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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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方式试读：
前言
本书收录的几篇演讲稿所蕴含的主要思想是：我们经验中的因素就其可变性而言是“清晰明白的”，只要这些因素在重要性上所要求的那个适当时期内能够得到证实。必然性是不可轻易改变的，故它们往往隐约而模糊地处于思维之后。由是，哲学真理应当在语言的假定而非明确的表达中去寻求。鉴于此，哲学与诗相似，两者都力求表达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终极智慧。
本书前六章，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我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不久，在1937-1938学年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所做的讲演。这个幸运的机会使我能够将在哈佛大学讲演的专题加以压缩以供出版，在我已出版的作品中曾对这些专题做过不完整的介绍。第三部分的两篇讲稿题为《自然界与生命》，是四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讲演，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并由剑桥出版社在英国出版。原打算把这些讲稿整理成册，以组成这样一本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如期完成。
结语《哲学的目的》改编自一篇简短的讲话稿，讲话则是在1935年的一次年度欢迎会上为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菲女子学院哲学系的毕业生所作，曾刊载于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年刊上。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938年4月25日第一篇创造的冲动第一讲重要性
哲学方法的第一章都应涵盖对于一些终极概念的自由探查，因为概念自然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这里指的是蕴含于文献资料、社会组织和理解物质世界过程中的那些一般原则。
这些概念没有定义，因为所涉及的因素更为广泛，难以进行分析。如果要理解概念中的各类含义，需对每个因素进行同等深度的探讨。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因为语言上的细微调整，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成为中心概念。在这一讲中，“重要性”会作为中心概念，而其他话题会围绕其展开。
通过这个系列讲座，我旨在探查在人类定向活动中作为前提的人类经验所涉及的一些普遍性特征。我并没有想要建立一个体系哲学框架，这个目标对于这门短期课程来说过于宏大。所有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始于前提。同样，如上所述，讨论过程中会不时使用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比由讨论的明确目的所表达出来的概念更为基本。在任何体系化过程中，必须将这些材料的语言解释进行整理、加工和排序。
在所有体系化的思想中，都有迂腐学究之气，即对概念、经验和建议置之不理，并将“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作为堂而皇之的理由。体系很重要，它对于整理、利用和批判遍布于我们经验中的思维来说都是必要的。
但在体系化工作开始之前，如果想要避免所有的有限体系中所固有的狭隘性，我们必须做一项准备工作。当前，即使逻辑学本身，也在与形式论据中的发现做斗争，即每一套有限的前提所暗示的概念不应该在其直接范围之内。哲学涵盖所有概念，因此哲学永远不能始于体系化，而应从被称作“收集”的这个阶段开始。
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人们能够实现的是强调少数范围广泛的概念，并注意在这些概念展示中出现的各类其他观点。体系哲学虽然仅是专业研究的对象，但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对其加以注意，以避免受到自身专业领域的影响。
西方文献中，有四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除了在哲学体系建构方面对文明思想做出了贡献之外，在哲学收集方面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威廉·詹姆斯。
柏拉图把握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名鹊起主要源于散落在其对话、建议中的大量深刻洞见，这些洞见几乎被当时他生活的时代的古体文字造成的误解所湮没。亚里士多德边收集边体系化，将从柏拉图那里继承来的思想纳入到自身的体系结构中。
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姿将先人的多样化思想大部分传承了下来。他的兴趣广泛，从数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到自然科学，均有涉猎。这些兴趣点是以深入的学习为支撑的。若要写一本书，可将其命名为《莱布尼茨的智慧》。
最后，还有威廉·詹姆斯，他本质上是一位现代人，在学习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了自身的智慧，但是他对当代理念的高度敏感性才更能体现其伟大之处。他通过旅行、与领袖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自身的各类学习等方式了解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但最重要的是他进行了收集工作。他的理智生活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他凭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正在试图解决的伟大真理。
这个引言性的讨论主要涉及哲学的两个方面。体系化是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辨，采用的是科学的专业方法，并以一组封闭的基本观念为前提。从另一方面来说，哲学是对范围广泛和适当的普遍性概念的思考。这种精神习惯是文明的精髓。它就是文明。隐居鸫和夜莺能够唱出最动听的声音，但它们不是文明生物，缺乏足够的关乎自身行为和周围世界的一般性概念。毫无疑问，高等动物抱有理念、希望和恐惧。可是由于心智功能缺乏一般性，这些高等动物不具有文明性。它们的爱、奉献和姿态之美确实会获得我们的爱和柔情。文明远不止如此，但从道德价值角度而言，文明又不及于此。文明生物是那些运用大量普遍性认识来考察世界的生物。
2． 所有的经验中都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一个是重要性概念，即重要性的含义和前提。另一个是事实性概念，这是无法规避的。事实性概念是重要性的基础；重要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事实性具有无法规避这一特征。我们专注于某事是由于我们感知到其重要性。当专注时，我们开始致力于其事实性。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事实性的头脑清晰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察觉到这种态度的重要性。这两个概念截然相反，但又相互需要。
意识经验的基本模式，其特点之一是将一种广泛的普遍性和一种显著的特殊性融合在一起。人们对经验特殊性的特征缺乏精确分析。通过质的概念对个体经验进行的特征描述需始于细节分析，这个说法并不尽然。我们对于某种性质的最初意识是基于一种广泛的普遍性。以典型的思考模式为例，当我们回忆起文明经历的时候，会首先想到“这很重要”“那是有难度的”“这是很可爱的”。
这种思考方式具有很显著的特性，可以用以上表述中的“这”“那”这些词为标志；同时，这种思考方式还具有一种广泛的模糊性描写，暗示了由外部世界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某种激动形式。这种模糊性使有教养的人感到绝望。因为这种普遍性一经表述，就已非常明显而不值一提。然而这种模糊性始终存在，恰好处于意识的边缘。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会避免出现由这些特质呈现出的大量的哲学一般性，并紧扣势必掩盖一般性的那些偶然的精确性。文学是一种奇妙的结合，既有心照不宣的假设分析，又反之回归，明确强调我们朴素的普遍直觉中所具有的基本情绪的重要性。
语言总是回退到普遍性中，这种普遍性存在于动物的习惯和习得的精确性之间，并总是假借更精准的语言表述落回到哲学普遍性中。这种回退是未受教化的，因为表述的是明显的事物。但是，这种回退又是哲学性的，因为明显性体现了多变细节的持久重要性。文人们反对模糊地使用本可以精确运用的语言。
例如，柯勒律治在其《传记文学》中提到一群游客目睹湍流而惊呼“多美啊！”，他反对这种对令人惊叹的奇观的模糊描述。在这个情景中，退化的词语“多美啊！”无疑使整个生动景象黯然失色。然而，语言表述确实面临一个真正的困难。词语总的来说是用来指示有用的特性的。但是，怎样运用语言来激发重要性所依赖的普遍性呢？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就是唤起隐含于文字之后的生动情感。
3． 不幸的是，就哲学而言，知识更倾向于细节化。尽管在试图把握基本前提，如“重要性”和“事实性”的区别时，我们必须借助于继承来的知识，但随着智力的增长，我们往往忽略一项重大原则，那就是：要习得新知，必须先让自己摆脱其束缚。我们必须先粗略地把握主题，然后才能开始打磨和塑造知识框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思维就受到了其特殊教育的影响，使他在享受任何相关经历之前都要先构建起一个体系。因此他的思维体系是封闭的。我们要有体系，但体系应该是开放的。换言之，我们应当保持对体系局限性的敏感度。在现有体系之外总会有模糊之处，留待细节的深入。
在欧美现代西方文明的细节化思想中所隐含着的普遍观念大多脱胎于古希腊人、古闪族人以及古埃及人流传给我们的基本观念。这三种来源都强调我们周遭世界的事实性。但他们着力强调的重要性的重点，正如我们所继承下来的，却各有不同。古希腊人身上留给我们的多关乎美学和逻辑，闪族人多关乎道德和宗教，而古埃及人则关乎实用。希腊人向我们赠予享乐，闪族人赠予崇拜，而埃及人则留下实际观察。
但是，地中海东部的文明遗产具有其特殊形态。我们视重要性为宇宙中的普遍因素，这一观念即拘囿于此。现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先从古代世界的思维中把重要性和事实剥离出来。
事实性是一个单纯存在的概念。但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一概念时，它又会有多种存在形式的从属概念之分，例如，幻想的存在或真实的存在，以及许多其他形式。因此，存在的概念还包括存在的环境概念与存在的类型概念。任何一种存在都包含了与其相联系，并超越其外的其他存在的概念。这一环境的概念引出了“多和少”的概念和杂多性概念。
重要性的概念也指代重要性等级和重要性类型。这里，我们又要触碰到“多和少”的概念。总会有些事物必须是重要的，虚无中不存在重要性。因此，重要性将我们引回到事实性上。但事实性具有的多重性使得我们处理它时只能选择有限的一部分。这种“选择”要求“要这个不要那个”的观念。因此，心智自由源自于选择，而做出选择要求认知事物的相对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事物的意义。因此，重要性、选择和理智自由是息息相关的，这三者都与事实性相关。
我们现在又回到事实性上来。让我们再思量一下。环境从任何物理维度上都凌驾于我们之上。因此，事实性多少带有一种强制性决定论的色彩。地球在旋转，我们也随之移动，感知日夜交替是我们生活中的首要需求。第一个提出午夜也有太阳的罗马人不相信这一点，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清楚自然界的必然性。按照此种方式，可能会夸大自然界的必然性。但同样，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必然性始终存在。同理，选择的概念中预设的自由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也始终存在。于此，我们发现一个阐释体系哲学的价值的例证。因为我们要么需要解释自由和必然性共存的多重意义，要么需要阐明日常所思中最明显的预设前提。
4．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事实性和重要性这两个话题。
当我们思考单纯存在的习惯时，单纯事实性的概念就会出现，目的是与外部活动的必要性相协调。这是对于我们，以及万物所处自然界周遭发生之事的一种辨知。这一概念源于此观念：我们将自身视为一种过程，参与到凌驾于我们之上的过程中去。这种对于事实性的理解是思维的一个极端。换句话说，即被搅动的（agitated）事物的单纯搅动概念。
这是自然科学的理想，也是那些坚信客观性的独有重要性的人们的潜在理想。
重要性理念在文明思想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给这个理念下一个不那么充分的定义，即“一种兴趣，能够达到激发公开表达所需要的那种个人感觉强度”。在此，我们涉及了下一讲的话题。这个定义之所以不充分是因为重要性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以宇宙统一性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细节的单独存在性为基础。“兴趣”这个词强调后者；而“重要性”倾向于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兴趣总在改造着表达。因此，为了提醒我们重要性的这一方面，我们会偶尔用“兴趣”这个词作为其同义词。但重要性是一个基本概念，任何有限数量的其他因素都不能充分解释它。
重要性概念作为一种清晰的思维，与“事实”这个概念相悖。一种合理的技术分析步骤是无视任何关乎兴趣的主观判断。但重要性概念正如自然本身：无论你用干草叉如何驱赶，它仍会回来。热忱地支持科学思想的客观性的人们坚信这种重要性。实际上，“拥护一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如果没有兴趣感，你仅仅会注意到一种理论而不会去拥护它。寻求真理的热情是以兴趣为前提的。同样，持久的观察也是以兴趣为前提。因为注意力的集中意味着摒弃无关事物：而这种摒弃只能依赖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来维系。
因此，重要性（或兴趣）植根于感性经验的客观存在中。当重要性失去主导地位时，经验会变得平凡琐碎，趋向虚无。
5． 事实性概念是抽象化思维所取得的成就，婴幼儿和动物不具备这种明确的思维。婴幼儿和动物关注的是自身需求，这种需求投射到整体环境中。也就是说，他们沉浸在对于外在性细节的兴趣之中。这些细节中的抽象化痕迹甚微。一个孤立的事实就是有限思维所需的原始神话，因为思维纵贯不了整体。
当事实缺位时，这种神话的特质就会出现。联系性是各类型事物的根本，也是各种互为关联的类型的根本。若从联系性中进行抽象化，需要去除所虑事实的一个要素。任何一件事实都不仅仅是其本身。我们有一种超越神话学，即超越孤立神话的错觉，而处于鼎盛时期的文学艺术的渗透力随之产生。
鉴于此，当考虑每一桩事实时，都须以事实存在所必需的同格环境（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为隐含前提。这一同格环境是这桩事实视域中的整个宇宙。但是，视域具有相关性的等级渐变；也就是说，视域是重要性的等级渐变。感觉是将宇宙归纳为事实视域的载体。在每一桩事实的结构中，若除却感觉的等级渐变，无限的细节会产生无数的结果。这些便是当我们摒弃感觉后所提及的所有。但我们对于这些结果的感受不同，因此，我们将其归结为一种视域。“可忽略”意味着“对于感觉的同格来说可忽略”。因此，视域是感觉的产物；可依据关乎各类区分的兴趣感对感觉进行分级。
依据此方法，有限的智慧可以研究包含有限事实的神话。倘若我们能够记住自身所为，这一步骤方法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一直在将一种无法从整体上进行定义的环境作为前提。例如，科学只要忽视了这种局限性就会出错。逻辑赖以产生的各类前提相互结合，这种结合依据的假定是：这些前提中各类隐含假定的结合不会产生困难。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逻辑学领域，你只要充分展开论证，或早或晚都会陷入矛盾中，要么是论证内部的矛盾，要么是论证所关乎外部事实的矛盾。
从欧洲科学史判断，大量能人志士三四千年的持续思考足以揭示隐含于逻辑向度（logical train of thought）中的某些矛盾。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牛顿理论虽不完善，但存在了三百年之久。而现代科学系统的存在时间约为三十年。欧洲哲学之父在其众多思维方式之一中提出了如下公理：神话的阴影必会遮蔽更深层次的真理。之后的西方思想史无疑充分印证了他的这个转瞬间的直觉。
值得注意的是从“错误”这个术语的广义层面而言，这些逻辑的和科学的神话无一是错误的。神话并不完善，其隐含的假定会限定其事实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局限性。只简单地运用“正确”和“错误”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取得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6． 因此，重要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感觉的一方面，凭此，我们将一种视域加于所感知事物的宇宙之上。在更自觉地理解这个概念时，我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依据兴趣程度来区分相关事物的效用等级。依据此方式，我们搁置某些事，关注某些事，在毋需强调意识注意的情况下完成必要的活动。重要性和视域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
我们完全可以诘问，是否视域理论并非试图将重要性概念归结为单纯的事实性而不包涵内在的兴趣。当然，这种归结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这样说，视域是对所感知事物的活生生的重要性进行了死板的事实性抽象。具体的真理是兴趣的变异；抽象是视域中的宇宙；随之而起的科学则是同各类隐含预设一道，表达普通人类所观察到的视域模式的物理定律图标。
重要性是一个种概念，其含义被下属无数属概念中占主导优势的少数几个概念弄得模糊不清。“道德”“逻辑”“宗教”“艺术”这些术语都曾被断言能够囊括重要性的全部含义。每一个术语都是一个属概念。但是种概念的含义远超出各类属概念的任一有限组合。世间亦存在与道德无关、与逻辑无关、与宗教无关、与艺术无关的整个领域的视域。由于此种错误的局限性，呈现融入自然过程这一终极目标的活动会被弱化，只用来维系道德观念、思维规则、神秘情感或美学欣赏。这些专业化术语无一能够穷尽式表述世间目标的终极统一性。过程的种概念旨在获取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能在那个种概念中达到那个程度的那种情况中存在。
诚然，“重要性”一词在通常使用中已弱化成一种多少有些愚蠢的傲慢，这使其含义极端琐碎化。这对于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永久性难题；也就是说，词语的含义必须超越其在市场中的普通含义。但尽管面临这样的难题，哲学必须以日常生活中的预设和解释作为依据。当我们刚接触哲学时，不应依靠学习，而应依靠由日常文明社会关系产生的淳朴观念。
我将用一件趣事来阐明这个理论，这件事向我例证了道德考量的无关性。大约十一年前，我的一位少年朋友迎来了她的十岁生日。我不能保证这些数字的精准性。总之，这位少女现在已经二十岁了，而且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这个小女孩的姑祖母带她去看英文歌剧《卡门》的日场演出以庆祝她的生日。同时，姑祖母允许她挑选两位同伴作陪。她选择了另一个小女孩和—我很自豪地说—我。演出结束后当我们走出剧院时，她抬起头望着她的姑祖母说：“姑祖母，你认为那些人是真正的好人吗？”我和姑祖母以找寻回家的车为由岔开了话题。
在这里我想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在剧院所享受的乐趣与适用于表演中的道德考量无关。当然走私犯们是无规矩之人，卡门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但是当他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时，道德感消失了，只剩下美。
我并不是说道德考量与舞台一向不相关。实际上，道德考量有时会成为戏剧，尤其是现代戏剧的中心主题。但是，音乐、舞蹈和华美舞台的存在使道德感退却，这是一个使哲学家兴趣倍增而审查官困惑不已的事实。
7． 问题在于道德准则与关乎宇宙系统特征的那些预设相关联。当这个预设不适用时，那项特殊准则便会成为对于抽象的无关事物的空洞表达。我们通过保留其文字表述来规避关于准则的这个难题，这种表述由于千百年来社会的变化而产生了语义的变更。同时，翻译中难以避免的不完善性有助于产生这种规避。译文只有放在翻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才能产生意义。若认为特定自然法则和特定道德规则具有绝对稳定性，那么这个观念是损及众多哲理的最初始的假象。
例如，试想一下将我们关于家庭关系的道德观念应用到类似鱼类这种每年产出成百上千颗鱼卵的生物。
绝不能扩大关于道德规则的这一结论，使其达到否定“道德”一词的任何意义。同理，在一个国家内的行为的合法性观念使完整的法规编纂失去可能性。自动装置绝不能取代法律这种工作。
道德在于控制过程，将重要性最大化，并在各个维度上实现经验的伟大目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个观念，它关乎经验维度、各维度的重要性以及重要性的最终统一性。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能够将其勾勒出来，就能领会道德这个概念。道德总是旨在将和谐、强度和生动性相统一，以完善此种情境下的重要性。编撰法典使我们能够超越自身此时此刻的洞察力。这些法典包含了对那一时代日常情境有效的常规判断，对于文明是有益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我们夸大这些法典的地位，只会削弱其影响力。
以十诫为例。我们真的可以坚信七天一次—而非六天或八天一次—的安息日是一条宇宙的终极道德法则吗？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周日不能做任何的工作吗？我们真的可以认为以日为单位来划分时间是一切存在本质中的一个绝对因素吗？显然，戒律须借由常识加以诠释。换言之，戒律是行为之准则，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最好在日常情境中遵循它。
世间没有任何一套行为体系属于宇宙的本质特征，可作为通行的道德理想。能够通行意味着一经采用，便应渗透进任何的行为系统。因此，道德并不通过神话的抽象来指出人们应该做什么。道德关注的是一般理想，这种理想应该成为任何特定目标的理由和依据。毁灭一个人、一只昆虫、一棵树或帕台农神殿可能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十诫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好避免这样的屠杀。在这些特例中，我们避免使用“谋杀”这个词。无论我们破坏抑或保护，只要依据世界历史的具体事例而言，我们捍卫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此行为就是道德的。
8． 思想的巨大进步往往是侥幸犯错的结果，而这些错误则是过分简单化的结果。这种进步源于如下事实：超越暂时与使用简单化概念无关。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种属概念和亚属概念，这是此事实的主要例证之一。他的分析自此厘清了思想，是最美好的想法之一。柏拉图关于“分有（division）”的理论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预知。他感受到了其价值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明确性，这个理论并没有那么完美。在明智之士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模式是两千年来标志理性进步的一种根本特征。
当然，柏拉图是对的，而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在种概念中不存在清晰的分有，在属概念中不存在清晰的分有，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清晰的分有。也就是说，当你将自身观察推升到超出其依赖的预设时，就不存在清晰的分有。但是，我们却恰恰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而柏拉图是糊涂的。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必须探究重要性感觉所具备的独一特性，这个特性流行于每一时代的思潮中。一切分类都依据重要性的当下特征。
我们身负三四千年人类文明的详细历史信息。希腊人（正如修昔得底斯所揭示的）除了几乎同时期的两三代人之外都不了解历史。埃及人和犹太人盲目地崇尚悠久的历史。如果知晓历史，希腊人会批判历史；如果不崇尚历史记载，犹太人会批判历史；如果不是一些将自身拘囿于“纯历史”的明智之人，埃及人也会批判历史。运用同样的良好判断力，埃及人并未能推广其几何知识，因此丧失了成为现代文明奠基者的机会。过度使用常识有其弊端所在。希腊人以其空想的概括，一直处于如孩童般天真的状态中—这对于现代世界是一大幸事。对于错误的恐慌会扼杀进步；而对于真理的热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9． 鉴于这些原因，对于历史的思辨就成了四个世纪以来现代世界的事了。当然，这不是突然开始的。在较古老的文学作品中总能找到思辨的影子。然而，现代思想对于历史的关注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辨本身历经了多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强调记载的事实性。主要论题是诸如“是柏拉图写了这篇对话吗？”“是康士坦丁国王进行了布施吗？” 等问题。当这个纠错阶段进入到细节时，就进入了“校勘”阶段。“这份《埃涅伊特》的手稿是弗吉尔写的正版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但是荷马与《伊利亚特》的关联就模糊不清了。也许荷马和他的同伴不会写字。即使会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写下《伊利亚特》。莎草纸很稀有，而且与其相比记住这首诗是件更容易的事。因此，此诗经由一群群吟游诗人之口代代相传，他们不计较一些细微改动。后来，我们就有了对此文本的正式修订的记录。类似的模糊性同样适用于所有社会事物的概念。因此，准确记录这个观念有其局限性。
历史现在进入到另一阶段，正展现着行为的转变。西方历史学家正在描绘各类活动类型、情绪类型和经过系统阐述的信念的类型。这些类型体现于欧洲民族的冒险活动中，他们先跨越欧洲，然后是美洲以及各大洲和岛屿的边缘。这种重点的变化在十八世纪尤为明显地显现出来。
例如，1742年，本特利去世，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评论家；而1737年，吉本出生，他追溯了一个政治体系的衰落并研究了推动活动的动机变体。吉本没有校勘过任何作者的书籍版本，本特利也没有描绘过任何行为的转变。在欧洲，1707年去世的马比伦和1694年出生的伏尔泰标志着这种变化。当然，各个历史阶段会有部分重合。我说的是一些主要兴趣。在更早的时期，即使是散漫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也发表了精确的作品。而在十九世纪，人们更追求历史叙述而非版本精确。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所有类型的历史学识都是共存的。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历史目前的任务更多地局限于叙述单纯的连续事件。这种知识的理想是事实性的胜利。正如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提示局限于对于物质事物的陈述，如经济动机。
这样的历史只局限于抽象的神话之中，排除了动机的多样性。如若不去估量和判断宗教信仰的动力，你便无法写就宗教发展史。天主教会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前后行为的发生史，更暗示了一种源于思维方式的因果关系模式。
因此，仅仅将历史作为前后相续的事件来进行的研究慢慢失去了活力，成为一种人为制造的信念。事实浩瀚如海。我们在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的特殊形式中寻求同格的线索。离开了这种内化于每个时期的兴趣，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艺术，不会有英雄主义，也不会有奉献精神。理想虽存在于事实性之外，却使其发展多姿多彩。
10． 事实性是一种抽象，将思想限制于纯形式关系，并将其假托为终极现实。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在其极致状态下，退化为对于微分方程的研究。而具体的世界从科学的网眼中漏网逃脱。
以测量的科学概念为例。我们能够通过权衡欧洲的独裁者、内阁总理和报刊编辑来阐明欧洲的混乱局面吗？虽然能够获取一些相关信息，但这个想法依然荒谬。我不是主张科学的无关联性。这种理论是愚蠢的。例如，上述提及的每日人体体温记录可能是有益处的。我的意思是说这类信息不够完善。
每一种社会制度实现着各种不同方式的兴趣，有些处于主导地位，有些处于次要地位。十八世纪并不仅仅是理性的时代，十六世纪也不仅仅是宗教狂热的时代。例如，如果不参照美国、印度和土耳其的情况，不参照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近来印刷术的普及情况，只单纯研究宗教改革的混乱局面，这是很可笑的。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在于改造了当下主流的重要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宗教兴趣相互交织。
由于宗教和道德的波折无常的历史，人们撇开对宗教和道德的广泛期望而推崇科学那较为稳定的普遍性。不幸的是，由于这种自鸣得意，人们将宇宙视作平凡事物的体现，这必然对美学、宗教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这些观念既是破坏又是促进文明的力量，迫使人类起起伏伏。当其活力消退，一种慢性的衰退随之而来，新的理想接踵而至，并将社会行为的能量增长纳入其中。
注重事实性意味着将枯燥气味的东西放在首位。如要取得这样的胜利，需要习得一种逃离世事、与世隔绝的品质，这种品质避而不谈本质联系，诸如通过探究宇宙对个体经验的影响来揭示宇宙奥秘。第二讲表达
这一讲主要关注“表达”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各类观点。重要性这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是以表达为前提的。有些事情会在环境中扩散，进而产生影响。但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当提及宇宙时，重要性主要持一元论观点。重要性，如果局限于有限的个体情境，便不再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性是从有限中推导出无限的内涵。
但表达是依据有限情境的，是有限性印记于环境之上的活动。因此，表达源于有限性，于众多超越其自身的同类者之中代表着有限性的内涵。这两者，即重要性和表达，共同见证了宇宙的一元特性和多元特性。重要性从一元世界进入多元世界；而表达则是多元世界赠予一元世界的礼物。
选择从属于表达。有限事物的态势制约着环境。有一种实施主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视域，植入了周围的世界。自然法则是巨大的平均效应，统领着客观世界。然而，表达与平均无关。表达在本质上是个体化的。一旦平均处于主导地位，表达就会黯然失色。
表达是在环境中传播最初存在于表达者经验中的事物。这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决心，只需要传播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动物本性中最简单的特征之一，是我们对于外部世界进行预设的最基本的证明。
实际上，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本性如此紧密地相交错，以至于我们会无意识地将对于世界更生动的视域与自身同一起来。例如，身体处在我们自身个体存在之外，但身体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将自身视作与身体上的生命如此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人就是身体与心灵的复合统一体。但是，身体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与之一同持续。实际上，正如任何别的事物（一条河、一座山、一朵云）一样，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做到吹毛求疵般的精确，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身体始于何处，而外部世界终于何处。
试分析一颗微粒。它是自然的一部分，任意飘动了百万年。也许，它始于一片遥远星云。这颗微粒进入身体内，可能作为某些食用植物中的一个因素；或借由空气的一部分进入肺部。在那一瞬间它进入口腔，或被皮肤吸收的那一瞬间，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吗？之后，在那一瞬间它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在这类问题上是不可能谈及精确性的。只能在琐细的规范中来获得精确性。
因此，我们就得到了身体的定义：人体是世界中的一片区域，是作为人类表达的原始场（primary field）。
例如，愤怒会导致身体兴奋，并以恰当的语言方式或其他暴力行为的方式公之于众。我们可以将这个课题留待生理学各部门的生理学家去分析，探究因此而引发的特殊类型的身体功能。哲学家应当力戒侵犯专门研究。他们的职责是指出可供研究的领域。多个世纪以来尚有一些领域未得到开拓，要么是因为缺乏卓有成效的开端，要么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这些领域感兴趣。
目前，我们已经对动物身体—即高等动物—进行了定义，并指出所需的研究类型。当然，虽然人类已经从事这项工作几千年了，仍不能充分理解其意。哲学的任务是引发这种意识，并将所有的专业探究整合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探究的是拥有感觉和表达显性中枢的动物身体。现在我们可以将所有动植物活体包含进来，进而将这个概念拓展为：
身体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区域，只要身体自身是从其各部分发出的表达的主战场，那么它就是有生命的。
在这个定义中，“从其各部分发出的表达”替代了之前使用的“人类表达”。这个新定义比第一个范围更广，超出了人类和高等动物的限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义否定了行为主义的任何极端形式。在行为主义理论中，我们必须摒弃重要性和表达，因为我们永远不能明智地运用它们。一个坚定的行为主义者感觉不到反驳我的陈述的重要性。他只会行动。
高等动物的身体具有两个方面，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提及了其中一方面。第二个更广泛的定义使我们得以区分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与其他区别一样，我们不能要求这种区别具有精致的准确性。对动物而言，存在一种通过身体来进行自我表达的经验。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
另一半是这样的：身体是由各种经验中枢构成的，这些中枢将表达加之于彼此。感受（在这里所用到的意义），或理解，是对表达的接受。因此动物身体是由互相表达和感受的实体构成的。表达是散播在环境中的感受材料；而一个生命体可以紧密调节经验的两方面（即表达和感受）。由于这种组织结构，那个高级实体产生了经过调整后的多样感受，成了体验主体的一个动物。
因此，这个动物，以及其身体的各个部分可被视为自身的感受中枢，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同等水平。也就是说，身体的各部分都是能够相互生动表达自身的感受中枢，并主要通过这种相互表达获取自身感受。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相对于其他的身体中枢，动物的感受中枢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因为，这些次级中枢是专门化的，只接收严格分类的情绪感受，而对于其他类型无动于衷。整个身体内存在一种复杂的协调系统，包含大量多样的情绪类型。身体组织是这样的：作为具有感觉力的感受统一体，这类动物从这些身体活动中接收到复杂多样的体验。因此，相较于身体其他中枢的相应材料，动物中枢的综合感受材料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
在植物的例子中，我们发现其身体组织明显缺乏一种更具复杂性的经验中枢，中枢中要么具有已接受的表达要么具有先天材料。植物组织犹如一个民主体制；而动物是由一个或多个经验中枢所主导的。但是，这种主导形式是受限的，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中枢主导者的表达与其对从身体中接受材料的理解相关。
因此，动物的身体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导，支配着至少一种表达的组成活动。如果这个主导活动与身体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整个的协调同一性就会崩塌瓦解，动物就会死亡。然而，在植物的例子中，其民主体制可以分解为一些小的民主制，在功能表达没有出现明显损失时可以很容易地存活下来。
很明显，我们的陈述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动物和植物并非截然不同。在植物身上也能找到一些支配形式，而在动物身上也能发现一些民主独立形式。例如，动物身体的一些部分在与身体割裂之后也能保持生命活动，但其生存能力和能量多样性会衰竭。而即便有这种衰竭，植物仍会展现出平等和独立的特性。因此，我们将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体结构称作“生物”，而普通植物和高等动物代表了其中的两个极端。
其次，我们疏于区分动物和植物中相类似的功能。在植物这个例子中，通过普通观察是能够明确区分根、茎、叶、花和种子的。而植物学家通过细致的观察，为这些显性差别补充了上百种构成植物生命生理机能的其他活动。
当我们转而探究动物身体时，需要限定“控制经验的唯一主导性”这个概念。许多次级载体能够基本控制身体机能，心脏就是其中之一。与脚部相比，心脏活动是身体存活的必备条件。一只脚若断裂，内部机能会受到轻微损害；但心脏是最重要的。因此，最高等动物的身体类似于由一位君主统治的封建社会。
动物智慧的终极统一体也是对新情况的反应器官，是做出必要的新反应的器官。最终，君主退而将例行常规施加于次级官员，如心脏。动物生命能够运用常规手段应对常规的新情况。但是，这个指导原则缺乏巨大的力量去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重大新情况。
高等动物的身体有些类似于昆虫（如蚂蚁）的复杂社会。但是较于群体而言，个体昆虫似乎具有更强大的问题适应能力。动物界与之相反。例如，相较于其体内活动的心脏而言，一条聪明的狗更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条狗能够接受训练，但它的心脏却必须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自行其是。
2． 当我们提及人类时，自然界似乎突破了另一条界限。享受和表达的中枢活动在多样功能的重要性方面接受了一个彻底的改变。人类心理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概念性采纳未实现的可能性。以此种方式，引入了令人惊异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有时被美化，有时被诅咒，而有时被专利或版权保护。人类被定义为：这个种的动物，通过与新事物的联系去发展其中枢活动。这种关系包含两方面：新事物来自于身体表达的总体多样性；新事物需要决定将自身简化为连贯表达。
其次，可以通过采纳未表达的可能性而引入新感受，这放大了人类的概念经验。这种概念性感觉的特征，是感知可能会存在的和可能已经存在的事物。这种感知是一种取舍，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会成为对于理想的采纳。正如前一讲讨论的，这种感知强调重要性，在各类种概念中都有所展现。例如，道德感，宗教神秘感，调节的微妙感—即美，相互联系的必要感—即理解，以及每一个因素的区别感—即意识。
同时，感觉的本质是进入表达。因此，各类感觉表达产生了区别于动物行为叙述的人类历史。历史是记载人类特有的感觉的表达。
但是，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转化存在多个等级。在动物身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情绪感受，主要源于身体机能，但也掺杂着目的、希望和源于概念机能的表达。人类似乎仍旧主要依赖身体机能。但是，人类的生命通过未实现的理想来塑造目标并指导行为，以实现其价值和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仅仅是程度的差异。但程度不同会产生巨大差别。正如跨越卢比孔河一样，一旦越界，万事皆不同。
因此，在自然界我们发现四种现实事物的集合体：最初级是非生命结合体，其相互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形式科学（如数学）表达的一种形式特征。平均性占据着无机界，各部分缺乏个体性表达。即使迸发了选择的火花，也是分散而无效的。平均性的各个部分仅传递平均表达；因而，其构造能够存活下来。因为这种平均性总是存在，扼杀了个体性。
植物等级体现了一种民主制，由各部分产生的目的性影响构成。有机体的首要目的就是使其协调的个体表现力存活下来。这种表现力具有极大的平均性。但是身体组织的错杂性支配着这种平均性的本质，将协调有机的个体性加入到无机本性的客观平均形式。无生命物质中隐藏的潜能在植物中被唤醒，并得到了部分实现。但在每一个关于植物的例子中，整体身体机能都严格地限制着各部分的个体性表达。
动物等级包含至少一种中枢现实，由复杂的身体机能支撑，展现出超越单纯生存目的的目标（尽管微弱）。对于动物生命而言，重要性概念（就其众多区别中的某些区别而言）具有真实关联性。动物生命中的人类等级将此概念无限扩大化，从而引入了对各类重要性而言极其必要的新机能。因此，道德和宗教应运而生，成为推动力的两个方面，促发人类在所有情境下追求最佳。在高等动物中可以识别出道德，但不能识别出宗教。道德强调具体情境；但宗教强调宇宙固有的理想统一。
在社会集合的每一个级别，从非生命的物质社会到人体，都存在着表达的必要性。正是因为平均性表达和接受的存在，自然法则才能够统辖单纯物质体的平均行为，实现一致性。正是由于个体性表达和接受的存在，人体才能展现人类活动，表达内心感受（情绪的和有目的的）。
3． 这些身体的活动多样且极具选择性。一个生气的人，除非此情绪淹没了其他的感受，否则不会轻易向宇宙挥舞他的拳头。他做出一种选择，打倒邻居。然而一块岩石只能依据引力定律不偏不倚地吸引着宇宙。
自然科学的无偏性使其无法成为动物行为的唯一解释者。确实，岩石会落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这是因为周边的宇宙例证了微分方程的一种特定解法。寻求宇宙中新特征的情绪支配着那个人的拳头，这种情绪就是对手的失败。在岩石的例子中，普遍规律起到了支配作用。而在那个人的例子中，需从个人满意程度中寻求解释。形态限制了这些享受，但是享受的多少与其强度相称，这些享受超越形式并引入个性化表达。
第一个体现高等动物中享受的选择性的例子便是意识。意识产生于与生理机能活动相协调的表达。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我们能有意识地观察支配周边世界的自然活动。但情况恰恰相反。感觉意识并不易于辨别其对复杂的身体机能的依赖。这种辨别往往是一种身体不健康的表现。当我们开始观察身体内脏机能时，那就意味着出问题了。我们认为身体的无限复杂性是理所当然的。
认识论的首要原则应该是：意识观察的主要论题是我们与自然界关系中所具有的那些可变的、易变的方面。这只是常识，因为我们能够为其做些事情。有机物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是因为自身的动量：我们的心脏跳动，肺部呼吸空气，血液循环，胃部消化。这种延续需要高级思维来关注此类基本活动。
高级动物进化出与自然界之间的显性关系，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同时，这种关系可做出改变，与其高端性质相称。例如，我们只需闭上眼睛，视觉体验就会消失。我们遮住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
作为精密科学基础的体验是完全显性的。即便被夺去了人类生活的手杖，盲人和聋人也能够最终成就人类生命的伟大。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对于现代目标的实现是有益的。然而，即便没有机动车和信号灯，也存在伟大文明。
虽然这些感觉体验之中的任何一种对于机体的存在而言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其整体对于动物生命高等形式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和具有类似能力的动物之间的差别在于引入新事物的能力。这需要概念能力去想象，需要实践能力去产生效用。感觉体验是便于驾驭的，这个事实体现了其作用。
动物引发和加强了与自然界联系的显性方面，因此掌控了世界，使其易于驾驭。作为机体中枢，人类心灵主要关注人类存在的细微琐事，不会轻易深入考虑身体基本机能的活动。心灵不会关注人体对植物性食物的消化，而会抓住洒落在树叶上的光影。心灵滋养着诗歌。人类是宇宙的孩子，怀有懵懂的进取心和非理性的希望。一棵树固守其生存的单纯目标，而有些许差异的牡蛎也是如此。通过这种方法，生命进而成为人类，其目标从生存进而成为多姿多彩的有价值的体验。
哲学的隐患在于只关注这些易驾驭的关系，而忽略了自然界的内在必然。因此，思想家拒绝处理我们内心的模糊经验，而更愿意只处理明确的感觉，并附加一个有关根本现实的寓言。我现在认为，我们的全部经验包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将要到来的事物的新型关系结构形式。现在继承了过去，建构了未来。但是持久性和强制稳定性都是分等级的。
世代以来，存在一种思想，试图将我们的终极见解解释为对感觉印象的单纯理解。实际上这种思想派别可追溯至伊壁鸠鲁，大家可参考柏拉图的部分语句。我建议：可以将哲学理解的基础比拟为一种努力，可以认为现代文明的社会学是从主路信号灯衍生出来的。这些信号灯调度车辆的行驶，但并不是交通行驶的原因。常识如此压倒性地补充这一结论以至于不再需要任何说明。
十九世纪流行的认识论否认的正是这种直接的见解，即在细节上虽模糊，然而是所有理性的基础。兴趣和重要性是精确区分感受材料的主要原因。交通信号灯是交通的产物。
重要性产生兴趣，兴趣导致区分。通过这种方式，兴趣被提升；这两个因素（兴趣和区分）相互激励。最终，意识得到逐渐和间歇式的发展，并成为另一种催化剂。
4． 在这一讲中，主题是表达。因此，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关于方式的突出范例，通过此种方式，人类将与世界中可驾驭的联系构建成一种表达。语言是人类的天才的胜利，甚至超越了现代科技的复杂程度。语言讲述了延绵数万年的广泛智慧。有趣的是在视力和听力这两者中，听力是最先发展的介质。手势语言可能早已经存在。实际上，这种语言是有迹可循的。人们使用手势语时不能同时做很多其他事，这是手势语的弱点。但当我们发出声音时四肢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是声音的优势。
但是，我们不自觉地依赖声音进行表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手和臂构成了身体相对不那么必要的部分，没有它们我们也能存活。手和臂与身体的存在并不休戚相关。然而，发出声音时，需启用肺部和喉咙。因此，讲话时，当显性的易驾驭的表达散播开来时，也激发了其机能存在的内在模糊感。因此，发声是有机体存在的深层经验的天然等级。
这种真实感对于符号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个人访谈要比留声机录音更有分量。如果五十部留声机和几千张录音唱片能够取代大学的教员，那是一件多么节约的事情呀！实际上，我们曾预计在十六世纪，印刷书籍会取代大学。但恰恰相反，十六和十七世纪是教育的基础发展得最为活跃的时期。真实感永远不会仅仅依靠感受材料（无论是听觉或视觉材料）而得到充分延续。存在的联系性所涉及的是理解的本质。
语言具备两大功能：与他人交谈和与自己交谈。后者经常被忽略，因此我们先来研究它。语言是一个人从过去到现在的表达，是感受材料在当下的再现，这种材料与过去的真实紧密相连。因此，借由明确的感受材料，过去的经验在当下被清晰呈现。依照此种方式，语言赠予我们一份能够清晰表达的记忆，是一个人过去的自己对现在的自己的一种表达。
其次，借由一种共同语言，通过接收说者的连贯句子，听者过去的蕴含于词语中的碎片化体验能够重组成一个崭新的想象体验。因此，在语言的两大功能中，即时的想象体验都能够获得极大的增加，并带有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标识。
当我们考察语言的内容，也就是语言所代表的体验时，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与高级感觉的抽象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偏离。语言的意义假定现实事件之间的具体关系存在并互为起因。大部分句子，特别是那些记录更简单经验的句子中依附着一种东西，笛卡尔在其《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中将其称之为“客观实在”。
例如，细想一下本讲开头提到的那个将邻居打倒的愤怒之人的平常例子。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场景都会勾勒出一幅形象化的图景想象。但是，我们思维的本质不是想象的感觉之流的不断变化。一个事件能够以千百种方式形成感觉模式：既可在白天，也可在夜晚；既可在街道上，也可在家里。对于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各种态度都是无偏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模糊感受材料中，事件的持续变化过程是确定的，愤怒之人的拳头完全扰乱了被打者稳定的身体机能。确定下来的不是感觉的不断变化，而是作为愤怒之人表现结果的身体的摔倒。
一个人发怒无疑也会影响其自身的身体机能。运用显微镜进行的细致的生理学检查会给观察者提供许多视觉感受材料。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由“打倒他人的男子”这个观念而产生的多种感性图像。是什么将这些图像捆绑在一起的呢？图像本身不过是视觉材料的不同组成部分。在所暗示的世界中，连接过程的类型构成了这些图像的统一体。
除却这个特定的例子，由同一行为产生的不同感觉经验是具有统一性的，即存在于行为特性中的统一性。可以通过各种语言，也可以依赖视觉和听觉这类感受材料的不同转化来进行描述和解释，但是这些方式都指的是同一行为。这个行为也可能不是纯物理性的。英雄主义、勇气、爱恨情仇都可能描绘发生的事情的特征。
语言的本质在于利用经验中那些最容易从意识中抽象出来并最容易在经验中再现的因素。经过人类的长期使用，这些因素与其含义产生联系，包含了大量各类人类经验。每种语言都传承着一种历史传统。每种语言都是其社会系统的文明表达。语言是表达的系统化。
在所有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这样认为，语言即是思维，而思维也是语言。因此一个句子就是一种思维。有许多学术著作都将此理论默认为前提；而且有相当多的著作对其进行了明确阐述。
如果采纳了语言的这种极端理论，那么就很难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同种语言中不同句子的转述何以成为何能。如果一个句子就是一种思维，那么另一句话就是另一种思维。诚然，没有翻译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词、音节或语序是相通的，又如何实现这种不完美的翻译呢？如果求助于语法，那么你就在求助于一种处于词、音节或语序背后潜藏的意义。有些人试图寻求能够表达我们观念的词语。如果词语和词序共同构建了这些观念，那么这种努力又源自哪里呢？这样，我们就会一方面力图获得观念；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不能用语言将其表达。
现在姑且承认语言不是思维的本质。但必须谨慎地限制这个结论。除却语言，思维的留存、易于调用、与其他思维交织形成更高级的复杂体以及思维之间的交流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人类文明是语言的结果，而语言又是文明进步的产物。语言使思维的自由成为可能：我们因此从心情和环境的即时性束缚中摆脱出来。毫不意外的是，作为我们西方自由概念的起源人，雅典人乐于运用一种具有细致变化的高级语言。
否认语言是思维的本质，并不意味着认定思维可以和与语言相协调的活动割裂开来。可以将这些活动称作是思维的表达。当这些活动满足一定条件，它们被称之为语言。这几讲的整体主题是讨论思维与其表达活动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
这些活动，无论是情感上的抑或物理上的，都比思维要古老。当思维尚处在萌芽期时，这些活动就已存在于我们的祖先中。思维是与它同时发生的这些活动的产物；因此一经产生，就会调整和适应这些活动。脱离所有表达的单纯思维的概念是学术界的一种虚构理论。一种思维就是一种激发模式。它如一块被扔进池塘的石头，会激起我们存在的涟漪。但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应该认为涟漪在激发投石入水这个行为方面起到了作用。涟漪释放了思维，而思维使涟漪增强和变形。为了理解思维的本质，我们必须探究思维与产生思维的涟漪之间的关系。
5． 然而，除却这些对于思维的起源及影响的细微区分，按照通常最简单的方式理解，语言作为思维的习惯性结果和显现，凸显了出来。为了理解思维方式，我们必须竭力回顾产生语言的心理学—或者，如果你愿意反过来说，那就是造成文明的语言。
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我们现在运用了两种形式不同的语言，即有声语言和可见语言。我们既有口语，也有书写语。书写语的出现为时不久。即便我们承认原始图画中显现出书写语的微弱先兆，其历史也不过一万年。书写语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思维的有效工具，顶多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作为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因素，书写语与蒸汽机有一定可比性。书写语很重要，而且在近代由人所形成。口语的历史与人性自身一样长，是构成人性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但我们不可将其夸大。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否定口语，我们现在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把人类的全部经验推导出来。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得，口语已是人类成长的一个首要创造性因素。口语即是人性本身，它没有任何书写语的人工因素。
最终，我们现在如此习惯性地在日常经验中将书写语和口语混杂使用，以至于当我们讨论语言时，很难知晓我们指的是口语、书写语抑或两者的结合。但是，两者的最终结合是新近的事情。大约五百年前，只有少数人能够阅读—至少在欧洲人中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宗教使用符号、旅馆商店使用有图的招牌的一个主要原因。显赫贵族的徽章是书写语的替代物。文明史中忽视的一章即是书写对于语言的心理学的影响。
初始阶段的口语，出现在动物和人类行为中，在表达情感和发送信号之间变换。在变换过程中，口语很快变成两者的结合体。在语言精确复杂化的发展过程中，口语保留了这三类特征，即情感表达、信号发送和两者的结合。然而不知为何，在发达文明的理性化了的语言中，这些特征似乎逐渐消失。这表明有些特征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我们只有留意到语言功能中的这个细微变化才能够理解近三千年文明中的思维方式。对于语言的预设是多样化的。
语言主要伴随即时情境（immediate situation）而出现。不论是一种信号或表达，最主要的是语言在“这一”情境中的“那种”情况的“这种”反应。在语言的缘起中，这种即时存在的特性是被传达意义的一个突出因素。例如，即便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隐约感受到一些特别的鸟存在，“鸟类”这个种概念的基础仍是无区分度的笼统含义。语言主要传达的是此地、此刻、在此情境中对于这些鸟的注意力方向。
语言已经逐渐实现了从任何特定环境的预设中对其意义进行的抽象。法语辞典于一个确切的日期在巴黎出版，这个事实与字典中所解释的字词含义毫无关联。法语中与英文单词“绿色”相对等的词，无论在欧洲或行星系，只表示绿色。绿色就是绿色，别无他意。但当你一旦按照其含义理解了这个词，便无须多讲。
当然，相对于只能将绿色与某一特定的春天早晨相关联的祖先相比，我们的文明程度远胜之。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记忆能力和推测能力都在不断提高。虽然生于能够撇开春天来谈论绿色的人当中，但我们不能凭借这一事实而沾沾自喜。我们必须谨记这个警示—什么都不要过头。
只要语言主要是口语，那么就必须参照环境的某种特殊性。试分析这个简单的短语“温暖的一天”。在书中，依据标准字典的解释，这个短语具有泛化意义，涉及地球的转动、太阳的存在以及科学的温度理论。现在抛开字典，忘记科学的所有细枝末节。那么，从我们所学知识中抽离出来，对得克萨斯人或北海之滨的英国人而言，突然脱口而出的这句“温暖的一天”所暗示的经验是迥然不同的。然而意义的同一性仍旧存在。什么都不要过头。
我们需这样理解，语言传达须以知识为基础的同一性，并假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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