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小月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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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百业与行当试读：
巧夺天工——手工技术业
手工技术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技术，使用简单手工工具从事小规模生产劳动的工业。
最初与农业密切联系，属于农民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我国手工技术业历史久、行业多、分布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技术业对生产日用消费品，创作艺术珍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史长河中，我国传统手工业者不仅是民间的艺人，他们巧夺天工的工艺技术及其成果，代表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各具特色的木瓦石匠
木瓦石匠其实是三个不同的行业，分别是木工、瓦工和石匠。木匠也叫“木工”，是用手工工具或机器工具制造木制品的人。瓦匠是用砖、砌块和砂浆砌筑构筑物的人。石匠是采集石料并将石料加工成产品的人。
在木匠、瓦匠和石匠三个行业中，木工特色、瓦工风采、石匠艺人，以及他们的祖师爷，颇值得玩味。
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古代称为“木工”、“匠人”、“梓匠”、“梓人”。是职业也是一门工艺。
木匠以木头为材料，他们伸展绳墨，用笔画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依据尺寸和要求做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木工”是最通用的名称，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不过那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官名，表明其职责范围。《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
木工有着悠久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此职业，当时被视为下等的职业，因此上层社会人士并不会学习木工这个手艺。“梓匠”或“梓人”也是木匠常用的一种代称。但在古代，梓人只是木匠中的一种，专门制造饮酒、弓箭和钟磬的架子。
古人将木匠大致分为三种：大器作、小器作，以及造船和其他杂器件。
大器作主要是修盖房子、立木架及制造粗糙的种田用的犁耙等物，大器作的木工未必会做细小精致的器具。
反之，小器作也不一定会修盖房屋。小器作主要是制造小巧精致、附有雕饰花纹的木器和佛像等物。
造船和其他杂器件介于大器作和小器作之间。船为古代日常交通工具，要求较高。其他杂器件往往是按特殊要求制作的物件。
瓦工技艺可以用一个词语概括，那就是“两面三刀”。其实，这个词语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建筑术语，是瓦工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两面三刀的原意是指瓦工砌墙的基本功和基本动作。古代砌墙没有水泥，墙体粘接材料大多用黏性较好的黄泥，考究一点的工程用灰泥，就是在黄泥浆中加入适量的石灰浆，这种灰泥浆制作要求高，黏稠性好。
两面三刀包含了两面和三刀两个内容。“两面”是指砖的两个黏结面，一般是指下面和一个顶面或侧面。当瓦工左手拿起一块砖时，砖块同时会在手掌上迅速打转、翻身，目的是在观察砖的外形，确定两个合适的黏结面。“三刀”就是指砌一块砖等建筑材料时，瓦刀从灰泥桶中挖上一点泥浆后，分3次抹上建筑材料的黏结面。也就是说，要在正面抹成黏结的灰埂子，还要在顶面和侧面也抹成黏结的灰埂子。
技术水平高的瓦工师傅，砌出的砖墙平整美观。而技术较差的师傅，不是两个黏结面选得不好，就是瓦刀上挖的灰泥量有多有少，抹灰泥埂子时，不是三刀抹定，而是要四五刀才能抹定。
古代对学徒瓦工的培养，也是从两面三刀开始的。
石匠是最古老的行当之一。虽然是个辛苦活，但石匠不仅需要卖力气，还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和高超的技艺。事实上，正是那些石匠艺人，把岁月的痕迹留了下来。虽然时代进步了，但人们的生活仍离不了石匠。
石匠都跟石头打交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专门打造房屋的石装饰品，石屋檐、石墙墩、石条、石地板等；另一类是打造石佛像、石狮、石狗、石鱼的；还有一类是刻壁画、刻石板画、刻碑文的。
石匠干的活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干的活需要粗中有细，来不得半点马虎。古时，由于没有机械设备，开采石头全是靠手工来完成，所以这一工种无疑是最累、最危险的。如需开采大块石料时，石匠还要花费更大的心力才能够完成。
石料几经周折运到工地后，石匠就要按雇主的要求对石料进行设计。师傅设计完成后，那些身强体壮的徒弟就按设计要求打石。
徒弟把石艺品的雏形打造出来后，就由师傅开始进行精雕细刻了。再经最后一步打磨刨光，就可以让它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石匠行当中，较为轻松的活就是石刻了。然而，这活是看着轻松，做起来却也相当不易。因为石刻对石匠要求很高，没有一定书画基础的石匠肯定吃不了这碗饭，所以许多人干起这活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石匠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走的虽是一条艰辛的路，但他们掌握的这一民族工艺对促进人类的文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民间艺人留给后人的财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木瓦石匠的祖师是鲁班。鲁班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班生活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春秋和战国之交，社会变动使工匠获得某些自由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此情况下，鲁班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有所发明。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准备攻打宋国，但被墨子制止。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接受了这种思想。
鲁班很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创造发明。
一次攀山时，手指被一棵小草划破，他摘下小草仔细察看，发现草叶两边全是排列均匀的小齿，于是就模仿草叶制成伐木的锯。
鲁班是个有名的巧木工，在他的经验指导下，在古代我国成为了当时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鲁班是少有的勤劳、机巧的匠工，受到社会普遍的赞扬，称他是“机械之圣”。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泥瓦匠、石工等工艺共同祖师，称他为“鲁班爷”。
敲敲打打金银铜铁业
金银匠是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铜匠是用铜板或黄铜板制造各种器件和修理各种铜器的人。铁匠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他们以铁为原料，只凭手中的铁锤，就能打造出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金银铜铁匠在旧日手工匠行当里占有一席。金银匠为别人打造美丽，铜匠和铁匠为人们的生活敲打出各种实用器具。
在我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金银匠用的是榔头、锉刀、剪刀和吹筒，这个称呼很适合于他们。
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易加工的特征，以及自古以来，人们对金银饰品的喜爱，使金银制作得以成为一种职业，金银街、铺也随之兴起。
金银匠是历史悠久的旧行当，与其他的传统行当不一样，金银匠是一门传统的细致的手艺活，这种手艺没有传承，只有学艺。
入行首先拜师当学徒入匠铺干各种杂活，比如给金银器铸铅、将金银砖打成薄片、打磨、拉丝、组装；然后师傅会适当交给一些刻花手艺，更多的学习要在一锤一锤地敲打和枯燥繁复的技工中度过，历经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出师。
最后，那些悟性比较好的学徒才可以在金银匠的活计上登堂入室。
在过去，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而定做，老牌的师傅手艺精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也会络绎不绝，甚至要定做。
旧时人家嫁女儿的金戒指，生儿子的银项圈等，都喜欢找老店铺制作。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银饰品就在他手下诞生。
一年四季，那些店铺里敲打金属的“叮叮当当”声响个不停，那种响声，交织成美妙的乐曲，在时空里流淌。
金银匠的捶、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在一枚枚戒指、一根根簪子、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的光洁、华贵与精致之中，濡染了辛勤的汗水，也将民族民间工艺发挥到了极致。
铜匠，顾名思义，是指用青铜、紫铜、黄铜作为原材料，铸造和修理铜质用品的手工业者。使用的工具有风箱、火炉、钢锉和小钳等。
铜匠作业之所以称之为打制或打，是因为铜匠并不炼铜，只是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而与冶炼浇注之类的工艺无关。
铜匠按营业方式分，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作坊店铺的铜匠，通常就是挑一副铜匠的挑子，早晨出门，走街串乡。
一般来说，游方铜匠，打制的多是居家过日子的小器皿，且以修修补补为主；另一种是有店铺作坊的铜匠，经营就有规模了，打制物件，往往是成批量的，那生意做得好的，还往往有较为固定的客户。
铁匠用来打铁的工具有：小铁锤、大铁锤、铁夹和砧子等。其中的铁夹用来夹烧热了的铁坯，砧子是铁匠打铁的平台。
铁匠一般都有一个自己的铁匠铺，有一座用来煅烧铁坯的火炉。在火炉的连接处有一个大的用手拉的风箱，主要用来控制火的温度和力度，一般称为掌控火候。
火炉所用的燃料有木炭和煤炭，对木炭和煤炭的要求比较高，100千克煤炭中大约只有10来千克的煤可以用来打铁，能够打铁的炭叫“铁炭”。
一个铁匠一般会带一两个学徒，学徒的主要工作是用一把比自己师傅大出五六倍的大铁锤，帮助师傅把用来制作工具的被炉火烧熟了的铁毛坯打成所需的形状，在工具成形阶段就没有学徒的活了。
金银匠、铁匠、铜匠与冶铸业，均尊太上老君为祖师，每逢农历五月二十都要休假一天，聚会祭祀太上老君。那么，为什么要奉太上老君做铁匠祖师呢？
相传，太上老君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他锻打的农具经久耐用，锻打的兵器削铁如泥。
有一天，一个人去向他讨教经验，只见他打铁的方法果然与众不同，他打铁不用铁砧，竟然把烧红的铁块，放在自己膝盖上锻打，他满不在乎，可把前来求教的人吓坏了！急忙问太上老君：“老师傅，您这般打铁，不怕把自己的皮肉烧焦吗？”
太上老君哈哈一笑，答道：“有什么可怕的？烧红的铁块烫去我一层皮，我就打去它一千层皮。”
最后，铁器打成了，太上老君的膝盖完好无损，地上却留下了厚厚一层铁皮。
从此，铁匠们便把太上老君奉为祖师爷，并在炼铁炉上供奉太上老君的神像。
不仅铁匠拜太上老君为祖师爷，那些碗筷匠、磨刀匠、蹄铁匠等民间手艺人，也都拜太上老君为祖师爷。
历史久远的陶瓷行业
陶瓷是以天然黏土以及各种天然矿物为主要原料经过粉碎混炼、成型和煅烧制得的材料的各种制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人们把用陶土制作成的在专门的窑炉中高温烧制的物品称作“陶瓷”。
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分为陶和瓷两类。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陶器的质量也逐步提高。并出现了“陶朱公”范蠡这样的制陶高手。
瓷器是我国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陶器的发明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已发现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
陶瓷业成为一个专门的工种是在商代和周代，当时已经有人专门从事陶器生产。商代的白陶是以用瓷土作为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度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已明显的具有瓷器基本特征，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在战国时期，陶器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优雅的纹饰和花鸟。这时的陶器也开始应用铅釉，使得陶器的表面更为光滑，也有了一定的色泽。
至西汉时期，上釉陶器工艺开始广泛流传起来。多种色彩的釉料也在汉代开始出现。
东汉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质釉。
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我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至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发展打下基础。
唐代的“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
唐三彩的出现标志着陶器的种类和色彩已经开始更加丰富多彩。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元代由于战乱，打击了制瓷业，但制瓷业工艺仍有创新，出现了青花瓷和釉里红技法。
明代瓷器造型极为丰富，以青花瓷为主。这个时期的青花瓷，前期敦厚凝重，中期轻巧俊秀，以碗、盘、瓶、高足杯、僧帽壶为主。
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
清代初期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清代初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我国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高峰，造瓷技术有更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
各行各业的创造，据说都有祖师，世代相传，被当做神仙一样供奉，而陶瓷业的祖师就是著名的“陶朱公”范蠡。
相传春秋时，越国政治家和实业家范蠡帮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弃官同妻子逃到了江苏宜兴丁山一个叫台山的村子隐居下来，并自称“陶朱公”。他发现当地黄龙山的泥土可以做陶器，就教大家采泥做坯、筑窑烧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范蠡虽然把陶器烧出来了，但烧的不是陶器变形的歪货，就是陶器没有烧透的黄货，而且陶器上有许多裂缝。一时范蠡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有一天，范蠡的妻子淘好米，动手烧饭。范蠡见火苗很旺，窜得很高，心想这不是浪费柴火吗？就把垫在锅底的3块石头拿掉。
妻子说，锅子压在火上，火就烧不旺了。果然，3块石头拿掉后，火苗就暗淡了下去。
范蠡想：假如烧窑时泥坯不着地，垫空烧，是不是容易烧透呢？
范蠡按照此法进行烧制，烧出来后，黄货果然少了。后来，人们称这种垫底的石头叫“脚石”。
又有一天，范蠡做完活回家，妻子正在烧饭，不一会锅里的水开了。西施赶紧把灶里的木柴夹出来，只留几块在里面。
范蠡问：“为什么把柴夹出来？”
妻子说：“饭烧滚开后要闷一闷，要还火。如果一直用大火烧，时间短了做成生饭，时间长了就会烧焦。”
等到妻子关了火，开锅盛出饭来，粒粒似珍珠。范蠡吃着吃着，突然想：烧陶器不也和烧饭一样吗？如果一直用猛火，米粒吃不消，就烧焦了；陶器吃不消，就烧裂了。假如烧烧，闷闷，既可烧透，又不裂。
范蠡又照着这个方法做，果然成功了。他把这些方法教给当地百姓，从此丁蜀窑场就兴旺起来。
范蠡去世后，人们就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了崇福寺，就是现在的宜兴市湖滏镇的磬山寺。因该寺坐落磬山，当地人都称之为“磬山寺”，实际上叫“磬山崇恩寺”。当时的人们还在崇福寺塑了他的像，每年阴历四月初七范蠡生日，隆重纪念他。
衣被天下的纺织行业
我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麻纺织、丝绸纺织、毛纺织、棉纺织，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印染业等。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纺织业中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至今被人们所怀念。
我国古代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麻、毛、棉短纤维，此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蚕丝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漂亮的纺织物。
我国纺织工具起源于5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代以后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和培育的，纺织工具也是在生产实践中发明创造的。
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王室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回纹绮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彩，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省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毛织品则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省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
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
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仍以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为特色。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屋于来克城址和高昌国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有夔纹锦、方格兽纹锦、禽兽纹锦、树纹锦，以及“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织成履等。毛、棉织品发现有方格纹毛罽、紫红色毛罽、星点蓝色蜡缬毛织品，以及桃纹蓝色蜡缬棉织品等新的缬染织物。
隋唐时期，纺织品的生产分工明确，唐朝官府专门设立“织染署”，管理纺织染作坊。纹缬染色更有新的发展，有红色、绛色、棕色绞缬绢、罗；蓝色、棕色、绛色、土黄色、黄色、白色、绿色、深绿色等蜡缬纱绢及绛色附缀彩绘绢等，代表印染工艺技术已达到新的水平。
宋朝的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从宋代的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螺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失失”最负盛名。此外，元代棉纺业在黄道婆的技术推广下有了长足的发展。黄道婆家乡的“乌泥泾被”名扬天下，纺织工具也有了很多革新创造。
明清时期纺织品以江宁、苏州、杭州“江南三织造”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
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四大名锦”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锦，以及“四大名绣”苏绣、粤绣、蜀绣和湘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在我国古代纺织业领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为民族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黄道婆、葛洪就是两个有突出贡献的人，黄道婆被尊为纺织业祖师，葛洪被尊为印染业祖师。
黄道婆被称为“黄婆”或“黄母”，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上海徐汇东湾村人。她曾在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向当地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回到故乡后，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黄道婆在纺纱工艺上创造了新式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
在黄道婆的大力推广下，纺织技术和工艺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乌泥泾被”不胫而走，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正是因为有了黄道婆把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江南，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才会有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除了黄道婆外，印染祖师葛洪也贡献不菲。葛洪是江苏句容人，他潜心研究医学和炼丹术，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
由于葛洪在发展我国早期化工工业上的业绩，历代印染、酿造、颜料等行业均奉之为“宗祖”。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
百年树人——文化教育业
文化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行业，既是一种社会现象，由人们长期创造而形成；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而我国古代的官学和私学及书院，就是文化教育的载体，鲜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观念，实现了百年树人的教育功能。
文化教育行业把孔子尊为祖师。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被后世奉为圭臬，孔子也被尊他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培养人才的古代官学
官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古代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古代官学是国家重点培养人才的摇篮。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朝廷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类：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
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太学和国子监，是古代各朝廷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尽管各个时代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但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在汉初时，就创造出太学课试的经验，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以后唐代朝廷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8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代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研究学术。特别是在太学生日益众多的汉代更是如此。教学除了采取大班上课形式之外，还特别强调自修，引导学生在课余自由研究，探讨学术。
正是当时太学自由修业、探究学术的生动写照。以后历代太学、国子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我国古代的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
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我国古代的贵族学校，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代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四姓小侯，指东汉朝廷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大族开立的学校，置“五经”讲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
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也慕名遣子入学。
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是特别教育一等亲贵子弟的贵胄学校，专门招收皇室近亲、皇太后皇后近亲及宰相大臣、一品功臣的子孙入馆读书。学科功课，虽如国子学，但程度反低。
宋代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此学在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由王室聘请儒师教8岁至14岁的皇族儿童。皇帝对这些毕业生甚为优待，特许不经考试，便可赐第授官。
明代的宗学在两京所属地方，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学读书。教师由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者充任。
清代的贵胄学校可分宗学和旗学两种。
远在入关前，就设立宗学。入宗学读书者为8岁至15岁的皇族子孙，生徒必须学习满文，兼习骑射。宗学月考经义、翻译、骑射；年考翻译经义，试时务策。
旗学是清代朝廷设置的，专门教育满蒙八旗及汉军八旗子弟的贵胄学校。它名目繁多，大小简繁不一。除每旗一所外，又陆续办起景山官学、八旗义学、咸安宫官学、八旗算学馆、八旗蒙古唐古忒官学、盛京官学等八旗子弟学校。
我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
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并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称“学”，县道邑侯国称“校”，乡称“庠”，聚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
东汉出现了学校多，学生多的良好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学衰废，有名无实。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是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学习内容以“九经”为主。
宋辽金时期，辽金也设有地方学校。宋代地方官学首先设置了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朝廷划拨学田，保障经费，教学内容已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有名无实。
明代早在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设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
清代基本上沿袭明代学校的规模。
总之，我国古代官学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教学多元的古代私学
我国古代私学是指不由朝廷主持，不纳入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之内，由个人或社会集团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活动。包括游动四方的私人讲学，以一位学术大师为核心的私学集团，还包括有固定场所的正式的私学类型。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以其多元的教学方式，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诸侯国为了在诸侯争霸中取得优势，迫切需要人才为他们服务，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各诸侯国和卿大夫都争相养士，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在这些条件下，私学便应运而生。
在士阶层中，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家学派，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希望各诸侯采纳，以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的势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家。儒家主张教化，墨家主张兼爱，道家讲求清虚自守，法家注重赏罚。这四大家都有私学。
儒家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儒家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宣扬王道仁政，没有一个诸侯接受他的意见，可是他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掌握了经学知识的统治人才，为汉以后各封建王朝“崇尚儒术”打好了基础。
至战国时期，我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国争雄的统一战争中，士的价值越来越大，养士之风盛行。据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的言论传遍天下，可见他们的徒众是很多的。
这一时期的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派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同时，在这一时期，同一学派中又互相争辩，形成支流。
如儒家有孟轲派和荀况派，前者成为儒家正宗，后者则产生了后期法家，影响都很大。再如道家发展为杨朱、宋钘、尹文及介于道、法之间的慎到的私学，及接近庄周“齐物论”思想的田骈等流派的私学。
各家在学术上有长短，有相反相成的作用。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而是综合各家，成为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朝廷服务。
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片面地强调刑法，而不注意教育，只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这是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教训，引起了后代帝王的警惕，并懂得了教学为先的治国道理。
汉武帝时，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为私人传授的私学，至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当时的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他们的学生多达千人以上。
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
南北朝时南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的《千字文》是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当时既颜师古、孔颖达、刘焯、尹知章等这些学术大师教授生徒，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启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和《杂字》等。
明清时期，学塾有坐馆、家塾义学等形式。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撰写的《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启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启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总之，在历史上，我国古代私学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而且其生存和发展，与当时宽松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
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同时，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褊狭之时，私学则较盛。
传道济民的古代书院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
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时期。清朝末期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我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传道济民的社会文化功能。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春秋时期兴起的私学发展至唐代，开始出现了书院的雏形。唐玄宗李隆基时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
由于唐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说唐代是我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唐代还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并且成为文人学士们个人读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庐山国学、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其中的庐山国学就是后来闻名的白鹿书院。
两宋时期我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有书院数百所，几乎达到了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当时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的社会功能尤其显现，同时也标志着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在宋代形成。
宋代以白鹿洞书院最为知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此书院在宋初得到朝廷授予的儒家经典，书院已很知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常到书院讲学，并写有《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白鹿洞书院因在理学教育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名扬天下。
除了朱熹外，宋代著名学者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也曾经在书院里讲学，将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从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
两宋书院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题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
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元代朝廷采取委派讲学者或给讲学者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朝廷批准。讲学者被称为“山长”，这也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
与此同时，元代朝廷还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毕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这些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初期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的时候，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
尤其是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在明大代的众多文化学者中，当时的思想家王守仁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最为知名。虽然当时实行的是科举制，但王守仁仍支持书院制度。他所到之处，广收门徒，遍建书院。
王守仁在庐山游玩时，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一时间，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这样一来，不仅白鹿洞书院的名气更大了，也对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
在清代初期，书院受到抑制，康熙、雍正登基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大概有1900所。
清代末期曾对书院进行改制，但这时的改制，已经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事实上，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
我国古代的各个行业都很重视其为本行业的保护神，以至于形成行业祖师崇拜。作为一个行业，文化教育业也有自己崇拜的祖师，这个祖师就是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
文化教育行业尊孔子为祖师。旧时书生、学子、学童在家中正堂，私塾、县学、府学、大学均在正厅供奉孔子牌位。尊孔子为文化教育行业的祖师，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自幼勤奋好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科目都努力去掌握。在他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博学之人，在当地小有名气。
孔丘听说周朝的老子学识广博，曾经千里迢迢赶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到孔丘才学过人，对其大加赞赏，如此一来，孔丘的名气也跟着大了起来，学生也一天比一天多，各国都有人来追随孔子。
人们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重，都尊称他为“孔子”。在古代，被称为“子”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有真才实学的人。
孔子的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贤者72人，有很多皆为东周时期各国高官栋梁。著名的“孔门十哲”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10位学生，他们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和子夏。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我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历朝历代所敬奉。
孔子在世时，已有人称孔子为“圣人”，但孔子本人不接受“圣人”的称号。
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国国君鲁哀公就在曲阜阙里，在孔子的故居，立孔庙，派人看守，并内藏孔子的衣冠、琴、书诸物，并命“岁时奉祀”，谥号为“至圣先师”。
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光顾孔庙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在做了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后，就赶到曲阜，以大牢之礼祭祀孔子。这是历代帝王以最高规格之礼仪祭祀孔子的开始。
在西汉的鼎盛时期，已称孔子为“素王”，意即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可以说早在汉代，已为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奠定了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但尊孔却是坚定不移的，孔庙仍不断得到整修。
至隋唐时，孔子地位更加上升，隋朝开始兴科举选人才，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高祖李渊赞孔子“道济生民”，第二年升孔子为“先圣”，并令州县学皆建孔子庙，此为州县立孔庙之始。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立国当年，即拜谒国子监孔子庙。
元代多次修建孔庙，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时诏示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元武宗即位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大成”原是古代奏乐的用语，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来引申为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的完整体系。
明太祖朱元璋即皇位后，第二年下诏以大牢之礼仪祭先师孔子于孔庙，后来还颁布大成乐于天下，郡县祀孔子就用大成乐。
清代是尊孔、祭孔活动最多的时期。清世祖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圣祖康熙亲自到曲阜祭祀，行九叩礼，亲题“万世师表”匾悬于大成殿，此为大成殿悬匾额之始。
从此，“万世师表”四字悬于各地孔庙。后来，乾隆皇帝8次过曲阜都在孔庙、孔林祭祀孔子。
封建社会封圣是很少有的事，而谥号中称“文”实属难事。孔子拥有“圣”与“文”两个谥号是稀罕之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已无以复加。
2000多年来，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包括对他的膜拜和不敬，人们写下的文章，已经很难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
孔子之所以被文化教育行业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根本原因在于他建立了思想体系。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尤其是内涵丰富的教育思想，在此后的数千年间，被奉为育人的圭臬。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意思是谁都可以在教育的感召下成为有用之才。他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是孔子对我国文化教育的一大贡献。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理论。意思是说，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就去做官，为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
在道德修养方面，孔子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为此，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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