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怀君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眉县文物稽古试读：
前言
卢文远这是一部系统介绍眉县历史文物的书。
文物和文献是历史的证据。
文献是有文字以后用文字符号记录的历史，而文物所证明的历史可远至史前或更远，文物本身所蕴含的信息比文字所记录的更丰富更生动。
了解和研究历史，最可靠的方法是从文物入手。
眉县地处渭河平原西部，是汉民族最早生息繁衍的地方，也是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几千年来，先祖在此地上地下留下了大量的生活印迹和器物。以杨家村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03年，仅在一个一万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先后有五次重大文物发现，均为西周青铜器，属国宝级文物。特别是2003年27件窖藏青铜器的发现，轰动国内外，为西周王室代际继承顺序等困扰史学专家多年的历史谜团提供了明确答案，仅这批器物上的铭文就达4200余字，相当于全国馆藏所有青铜器12000余字铭文的1/3，其物质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可估量。1983年在马家镇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质酒具，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酒器，将眉县酿酒历史推到6000年以前。“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眉县地下蕴藏文物的丰富程度。
每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两种故事。一种是历史上文物的主人制造、使用、保存、保护的故事；一种是现当代人发现、发掘、保护、研究、宣传的故事；尤其后者，其中闪耀着文博工作者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职业精神的光辉。认真了解眉县的历史文物，就可以以文物为主题线索，讲述一个系统真实生动的眉县故事。作者在客观介绍文物本身外，用较多篇幅记述了发现、发掘、保护和研究的过程，旨在有利于向读者普及文物保护知识的同时增加趣味性、可读性。
出版这本书，就是把眉县的文物故事介绍给眉县的干部、群众和各界朋友，以期达到让更多的人了解眉县，记住眉县，关心眉县，支持眉县发展的目的。为了有利大众阅读，本书在写作时语言尽可能通俗化。
作者刘怀君先生是老三届知青，参加工作就加入了文物考古队伍，近40年来，他心无旁骛，痴心于眉县文物的发现、发掘、研究、保护事业，对眉县历史文物了如指掌。他身处物欲横流之中而不为所动，淡泊名利、好学求实、励志守节的精神实在可贵。
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省、市文博界著名专家学者张润棠、刘军社、王占魁、田亚岐、李亚龙等先生和地方文化界诸多朋友的鼎力襄助和热情指导，在此特表示感谢。2015.12第一章古县史
眉县属陕西省宝鸡市所辖，地处关中西部，位于秦岭北麓，境内渭河东西蜿蜒。注渭的几大河流将其冲刷分隔成数个黄土台原，山川河流，台原沟壑形成了优越的地理环境。现已查明先民们早在8000多年前就开始在此地繁衍生息，古人称眉县为“壤地虽小而民众富庶”。县名的由来
眉县的眉是“郿”的简化字。“郿”最早见于古文献《诗经》，在《诗经·大雅·松嵩》“申伯信迈，王饯于郿”句中，申是诸侯国名，伯是诸侯申国的爵位等级，信是申国国王的人名，王是指西周的天子王，郿是地名。这句话说的就是周平王在“郿”这个地方为即将南迁的申伯信饯行的故事，也说明当时郿地属于诸侯分封国申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期秦孝公推行郡县制，郿县才正式作为县的名称出现。当时的郿县县城在今眉县城东北7.5公里（见《水经注·渭水》）。在眉县赵家庄、西岭遗址相继出土的秦汉时期“郿”字瓦当，是发现最早的“郿”字实物，它的结构是左侧一个“眉”字，右侧一个“邑”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释义，“邑”和“阝”部首通用，只是属于古之分封之地的用“邑”，否则用“阝”。“郿”在《辞海》《汉语大字典》《新华字典》均解释为眉县地名专用字。眉县为什么称“郿”，清代雍正年修《郿县志·序》有“北原环抱，势若列眉”的记载，意思是说郿这个地方被渭河北原环抱，地势形状像眉毛，所以叫“郿”，这是关于“郿”字的另一种解释。《史记·秦本纪》有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记载。毛苌云：“郿，地名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据此记载，看当时郿境域最西处似乎可到汧（千）水渭水交汇的地方。春秋时期秦宁（宪）公、武公所用的平阳都城，就是古人记述的郿之平阳亭所在地（今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陕西省考古部门在陈仓区阳平镇北侧发现有许多秦人遗迹遗物，推测此地可能是秦宁公所营建的平阳宫所在地，而历史上记载的平阳宫都在当时的郿县所辖范围内。《后汉书·郡国志》说“郿有邰亭”，多年来，在东汉时期的陶罐肩部戳印有“斄亭”或“邰亭”文字的器物有多件发现，它们分布在眉县白家村和扶风县段家村以及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处。综合这些实物和地理位置看，郿最初的辖地应该在渭水以北，雍水（下游称“氵韦水”）以南，西到汧水，东到漆水，这一东西长数十公里，南北宽3~5公里的窄长地带，四面有河流相隔，台原的地势又较为平坦，中间没有大的南北向沟壑阻隔，一字长蛇势若列眉的地势符合古人的描述；从地域范围看同时也符合古人“诸侯国百里”的说法。这应该是对“郿”的最好诠释。“郿”字从秦汉以后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9月，国务院颁布《汉字简化方案》改“郿”为“眉”字使用至今。后文中，凡原“郿”字均作“眉”。西岭遗址出土“郿”字瓦当赵家庄遗址出土“郿”字瓦当新石器文化遗存丰富
远古时期人类“逐水草而居”，眉县境内水系纵横，台地发达，是依靠渔猎、刀耕火种的古人类的理想居住地之一，虽然没有见到旧石器时期的遗迹、遗物，但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比比皆是：韩家沟、清湫、岭堡、上第二坡、东坡、白家村等遗址都因其厚达数米的堆积和丰富的内涵以及分布面积广大，相继被列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马池村、北兴村、段家庄、斜峪关等许多遗址，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遗址，真是星罗棋布，证实着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古人类就在眉县繁衍生息和繁盛。从各个遗址的文化内涵看，主要是距今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的遗存，老官台文化遗物在上第二坡、北兴遗址的发现，将眉县有实物印证的人类活动史上推到8000多年前。在斜峪关口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似乎是人类探索开发褒斜道的雏形。
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在眉县的分布较前数量骤减，遗址面积变小，内含物较少，而且遗址海拔都较前大大地提高，似乎说明着当时的人类遇到自然环境的巨变，居住地升高，造成人数骤减。商周方国与重臣封邑
夏商时期，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证实，眉县虽然有人类文化遗迹存在，却不属于夏商王朝的统治范围。但是在明清两代编撰的《眉县志》载：眉在商代时属于子国（商周时期将诸侯国按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此记载尚未发现相应的实物。《诗经·大雅·松嵩》有“申伯信迈，王饯于眉”，说明当时眉在申国的封地内。1981年在油坊堡村出土的两件青铜鼎就是当时的周天子为其申国姜姓妃子铸造。
前771年，周幽王宠褒姒，废申妃，立褒姒子为太子。周幽王昏庸无道，为讨褒姒一笑，随意下令点燃用于军事报警的烽火台，诳骗周围众多诸侯国发兵勤王救援，这样多次欺骗诸侯，引起诸侯国不信任。诸侯申伯借机联合西方少数民族部落犬戎等讨伐周朝，杀幽王于骊山脚下，西周灭亡。申国也迁到今河南南阳一带。
考古发现证实，眉县杨家村属于西周重臣单氏家族封邑之地。据1953年出土于杨家村的盠驹尊铭文可知，在西周时期，眉县杨家村南边的渭河滩涂地带可能为周人军马养殖的重要基地。秦汉魏晋之世的变迁
眉县的建置，始于战国。秦孝公八年（前368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实施郡县制，在秦国的辖地内设41县，在今眉县北部等区域设眉县，在今东、南部设武功县。《水经注·渭水》记载“武功县因武功山（太白山）、武功水（即斜水）而得名”。
这一时期在眉县境域出现的历史名人和重大事件有：
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又名公孙起，眉人也(今眉县白家村为其故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升至大良造。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长平之战大败赵军，坑杀赵国俘虏40多万人。后为相国范雎所妒忌，于昭王五十年（前257年）被逼自刎。白起一生率军征战，战绩显赫，功勋卓著，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军事基础，被后世军事家奉为“战神”。
西汉初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明修栈道”就发生在眉县。楚霸王入关后，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他虽心存不满，但仍然采纳张良等人的建议，从褒斜道前往汉中时烧毁沿途栈道，以示没有重返关中之意。当他的实力发展壮大后，他欲重夺关中，遂大张旗鼓地重修烧毁的栈道，从而迷惑了被项羽封在关中西部的雍王章邯，然后出奇兵突袭陈仓，进而夺取三秦之地，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西汉王朝。所谓的“褒斜道”就是南自汉中褒河口，北到眉县斜峪关口的道路。西汉政权稳固后，围绕京师长安，修建5条大道，其中通汉中巴蜀的褒斜栈道尤其重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绾，缠绕之意；毂，车轴头部。可以想见当时褒斜道上来往商旅的密集情景。为了加强对褒斜道北口斜峪关关隘的管理，西汉在眉县设有“右辅都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发展农耕经济，修建了用以灌溉的成国渠，其渠首就在眉县魏家堡河段。一直到民国时期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成国渠基础上修筑了渭惠渠。它历经2000多年，为关中地区灌溉着数万顷良田。在斜水东岸的第五村，战国秦人始建的成山宫宫殿得到不断修葺、扩建，规模更加宏伟。赵家庄、西岭等处的行宫离馆建筑遗留的实物也佐证了历史上眉地的辉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位于眉县东、南部的武功县，在东汉永平八年（65年）被撤销，迁到今武功县境内（原为邰县）复设，隶属右扶风郡。
两汉时期眉县县治，经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结合文献记载证实，它设置在眉县白家村和尧上村之间，今之连霍高速眉县服务区北区就是当时县城的作坊区域。眉县境内原武功县城至今未有确凿线索。
东汉的邰亭具体位于当时眉县何处虽然不详，但是带有繁简两种字体的“邰亭”戳印文字的陶器在眉县、扶风、杨凌等地有多件出土。
东汉末年，一代枭雄董卓在眉县建有眉坞城，对外号称“万岁坞”。考古工作初步收获，眉县柳巷村的汉魏城堡遗址疑是眉坞城所在地。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入斜谷以临汉中,不克,原道退回。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4月,诸葛亮率精兵十万出斜谷,派孟琰驻斜水东,蜀魏两国军队于渭水以南,斜水东西,对峙3个多月,后因诸葛亮病逝，蜀军退回汉中。隋唐时期设州领县《旧唐书·卷三八·志第一八》载：“眉，隋县，义宁二年，于县界兼设眉城郡，领眉、凤泉二县。武德元年，罢郡，置郇州，领眉县。三年，废郇州，改属稷州。七年，改属岐州，隶属扶风郡。”
隋末社会动乱，丘行恭率众千余据守眉城，后投靠秦王李世民。《隋书·卷二九·志第二四》：“眉旧曰平阳县，西魏改曰眉城，后周废入周城县。开皇十八年改周城为渭滨，大业二年改为眉。又后周置云州，建德中废。有安仁宫、凤泉宫。有太白山、五丈原。”
安仁宫、凤泉宫是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数次巡游驾临眉县汤峪时的两处行宫名称，史料有记载，宫址无存。“西狩观周俗，南山历汉宫。荐鲜知路近，省敛觉年丰”，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游览凤泉汤的佳句。
凤泉县，明清两代县志中记载在今古城村一带，多次文物普查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隋唐时期建筑用砖瓦实物。
关于太白山的叫法，以前古人多以“惇物山”“太乙山”“垂山”“南山”称之，自隋代以后始改称为“太白山”。
唐武德元年（618年）眉城郡改设为郇州，三年撤销郇州，眉县及凤泉县改属稷州，贞观元年两县改属岐州，八年（634年）凤泉县撤销，辖地并入眉县。唐代以后，眉县均隶属凤翔府，在其东部原武功县辖地设凤泉县。《旧唐书·卷三八·志第一八》载：“凤翔府，隋扶风郡，武德元年，改为岐州。领雍、陈仓、眉、虢、岐山、凤泉等六县。又割雍等三县，置氵韦川县。八年，改氵韦川为扶风县，省虢县及凤泉。”
这时期眉县的代表人物和重大事件有：
孙思邈，华原人，7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善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
王焘，眉县人，生于公元670年，卒于公元755年。“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他是唐代的著名医学家之一，其著作《外台秘要》颇为后人称赞。王焘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王珪是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王珪为官清廉善谏，与魏徵齐名，曾是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的老师。王焘的父亲是南平公主的驸马，也被封了爵位。王焘的两个儿子也都做了官，大儿子是大理寺少卿，次子担任了苏州刺史。
天宝八年（749年），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寿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这是太白山神灵首次得到皇帝册封称号。
至德元年（756年），玄宗在马嵬坡缢死杨玉环后，经斜谷关逃往四川。
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壬辰，复置斜谷路馆驿。
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冬，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出逃成都时，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候驾于斜谷。宋金元明清时期的眉县
北宋时眉县属秦凤路凤翔府。
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十三日,凤翔府签判苏轼奉命赴眉减释狱犯。公余游览了古眉坞、斜峪关、清湫镇、横渠镇,分别写下了著名诗篇。
熙宁三年(1070年),关学创始人张载辞朝,回到横渠镇试行“井田制”。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二次辞朝,归里途中,谢世于临潼馆驿,灵柩运回葬于眉县大镇谷西侧迷狐岭父墓之侧。《宋史·卷四二》载：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廷，升孔伋，十哲。
斜谷关作为久通西南的重要关隘，继续演绎着它的辉煌，《宋史·卷二七》载：时金兵深入至金牛镇，疑有伏，由褒斜谷引兵还兴元，吴玠、刘子羽追击其后，杀获甚众。在今斜谷村征集到的《斜谷关建营碑记》碑首，为宋代遗物。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因太白山祷雨辄应，封凤翔府太白山神为济民侯。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秦凤等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设冶铁务，铸折五、折十钱。后因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
北宋时有凤翔府斜谷造船务，年造木船600余艘，朝廷征用竹木皆由造船厂取得，造船用材地方及民众不堪重负，造船厂也难以为继。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包拯视察斜谷造船务解决造船经营困难的问题。后向朝廷上奏章《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仁宗恩准，庆历八年（1048年）罢秦陇所课斜谷造船材务。
金代眉县属奉元路京兆府，贞祐四年（1216年）属恒州。元初升为眉州，并分设柿林县，至元元年（1264年）降为眉县，属奉元路，同时撤销柿林县。
金大定二年（1162年），太白寺铸铜钟铭文有与税务同监、税务都监齐名的“酒务同监、酒务都监”官职，可见当时眉县的酿酒业已经是十分兴盛。
元惠宗至正十八年（1358年），清湫设镇，《元史·卷一四一·列传第二八》载：“十八年，山东贼分道犯京畿。朝廷征四方兵入卫，诏察罕帖木儿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儿即留兵戍清湫、义谷，屯潼关，塞南山口，以备他盗。”遣将歹驴筑城于清湫镇（今眉县清湫村），以镇守斜谷诸口。
与此同时，祭祀太白山神灵的太白庙由营头镇高庙村迁建于清湫镇。同时将太白山神灵册封为“惠民王”“济民王”“普民王”三个王号，民间传说三个太白神的渊源当于此时。
明洪武二年（1369年），眉县属凤翔府。清代沿用。
明正统二年(1437年),在县城建西横渠祠堂(今城关中学遗存有碑石一通)。
成化十二年(1476年),陕西参政谢绶在眉县等地修成通济渠。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眉人刘九经纂成本县第一部县志《眉县志》。
清康熙六年至九年(1667年—1670年)，知县梅遇兴修全县水利。康熙九年“潭谷河治而九河之利始全”，遂请大儒李柏代写《潭谷河上堰水利碑记》，并书丹，竖于堰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为眉县张载祠题匾曰“学达性天”(今存张载祠文管所)。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言：“秦省自南山往蜀路径，有长安县之子午谷、周至县之黑水谷、眉县之斜谷。三谷之中，斜谷、黑水谷俱极险僻，宜设兵防范。”于是将凤翔城守营兵移驻眉县，专防斜谷，兼防桃川、虢川等处。民国至今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陕西省撤销府、州、厅制，下设道、县两级。1933年撤销道制，以省直接领县。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935年—1938年），又先后设置了行政督察区（即专员公署）。眉县初属关中道，后属宝鸡专员公署，当时眉县辖区包括今太白县鹦鸽乡。
眉县于1949年7月14日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归宝鸡分区领导。1950年5月整编后属宝鸡专区领导。1953年2月将眉县齐镇区鹦鸽乡划归在嘴头镇设立的中心区（县级）。1956年10月1日改由省辖。1958年12月1日，根据国务院调整县市规模的通知，撤小县并大县，眉县被撤销建置并入周至县。1961年9月，周至县、眉县分置，恢复眉县建置，属宝鸡专区。
1964年9月，依据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和上级通知，将原县名之“郿”字改为“眉”，此后行文一律用“眉县”。
这一时期眉县境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代表性的历史名人有：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扶眉战役，一举歼灭由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开国上将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出生于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走上革命道路。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几乎在解放军军史上的各个战争时期，都在出任参谋长一职，累计任职时间更是长达40年之久，曾经先后辅佐过共和国五位元帅。他记忆力惊人，邓小平称他为“活地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二章古封国——西周王器与申国地望
西周从武王到幽王12个王，历时265年，人们通常把为西周天子铸造的青铜器通称为王器。12个王应该铸造有大量的青铜器，但是目前存世很少，至今不完全统计仅发现数十件。1981年眉县油坊堡村出土两件西周中期青铜鼎，依据铭文，它们就属于西周王器。发现征集
1981年3月20日下午，眉县青化乡油坊堡村薛彦勇等十多位村民在村南土壕挖土时，发现一座青铜器窖藏，出土两件青铜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器物挖出后拉回家里。当晚天降大雨，此事就耽搁下来，随后两天周围邻里闻讯观看，众说不一。但是大家的共识是，这两件器物是“宝物”，应该报告。恰逢该村在县橡胶厂工作的一位工人回家休假，看到器物后也主张应该报告。薛彦勇当即委托此人回县城向有关部门报告此事。
1981年3月22日下午约15时许，眉县橡胶厂那位工人来到县文化馆报告此事，当时正值宝鸡市文物普查队在眉县开展工作，大家闻讯后深感震惊，但是也有疑惑，都觉得数日前曾经去过油坊堡及邻近的魏家堡等村普查，那里地势低洼，属于渭河南岸的古河床地带，怎会有西周时期的遗物呢？但是根据报告人描述的情况，应该是西周青铜器的特征，普查队任周方、黄宏强和文化馆文物专干刘怀君等5人即刻驱车前往。由于连日大雨，从西宝南线到油坊堡村的道路泥泞，他们只好下车徒步赶往该村。近两公里的泥泞路程让人吃尽苦头，人人鞋袜、裤脚湿透，满是泥泞。找到薛彦勇家里后，薛彦勇看了他们的工作证，讲今日已有周至县的人前来购买，他怀疑对方身份未答应，对任周方等人的身份也心存疑惑。恰在此时，该村一位曾经在县体委做过炊事员的村民认出了刘怀君，经过他的介绍，薛彦勇打消顾虑让他们进屋。刘怀君他们进屋后，只见一大一小两件铜鼎就并排放置在房内正中间的地上，上前仔细一看，确实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鼎，大鼎腹内壁还有两行文字，经辨识为“王作仲姜宝鼎”6个字。
鉴于珍贵文物已存在，任周方等人经过商议，决定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尽快征集保护。他们分别向村民宣讲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法令，肯定村民保护文物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告知村民，两件器物叫“鼎”，属于西周时期铸造。他们所说的话得到善良朴实的村民的理解和认可。当时文物征集的原则是依据重量予以奖励，他们就让薛彦勇找来1杆大秤，经称后，大鼎重33公斤，小鼎重12公斤。询问了出土现场情况后，刘怀君一再叮咛薛彦勇等村民一定要维持现状，不要让人破坏，以免资料难以完整提取。王作仲姜宝鼎窃曲纹鼎
为了尽快将器物安全运走，他们雇该村1辆四轮拖拉机，走出泥泞、打滑的村间小道，沿西宝南线于傍晚时分将器物运回县文化馆。23日早上班后，任周方、刘怀君分别将情况向市局领导和县文化馆领导做了汇报。24日上午，时任宝鸡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尹盛平专程赶到县文化馆，肯定器物年代为西周中期，属于西周王器。同时要求天晴后尽快到现场提取资料，县文化馆要尽快组织人力宣传报道薛彦勇等村民自觉保护文物的事迹，以及奖励经费的申报等事宜。数日后由刘怀君撰写的《陕西眉县发现西周珍贵青铜器》新闻稿在《宝鸡日报》《陕西日报》相继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播报，新华社记者又将此事在香港《文汇报》做了专题报道。眉县文教局文化股股长杨益民和县文化馆领导就奖励经费申报、奖励大会筹办等事宜进行安排。
26日，市县文物普查队到出土现场。经初步调查，文物出土地属于一处西周遗址，对未被挖掉的窖穴部分进行了清理，弄清了它的形状、大小以及地层关系。经清理，发现器物出土于一座圆形窖藏内，大鼎放在下面，小鼎倒扣于其上。油房堡西周遗址陶片1—3.鬲足4.盂5.瓮窖穴剖面图1.耕土层2.西周文化层3.生土
月余后，由宝鸡市文化局、眉县文教局、青化公社共同在油坊堡村召开大会，对薛彦勇等12位村民自觉保护文物的行为给予了表彰奖励。研究认识王作仲姜鼎铭文拓本
按照文物入库收藏的程序，县文化馆首先对器物进行除锈和制卡工作。经过清除表面的锈斑，发现器物表面不均匀分布着许多锈蚀坑洞，内有粉末状物质。这是一种通称为“粉状锈”的青铜器严重病害，这种病毒不是那种只在器物表面依附的铜锈，它会不断向内侵蚀器物壁，而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粉末落在青铜器的任何部位，就会很快产生新的坑洞，目前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好办法。两件器物一件有铭文，一件没有铭文，按照器物命名的规律，有铭文的叫“仲姜鼎”，没有铭文的依据其纹饰命名为“窃曲纹鼎”。仲姜鼎：敛口，平沿外折，方唇，立耳，下腹向外倾垂，底部微弧，柱足，足根带棱脊。通高54.3厘米、腹深21.1厘米、口径41厘米、腹径48厘米、壁厚0.4厘米，重33公斤。口下饰一周窃曲纹，分为5组，以细雷纹填地，足根部饰细雷纹填地的饕餮纹。耳侧做二道凹槽。鼎的下腹有数处铸补痕，底部有厚厚的烟炱。内壁铸铭文两行6个字。铭文是“王乍（作）中（仲）姜宝鼎”。窃曲纹鼎：形制、纹饰均与王作仲姜鼎相同，通高39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33厘米、腹深20.5厘米，重12公斤。由于长期使用，器底亦留有铸补的痕迹和厚厚的烟炱。王作仲姜鼎口沿下的窃曲纹拓本王作仲姜鼎足上部饕餮纹拓本
根据现场清理所得资料和室内整理的数据，刘怀君、任周方在1982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发表学术论文《眉县出土“王作仲姜”宝鼎》，他们认为：
王作仲姜宝鼎和窃曲纹鼎的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大小相次，应是一套列鼎中的两件。窃曲纹鼎无铭文可能系脱铸。
这两件鼎的造型介于大盂鼎和散伯车父鼎之间，比大盂鼎的腹浅、足矮，比散伯车父鼎的腹深，且向外倾垂，但足亦不像散伯车父鼎那种向蹄形足过渡的式样；花纹不是饕餮纹，亦和散伯车父鼎的窃曲纹有别。表现了由饕餮纹向窃曲纹演变的中间类型，还留有饕餮的眉、目、鼻的遗痕，而嘴及躯体的形状已失。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标准器物，而散伯车父鼎是西周中期晚段的器物，故推断王作仲姜鼎应是西周中期前段之物，即周穆王、共王时期铸造的器物。
铜器窖穴的开口压在西周晚期地层之下，与铜鼎同出土的陶罐也是晚期流行的式样，所以这两件器物的埋藏年代应在西周晚期，下限可到西周末年。
王作仲姜宝鼎铭文中的“王”是指周天子王，不是异姓诸侯王。多年前和眉县毗邻的周至县曾多次出土与姜姓有关的铜器，一次是1972年4月周至县竹峪公社出土的太师簋，铭文是“太师作孟姜全簋”；另一次是1974年1月周至县城关附近出土一件王簋，铭文为“王作姜氏尊簋”；这些可能都是周天子和太师为姜姓女子所做器物。《诗·大雅·崧嵩》：“我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王土。赐介尔圭，以作尔宝。往矣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眉。”郑笺云：“眉，地名，属扶风，今为县。”汉眉县故址在今眉县渭河北岸。申国为姜姓，故厉王之妻称申姜。这些为姜姓女子所做的铜器，可能都与申国故地在眉县境内有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在同期刊物发表的《铭刻考跋四则》一文内所述，“《眉县出土王作仲姜宝鼎》一文称，此鼎出眉县青化公社油房堡一窖穴中，此鼎盖西周中期物。与姜有关之器，近年多出眉县及邻县周至，如1972年周至竹峪出太师作孟姜全簋，竹峪距青化七八里地；1974年周至城关出土王作姜氏尊簋，其地距青化约30里，而眉县故城在今县东北15里，渭河之阳，与青化隔河相望。又油房堡南咫尺之凤池村，1975年出土父辛方鼎，距此稍远，眉县西李村沟中，传道光年间出土大、小盂鼎，新中国成立初出土盠驹尊、盠方尊、盠方彝，轰动一时；附近杨家村出土之旟鼎重78公斤，造型奇伟，新中国成立后关中出土重器，唯扶风齐村之害夫簋可与媲美。害夫簋经唐兰等先生考定为厉王自作器，推断旟亦当为王室近亲，其器始有如此气派。旟鼎有王姜，乃康王后。以此论之，王作仲姜鼎之王当即周王，非另指诸侯王如虢王之类。故眉县、周至所出诸王器之王，乃周王，非诸侯王，可以无疑，而古申国亦当在眉县。”
刘怀君在《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集发表《申国初封地浅谈》一文，依据出土器物特征和文献记载中提出：首先从铭文分析，王当为西周天子，按出土文物资料，诸侯王前面都要冠以国名，没有直接称王的。刘启益先生在《西周金文所见的周王后妃》一文指出：西周从武王至幽王共12个王，其中只有武王、昭王、厉王、宣王和幽王的后妃，文献中有过记载，其余阙佚了。西周铜器铭文中有王姒、王姜、王俎姜、王妫、王白姜、王京、王姞等。这里的“王”是指周王。西周诸侯虽有称王的，但在“王”字前要冠以国名，如釐王、幾王、虢王等，与周王只称“王”有别。因此，上述王姒就是指周王的后妃了。
从器物特征排比，它应该是西周穆王、昭王时期的铸器，也就是说，此王当指周穆王、昭王，仲姜是姓姜排行为二的女子。能够直接由天子为其制作器物，此人应该为王妃，器物出土地应该是其娘家所在地，她为了显示其荣耀，特将器物放置回娘家。西周时期的申国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为姜姓。西周末年联合曾国及西方的犬戎等伐周，杀周幽王于骊山脚下，致使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前曾“申伯信迈，王饯于眉”。申是国名，伯是爵位（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因大小不同，按照《周礼》记载，一般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申伯说明申国属于第三等），信是人名，迈是出行，王当指周平王，所以郑玄笺云“迈，行也。申伯之意不欲离王室，王告语之复重，于是意解而信行。饯，送行饮酒也。是王盖省岐周，故于眉云”。据《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东周初年申国在河南南阳一带，此前周永珍先生提出的申国初封地在陕西，看来是可信的，眉县东部和周至县西部应该是申国的初封地。所以西周的申地，也就是申国的初封地。
正由于申国的初封地在今陕西眉县、周至一带，所以申国又称“西申”。《古本竹书纪年》载：晋文侯七年“平王奔西申”。又因为姜姓本是西方之戎，也称姜戎，所以申国又称“申戎”，也正因为申国本为西方之戎，所以才有西周末年申国联合西戎伐周之举。周人是姬姓，他和姜姓是两个政治通婚集团，申国与周王室之间正是这种关系。已知西周的穆王、厉王、幽王之妃均为申国之女，可见申国与周王室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婚关系。
综合以上研究认识，王作仲姜宝鼎等两件器物，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说明申国的初封地在今眉县东部一带，随着西周的灭亡，它东迁到今河南省南阳地区，也就是文献所记的“东申”了。器物的时代如果属于穆王时期的器物，那仲姜就是穆王妃了。缺憾是按照周礼的等级界限，作为王妃不应该是只拥有两件铜鼎，最少应该有五件以上，其他可能是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损坏或者遗失了。第三章古家族——杨家村出土西周青铜器与单氏家族
杨家村位于眉县城西北4公里，渭河北岸二级台原上，为大周原的南缘，西北距岐山县城约16公里。东为李家村，西为马家村。北靠北原，宝鸡峡引渭渠自西向东穿过北坡，南临陇海铁路。地势北高南低，原为缓坡状，现为梯状阶地。杨家村遗址中部地貌
杨家村村后有一片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200米的台地，现已查明，从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到了西周更是其辉煌时期。自1953年以来，这里屡有西周重要青铜器出土，前后数批共计出土51件青铜器，根据铭文内容，知其是西周时期单氏家族的封邑之地，从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和造型看，大多堪称国宝重器，杨家村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国宝村”。盠器出世现辉煌
1953年深冬的一天，西李村村民李喜娃在其地里挖苜蓿根时，突然头碰到硬物，他随后用手慢慢刨开浮土，多件青铜器显露。他将器物逐件挖出，计有驹尊1件、驹尊盖2件、方彝2件、方尊1件。他用背篓将器物背回家，放在喂牲口窑洞的壁龛内。当时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比较淡薄，他个人认为只是几件古物而已。谁知此后两三年里，家中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先是马房里的一槽牲畜（两头牛、一头驴）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了；后来李喜娃的哥哥等俩人，又都非正常死亡。新中国成立初农村人的迷信意识很强，李家人开始害怕了，他们认为可能是古物惹的祸，遂把驹尊等器物重新放回原处，并请阴阳先生做过多次道场。
1954年3月，李喜娃的侄子、县粮食局干部李琨知道此事后，就动员其叔父一起把家中这些宝贝送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交给省文管会。文管会专家学者见到如此珍贵的文物，喜出望外，赞扬之后给李琨叔侄奖励了60元人民币。随后就安排李长庆、田野等人来杨家村实地考察，从此确认了杨家村西周遗址的存在。经专家鉴定，这批青铜器器型比较少见，为稀世珍宝，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青铜器的面世，也引起了国内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郭沫若、唐兰、罗福颐等著名专家纷纷撰文考证器物和铭文反映的史实和信息。陕西省考古专家段绍嘉、何汉南等人也就器物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发表了研究论述。由于这些器物铸造得精美，特别是铭文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受到高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盠（li）驹尊、两件方彝被调入国家博物馆收藏，陕西省博物馆只留下了盠方尊和另一件驹尊盖子。
盠驹尊是根据其铭文和形体而定名的，它昂首挺立，身躯短小，腰部平展，颈部斜伸，剪鬃竖耳，矮足短尾，神态憨稚，形象生动逼真。背部开方口，有兽纽盖，腹部中空用以盛酒。器表装饰极为简洁，仅在腹两侧和盖纽上装饰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整器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显示出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在驹体颈胸之处有铭文94字，盖内有铭文11字，记述某年十三月(闰月)甲申，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周王亲赐盠两匹马驹，盠拜赐后，称颂周王不忘旧宗小子，给予他辉煌的荣誉。盠为颂扬周王之恩德，并祭祀其亡父而做其器，以示纪念。盠驹尊盠驹尊铭文拓片
铭文中提到的“执驹”典礼是幼马升级成为役马的仪式，就是将两岁左右的小马牵离母马，教其驾车服役时举行的仪式。周王亲自参加执驹之礼，可见西周时对马政的重视。铭文所记“执驹”之事，见于《周礼·夏官》“校人”及“廋人”职中，是周天子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即为幼马断奶，离其母，正式编入马厩。
盠驹尊发现于眉县杨家村。这里北依坡原，南临渭河，地势向阳，川原兼得，湿地、水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宜于牧马。西周时期，这里属京畿之内，周王册命盠管理王室马政，为王室出行及亲军卫队培育良马。杨家村一带，属于广义上的“汧渭之间”，后来孝王把“汧渭之间”作为西周王朝的养马基地，与盠早期的开拓有着密切联系。
遗憾的是发现有两件盠驹尊盖子，只有1件驹尊出土，另外1件是历史上已损坏还是未发现，至今仍属悬案。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就已开始养马。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和耕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史籍中“非子养马”是所见最为著名的早期养马记录。非子因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在汧水、渭水交汇的地区主管畜牧，成效卓著，有功受封。而在周孝王之前，西周王室就已经在京畿设置基地，培育良马。
盠驹尊是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铸的代表性作品，既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也是西周时期此类造型器物的孤品。驹尊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周时的马政和我国古代畜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彝为古代的盛酒器，主要盛行于商至西周时期。盠方彝也是根据其铭文和形体而定名的。盠方彝为长方形、圈足、顶式器盖，象鼻双耳，内铸铭文106字。彝身铸满纹饰，以夔龙纹为主题纹饰，对称装饰，中间有圆形涡纹，器身表面以3层纹饰装饰，上下两层为夔龙纹两个一组装饰，中间层与盖主纹相同。盖为四坡顶，铸有扉棱为脊。整器庄重规范、工艺精湛。彝是青铜礼器的一种统称，金文中通常有“作宝尊彝”的字样。彝又是一种青铜酒器的专名，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是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金文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祭祀、战事盟约等，盠方彝铭文记载的是周穆王时期册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盠方彝的装饰采用浮雕技法，雕铸出粗犷豪放的纹饰，装饰主次关系明确，层次十分清晰，达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其精美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的纹饰，
浑厚庄重的器身以及铭文，通过雕铸将它们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再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业的辉煌。盠方彝盠方彝铭文
盠方尊通高17.2厘米，口径17厘米，重2.75公斤。盠是西周中期人，受周王册封后，制作此尊，有铭文108字，以纪荣宠。此尊呈直线形的方体，四角各有一凸起扉棱，挺拔、庄重；尊口为圆形，上大下小呈喇叭状，形成外方内圆，方圆结合的新器形，尊的两侧有一对向上卷曲的象鼻形捉手，其位置安排与形象均十分妥当，是实用和美的巧妙结合；尊腹部正中饰一圆形涡纹，两边衬有直线和曲线组合的夔纹，主次分明；圈足填有带状窃曲纹，与腹部的主体纹饰相区别。颈部仍用夔纹，但面积和量却相应减弱，以免喧宾夺主。此尊在夔纹的空间又饰以云雷纹和地纹，使器物既丰富多样，又变化统一。盠方尊
这批珍贵文物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和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数十年来，不断向国人展出，同时也曾多次赴国外展览，得到社会各界以及世界各国人士的高度赞赏。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卡特来访时，在青铜驹尊前驻足良久，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OK”。旟鼎出土证史实
1972年5月28日是星期天，杨家村一队饲养员王双海、王五儿给饲养室挖土压粪时，一头下去哐当一声发现一件青铜器。当时传说神奇，有人说宝物出土时光芒四射，有人说夜晚还闪光有声，使这件事情更加轰动四方。器物是王五儿在半崖先发现的，王双海担粪回来，看了很惊奇，就一溜烟跑到大队告知党支部、生产大队。杨栓录书记带人把器物挖出抬回大队部，放在戏楼上，派了十几个基干民兵持枪看守，并向上级报告。6月1日，陕西省文管会派人前来勘察。随后省、市、县在杨家村召开了万人献宝大会。杨栓录、王双海等人抬着国宝在会场巡展。这一天，杨家村人说宝论宝，好不光荣。连附近岐山、扶风四邻八方的群众都赶来看热闹庆贺。会上给生产队奖励了一台2.8千瓦的电机，给王双海奖励了80元，因王双海房屋破漏还给其照顾了半方木材指标。因王五儿家庭出身偏高只给了30元钱的奖励。旟鼎旟鼎铭文拓片
这件青铜大鼎通高77厘米，口径56.5厘米，重78.5公斤。鼓腹，敛口，折沿，立耳，柱足，沿下和足上饰竖扉和饕餮纹。腹内壁铭文28字，大意是说：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lu)的三块土地收回，转赐给旟(yu)，但是旟要使用此块土地，必须要等师栌将其播种的庄稼收割以后才拥有使用权。旟为了记述自己的荣耀，特铸此鼎以示纪念。
旟鼎为立耳，三柱足，口沿下方饰有兽面纹，地衬细雷纹，耳外侧饰两条蟠龙。雷纹是一种带有方折角的回旋曲线，蟠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条像龙而只有一只脚的动物。这些都是青铜器上常见的纹样。
旟鼎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加之铸造时代明确，被公认为周康王时的标准器，是一尊著名的西周时期的国宝。考古学界泰斗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将大旟鼎铭文拓片调去研究，认为西周初期土地仍为国王所有。古人记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可信的。大旟鼎铭文的释读，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1985年淳化县重600余斤的大鼎出土以前，旟鼎一直是考古部门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青铜鼎。它出土后不久就被陕西省博物馆（原为碑林博物馆）收藏。2003年逨盘出土后，有学者将旟鼎归纳为单旟，认为是康王时期的器物，也就是说单旟鼎是单氏第二代先祖的遗物。逨钟出土多磨难
1985年8月25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杨家村砖场李全正、张乖乾等人在北坡取土，约莫正午，大伙陆续回家吃饭，一直在半坡挖土的李全正走得稍迟，最后两头竟挖出了一个圆柱状的金属物。起初，他还以为是炮弹，心里十分紧张，就停止了挖掘。惊恐之际，张乖乾正好来到土场，听李全正这么一说，立即爬到坡上。他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扒开器物表面的浮土，器物的轮廓显露出来，张乖乾随口惊叫了一声“宝哩咯”，其实，他们两人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西周青铜编钟，但知道此东西非同寻常。他俩商定：由李全正继续挖掘，并负责看护现场，张乖乾用架子车将东西运离现场。为了防止他人看见发生不测，器物装车后他们在表面盖了一层土，13件器物分三次拉运到张乖乾家里。这时，消息不胫而走，村民奔走相告，纷纷前来观看。其中，文物通讯员王宽礼也在其列，他遂向围观的村民宣讲了文物法令，并迅速将此事向眉县文化馆做了电话报告。
那天是星期日，文化馆正在值班的杨益民馆长接到电话。王宽礼告诉道，自己曾经在放映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纪录片中，看到类似的铜器。杨益民一听，惊喜之余更知事关重大正在焦急之时，文化馆文物专干刘怀君领着孩子刚从外地赶回，脚还没有踏进文化馆院子，就被挡在了门外。听杨益民馆长讲后，他立即骑着自行车，火速赶往魏家堡渡口。
时值8月下旬，渭河水流湍急，摆渡十分困难，刘怀君只能焦急地等待，同时心里在想着：由于王宽礼的身份以及杨家村过去曾出土过两批重要青铜器，出土编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到现场后应该如何来处置？他这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立即飞到杨家村。但苦苦等待三个多小时后，到下午6点多方才有船渡到对岸。这时，天空忽然下起了雨，尽管道路泥泞难行，自行车多次打滑摔倒，他还是咬牙摸黑来到了村口，见王宽礼已在那里等候多时。没有多说，两人便直奔张乖乾家里。此时，张乖乾家院中吊了一个500瓦的大灯泡，围观的群众很多。大件器物摆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小件器物摆在屋里的柜子上。为了确保文物，刘怀君向群众宣传了国家文物保护的法规法令，然后，拿手铲在器物的钲间轻轻刮了一下浮土，露出了“天子坙”3个字。灯光虽亮，但毕竟在晚上，起初，他以为是“天子王”，内心激动不已，但表面上仍沉静自如。他叮嘱张乖乾、李全正一定要保护好文物的安全，然后直奔眉站邮电所，请求值班人员拨打加急电话。可是县境内没有加急电话业务，刘怀君只能向对方表明是县文化馆的职工，有紧急事情要向单位领导汇报，请求急速接通。电话拨通后，刘怀君言简意赅地报告杨益民馆长道：“器物都是西周时期的编钟，共计13件，估计总重量有700市斤左右，应该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发现，但是现在放在村民家里极不安全，文物不能在此过夜，必须马上来人。”杨益民知道事关重大，急忙同县文教局文化股长汪积友联系，两人一起到县政府向正在值班的廉惠民副县长当面做了汇报。廉副县长指派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全友负责调集车辆，组织人员，要求尽一切办法，将文物及时、安全运回。同时，通知县委宣传部协助，宣传部干事杨茂生闻讯便一同前往。他们一行4人绕道蔡家坡，于午夜一点半到达杨家村。乡上领导和村支书杨栓录闻讯，即一同赶往张乖乾家里。经各级领导反复宣讲文物法规及有关奖励政策，两个发现人及村民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将13件器物逐一登记，逐件称重、装车，13件器物总重量680市斤。随后连夜运回县文化馆入库保管，此时已是翌日凌晨3点40分。
第二天，县文教局立即给市文化局电话报告此事，同时，打了专题报告，请求尽快拨出专项奖励经费。8月29日，市文化局副局长尹盛平率领全市文博单位领导及文物专业人员前来眉县参观，并强调要确保这批文物的安全，同时表态将尽快拨付专项奖励资金。
第三天，宝鸡市考古队张天恩和县文化馆文物人员一同到现场勘察，经调查证实，文物出土于一座窖藏内，窖藏开口于距今地表2.1米下，打破生土层。其上地层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厚30厘米；第二层为历年来水土流失堆积层，土质松散，呈颗粒状分布，土色黄褐色，厚140厘米；第三层系西周晚期文化层，灰褐色土，内含物不多，厚40厘米。采集到的标本有：骨铲、骨簪、陶豆盘、仿铜陶鬲等。窖藏开口于第三层，为一口小底大，长1.6米、宽1米、深0.9米的坑。据发现人李全正介绍，器物在坑内放置整齐，分上下两层，清理时在坑壁和器物上发现有芦席印痕。
10月底，市局拨来专项奖励经费2500元。杨益民馆长、杨茂生等人多次与杨家村村支书杨栓录协商表彰会的形式、奖金分配方案等问题。11月2日晚，县委、县政府在杨家村召开表彰大会，县领导孙继武、廉惠民、雒生芳及市文化局副局长尹盛平出席了大会。1986年元宵节，经县委、县政府领导批准，在杨家村古庙会上将13件器物进行展示。展示结束后，将文物装上车，在眉站街道巡展一圈，然后将文物安全运回县馆。
13件器物出土的消息传开后，省、市及中央和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陆续对此事做了大量的报道。1993年，国家文物局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文物精品展上，13件中的3件编镈入展。2002年，这3件文物又参加了在巴西举办的“5000年中华文明之光”文物外展，受到国外友人的高度称赞。文化部古音乐研究所著名研究员李纯一和西安音乐学院李建军等人专程到眉县对13件器物逐件测音，对逨钟的缺环造成的音节不全深感遗憾。
与此同时，在宝鸡市考古队技工李永忠协助下，眉县文化馆对器物做了除锈、拓印工作。13件器物，从其形制、纹饰看有早晚之分，可分为4组，其中有铭文的4件。
甲组：云雷纹钟2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有别。无铭，钲、鼓、篆间饰云雷纹，四周围串以联珠纹。舞部素面，旋间饰4个乳钉，有干，无衡，甬空与钟腔相通。
乙组：逨（lɑi）钟4件。3件个体较大，器物纹饰为：舞部饰云雷纹，篆间窃曲纹，鼓部蟠螭纹，鼓右饰一大鸟纹（经测音证实有大鸟纹的为两个音节，否则为单音节），旋上饰云雷纹，枚分平顶和尖突形两种。在左右两鼓和钲间有129字的通篇铭文，3件器物铭文一致，只是在个别用字上略有差异，诸如“孝”“考”两字存在混用现象。1件个体很小，在钲间和左鼓部刻有铭文，是通篇铭文的最后17个字。这说明这组逨钟绝对存在较大缺环。
丙组：窃曲纹钟4件。两大两小，舞部、篆间、鼓部均饰窃曲纹，鼓右各有一大鸟纹，平顶枚，无衡，甬空与钟腔相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