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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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成功的经济学家(3)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约翰·豪尔绍尼
1920年5月29日，约翰·豪尔绍尼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父母让他到布达佩斯最好的中学路德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1937年，当豪尔绍尼从这所学校毕业时，他在全匈牙利高中生年度竞赛中得到数学第一名。
1946年，豪尔绍尼再度进入布达佩斯大学。由于以前大学的基础课已学过，所以在学习一年的课程和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后，1947年6月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54年初，豪尔绍尼被布列斯班的昆士兰大学任命为经济学讲师。在1956年，他获得一笔洛克菲勒奖学金，使他和安娜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两年，并在那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安娜得到心理学硕士学位。
豪尔绍尼在斯坦福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阿罗。在他的指导下，豪尔绍尼获得极好的经济学的基础训练，加上有很好的数学与统计学的底子，他与阿罗的经济理论方面的交流与探讨使他受益颇多。
在阿罗和吉姆·托赛的帮助下，豪尔绍尼被底特律的怀恩州立大学任命为经济学教授，1964年，成为伯克莱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们的独生孩子汤姆是在伯克莱出生的。
在学术上，豪尔绍尼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在福利经济学和在伦理学中应用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以及关于可变爱好福利经济学的论文。他在阅读了纳什1950—1953年期间的四篇有关博弈论的著名论文之后，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并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下面是豪尔绍尼的学术研究的轨迹。1956年，他说明了周生和纳什的谈判模型的数学等价形式并且陈述了最优威胁策略的代数差别标准。1963年，他把夏普莱值（Shapelyvalue）延伸到没有可转移效用的博弈，并且表明他的新解概念是夏普莱值和纳什有可变威胁谈判解的推广。在1967年和19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说明如何把一局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一局有完全而不完善信息的博弈，以便可用博弈论分析。在1973年说明“几乎所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可以重新解释为一个适当选择的有随机波动报酬函数的博弈的纯策略严格均衡。
除论文外，豪尔绍尼还出版了四本书：《博弈和社会情况中的理性行为和谈判均衡》（1977），是将谈判模型的应用从合作博弈延伸到非合作博弈以统一博弈论的一个尝试。《论理学、社会行为及科学解释文集》（1976）和《博弈论文集》（1982）。《博弈中均衡选择通论》（1988），与莱因哈德·泽尔滕合写。
目前，豪尔绍尼仍然进行博弈论的研究。他又提出一个新的均衡选择理论，并对不断解决新问题而孜孜以求。他现在已经退休，莱因哈德·泽尔滕主编了一本《理性互动》的书献给他。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一名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经济计量学会的一名研究员，以及美国经济学会的一名荣誉研究员。1965—1966年，他是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他获西北大学的科学博士荣誉学位。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豪尔绍尼就致力于对策理论的研究。1956年，他在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了《论对策论前后关于讨价还价问题的研究方法：对Zeuthen、希克斯和纳什等理论的一个评注》；1959年，提出了一个《对策的讨价还价模型》；1963年，进一步地将上述模型进行简化；1966年，他系统地提出了对策情形中合理行为的一般理论；1967—1968年，根据以前的研究成果，豪尔绍尼证明如何能分析信息不完全的策略问题，从而为信息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70年代与80年代期间，豪尔绍尼曾两次与泽尔滕合作，发表《关于不完全信息情况下两人讨价还价对策的一般纳什均衡解》（论文）和《关于对策中均衡选择的一般理论》（专著），为不完全信息对策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纳什均衡中，必须假定局中人都了解其他对手要选择的策略。而事实上，这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因为参加对策的所有局中人都不可能在对策初期拥有其他局中人所有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各自的爱好、能力甚至对策规则等方面的知识。在经济学分析中，若局中人是厂商，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反映为一个厂商起初对其他竞争者的金融或人力资本等信息的不确定性。因此，运用纳什均衡以及一般的对策理论就有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豪尔绍尼建立了所谓不完全信息对策（1967—1968）。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假定两步对策，各局中人其他信息起点相同，而差异在于理解对策规则上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在对策过程中加以解决，并且，局中人对于将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有先验的判断。这意味着自然的进程消除了不确定性，并且有选择地向局中人透露解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个局中人在最初一轮的信息交换中，可能得知没有透露给另一局中人的信息。然后，对策开始。局中人在知道对策规则方面的这种初始差别，源于对策开始之前由自然过程而知的局中人信息方面的差异。
豪尔绍尼关于不完全信息对策的系统表述是采用程序方式进行的，并使用策略形式的概念。有了上述的探讨后，豪尔绍尼开始进一步研究合作对策。他认为，如果在一对策中，义务——协议、承诺、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强制执行，则称之为合作对策；若义务不可强制执行，即使局中人之间在进行对策前可以交往，则此对策称为非合作对策。建立一个合作对策的非合作模型，最早是由纳什于1951年想到的，豪尔绍尼通过1972年与泽尔滕合作以及他在80年代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某些成功。在不完全信息对策里，尽管局中人并没有完全的信息，但通过重复对策，局中人的行动将隐约地显示出私人信息，如显示他们的偏好等，这也许将有助于在后来的子对策中做精细的谈判，由此，局中人逐渐达成越来越广泛的协议，增长相互的信任，同时显露更多的信息。
丹尼尔·卡尼曼
丹尼尔·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卡尼曼拥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自1993年起，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授予丹尼尔·卡尼曼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丹尼尔·卡尼曼把心理学研究引入了经济学，因此奠定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在于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人类决策可能与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有系统性差别，他和1996年病逝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一起提出了探查理论，这一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观察行为。卡尼曼还发现人类对快速试探的判断过程与基本概率原理有系统性偏差，他的研究启发了新一代经济学和金融界研究人员，通过采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动机，从而丰富了经济理论。
传统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辨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做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
卡尼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
卡尼曼的主要兴趣领域之一是享乐心理学，也可以定义为对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的研究，二者均为当期所体验并且在未来被记忆的感受。卡尼曼一直试图复活边沁的效用观念，即快乐与痛苦的享用体验统治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实际上做什么。
卡尼曼断言他自己的研究表明体验效用可以被测度，“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获得对福利和悲惨的测度，因此能够满足制定政策的需要”。
卡尼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反而会节省一些汽油费等。
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的行为决策领域可以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这一研究工作从此演化为包含社会学、法律、生物学、博弈论、政治科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发现及其策略，并且对上述学科也产生影响。
这一研究项目从两个重要方面背离了传统的理性行为者模型。首先，涉及显性知识。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经常以不同于那些在理性行为者模型中被假定的方式来评估不同选择。“拇指判断法则”或我们所依赖的直觉在许多背景下都发挥良好，因而增加了从理性行为者模型中预测到的系统性背离。许多人感觉有激励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说，一方面传统的理性行为者模型预测决策者应忽略沉淀成本，但大多数人实际上受到沉定成本的影响。其次汇集了对人类动机更为丰富的说明。理性行为者模型以其最广泛的应用形式，假定个人仅仅由狭隘的自我关注所驱动。此类人被预测为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行为大相径庭的方式行事。比如说典型的“经济人”不会参加诸如总统选举的投票，在饭店用餐之后也不给服务小费。然而成百上千万人定期投票，大多数人在饭店用餐后给服务小费。我们把上述源于不同动机背景的事例称为“貌似非理性但无遗憾的行为”。1979年，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票溢价之谜等。
詹姆斯·米尔利斯
英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已多年没出过诺贝尔奖得主了。1996年，有两个英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之一就是詹姆斯·米尔利斯。他得奖后也使剑桥大学感到振奋，因为他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剑桥教授。米尔利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克里教授共同分享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6年，米尔利斯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他1952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195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数学）学位。他的数学老师曾经希望他将来能做个数学家，但他却走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他在1996年6月4日接受中国《国际经济评论》记者何帆、冯晓明采访，记者说：“如果您做了数学家，就没有今天的诺贝尔奖了。”米尔利斯风趣地说：“当然，不过这可不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决定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也许我转向经济学是想证明数学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有一次当我在华沙大学对一班数学家们演讲时，有位教授说，数学家喜欢用间接的方式做一件事情或证明一件事情。这次他们找到了一条间接的方法去得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绝不会让数学家拿诺贝尔奖。当年诺贝尔曾向一位女士求婚，结果这位女士嫁给了一位数学家。”
正因为如此，米尔利斯的经济研究中数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他曾说：“如果你曾经学过数学，数学就会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用数学，我几乎无法研究经济学。”
1963—1968年，米尔利斯在剑桥大学任经济学助理讲师、讲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在此期间曾任卡拉奇巴基斯坦经济开发研究所顾问。1968、1970、1976年，他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客座教授。1976—1978年，任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化委员会（鲍尔委员会）成员。1980年，他出任经济计量学会副会长，后任牛津大学埃奇沃思讲座经济学教授。
米尔利斯是个谦逊的、稳健踏实的学者。他与其他英国经济学家一样，写的东西不多，他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在被聘为牛津大学教授时，他说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论文。但他最终因为其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获诺贝尔奖。对此，他说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一点也没想到自己这次会获奖，直到现在还总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戴蒙德合作多年，我确实觉得他是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理应获得诺贝尔奖。所以我曾想过，要是有一天我也会获奖，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合作完成的那些工作。”
由于米尔利斯的获奖，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米尔利斯的主要议题是“道德危机”和“反向选择”。
所谓道德危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契约签订后才会做出某种选择，一旦契约当中所隐含的“刺激”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会引发其中一方浑水摸鱼，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因此，要避免道德危机的产生，首重“刺激”的设计及使用，让一方的行为能够在符合另一方的喜好之下，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例如火灾保险的契约通常只是部分险，这样才使投保人有较高的动机（刺激）预防火灾的发生。
至于“反向选择”，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藉着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福利，但是这种行为却伤害到另外一方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寿保险，保险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但是保险公司却不知道。“反向选择”的解决之道就是由保险公司设计多项保险组合，由保险人自行选取最适合自己的保单内容及价格来投保，如此更可以符合双方所需，互蒙其利。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颇强，而这也是此领域愈来愈受政府部门重视的原因。
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米尔利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克里，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米尔利斯自20世纪60年代便活跃于西方经济学界，以激励经济理论的研究见长。70年代，他与斯蒂格里茨、罗斯、斯彭斯等人共同开创了委托一代理理论的研究，并卓有成就。同时，他还在研究最优税制结构、非对称信息结构下的最优契约设计、不确定性下的福利经济理论等方面造诣精深，成为这些领域的代表人物。
罗伯特·卢卡斯
1937年，罗伯特·卢卡斯生于华盛顿的雅奇马。他是家里的长子，有一个妹妹珍妮弗和彼得、丹尼尔两个弟弟。当卢卡斯在高中学微积分时，他帮助父亲解决了一个冷冻机设计问题，并且使用了他的计算！卢卡斯第一次品尝实际应用数学，这是激动人心的一次。
1955年，卢卡斯从西雅图的罗斯福公立学校高中毕业。他的数学很好，大家都希望他进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专业，但卢卡斯自己却希望到离家远一些的地方上学。后来芝加哥给予他奖学金，使他能够如愿。但芝加哥没有工学院，从而终止了他做工程师的梦。当他坐上前往芝加哥的火车时，对将要来到的大学生活有诸多美好的设想。
在那个时候，热门专业是学物理，但卢卡斯对此没有兴趣。真正令他激动的是芝加哥学院的人文科学，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识的组织、方法及原理。这些课程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的。他选修古代史序列，并且变成主修历史。
卢卡斯由于获得了一项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而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
在芝加哥，卢卡斯读到了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尼，他记述了罗马时代的终结，并强调面对政治大破坏时，人民的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对此，卢卡斯印象深刻。在伯克莱，他选修了经济史课程，并旁听经济理论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改学经济学，并因此回到了芝加哥。
为了学到更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卢卡斯拿起“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保罗·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虽然，其中的数学和经济学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他决心很大。在谈到这段时光时，卢卡斯说：“那年夏天我的所有空余时间都花费在读完前四章，一行又一行，在我需要时回到我的微积分书籍。到秋季开始，我已是一名很好的经济技术人员。而且能管理我自己的经济学教育。”
1960年秋季，卢卡斯开始学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序列。这是他盼望一个暑假的著名课程，但它“远比我曾想象的任何东西更令人激动”。弗里德曼的光彩与深度，吸引着他，也激励着他。“每一堂课后，我设法把弗里德曼讲的东西翻译成我从萨缪尔逊那儿学到的数字。我知道我永远不如弗里德曼思想敏捷，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开发了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可靠的系统的方式，我将到达正确地点。”“费里德曼的课程终止了我作为一名谨慎的接近端正的A等学生的长期生涯。如果一门课程未必是一种改变生活的经验，我便失去兴趣，只偶然去听课。”
卢卡斯的有些课程的成绩开始得“C”。但是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他认为有趣的东西。第一次选修了一门严格的分析课程和一门统计学，采用WilliamFelles的《概率论及其应用导论》的第一卷。他以极高的热情学习经济学的许多课程，如数量经济学、财政学系列。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的学生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及他的一些同学已成为现在享有国际声誉的人物。
1963年，卡内基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给卢卡斯一个教职。
卢卡斯在卡内基工学院的第一年，花了不少时间学习动态系统和在时间过程中优化的数学，并设法看一看这些方法如何可以最好地用于经济问题。那几年，卡内基—梅隆有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对动力学和预期的形成有兴趣，卢卡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那时与雷纳德·莱普英合作进行项目研究，他还与爱德华·普里斯科特合作完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产业的动力学的理论项目。并写了一篇《不确定下的投资》的文章。在此期间，卢卡斯的经济动力学的全部观点逐渐成形。
以后，卢卡斯又对萨缪尔逊的一个货币经济的交叉各代模型产生兴趣。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70年完成、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货币中性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主题之一。1995年5月，在明尼亚波列斯联邦准备银行的赞助下，还为此文专门组织了一个25周年的纪念会。
1974年卢卡斯回芝加哥教书。1980年成为芝加哥的约翰·杜威有优异贡献教授。卢卡斯说：“对我来说，芝加哥是一个奇异的地方，我当学生即有这种体验，并且我曾被同事们和研究生教学推动到货币理论、国际贸易、财政政策及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题目。”
卢卡斯第一个妻子是丽塔·柯恒，她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于1959年8月结婚。当时卢卡斯还没去伯克莱读研究生。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斯蒡，1960年9月在芝加哥出生，现在是纽约化学银行一个证券买卖人。次子约瑟1966年1月出生于匹兹堡，现在是波士顿大学攻读历史的研究生。卢卡斯与丽塔1982年分居，几年后离婚。1982年以后，卢卡斯与南希·托基共同生活，他们是芝加哥的同事。他们曾合写关于增长理论、财政学、及货币理论等方面的文章，并有合作的专著《经济动力学中的递归法》，于1989年出版。以后，他们共同分享家庭生活的愉悦和安谧。他们经常住在芝加哥北边的一套公寓里，夏天则去威斯康辛道尔县密歇根湖边的夏屋避暑。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以表彰他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所做的贡献。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卢卡斯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率先将理性预期假说成功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开创并领导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直到获奖前，卢卡斯在宏观经济模型构造、计量方法、动态经济分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来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斯于1961年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其目的是想说明：表达商品市场动态行为的蛛网理论模型完全是以非理性预期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者的预期合乎理性，那么商品市场必将更快地趋近于它的均衡点。穆斯所提出的这一假说，尽管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分析，但从未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因而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而货币主义者在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效应问题上仍无法同后凯恩斯主义主流派彻底决裂，正是在这一情形下，卢卡斯于1972年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先将穆斯的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随后，卢卡斯本人及明尼苏达大学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做了进一步阐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个以年轻学者为主体的新宏观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形成，卢卡斯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头号领袖人物。该学派的理论在货币主义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学说的理论。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的衰退与失业，使理性预期学派在80年代以来取代了货币主义的地位，赢得了西方经济学界广泛关注，并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场大革新。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1687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毛纺织作坊主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从14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和教授等。1644—1645年配第在荷兰莱顿大学学医，此后，到巴黎参加过穆尔塞尼学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学术组织，法国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在英国参加过伦敦哲学会的活动。1649配第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后来又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又投靠了国王查理二世，并封为男爵，成为新贵族，担任爱尔兰测量总监，受赐大量土地。此后，配第曾经陆续创办过渔场、冶炼厂、铝矿等，还经营木材生意，晚年时他成了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兼资本家。
配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写成，1691年出版）、《政治算术》（1672年前后写成，1690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前后写成，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
配第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着重对经济现象的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思想。在研究货币问题时，他为了探求交换的规律性，“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的价值，他指出：“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他所说的“政治价格”是指受供求影响的在市场上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同时他又把用货币表现的“政治价格”称为“真正的市场价格”。配第着重研究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并用实例说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商品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价值大小成反比。
尽管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价值论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首先，他在论述中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还没有抽象出科学的价值概念；其次，他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贯彻始终，如在《赋税论》一书中，除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外，他还提出了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
除了劳动价值论之外，配第对分配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配第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虽然在配第的研究中没有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范畴，但他的地租理论实际上说明的是剩余价值问题。配第的分配理论是以地租论为中心，以工资论为前提，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的特点。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在具体研究中，他又把工资和维持工人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劳动者为了生活、为了劳动、为了繁殖所必需的物品决定的，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应等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但他认为决定工资的自然基础是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他论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在分配论中，配第还进一步论述了工资和地租的对立关系，认为地租的多少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例。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说明了地租的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但他认为地租是全部剩余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配第主要从量上对地租进行分析，没有对地租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使其论述存在一些混乱。同时配第还对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进行了初步分析。
由于配第把地租看做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他把利息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从地租中引申出来。他对利息高低的说明也是从地租出发的，他还没有把利息率的高低和借贷资本的供求联系起来，更没有和利润与利润率联系起来，但他已认识到货币量与利率的关系。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出生于法国卢昂一个“长袍贵族”的家庭，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结束后，他曾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后又转而从事司法工作。1690年起担任卢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当时法国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农民受着严酷的封建剥削，再加上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禁止谷物输出，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布阿吉尔贝尔作为地方法官，目睹农村情况，满怀激情地揭露封建王朝和贵族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尖锐地抨击政府的赋税政策，坚决反对当时执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称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农业兴旺是一切其他部门繁荣的基础，复兴法国经济，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他却因此而被流放外省，他的著作也被查禁。布阿吉尔贝尔晚年回到卢昂，直到去世。
主要经济著作包括：《法兰西详情》（1695或1697）、《法兰曲辩驳书》（1707）、《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
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财富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对财富及其来源的看法，是同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以及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过程的观点相对立的。布阿吉尔贝尔是从物质即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的，他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从生产门类来看，财富是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从对人们使用的重要性来看，财富则是生活必需品、非必需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满足人们享用欲望的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他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用于消费的物品不断增加，行业也在不断增多，财富是同今天文明和富足的国家的200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财富的理论中，布阿吉尔贝尔还分析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农业是各行各业的基础，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农业衰弱则一切行业凋零，各行业人民的生活也会发生困难。
对于如何增加财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从而又提出了经济协调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各种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因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为了维持经济协调和正确比例，他认为要听任大自然的安排，遵循自然规律。他所说的自然规律，指的是要使一切产品都按比例价格交换，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他认为自由竞争能够恰如其分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使各行业保持平衡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所以，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价值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仅是提出了对价值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虽然重视商品的物质内容，不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交换的必要性，并在研究中涉及了交换的基础即商品的价值问题。
布阿吉尔贝尔指出，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各种商品必须坚持按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否则就会引起经济紊乱、商业停顿，使各行业蒙受极大苦难。他认为，一定比例的价格或者说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商品生产上“必须的费用”，而“必须的费用”又是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这样，他虽然不是自觉的，但事实上已把商品的交换归结为劳动时间。他认为，各行、世间的购买都是依一定比例进行的，各行业劳动者是以一定比例把自己的产品分开而相互购买的，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划分为一定比例来相互交换的。他进一步指出，各行业生产必须均衡发展劳动产品才有价值，否则劳动产品就会丧失价值。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来考察价值的。
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同配第一样他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价值的本质，但是他在研究谷物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关系时，不自觉地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说成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特别是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斯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货币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轻视货币，贬低金银，甚至对货币持否定态度。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反对积累货币。他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足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多少，而在于它拥有的物品的数量。货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只是交换手段。他指责货币的出现破坏了商品按比例交换，商人为了积累货币财富，既剥削买者，又剥削卖者。不等价交换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没有困难，就可以不用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的分析，批判了货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揭露了追求金钱而带来的种种恶果。但是他的保存小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的主张，说明他不懂货币的本质和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并且把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性质混同起来。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弗朗斯瓦·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学医，后成为名医，曾写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1749年出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1752年被封为贵族。约在1753年，魁奈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当时政府推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法国农业衰败、经济停滞、财政陷于困境。致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赋税问题成为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
魁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经济表》（1758）、《农业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1758）、《经济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经济学，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自然秩序”，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秩序”并使制定的政策法令与其相符合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相反，如违背“自然秩序”，经济就会遇到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探寻经济运动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按照魁奈的解释，“纯产品”是指农业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从价值的观点看，“纯产品”就是指农产品的价值减去为生产这些农产品所耗费的价值的余额，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因此，流通领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只能是农业部门。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果，不仅会使生产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得到重新补偿，而且会带来一个增加额。由于他没有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只是从使用价值来考察“纯产品”，因此，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也生产“纯产品”。但他完全从生产领域来研究“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是他的科学功绩。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来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魁奈试图从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魁奈对“资本”概念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农业才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工商业资本不是生产的资本。魁奈把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就是每年要预付出去的那部分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资等。“原预付”就是几年预付一次的那部分资本，如牲畜、农具、仓库、房屋等。在再生产过程中，“年预付”全部进入生产费用之内。“原预付”只部分进入生产费用之内，需要在若干年之内，才能完全得到补偿。魁奈对农业资本的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他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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