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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1 2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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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之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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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慎明“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各界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我们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例如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介绍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这套丛书,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接受这一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思考。可以说,又一阵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行不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我们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2年7月15日

引言

发生在1917年11月(俄历10月)的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过去整整95年了。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揭开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崭新一页,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理论变为现实。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1922年起称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经历了74年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胜利与辉煌,也有过艰难与曲折,最终于1991年末黯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发展进程中的这一历史性悲剧,令一些人重新提出一个老问题: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列宁策动的一次脱离实际的超前行动?国内外有些人认为,苏共演变和苏联解体的主要根源在于十月革命。在他们看来,由于俄国的生产力落后,因而十月革命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所以苏共和苏联的垮台有其必然性。有些人还提出要重新评价当年列宁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导人如考茨基等人,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等关于十月革命条件是否成熟的争论。这是完全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政治立场上说是反共、反社会主义,从学术上说是对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出的重大发展的无知。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十月革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场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本身,以及苏联在历史上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早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解体是苏共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它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挫折。这一挫折尽管严重,但丝毫不能抹去十月革命的历史光辉。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95年前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发生的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并对它的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吧。

一 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

1.俄罗斯帝国的面积、人口和民族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据1916年的统计资料,全国(不包括芬兰大公国)面积约为2180万平方千米(约为世界人居陆地的16%),是中国的两倍还多;人口约为1亿8150万,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0%。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共有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民族,其中俄罗斯人仅占43.4%,而非俄罗斯人占56.5%。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乌克兰人,约有[1]3340万人。白俄罗斯人较少,约有740万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都属于东斯拉夫人,大都信奉东正教,语言也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同文同种。此外,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少数民族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他们大都信奉天主教。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三个少数民族是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多数格鲁吉亚人则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基督教,与东正教相近。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少数民族是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11个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在18~19世纪被陆续并入帝国的。除上述少数民族外,还有几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摩尔多瓦人、主要居住在喀山地区的鞑靼人,以及犹太人。摩尔多瓦人信奉东正教,鞑靼人信奉伊斯兰教。犹太人是最受歧视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人数虽多(19世纪末约有500多万人),但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里,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手艺。

2.俄罗斯帝国虽然已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西欧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在1861年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才较快地发展起来。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俄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在经济上比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14年,全国国民经济收入只占世界国民经济总收入的7.4%,落后于美、德、英三国,按人均计算,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8~1/5;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8%,落后于美、德、英、法四国,人均产值仅为这些国家的1/10~1/5,而且技术[2]水平、生产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它们相比。俄国的城市人口大约[3]300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而且大约1/3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居住在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主要从事小商业和手工业,他们更多地与农业有联系,而与现代工业的联系不大。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在农村仍然保留着贵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据统计,1900年俄国全国资本中47%以上是外国资本。它们几乎控制了当时俄国所有最重要的工业和金融业部门,例如电气工业总资本的90%是由外国控制的。沙皇政府还向外国大举借债。1903年,俄国的外债超过30亿卢布,1914年增至60亿卢布。因此,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很差。

革命前的俄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沙皇专制统治。沙皇是帝国的主宰。全国内政外交事务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少数民族的境况更糟。所以沙俄帝国被称为“各民族的监狱”。

3.沙俄帝国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当时的沙俄帝国存在着以下几种严重的社会矛盾。

第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彼得大帝执政以来,俄国在经济上适度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形式,但在政治上固守沙皇独裁统治。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但上层建筑却基本上保持着封建专制统治。于是,先进的生产力与陈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第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近60%,俄国从总体上说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是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俄国的封建关系具有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封建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超经济剥削和人身迫害。因此,俄国农民奋起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此起彼伏,经常不断。进入20世纪后,这种矛盾和斗争还在继续发展。

第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初,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数千个企业停产或破产,10多万工人遭到失业。因此,工人阶级奋起抗争,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罢工浪潮,许多罢工还提出带有政治色彩的要求。

第四,民族矛盾。俄国存在的一百多个民族,除了俄罗斯族以外,许多少数民族是被沙皇俄国征服和并吞进来的。沙皇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不仅从精神上歧视、侮辱各少数民族,而且对他们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使这些民族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处境非常凄惨。所以,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许多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怀有很深的仇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

总之,沙皇俄国是带着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进入20世纪的。后来,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沙皇俄国又铤而走险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事与愿违,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缓解这些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反而将这些社会矛盾逼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最终点燃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4.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横空出世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与两个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另一个是弗·伊·列宁。

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建立了俄国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散发到俄国各地。普列汉诺夫本人还撰写了一系列著作,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最著名的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等。这些优秀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贡献还在于它在1883年和1885年先后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二个纲领,受到了列宁的称赞,为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正式纲领打下了基础。

列宁对建党的贡献首先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没有这种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建立不起来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列宁移居首都圣彼得堡,开始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还结合俄国实际写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如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列宁还论证了在工人运动中注入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1895年,列宁将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不仅组织了工人罢工运动,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工人阶级实现经济要求与反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列宁称作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结合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1898年3月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并通过了一系列建党原则,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大会还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首先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同时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言》强调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解放者阶级”,它将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然后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4]利”。不过,党的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沙皇政府破坏了,各地的党组织也被陆续打散了,党的活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5.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

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俄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其特点是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日益增多。统计资料表明,在1900~1902年,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在总罢工数中占20%,到1903~19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0%,工人们还普遍要求把5月1日宣布为自己的节日。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当时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它认为,工人只需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而政治斗争,除了争取劳动立法外,则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运动自己能够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不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基于以上两点,“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列宁于1902年4月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对“经济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是要根本消灭迫使自己出卖劳动力的剥削制度。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手段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打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工人运动中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靠外面灌输进去。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就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因此,列宁认为必须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时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列宁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和党的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认为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的两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5]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就是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本书中说的。

列宁不仅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还努力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尽快恢复党的活动。

6.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定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会上,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党的联合组织,像在党的一大上那样,提出要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自治组织。这实际上是要在党内搞联邦制。列宁及其拥护者坚决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必须按集中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这是关系到在多民族国家里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不能妥协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解放而斗争的组织,如果在党内强调民族特征,必然会削弱它的力量。最后,这一提议以46票反对,5票赞成被否决。代表大会经过逐条讨论,最后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持的《火星报》提交的党纲草案。在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些代表反对在党纲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西欧各国党的纲领中都没有提这一点。此外,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也进行了争论:一些代表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另一些代表表面上不反对民族自决,但同时又提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企图以此取代前者。还有一些代表不同意把农民问题列入党纲。他们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工农联盟。结果,这些意见都被否定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明确地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代表大会在讨论和制定党章时,《火星报》代表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列宁提出的党章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一个党的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火星报》的另一位代表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必需条件,但不认为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列宁认为,党员如果不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只能是一个松散的议会党。马尔托夫的条文基本上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中搬来的。由于一些不坚定的《火星报》代表的支持,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不过,在讨论党章的其他部分时,列宁提出的原则和条文都得到了通过。

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当选为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委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但马尔托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拥护列宁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反对列宁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6]克”)。这样,党在二大结束时便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7]维克”两个派别。

总的来说,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党章,特别是在党纲中写上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在俄国出现了一个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是这一新型政党的主要缔造者。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8]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其成立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党的正式名称曾多次变动。在1903年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以后,党的名称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布尔什维克)”,以示区别,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从此,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多了一个别名——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别名一直用到1991年苏共瓦解为止。1918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为“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后,在1925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最后,1952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把党的名称由“全联盟共产党(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注解:[1] 参见〔俄〕达尼洛夫、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2002年俄文版,莫斯科,第5页。[2] 参见〔俄〕达尼洛夫、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第7页。[3] 圣彼得堡(又称彼得堡),始建于1703年,1712~1918年为国家首都。1914年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原名圣彼得堡。[4]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5页。[5]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第23、24页。[6]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二大以后不久变为孟什维克。[7]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当时是一种打上引号的称呼,后来变成了党内的日常用词。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也接受了这一称呼。[8]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页。

二 “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1.“流血星期日”

1905年1月16日,首都圣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要求恢复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四名工人的工作,遭到厂方拒绝。工人便开始罢工,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圣彼得堡委员会号召全市工人起来声援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罢工迅速扩大到整个首都。到1月20日,罢工人数已达到15万人。

1月22日(俄历1月9日),大约有14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高举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唱着祷歌,手捧工人群众签名的向沙皇的请愿书,列队向沙皇政府所在地冬宫行进。工人在请愿书中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土地转交给农民、保证各种政治自由、实行大赦和选举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这些要求部分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最低纲领,但争取这些要求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幻想。沙皇政府不可能因此而实行民主改革。

布尔什维克党并不赞成向沙皇和平请愿,而且知道这种做法有可能遭到危险,但是为了支持群众和宣传群众,决定派一批党员参加这次和平请愿。

当工人群众向市中心行进时,沿途已经布满了军警。队伍受到了多处堵截。下午2时,当和平请愿队伍进入冬宫广场时,根据沙皇的命令,警察和宪兵开始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哥萨克骑兵队还向工人乱砍乱杀。工人的鲜血染红了积雪的广场。在这场血腥屠杀中,共有1000多人被打死,5000多人受伤。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星期日,所以俄国历史上称之为“流血星期日”。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是冬宫广场血腥屠杀的目击者。他怀着十分愤怒的心情,当即写下了《告全国人民和欧洲舆论界》呼吁书,揭露沙皇军警残酷镇压工人群众的暴行,激励人民起来与沙皇反动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惜呼吁书的手稿被沙皇政府发现,高尔基因此被捕入狱。“流血星期日”事件发生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正在国外。他正确地估计了这一事件对俄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觉醒的重大意义。他在日内瓦秘密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刊《前进报》上发表了《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其中写道:“无产阶级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个月、几年都受不到的。英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现在已经响彻全俄国。”“我国工人阶级英勇开始的推翻俄国[1]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2.“苏维埃”一词的来历

“流血星期日”使工人们开始认识到沙皇和沙皇政府的本质,看到了沙皇不是他们的保护者,不能靠沙皇的仁慈来实现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民主自由。工人们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要沙皇了!”他们开始武装起来。

5月下旬,在拥有数万工人的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爆发了长达72天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出现了由选举产生的市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罢工的领导机构,后来又成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苏维埃”这个词是俄文“COBET”的音译,是“会议”或“委员会”的意思。这次罢工中出现的苏维埃,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组织。在150名委员中,有50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著名的红军将领伏龙芝便是当时的领导人之一。继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之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从它出现开始,就显示自己的巨大力量和作用。它后来又发展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最后成为苏联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3.资产阶级政党粉墨登场

为了制止革命运动,沙皇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两手。在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还以召开“国家杜马”来欺骗舆论和人民大众。1905年8月,沙皇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按规定,国家杜马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机关,没有立法权。布尔什维克党宣布坚决抵制这样的“杜马”,资产阶级自由派也表示不满,因而布里根杜马很快就胎死腹中。10月,在革命发展达到高潮期间,沙皇被迫发布了由即将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伯爵起草的宣言,历史上称为《十月十七日宣言》。它承认未来国家杜马的性质为立法机关,并允诺给人民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和扩大选举范围。《十月十七日宣言》发布后,资产阶级自由派欣喜若狂,纷纷表示欢迎。为了准备参政,他们急急忙忙组织政党。就在这年10月,“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宣布成立。1906年1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党最终形成。立宪民主党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主,领导人是著名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等人。立宪民主党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主张对旧的政治制度进行改良,实行“三权分立”,把俄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立宪民主党人有5万~6万。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十月十七日同盟”(简称“十月党”),成立于1905年11月,成员主要是大工商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和罗将柯等人。古契柯夫出身于大企业主家庭,从1902年起任莫斯科贴现银行行长。这个党比立宪民主党要右一些,主张以《十月十七日宣言》为基础,把立宪和专制政体结合起来,尽力挽救君主制度,并且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该党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大约有75000名党员。

4.列宁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在1905~1907年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孟什维克认为,这次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农民是反动的,不可能支持革命。党必须努力不使资产阶级因为群众的革命行动而退出革命;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将来的事情,因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布尔什维克认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运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要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俄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特别是由于它的利益与地主阶级和沙皇统治的一致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随着革命的进展,资产阶级将日益与沙皇政府妥协和勾结而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主要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动力,因为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地主的土地和摆脱沙皇专制统治的压迫。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一方面要建立和紧紧依靠工农联盟;另一方面必须孤立和排挤时刻准备与沙皇统治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关于革命的基本手段应当是群众性的罢工和武装起义,这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也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

为了制定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5年4~5月在伦敦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党内的孟什维克派拒绝参加大会。他们在瑞士日内瓦单独召开了代表会议。党的三大对已经开始的这场革命的性质、目标、动力、领导权、发展前景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共识。大会结束以后,列宁于1905年7月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文献,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05~1907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革命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懂得必须在自己的革命政党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团结一致起来斗争,才能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工人群众在革命期间创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是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而且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萌芽,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列宁把1905~1907年革命称作是1917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他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2]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注解:[1]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第185、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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