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汉昌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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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与执着：朱自清传(历史传记小说丛书)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从朱自清的出生、入学开始写起，描写了他从一个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亲历“三一八”惨案的震撼后，毅然走出象牙塔，以笔为枪，先后写了《执政府前大屠杀记》《血歌》等诗文，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控诉和抨击，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压迫、反独裁、反内战的民族主义战士。1947年，他在抗议国民党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宣言上签名，1948年6月，又拒领美援面粉，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本书以简洁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生动记述了朱自清清贫与执着的一生。
作者简介
黄汉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共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等作品355万余字。出版长篇小说《旋涡》《戊戌追杀令》（与人合作），中短篇小说集《葛仙镇传奇》等作品，传记文学有《李鸿章家族百年纵横》《千年文化古村武城》。主编（执行）《葛店史话》《葛店村垮》《临江村垮》《段店村垮》。发表七场新编历史剧《血溅龙凤剑》，小戏《荷花渡》获湖北省创作一等奖，并在湖北剧院向湖北省委省政府汇报演出。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朱自清
引子
青灯有味是儿时1898年，即农历戊戌年。这年深秋，正是晚清王朝的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海战战败，接着便是举子们公车上书，特别是从6月11日开始的“戊戌变法”失败，以致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被通缉，六君子血洗菜市口，这一个个汹涌的惊涛骇浪，使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
然而，在江苏北部的东海县，县承审朱则余的宅邸里，却是红烛高照，喜气盈胎。前来贺喜的高朋来往不断，厅堂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不说承审朱则余全家，人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连来帮忙的邻里，也是笑逐颜开，脚步轻快，关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
朱家之所以这样热闹，因在这天，即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朱则余的儿媳周氏又生下一个男婴，老朱喜添孙子了！
朱则余在东海县任承审，已经有10多年了。因他为人谨慎，性格谦和，做了多年县府承审，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四邻对他也颇为敬重。
本来，儿媳周氏早先已经生了大贵和小贵两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这对饱读儒书的老夫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打击不小。赵歧《十三经注疏》中，有“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每当他看到这些，总是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发呆。
这也难怪，一连夭折了两个孙子，怎么不让他痛心疾首呢？虽说老学究官不大，但也算得上是朝廷的命官，理应为朝分忧。可自己家里渴望香火继承人，哪顾得上大清王朝那些破事！现在好了，儿媳不负众望，给他又生下一个孙子，期盼得到满足，可谓不亦乐乎！
其实，老先生他本姓余，号菊坡。原籍浙江绍兴，因承继朱氏，遂改姓朱。因他家从先祖在江苏东海做小官，全家才从绍兴迁到东海。
东海县城虽不大，却因地处近海，位于津要，向为历代重镇。远在隋时，已受到了格外重视，一直为州一级的治所，号为海州。元时改为海宁州。明初复为海州，属淮安府。镇北的于公、白沟等名浦，向以产盐著称。清时仍为州治，直到辛亥革命后，方改名东海，降为县治。
朱则余的儿子朱鸿钧，字小坡，他也是在书香门第长大，饱受儒学思想熏陶，对媳妇生男生女，较为看重。他觉得，只有生下男丁，家族才有香火继承人！
儿子的降生，给朱鸿钧带来很大希望。他像父亲一样，也是个勤奋实在的读书人，希望儿子将来胜过自己，于是抱出一堆精典古本，引经据典地替儿子取名。当他看到苏东坡诗“腹有诗书气自华”句，便给儿子取名“自华”。谁知后来给儿子起八字时，算命先生说儿子五行缺火，便又取了个“秋实”的名字。因“秋”字半边是“火”，取“春华秋实”之意。
朱自华本来是老三，却成了长子，让家里看得极贵。为了好养，按乡下习俗，特地替他在耳上穿孔，并戴上金耳环。
一晃，小自华戴着那副钟形金耳环渐渐长大。他从小聪明好学，却不大好动，本来是个小孩童，却显得较为持重，也许是这个知识家庭和血脉遗传吧。
在朱自华三岁那年，即1901年，父亲朱鸿钧离开东海，到高邮邵伯镇做了个小官。为了能够好好地照顾家小，他把全家接到了邵伯镇，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也很安静，门前不远就是运河。
邵伯镇很小，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从小镇旁经过。河坎很高，那浑黄的河水，日夜不息地流淌着，正好给古老而寂静的邵伯镇增添几分生机与活力。
在邵伯镇住下来后，朱鸿钧不忘儿子读书的事，便开始给小自华启蒙识字，不久又把他送到一家私塾读书。
就因镇小，街上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小自华读完书后，便来到大运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坎上，兴味盎然地看着滔滔河水奔向远方。有时兴起，便使劲地向河里扔着瓦片。那飘飞的瓦片，像只轻盈的小燕，灵巧地在水面上掠起一串涟漪。
河面的点点白帆，缓慢地移动着，有时还传来舵工的号子声。过了片时，河边出现了几条渔船，当他看到渔网从渔人手中抛出，那网立即张开成一个圆形落到水中后，渔人便站在船头，悠然自得地慢慢收着网。在夕阳的反衬下，给渔人脸面一道道的皱褶镀上了金色，如同一幅优美的版画，在他那幼嫩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他最开心的时候，是父亲的当差带他到铁牛湾去玩。那里有个铁牛，身个特别大，当差把他抱在铁牛背上骑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骑在一头雄俊的战马上，好奇地抚摸着光滑的牛背，觉得威武极了。
朱鸿钧自己是个读书人，对儿女教育非常严格。尽管他曾到江西九江做过盐务官，虽离扬州千里迢迢，但对儿子的学习从未松懈。儿子自华虽说年纪还小，但在上学之前，总要给他布置读经籍《古文观止》和唐诗宋词。朱自清的古典文学基础之所以扎实，这确实要感谢父亲的严厉管束。
他在私塾结识的小朋友中，与一个叫作江家振的同学最为要好。朱自华常到江家振家去玩，傍晚便一起坐在他家荒园里的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话，他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时间不早了，小自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江家振身体瘦弱，每次出去玩，朱自华总是关照着他。“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朱自华在邵伯镇生活了两年，但这短短的两年生活，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始终未忘。
1903年，朱自华6岁时，便随父亲从邵伯镇迁到扬州。
美丽繁华的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南临大江，北踞蜀冈，平畴千顷，河渠纵横，大运河纵贯南北，是一座具有2400年历史的古城，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自隋炀帝以来，历代文人骚客，喜欢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特别是唐宋诗人，为扬州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篇。如诗仙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自是客星辞帝坐，元非太白醉扬州”；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老，禅智山光好墓田”；等等，数不胜数。此外，还有虽没有直接点名扬州，但分明是写扬州的诗句，那就更多了：“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二十四桥今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假如没来过扬州的人念了这些唐诗，心里的扬州简直就是海市蜃楼一般美丽。要是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的书，那更是不得了，更会向往这个享有盛誉的“淮左名都”。
朱鸿钧把家安在靠近天宁门城门楼，这是一幢三进的古式房屋。一进大门，有门楼过道，较为宽敞，二道门有八扇屏门。后来，父亲菊坡公休后，也到这里定居，儿子国华和小女玉华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朱鸿钧生怕荒疏了儿子的学业，在天宁门把家安顿下来后，便把自华送到私塾，接受传统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他对儿子的学习要求很严，不久又把他送到初等小学学习。他没有等儿子读到毕业，又把儿子送到张子秋老先生的私塾学做古文。朱自清后来回想自己读书的经过，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做通的。
朱自华黄昏放学回来，一家人围着饭桌吃晚饭，父亲饭前喜欢喝几杯烧酒。但菜很简单，只有花生和豆腐干。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儿子的作文本，饶有兴趣地低吟着儿子写的作文。特别是看到作文后面有老师的好评，就高兴地点头称是，于是兴奋地一仰脖子，把杯中的酒喝得精光。若是看到儿子的作文中的句子用红圈圈去了不少，后面的评语带有责备，朱鸿钧就生气地把酒杯一推，便埋怨起儿子来，动气时，还把文章丢到火炉里。这下，小自华便忍不住哭了起来。
朱鸿钧对子女也很慈爱。在寒冷冬天的晚上，为了让屋里暖和，便点起洋灯，架上小洋锅（铝锅）煮起豆腐来。热气腾腾的洋锅里，一块块白嫩的豆腐在水里煮得热腾腾的，吃起来嫩而滑。朱鸿钧也和儿女们围坐在桌旁，因“洋炉子”太高，朱鸿钧常常站起来，微笑着往洋锅里看，筷子往氤氲的热气里伸进去，夹起煮白的豆腐，一一地放在儿女面前的酱油碟里。有时兄妹们想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只能坐享其成。
朱自清和弟妹们，都喜欢这种白水煮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地望着那锅，等着父亲用筷子从热气里夹豆腐出来。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看到孩子们有滋有味地吃着热气腾腾的豆腐，朱鸿钧心里充满天伦之乐。
15岁那年，朱自华考入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
朱自华学习很认真，但有时也跟着同学们调皮捣蛋。有年春天，在放学的路上，有位同伴提议，中学生能进城去戏院白看戏，我们小学生为什么不能去桃园里白吃桃子？他的提议，得到了同学们认可，朱自华便和这十几位同学纠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来到福缘庵，呵斥着门前的道人（他们把寺里的工作人员当成道人），要道人立即带他们到桃园去。道人踌躇着说，桃树还是刚刚开花呢。可他们怎么会相信道人的话呢？当一行人来到桃园时，看到桃树上果然都开着花，一下丧气极了。但那位牵头的同学是位最不好惹的，经他的提议，同学们在一怒之下，把桃枝都打折了，还叫嚷道：“没有桃子，得沏茶喝！”结果，朱自华喝了一肚子茶水回家。
朱自清觉得，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在家里，他自幼就不曾听到“我们今天看花去”之类的话。其实扬州的园林是很著名的，《扬州画舫录》有“杭州以湖山，苏州以市肆，扬州以园林闻名江南”之说。后来，经过多次变乱，扬州园林却很少了。朱自华到扬州时，花事受到园林衰落的影响，也不是很兴旺了。不过，扬州城里还是不乏爱花的人。他们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地搁在花架上。花架横放在院子里，由于院子小，架上至多搁上二十多盆。有的便依墙筑花台，还有的种在院子里的地上，但这都是普通的点缀。
不过，父亲领他们上街时，偶尔也带他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都是他们住过的房子，那座小花园也是房东的。虽然自华还小，但他仍记得小花园里有树，有花架，可惜他不知道花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紫藤花。
随着年岁的增长，朱自华高小毕业后，又考入了江苏省两淮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他个子不高，坐在第一排。他在老师们的眼里，是一个脸儿圆圆的、胖胖的、身子结实、学习很认真的学生。
在中学时期，自华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不苟言笑，学习认真，做事踏实，一副少年老成。他喜欢看小说，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曾自命为“文学家”。由于品行与学业俱优，毕业时，校方还授予品学兼优的奖状。
到了民国初，朱自清对扬州的印象就复杂了。
民国五年（1916），他在读中学时，就亲眼看到扬州的“甩子团”横行无忌。“甩子”是扬州的方言，多数是绅宦家子弟，仗着家里有钱有势，或仰仗“帮”里的势力，胡作非为，在公共场所闹“标劲”，在各种公共场所闹事。如看戏不买票，包揽词讼，调戏妇女，聚众起哄。
还有更奇怪的，大乡绅的仆人，可以指挥警察区的区长，让他深恶痛绝。虽然民国政府已经取代了满清王朝，然而，扬州的黑暗社会并没有好转。少年朱自华目睹这些现状，虽说气愤填膺，但他也知自己人微言轻，有气也只能憋在心里。
他特别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除了拉车的外，车后还有四五个跟班，推着车子在大街上跑。满街的行人，忙纷纷向街两边让开，唯恐避之不及，简直就是飞扬跋扈。
尽管扬州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扬州毕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名城。只是衰落了，经济上也一落千丈，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就是最好的佐证。在上海，城里人称扬州人“江北佬”，这种称呼有扬州人低下的意味。为了不受上海人欺负，于是一些扬州人学着讲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这就体现出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
朱自清讲的也是扬州话，也算得上是个江北佬。但他却不愿做上海人，他觉得上海人太狡猾了。他自己老籍是绍兴，但他对绍兴又很陌生。虽然他曾到绍兴去过两回，但每次只住了一天。现在，家里除了祖母外，没有一个会说绍兴话。在对绍兴模糊的印像中，只有花雕和兰亭。除了这些他几乎不知道绍兴别的情形，于是他只好承认自己是假绍兴人。
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不论是早上去还是下午去，里面都是满满的人。小吃更是有特色，蒸、煮、炸、烧，花样繁多。朱自华喜欢茶馆小吃。城北门外一带，有条街叫作下街，因一面临河，船从这里经过时，茶客与船上的乘客可以打声招呼，说上几句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要壶茶，或要来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美美地吃着喝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小笼连钱一起交给茶馆。
那里的茶馆不仅多，店名也很风雅。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等。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水池、丛竹、茅亭，景物最是幽美。
来到茶馆坐下来后，茶房便来沏上茶，卖零碎的揽着个小柳筐，走到身边，柳筐里摆满了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小吃，用柔软的扬州话热情地揽生意。那些炒白果的，担子上放口小铁锅爆着白果。不过，要想吃小白果，你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当他用小铲把炒得露出黄亮果仁的熟果送到面前时，便闻到一股馋人的甜香。还可以买五香牛肉，抓起牛肉，摊在干荷叶上，叫茶房拿出一点好麻油酱油来，拌上慢慢地吃。还可以向卖零碎的买些白酒。普通的扬州人喝白酒，喝着喝着，再让茶房烫点干丝，烫干丝是扬州最有名的。特别是那最为可口的小笼点心，有肉馅的、蟹肉馅的、笋肉馅的，还有菜包子、干菜包子、菜烧卖，蒸得白生生的，热气腾腾的，到了嘴里便融化，吞下后满口余香。扬州的小吃色香味美，给朱自清留下很深的印象。
扬州游览以水为主，城里城外古迹多。朱自华也喜欢扬州明媚的山水。扬州夏日的好处也在水上。就说人称的“瘦西湖”吧，妩媚的瘦西湖在城西北，湖水蜿蜒曲折，大大小小的绿屿散落其中，山环水抱，展现出了古典园林秀丽雅致的风姿，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然而，美丽的瘦西湖，朱自华却认为它是“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
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的，直到平山堂，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枝枝丫丫的支流。长堤边的春柳与桃树相间，红绿交映，颜色颇为热烈，但还是非常幽静。它与别处不同的，正是这些曲折和幽静，增添了几分神秘。
沿河最著名的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二十四桥等胜迹，散布在窈窕曲折的一湖碧水两岸，如同一位身段柔美的玉人，佩戴着玲珑的饰物。小金山在水中央，那里的水最好，赏月自然也不错。下河的人，十之八九是冲着这里来的。法海寺有全塔，据说是亁隆皇帝下江南时，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们建成的。法海寺之所以这样著名，自然是多亏了这座塔。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连成的桥。桥是拱形的，中间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因桥洞较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别有一番风味。如果从宁天门或北门下船，经过蜿蜒的城墙，便可以看到城墙倒映在水里苍黝的影子，小船便从影子上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秋色如春，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心荡漾处，一圈圈的波纹扩大开来，盈盈有声。莲花桥、白塔，还有山亭水榭、游廊曲桥、飞檐斗角……远远近近，若虚若实，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看到扬州的美丽，许多人会联想到扬州也是个“出女人”的地方。但朱自清觉得，他在大街上从来没有见过出色的女人，也许是女人很少上街吧？不过，从前所谓“出女人”的说法，其实是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不过纳妾与狎妓的风气渐渐衰落了，“出女人”这句话迟早也会消失的吧。
父亲朱鸿钧客居扬州，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又曾到远离扬州的江西做过几年盐务官，朱自华和二弟曾经在那里住了一年。因父亲在省外当差事的时候多，所以与扬州的贤豪长者没有多少交往。有脸面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酒、书画、烹调，全没有份。特别是1912年，祖父菊坡逝世，家里的收入减少，人口渐多，家道一日不如一日，出头露面的机会更少。
不仅如此，因他家没有显赫的靠山和举足轻重的社会关系，还受到恶势力的欺凌。辛亥革命那年，父亲在家里休养时，就被乡绅敲去一笔钱。
家庭落寞，生活单调，便养成了朱自华沉着倔强、疾恶如仇、洁身自好的性格。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不满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和市井俗气。“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留下的是十二分的惋惜”，“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的惆怅”（朱自清《忆》跋），回想到“儿时的梦”，朱自华无不感慨万千。其中“酸溜溜”又带着“惆怅”的滋味，让他刻骨铭心。
每当他回忆儿时在扬州的生活，曾情不自禁地说过，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他在扬州长大，在扬州接受教育，在扬州定下终身。他在扬州生活了13年，扬州是他人生旅途第一驿站，扬州永远是藏在他内心的“青灯”，“我是扬州人”！
1916年夏，经父亲朱鸿钧一手培训大的朱自华，不负老人家的厚望，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北大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这下，朱家博得许多人钦佩。为了准备他上学，全家人忙乱了一阵。到了8月，朱自华告别了祖母及父亲母亲，依依不舍地告别生活了13年的扬州，上了火车，北上京城。
随着隆隆的车声，朱自华怀着美好的愿望，奔向人生的旅途。 第一章诗的呐喊向往光明——愿望与追求的心曲
朱自华考入北京大学时，正好赶上民主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原是在马神庙干隆四女和嘉公主府中的空闲府第开办的。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1898年6月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一来，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第一任校长。1915年，北大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以下称为“门”。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
蔡元培走马上任，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自己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师生们全明白了，聘任他，什么话也用不着解释了，新校长竭力倡导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走马上任后，把创办的刊物《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并改为《新青年》，使刊物不仅成为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而且也吹响了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号角，得到了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
正当新文化运动在北京风起云涌的时候，朱自清来到这座到处是西式建筑群，且名人荟萃、“雄视一方”的高等学府。他耳闻目睹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这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新鲜，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陌生可又非常有吸引力的世界。《新青年》连续几期，发表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和很多文学作品。这些作者多半是北大的教师，身边的人，写的是共同关注的事，使朱自清读起来感到非常亲切。在新文化的滋润下，朱自清对新文化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的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开始萌芽。
也许是新文化有着很强的魅力，使他整天往图书馆跑。有时到了深夜，他全然不觉，直到工作人员向他提醒。
朱自华成长于一个传统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他耳濡目染这些陌生的新的词汇、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他看到同学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横幅，高呼“崇尚科学，发扬民主”的口号，虽说他对这些新名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却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点燃了他青春的激情，打破了家庭传统文化的禁锢，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一天，他看到同房姓查的同学，翻阅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一眼看到一张“睡吧，小小的人”的画片，朱自清感觉到这幅画“很可爱”，便向姓查的同学借过画片，捧在手中仔细读画。画片上是一个西洋女子，哼着《摇篮曲》送婴儿睡觉。窗外，一轮明月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掀动着她额前的一绺头发。花园鲜花的幽香，随着轻风飘了进来，沁人肺腑。画中的寓意，激起了他强烈的冲动，仿佛胸中有很多话，不吐不快。在创作灵感的驱使下，于是他铺开稿纸，提笔挥毫，一首新诗《睡吧，小小的人》，在他的笔下一气呵成。“睡吧，小小的人。”
明明的月照着，
微微的风吹着——
一阵阵花香，
睡魔和我们靠着。
……
他在这首诗里，不追求对画面的描摹，而是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开头第一句“睡吧，小小的人”，是母亲心灵深处对爱子的安抚，仿佛让读者也听到了那情意绵绵的哼曲声。
他在诗中，把自己追求光明的情感，向往自然的愿望，尽情地抒发，与诗的意境相辅相融，让读者感觉到他这颗年轻的心强劲的张力。他以“余捷”为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他终于举起略显幼稚的手，扣响了“文学殿堂”神圣的大门。稿子寄出后，感到自己的意识得到了释放，身心格外轻松。
但是，正当朱自清在人生旅途上迈出可喜一步的时候，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于一向在“强权”的桎梏下被人宰割的中国人民来说尤为振奋。民族要独立，国家领土应该完整，这是国际公理，是全国民众最大的愿望。中国作为战胜国把“公理”必定能够战胜“强权”的良好愿望寄托于巴黎和会上。
1919年1月8日，巴黎和会召开了，没想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还是成为被任意宰割的对象。
在和会上，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后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提议交给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又遭到日本拒绝。对此，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被大会否决了。在美、英等国的默认和要挟下，完全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使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
巴黎和会的不公，使坚信“公理一定能战胜强权”的中国人民，终从梦幻中惊醒过来并强烈抗议。连日来，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纷纷上街游行，他们久积在胸中的怒火，像火山吐焰一样爆发出来，整个北京沸腾了。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群情激奋，与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京大学法学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经济损失及领土主权等问题。会上做出四条决定：一是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是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是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四是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会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着“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曾任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现任交通总长）、陆宗舆（曾任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现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现任驻日公使）。
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巡捕阻拦，于是便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并冲入曹宅。正好曹汝霖在家与驻日大使章宗祥一起。众怒之下，学生们痛打了这两个卖国贼，还觉得不解心中的愤恨，于是向曹宅丢去一把火。
赵家楼升起了滚滚浓烟，那红色的冲天火焰腾空而起，照亮了黑暗长空。如同为这场争取民族独立、保卫领土完整的神圣斗争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横贯长空的红色感叹号！
这也是一道不灭之光，把那些祸国殃民的黑暗势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讨伐黑暗势力，激怒了北洋军阀。他们出动武装军警镇压，示威学生中有32名被逮捕（其中有北大学生20名）。
为了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
蔡校长不能走！北大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为了支援北大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再一次举行总罢课。
天安门城楼前如涛的吼声，赵家楼的冲天大火，让这位深受传统教育的哲学系青年学生朱自清，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
朱自清那颗平静的心难以平静了，他踊跃汇入了“五四”爱国斗争的洪流。他亲身感受到，这场震撼中外的爱国运动，犹如寒光闪闪的利剑，向封建王国的愚眜和黑暗刺去。也是横贯长空的火炬，使充满阴云的天宇，终于暴出了一丝光明，使他的灵魂深受震撼。
现在，身边的同学陷入黑手，他亲身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但他没有退缩，没有怯懦。强烈的正义感，激励着他那颗纯净的心灵。爱国斗争的觉醒，激发了他向往光明，用新诗发出正义的呐喊。
他每当做完功课后，就沉浸在艺术的殿堂里，决意拿起诗歌这管号角，让思辨与想象齐飞，于1919年秋冬，他创作了《光明》《新年》，倾泻自己对现实感受的激情。1923年他创作《细雨》等多首诗歌。
他在《光明》这首诗里，将幻化的情景和艺术的想象尽情发挥：一个茫茫的黑夜，细雨伴着狂风，他一个人走在村边的那条久未流过水的小河旁，那里已有了发黄的枯草，柳叶都落光了，剩下那光秃秃的枝条在秋风中摇摆着。光明在何方，将往哪里走？他向茫茫黑夜中的大地振臂呼唤着：
风雨沉沉的夜里，
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
叫我怎样好走？
封建政府，就是黑暗社会根源，只有光明能够将它刺穿。可是，夜沉沉，路温温，光明在哪里？他思索着：在这风雨沉沉的暗夜，如何去获得“光明”？黑暗的歧路万千，哪里才是光明的路向？这些，他虽不十分明确，但态度是积极的，决心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青年，对光明有着强烈的追求：“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
让我们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自己去创造！”
很明确，在末尾的诗句，他的回答是积极的。年轻的朱自清知道，光明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祈求别人的赐予，一切都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他这种奋发自强的姿态，正是“五四”精神的继续。
好一片满月的光，静静地躺在地上！
枯树们的疏影，荡漾出她们伶俐的模样。
他深恶社会的黑暗，通过这沉沉的黑夜，幻化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深情地用诗的生动语言，表达对光明的渴盼：
月啊！我永永浸在你光明的海里，
长是和你一般雪亮！
在这首《满月的光》中，他通过对光耀环宇的月景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向往光明的迫切心情，这是他对现实的理性思考。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新的序幕，也开启了年青一代的心灵。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他不仅思想意识有了觉醒，而且在向往上也是积极的。
努力寻找出路，积极向往光明，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他沐浴了“五四”风雨的结果。
1919年，在朱自清的人生中，占有重要一页。眼看这搏击风雨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回想过去一年里，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在年终岁尽的一个晚上，他铺开稿纸，怀着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
夜幕沉沉，
笼罩着大地。
新年天半飞来，
啊！好美丽鲜红的雨翅！
她口中含着黄澄澄的金粒——“未来”的种子。
在这首题为《新年》的诗里，朱自清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把新年拟人化，以象征的手法，把自己对祖国未来的希望以及爱国主义激情，孕蓄在那美丽的想象里。诗中“她”含着一颗黄澄澄的“未来种子”，便是祖国未来的象征。希望这颗“‘未来’的种子”，在雨露的沐浴下，绽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朱自清对诗歌的创作，其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反对写“没相干的情感”“仓促的粗制品”，主张要“用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写诗（《短诗与长诗》）。他在《新年》这首诗里，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完全融入“看见新年好乐”之中。于是将五四风雨后的新年，幻化为美丽天使，展开“美丽鲜红的两翅”，“从天半飞来”，她带来红的光，其动人的光彩，照彻了黑暗的夜幕；羽翼鼓动的响声，惊醒了沉睡的人们，欢呼新的一年到来。这美丽的形象，就是他美丽的憧憬。那黄澄澄的种子，便是祖国崭新未来的象征，新年，就是新的开始。
新年交给你们，
那颗圆圆的金粒，
她说，“快好好地种起来，
这是你们生命的秘密！”《新年》实际上是一首五四运动激情的赞歌，对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在他年轻的心中，倍加珍惜。从这生动的语言不难看出，他力求以具体的富有表现力的形象来感染人，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存积在画面里，诱发读者去作积极的联想。
从经历平民教育宣讲团到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激发了灵感敏捷的朱自清的创作激情，连续发表不少诗作。即使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这种冲动一如既往。
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用对自然界的感知，结合哲理性的深邃思索，将散落的点点滴滴的发现和感兴，熔铸成优美的诗篇。他那诗的呐喊，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弦。
新年一过，他围绕“光明”这个主题，在1月9日，写了发光的《煤》，歌颂它“一阵阵透出赤和热”。还写了向阳的《小草》，光明的《路灯》等诗，都含有象征的意味，富有艺术的暗示性，微妙地表露了年轻的朱自清内心世界执着的追求，为呼唤光明振臂呐喊。
转眼到了5月，他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提前一年毕业。朱自清手捧着毕业证书喜不自禁时，又接到家中来信，说他的大女儿采芷出生了，可以说是喜上加喜。寻找出路——苦闷心灵的呼声
1922年初春，朱自清带着家眷，从扬州来到杭州。这时，叶圣陶已经离开了杭州。好友不在，他似乎感到有些孤独，于是应蔡元培之聘，和郑振铎、爱国诗人罗先珂做伴，一起来到北京，任北大讲师。可没过多久，因妻子武钟谦与母亲产生了一些隔阂，无奈之下，朱自清只好辞职，离开北京，应允浙江省第六师校长郑鹤春的聘请，独自到台州任教，把妻子和儿女留在杭州。
朱自清一个人在台州，便有了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时间。他对光明和民主的追求，是在热火朝天的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此时，虽说已经过去两年多，但朱自清在“五四”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还存贮在心头。但他不甘心只是存贮，希望继续喷发。
可是，革命的大潮退却后，社会又还原于原来的黑暗，大军阀曹锟、徐世昌、吴佩孚等沆瀣一气，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轮换表演一幕幕丑剧，使神州大地一片荒芜。黑暗不公的社会，依然如荒滩一片。这些使他的心情极不平静，掀起汹涌大潮。也许是这些理念长期郁积于胸，压力不断加大，简直会一触即发。
他昂首问苍天，奔向光明的路在哪里？为什么那时热情向往的种子“金粒”，没有在神州大地发芽开花？
朱自清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眼看着风雨飘摇的漫漫黑夜，内心惶惶不安。光明之路在何方？他痛苦，困惑。他在这种心情下，写下《转眼》，尽情地倾吐自己心中的积郁：
理不清的现在，
摸不着的将来，
谁可懂得，
谁能说出呢？
况他这随愁上下的，
在茫茫漠漠里
还能有所把捉么？
朱自清的这些诗句，真实地吐露了自己徘徊、郁闷的心情，现在理不清，将来也是摸不着，这些“忧愁”在茫漠里游动，不知如何把捉：
待顺流而下罢！
空辜负了天生的“我”；
待逆流而上呵，
又惭愧着无力的他。
时下，让他痛苦的是，“顺流而下”吧，“空辜负了天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吧，“又惭愧着无力的他”，“剩下有踯躅”。于是他痛苦极了，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强烈的呼告：
这样莽莽荡荡的世界之中，
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
朱自清1920年自北大毕业后，从在杭州一师任教开始，至今差不多要满两年了。虽然自己曾满怀一腔热血，希望迎来一个平等、富裕的中国，但黑暗社会依然如旧，穷苦的人们还是像往日那样辛劳。大街上店铺天未大亮便早早开门，以招揽顾客；做苦工的平民，天不亮就出门，希望今日能赚回生活的钱，平等在哪里？这与他所向往的社会相差甚远啊。
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后，他才觉得自己过去沉湎于幻想，只是在梦的王国里遨游。原来，现实世界与自己内心世界仍有很大差距。回想过去，凝视现实，他不禁萌发严重的失落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出路在何方？为了倾诉心中的积郁，他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自从撒旦摘了“人间的花”，
上帝时常叹息，
又时常哀哭，
所以才有风雨了。
在这首较长的新诗《自从》中，他虚构自从撒旦失落了“人间之花”后，上帝便时常叹息哭泣，由于上帝哀叹，人们便去寻找那失落的花朵。可结果又怎样呢？回答是：
我寻找了二三十年，
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啊，
近，近，近，——眼前，
远，远，远，——天边！
朱自清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会口若悬河、长篇大论地夸夸其谈。但他的追求是执着的，一旦认清楚了的事，就会一如既往。当感觉到“希望”之花已经枯萎时，心中的痛苦无不刻骨铭心。但他决不放弃，哪怕自己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哪怕是灵魂不堪重负，他仍不余遗力地呐喊：
我们的地母，
那“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地母呵，
却合了掌给我们祝福了；
伊只有徒然地祝福了！——
清泪从伊干瘪的眼眶里，
像瀑布般的流泻，
那便是一条条的川流了。
他在《旅路》这首诗里，用那已经疲惫不堪、布满创伤的灵魂，发出凄婉的泣诉：
我再三说，我倦了，
恕我，不能上前了！
倦，其实是精神不堪重负。郁闷的愁云，在心头凝聚，以致他自己也觉得，其形象何其苍白无力。随着郁闷的愁云的积压，心里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几乎失去了平衡。但是，他心中虽然深感痛苦，却没有颓废。
朱自清的心情如此低落，与他的生活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22年2月，时值“五四”的低潮。朱自清本来是心情郁闷，又是他一个人来到台州，把妻子儿女留在杭州。平日上完课，可以出外走走。不过多数时间，还是一个人闷在屋里。到了夜晚，孤灯独影，格外想家。当他看到那盏飘忽不定的灯火，便更加强烈地想念妻子。他不禁写道：“那泱泱黑暗中熠耀着的，一颗黄黄的光呵，我将由你的熠耀里，凝视她明媚的双眼。”毁灭自我——思想奔突与升华
在台州，朱自清郁闷的愁云愈积愈浓，心里的空间也愈来愈小，终于失去了平衡。他的内心虽然痛苦，但始终没有颓废，而一直面向人生，苦苦探索。对此，叶圣陶曾经说过：“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的人（叶圣陶《与佩弦》）。
因他一个人在台州，人少静谧，在寂静的环境里，就常常回首过去，自己也曾有过追求，有过向往，也曾有过兴奋，有过痛苦和欢乐。昏昏的灯，沉沉的夜，在一种说不清的茕独凄凉的愁绪中，他惆怅万分。不过，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他的脚步并没有停顿，还是迈步向前，继续探求。他曾在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
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已。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这宗心绪写成一首诗，名曰《匆匆》。《匆匆》写于1923年3月，这时他处于“看不清现在，摸不着将来”（《转眼》），徘徊于人生路口，感到无限空虚与惆怅之中。从联想自己的青春，默计逝去光阴，虚掷无数时光。他不甘心时光匆匆而过。他不愿让岁月蹉跎。在彷徨中，尽管寂寞、无聊、心绪不宁，然而，他仍坚持上进，能有所作为。他在散文诗《匆匆》里，便是从客观自然现象中捕捉这一形象，开头便对时光一去难返进行客观描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再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他对时间的流去虽然非常痛惜，却仍有所思，有所为。在《匆匆》里，他细心地把捉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触景生情，从中联想到自己逝去的青春，不禁发出沉重的惋惜之叹。是的，不愿蹉跎岁月，浪费青春，虽彷徨仍希望有所作为，可见朱自清这时的情绪是复杂的。
后来，他从台州回到一师时，与一个朋友讨论人生问题，谁知那位朋友主张刹那主义，不管什么道德和法律，只求刹那间的享乐。朱自清却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这只是一种颓废主义。他说：
我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以前的错处与失败，全只在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都不曾做正经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
他也主张刹那主义，但其含义与那位朋友完全不同。他认为“刹那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回顾过去，而是面对未来：“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和谐，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朱自清《刹那》）
暑期他携妻子儿女回扬州和家人团聚。在扬州，他仍苦苦思索人生问题，决心解脱生活中的种种纠缠，立定脚跟，安下心来，从小处、近处做起，切切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夜很深了，沉思中的他，写作的冲动，如奔涌波涛，撞击着他的心灵。他提笔想抒写一首长诗。由于家中人多事杂，他定不下心来，只写了个开头，暑假就已经结束了。
在暑假即将结束时，他想到曾答应浙江第六师的学生去台州。于是他休完暑假后，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轮船来到台州。因一时找不到住处，暂时住在新嘉兴旅馆。六师的同学听说朱老师来了，欢呼雀跃，连夜赶来旅馆探望。
因小旅馆的灯光昏暗，加之屋子不大，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感到闷热。因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朱老师，大家非常兴奋，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师生们围绕这时出版的文学书籍，快乐地挥扇长谈，也笑着谈着近来的学习成绩。这时，朱自清从行李袋中拿出了一个小皮包，从包里掏出一卷稿子。同学们接过一看，见是一首长诗，题目是《毁灭》。虽说还只写了两节，但大家看后，觉得十分感人，都盼望他早些把诗写完。
寂寞的环境更适于反思与反省。检讨过去，计算未来，自己也曾有过追求与向往，也有过痛苦与欢乐，但平坦的路在哪里呢？11月7日，他写给俞平伯信中，曾详尽地表明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他说“近来极感到颓废的滋味与现实的懊恼”，由此而“感到空虚”，但又“不堪这个空虚”。于是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
弟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他从不务空想，不甘沦落，一直执着地坚持“只管一步步走”的务实精神。而这种务实精神，就是他一贯的性格：执着！
朱自清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改变执着，形成了他的务实作风和踏实的为人风格。在台州，他一个人在陋室中，将纷乱的思绪幻化为生动的形象，借助他丰富的想象力，激起汹涌的情思，凝聚于笔端，奋力挥毫。
朱自清除了每日上课备课外，还要改六师同学们写的文章，所以很忙。不仅如此，杭州一师的同学，也不时地寄稿子过来要他批改。只有在工作之余，他才能静下来，拿起笔，继续创作长诗《毁灭》。
12月的一天，学生们又来到他家时，朱自清拿出自己刚写完的长诗《毁灭》原稿，同学们接过来一看，是分行写的，如果把稿纸粘起来，足有两丈长。朱自清对他们说，自己因为功课忙，没有时间抄。同学们听了，个个愿意为他效劳，在课余时间帮他誊清。
朱自清看到誊写好的稿子，觉得这样太费版面，便改为散文式的，寄给《小说月报》。
1923年3月，朱自清的长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在文艺界立即涌起了强烈反响。
朱自清把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全部体现在诗的蔓延的结构之中，并蕴含了无数形象于里头。全诗共有八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毁灭的开场。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的化身，寄寓着对生活的感受和态度。于是这个“我”一开始，便坦言宣告：
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清清的，青青的泥土上，
不曾印着浅浅的，隐隐约约的，我的足迹！
这也是朱自清所说的，“丝毫立不定脚跟”的“空虚”之感。他要走出这种长期潜伏于心中的感受困惑，不愿长期地飘忽在白云蓝天中，深溺在渊流里头，立志要脚踏实地，回归“自己的国土”。这是积极的否定，深刻的检讨，也是走出了专崇实际的重要一步。
在《毁灭》第一层次和第四层次里，朱自清深感自己的脚尖，踏不上“自己的国土”而产生不满情绪和痛苦心情：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在风尘里老了，
在风尘里衰了，
仅存一个懒恹恹的身子，
几堆黑簇簇的身子！
接下来的六个层次是毁灭的展开，诗人通过奇妙而独特的想象，把他积郁在心中深处的复杂思绪，形象化地表现出来：那里有“茫茫的淡月，笼着那静静的湖面”，有“雪样的衣裙”，“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的姑娘，有“相互夸耀着”的“如去的朋友”，有“天花乱坠”的“巧妙玄言”，有“引着我下去”的“灵弱的心”，有象征着死神的“黑衣的力士”和“白衣的小姑娘”等景象，都是人生、社会、家庭对“我”的种种诱惑和压力的意象表现。
面对这些幻化的形象，朱自清觉得这些都是阻碍他“专崇实际”的纠缠，因此他都要将它们“撇开”，都要“丢去”，他坚决摆脱大自然和情爱的引诱，抛开高远空想的虚幻，战胜灵弱的心和死神的诱惑与胁迫，他挣扎复挣扎，“掉转头，走你自家的路”。最后一个层次是毁灭的终结：“什么影像都泯灭了，什么光芒都收敛了”，于是“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他尊严地宣告：
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值得关注的是，朱自清在《毁灭》里，不仅着力于他的思想真正“转向”，而且还带有淡淡哀愁：
虽有饿着的肚子，
拘挛着的手，
乱蓬蓬秋草般长的头发，
凹进的双眼，
和软软的脚，
尤其灵弱的心，
都引着我下去，
直向底里去，
……“直向底里去”，字字千斤！在五四高潮过后，一些觉醒了的青年，由于没有与群众这个主流结合，而产生了彷徨苦闷的情绪，有的陷于悲观颓废而不能自拔，有的流于绝望空想却步不前，而朱自清却敢于面向实际，虽彷徨却仍在挣扎，力图排除纠缠而有所作为，终于发出了这样响亮的高呼。
在《毁灭》里，“他”终于从天风中落了下来，踏在“自己的国土”上，踏在“青青的泥土上”，委曲周致地表达了自己头绪繁多错综复杂的思路。不难看出，他要毁灭的是束缚他的种种矛盾和纠缠，唯其如此，才能“专崇实际”，达到“转向”的目的。
因此，毁灭并不是消极地抹杀一切，否定一切，他要毁灭的，只是那些“缠缠绵绵”的情感，“渺渺如轻纱”的憧憬，“迷迷恋恋”的蛊惑，以及“死之国”的威胁。年轻的他不愿“轻轻地速朽”，要用“仅有的力量”，回到“生源之上”。他这是对人生积极的肯定，对生活的积极探求，虽然流转在诗里，尚有一丝淡淡的哀愁、彷徨的苦闷情绪，但“别耽搁吧，走！走！走！”流贯全诗的是一股在刹那主义指导下，面对实际、力求有所作为的上进精神。
丢掉无能为力玄言，其实就是他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在艺术上，朱自清主张“长诗低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蔓延，描写必是委曲周致”。
在《毁灭》里，朱自清将自己汹涌的情思，体现在那回环复往的蔓延结构之中，通过复杂、对比、象征、比喻等种种手法，委曲周致地表现出来。长诗在思想艺术上都要有高度的成就。
恰好，在《毁灭》发表的时刻，朱自清接受了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聘请，离开了台州六师同学，到温州去了。 第二章文朋诗友并肩战斗——与战友邓中夏
朱自清和邓中夏，是在五四风雨里认识的，他们的友谊，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1918年11月，整个北京城处于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中国以协约国成为胜利国，本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消息传到北京，全城一片沸腾，市民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庆祝。为了庆祝胜利，北京学界从11月14日起，各校放假，举行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由于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后来由半天而延长到一天。下午，举行游街大会，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平民教育讲演团”举行讲演大会，参加的学生达三万多人。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的自觉心”为宗旨，目的是让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
李大钊也参加了讲演，他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北大教师崔适还赋诗志庆，讲演团讲演的效果非常好，北大放假又延长三天。
为了让国民了解国外强权势力，平民教育讲演团为此开展宣传教育流动讲演。1919年3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消息：
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邓康即邓中夏，字仲獬，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了校长蔡元培支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
讲演团以三到五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打着讲演团的宣传旗号，携带铜锣或者鼓号，到庙会等人多而适当的地方进行宣讲。讲演团成立之后，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街头讲演活动。除了北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加入。
这天北大《日刊》同时登载了《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章程》。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过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并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5日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蔡元培在这两天都发表了演讲，他说：“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一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有力地号召学生走出校园，让国家和世界休戚与共，这对讲演活动的开展是个不小的推动。
文科学长陈独秀等教授也参加演讲。演讲时间，每人只限五分钟。其实，每人也只能讲五分钟，因为此时北京气候干燥，加之北风剧烈，不到五分钟，讲演人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决定再次停课三天，在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
过了不久，大考就要到了，朱自清在三年时间里，修完了哲学系四年的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仍是继续抓紧活动。3月间，邓中夏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成四组，朱自清担任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责任。
4月6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乘车从北京出发去通县，于10点钟左右到达。饭后11时许，分组在热闹的地方进行讲演。朱自清讲演的题目是《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讲演分组一共讲了六次，听众达500余人。讲演结束后，到潞河公园游览，还参加了通俗展览馆。
这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把视线关注于劳工运动，并且积极筹备“五一”劳动节活动，准备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5月1日这天，晴空万里，艳阳似火，群情激愤，北京大学工人和学生共5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号召人们把“五一”节当作指路明灯，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讲演团也积极配合，深入进行讲演。朱自清在北京街头做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讲演。他慷慨陈词，向人们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纪念意义。
在这红色的五月里，他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提前一年毕业了。正当他十分庆幸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出生了，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到了6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哺育他多年的北京大学，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启程南归了。
他和邓中夏再次交流，隔了几年。
1924年2月下旬，朱自清离开了任教的温州，到浙江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教书。在4月初，他写完《温州踪迹》中的两篇文章后，虽说心里松了口气，但有一桩往事，像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激起了汹涌的波澜。
他的不安，是由邓中夏的两篇文章引起的。
邓中夏远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因身份暴露，被军阀、政府通缉。为了安全，这年3月，在组织安排下，邓中夏秘密地从北京来到上海。
邓中夏来到上海后，改名为邓安石，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同时还兼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正巧，编辑部安排邓中夏分管文学。他十分关心当前诗坛的情况，不时发表文章进行评论。
这时，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教书，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邓中夏写的《新诗人的棒喝》（载1923年12月1日《中国青年》第7期），邓中夏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提出，希望诗人不要“坐在暖阁里做诗”，要“注意社会问题”。
没过多久，朱自清又在《中国青年》上看到邓中夏的另一篇文章《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进一步要求诗人“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文章的最后，抄录了他在三年前过洞庭湖时所做的两首诗。
这些文章和诗，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情怀，朱自清读后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
春夜，万籁俱寂。然而，朱自清却秉笔凝思，毫无睡意。他仿佛又看到邓中夏叱咤风云的英姿，曾与他共同战斗的无数镜头扑面而来，犹如又听到他春雷般的声音，振聋发聩。
此时，邓中夏那动人的形象，又浮现在他的脑际，让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激起他的创作冲动。
他伏在茕茕孤灯下，运用创造性的艺术方式，奋笔挥毫，他要用诗的形式，来塑造一个用自己双手创造光明的革命先驱形象，凸显邓中夏崇高的精神世界，表现他无坚不摧的性格特征，有力地显示他改革现实的坚强意志。在他的笔下，邓中夏就是毁旧创新的革命力量的化身。不仅如此，整首诗的内容和旋律，都是与邓中夏的诗相应和。
朱自清将这首诗一气呵成，把自己的无限景仰革命的真情，熔铸在字里行间。4月15日，他将这首诗寄往上海《中国青年》杂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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