、改革思路、改革举措和进程。

之后的几个月中，马利亚仍坚持不接受政府所强加给贝尔格莱德大学、在她看来没有尊重贝尔格莱德大学传统的改革方案。2004年2月初，关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改革的争议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次，非议之声来自大学内部——马利亚的一些同事指责马利亚领导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是不愿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学”，也有官员指责政府缺乏勇气去强力推进改革。马利亚在接受当地《民声日报》（Glas Javnosti）记者奥尔加·尼科利奇（Olga Nikolic）采访时，再次强硬回应：“这些批评是粗暴而且毫无原则的。我的这些同事其实并不愿意看到最近三年贝尔格莱德大学已经进行的改革。这些指责是对贝尔格莱德大学根本价值的自我怀疑。我们当然支持《博洛尼亚宣言》，但是我们不支持对宣言进行任意的操纵。我们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去破坏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大学是由具有多年阅历与经验、深厚学术背景的教师、合作者所组织起来的机构。他们的知识、阅历和工作成就即使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也不应该被否定。我们反对任何强加给我们的改革方案。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现在拥护政府所强加给我们的改革方案的这些人，正是当初与我一起走上街头抗议任何强制手段的那批人——多么奇怪的变化啊！”

马利亚进而在采访中再次耐心解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改革理念：“我们愿意改革，但我们也要认真、仔细地考虑改革的可行性。大家常常忽略欧洲民主国家的稳定发展状态，这些国家对大学的态度也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同时，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遭受重创、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财力更为富足。在机构的组织和运营方面，我们的大学并不完美。但在经历了多年故步自封、财力不足的状态下，贝尔格莱德大学在发展高水平课程及组织有效教学方面，还是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马利亚同时质疑了当时教育部的工作效率，指责教育部迟迟未完成相关改革的总方案，没有制定大学质量控制的完整标准，没有给予标准有差距的大学留出改革的时间。她批评教育部将私立大学的审批权限当作一种商业行为。

马利亚向记者表示：“当然，我们从未认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但在欧洲范围内与其他同行进行交流、研讨时，我们也从不为我们的水平而感到羞愧。这也正是我为何会反问几位政府代表，他们怎么会认为自己比所有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以及大部分塞尔维亚的大学教师还聪明的原因。我认为我们也应充分考虑我们社会所面对的困难，考虑这些困难对大学的影响。大学的独立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是塞尔维亚的大学多年来坚持努力的结果。”

最终，在这场喧闹的大学改革进程中，马利亚顶住各方压力为贝尔格莱德大学争取了应有的独立自主性和传统延续性。当一切尘埃落定后，2012年10月9日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其制作的《欧盟与塞尔维亚人》节目中称赞马利亚是“在推进塞尔维亚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极少数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她的辛勤工作使塞尔维亚高等教育终于从多年的隔离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作为正式成员重返了欧盟学术界”。该节目评价她：“为人极为宽容，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件事。因为她懂得如何去正确地运用其通过多年大学管理工作所树立的在大学生中的权威，从不滥用这种权威。她一贯保护并捍卫那些曾做出努力并取得成绩的大学及大学生的利益。从不因身居要职而故作清高，也从未假公济私。这些方面她是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2012年初在贝尔格莱德期间，除了马利亚的学生和同事，我们也多次采访她本人，在咖啡馆，在餐厅，或是在她的办公室里。马利亚翻阅着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书，给我们讲述这72年来关于她的故事——“我的眼睛里总有一种悲伤”

我出生在黑山共和国的扎布拉克。我的父母和哥哥都曾经在“二战”中参加了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1944年，战争进入尾声时，我的父亲被任命为贝尔格莱德一所军事学院的教授，于是我们全家就搬到了贝尔格莱德。小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跟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姐姐和妹妹住在一起。母亲到贝尔格莱德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工作。父母工作都很忙，所以总是奶奶在家照顾我们兄妹四人。父亲和我们很亲近，也一直很支持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对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我看来，我受的最多的影响是来自奶奶，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让父母和奶奶自豪的是，我们兄妹四人后来都获得了大学文凭。现在每当我回忆起童年，我总是很怀念那些夜晚，那些我们围坐在父母和前来拜访的亲朋好友身边，听他们谈论生活琐事、国家大事、各自的孩子的那些温馨快乐的夜晚。我们兄妹几个的同学和朋友也经常来我们家做客，因为家里的气氛总是那么融洽、温暖，我奶奶总能在厨房一阵忙碌后就端出一满桌子好吃的给大家。

我们家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乔治·华盛顿街上。每天早上，这条石板路两边的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放着人们订的牛奶和酸奶。上学、放学，我都会走过这条小路，童年时也跟小朋友们在这条街上玩耍、做游戏。那里有我很多的回忆。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家人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读过的书。我奶奶特别喜欢那些写讽刺小说和文章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家。她还喜欢读我们的语文课本，然后来我们家玩的同学们就总是问她这篇文章讲了什么、那本书讲了什么、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同学们就可以偷懒，不用自己去读那些书，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家庭作业。

1959年，我年轻的母亲去世了。4年后，我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奶奶快去世时，非常舍不得我，她说再也不能在我学习时为我准备准备水果和咖啡了——这是我以前准备考试的时候，奶奶最常做的。她让我照顾好自己。我母亲的早逝以及随后奶奶的去世使我变得愈发严肃和有担当，我的哥哥和姐姐都结婚后，我还继续和妹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从法学院毕业、走入婚姻的殿堂。当我们兄妹几人都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们这个大家庭依旧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经常一起聚餐，寒暑假带上各自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我真的很怀念那些日子。妈妈、奶奶、爸爸、哥哥，中学时的马利亚（右二）身边的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我而去，这让我在生活里变得越来越认真而严肃。2010年12月，那个在我生命里意义非凡的姐姐去世了。我和姐姐一直关系很好，从小就亲密无间，我们互相扶持，经历了很多苦难。直到现在我还很难过。但我还有我的妹妹相伴，我还有我妹妹、姐姐、哥哥的家人以及我女儿的这一大家子。

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对别人的不幸遭遇更加理解、更能感同身受。我的很多朋友说，他们经常会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悲伤。大学时的马利亚（前排右三）和同学们

读小学和贝尔格莱德第一中学时，我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中学时我本来想学医学。1959年，也就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年，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系。这个专业代表着新的世界观，没有教条化的思维模式，学生们可以自由地环游世界，去了解其他的民族和文化。我觉得社会学能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我母亲去世前让我不要学医，她认为那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她说：“这项工作需要一直面对病痛与死亡”。于是考大学时，我满足了母亲的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学医，选择了社会学专业。

我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读本科时成绩为9.33，硕士学位成绩为9.8。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已经有机会在美国、欧洲、中国等国家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连教材都会短缺，可我们从来不逃课，互相帮助、共同学习进步，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大学刚毕业我获得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当我身处一片美丽的、满眼绿意的校园中时，发现那里有我理想的学习条件，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情深谊厚的同学们。可就在这近乎完美的环境中，我仍然怀念贝尔格莱德的那条石板路。现在塞尔维亚的很多年轻人在面对要去国外生活还是留在国内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进退两难。可我认为一定要坚持留在自己的国家，并且努力工作来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我们不能等待别人替我们做事。如果当初我留在国外的话，生活一定会容易一些。即使后来我到45岁时才和丈夫一起买了套两居室的房子，可现在回想起来，仍对自己年轻时的选择不后悔——因为钱和财富从来不能激励我前进。

大学毕业后，我嫁给了一个土木工程师亚雷克桑德尔。婚后我们有了女儿亚历山德拉，她现在是贝尔格莱德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我有一个快乐美好的家庭，我们一家人常常一起去非洲、美国、中国、欧洲旅行。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新年期间，我和丈夫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的情景。但令我伤心的是，他在2003年去世了。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嫁给了一个建筑师，现在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10岁。他们现在上小学，都很喜欢打曲棍球，是一个少年曲棍球队的球员，经常跟随球队到别的国家打球，到过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方。我的女儿、女婿为这两个孩子拥有这项运动的天赋而骄傲。不过现在是新时代了，跟我童年时不一样，我跟我的女儿、外孙们没有住在一起。可我经常过去看他们，跟外孙们一起玩，辅导他们的英语、数学、历史、地理、文学等文化课。我还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海边或者去爬山，带他们去贝尔格莱德和周边地区的一些名胜古迹。他们常常会给我讲他们生活里观察到或者经历的事情，这些事常让我感到惊讶，甚至很难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无法相信这些小朋友知道的那么多。和外孙们在一起的时光给我很大的快乐，让我感到幸福。年轻时的马利亚与丈夫亚雷克桑德尔“我记得那年冬天的雨、雪、风”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知道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危机状态下的社会运作情况。我了解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不同行为表现，我明白我的一些严谨的主张能坚持和贯彻到哪一步，我也知道什么时候在不影响主流的前提下为了整个学校大局做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

对于国家内部的战乱和西方国家的轰炸带来的各种困难，我真的感到非常痛心。整个国家几乎完全被摧毁了，许多年轻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城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离开了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工作。我们国家过去在许多领域都有着非常杰出的人才，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实践应用领域，在运动界、音乐界、文学界、电影界。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所体现出的价值让我们引以为豪。现在我们国家仍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常常不能只依靠我们自己。

我们之前的国家南斯拉夫，拥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她的财富也体现在她多样化的民族、宗教信仰与文化氛围。在我看来，形成这样的氛围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教育。教育使我们摒弃一切偏见，然后艺术、文学的修养又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教育。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我们都必须去读一些中国知名作家写的文学作品，从中我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是如此不同，如何博大精深，这样的阅读体验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我用最好的方式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文化。

纵观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的历史，它一直就有着对社会体制和政府保持理性批判的传统，并且一直是抗议示威产生的中心。1996年，我当选为哲学院的院长，是哲学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院长，当年的10月1日正式上任。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政坛表面看上去非常平静，实际却并非如此。1996年11月，随着地方选举结果的公布，国内开始出现抗议声浪。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时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总统，但并非受到广泛欢迎。人们认为他在那一次的地方选举中主导了舞弊行为，从而引起了全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的人群中也包括很多大学生。作为院长，我和学生、同事们互相支持，那时候我的想法跟学生们是一致的，我不能抛弃他们。我个人也认为，我们是自由的公民，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因此我们宣布罢工、罢课。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其他学院、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一起游行、抗议。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和老师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所到之处都受到贝尔格莱德市民的支持与鼓励。我们提出要求重新检查选票，要求重新进行一个公平的大选。与此同时，有些反对党也组织了抗议活动，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夺取执政和统治国家的权力。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平行，我们的抗议被称为“学生们的抗议”，我们只想得到行使我们政治权利和自主选择大学校长的权利。1996年底到1997年初的那个秋天和冬天，天气总是异常地严酷，那年的雨、雪、大风，我永远记得。

最终，我们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1997年7月，米洛舍维奇还是当选了南联盟总统，但他的政权已不再那么稳固了。

大学抗议活动结束三个月后，我们重新开始工作。1998年5月，新政府推出了新的高等教育法规。这个法规彻底剥夺了大学的自治权，大学里不再允许不同意见的公开辩论，重大事情要由政府来决定，例如院长等领导职位的推选或教师的晋升等。按照惯例，当时的塞尔维亚总统米兰·米卢蒂诺维奇（Milan 马利亚在街头与群众在一起（1996年冬天）Milutinovic'）有七天的时间来考虑是否签署通过新法规，可他却没有按常理出牌，而是即刻就签署了总统令通过了这部充满争议的法规。法规的即刻通过，使正在准备罢课的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措手不及——因为学校只能在法令签署之前采取抵制措施。在政府颁布实施这一法规后，只有哲学院坚定地走在抗议前线，坚持罢课。我、几位副院长和整个哲学院师生都参与了罢课，以反对政府对学校的干涉行为。但由于法律上的风险、之前抗议活动未取得完全胜利打击了大家的信心等原因，不同大学之间、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不同学院之间、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师生之间产生了多重矛盾和不一致的论调。

1998年6月，我自愿辞去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院长职务。在我看来，我们学院行政部门的人员是由学术委员会选举出来的，而学术委员会对于新颁布的大学法规并不接受。如果要按照一个我们无法认同的法律规定去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做不到。所以该法规实施的时候，就是我们退出的时候。但最终，在哲学院门前被大家称为“学术高原”的小广场上的抗议活动也只能不了了之。随后，政府任命了新的哲学院院长，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始恢复。当时的高等教育法规规定，如果教职工想要继续在学院工作，就要跟政府签订一个实质上并不平等的协议。当时哲学院有84位老师（其他学院还有一些老师）拒绝签署这种协议。但政府也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们正在忙于应对新的罢工和抗议。

2000年9月又一届总统大选中，米洛舍维奇败选了。也是在这一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的理事会、教师们和学生们一起选举我做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长。我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校长，并且担任了两个任期，直到2004年卸任。

2000年，我作为一个女性被提名为校长时，在学校获得了师生们的广泛支持。因为在1996年到1998年我担任哲学院院长时反对独裁主义政权的那段艰难时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并相信我。抗议政府期间，整个学院包括学院理事会都非常支持我，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的选票被窃取。即使当时有一些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反对学院理事会和我提出的罢工罢课的抗议活动，但他们也没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而是采取了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阻挠举动。最终，他们并没有得逞。

2002年，我再次被推选为校长，当时教育部支持的是另一位候选人。政府中有些人认为他们有了权力，就可以践踏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法规，可惜的是，大学不允许他们这么干，政治手段在大学里是行不通的。作为校长，我认为应该保持大学的自治性，这个主张得到了3000多名教职工和学生组织的支持。所以，贝尔格莱德大学的30个学院和学生代表以及大学理事会最终推举我继任校长。当时我从媒体上看到了很多支持我的言论和美好的祝福，有同事，有学生，也有社会各界人士。即使现在，还会有人在路上喊住我，向我表达他们对我当年担任院长和校长期间所做出努力的支持和敬佩。这些声音，始终是我前行力量的源泉。“正确行使权力，你的权力才会被认可”

担任校长期间，我工作非常勤奋努力，遇到紧急的问题一向第一时间处理，从不拖延。对于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会去咨询别人，和副校长一起来探讨研究，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法后再提交到学校的理事会。如果关系到学校长远发展的问题，也要先召集委员会成员，准备相关资料展开讨论，再把最终结果送至校理事会。有时，我也需要和教职员工或者学生组织做私下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处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你会有很多权力，但是只有当你正确行使并且意志坚定时，你的权力才会得到他人的认可。

我们的国家曾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但与此同时，人民依然保持着热情。我们的社会制度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于是大学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提高整体教育水准。2000年以后，我们有了关于恢复大学自治的新法律：课程设置的自主权，教职工的聘用和晋升的自主权，院长和校长选举的自主权等等，大学已完全独立于政府。但我也面临了新的问题：我们学校对教育部当时新制定的教育法有不同意见，导致了一些矛盾。当时的教育部急于依照政府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把我们的高校带到欧洲的教育标准体系中去，希望把大学集中化，要大刀阔斧地改变专业设置，要将各项经费从学院层级收到学校层级来统一管理等等。教育部似乎想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我当然支持改革，但是我对这种强行摊派的、试图一蹴而就的所谓“改革”的成效持怀疑的态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价值观、思想和经济状况等，即使要对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进行变革，比如教育体系，你也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全景图。而且，我认为贝尔格莱德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传统的大学，教育质量非常高。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制度，不能这样盲目、急剧地变革。何况我们还缺乏改革所需的大量经费。这给我带来了烦恼。马利亚的校长肖像画

2003年，塞尔维亚签署《博洛尼亚宣言》并成为该进程成员国，意味着我们已经接受了游戏规则。但在改革刚开始推行时，我们的社会环境还不够成熟，还不具备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条件。同时，有的改革建议被错误地解读。《博洛尼亚宣言》的基本目标是在2020年前，签署国的高等教育人口要达到总人口的30%至40%。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引用欧洲教育标准也意味着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在这个宣言的改革框架体系中，还包括引进学分系统、提高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引进互动教学方法、使学生从更宽广的教学结构中来审视其研究领域中的交叉学科课题，以及使本国文凭在欧洲国家得到认可等。如果稳步、渐进地开展，这些改革会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

改革前，我们的大学更像一种专业教育，在我看来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当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些学院已经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排斥在自己的培养方案之外，这种培养方式强化了学生的“专业性”，但也让他们没有机会了解所身处的社会与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时间去思考国家与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也因此无法真正意识到大学教育对自身、对社会所能起到的意义。因此，多学科交叉性的教学方式、研究课题应该成为我们现有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这有利于培养与发展学生复合型的思维方式。

作为大学，我们也希望让学生组织实现自治，但也会要求他们在相关学生组织的决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有利于大学整体的发展与进步的。学生会的选举要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学生之间需找到共同语言，我觉得这个共同语言应该涉及如何促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也就是说，如何提高学习质量并加快学习进程。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大学学习，这也牵涉以后的毕业问题。我认为这应该作为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与教师讨论、与大学讨论的最关键问题之一。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推进这些改革时，我们举办了一些针对学院领导的讲习班，以学院的具体教学计划为例，向他们介绍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ECTS）的实施办法。我们认为以学习量和学习态度为评价标准，会增强教学体制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这首先要求教师及其助教要花更多精力、更专心地指导学生，教师的校外活动得减少。对学生的要求则包括积极主动、认真地学习，培养研究的精神。对于那些学生数量庞大的大型学院而言，他们必须从大班教学转换到小班教学方式。这样学生才能在课堂上获得来自教师的更多的点评与互动，才能在课后有特定的答疑、辅导时间，也才能激励学生主动在课外继续获取知识。这种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对学校与学院关系的调整。在欧洲，大学才是唯一具有法律地位的高等教育单位，学院并不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为了尽可能地向欧洲教育体制标准靠拢，也是为了满足当代欧洲社会的要求，大学应该成为综合组织、人事、经费、教学、科研等多方面系统管理的整体。在我们国家，大学和学院之间关系形成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这一关系中，每个学院都是基本独立的教学和管理机构。学院的独立性使其在发展某些特色专业方面具有广阔的空间。因此这种关系的调整会难度很大。改革前有的学院财力雄厚，有的则在经费上捉襟见肘，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态度也往往不同。改革之初，部分学院抵触情绪较大。但大家最终明白了这种学校与学院的关系，才符合当代大学组织结构与法律身份，同时对真正踏实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职员工是有利的。在建立一体化综合的大学管理体系以后，我们一方面尽量保持原有的特色专业，同时避免专业与课程设置的碎片化现象，整合一些重复性的教学与管理工作。配合这些工作，我们也采用了统一数据库的行政管理措施，用这个数据库来实现大学层面国际合作、国内合作等合作交流计划的一体化。

在建立质量控制体系方面，我们需要确立一些客观标准，如课程是否正常进行、学生能否在老师规定的答疑时间找到老师、考试采用何种方式等。同时，诸如图书馆是否有学生备考所需的文献、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否正常、学院是否配备电脑机房、电脑机房的利用率是否正常、学院秘书是否及时发布有关通知、班级组织是否正常运转等等一系列问题，也应该在质量控制体系的考查范围内。学校对学生提供的服务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水平，建立这样的客观标准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评估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

所有的这些变革当然会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我任期结束前，以《博洛尼亚宣言》的推行为契机开展的大学改革已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稳步施行。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院都实现了现代教学体制的转变，采取了模块化教学体系以及双层教学体系（学士与硕士阶段学制的三加二或四加一），建立了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质量控制体系得到推广。在大学层面上，开设了多学科交叉硕士、博士学位课程，通过双边或多边科研交流协议与欧洲大学展开了合作。很多科研项目也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开展。第一个项目是在我刚上任不久与意大利的罗马第一大学开展的“政府管理与人道事务”国际跨学科硕士培养项目，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很吸引两国的学生，因为参加项目的学生们会在贝尔格莱德和罗马两地用英语学习，并获得两个学校的学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大学协会EUA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构建欧洲博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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