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郜若素（Ross Garnaut）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试读：

Ross Garnaut：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墨尔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教授，堪培拉。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堪培拉。

Dwight H.Perkins：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彭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苟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陆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Huw McKay：西太平洋银行，悉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堪培拉。

Rod Tyers：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珀斯。

Ying Zhang：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珀斯。

Tsun Se Cheong：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珀斯。

周伊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堪培拉。

李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

孟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堪培拉。

Christine Wong：牛津大学，牛津。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

余静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

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Jane Golle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堪培拉。

张永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Simon Wensley：力拓能源集团，布里斯班。

Stephen Wilson：力拓能源集团，布里斯班。

Jane Kuang：力拓能源集团，布里斯班。

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李坤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施炳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中国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新战略：责任与启示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政策和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于提高中国社会的增长绩效、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都很有必要。成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变革的内驱力之一。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及真实工资迅速上涨给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资源和收入分配、自然环境、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与国际资本流动等都有所变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在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引发了上文所述的种种变化，而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改革亦会改善现状，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更加公平，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变化既全面又深刻，所以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考虑这些变化。本书指出了无节制投资扩张型增长模式的不足之处，并阐释了传统增长模式是如何过渡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

本书展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后续的章节介绍了对于这类理论创新的深刻见解，并指明了理论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互动模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一个经济体一旦踏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就永远不会停下增长的脚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让中国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道路，使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经济。自此以后，中国就沿着改革道路不断前行。

改革快速而持续地进行着。每年的改革都会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藩篱，出台富有挑战性的新政策，提出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及促进经济活动的新模式。虽然改革是连续的，但如果我们从全局角度回顾过去的改革路线，就会分辨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策和结构上的转变。转变之后，国家发展才会迎来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在这六年中，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第二个阶段是1985～2011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无节制的投资扩张。第三个阶段始于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将朝着现代经济转型。

在经济制度方面，有两大创新为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铺平了道路。这两大创新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产品价格制度的变化改善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也使中国的制度改革更加顺畅。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日趋平等的分配制度为更普遍意义上的市场导向改革和更深远的城市经济制度改革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伴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进行，并为日后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外贸易、国际投资、金融体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的酝酿期和孵化期。从更基础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重建以及党的建设和公务员的全面改革等，都是未来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形式主要是经济转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无节制的扩张，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工业投资被放到了首要位置，投资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甚至在21世纪最初十年达到了50%左右，如此高的投资比例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出现的现象主要有：储蓄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储蓄被用于国内投资；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工资的增长幅度却不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工业出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起先出口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其技术含量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复杂的、资本密集度高的元素成为产品链条中越发重要的一环；钢铁和能源的使用更加广泛；等等。以上这些现象对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失衡、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平配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可以使我国从低起点迅速赶上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在商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等方面的不断深化与融合。

无节制投资扩张的诸多特征也在相互作用。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稳定的真实工资率提高了利润，而收入中储蓄份额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得投资份额日趋增加，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1985～2011年，无节制的投资扩张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早年（1985～1992年）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国际化的经济增长寻求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基础。

集体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村镇企业，是早期中国工业产出快速提高和就业率增长的关键力量。自1992年起，私有制经济代替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而其中一些私有制经济体，是由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私有化改革形成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中国经济又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此时，无节制的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对中国而言就十分重要，它使中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势头。然而，这种政策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在21世纪的头十年，大型国企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私营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力量被削弱。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活动。1992～2011年，中国的产出增长就一直十分强劲，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这也是历史上最强劲的可持续增长水平，其增长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自二战后到1973年的那段辉煌时期。从人均收入来看，无节制的投资扩张也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逐渐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总储蓄额和国际投资盈余。同时，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额。按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中国在几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主要汇率换算，中国在2020年前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中国依靠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过21世纪最初十年的发展，这种方式已经接近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经济接近极限水平的种种前导指标中，平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临界水平。过去，在这一水平上，其他东北亚国家都经历了增长模式和增长率的变化。截至2009年底，中国按真实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情况十分类似。而几年后，日本的经济就逐渐从迅猛增长过渡到缓慢增长。

从大约2004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产出增长的幅度，这给传统增长模式带来极大的挑战。2012年，劳动年龄段人口开始减少，这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国际经济环境对传统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利。虽然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经常账户盈余超过了GDP的10%）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引来了大量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批评。批评人士没有注意到，尽管其他国家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但正是由于中国的巨额盈余，才使得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得以维系。在金融危机后，尽管新兴市场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地理版图上的扩张，但老牌工业国家增长放缓却使中国的出口扩张机会大大减少。

截至2009年底，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已接近社会和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极限。城乡差距、普通劳动者和资本与权力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为日益活跃的大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为了城市建设而强行征用农民土地，也是无节制投资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国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导致中国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遭遇外交困局。2013年初，中国社会也逐渐开始关注国内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在2012年全年及2013年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公众对政府腐败的长期关注将会是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原因，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助长了公共权力使用方面的腐败。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从21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中国的学者和部分有思想的官员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人们对中国发展的期望逐渐提高，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虽然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并没有走到尽头，投资扩张在几年之内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走上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如果转型太晚，中国改革的压力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本书的几位作者观察到，自2004年起，经济力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变）倒逼中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结构改革。逐渐上涨的真实工资和真实汇率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中国的决策机构和政府高层也更愿意适时加入关于推进改革的讨论，以便更好地进行政策调整。

因此，中国进入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时代，向着先进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工业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份额逐年下降，二是用于扩大教育覆盖面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投资越来越多，三是消费和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逐渐增大，四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五是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快速的结构改革。

这些改革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已显著降低，资本集聚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如果必要的体制改革能够促进经济转型，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但这可能会使当前的产出平均增长率比过去依靠投资发展的时期低2～3个百分点。

经济制度方面的必要改革要求限制使用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强化公共财政制度，中国才能避免经济衰退。这意味着将面临可能出现的增速下降，尽管人们希望政府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避免衰退，但由于刺激措施将增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因此政府会逐渐接受适度的经济周期下行，而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的刺激手段。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宜居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更多的关注：节能减排成为“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

虽然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政策目标，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仍需采取多方面的行动，还要出台大量强有力的政策。自2008年起，实际工资的上涨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书提供了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卫生、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数据。数据显示，政府对以上几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以官方数据衡量的不平等程度也开始下降。

对于在中国各地的人们来说，政府愿意接受新经济增长模式十分重要。本书将试着对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特征进行研究。二本书的结构

在朝着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新增长模式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对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有效建设。Dwight Perkins为本书将在之后呈现的内容打下了一个理论基础。

Perkins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部分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再从本质上修改一部分制度，最后还要替换余下的制度。此外，中国的监管体系也要做出重大的改革，因为监管体系涉及政府经济决策、法律体系、土地所有权以及政府收入来源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体系。

此外，Perkins还指出，目前政治体制安排的许多特征都导致大面积的腐败，这将威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领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对生产力的强劲增长也十分重要。如果经济转型能使中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十分有必要。这些重要改革包括处理好城镇化、社会福利制度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金融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等制度安排方面的进一步改革。

中国已经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并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Perkins仍然指出，调整基本面上的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要比单纯废除旧制度难得多。这一过程需要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收入将会上涨，经济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进而导致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放缓。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把中国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新模式称为“新常态”。他们在本书的第三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转变已经起步。经过一系列评估后，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潜力已从21世纪最初十年每年10%的增长率下降到2010年后6%～8%的年均增长率。过去，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顺差是最大的，而现在，中国的顺差正逐渐减少，慢慢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中国经济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消费占GDP的比例较低，二是以基尼系数为指标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长期以来，人们都不希望看到上述两种现象，也都普遍认为这两类现象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消费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是中国经济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的原始驱动力。近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显现，由此也使工资迅速上涨，随后又引起了当下中国经济向着“新常态”转型。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的结构却在向新的均衡状态调整。几位作者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该着眼于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还应有所转变。过去，政府通常直接参与支持生产和投资的活动。现在，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几位作者的结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中国十分有必要，可以帮助中国完成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和陆旸认为，随着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的减少，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减少。他们预计，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2%；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下降至6.1%。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经济改革的范围，尤其是发展新兴经济领域，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作者还提出了两个模型，说明劳动力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提高GDP潜在增长率。基于这一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一直下降。

在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严重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旧模式中走出来。现在，中国应通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新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接受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在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时期，政府习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时期，政府就必须停止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扩大公共投资。新的政策应该通过调整供给面因素来促进增长，而不是调整和管理需求面。

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

在第五篇文章中，Huw McKay和宋立刚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而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过高，城市化程度过低，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依赖出口的程度又太高。他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中的某些方面，不利于把对环境的破坏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不利于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

接着，Huw McKay和宋立刚概括了政策方面有待改进的地方。只有通过政策改革，中国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加快金融改革来减少要素市场的扭曲；二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和服务流动；三是继续推进基于市场定价的能源价格改革；四是向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环保税；五是优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其次才是满足工业产能投资；六是着眼于长期财政政策，其中，长期财政政策对整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决策十分重要，而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理顺资源分配关系也很有必要。

最后，McKay和宋立刚得出结论：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高目标是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并通过拉动内需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从根本上说，这些目标是互补的。他们也提出，尽管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框架，以尽可能实现这些内在互补的目标，但是，在这些政策框架中，某些政策和制度改革领域必然存在政治斗争。其中，市场竞争政策受到的政治阻力最大。

中国的高储蓄为巨额的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除去国内投资，中国的巨额储蓄还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要融资来源，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率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官方语言都为英语。在第六篇文章中，Rod Tyers、Ying Zhang和Tsun Se Cheong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降低来自家庭、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储蓄。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更加依赖内需推动增长，那么，中国用于国际投资的超额储蓄将会减少。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消费的增加会减少家庭储蓄，寡头利润的减少及金融的发展将减少公司储蓄。近期，省级债务的增加也削减了政府储蓄。与此同时，日本的储蓄率也在下降，“亚洲储蓄过剩”的时代就此终结。最终，全球的借贷成本都将被推高。尽管最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借贷成本暂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借贷成本升高的大趋势难以阻挡。

中国的储蓄减少将导致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量减少。

随后，Tyers、Zhang和Cheong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美国资本市场及投资的影响。美国融资成本的上升最终无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北美洲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强化了财政纪律，以便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伴随着全球总储蓄额的下降，强化财政纪律也减少了出现赤字的国家的融资需求，但同时也减轻了中国总储蓄额下降对全球私人投资的影响。然而，如果不强化财政纪律，那么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又会在老牌工业国家中卷土重来，量化宽松政策也会随之停止，全球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紧缩。

从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中国将越来越关注其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寻求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目前并不是正确的投资时机。

中国越接近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前沿，创新就对中国越重要。在第七篇文章中，周伊晓讨论了制度怎样影响中国的创新能力。通过对企业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她发现，制度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分析表明，如果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活动的主体，那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设定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周伊晓还指出，要想使中国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参与全球科技研发，为全人类的科技和知识进步做出贡献，第一步就是要改进国内的制度安排。

在1978～2012年的改革期中，农业部门的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八篇文章中，李周回顾了过去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并讨论了农业部门如今面临的挑战。他认为，通过深化农业改革（包括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改革），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给农民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护，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改善食品消费结构，减少农业资源浪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政策手段，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完全可以处理好来自农业部门的挑战。

李周还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农民、农村和农业相关的领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的农村正进行着迅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也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运作方式。最后，李周给出结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重点考虑完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市场交易体制，同时要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性的基础上，为迁入城市的农民和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应当顺应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而不应背离农民的意愿，这样的政策才会有助于经济转型。另外，更加民主的地方管理手段也将有利于农村今后的发展。

在第九篇文章中，孟昕使用“中国城市与农村移民项目调查”所提供的农民工收入和人口数据，来描述过去十年城乡间人口迁移的重要特点，并讨论了未来中国应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从数据中得到的结果表明，尽管已有将近30%的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工作，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城市的新增劳动力仍然来自农村人口。留在农村的人是否迁往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挡住了很多人迁往城市的脚步。即便这些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他们也只是停留平均8～9年。如果他们的停留时间能比现在多一倍，城市里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就会比现在多一倍。孟昕的另一项发现是，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迁到城市的第24年达到峰值。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停留时间远远不足24年，这意味着延长农民工的停留时间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停留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政策所影响。虽然身在城市，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极长。这也间接反映了农民工得不到较好的劳动保护。同时，工作时间过长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改革，应当被予以重点关注。

在第十篇文章中，Christine Wong研究了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现状，并讨论了如何提高财政总量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诸多政策建议中，她着重讨论了公共债务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如何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的。Wong重点关注了亟待改革的两个重要领域，一是长期存在的预算外资源漏洞和分散的预算控制权，二是公共投资过度的趋势。改革在这两个领域内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Wong长期关注以上两个领域。她发现，目前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的根源在于财政体系脆弱。她建议中央政府收回宏观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地方政府发债的基本制度框架，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和投资需求，同时引入监督和管制体系，要求地方政府汇报负债情况。

Wong也建议中央政府严格财政纪律，把监管预算的权利和责任分派给一个专门机构。财政部是最适合承担此项任务的机构。这些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需要高层领导人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以便调整中央机构间的权力分配，使财政部能够完全负责监管各类财政资源。同时，也应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政治支持，提高它的政治地位，使它真正发挥监督政府预算的作用。毕竟，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力。

改善经商环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这可以极大地增加私营企业对于提高生产力的贡献。在第十一篇文章中，王小鲁、余静文和樊纲使用四组企业调查的产出数据，来解释近几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和省际差异，并得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总体上看，2006～2012年，中国的经商环境还是有所改善的。

他们也指出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经商环境改善的因素。例如，在抽样调查期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有企业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产生了正常的商业信贷需求，损害了非国有部门的利益。受调查的公司主要对政策的开放性、公平性和平等性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主要问题包括政策和政府管理的不透明，以及政策实施时的不平等，或者更一般地说，不同企业受到的待遇不同。几位作者还发现，与垄断部门相比，市场竞争越激烈的部门，经商环境就越好。

王小鲁、余静文和樊纲也指出了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歧视性对待。这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和表现有不利影响。他们得出结论：对于不同等级的政府而言，通过政策改革来改善经商环境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也有助于中国政府实施新经济增长战略。

在第十二篇文章中，陈诗一和Jane Golley估计了1980～2010年期间，38个工业部门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模式，并借此评估了中国工业是否在这些年走上了低碳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如果计算生产力时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会显著下降。1980～2010年，无论是从总体上考虑，还是从主要的经济部门考虑，技术进步都显著地影响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技术进步的速度就在稳步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前期，但在此之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就开始连年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生产绩效的增长率一直在波动，但总体水平较低。不论是从整个时期来看，还是从各个子时期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大多数部门及总体上均为正。

但是，陈诗一和Golley也指出，2003～201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很慢（增长率远低于50%，而50%通常被认为是向可持续增长转型的信号），甚至比之前十年还要慢。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工业似乎在绿色化的道路上走错了方向。2010年是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的最后一年。作者看到了中国的政策转变和结构调整，并在文章末尾推断出，中国具有“绿色工业化”的希望。

在第十三篇文章中，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认为，绿色增长将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张永生还曾负责过国务院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绿色增长。在中国，推行绿色增长的主要阻力有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扭曲，二是制度不健全。在寻求建立绿色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具有老牌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帮助中国跳过旧有的发展模式，直接进入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张永生还指出，所谓绿色增长，就是要通过创造全新的环保产品市场、加大研发力度和资金投入、改变消费模式等措施，使经济产出增长走出依赖物质资源、碳排放和破坏环境的老路。

张永生的绿色增长概念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核心理念：一是经济增长不能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环境恶化，二是绿色化道路自身就是增长的源泉，三是绿色化道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一部分。为了抓住向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型的机会，中国应当鼓励传统部门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同时大力支持新兴绿色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与很多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汇率市场化改革、更严格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他还警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机遇之门将向中国打开，如果错过这些机会的话，中国将在走向绿色工业化之路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第十四篇文章中，Ross Garnaut描述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进步，那就是中国走出了依靠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来提高经济产出的怪圈。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能源消耗过高和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这些传统经济增长的特征，使得中国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国内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指责中国加重了全球变暖的趋势。在中国经济日趋扩张的过程中，资源消耗过高、过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等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担忧。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源主要面临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中国的能源使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二是中国依赖能源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迄今为止，中国还是使用传统经济的那一套方法来完成能源方面的转型，包括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关停高耗能企业，制定能源使用和排放的省级和地方性强制标准，对高排放和高耗能的企业征收高价资源使用费，对低排放企业的投资给予可支配的补贴和其他支持，对低排放、低耗能的企业在投资审批方面予以照顾，同时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扩大投资。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能源问题，并积极探索基于市场机制和碳外部性定价的能源干预措施。政府正在尝试取消化石燃料在运输和定价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在两省七市试行排放权交易体系。政府也在重新修订资源税税则，以此来改变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的模式。财政部也开始研究征收碳排放税的可行性。这些政策很可能都会成为将来中国能源和温室气体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尽管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开始时，政府确立了节能减排的雄伟目标，但是，直到2012年，人们也没有在经济增长数据中看到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有明显改善的迹象。2012年，通过经济转型，中国有可能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因此，如果要划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那么我们可以把2011年视作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的最后一年，而把2012年看作向现代经济转型的第一年。这种划分方式对于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也十分有用。

中国在改变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也转变了在抑制全球变暖方面开展高效率国际合作的方式。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在巴黎举行。Garnaut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经验，将为全球减排目标奠定基础。

最近，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中国仍处在中等发展水平上。在第十五篇文章中，Simon Wensley、Stephen Wilson和Jane Kuang描述了中国能源政策的三难困境。所谓三难困境，是指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减小能源使用成本和减少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这三者难以同时兼顾。

Wensley、Wilson和Kuang指出，在世界各地，解决三难困境对于能源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项重要挑战。他们研究了有关三难困境的四个案例，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中国核能的成本革命、美国非常规油气技术革命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关闭30千兆瓦机组的挑战。

在研究了这些背景案例后，几位作者讨论了中国在资源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他们强调，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为了平衡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铀燃料的供应，能源进口份额越来越高。他们同时研究了能源领域的新兴技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其中的许多技术。这些技术将有可能转变能源的供给和使用方式。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展以及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交通运输电动化，都算作新兴技术的一部分。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定能源政策时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能源政策的三难困境在中国也越来越突出。不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的能源进口依赖度越来越高。可以预计，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中国面对如此多的挑战，但几位作者仍然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将降低能源密集型工业的比重，同时增加高附加值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与能源需求之间存在强烈的线性相关关系，而经济结构改革将减弱这种相关关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高新技术，将使能源需求增长率趋于平稳。

在第十六篇文章中，王碧珺、余淼杰和黄益平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他们使用2006年和2008年浙江省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少的公司更有可能追求高的ODI，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将利用ODI来扩大投资。高生产率不会减轻融资约束对参与ODI的负面影响。三位作者认为，如果融资约束问题无法解决，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中国私营企业，可能将失去ODI的机会。中国ODI的质量和回报率都将受损，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前景和声誉也将受到影响。

在第十七篇文章中，李坤望和施炳展对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检验，并讨论了它们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有两大特点：数量多、质量低。这一产业的出口增长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二是委托加工贸易的数量，三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委托加工贸易的增多，提高了产品数量，但降低了产品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政府政策则起着相反的作用。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在数量上的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污染和破坏了环境。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高质量应成为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的核心特征。

两位作者希望中国的出口部门更加关注质量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关注数量。他们认为，面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挑战，出口部门的转变与中国政府采用的新经济增长战略相一致。

总体上说，中国正在经历从无节制投资扩张到建立现代经济基础的大转型。本书主要讨论了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经济转型过程还处在早期阶段。中国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本书前几章所讨论的制度和法律层面。本书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截至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能说“还算顺利”。（孟亦佳 译）适应新发展模式的制度安排Dwight H.Perkins引言

如果中国的经济和人均收入要继续赶上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需要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应区别于过去30多年在中国占主导的发展模式。过去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包含四个内容，前三个内容贯穿于过去30年，而第四个内容则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第一个内容，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和集体农业解体，并被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主导的经济体系所取代。第二个内容，实施对外贸易，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业出口快速扩张。制造业部门中最具活力的是国内外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最初属集体所有，但后来大部分都被私有化。第三个内容，随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劳动力工资长期处于低位，从而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保持竞争力。

第四个内容，大致开始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扩张，城市住房投资也迅速扩张。这种变化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残留的苏联模式的最后一个主要特征，即忽视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第四个内容不仅迫于中国住房和交通状况薄弱的现状，也迫于中国经济劳动力过剩的现状，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为了维持GDP[1]的高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得不大举提高。

这些与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的主要内容造就了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的GDP和人均收入，并在很多方面使中国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然而，制度变迁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制度的解体和一些管制措施被部分取消，例如，曾被用来限制城乡居民流动的居民登记体系（户口）。但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和户口等管制条款还没有完全解除，留下了大量的监管控制残余。政府官员控制着这些管控规则，政府官员身上保留了很多旧体系下的自由专断。

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不同的体系来管理经济。这个体系可以以一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制度为基础建立，但是很多其他继续管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制度需要被取代或是大幅修正。笔者将着重论述这些制度中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两个领域，并简要讨论第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涉及很多相互关联的制度，包括监管体系；政治体系的本质，因为它涉及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法律体系；土地所有制体系；等等。这些体系，正如它们现在运行的那样，造成了大量的腐败，这些腐败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二个相互关联的制度领域包括城镇化、社会福利体系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表述，笔者将第三个领域称为“技术性制度”，包括金融体系现代化，工程和科学研发稳定提高并扩大，教育体系持续升级，以及其他为了维持生产率高速增长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一监管、政治、法律和腐败

苏联模式中央计划指令经济的解体留下了大量的残余，影响着中国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公共活动还是私人活动。例如，获得修建工厂或者办公楼的土地的审批权由地方政府控制；大规模的投资必须获得国家计划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较低规模的工程也必须获得下级计划机构的批准；电力使用受到监管，其他公共设施的使用也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当然，有些法规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以确保一座建筑对其使用者来说是安全的，确保企业对它们的员工是公平的，确保工厂不污染周边环境。

过去10年，世界银行试图设计出一套方法来估算在各个国家经商的难易程度。2013年，世界银行将中国排在185个国家中的第91位。排名本身看起来并不算很差，但是低于中国10位左右的国家包括赞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基本上被视作高腐败和难以经商的地方。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已经显著改善了其监管环境——中国在监管环境改善进步较快的50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世界银行，2012：9）。中国在合同执行、产权注册和跨境贸易（关税）方面排名很好，或者还算不错（排名分别为第19位、第44位和第68位），但是在获得信贷（第70位）、破产清偿（第82位）、投资者保护（第100位）、电力获得（第114位）、缴税（第122位）、设立公司（第151位）以及处理建设许可证（第181位）等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或是相当糟糕。鉴于中国在21世纪最初的12年进行了大量的项目建设，最后一个排名让人很震惊。

中国在建设许可证发放方面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五个国家之一，但却是近几年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建筑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两者之间看起来很矛盾。在中国，需要长达270天的时间才能获得许可证（而新加坡只需要26天），需要长达28项的程序（中国香港只需要6项）。虽然，在中国，获得许可证的时间远低于最差的10个国家（从莫桑比克的377天到海地的1129天不等），但是，中国在审批程序数目这项指标上垫底，在这些指标上表现最差，只有9个国家的程序多于中国。在中国，获得许可证的成本也很高，是其人均收入的3.75倍，但是比赞比亚的17倍和乍得的51倍要低很多。

一面是审批烦琐，关卡重重，另一面是大批的建设项目。毫无疑问，这个矛盾部分是因为企业能够从中国的建筑领域（以及其他很多行业）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一切等待和花销都是物有所值的。对于那些关系对路并且愿意进行必要的操作来获得许可证的人，申请许可证的程序是可以预见的。在中国，建筑许可证审批存在诸多障碍，其他地方也存在很多监管障碍。只要有人能够走通这些程序，或者走通这些程序的路径至少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它就是有利可图的。只要有人关系对路或是愿意去发展这些关系，他们就可以走通这些程序或是预见到走通这些程序的路径。

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试图消除一些监管障碍。关键之一是尽量去除发放许可证或执照的政府官员的自由裁断权。发放的规则应该清楚并公开，程序应当透明。如果一个申请者符合所有的规定，许可证就应当自动发放给他。为了阻止政府官员实施拖延战术，以榨取租金，应该有一个时间表，规定审批机构在什么时候必须做出决定。申请所需的材料，申请地点在哪里应该可以从网上获得，这样申请者（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就可以时刻核实申请的进程。对于那些简单的程序，例如，驾驶证的发放，这种方法能有效地解决发放部门为了获取租金而进行拖延的问题。然而，对于那些需要官方判断项目的可取性或申请者的特征的项目，简单的程序可能不足以解决过度延迟的问题。

当发放单位要进行判断和自由决断时，消除监管障碍的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在中国，问题源于党的领导干部在很多时候拥有自由裁决权，包括决定一个公司或个人能否获得许可证进行一项工程或者项目。如果党的领导干部强烈支持一个工程或项目，这项工程就可以克服监管障碍并获得必要的授权而实施。然而，问题在于党可以影响交易的双方。地方和更高级的党政官员在监管部门的官员任命方面拥有重要的话语权。类似的，过去，在申请工程资金时，地方党政官员对办理贷款的国有银行的地区支行和企业经理或申请贷款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有影响力。当一个许可证有不止一个申请者时，与地方或上级政府官员关系最亲密的申请者将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申请许可证或是监管救济方面来讲，有很多方法可以克服其他申请者的政治优势。例如，他们可以向政府官员支付非法的资金或是向其他能影响该政府官员的人支付非法资金，他们可以雇用政府官员或是党委书记的近亲，向那个人支付高薪或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咨询合同。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是特例，这些问题在世界上都很普遍，包括收入最高的国家。贿赂对行贿者和受贿者来说都是危险的，通过要求官员和其他高级政要向上级完全汇报他们的财务情况和其他资产，这些不法行为有时会被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项措施已经在中国实施了。然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项工程或是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个人能否克服一系列的规则，也有一些情况不需要正式的贿赂。把一个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安排到董事会，或是其他重要的位置，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被雇用的人员不一定要实际接触与公司打交道的监管官员，可以做其他事情来公开帮助企业应对监管者。仅仅知道哪个人能支持企业就将影响较低级别的监管者，并有所帮助。重要的顾问或董事会成员批评监管部门的官员，进而影响或结束该官员的职业生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很多官员可能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毫不奇怪，一些高级党政官员的家属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人能获得这些收入是因为他们拥有从技术层面上讲能帮助与他们合作的企业的技能。这些问题不只发生在金字塔的顶端，它贯穿于整个体系中，从顶端到基层。

可以用三种方法来解决监管权力、政治影响力和寻租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法，对经济犯罪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死刑。在一个受高度管控的国家，如中国，所有官员都有很大的自由决策权，这是有问题的，很难找到证据并对足够多的违法者进行定罪。中国拥有13亿人口，包括8000万名党员，数千万的政府官员，以及2000多个县级政府，加上更多的不计其数的乡镇和乡村。中国已经检举了很多高官，而不仅仅是低级别的寻租者。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实施的大量的监督体系可以控制这些腐败形式，但却是以在非经济领域滥用更多的权力为代价的。缺乏大量的警察监视，很难证明贪污腐败是否发生了。若跟踪涉嫌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官员，但有力的证据丢失了，会导致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这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由消除政治敌手的动机促使的。

控制这种贪污腐败的第二种简单的方法是减少企业和个人想要发财致富而必须克服的监管障碍。企业需要应对的监管措施越少，企业就可以花越少的时间和金钱来克服那些监管规则。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可以控制很多损害经济的行为，而不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管规则，即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需要一些监管措施。如果监管规则减少了，寻租的机会也就降低了，检察官更容易确定和解决较少数量的违纪行为。两个腐败程度最低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就主要靠市场力量进行监督管理，而不是靠政府进行监督管理，这并非巧合。即使是在香港，在某些领域也没有立刻就消除了贪污腐败，特别是警察这个拥有较高程度自由裁断权的职业。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重要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是1974年成立的），相比中国内地的任何反腐机构，廉政公署面临的任务要简单得多。

因此，必须要有第三种方法来打击贪污腐败。第三种方法的关键环节是改变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关键问题是，只要继续由党决定中国经济体系运行的规则，由党任命大部分管理经济体系的政府官员，由党直接任命、监督和替换经济体中主要生产企业的领导（包括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有的企业），该体系就充斥着利益冲突。在这种经济体系里，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其他方面。

历史上，共产党撤销了人民公社，不再对农业生产实施日常管理。城市经济大部分被私有化，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意味着这一部门的管理人事安排主要由国内和国外的私营业主做出。多数大型民营单位都有党委，也有很多党员，但党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安排和日常管理。即使在国有企业，包括那些以政府作为主要持股人的股份制企业，在将党和企业的经营相分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党不应干涉经济体中高级职位人员的任免。党应该为经济体的运行建立规则，把握经济运行的整体方向，监测政府官员和经济单位是否遵循相关规则并实施了广泛的目标。党扮演的角色应该更加类似于传统的历代王朝中的御史台，但是又比御史台的权力要广。

如果党要放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日常管理，那么就应该进一步加强某些制度体系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的法律体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解体。“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在重塑法律体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如果要使领导和政府官员不再是经济成员间争端的最终裁决者，当前的法律体系还远远不够。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里，大部分经济纠纷都是通过法庭解决的，法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纠纷各方的，包括政府官员和经济单位。通过让独立的、有能力的和诚实的法官来解决纠纷就可以消除纠纷裁决中大部分的政治顾虑，从而依据法律进行裁决。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不独立于高层政治权威，法律从业人员的能力也不足，也不够诚实。从业人员的能力问题最容易解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重建法律体系时，法律人才稀缺，因此，法官们通常没有法律背景。2010年，有26165名律师从中国法学院毕业（NBS，2011：746），中国律师总数已数以万计。但是，让法官保持独立，让他们严格依据法律和案件事实进行裁决还很困难。上级党政官员经常认为他们可以否决或是忽视法院裁决，甚至有些有足够政治影响力的企业经理也这么认为。而且，法官是由政府和党委派的，如果他们没有满足党期望他们实现的目标，他们就可能被撤职。要让法官保持真正的独立，就应该给法官一个可信的承诺，承诺只要他们自身不违反法律，他们就能长期任职，他们不能因为上级部门不同意判决结果就被撤职。如果没有那样的承诺，法官就会受特定时期政治风向的影响，法律体系就不是公平的。

中国要建立起独立于政治的法庭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在对国家或对党的领导存在威胁的领域，但是党又没有明显的倾向让政治因素控制经济裁决。个别政府官员和党员将保留他们自身的利益，包括各种各样的寻租，但是与那些有时被认为太过独立的法官相比，那些利益更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能够去除法律程序中存在的显著的政治偏见，那么法院腐败问题将更容易消除。向法官支付丰厚的报酬并监控他们的个人资产对消除由司法腐败导致的司法裁决问题十分有利。

如果中国要全面控制腐败，建立一个由市场主导，并与旨在解决市场失灵的监管规则相结合的运行良好的经济体系，那么中国需要对当前管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制度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变革是相互关联的：大幅减少政府监管规则发挥的作用，提高市场的作用，必须大幅削减或消除政府官员执行监管规则时的自由裁决权。必须进一步减少党对政府机构和经济单位的日常管理，党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为经济体系设定目标，并把这些目标转化成法律，并监测法律的实施过程，但是要独立于政府机构和经济单位进行，而不是像政府机构和经济单位里的日常经理。其他的政治制度体系也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大部分当前还没有，还有待建立。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些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那么贪污腐败将继续上升，并腐蚀党的执政能力。二农村土地和地方政府收入

中国过去十多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是在将土地从农民手中以低价征收并以高价出售给开发商的过程中存在腐败。利用征地卖地价差筹集的资金进入政府的腰包，有时还被地方官员私自挪用。与党对政府机构和经济单位日常管理进行过度干预的问题不同，农村土地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技术性改革解决，并不需要改变党的角色，或是任何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事物。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允许土地在公开市场上按照市价销售，赋予耕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或是长久使用权，让农民有权出售土地或是他们的使用权，就像允许企业租用城市用地一样。政府官员不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征收土地，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将被视为盗窃，应该受到检举。即使需要动用国家土地征用权征用土地（这在发达国家被称为“土地征用权”）为公共目的服务，如修建道路，也应该有一个由市场决定的参考价格，而不能由行政规则设定。理想的情况是，还应有一个独立的法院来决定土地是否是按照市场公平价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